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始于存在主义之后的法国，始于对让-保罗·萨特这个前辈的反抗（弗洛伊德的提倡者将之描述为“弑父”）。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占领结束之后的这段时期，萨特无论多么激进，他都仍顽固地坚持传统的笛卡尔式和观念论哲学的核心特征：意识与世界的二元论、黑格尔式的历史感、世界“在场”的非批判假设，以及对存在某个知识之锚的信念。他仍是老不死的启蒙哲学家、顽固的普遍主义者。
后现代主义发现，自己更为持久的思想家园在法国，而不是美国。而且，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似乎也更好地渗入了美国的文化。不过，后现代主义者是从某些大陆思想家那里汲取灵感，比如德国的尼采和海德格尔，以及某些时兴的法国哲学家。我们的知识分子总是向法国寻求哲学，以至于不仅可能而且事实上使法国变得比祖国更为亲近，比如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这是美国或新英格兰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的标志，是某种逆向的自负。我们接下来极其简要地勾勒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决定避免论述仍活着的作家，部分是因为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尚不确定）。
萨特最严厉的批评者是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后者开启了虽短暂但颇为强劲的结构主义运动。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关注的是萨特哲学的地方性，即萨特试图把本质上属于巴黎知识分子的意识扩展到全人类。当然，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否认心灵的普遍结构的可能性。实际上，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要研究所有文化中存在的基本区分和对立，由此表明它们实际上是嵌入人类心灵的规则或结构。（康德有过类似的观点，只是他不是从某些范畴的普遍性来推出它们可能的先天性，而是从范畴的先天必然性出发断定它们必定是普遍的。）列维-斯特劳斯对萨特的抨击非常强有力。它打开了新一代思想家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了后来成为抨击整个哲学传统的焦点的那些缺陷。
无论怎样，后现代主义终究是西方传统的延续。它呈现的都是传统中非常活跃的论题（有时是潜在的）——怀疑论、多元论、强调风格、反讽和间接话语、拒斥教条主义、怀疑诸如“存在”和“真理”这些抽象范畴、尊重甚至沉迷于传统和文化。它既对权威充满疑虑并与之保持距离，又对哲学中的政治重要性非常敏感。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者很巧妙地保持学院化，熟谙传统哲学，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至于只得到拥护者理解而不为其他人理解这个事实，他们也能泰然自若。
这个抨击的某些动力来自马丁·海德格尔的晚期著作，海德格尔对自己的早期著作有所质疑，并多少有些修正，从而走向了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且，海德格尔轻蔑地拒斥了存在主义这个词。萨特的笛卡尔主义，他对主体（意识）的强调，他强烈的意志主义（强调选择），他对自由的强调，所有这些在海德格尔看来是错误的。实际上，此时的海德格尔把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视为巨大的错误，它始于柏拉图，终于尼采，他（不无可疑地）称尼采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的疑虑启发了新一代的法国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如今仍然在世，我下面只提及其中已经不在人世的重要哲学家。
后现代主义引起的晦涩、自负，就是在常常以充满晦涩、自负的漫长哲学史上，也是无可匹敌的。它抨击教条主义，可它自己常常成了教条主义。它强调风格，可它常常变得“僵化”、盲从和毫无想象力，以至于变得单调乏味。实际上，它有时看起来像是在做哲学的归谬法，对哲学的糟糕缺陷加以放大，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由于拒斥西方传统，后现代主义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他们对传统毫无所知，甚至认为无需认识传统，尽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最杰出的提倡者是传统的优秀学者。②然而，后现代主义批评与历史传统之间的互动，赋予了后现代主义意义和重要性，如果这种后现代主义是作为真正的哲学立场而非音乐电视的时尚姿态。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充满活力的新尼采主义者，他曾经被视为结构主义者，但随即又成为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论点如下：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种幻象。如同尼采，福柯对权力在所有人类活动和关系中未被承认的地位极为敏感，特别是，他注意到权力在知识中地位，尤其是在历史知识中的地位。福柯拒不承认知识是“客观的”，相反，他认为知识是社会操控的工具。他论证道，知识范畴承担了社会功能，进行区分、歧视、孤立、指控、谴责。它们绝不是“道德中立的”。比如，他集中于通常为哲学家所忽视的边缘化社会存在，包括监狱、精神病院、非主流的性欲，等等。他力图想要表明的是，权力语言或“话语”事实上如何造就了这些“边缘之物”。他没有清楚陈述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真相”就是社会状态和政治的功能，而非事情本身的“事实”。
