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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拒绝遗忘

曹荻秋市长在讲话中除“文革”套话外,还提到了在各个学校中都出现了少数派的现象,说对少数派应该保护一下,但少数派同学也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你们是少数?曹市长明显支持多数派。当时的多数派是拥护校党委拥护市委的,矛头始终对着“牛鬼蛇神”或党委抛出来的“当权派”;而少数派属不听话的一些人,会把矛头对准党委甚至市委。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多数派)放出狠话:目前相当于反右斗争“引蛇出洞”阶段,让这些反党分子跳出来,以后算总账!老红卫兵是多数派的核心。

主席台突然灯光大亮,扩音器响起了“东方红”,雨中的人们傻瓜似地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也伸长脖子向主席台张望: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仍然是曹荻秋、马天水等一些上海市委的领导,大家很失望——毛主席没来!之后凡开重要大会,开场必放“东方红”,江湾体育场是第一次,所以人们会有上当的感觉。

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教职员工大多数是紧跟校党委的,和其他学校的多数派一样。学员则不然。我校学员来自上海各工厂,尽管他们在自己单位里属培养对象因此不会去找单位领导麻烦,但在学校里大多数人不买校党委的账,成了誓把业余工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力军。

这一天我们去江湾体育场开大会。没进入会场就下起雨来。场地聚集了几万人,全上海高校师生都来了。有部分学生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显得很威风,他们是第一批红卫兵,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才能参加。(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一般干部还轮不上;第一批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他们最革命!只有他们敢把老师活活打死。)

此时各个学校涌现了许多“战斗组”、“战斗队”甚至“战斗兵团”。这的确是“新生事物”。过去大字报上都具真名;几个人合写便以单位具名,如:总务科部分革命群众;后来用笔名代表这几个人,如:“千钧棒”;最后便成了“千钧棒战斗队”。

多数派和少数派

我所在的物理教研组有部分教师成立了“红旗战斗组”,这些教师都是党团员,一贯的革命左派。“红旗战斗组”的头是教研室党支部副书记老蔡,一位干练的中年妇女。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红旗战斗组”联合学校其他左派组织了一次批斗庄校长的大会,他们称之为“首斗庄格”。大会上多人发言批判,从批判发言中我们知道了庄校长曲折的过去:他生长在大别山下的湖北英山县,1929年参加革命,许多高官如南京军区副司令林维先当年还是他部下。1930年代初,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他生病留下了,后来找不到党组织便辗转去了安徽(批判者说他开小差当逃兵),抗日战争开始后庄格才和新四军接上头,但党龄从1938年开始,红军时代的党龄不算了——据称庄格对此相当不满。1950年代,庄校长在安徽省委当办公厅主任时和他的顶头上司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闹翻了,又把他纳入“刘秀山反党集团”开除了党籍,直到1962年才平反到我们学校当副校长。批斗大会上,庄格对他受到的指摘全部否认,态度异常强硬。几个充满“革命义愤”的人冲上台去打算“教训”他一番,不料庄校长脱去外衣叫大家看他身上战争留下的伤疤!这一手镇住了打算动手的左派,台下很多学员闹了起来,表示声援庄格,批斗会开不下去了。

党团员积极分子组成的左派在江校长为首的党委和各级党支部领导下,把火力集中到了庄校长身上。大家心里清楚:根据“文革”“十六条”精神,必须弄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小还不行,必须是校领导这样的大官;李书记是江校长的亲密助手,而庄校长是和江校长有矛盾的,所以庄校长必须是走资派!江校长在各种场合都表示,那张说庄格是我校黑线头子的大字报十分敏锐,是份革命的大字报。

接着几个学员找庄格了解校党委内部状况,并把庄格谈话内容写成大字报。庄校长只对江校长一个人进行了反击!他“揭发”江竞帆历史上犯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错误,对市委派他到业余工大来当党委书记更是心怀不满,说这是把他“放到仓库里”。诸如此类,披露了许多。于是学员们把火力从李书记扩大到江校长身上。江校长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学校开了全校师生学习“十六条”大会,江校长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要把学校的“文革”进行到底!党委成员尤其他本人要在烈火中烧一烧!在万吨水压机压一压!考验一下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庄校长不是省油的灯!

