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外滩是传统的金融区，从外滩向西直到河南路一带曾经集中了上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很多巍峨、坚实的大楼是专门为银行设计建造的，银行建筑必须给人有财富、恒久和安全的感觉，人们才会对银行产生信任感，放心地把钱交给银行打理。所以外滩一带的银行建筑造价极高，其结实牢固在国内是无可比拟的。经过几年的折腾，银行关的关、并的并，银行职工也赶走得差不多了。但人去楼不空，那些银行大楼变成了机关、工厂、设计院和饭店，对大楼内部任意破坏，尤其是用作工厂的银行建筑，里面一塌糊涂。1960年代我去过上海钟厂，过去是大陆银行。原本金碧辉煌的营业大厅隔成了两个车间，四周和顶部都是发黑的油垢，谁能想象，黑垢下精美的大理石浮雕？银行内最牢不可破的部分是金库，左右上下全是炮弹打不穿的钢骨水泥（据说还夹有钢板），金库唯一与外界的出入口有一道厚度达半米的钢门。现在这道门永远开着，金库变成放劳动保护用品的仓库，用了原有的一道铁栅门。大炼钢铁时有人动过这扇钢门的念头，后因钢门太重又拆不下来而作罢。想想金库派这种用场，多么浪费。
到1956年，银行的职工人数总算稳定下来，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设，不一定是银行；2．本市教育系统（算好的去向）；3．本市财贸系统，少数有去工厂的。我所知道的有这么几位：邻居汪先生因为毕业于浙大生物系，因此从银行调到闸北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生物；曾经在我家楼下住过的沈先生，解放前当过银行会计主任（相当于现今的总会计师），此时派往小菜场任会计，不久加上了菜场经理头衔，所以经常在菜场的摊位上卖菜；父亲的老同事刘先生去了余庆坊弄堂边“四多”点心店当财务，有时也收银，他把帽舌压得很低，还戴口罩，见了熟人绝不打招呼。父亲说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当过会计主任不用说了，汪先生是农村信贷的专家，刘先生更是国际金融业务的行家。现在银行把大量人才都丢失了，银行还能做什么？不过是一个印钞票、放钞票的机关而已。
1956年父亲加了工资，心情好了许多。毕竟这是解放后父亲首次加工资，以前都是减工资。对于父亲这样一位艺术爱好者而言，1956年是一个让他高兴的年头。一是过去禁演的京剧可以上演了，如“四郎探母”、“游龙戏凤”等；二是又能看到久违了的西方电影，如英国电影“孤星血泪”、法国电影“勇士的奇遇”，还包括一些国产老电影“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老电影重新上映时我们全家3人都去看，他在看“勇士的奇遇”时开怀大笑，称赞男主角演得出色、女主角很美，连替钱拉·菲力浦配音的韩非，他也评价配得好，换了为“王子复仇记”配音的孙道临那就糟了。父亲一点也不欣赏孙道临，他最推崇的男电影演员是石挥。上海人艺演出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也是在1956年，他听了收音机实况转播全部，并说乔奇演得不错，不过要是让石挥演，可能更好。
银行的大幅度减工资行为负面影响太大，据说党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惊动了高层。所以在一年后的1956年，银行职工人人加了一级工资，父亲的月收入从65元变为74元，定行政20级；具体负责减工资运动的上海市银行领导（行长兼党组书记）被免职，降为一个肉类加工厂厂长。然而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至于有些老银行希望“有错必纠”，把工资从2位数还原为3位数（哪怕是部分还原，有100多元也行）无异白日做梦。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老银行提到减工资的错误应该纠正而被打成了右派，连2位数也拿不到了。
也正是在1956年夏末，我家大祸临头：母亲被诊断出得了癌。她从医院回来号啕大哭，1950年代患癌症等于判死刑。父亲强作镇静安慰她，并保证，她一定会治好。我妈妈没什么文化，还是很好骗的，所以那天晚上母亲倒是睡着了，父亲却一夜未睡。我半夜醒来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窗边抽烟。
五味杂陈的1956年
和病魔的斗争
“戏好！演得也好！”父亲说。
1950年代上海治疗癌症最著名的医院是上海肿瘤医院，旧名镭锭医院。父亲陪母亲多次去看病，医院床位紧张住不进去，心急如焚的父亲又领着母亲到处去看中医，也找过民间偏方如“四脚蛇”（壁虎）粉什么的来治母亲的病。那些日子我觉得父亲忙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好不容易母亲轮到了住院，进行了放射线治疗，父亲天天去医院。我家和父亲上班地点离医院还是很远的，所以我是每个星期天去。印象中母亲住院了1个多月，放疗结束后还服用肿瘤医院专职中医庞冸池的中药方子，结果母亲病愈出院。出院后定期去医院复查，继续服中药，1年后中药也停了，和她一道住院的病友一个个都复发去世，唯有母亲再也没有和癌症发生任何关系。
父亲也是话剧迷，青年时代写的剧评都是对话剧的观后感。然而他不看那些歌颂革命的话剧，包括“龙须沟”、“方珍珠”之类的名剧，他说这些是活报剧。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从外头回到家，发现父亲正全神贯注地听收音机，是一场话剧的实况播出。过了一阵子，父亲告诉我播的是萧伯纳的戏，“英雄与美人”，主演的是丹尼和乔奇。
