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1859—1952）是 20 世纪实用主义的核心人物以及最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也受到黑格尔观点的动态性的影响，他在年轻时，还是福音派黑格尔主义者。尽管他远离黑格尔转向了罗伊斯所辩护的抽象观念论，杜威的全部哲学仍然是建立在动态统一的概念之上，这个概念正是承自黑格尔。他整个人生都反对那些夸大的二元论，包括心灵与身体、必然命题与偶然命题、原因与结果、世俗与超验，因为它们撕裂了而不是澄清了经验，而且在他看来，这使得哲学变得不可能。他是反还原论者，偏爱丰富的理论和观点，而不是极简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比如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此外，他不断寻求某种功能性的理解，而不是静态的抽象分析，比如他追问道：“这是如何运行的？”“这是如何融合的？”。
很多美国人不大相信实用主义源自哲学家，而倾向于认为它源于美国人的易变和不愿固守在某个地方的特性。不过，罗伊斯对哲学的独特贡献，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源自他的加州背景和视角。他在某本论自然状态的书中对这个背景大加称赞，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对杂糅了唯物主义、灵性、世故和粗俗的奇怪混合的极佳分析，而正是这种奇怪混合规定了加州的精神。从这个视角来看，罗伊斯对经验和他所谓的“唯意志论”的双重强调就很合适了。罗伊斯的唯意志论与叔本华那里的唯意志论完全不同，因为后者强调非理性和悲观主义。相反，罗伊斯的唯意志论受到加州的乐观主义的影响，有种模糊但很强的目的感，以及抽象的黑格尔式的对较大共同体的“精神”认同感。确切地说，对于了解其背景的人而言，罗伊斯最重要但尚未得到理解的伦理学观念，就是诸如忠诚这种德性在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这种德性在美国伦理学中遭到摒弃，不仅在公司中少见，更悲剧的是，也在家庭中缺席。
与这种无所不包的态度相应，杜威试图引导实用主义离开对科学与逻辑的单向度强调（比如皮尔士）以及对主观经验的过度个人化强调（比如詹姆士）。特别是，杜威更感兴趣的是把哲学应用于国家所面临的大量日益明显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坚持认为自己首先是民主哲学家，但这绝不是说他只是谈论民主的理论家。他的哲学的主要目标是让民主运转起来，这既是他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目标，也是其知识论和教育理论的目标。杜威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意味着实用主义的成熟，也使其成为基础广泛的行动主义。他不仅鼓动社会参与，而且践行社会参与，很多独特的美国制度都有他不可磨灭的印记。
尽管美国的实用主义始于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反形而上学精神，但是，第二代实用主义者深受伟大的德国观念论者黑格尔的影响，从历史来看，这也是可理解的。为了对抗当时的虚无主义倾向，强调思想能够掌控最艰难的处境，罗伊斯（Josiah Royce，1855—1916）这位詹姆士的哈佛同事，把实用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相互结合，论述了整体主义的绝对真理观念。詹姆士对待“真理”相当谨慎，有时认为真理指的是最有用的理论，有时又提出更为激进的看法，认为我们通过在具体情境中的有效运用而使之为真。相反，罗伊斯宣称，所有哲学家，包括实用主义者，都追求绝对真理，哪怕他们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也是如此。罗伊斯认为，现代哲学的“精神”是地地道道的观念论，包括詹姆士对经验的强调和德国观念论者动态的超验领域。非常奇怪的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西田的禅宗的相遇，所基于的共同基础是黑格尔的“经验科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名为工具主义，它认为观念是我们处理实际问题时的工具。杜威比其他所有实用主义者都更为强调实践，强调我们通过做事来学习做事的现实方式。因此，他的教育理论的首要观点是：儿童要通过做事而非倾听和阅读进行学习，当然，这个理论也因其“放任”而常常遭到嘲笑。对于那些把自己的人类知识观局限于纯粹的“旁观者”视角的哲学家，即那些只是观看、理解而不是参与到实践中的哲学家，包括他的实用主义同行罗伊斯，杜威有许多严厉的批评。因此，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强调方法和结果不同，杜威将他的观点扩展为对探究和学习的本性的探索。
奇怪的是，詹姆士最富激情的学生是西田几多郎（Kitarō Nishida，1870—1945），这位日本哲学家在自己的国家宣扬詹姆士对“纯粹经验”的推崇。毫无疑问，西田所说的“纯粹经验”不同于实用主义者的理解。根据西田的理解，纯粹经验类似于理想的坐禅经验，在这种经验中，直接就体验到了自然和万物的统一。西田坚持认为，纯粹经验无法通过第三人称的观点掌握，因此他把经验主体的前反思经验作为其理论的基础。西田的纯粹经验先于所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在这种经验中，人同时遭遇自我与对象。在纯粹经验中，人超越了自己的个体性，（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遭遇某种真正普遍性之物，即终极实在。正是在这里，自我与宇宙合一。
