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个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这还只是开端。为斯宾诺莎的伦理法则设置的舞台已经搭好。他认为我们个人与上帝以及他人合一，认为我们的生命为必然性所规定。斯宾诺莎试图用数学方法证明这些观点，然而他认为生活的细节取决于我们采用的哲学观点。生活的细节可以最好地概括为情感问题。
斯宾诺莎广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观念，以及特别的“自因”（causa sui）观念，亚里士多德把这个观念用于上帝。经院哲学家曾在宇宙论证明中运用过这个观念，不出所料，斯宾诺莎再现了这个证明（以及存在论证明）。不过，斯宾诺莎还有别的想法，这就是为通常所谓的决定论辩护。决定论认为，从给定的原因出发，必然能推出某种结果。然而，斯宾诺莎的决定论并不特别关注科学，相反，它关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可能与命运相关。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我们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必然的。倘若宇宙就是上帝，我们就可以确信，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有一个原因。
因此，《伦理学》的后三卷，占整本书的过半篇幅，主要致力于对情感的研究。许多评论者只是匆匆略过，因为这些篇幅对于在第二卷结尾已经确立的形而上学框架无所扩展。但是，如果我们把斯宾诺莎解读为非常哲学的人，而不是把他当作专门的形而上学行家，他关于情感的论述就会是他生活哲学的基本要素。
首先，从斯宾诺莎的观点来看，不同个体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差别。我们全都是相同实体的组成部分，这个实体就是上帝。也就是说，我们与他人相互隔绝、彼此对立的感觉是幻象，它也意味着我们与上帝存在距离的感觉是错误的。这种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在 18、19 世纪之交很有影响，因为那时的基督教哲学家也力图克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以及令人疏远的超越的上帝概念，即 “在我们之外”的上帝。（哲学最早阶段的神秘主义者，常常也持有这种观点，只是他们通常没有相应的逻辑论证。）④此外，既然唯一实体永远都会存在，我们自己的不朽也就是确定的。
早期的斯多葛学派也专注于情感。他们说，情感是判断，不过是错误的判断，基于对我们自己和世界的错误理解。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斯宾诺莎会认同这个观点。他写到，情感是“混乱的观念”，心灵以此证实自己的力量，通过身体影响我们的欲望。我们欲求所不能拥有的东西，或者，我们欲求我们已然拥有的东西（但我们不知道拥有）。斯宾诺莎的观点告诉我们，欲求我们无法确定拥有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我们欲求的大多数东西（与他人联合、与上帝合一）我们实际上早已具有。我们的绝大多数情感都是基于欲望尤其是身体欲望的思想，而且，就我们是情感和欲望的奴隶而言，我们是被动的，无法控制自己。在这里，“控制”意味着对自己态度的最终控制，而正确的态度就是接受或顺从。
无疑，斯宾诺莎在其对几何学——数学方法看似不当的运用中，试图贯彻笛卡尔的方法。此外，《伦理学》前两卷实际上试图突显如下结论，即只有一个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确实，从纯粹技术的意义上来看，这种做法解决了令人困扰的心——身问题（因为心灵和身体不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是同一个实体的两个不同方面）。然而，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主张有许多更为重要意涵，不能仅仅用形而上学术语来理解。
不过，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不同，斯宾诺莎并没有为了达到“不动心”而完全拒斥情感。恰恰相反，他向我们保证，与接受态度相伴随的情感是幸福，是比任何情感都更宜人的情感，包括因身体欲望的满足而来的短暂情感。我们获得的力量感，我们对他人的控制感，不在于反叛，而在于对上帝的理智之爱这种哲学洞见。
然而，现象会有欺骗性。笛卡尔在其惬意的沉思背景下引入他的逻辑证明，邀请读者们进入他的研究和思想，但是，笛卡尔的哲学绝不会让人感到亲近，让个人深受启示。相反，斯宾诺莎则用最形式化、令人敬畏的演绎风格掩饰自己的苦恼和提出的哲学方案。这本书如他的标题所示，讲的是生活哲学，是关于更好生活的真诚建议，是消除孤独和孤寂的方案，是对生命苦难和挫折的回答。从历史来看，它与斯多葛学派的文本类似，完全属于克吕西普、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传统。
批评者可能会指出，“上帝等于自然”这种构想很难说是正统的有神论，实际上，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斯宾诺莎的著作遭禁，他自己也被判定为无神论者。批评者也可能会说，如果他的决定论是对的，那么选择接受斯宾诺莎的观点根本就不是选择。人们必然赞同他的观点——要么不赞同。然而，纠缠于这些问题会完全错过斯宾诺莎的洞见和美妙之处。忘掉他的“实体”形而上学。斯宾诺莎让我们与上帝同在，彼此相联。
