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武帝刘彻的短兵相接中，司马迁看见刘彻并不高大，他看见了刘彻脸上的毛孔和眼中的血丝。匍匐的他站了起来，站立成大丈夫，站立成一心可对八荒的大丈夫。对司马迁来说，现世已成“荒原”。现在，《史记》成为他生命中第一位的东西。
一刀下去，司马迁终于窥破帝王心事了。他坚定地想：刘彻，这回我不跟你玩了，不给你为婢为妾了。
中书令向来由宦官担任。对司马迁宫刑后任此职，不断有人说这是刘彻羞辱司马迁，有意提醒他的宦竖身份。从前我亦认同这一说法。今日看来，这是高估了刘彻的情商。对下级，没什么奖赏比官帽更重要，这是皇帝和各级首长的共同思维。司马迁出狱时，李陵事件已尘埃落定。公孙敖传回的消息有误：为匈奴练兵者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位降将李续。李陵得知被灭族后，怒而杀掉李绪。“大势已去”的司马迁出狱后竟升了官，参与皇家机密，这很大程度上是刘彻的悔过表示。杀人不眨眼的皇帝，犯不上用一顶级别更高一些的官帽子去羞辱一个人，也与情理不通。
宫刑，这真是一种令人发指的酷刑，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摧残术。文明进化的结果使男女性器成为最深忌讳最根本隐私，宫刑则把这一切一刀挑开。消逝的性器实际上可看作是被张挂在了受刑者脸上。司马迁将耻辱列为十等，“最下腐刑极矣”。腐刑（宫刑）是生人耻辱之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七年两千多个日夜未能使耻辱感稍有缓释。他时时感受着身体上的那片虚空。阉人，皇权体制里不可或缺的蛆虫。司马迁的残生里，时时有蛆虫在身的恶心。
对皇帝心事，司马迁已洞若观火。对司马迁心事，皇帝完全无知。刘彻完全不知眼前这个无根男人在精神上已走得多远。处司马迁宫刑这年，刘彻是六十岁老人了。这个老英雄，这个把权力使用到极致的帝王，他不会去判断也无兴趣判断身边这个小人物的雄心壮志及情感风暴。
敏感自尊、学识超人的四十八岁老男人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了。少小时遭阉割，会自然养成阉者人格，可司马迁已经做男人四十八年了。
当世荣辱、皇帝恩宠对司马迁已完全无意义。他虽被置于权力系统中，但精神上绝对是“局外人”了。皇帝亦不过是“荒原”的组成部分而已。宫刑无异于一场精神淬火。司马迁在精神上已彻底抛弃了当代，抛弃了皇帝。
人是唯一的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同类或其他动物实施阉割术的动物。比身体阉割更加普遍的是精神阉割。能决定现实秩序者，必求决定心理精神秩序。在宫刑之前，司马迁虽学识超人，却亦自觉走在精神阉割的路上了：“以求亲媚于主上。”婢妾心态在皇权体制下是常态，而非异态。大环境足以使你自觉养成“婢妾自律”。宫廷之内，大约只有皇帝一人无“太监表情”。从阉者身体和精神里，皇权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最“纯正”奴性。
司马迁要在历史里无所依傍地站着。
按汉律，死罪可拿五十万钱赎罪，或以宫刑免死。司马迁家无余财，朝中也无人为他说话，他只能面临三种选择：自杀、处死、宫刑。自杀是最能保持一点尊严的死法，司马迁也最想自杀。读《史记》，你看到自杀是如此普遍，伍子胥、田横及五百士、李广、屈原、蒙恬等等，皆自杀。自杀是有用的，或明志，或避辱，或解脱……可是，父嘱未实现，《史记》未完成，我司马迁不能死、不敢死。是斩首还是去势，他只能在身体的两头之间选择。——他选择了宫刑。当朝当代不许他发自肺腑说话，他对历史、对后人发自肺腑说话的愿望就变得格外强烈。司马迁坚定地想：我必须活下去。他决定接受一具荒谬的身体，在荒谬中活下去。从此，他终身视自己为该自杀而未自杀的人。
至莫（幕）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指卫青）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司马迁的悲剧是偶然中的必然。驰骋疆场的将领，或胜或败或死或降，乃正常命运，因将领正常命运而致司马迁无妄之灾，又属非常事件，非常事件落在司马迁身上又有必然性。如他不在场，或在场不说话，或察言观色随大流说话，都可免祸。他在场了，他说话了，他说话必发自肺腑，发自肺腑就要惹祸，就要触犯宫廷丛林法则。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古代版本。彻底的恐怖效果来源于绝对惩罚权力，专权者需要不讲理就能做到绝不讲理。
——《史记·李将军列传》
司马迁在武帝面前开口为李陵辩解时，内心既有书生的正直天真，又有婢妾般的绝对忠诚。几句话惹出杀身之祸，令司马迁一下子明白：帝王心事与臣妾心事，实有天壤之别。司马迁当时大约连咬碎舌头的心都有了。可是，宫刑七年之后，在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仍情不自禁盛赞李陵。可以后悔当时那样说话，但一旦白纸黑字却还是要那样说话。
《李将军列传》是唱给李陵祖父李广及李陵家族的深情挽歌。司马迁的深情，化为历史的深情。李陵案为《史记》增加了最深重的义气。
刘彻心灵再次遭受重创。皇帝总有迁怒的办法：李陵被灭族，狱中司马迁论死罪。
李陵案意外地改写了司马迁的命运，被改写命运的司马迁重写了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多了一种“意外”的表情——司马迁表情。
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第二年，刘彻对李陵之事有所悔悟，派公孙敖深入匈奴，企图寻机接回李陵。公孙敖未能见到李陵，却传给刘彻如此消息：李陵正为匈奴练兵，准备与汉朝对垒。
把名字擦亮
这完全出乎司马迁意料——微臣可是一片忠心啊！