杜威认为，对知识的寻求不应被视为对“真理”的抽象寻求。我们的探求之所以会开始，是因为我们感到矛盾，感到真实的不安，无论是出于具体的实践问题，还是更为复杂晦暗、我们有时称之为“好奇心”的情感。我们的处境提供了我们应该处理的问题。它们不是无中生有。学术探究应始终聚焦于纠正现实问题和改正真正的不足。据此，科学和伦理学在本质上有相同的目标，即改善经验状况。经验再次成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术语，它不仅被理解为动态概念，而且被理解为实践概念。经验不只是了解和理解。它要求参与、介入解决问题。
这种对经验的强调在宗教中最为显著、也最具吸引力，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规范着精神生活。从保守的恩典教派和南部的浸礼会到加利福尼亚大瑟尔的以瑟兰学院的古鲁，宗教常常被视为个人的主观经验，而不是复杂的神学教义。詹姆士（他毕竟是医生）认为宗教是某种治疗方式，用以治疗怀疑、抑郁和不安全感，并且把宗教规定为某种疗法，而不是教义。实用主义学说也带有多元主义色彩，它肯定了世界中不同经验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美国社会由充满野心、冒险精神的移民构成，对于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来说，这种哲学堪称完美。
尽管如此，杜威的实用主义也不应像许多欧洲人所奚落的那样，被视为功利主义特别粗俗的美国版，只关注经验的“兑现价值”（詹姆士所使用的带有隐喻性质的短语）。为了强调这个问题，杜威出版了开创性的著作，主题是显然不切实际（而且十分文明）的艺术和美学。艺术和经验把工具主义的方法应用于对艺术对象的观看。杜威认为，审美经验帮助我们以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方式来建构我们的经验。它们以不同寻常的明晰性揭示每种经验的结构，克服紧张而形成令人满意的统一体。
正是在强调经验的背景下，我们能够理解詹姆士在美国哲学中的持久吸引力，或确切地说，在哲学之外的持久吸引力，因为他更经常被当作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和文学批评家而不是哲学家。从新媒体的发明到“经验工业”（不只是娱乐业，还有各种替代冒险以及很安全的危险体验项目），“经验”似乎正是美国人的一切。在哲学中，这种对经验的强调被归为常识，实际的主张若在我们的经验中不起作用，无论它得到多么严密的论证或具有先天的说服力，都是不重要的。
哲学家常常对作为社会过程的教育有兴趣，但是，除了柏拉图和卢梭，实际上没有哪个哲学家像杜威那样如此强调教育。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杜威都强调灵活观点的重要性。他坚决拒斥当时僵化的课程结构，坚持认为它是学习的障碍，不会激励学习。他强调参与、解决问题、实践和经验，最重要的是令人愉悦的学习经验。
詹姆士认为，我们的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兑现价值”时，才是有用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在自己的实际计划中运用它们时，它们才是有用的。所谓好的观念，就是有益于某事。不过，詹姆士尽管这样强调实用，但并没有忽视宗教或道德信念的重要性。实际上，他认为宗教经验是我们经验中不可缺少的方面。宗教经验比宗教教义重要得多。但是詹姆士也承认，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若能帮助我们驾驭生活并使生活具有意义，那么，它们也具有“兑现价值”。这个比喻的粗俗性在他的那些欧洲批评者那里也不鲜见。
杜威也反对如下观念：学校是不同于成人社会的机构。首先，学校是孩子学习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的地方。因此，学校本身应该是民主的模型。学校，或许是过去文化和传统的宝库和媒介，但它必须朝向变化的未来。恰当地说，教育是终身的追求，涉及全身心地以有意义的方式来建构我们的经验。此外，人们可以把杜威的美国式乐观主义与一战前后折磨欧洲人的那种苦涩的犬儒主义和绝望做出比较。欧洲人悲叹自己悲剧性的毁灭。美国人则在瞩望激动人心的未来。
詹姆士是科学家，他的研究方向是如今所谓的哲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常常是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鸿沟）。他是首批对神经学这门新科学感兴趣的的美国人，他的两卷本《心理学》（Psychology），尽管已然过时，但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不过，除了对科学的兴趣，詹姆士主要关切的是日常生活的问题。正是通过他，实用主义才流行开来，使其走出哈佛大学的殿堂，进入美国思想生活的主流。（我们可能注意到，皮尔士不屑于詹姆士把实用主义大众化的做法，以至于为了使自己的工作与之区分开来，将之称为“实效主义”，他说：“这个词很丑陋，我想别人不会用它。”）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是常年生活在美国的西班牙哲学家，他是罗伊斯的学生。如同杜威，他提出了融合黑格尔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强调经验。同样，他像杜威那样是反还原论者，尤其是反笛卡尔主义者，他还驳斥当时极为盛行的静态的还原论的哲学，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日益变得有影响力的各种形式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桑塔亚纳尤其厌恶学者对方法论的强调，无论是在欧洲（比如现象学）还是在英美的“分析”哲学，它都占据了哲学的大部分内容。相反，他坚持某种极为个人化和文学化的风格。在桑塔亚纳看来，哲学是极富人性的追求，富有人文主义内涵。
