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并不是在说，我们全都有自杀倾向。死亡本能本质上是能量守恒原则，寻求在机体内部使紧张关系最小化。但结果是，每种机体都指向死亡，即生命循环的终结，这种病态的思想也激发了其他德国思想家的思想。最后，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生命是由爱与死的宇宙原则引导。死亡或许终结了个体生命，但是爱却见证了生命在物种中延续。尽管如此，爱并不是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维也纳所颂赞的浪漫。用弗洛伊德那些众人皆知的略带嘲讽的话来说，它是“肉欲，以及文明的严峻考验。”
弗洛伊德晚期的著作有明显的黑暗面。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中，弗洛伊德主张，人要生活在文明之中，只有通过压抑欲望、放弃诸多本能的愉悦，才能做到。不幸的是，我们越文明，我们就越要克制自己；我们越是压抑自己，我们就越有可能变得神经质。因此，文明的代价就是牺牲幸福。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中，弗洛伊德也认为，除了快乐冲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本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本能），人还有死亡冲动，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本能”。
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有其批评者的功劳。第一代中包括卡尔·荣格（Carl G. Jung，1875—1961）。荣格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作为神经质问题的基础的重要性。他还认为，弗洛伊德过于强调个人成长经历中精神创伤的重要性。荣格认为，至少有许多无意识的生活直接由物种共有的模式或原型所指引。根据荣格的说法，神经质行为的共同原因，就是个人没有意识到的原型模式的刺激，这是应对生活处境的典型方式。在这种情形下，个人无视情境的具体细节而“自发”行为，而这种方式从意识的立场来看是不适当的。荣格也对理想的心理健康加以理论化，他称之为“个性化”，认为成熟和稳定的立场应当是这样：人要学着接受自己的所有特点，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并把它们整合成个性化、独特的完满生活方式。（荣格阅读了不少尼采的作品。）
比如，男孩在 4 或 5 岁的时候要面对的心理障碍，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在数年对母亲的依恋之后，男孩会把父亲视为争夺母亲关爱的竞争者。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况以俄狄浦斯命名，俄狄浦斯是古希腊的悲剧人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是否能很好地成长取决于这种情结的化解，即放弃对母亲的依恋，接受父亲的权威。有些人未能完全化解这种情结，结果成年之后，在与母亲之外的女性建立爱的关系或服从权威时会遇到重重困难。①
在德国，另一场运动以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方式完成了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社会学家（实际上，他开创了现在所说的社会学领域），但是，他也是座思想宝库，尤其是在哲学热衷的理性这个主题上。我们再次看到，人为的学科分割是哲学的损失。多少哲学是对某些社会结构未被认可的表达，而不是对真理的阐释？又有多少社会学是隐蔽的哲学？
弗洛伊德的革命性在于，他把精神紊乱视为正常发展的偏离，它与我们所谓的“心理健康”并无根本不同。正是由于弗洛伊德，“常态”观念开始受到严重质疑，也正是因为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观念才站稳脚跟。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面临挑战性的障碍；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幸运而已。
年轻时，韦伯是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自由提倡者。年长后，作为受人尊重的学者，他勇敢地反对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德国的新右翼，并且谴责它们表现出来的潜在的仇恨观念。他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与他提倡的严格方法有关，但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贡献在于对当代社会的分析，如果我们用较为弗洛伊德色彩的术语来说，就是对当代社会的诊断。
神经病的征兆就是以错乱的方式表达欲望，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是给这些错乱解码，通过发现那些驱动它们的受到压抑的欲望来找到神经问题的根源。为此，弗洛伊德提出了大量方法来揭示行为背后的深层观念，其中就包括释梦。弗洛伊德认为，梦以伪装的形式（显现的内容）呈现欲望，人们可以对梦进行解码，由此发现其隐藏的信息，即潜在的内容。在他看来，神经病征兆与梦类似，涉及的明显行为是对意识上不可接受的欲望的编码伪装。心灵哲学和符号哲学由此发生了巨变。
在这里，有两个论题特别让我们感兴趣。第一个是韦伯的以下著名论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是新教的产物。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严酷的基督教哲学，因其预定论的核心论点，使数百万人陷入难以消解的焦虑之中。人们无法明确知道自己是否属于“拣选”的那部分。因此，人们有必要去“证明”自己够资格，因而需要忘情工作但却过着禁欲的生活。当然，无论多大的成功都无法消除这种激发了充满活力的进取精神的焦虑，但是，在努力和禁欲生活之间，结果是大量的金钱即资本的积累。在永不会成功地减轻焦虑的过程中，资本被用来挣得更多的金钱。结果是更多的努力，更多的金钱，依此类推，最终导致永不满足的贪婪，这决定了我们当前的绝大部分经验。