母亲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是她有一个乐观健康的心态，用她的话来说，她“不想心事”。而父亲就两样了，他总是心事重重，结果是母亲的病好了，他倒有病了，患上了高血压症。
我对京剧的爱好完全是父亲带出来的。1950年代初，父亲领我去看徐碧云的“虞小翠”，黄桂秋的“别宫”、“祭江”，还有他最欣赏的程砚秋的戏“荒山泪”。然而小学生的我听这类大段唱腔的青衣戏必定打瞌睡，于是父亲带我去“大世界”、“大新游乐场”看京剧武打戏，这一下我来劲了。当我真正爱上京戏时，父亲没钱了——减工资的后果。所以我只能在收音机旁过过戏瘾。1956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来上海演出，父亲买了一张2元钱的票（最贵的戏票），让我一个人去看。这件事在银行引起轰动。看戏的同事很多，（银行职员中京剧票友很多）都说父亲：“太宝贝迪个独养伲子！”
1956年底父亲因血压太高第一次住医院。家里人发现父亲很愿意住院，这样可以不必见到他头疼的领导和只会拍马溜须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出院后上了没多久的班，他又病假在家。我现在才知道过去的降压药十分伤肾，父亲由高血压引发了慢性肾炎，以后的几年里每年至少住一次院，成了医院的常客。1957年春天，父亲正在家养病，有“积极分子”上门说领导请他去参加单位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父亲去了。会上气氛很热烈，许多老同事争先恐后地发言，领导态度异常诚恳，对大家的批评全盘接受，还点名要一言不发的父亲讲讲，不料父亲不痛不痒地讲了几句便完了。会议结束时主持人拿来会议记录请各位发言者核对并签名，父亲看了一下自己的发言记录（别人都是兴冲冲地立即签名），觉得没有什么才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很爱看电影。什么“鸡毛信”、“夏伯阳”、“带枪的人”、“难忘的1919”、“上甘岭”之类的，反正当时小朋友喜欢看的电影我都看，看后还一五一十告诉父母亲。父亲却说这些算不上电影，他从来不看。母亲说父亲过去很爱看电影，不过他看的是美国电影。很多年之后当我看了那些经典大片：“乱世佳人”、“战地钟声”、“北非谍影”、“碧血黄沙”、“出水芙蓉”，等等1949年之前就在上海放过的电影，方才明白：父亲那一辈电影观众在1950年代是多么失落。记得父亲和祖父议论过卓别林和劳莱、哈台谁更惹人发笑，我听了像听神话似的。不过也有例外。那是几年之后了，父亲去看了一场苏联电影“第十二夜”，回家后显得少有的兴奋和开心，他向全家详细地讲了电影故事的全部。讲得太长了，以至于祖父祖母甚至母亲都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听众。父亲有一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我知道“第十二夜”。
不出父亲所料，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那些发言热烈的老同事都变成了右派分子。不过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上门请父亲去开会的“积极分子”也当上了右派。他可是一贯紧跟党组织的：“三反运动”当过“打虎队员”、“肃反运动”中查抄过审查对象的信件，马上就要入党了。父亲估计，他可能是在“整风”中积极过了头。庆幸的是父亲逃过一劫。因为病假他可以不去参加批斗右派老同事的大小会议，老同事毕竟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父亲为他们心里难受。
父亲在银行界是个另类，他喜爱文学艺术。刚进银行的几年，还给报刊投过稿。1961年父亲病故后，我整理他遗物，发现了几张剪报，是父亲在1937年以“戈人”笔名发表的剧评和杂文。有一篇是关于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文学评论。当时我都不知道纪德是何许人也，说起来我还算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我知道父亲在银行同事中有一个聊文学的小圈子。一位是陈伯伯，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另一位是吴伯伯，和吴祖光先生是本家近亲。不过从1950年代开始，他们就很少走动，以免遭到“小集团”的可怕下场。
后来父亲讲并非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上过当的人不大会再上当。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家银行之一农民银行的襄理，父亲已经接到了上峰命令，要他撤退飞往台湾（可带妻、子兩名家属）。然而此时中共地下党频频和他接触，不是约见会谈便是发信，要父亲留下来领导保护银行资产迎接解放，并保证将来要重用父亲，组织上知道父亲是个金融人才，等等。父亲相信了。而且考虑到去台湾会和他的老父老母天各一方，所以毅然决定不走，留在上海。刚解放时对银行实行军管的军代表对父亲还蛮客气，因为清点移交财物父亲非常配合。日子一久军代表就变脸了，什么继续发挥作用的话好像从来没有讲过似的，父亲再卖力也是白搭。所以一气之下父亲就离开银行，辞职！这一来正中下怀，不必再为安排父亲什么挂名无实权的职务费心。父亲和一个朋友到杭州开了一家麻袋厂，从事实业，半年后麻袋厂倒闭。实际上是上了这个朋友的当。父亲只得又回上海，由于他在银行界颇有声望，又破例重回银行。经过这次遭遇，父亲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看透了。
“精神食粮”的匮乏
离去的日子