皮尔士同样认为，科学术语只有在它们与实际的经验现实相互联系时才有意义。他为理论作为科学中的正当公设辩护，只要这些定义集中于可理解的结果即可（“可操作的定义”）。他坚决拒斥旧世界中非经验的哲学思辨风格，在这方面，他与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另一位成员威廉·詹姆士站在一起。
不过，桑塔亚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杜威和他的老师罗伊斯的观点。他对民主充满敌意，完全反对美国的那种“进取”文化。他偏爱地中海。如同 19 世纪的许多德国人，他对古希腊有一种乡愁。因此，他在哈佛大学成了有着贵族气息的人物，据说，当他发现自己有笔不菲的财产可供继承之后，就走出了正在上课的教室，并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
绝大多数动物通过本能获得习惯，但是，人类需要发展他们的习惯。特别是，人类需要获得信念，以此为行动提供（极为可靠的）前提。因此，皮尔士认为信念是人类习惯的表现。不过，根据皮尔士的观点，信念是暂时的、偶然的。它们可以依环境而改变，而且常常遭到改变。实际上，环境和我们自己的行动不断迫使我们改善自己的信念。信念不是“一劳永逸”的问题，除了数学和逻辑，那些声称“永恒”和具有先天证据的信念，可以说毫无实际用途。我们不断检验自己的信念，看看它们是否具有可靠性，那些未能通过检测的信念，则遭到抛弃。
桑塔亚纳的哲学像罗伊斯的黑格尔主义，强调动态的经验，或他们两人所谓的“超越”经验。但是，如同罗伊斯，桑塔亚纳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从认为个人可以突然直接地“直觉到”实在，转向了某种要求较为系统、理性的过程的观念。不过，对于桑塔亚纳而言，这种“先验主体性”绝不会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肯定无法得到哲学的“证明”。相反，人最终必须相信自己的自然感受，即自己的“动物信仰”，放弃那种可论证的确定性（但却会导致自我毁灭）的哲学追求。在他的代表作《精神领域》（The Realm of Spirit）中，桑塔亚纳写到：
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皮尔士主要是逻辑学家，他因提出符号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而闻名于世，但这与他的实用主义关系不大。他提出实用主义，主要是基于他对科学的兴趣。通过对生物学家的自然主义描述的反思，皮尔士相信习惯实际上是每种动物存活下来的关键。因此，早期实用主义者对神经学和“反射弧”的密切关注，是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焦点问题。
在动物的灵魂中，激情一个个紧接着或争着表现自己，而那些无法集中精神则慌乱地相互冲撞，给那些为自身提供的精致论证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如果灵魂变得完整和理性，那它的中心，即精神的器官，就占据主导位置，所有动人的激情开始得到比较和判断，而它们可能的问题就会被预知和不受重视。波浪不会停止，但如今它们打在了岩石上。随着内在安全而来的，是内在的明晰。
美国人对冲突的 20 世纪的哲学回应，仍延续了上个世纪的反形而上学精神，实用主义这种独属于美国的哲学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早期的两个实用主义者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后者是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兄弟。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本意是要纠正当时科学方法的笨拙粗陋。詹姆士使它变成了哲学。这种哲学的标志是对经验的重新强调，这是“彻底的经验主义”，与旧的经验主义完全不同。为此，詹姆士创造了“经验流”这个词。他还通过创建某种完全美国式的方法来联结新旧世界，这种方法在欧洲被称作“现象学”（经验的科学）。他对于弗洛伊德的观念也很同情。詹姆士在去世前夕，曾与弗洛伊德碰过面。
桑塔亚纳揭穿了形而上学的虚假面具，推崇某种充满热情（他会说是“卡斯蒂利亚式”，或更普遍地说，西班牙式）的自然主义，但他仍坚决维护宗教的重要地位。宗教为自然提供神话的或诗意的解释，尽管它们是不真实的，但对于赋予生活意义而言，却必不可少。它们帮助我们组织自己的经验，并从某种道德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宗教绝不是完美的，如同其他所有知识，宗教对确定性和“绝对知识”的追寻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此，人的宗教观就像他的文化观那样，是其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应以进步或实用为名加以摒弃或贬斥。因此，在某些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上，桑塔亚纳完全背离了他的实用主义同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