只要欲望受到压抑，就会被迫进入“无意识”，它仍然很活跃，只是没有被意识到。不过，在有神经紊乱症的个体那里，某些被压抑的欲望和记忆要求表达，尽管它们不被社会接受。既然审查机制拒斥了这些欲望和记忆，它们就只能被部分地感觉或记住，而且是以扭曲的形式被感觉或记忆，这就导致了反常行为和混乱的思想、冲动以及梦。在梦中，我们会“看见”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此外，弗洛伊德认为，那些因歇斯底里而什么也看不见的人，确实会力图不去“看见”那些显现在意识领域的被压抑的欲望。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诊断性论点与弗洛伊德的如下观点联系起来：文明本身必然会导致我们得不到幸福，我们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是人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过，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韦伯没那么轻易陷入从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社会的结构中进行概括的陷阱。他发现，那些决定了“人类境况”的结构并不只是文明的产物，而是特定文明、特定信念和欲望的产物。
在成长过程中，儿童学着让快乐原则的要求服从现实原则。人们可以说这是“心理装置”，借此能够发展出某种内在的审查机制，把意识到的危险或不合适的欲望排除出去。弗洛伊德称这个过程为压抑。特别是，压抑影响我们的性欲，性欲就其本性而言，常常受到扭曲。
因此，韦伯对理性观念本身产生了兴趣。自古以来，哲学家都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予的礼物，这是极为惊人的能力。正因为理性，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中，唯有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当下经验，关注遥远的未来，探索遥远的过去甚至瞥见天堂，更不用说数学和哲学的乐趣了。哲学家常常质疑理性的范围，比如，中世纪关于是理性接近上帝还是信仰接近上帝展开长期争论，现代“批判”理性并尝试为之划定范围（比如洛克、休谟和康德）。不过，韦伯承认，“理性”和“合法性”有许多不同的含义，而且当代生活中常常误以为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纯粹“工具性”的思维方式，缺乏人性和精神性。
作为医生，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自于他为神经紊乱症患者的治疗实践。他发现，有些病人的问题源于早前的、常常是婴儿期的创伤经验，由此他提出心理学理论，它基于对儿童时期成长的分析。婴儿的生活，始于快乐欲望。弗洛伊德称之为快乐原则。随着婴儿意识到外部世界并不总是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认识到，若要得到所欲求的快乐，就需要与所身处的环境互动。这个发现就要求承认现实原则，它在实践中常常与快乐原则相冲突。
总而言之，合法性所指的是官僚制。公正的政府政策（罗马人的发明，由拿破仑加以完善）成了加于自身的法律，对效率的强调（无论官僚制实际上可能多么缺乏效率）替代了那些事实上让生活富有意义和值得过的价值。正如韦伯从前的导师尼采在数十年前所说的那样，理性成了暴君。它不再承认自身的局限，也不再承认它应为之服务的价值。在晚年，韦伯成了新浪漫派。通过对尼采的运用，韦伯分析了“魅力型领袖”概念，即通过精神激励的方式统治的领导人，当然，与尼采相比，他更多把这种“魅力型领袖”置于较为传统的宗教背景之中。
一如既往，这些观念都可以在其前辈那里找到。“无意识”是好几代德国哲学家的论述主题，其中甚至包括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和康德。某种形式的心身合一的观念，已经由斯宾诺莎论述过，甚至在他之前、自德谟克利特以来的很多唯物主义者也论述过。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皆可解释这个观念，只是充足理由律（每件事都有原因）的另一种用法。不过，弗洛伊德在世界急需解释的时代里，把这种哲学与前所未有的胆量相互结合。他把这种哲学经验与催眠术、自己的犹太出生和在诊所的时光联系起来。然后，由于他给出的是人们最不想要的解释，即人的行为就其本性而言是基于卑鄙、残忍、乱伦的动机，从而激怒了整个世界。人类本质上是好的，对于这个启蒙观念而言，以上说法实在太过分了。性欲无处不在，而且处处受到压抑。不幸是不可避免的，而文明本身正是它的原因所在。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大学到奥地利军中服役，而且无论作为士兵还是指挥官都很杰出。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周围的绝大多数士兵背包里放的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他自己的背包带的是自己的哲学手稿，只要有空，他就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如同查拉图斯特拉，维特根斯坦的书就像从山上下来的先知，突然降临到相互冲突的人类身上，对他们的混淆进行惩罚，并试图一劳永逸地澄清他们的误解。这本书就是《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当他年长的老师罗素最终在 1921 年安排出版后，立即成了公认的哲学经典。
人们会发现，在维也纳，好医生都在探究最可怕的诊断，选择自己能找到的最敏感的主题，即自我。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通常不被视为哲学家，这当然是哲学的损失和耻辱。不管怎样，弗洛伊德的观念确立了 20 世纪人们反思心灵、人性、人的境况以及人的幸福前景的框架。我们通常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自我心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的这个反启蒙观念成了几代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思想前提，或者至少构成了他们的问题意识。此外，心灵最终只是物质实体（即大脑），可以用神经学和物理学语言加以分析，他的这个启蒙观念仍在规定心理科学。因此，一切皆可解释，甚至包括微小的“失误”和“口误”、遗忘和梦，这是 20 世纪思想的基础假设。