江校长的做派和李书记截然不同。平时见到我们这些普通人总是如沐春风地点头招呼:你好!有位同事下班回家,正巧碰上江校长的小轿车出门,江校长竟然会喊他上车搭一段路,车上江校长问他是哪个教研室的?姓甚名谁?上什么课?这个同事受宠若惊了好一阵子。总之,江校长给大家的印象在4个校领导中最好!早就听讲江校长1950年代就是市委委员和杨浦区委第一书记,后来不知什么事被柯庆施罢了官,贬到彭浦机器厂当厂长;1960年代初派到我们学校当党委书记,算是相当委屈了。江校长是10级干部,相当于部队的副军级。

阿娘闯祸

第二天另一个政工干部把老姜受辱的经过写了大字报贴出来,为老姜鸣不平。党团员积极分子纷纷响应,也有不少工人学员表示不赞成3个分校学员的过激行动。有个姓过的人事干部讲杀了她的头她也不相信李书记会有问题,之后被人称为“过铁头”。无论如何,党委副书记李士吉不大适合领导学校运动了。于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竞帆不得不从幕后转到了台前。江校长是实际上的我校第一号人物。

宁波人把祖父祖母称作阿爷阿娘。阿爷阿娘住在前厢房,母亲和我住后厢房,父亲去世后阿爷阿娘和我们仍住在一起。

虹口长宁徐汇3个分校的学员敲锣打鼓来到总校,为的是要对李士吉采取“革命行动”,要给李书记戴一顶纸糊并写有“腐化堕落分子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李书记得到通报早已溜之大吉,学员们找不着他,气得差点要砸东西。偏偏有一政工干部姜正鸿,仗着自己也是毕业留校的工人学员,“大家都是工人阶级”,居然对学员做起了“思想工作”,要他们不能偏听偏信李书记前妻揭发的“腐化堕落”内容:夫妻相骂无好话,更何况离婚夫妻;要有真凭实据等等。(姜的话不错,可惜他只局限于李书记,对广大“牛鬼蛇神”为何不要求“真凭实据”?)火头上的工人学员不买他的账,双方吵了起来,还有了肢体动作,人多势众的学员把老姜捆了起来,把那顶高帽子上的字改成“保皇派”,给他戴上。

1966年8月上门打劫的大抄家开始之时,阿娘的小兄弟我称之为小舅公的,神色紧张地来我家,告诉我们要有被抄家的思想准备。他听说银行的革命派奉党委指示要对解放前当过旧银行高管的人家统一采取“革命行动”。阿爷先是颇为害怕,后来却对小舅公说大概不会有事。一来自己当中央银行高管如九江办事处主任桂林支行经理是1930年代的往事了,后来脱离中央银行回沪,抗战胜利后再进中央银行只是清闲差使,又在解放初退职了,恐怕银行不会想到他;国庆他爸当过农行襄理不假,但人死了好几年,不至于再来算旧账吧?

我注意到李书记穿得相当朴素,脚上换了一双布鞋。因为有大字报批判李士吉(大字报不称李书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穿着“三包一尖”。何谓“三包”?我到今天仍不明白,只知道吹过风的头发就有被称作“大包头”的风险。李书记穿的皮鞋,头是尖的(老式男皮鞋均为尖头),算“一尖”。这几天街上中学生“革命小将”们拿剪刀正到处找“三包一尖”呢。

阿爷在惶惶不安中等了一些日子,什么事没有。他放心了,一如既往地读起了宋词和《阅微草堂笔记》。

“吃过了、吃过了。”我和颜悦色地回答他,当时我对这些打过仗、年长的大干部还是蛮尊敬的。

谁也想不到,阿娘会引来了抄家。

我颇为意外,因为李书记平时总板着脸,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别人的问候至多微微点下头,绝对不会对他叫不出姓名的普通教师主动打招呼。记得一次我们教研室开会,李书记披着呢大衣出现在会议室门口,黄主任立即站起来让出座位,他正眼也不瞧黄林,径直踱进来坐在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老刘旁边,弄得黄林主任好不尴尬。那时的李书记身穿一套哔叽料子中山装,除了夏天、身上永远披着呢大衣(很少穿上),头上和脚下总是乌光锃亮。端的是一位高官架势。

阿娘一辈子当家庭妇女,小脚老太,略识几个字、永远不懂政治,偏偏是她闯了祸!

一天中午,我在楼梯拐角遇见李书记,他笑容满面地问我:吃过饭没有?