斯宾诺莎是思想自由的犹太人，他的怀疑论对他的犹太教同胞并没有吸引力。因此，他被革除教籍，并且实际上被他所在的共同体驱逐。他过着不幸的隐居生活，靠磨制光学镜片为生。（后来因过量吸入玻璃粉而死亡。）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名为《伦理学》（Ethics），这个标题常常让读者误以为是生活哲学，结果发现是系列辛辣讽刺的散文，以几何学的方式展开论证，有公理、定理、推论以及许多“证讫”。③
莱布尼茨也思考生命以及如何生活的问题，但是，与斯宾诺莎的孤苦生活相比，他可以说是富人。莱布尼茨认识所有名人，包括欧洲的王公、伟大的天才。他甚至见过斯宾诺莎。他发明了微积分（与牛顿同时发现）。他是科学家、律师、历史学家、政治家、学者、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他整个一生发表过的著作，只有本论神学的书。）
我们在后面会讨论经验主义者，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分几乎没什么意义。不过，还是让我们先回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吧。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位哲学家仅仅当作论述实体的形而上学家，这两位杰出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就与绝大多数哲学评论的描述截然不同。
哲学之于莱布尼茨，是始终不渝的爱好，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哲学讨论和通信。或者出于谨慎，或者由于无所谓，他很少发表什么，而且发表的那部分，很多内容也遭到误解。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莱布尼茨主要被当作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思想中较为感人的地方，是他对于世界的乐观看法，当然，他的这种观点必须置于 17 世纪肆虐欧洲的恐怖战争和宗教争端的背景下来看待。
这种简洁更加令人满意的是，这三位理性主义者完全与其他三位哲学家，即所谓的经验主义者对应，他们分别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简而言之，经验主义认为所有知识源于经验。其他哲学家也符合这个描述，但是他们再次出于简洁的考虑而被排除在外。这三位经验主义者，第一位来自英格兰，第二位来自爱尔兰，第三位来自苏格兰，因此，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可以统称为“英国经验主义者”。三位理性主义者，一位来自法国、一位来自荷兰、一位来自德国，因此，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被统称为“大陆理性主义者”。这种会计师的梦想对我们理解现代哲学的损害有多大，这个很难说清楚。它不仅过分简化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早期复杂的观念图景，而且造成了以下这种印象，似乎这些哲学家只是沿着专门的哲学思考的有限维度彼此呼应而已。这种做法完全漏掉了极具启发性的人文主义者，比如蒙田、帕斯卡尔和卢梭等思想家。
莱布尼茨颇为有名的主张是创建普遍语言、普遍逻辑，所有问题借此都可以通过不流血的理性计算加以解决。他为之辩护的哲学基本原理，他自己称之为“充足理由律”，正如斯宾诺莎，他也认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其理由。既然所有理由都是上帝的理由，上帝规定了宇宙（通过创造单子及其知觉），我们就能够确信这些理由是好的理由，甚至是最好的理由。
或许，这样的冷落，责任在于哲学史家，他们像绝大多数会计师那样喜欢简洁反对混乱。因此，历史是种发明。三位哲学家，他们由于信仰人类理性而相互联合，共同关注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念上遭遇的困境，由此构成了理性主义传统。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是理性主义者。其他哲学家也符合这种描述，但是若把他们包括在内就会有损于这个简洁的三位一体。
这也是莱布尼茨最有名的论点之一，但是，它的广为人知或许是因为它被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加以嘲笑。这个论点宣称，在无限可能的不同世界中，上帝选择了最好的那个世界，即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莱布尼茨的逻辑或许值得商榷，但他的想法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在动荡的年代，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背后都有其理由，无疑会让人感到安慰。这也是对古代的恶的问题的另一种经典回答。我们之所以把某种情形视为恶，只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洞见，因为我们未能理解所有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自己这个极为犬儒的世纪末难以理解莱布尼茨充满希望的信念，我们也不应否定理解它对于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的力量，也不应把这些人的见识简化为纯粹的逻辑难题。
