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常常有人指出，中国思想没有逻各斯那样的观念，即没有稳定的奠基性秩序的概念。因此，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对科学的信念，即没有任何发现宇宙的基本规律和结构的学问。同样，中国人也从未有过强烈的进步观念，包括科学进步的观念，尽管人类历史某些重大的技术突破发生在中国。直到最近，中国人的观点仍为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轻蔑地置之不理。不过，如今由于我们西方的某些备受推崇的哲学方案的瓦解，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某些令人惊异的新发展，西方哲学家开始同情地理解与之不同的实在概念。甚至在科学领域，也越来越对与我们自己认知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哲学体系感兴趣，而不再总是重复或强化自己已有的认知和文化传统。
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和生成问题，也不是据说引起笛卡尔的毫不妥协的怀疑的怀疑主义，不过现在必须来追问，是否这些问题只是地方性的，它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足够深刻，而是因为它们有意远离实践智慧和所在文化的日常关注。又或者，从不同视角来看，问题在于最抽象、也最“基本”的西方哲学问题和概念未能考虑到其他可能性，即所讨论的范畴根本不是必然的和基本的。
由于非洲人、亚洲人以及长期以来被美国哲学和文化排斥在外的美国土著对哲学的要求（当然还有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专业化关注日益显得含糊其辞、不得要领。最早的哲学家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要理解现实。他们创造的智慧语言，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若不说绝大多数文化）中具有某种共同语言。它与生活得好有关，如今，它与大家共同生活得好有关。目前，随着非裔美国人和非洲哲学在思想世界得到凸显，随着中国、日本和印度哲学吸引了西方哲学家的注意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随着美国本土的哲学变得广为人知并在本土得到广泛讨论，现在是时候构造某种共享的智慧了，它既能够尊重差异，又能够理解文化和思想互动的动态性。
同样，在每个“多元文化”国家中，以下问题适用于所有少数族群：同化或分离主义是规定好了的观念吗？无论我们谈论的是非裔美国人、美国的西班牙人、德国的土耳其人、日本的韩国人，还是拉美印加人的后代，最基本的公平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极其复杂。政府和教育机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倡种族团结？当然，这场争论的核心是语言这个迫切的政治问题。如果语言不只是人类交往的主要模式，而且也是社会阶级和经济前景的仲裁者，“官方语言”应在国内政策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方言又应在多大程度上要加以取代呢？美国的“大熔炉”理想或加拿大的“马赛克”理想是可欲的目标吗？又或者，是否应该让少数族裔按自己的选择发展，更大社会不应要求他们保持一致呢？
环视宽广的哲学传统，古典的和现代的、书写的和口传的、宗教的和世俗的，人们会瞥见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影响。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文化或传统。每个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亚群体或异见者。或许，民族主义甚至“文化”观念不过是（而且仍旧是）哲学神话罢了。或许，从来就没有称作德国的实体，有的只是施瓦本、巴伐利亚、弗兰科尼亚、普鲁士，而它们自身又是由许多更小的群体和认同组成。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少数族群与更大社会之间的最佳关系？比如，在新西兰，白种欧洲人与土著毛利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典，一种基于个人的罪感，一种基于家庭责任感。白种新西兰公民会因某项罪行受到指控，英国殖民者会用它所制定的法律对他进行起诉和审判。而毛利人若犯下某项罪行，则会使他的整个家庭陷入道德和情感（或许还有金钱）债务的复杂系统之中。人们会问，新西兰的法律体系是如何容纳这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和责任观的。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人们完全可以坚持说是“对法律的尊重”，但尊重的是哪种法律呢？还有，那些不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是建立在宗教或其他权威之上的社会，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如今的德国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不是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分裂，而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与上百种其他德国人（比如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德国出生的斯拉夫人）之间的分裂，其实，后者的语言和利益并没有不同到无法习得和理解的程度。这些群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哲学，或者曾经有自己的哲学，有清晰可辨的相貌以及其他系列重要问题。有时，这些问题彼此类似、互有重叠。有时，这些问题彼此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反对。