或许，由于它过分夸张的论点看似极为不祥，后现代主义倾向于拒斥西方传统常见的自以为是的阴郁风格。不过，它所偏爱是自己极不寻常但仍自以为是的阴郁的哲学风格。后现代主义者偏爱“游戏性”、风格实验，完全缺乏严肃性。它拒斥模式性的论证，因为后者强调证明、教条性地迷恋确定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去论证和证明。实际上，由于拒绝认真对待自己提出的论点，后现代主义常常只好依赖于人身攻击、旁白和政治谩骂。后现代的“话语”（他们最喜欢的词）迷恋于括号、破折号、斜线以及其他破坏性的标点符号。论证常常缺乏最后的结论，然而，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会认为，这正是关键所在。
福柯认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无非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产物。它是另一种社会建构，由多少有些随意地选择出来的所谓“事实”编织起来的故事。历史学家通常强调历史的连续性。福柯则强调非连续性，即故事中的断裂，认为并不存在通常线性、“客观”意义上的真实历史。因此，哲学史和传统最好视为某种方便的虚构，无非是另一种“话语”，是我们为了让世界变得可理解和可接受而构造的故事。就哲学史的叙述而言，我们促进了自己作为这个传统的保护者和继承人的利益。（回顾当前的工作，我们确实无法说他在这方面搞错了。）
最后，后现代主义者似乎颂扬世界广泛存在的碎片化，或者说，不管怎样，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广泛存在着碎片化。文化的碎片化，意义的碎片化，政治、伦理和正义的碎片化，最为基本的是，自我的碎片化，或者说，自我的消失。不再有“我思故我在”，甚至不再有“我们在”。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我”乃是虚构，为的是让我们相信有某种稳定的东西支撑我们的生活。因此，后现代写作甚至在最具个人性甚至自白之际，通常也呈现为显然的非个人性、无焦点，甚至杂乱性。实际上，这种非个人的个人忏悔已经成了某种正统，哪怕从密切陈述绝对真理的漫长西方传统来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比如，苏格拉底和笛卡尔）。
不过，福柯最猛烈的抨击指向的是自己（但很少明确提及）的导师，即让-保罗·萨特。萨特论述自由乃是意识的本质，是人类主体的必然本性。但是，萨特没有考虑到以下这种可能性：他哲学的核心概念，包括自由概念和意识概念，本身可能就是社会建构的，既不是先天确立的，也不是通过反思或与生俱来的，而是由某种文化和语言构成的。如果真是这样，自由就可能不是像萨特主张的那样，是人类生存的存在论核心，相反，它是某种特定思想的特定产物。此外，主体或意识（自为存在）可能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并不具有本质性，相反，它可能也是构建起来的，由文化和语言所造就，甚至是想象出来的。或许，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确实”没有主体、意识、自由，有的只是“诸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我们的“自我”无非是这些力量的暂时结合。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充满活力的怀疑主义、“怀疑的解释”，乃是唯一健康的思想态度。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怀疑二元论和对立思维，不只是针对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而是针对所有二元对立思维。（他们中的某些学者最初针对的是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斯特劳斯如同他的死敌萨特，常常沉溺于普遍的二分之中。）
那么，哲学如今在哪呢？后现代主义并非哲学。它充其量不过是条导火线，或许是绝望的呼喊。确实，它谈论世界哲学，也谈论诸种文化的哲学，但是这种谈论本身并非哲学。与此同时，学院哲学仍然继续存在，在美国、英国、荷兰和德国以及非后现代的法国，也在日本、阿根廷和印度。完全没有后现代那种哲学终结的感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仍然占据终身教席，只是偶尔承认这是个讽刺。）
尽管如此，某些“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仍不时重现，无论它们是否受到提出者认真对待。首先，后现代主义倾向于认为，并没有什么无所不包的“总体性”观点，不存在“出于上帝之眼的观点”，也没有纯粹的“客观性”。（因此，它这样说并不自称这个说法是客观真理。）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存在的只是解释（这是直接从尼采那里借用而来的论点）。而且，解释是多样的（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是“无限多样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无法加以评断，除非动用权力。（其他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同观点之间“不可通约的”、相互不可理解。）