阿爷在宁波农村洪塘有一处祖屋,阿娘每年去住一两个月(阿爷基本上不去),回上海时阿娘会带一点宁波土产给阿爷,解解乡愁。据阿娘讲她要是不回老家,家里东西早就被人偷光了。祸就闯在这里。

江校长掌控局势

那天从学校回到家里,阿爷坐在沙发上紧皱双眉一言不发,母亲告诉我宁波乡下来了两个“贫下中农红卫兵”(两个中年人),声称阿爷老家被人翻得一塌糊涂!阿娘一听急煞了,立刻收拾衣物就跟他们走了,去宁波了。阿爷终于开口说话:他觉得蹊跷。这两个人是本家晚辈,为啥见到他老人家伯伯叔叔也不叫一声?恐怕来者不善。

李书记前妻的大字报犹如一个重磅炸弹,在学校展开了一阵阵冲击波。有些“革命群众”包括学员写大字报声援李书记前妻,责问李书记;原先的“革命左派”、党团员积极分子如蒋科员等却保持沉默。在倒李保李上出现了两派,造反派保皇派之分初见端倪。

果不其然,阿爷话音刚落,邻居敲门进来说楼下后门对面有一张批判阿娘的大字报。阿爷和我立刻下楼去看,大字报上阿娘的姓名赫然在目,还打上了叉叉。大字报称阿娘是反动派四大家族成员,是宋美龄结拜姐妹,常在一起吃酒,在乡下一贯反动,专和贫下中农作对。辱骂贫下中农是“抢犯”、是“贼骨头”等等。署名是宁波洪塘公社贫下中农红卫兵,但大字报是居委会受他们委托贴上的。

搅局大字报是李书记前妻贴在校门旁的。大字报上都是夫妻间才会讲的私房话,譬如李书记说:宁可做鸡头不想当牛尾巴——前妻“上线上纲”为“有野心”;大字报“揭发”李书记热衷于读《资治通鉴》,从来不学《毛选》,心里没有毛主席……诸如此类的话和事不少。

我扶阿爷回到家。脸色惨白的阿爷连声讲:老太婆闯祸了、老太婆闯祸了!对其讲莫瞎讲莫瞎讲,其就是不听。东西被人拿了就拿了,又不值几个钱。硬是和别人吵。原来1930年代阿爷当中央银行九江办事处主任时还兼庐山办事处主任,每年夏天待在山上。因为南京政府各大员夏天都上庐山办公,中央银行等于政府金库,作为金库的头阿爷几乎天天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打交道,当然也和中央银行的顶头上司宋子文有往来。孔祥熙举行酒会,阿爷带阿娘一道参加,自然见到宋霭龄甚至宋美龄蒋介石和许多要员。这段日子阿娘自认为很风光,因此我从小就听阿娘常常把孔夫人蒋夫人孔部长宋部长委员长挂在嘴里。经过大家劝说,委员长孔部长不提了,看来不提蒋夫人孔夫人阿娘很难做到,阿娘总说这两位夫人对她“交关客气”。

学校“文革”本来在党委的掌控之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谁也没料到一张校外来的大字报把局势搅乱了,乱得一塌糊涂!

当天深夜,一帮人来敲门抄家了。他们一来就声明他们是金星笔厂工人阶级革命派,受居委会之托代宁波贫下中农抄家。抄家也有代的,真是匪夷所思。接着就叫阿爷站着接受批斗,称阿爷是“吸血鬼”,要他把手枪和“变天账”交出来。吓坏了的阿爷讲,手枪他这一生一世不曾碰过。几个人翻箱倒柜找金银首饰和“四旧”。我问他们:我们并非地主资本家,为什么要抄我们家?革命工人说我态度不好,命令我也站着陪斗,有人骂我是“狗崽子”。我高声说,我是业余工大的教师,你们厂的李金梅还是我的学生呢。(李是党员团干部)这一招果然有效,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和善了,让我进了自己房间坐下,还扯了几句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的套话。这支抄家队伍是党委领导下的左派,不是之后的造反派,所以吃党员团干部这一套。有个家伙眼尖,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本《大戏考》,立刻严肃地说:

当时的“革命左派”、“积极分子”完全是“党指向哪里,我们打到那里”,而且很会揣摩领导意图,尽管过去见到不苟言笑神情严厉的庄校长都会点头哈腰(庄校长是1929年入党、来自大别山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现在纷纷写大字报“声讨”庄格。更有一份长篇大字报,是姓蒋的科员的大作。他认为我校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黑线头子庄格,下面有陈鑫(校长办公室主任、庄校长的助手)、黄林(基础教研室主任、已“揪出”),并把学校一切“牛鬼蛇神”统统归入这条黑线,包括初人兄。印象之中庄格始终在指挥学校全体“牛鬼蛇神”如何复辟资本主义。看了这份大字报不得不佩服蒋某丰富的想象力。同事老袁说蒋唯镜运动结束后有望升科长了。

“你是个人民教师,怎么还保存‘四旧’?我们代你扫了!”

学校出现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庄格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署名是两位校领导:李书记和明校长。“庄格同志”也是校领导——庄校长。此前写大字报的都是“革命群众”,领导只在幕后指挥,从不署名。据说领导一署名等于给人定性,因此不能过早表态。没想到校领导竟然出手了,而且矛头直指庄校长。所以这张大字报引来了全校的关注。大字报说庄校长在负责人事工作中不突出政治、乱招人;管财务突击花钱,把市里拨下的预算用光;当受到党委批评时竟甩手不干了,等等。当时学校领导有4位:江校长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文革”初仍在农村领导四清工作,即将回校(有人讲已经回校但不露面);李书记是党委副书记,目前领导学校的运动;庄校长是主管行政的副校长;明校长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校长是市总工会主席市委常委张祺,属挂名校长,一年见不到一回。

我被拿走了《大戏考》,放到今天是一份珍贵的京剧资料。大概他们看在我是业余工大教师的份上,没有抄我房间的家(只是看了一下),但是阿爷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还开了一份清单叫阿爷签字,清单却没留给阿爷。第二天阿爷发现一件上衣口袋里有阿娘不知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几百美元,他认为是抄家队伍故意留下考验他是否老实?!吓破胆的阿爷去交给了居委会换了一张收据。为此阿爷懊悔了好几年。

大字报上给人扣的帽子多到难以想象,除传统的地富反坏右和“文革”专有的走资派反动权威之外,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特务、汉奸、托派分子、漏网地主漏网富农漏网右派、反动天主教分子(龚品梅分子)、三青团分子、三开分子、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反革命分子臭老婆、国民党反动工会分子……好家伙!学校里有这么多“牛鬼蛇神”。问问别的单位,也和我们差不多。这里解释一下那么多“分子”的来历:比如“三开分子”指的是某会计,日本人占领时期在企业算账,1945年之后仍算账,1949年之后继续算账当学校会计,便被称作三个时代都吃得开,叫“三开分子”,属“牛鬼蛇神”。

叔叔姑姑来我家劝慰阿爷、埋怨阿娘,不免也为去了宁波的阿娘担心,然而无人敢去宁波。不久有亲戚从乡下来告诉了我们阿娘的遭遇,让人啼笑皆非。原来,乡下“贫下中农”开会批斗阿娘,不料阿娘和批斗她的人对骂,坚持拿她东西的人是贼。气愤的“群众”给她戴上高帽子游街,她是小脚走得很慢,人们只得陪着走。到了一家点心店,阿娘宣布她肚子饿了要吃点心,“杀头还要让人吃饱再杀呢”,人们只得让她进店,阿娘戴着高帽子慢条斯理地吃了两碗汤圆。再走时贫下中农们没有斗志了,游街结束。没人敢打阿娘。据说因为阿娘毕竟是长辈,又有其他本家说她不是地主富农本不该挨斗,再说70岁的老人万一打出人性命来怎么办?所以后来不了了之。

“文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日子,“牛鬼蛇神”也揪出了不少,运动却毫无结束的迹象。这个局面学校党委意想不到,连市委也弄不清楚。

你们算了。阿娘却不肯算了!阿娘到拿她家里东西的人家,一家挨一家地去讨回,你不还她坐在你家不走,还在你家烧夜饭吃。据阿娘讲,他们绕她不过只得还她,不然阿娘“贼坯”、“抢犯”骂到天亮。阿娘永远不懂什么叫贫下中农革命社员。

李书记“中枪”

半年之后,阿娘大包小包从宁波凯旋而归,还捎来咸带鱼黄鱼鲞龙头烤臭冬瓜之类的宁波土产。两个贫下中农送她上了轮船,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