正如蒙田，他把个人启示当作最重要洞见的基础。因此，根据帕斯卡尔的说法，哲学成了错乱，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的作品，或者把他仅仅当作 “纯粹宗教”的思想家（当然，他也是杰出的科学家——数学家）。尽管如此，帕斯卡尔仍然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尽管他自己对此有所保留，但他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如果不提及近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1643—1727），我们甚至无法开始对近代哲学的叙述。牛顿的物理学并不在我们这本书的讨论范围，他生命最后几年关切的神学也不是这里的讨论主题。但是，牛顿对现代科学的印象以及他作为世界的典范，无疑是 18 世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若没有对其重要性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对当时哲学的论述。此外，牛顿的唯物机械物理学理论与他虔诚的精神性基督教之间的张力，如今也开始让所有欧洲人感到苦恼。
他死后出版的《思想录》揭示了他极具个性的宗教思想，以及他对当时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拒斥。他尽管撰写了极为优秀的关于数学基础方面的论文，但他认识到，其他那些与人密切相关的论述常常为哲学家所忽视（当然，伊拉斯谟、蒙田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文主义者除外）。他思考厌倦、空虚和人的苦难。他讽刺试图通过理性论证来证明情感真理的做法（这可能是对《思想录》中那个著名的帕斯卡尔“赌注”更为深刻的解释）。
在 17 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偶尔会是宗教权威的烦恼，但从未有人觉得它会成为宗教的巨大威胁。宗教的危险（通常被认为）来自内部，比如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在某个不起眼的神学观点上彼此争论不休（常常还会涉及某块重要的领土或某些重要的政治利益）。然而，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不再只是烦恼和矛盾之源。科学世界观与既有的宗教权威正面交锋，不再是大卫大战歌莉娅。在许多敏感又好奇的人物那里，这两者之间显然的冲突是不可承受的重负。牛顿就是这样的人。
帕斯卡尔是位天才，首先是一位天才儿童，十来岁就发表了突破性的数学成果，然后也是位梦想家，发明了计算器，它是我们今天的计算机的先驱。他还是一流的科学家和无与伦比的哲学——宗教作家。1646 年，帕斯卡尔还只是二十出头，他就已经参与到严苛的波罗雅尔运动，成了冉森派教徒，与世界保持距离。1654 年，他在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中完成了皈依，哲学从此在他那里黯然失色。他坚定地拒斥经院哲学，转而“学习”神学。
科学争论溢出了科学的边界，注入了更大的哲学世界。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杰出人物不止牛顿和莱布尼茨，争论的主题是时间和空间的本性。牛顿的物理学理论关注物体的运动以及彼此的相互作用，它预设了能让各种运动和相互作用发生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空间，它被视为无限的虚空，在那里，各种物体（从行星到小石子）都有它们的位置。时间则无始无终，从遥远的过去通向无限的未来。无论根据人们愿意应用的任何时间来衡量，事件都会在时间中发生。
这个论证就是著名的帕斯卡尔“赌注”，根据这个赌注，相信上帝比不信上帝要理性得多，因为如果上帝确实存在，就会有巨大的“回报”，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也没什么损失。（然而，要是上帝存在而又不相信呢……）帕斯卡尔贬低理性在信仰问题上的作用，因此，他对这个论证有多认真，学者们存在大量争议，不过，它并不代表他本人的哲学方法或信仰。②尽管如此，由于在《思想录》中呈现的极具个性的宗教思想，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开创性的探索，帕斯卡尔堪称 17 世纪的思想巨擘。
莱布尼茨则没有这样的观点。空间不是独立存在，时间也不是。这些主张出自于他的形而上学：单子作为精神实体不存在于任何空间之中，时间对于单子的知觉来说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然而，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完全不同，“绝对”的空间观引发出荒谬的问题，即“什么是空间？”因此，同样，人们可以问：“时间始于何时？”或者说，如果时间没有起点（或终点），人们就可以追问：“时间在哪个维度上可以不断向后（或向前）？”鉴于充足理由律，人们还可以追问：“上帝为何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创造这个宇宙？”根据莱布尼茨的说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些无意义的问题揭示了某种深刻的概念问题。在莱布尼茨看来，空间和时间完全是“相对的”，分别相对于物体和事件。空间是共存，时间是有序的连续性。就知识的性质和宇宙的性质而言，这些主张所表达的含义，将于 18 世纪末更为明显地呈现在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之中。