“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它们有时以极为熟悉的相互仇恨和暴力相向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如何彼此理解？哲学家们完全可以讲述彼此不可通约的“替代性概念框架”这类可理解性观点，但是，这里还有更为急迫的哲学问题，即当我们我们在实际碰到这些不同的概念框架和文化框架，该如何应对。哲学本身必须成为政治的（或许，哲学一直就是政治的）。它自身不仅要关注观念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切实推动对于这些观念的信仰的强有力的利益和影响。它不能简单拒斥分离主义和暴力。它必须与提倡分离主义和暴力的人对话，否则，它将变得（或一直就是）毫无意义。
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最有魅力的哲学当属日本哲学，它在某些方面与我们考察的西方哲学类似，但在深刻之处却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任何到过日本的西方人都不会否认，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以及处世态度上有深刻甚至无法理解的差异。如同其他非西方文化，日本在向西方打开国门之际，经历过打击和重创。实际上，日本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西谷启治（Nishitani Keiji，1900—）曾写过论述他所谓的“虚无主义”（借自尼采的术语）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著作，认为由于最初遭受的文化妥协和失败，虚无主义仍渗透在日本文化中。
这些政治问题涉及某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应该要为这些少数族群中的异议分子确立怎样的保护？应该对其他主权国家应采用何种政策？在批判甚至干涉国内政治和活动问题上，“人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比如，想想因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或部落关系而造成的对公民的屠杀，传统祭仪对青年男女的残害，以及媒体的沉默。）审查制度是企业影响力或消费者的漠不关心的产物，还是政府管控的结果，这个重要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审查又如何呢？当宗教不再“只是”宗教，而变成了具有潜在压力的政治力量，又该如何呢？
在日本，“哲学”（tetsugaku）是新事物，这个词本身就是特指西方的思维方式。（比如，日本的大学有大量关于康德、黑格尔和德国观念论者的课程，实际上，这比德国之外的任何大学都多得多。）除了这种舶来的哲学，日本人也有自己理解自身的独特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极为明晰，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极为“哲学”，像哲学那样有系统。这种哲学源自传统文化、日本的禅宗，以及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武士道传统。它在大学的学术研究中不怎么明显，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能剧、插花艺术以及日本人做生意的方式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特定的种族或部落共同体中，谁的话语是权威，什么在这种文化中处于权威的位置？西方人对哲学中的批判的强调，在许多权威文化中遭到怀疑，因为在后者那里，服从和顺从似乎比抽象（但尚未得到证明）的充满活力、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辩证法”承诺要重要得多，也更具说服力，因为辩证法只是用来达到共识或真理。
当然，日本最终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或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商业上的成功使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日本的电子和汽车产业，这些曾经为美国所支配的产业，如今在世界上最为成功。日本的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日本的海外投资令人难以置信。
桑戈尔的观点遭到其他非洲哲学家的明确批判，因为他的观点强化了非洲人本质上不同于欧洲人的观念，从而常被用来证成殖民主义。为了抗衡这种趋势，某些非洲哲学家试图表明，传统的非洲思想处理的问题与欧洲传统思考的问题相似（比如，人的本性和心——身问题）。其他非洲哲学家则认为，非洲哲学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与欧洲人有本质差异，而是因为非洲人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殖民主义）导致了非洲人这种独特的关注。不过，很明显，非洲哲学是哲学史的一部分，这既是因为它与其他哲学传统的差异，也是因为它与其他哲学传统的亲缘性。
资本主义在现代已经表明了它的普遍性，但是，日本的经济不只是资本主义，而是与美国盛行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形式。日本的公司与美国的公司不同（如今美国的公司开始试着模仿日本公司的经营模式）。日本公司不像传统的美国公司那样，反对与政府合作，不接受政府的支持，日本公司不像美国公司那样处理与其他公司的关系。日本人的商业关系也与美国人的商业关系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美国、英国或德国的资本主义不同。有许多优秀的研究表明，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资本主义也别有不同。①易言之，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复杂多样，同样，使得现代商业成为可能的观念和价值也复杂多样。它们之间差异既微妙又重要。“生意就是生意”，这是美国人的老话。但事实是，生意是多样的，让我们着迷的，既有相似也有差异。