《逻辑哲学论》很像尼采的某些著作，由一些精心排列的、编号的格言构成。但是，不同于尼采的那些向来自我质疑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完全是断言，甚至是教条。它似乎首先是部逻辑学著作。它至少看起来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坚决辩护。这本书的主旨是经典逻辑原子主义的宣言。逻辑原子主义是罗素对极简主义的简单句子的描绘，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它们“描绘”了极简主义的简单事实。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其余部分则是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句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命题）如何描绘世界。
但这都是后话。维特根斯坦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在剑桥大学之时，他所离开的维也纳正经历新世界成型过程中的严酷考验。维也纳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明显展现出旧式贵族的堕落、中产阶级的焦虑，以及新生代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的愤怒。维特根斯坦自己就是这种旧式贵族的体现（尽管他放弃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因而与这个阶层不再有关系）。他也有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焦虑（他有三个兄弟自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旧道德秩序的崩溃）。他属于维也纳那个由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组成的圈子。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是他家的朋友。令人畏惧的激进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是他早年的伙伴，尽管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写作实际上交织着不可抑制的紧张。在维也纳，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小的政治阴谋不久就爆发为世界大战。在那里，人们还可以看到破坏欧洲安宁的病理。在我们探寻不幸的天才维特根斯坦的显著功绩之前，我们或许应该来检视他那个时代的神经病症，这是摧毁了欧洲人也摧折着他的病理。
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与理性之无能有关。在这里，显然受到过几代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也受到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理性试图去做却做不到的是对自身的探究。它无法为自己划定界限，或者说，它甚至无法描述自己的界限。它甚至无法描述自身。（“我不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我是自己世界的边界。”）人也无法说清楚这些界限之外的东西。人无法说“不可说之物”。在科学理性的界限之外，还存在所有的价值问题、紧迫的伦理学问题、上帝和宗教的本性问题。《逻辑哲学论》的结尾指向了这个方向：“对于无法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并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而是深刻的神秘主义，它悄悄地把我们指向哲学和理性的界限之外的多元经验。
在不到 80 页的简练著作中撂下“要说的都说完了”这句话，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战斗之后，维特根斯坦告别了哲学。他去学校教书，为自己的姐姐设计了一座房屋，创作了几首曲子，然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1929 年，他又回到剑桥大学，重新思考他做过的工作，不仅与哲学的新逻辑形式和理想的科学语言的追寻作斗争，而且与整个人类思想史作斗争。他发现，自己与之斗争的痛苦也曾让斯多葛学派和他自己的前辈叔本华以及尼采苦恼，尽管这些主题从未出现于他在剑桥以及其他地方激起的哲学讨论之中。他接受了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个“荒谬的职业”。然而，他又觉得这是“活受罪”，因而他再次离开了学术界。
维特根斯坦的这本著作的影响之一，就是激发了维也纳的哲学运动，它后来被称作“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接受了《逻辑哲学论》的某些核心论点，不仅包括有关逻辑形式的核心论证，而且包括较有问题的关于不可说的最终陈述。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并向英美扩展，它似乎日益把哲学和生活最重要的方面斥为“无意义的”，包括伦理学、美学和宗教。根据这种乏味的观点，哲学就是逻辑，而且只是逻辑。但是，实证主义者自己所做的并不能这样粗俗地加以概括。（我们稍后会有更详细的论述。）当然，维特根斯坦从未认可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伦理学、美学和宗教极为重要，以至于无法用科学的逻辑语言来把握。但是，维特根斯坦随后离开了哲学，当他十年之后回到哲学，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观念。
1911 年，一位极其热情、极具才华、极端富有、来自维也纳的古老家族的年轻贵族，出现在剑桥大学罗素办公室的门前。这个年轻人就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他是个无可争议的天才，罗素在遇见他之后不久就坦承，他把能教的都教给了这位年轻的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掌握了这种新逻辑，接纳了他老师的极简主义、原子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在几年内改变了整个哲学的面貌，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意图。
① 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主要集中于男性成长，关于女性成长的讨论，则主要被视为男性现象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