哲学“主流”或者说诸种哲学仍在哼哧哼哧前行，变得日益技术化和更加深奥难解，这极像中世纪晚期各种学派的状况。哲学的危机愈发促进了这种僵化，尽管最近计算机研究领域的突破导致了“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已然产生了新一代的学术势力，而“传统”的老卫兵们，那些仍然坚持有必要阅读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的人、那些尚未抛弃笛卡尔主义或经验主义或者那些为新思潮吓坏了的人，则以“真哲学”之名发动了艰苦的战役，他们常常与同行为敌，也相互争论不休。
或许，后现代主义是最不具想象力的名称，仅仅表明它是“之后”，而不再“超越”，甚至也不“在此”。因此，后现代主义呈现的是对传统哲学关注和主张的各种反驳、指控、戏仿和讽刺。它多否定而少肯定，提倡终结却又不提供任何新东西。它拒斥古老的哲学自负和武断（尽管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因谦逊或怯懦著称）。后现代主义者实质上主张虚无，不过他们很快又收回这个说法（这是他们“正在删除”的主张）。①
当然，在这场令人困惑而又毫无结果争战中，输家往往是学生，因为他们进入哲学之门并不是要挣得某个专门领域的入场券，而是探询那些亘古未变的问题，或者探询他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生活的意义、最好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信仰是否与他们获得的商科学位或科学学位相容。而且，我们还应该补充，输家还包括公众，或大部分理智之人，他们仍然渴望某种哲学洞见，渴望窥探“超越”世俗的东西，可是他们发现，在学院化的哲学中，找不到任何“滋养”他们的东西，或者说，在密不透风的学院高墙之内，没有任何充满生气的东西。
那么，为何不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呢？毕竟，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宣称，现代主义是场始于笛卡尔和新科学、过度西方化的排外运动，它已经走到了尽头。某种寻求唯一绝对真理的哲学，已然不复存在。如今只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甚至可以说，不再有真理，而只有“话语”，人们谈论、思考、书写和传播。也不再有中心，而只有迅速扩张的边缘。
然而，人类的心灵憎恶空虚，在传统哲学家驻足不前的地方，其他人没有望而却步。或许，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考虑有时显示为新时代哲学的现象，包括大量的观念，从健全的思想到边缘性的卡通想象。在这里，好奇的探寻者能从有趣的论文中发现所有东西，从环境、药物的真正替代品，到令人屏住气息的关于 UFO 绑架的详细叙述，以及古埃及人的奇异复活（或“通灵”），就像 20 世纪末女演员所表演的那样。把这些无奇不有的观念当作单一的“运动”，无疑是严重误解。但是，新时代现象所揭示的这种新哲学的渴求，确实暗示了对于哲学的重要预测，尽管仍有来自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末日警告。传统保留下来的，就是这种对哲学的渴求，如今因全球意识而变得更加复杂。狭隘的哲学教授可以安全地探寻自己狭隘的领域，但仍有某种需求更多的迫切要求，这种要求在我们这个日益富有自由进取精神的世界中（无论好坏），会得到满足。
但是，如何来称呼这场运动呢？它不能是派性的，倘若如此，就会有损于其无所不包的客观性。同时，与它所抨击的“现代主义”不同，它自身并不试图保持中立，因为自称中立恰恰是它所拒斥的现代主义的做法。它不能是纯粹传统的，不过即使如此，它仍必须参考传统。它不能太过地方化，也不能过于政治化，当然，它也不能具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倾向，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个短语本身的盛行就已然表明某种思想上的新道德主义）。
① 德里达就是这种既主张又收回的滑头形象的代表，他认为，写下某些东西，随即应该将之删除。
随着女性主义哲学和多元文化哲学的兴起，以及对传统哲学问题日益增长的怀疑，人们或许期望哲学会有某种超越传统的尝试，去迎合哲学的各种新要求，去认识和尊重差异，承认把西方的“普遍”和“客观”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时，我们常常会运用工具性的暴力。当然，随着新千年的到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废墟的清扫，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随着长期以来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心及其所促发的哲学传统的耗尽、专业上的不可理解、技术和概念上的破产，整个世界变得碎片化和混乱，不过，这场运动却大大受益于这样的碎片化和混乱。
② 比如，这里没有论及的雅克·德里达和理查德·罗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