桑戈尔的观点与美国哲学家杜波依斯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提出了颇具影响的非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理论。杜波依斯认为，美国黑人除了自己的黑人意识，还总是通过白人世界的眼光来判断自己。杜波依斯的说法在强调非裔美国人的独特处境的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其他美国少数族裔与美国黑人之间的深刻裂痕，这种裂缝因殖民、大规模绑架和奴隶制的漫长历史而加深。
哲学必须“从内部”展开自身，而不必考虑其他传统，也不必从更大的世界图景中来看待自己，这种古老的观念已经成为过去。这不是说其他文化和观念必定更好（比如许多美国人在若干年前似乎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如果认为哲学本质上只存在于某种文化之内，只关注自身，而不会超出和“超越”自己的文化视角和局限，那就完全错了。
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观念，在调节人们认识世界上，可以发挥良性作用——与我们所有人有某种共同人性的观念形成平衡。值得一提是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他是本世纪早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哲学流派的代言人。最初由非裔法国作家发起的“黑人文化认同”运动提出以下观点：黑人有某种集体的种族特征，它是非洲人针对独特的环境所作出的具体反应形成。桑戈尔认为，非洲人特征的这种独特性在于其“情感参与”，这种对于对象的情感介入，是欧洲哲学所不熟悉的。他写到，非洲艺术和音乐是这种情感介入的生动写照，因此，非洲哲学与众不同。
比如，本世纪两位杰出的印度哲学家将传统的吠檀多和优秀的英国教育背景相互结合，提出了远远超出其地域性起源的哲学体系。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圣雄甘地（1869—1949），他运用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精神力量），通过自己典范的禁欲生活，把英国统治者赶出了印度。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榜样力量，他的生活、信念和方法鼓舞了数百万人。
此外，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我们要问问自己，文化群体是如何加以确认的。这个问题在传统上并不认为具有哲学上的深刻性，这个事实表明了以下这个未经批判的假设：哲学家们并不从文化视角来考虑问题，自己也不体现独特的思考方式。相反，在当代的非洲哲学中，“作为非洲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恰恰是当前争论的中心（如“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传统上被视为犹太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完全可以说，哲学与文化的区分已然成为过去。
其他还有阿罗频多（Ghose Aurobindo，1872—1950），他的名气稍逊于甘地，但他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追随者超出印度遍及世界各地。他把进化的概念引入了吠檀多。他驳斥了印度教向来具有的共同主张，既世界是幻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世界的否定。因此，他也拒斥禁欲主义。他试图调和印度教和基督教，建立融合宗教神秘主义和日常生活的共同体（静修院）。
哲学无法不受这些全球性潮流和关切的影响。群体之间日益增多的文化接触和冲突，引发了大量哲学问题。真的有适合于一切文化的规范和标准吗？（1948 年的联合国宣言强调的“人权”，实际上难道不是第一世界把自己的伦理强加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吗？）是否有唯一的知识概念，它既在中国、尼日利亚有效，也在芝加哥、海德堡有效？（物理学所研究的现实确实是真的、普遍的吗？还是说物理学理论的一致性是由于物理学的语言和技术？）是否存在唯一的宗教，或者说，是否存在某种奠定了所有宗教的唯一灵性？（还是说，“传教事业”会毁灭本土文化？）是否存在“人性”这种东西，或者说，只存在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和文化？
在西方，哲学直到今天仍视为独属于西方的传统。我们要说，哲学到处都存在，只是形式各不相同，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的相似之处，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此之前，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也偶有交流和相互借鉴，但多数情况是彼此不相闻和相互不理会。然而，如今哲学这门学科在西方已经扩大它的关注范围，拥有了全球视野，在政治压力和环境压力的迫使下，不仅把自身视为各自国家的公民，也视为整个世界的公民。
