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葡萄牙，入侵非欧洲土地，他们认为，这些地方都是“无主的”，可以随意占领的。西班牙人没有反对教谕赋予葡萄牙人在东方国家做香料贸易的专属权，但是，他们从哥伦布的探险开始，通过向西进发，开拓了同样的市场。哥伦布尽管没有到达亚洲这个预想的目的地，但是，这并没有阻挡西班牙对新的财富来源的寻求。他们 16 世纪早期在美洲发现了黄金和白银，这促使他们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与西班牙征服者共同到来的传教士，敦促受害者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基督教。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时间，这种对国外大陆的“发现”和探索就被合理化，征服被粉饰为拯救“异教徒”的灵魂。
欧洲人对非洲的入侵大约始于 1415 年，当时葡萄牙人在非洲大陆寻求香料和黄金。他们还带着传教士，强行让那里的新灵魂皈依上帝。然而，在 15 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开始抓捕非洲人，把他们当作奴隶贩卖。到了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控制了先前由非洲人、亚洲人以及中东的贸易商把持的亚洲贸易路线。
最初那批殖民者的主要兴趣在于从美洲“殖民地”攫取稀有金属和原材料，但是，这些物品的稳定供应需要依赖新世界的开矿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殖民者不满足于强迫美洲俘虏为他们劳动，因而开辟了贩卖非洲奴隶的新市场。最终，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仿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征服和建立殖民地寻求财富。到了 16 世纪晚期，欧洲的超级大国彼此觊觎，妄图控制各自的殖民事业，这导致了持续三个世纪的准世界大战。
这种新的乐观主义和繁荣，也有它的黑暗面。让启蒙运动得以可能的那种富足，来自于他人的艰辛劳作。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古希腊贵族政体没有什么不同，欧洲文化的精英分子的立场都建立在奴隶剥削基础之上。甚至约翰·洛克这位自然权利的伟大辩护者，也拥有奴隶。
在 17 世纪 60 年代，荷兰控制了亚洲的香料贸易，荷兰也成为了黄金、白银和奴隶贸易的中枢。整个 18 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北美殖民，一方面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土著美洲人的领地，另一方面扩展非洲奴隶市场。法国人在 18 世界还入侵了北非和印度。不过，在 18 世纪 60 年达，英国人把法国人从印度驱逐了出去。由于 18 世纪晚期的美国革命，英国人丧失了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但是他们的扩张仍在继续，最终控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量的太平洋岛屿，将它们变成英国殖民地。
哲学家悲叹，错误、罪行、不义仍肆虐大地，连自己都是受害者，不过有种看法使他颇感慰藉：人类摆脱它的束缚，从命运的帝国和进步的敌人手中解放出来，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向真理、德性和幸福！①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些没受到殖民剥削的地区（比如中国、日本和中东），它们与西方隔离开来。因此，他们变得愈加神秘莫测。他们被浪漫化，成了异国智慧、享乐、灵性的象征。他们引发了后来萨义德（Edward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②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就传达了这种对待国外地区的态度。但是，正如许多浪漫故事，这种浪漫的态度最终变得充满恶意，对他者的描述越来越少精神性。这种态度后来成了西方所谓的“普遍主义”的标志。这里，我们兹举黑格尔为例，他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出版于 1820 年）中对中国社会做了如下错误的描述：“它的显著特色就是，凡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们很远，包括实践和理论上不受束缚的道德、情感、内在宗教、科学和所谓的艺术……我们服从是因为我们受到规定，得到内部裁决认定，而在那些地方，法律被视为理所当然、绝对有效的，并不会想到还有任何主观关联。”
很多法国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们认为在理性的万物秩序中并没有上帝的位置。不过，所有的启蒙哲学家确实都认同、相信理性。他们认为，通过理性，他们不仅可以经由科学探知自然的基本秘密，而且可以在大地上建立现实的乐园，这个社会将不再有悲惨和不义：
当然，东方的“黯淡”可以用月亮来比喻，月亮并非被某物吞噬，而只是暂时受到遮蔽未能被人看见。中东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这样的位置：欧洲人既不再能看见它们，对此也不关心。他们自己的成见，也保不住了。“世界主义”意味着人性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当然，这种人性以欧洲人为根据。
启蒙运动本身并不是反宗教的，事实上，它的某些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宗教人士。但是，由于紧跟笛卡尔和新科学的步伐，启蒙哲学家们非常相信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力，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思想自主，而这必定导致与教会及其更具权威的教义（启蒙哲学家们称之为“迷信”）的对抗。为了消除过去长时间以来充满血腥的教派斗争，启蒙哲学家主张取消民族边界，忽视派别差异，做“世界主义者”，即世界公民。他们的真理将是普遍真理，这种真理不是强加给他人的，而是人们自己独立发现的。
①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写于法国大革命，当时他正囚于牢房等待处决。
随着科学的兴起及其对教会权威的逐步胜利，欧洲开始拥抱理性这种新信仰。所谓的启蒙运动，首先出现在英国，随之产生牛顿的科学成就以及 17 纪末“光荣革命”这场迅速且相对而言不流血的政治变革。后来，启蒙运动由伏尔泰这些造访过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带到法国，进而在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它进而再向南向东扩展，进入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地方，启蒙运动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教会以及较为传统的思维方式。
② 萨义德对这种现象的论述，见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