所以银行职员这一典型的中产阶级从1950年代初就跌入了低谷。
从1957年之后，父亲不再上班了，或是住院或是在家养病。肾炎渐渐地改变了他的容颜，头发日见稀疏，脸色日见灰暗。过去父亲是个美男子，人长得高大、帅气，比成年的我至少高半个头。小时候，一些第一次见到我的太太们总是对母亲说：你儿子长得不错，不过没有他爸爸漂亮。印象中父亲的红粉知己不少，对此，母亲在不高兴之余还有点得意。困难时期香港有位女士给我家寄来了食品，母亲告诉我那是寄给父亲的：“她去香港之前喜欢过你爸爸。”
我们这个家族可以算银行世家了。阿爷是民国第一代老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在北京英国汇丰银行，南京政府时期在中央银行，后来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一解放就被动员退职回家，拿了几个月工资作退职金。因为上海作为过去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银行太多了，银行职员也太多了，“上头”深感头痛。于是退职的退职，改行的改行，实在赶不走的，减工资。
父亲开始拿病假工资了，收入减少了许多。我家从此开始变卖黄金首饰一类值钱的东西，记得有一次父母带我去南京东路一家珠宝店卖掉一只翡翠戒，换得100多元。挺奇怪的，这些珠宝店实际上是珠宝收购部，只收进不卖出。当时人民政府鼓励百姓把珠宝黄金卖给国家，让国家换外汇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话都是收购部的人讲的，至今不忘。不过他们不收金条之类的非工艺品，黄金由银行收购，当然也是只进不出。黄金珠宝只允许卖给国家，私下里买卖属于非法行为。所以，我去了一趟倒也受到“教育”，知道了黄金珠宝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性。1966年席卷全国的大抄家运动让国家收进无数黄金珠宝，其数字至今未见公布。
银行的“工资改革”对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以前每月300多元的收入变成了月工资65元，家里吃饭的人只少了一个保姆，阿爷、阿娘、母亲和我吃饭还得靠父亲。不过阿娘常常到姑姑家去管外孫，阿爷有点积蓄，零用钱之类是不会麻烦儿子的。银行的减工资运动波及我们整个家族。我叔叔有3个子女，婶婶当时也不工作，因为也是银行职员，收入从3位数变成2位数，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姑父过去也在银行任职，此时离开金融系统去了五金交电公司，收入当然一样减少。姑姑家也是子女多，姑姑没有职业，过去的银行职员夫人都是全职太太。
1959年我高中毕业时，在报考什么专业方向上父亲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要我选理工科。其实我的数理化并不好，我想选历史专业或者图书馆专业，父亲不赞成，理由是读文科容易“犯政治错误”。父命难违，我选了理工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当了物理教师。父亲不会知道，我不学文科也要“犯政治错误”，命中注定了“犯政治错误”，逃也逃不掉。
1949年之前，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那个时代银行职员和教授医生工程师海关邮局职员一样都属于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1949年之后父亲降为一般职员，收入少了一半多，据他后来讲也能接受。过去是襄理（副行长），现在解放了，银行的行长副行长由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地下党员来当天经地义，什么叫改朝换代呢？至于领导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这也无关大局，反正具体工作都是父亲这帮“老银行”干的，领导只管开会政治学习搞运动就行了。
第一年寒假和接下来的暑假我都回了上海。眼见父亲日趋衰弱，心里难过。曾经和父亲商量干脆退学回家找工作，可以减轻父亲负担，遭到父亲斥责，他要我坚持到毕业。后知道了安徽在挨饿，尽管上海食物也短缺，他想方设法给我寄吃的。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2期“漫谈中产阶级”一文中提到了父亲所在银行的工资改革：“如何改革？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薪金改为工资，脑力劳动归入体力劳动，取消‘脑体’差别。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困化！”
1961年初我收到家人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从火车站回到家才知道父亲已经病故！我在太平间见了父亲最后一面，望着他又黑又瘦的脸，我又是悲伤又是无名地愤怒。父亲走得太早了，他才44岁。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的眼神是忧郁的，笑容难得一见。原因也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在减少，似乎在隔三差五地减少；家里的住房也少了，原本的“客堂间”住进了别的人家；原来用“娘姨”（保姆）的，现在用不起了……
虽然父亲病故时我才19岁，然而一生中他对我的影响最大。
“中产阶级”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