如同绝大多数革命政府，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也出现了此前统治者那样的极其糟糕的压迫性，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陷入混乱。到了 20 世纪 90 年，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让位于中国儒家传统的其他形式，我们称之为商业社会。（有些人以戏谑的态度看待这个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但要记住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经验的商业社会之一。）尽管如此，毛泽东式的革命作为极具魅力的范例召唤着世界上穷苦人民和受压迫的人民。同样，本世纪最畅销的哲学书之一是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1925—1961）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World），或许只有毛泽东的红宝书堪与之相比。这本书呼吁世界各地受压迫的人民使用暴力来结束迫害。（不过，与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相反但同样富有魅力的典型，是甘地针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非暴力抵抗”，稍后我们会对此作简短的论述。）
这种日益得到承认的全球化背景，产生的结果就是走向多元文化的比较哲学的强劲趋向。长期以来，在英国、欧洲和美国的顶尖学府访学的来自其他文化的学者和教师，把当今时髦的哲学潮流带回各自国家。如今，这种影响颠倒了过来，西方的哲学家越来越想学习和教授西方之外的哲学。这种共同关注开始渗入哲学。
因此，至少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是最盛行的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推翻了民国政府，这场“农民革命”引起了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综合了当地传统和观念（如同数十年前列宁领导下的俄国那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在此之前实际上没有得到承认。汉代（始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至高权威，这种思想因建国之父毛泽东而在“共产主义”中国呈现为新的父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生活和外在政治完全颠倒了过来，但是，许多中国学者仍然认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更像而非更不像传统的中国政府。
人们通过向多样的美国本土信仰和非洲信仰以及古希腊的信仰汲取资源，如今的哲学领域发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它导致了环境哲学的出现。环境哲学关注的全球问题，不只是如何保存足够的资源以维持当前生命（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存，还有如何维持未来生命的美好生活。这场运动（以及这场运动之外）的某些哲学家呼吁，人类应把道德责任感不仅扩展到全人类，而且应该扩展到动物。他们提倡尊重动物的权利，并采用体现这种尊重的政策。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许多“新时代”、环境意识强的哲学家提倡无所不包、有机的“盖亚”哲学的重要性。这种哲学不再认为我们人类是孤立的个体、共同体或社会，也不再认为人类与众不同，能够“支配”地球上其他生命和资源，而是开始看到世界是活生生的整体。
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主义和经济剥削的斗争、美国仍在持续的民权运动（如今是诸多运动），以及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全都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群体能够而且应该共生的方式的关注。当较小的种族和文化群体在面临许多人所谓的更大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吞噬，他们强调对自己身份的主张和保存，然而，那些认同更大结构的人们则又觉得自己受到社会崩溃的威胁。这种相互胁迫最切实的结果，就是内战和革命的明显增多，它们常常有种族或民族主义的起源，较小的种族群体为了使自身与较大的种族群体区分开来而斗争。哲学常常采用普遍的权利话语，但也要小心谨慎地适应地方性的环境，因此也是这种斗争运用的重要武器。
易言之，在经历了 2500 年从原初的万物有灵论向更为机械、更为科学的世界观过渡之后，我们走了完整的循环，又回到古代的万物有灵论者和许多所谓的原始人所共有的信念。如同艺术，哲学发现自己回到了自己原初的“根”，现代艺术就是如此。（当毕加索把非洲的面具形象融入传统西方艺术图像学，然后在巴黎展出，这开启了现代主义艺术。）或许有一天，哲学家也不再坚持我们自己深奥难解的诡辩与普通人富有洞见的观念和情感之间的区分。或许有一天，全球哲学甚至全世界的哲学还会超越局限于人类地球哲学的局限，不过，这样的推测显然超出我们当前的关切。
20 世纪的后半叶见证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前所未有的互动、交融和冲突。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交通变得日益便捷和便宜。自然的边界和地理的界限不再令人可怕。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私人原因还是文化原因，移民和在国与国之间来回往返都变得非常频繁。（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有许多正困扰于移民的涌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而且总是不那么愉快的文化冲突。）
① 例见 Marco Orru 未出版的专论“Institutional Typologies of Capitalist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