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认为，替代分析的方案是“从内部抓住”，即通过直觉把握事物整体。在这里，他抛弃了黑格尔，而接近浪漫主义者，接受了他们那种不可表达却无所不包的直觉观念。通过直觉，我们看到事物的整体及其在时间中的样子。我们看到它们体现了对立面，并表明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正当性。我们超越僵化的时刻，理解到生命、事物的生机。我们把自己的自我直觉为纯粹绵延，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生命直觉。我们是“从过去通往未来的连续发展，越向前越丰富”。我们的欲望和行动并非瞬间完成，它们携带着我们的全部过去。（与之相比，我们的思想则更具选择性。）通过我们自身，我们认识到世界的真理。世界是绵延。世界是演化。“我们无限地扩展自身，进而超越自身。”我们所谓的“物质”无非是经验的重复。若询问变化、发展的是什么，这就偏离了主题。实际上，柏格森哲学的全部目标就是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因其具有的偏见而钟爱静态和实体。
柏格森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及其分析方法的反对者，尽管他们没有展开过直接交锋。不过，不同于他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柏格森不只要修正分析方法以及哲学的语言概念。他坚持认为，在哲学中，我们应该完全驳斥分析和语言。他告诉我们，形而上学是摒弃符号的学科。因此，形而上学家身处艰难的位置，要表述不可表达之物。此外，柏格森不仅拒斥简单事实、简单事物、简单感觉这样的观念，而且拒斥哲学中的事实、事物和感觉观念。他的基本存在论是变化的存在论，不是这个事物或那种属性的变化，而是变化本身。
或许，柏格森哲学较有魅力的特征是其坚定的乐观主义。就像他对演化的热情，他的乐观主义堪比同时代大受欢迎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的哲学。德日进是位耶稣会神学家，他孜孜以求的是要证明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相容。德日进认为，人性在不断向精神统一体（他把这个统一体描述为基督）进化。物种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不断得到进化。德日进认为，在进化的后期阶段，最显著的变化与其说是机体的外形和生存能力，不如说是人的意识。
在那个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是忠诚的黑格尔主义者，尤其在他晚年。然而，这种过程实在观的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则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柏格森的哲学创造了绵延观念，即变化的实在。这里的关键不只是事物的属性在变化（蓝色的东西变红，年轻的事物变老），而是生命本身在变化。相反，概念是静态的、片面的。因此，只要我们想要分析什么，就会使所分析之物扭曲变形；我们看到一方面，却看不到另一面；我们把事物凝固在时间中，而未能理解事物的成长、发展和生命。分析是没有生命的，最多也就是随着系列连续的观点推进。但是，这必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有无数的角度，无数的瞬间。
如果我们注意到柏格森的乐观主义出现的背景，即大战前后充满焦虑和恐怖的年代，他的这个态度就越发引人注目。确实，在那段恐怖年月里，柏格森论述了爱与自由的哲学，反对康德式的义务和律令道德，论述了开放动态的宗教，而不是维护某种封闭静止的宗教。这种乐观主义似乎与其相伴终生，1941 年，即便已经垂垂老矣，他仍然顽固地与巴黎其他犹太人一道反抗纳粹的新秩序。（德国人当时为此追究了他的这种行为。）
但是，怀特海看到了其他隐喻，它同样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逆流，这就是关于变化、进步和过程的隐喻。人们可以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这样的隐喻。人们甚至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这样的隐喻。人们还发现，它出现在现代世界，先是在黑格尔那里，然后在达尔文和尼采那里。（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反对的英国“黑格尔主义者”错过或忽视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特殊维度。实际上，他们中的某些人把“时间是不真实的”这个非常反黑格尔的观点当作黑格尔的主要观点。）
与柏格森不同，怀特海始终保持自己对数学的热爱，保持他关于“永恒客体”的柏拉图主义，他对科学具有强烈兴趣，尤其是新物理学。不过，他对传统哲学的抨击并没有两样。他抱怨道，哲学范畴出自 17 世纪的科学。它们集中于不活跃的物质对象；对于静态的“无绵延”的瞬间加以概念化；扭曲我们的经验。它们“无视时间”。如同柏格森，怀特海坚持认为哲学要采用整套新范畴。哲学不应集中于对象，而应关注事件，不应把它们设想为静态的刹那，而应视为现实化过程的诸多瞬间。①怀特海不再关注毫无生气的对象，而集中于机体观念，集中于“事件，经由模式的生长”。机体不是机制。它在时间中运行。它的各方面都“充满生机”，而不是静态的。怀特海把古老的浪漫范畴引入了 20 世纪的哲学，这个范畴就是创生性。这还不只是说，哲学家应具有创造性、思辨性、想象力。自然本身就具有创造性、新奇性并且充满想象力。因此，哲学家要发明的不是理想语言，而是常新常变的语言、诗意的语言，由此把捉不断演化的实在模式。
根据怀特海的新“过程”哲学，整个西方传统的哲学家所使用的模型和隐喻都是相同的东西。它们是静态的关于永恒的模型和隐喻。这些模型和隐喻自能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兴趣来得到强化，比如怀特海与罗素曾经共有的那种兴趣，或者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对于无时间的算术和几何真理的迷恋。西方哲学是建立在“实体”“本质”和“客体”这些范畴之上的。它的理想是永恒和逻辑必然性。
① 差不多同时，胡塞尔通过现象学也在探究同样的问题，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比如，乐曲无法分解成原子式的瞬间。哪怕最简短的瞬间，也带有此前的音符，并预示将要到来的音符。
在与罗素合作完成了《数学原理》之后，怀特海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从英国来到哈佛大学，同时也离开了他在《数学原理》这本书中展示的冷峻的形式化的哲学概念。实际上，他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开始怀疑迄今为止整个西方哲学的主旨。他后来强调，哲学的目的是对神秘主义的理性化，“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达无限的宇宙”，获得“对于不可言说的深刻之物的直接洞见”。这显然不是那个与罗素合写了《数学原理》的哲学家——数学家的语言或情绪。罗素后来也承认，对于怀特海的新哲学，他完全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