随着我们对这些哲学家和这个时期的描述的展开，我们不禁要问，其他那些哲学家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这些哲学家的数量不在少数，他们并不关心日益深奥的形而上学结构，而只探寻古代的那种关于生活的哲学问题。斯宾诺莎的同时代人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是其中的典型。他像之前的蒙田，断然拒斥学者对理性的自信，坚持认为“心有其理，理性不可知。”然而，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因而常常不被视作哲学家，或许他的某个著名的论证除外，但这个论证也是作为谜题而非深刻的难题出现的。因此，它主要引起了博弈论者和神学家的注意。
① 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波斯，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约 1571—1640）同样把自然描述为统一所有存在者的连续体。他主张，万物的运动是自然的本质，因此，自然内在处于流动之中。正如斯宾诺莎，穆拉·萨德拉也把这种对自然的说明与伦理观联系起来。他说，所有存在者天生就有完善自身的欲求，这种欲求为所有存在者指明了方向，包括我们人类。结果就是整个自然有序、联系地统一起来。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这些形而上学思想，难免让人觉得像是卡通漫画，确实有些荒谬。或许，如果形而上学问题脱离人类切身关切，情形就会如此。但事实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是充满激情的人，深深受到人类问题的触动。他们对“实体”的形而上学改造，是探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的工具，如果我们对他们有所理解，我们必定就会冲出笛卡尔设定的狭隘争论，走向更宽广的新人文主义。
② 哈姆林（D. W. Hamlyn）的评论就是不理会帕斯卡尔的典型例子：“帕斯卡尔并不是重要的哲学家，尽管他以某种方式对哲学有所贡献。”The Pelica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Penguin, 1987).
然而，根据莱布尼茨的说法，同样的前提（实体就其本性而言是完全独立的）却导向了以下结论，即世界由无数的简单实体构成。这些简单的实体被称作单子，每个单子都是独立的，彼此互不依赖。根据这个观点，上帝就是超级单子，是所有单子的造物主。每个单子就像是小小的自我或灵魂。它从自己的角度知觉世界，包括世界与其他单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没有任何单子可以与其他单子有现实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莱布尼茨认为，单子必定“没有窗户”。单子的“知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觉，而是在与上帝确立的“前定和谐”中与其他单子相互联系的内在状态。
③ Q. E. D.是“Quod est demonstratum”的缩写，指的是证明完毕。
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既然实体就其本性而言是完全独立的，这就只能有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上帝。因此，上帝与宇宙合一，所谓造物主与造物、“上帝”与“自然”之间的区分，不过是幻象。这种观点就是泛神论。所有个体，包括我们自己，实际上都是唯一实体的变形。①实体的本质就是属性，但是，属性无限多，包括我们所说的心灵和身体。
④ 印度神秘主义是这个概述的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诸如龙树这样的印度神秘主义者，为了确立神秘主义的地位，就很好地运用了逻辑和论证的工具。
笛卡尔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论点规定了“现代”哲学的主要内容，涉及上帝的性质和存在、实体观念、知识的证成。这种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强调也支配了晚近时期的哲学研究方式。有些哲学家追随笛卡尔并对他的哲学做出回应，因而被其中某些论题吸引，特别是荷兰人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和德国人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他们两人都追随笛卡尔对理性的探寻，进入充满想象的形而上学领域。通过对笛卡尔的亚里士多德式实体概念的改造，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对于世界的真实样子，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