立名者，行之极也。
司马迁下狱。司马迁成了李陵事件中的一个意外“事件”。
——司马迁
司马迁对任安说，他就用这些话去应对皇上。可是，秀才心事对帝王心事，真是南辕北辙。刘彻龙颜大怒：你这是借为李陵摆功，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屡次劳师远征却损兵折将！李广利是谁？——刘彻宠妃李夫人之兄。国家，国家，国就是人家刘彻的家呀。对多疑忌刻、心理又遭重创的刘彻这样说话，可视为司马迁之不智。专权者有翻脸不认人的强大优势，闷棍的这个打法当然是臣奴无法也不可能招架的。
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报任安书》
——司马迁
仆观其（指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司马迁成了一个自觉的悲剧人物。荒谬的身体，悲怆的精神，无情的世界，不能不令司马迁瞪大眼睛，他抛弃了灵魂里的最后一丝虚伪。司马迁裸体面对历史。他自觉地在荒谬中度过余生。他使用着这具无根躯体，直面并超越这个给他了巨大耻辱的当代世界，以惊人的意志，伟大的才华，坚强的人格，将自己送入历史。
名将阵前降敌，深深刺激了朝廷心脏。事件中心不是李陵，而是皇帝。刘彻的心情，才是“臣妾们”最关心的。他们在揣度此时刘彻爱听什么话。从前赞扬李陵的人都说李陵坏话了。司马迁对无人为李陵说句公道话甚为不满，臣妾心态又使他牵挂刘彻，希望皇上能把心放宽一些。适逢皇上召问，小臣司马迁发言了：
与通常的阉割摧折人格作用相反，司马迁涌起的是反精神阉割的狂潮，是人格旗帜的高扬。
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刘彻一开始听说李陵阵亡了，接着又有消息说投降了。他便让相师给李陵母妻相面。相师说李陵母妻脸上皆无死丧之色。独裁者往往乐见他人的牺牲，牺牲愈壮烈，独裁者心境愈欣慰：这样是好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李陵阵亡或自杀，他这当皇帝的才有面子：李陵竟不肯为我一死，他至少应该和他祖父李广一样啊。
司马迁有哪些思想精神资源？
李陵却陷入了复杂的选择。
司马迁之世去先秦不远。他不难感受先秦那思想自由文化繁荣气息。同时，汉武帝时代大一统气象又令其振奋。他认可自己欣逢盛世，一直取“紧跟”时代态度。
李陵投降前二十年（公元前119年），其年过六十的祖父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李广已转战疆场四十余载，匈奴人都惊呼他为“汉之飞将军”。时乖命蹇的李广始终未能封侯。他想用战功说话。可是，部队却因迷路而贻误战机。为向皇上谢罪，亦为本人和家族免受羞辱乃至屠杀，李广果断自杀于阵前。
靠铁血政策完成统一大业的秦朝，还没来得及为帝国安装“软件”，就土崩瓦解了。秦创立的国家体制却基本由新兴汉朝继承了下来。秦帝国企图用绝对权力绝对控制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传之万世的超稳定结构，不料迎来的却是昙花一现的宿命。“传之万世”又何尝不是后世帝王心事呢。只是秦之忽兴忽亡的惨烈事实活生生摆在面前，牧民之术再也不能像暴秦那样蛮横露骨了。
李陵投降了。
董仲舒极力将儒教加以神化和俗化，贴近皇权，贴近政治，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主张，被确立为时代命题。这种貌似不容置辩的理论，很合统治者胃口。秦朝“以吏为师”求思想统一归于失败，武帝“独尊儒术”却大获成功。好在短命的秦朝难以完全阻断先秦那伟大的气息，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虽难以再现，司马迁时代却无疑尚能感受诸子的流风余韵。
李陵像他的祖父李广一样急于立功。公元前99年秋天，李陵主动要求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进入漠北已是寒风吹彻的冬天。这注定是一个与他过不去的冬天。在浚稽山一带，李陵部众与单于三万骑兵展开了遭遇战。单于很快发现他这三万骑兵竟不能制服李陵五千步卒。单于又调集八万余骑，对李陵摆成合围之势。李陵部众的一百五十万支箭全飞向了匈奴人。部队损失惨重，且成了一支赤手张空弓的部队。他下令部众解散，各自突围。单于太想活捉李陵了。李陵未能冲出重围，最终为单于活捉。
道家人物司马谈却让儿子习儒。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司马谈晚年，崇儒已成大势，他当然希望儿子瞩目于时代显学。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期望。对孔子的倾心仰慕赞美，是弥漫整部《史记》的。司马迁要求自己做孔学衣钵传人，他自觉“折中于夫子”，即以孔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司马迁对李陵家族的敬仰和同情由来已久，而他与这个家族向来毫无瓜葛。“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报任安书》）与李陵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却为他蒙受奇耻大辱。
司马迁对道家又深情喜爱。《史记》许多篇章对此都有流露。后世有个性的士人往往都表现为尊儒而喜老庄。所谓儒道互补，是士人精神张力所在。司马迁可称之为开先河者。有趣的人，不论在儒在道皆有趣，反之则皆无趣。
刘彻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皇帝心事依旧，司马迁心事已非。
司马迁这样确立创作目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迁并无系统异端思想，但对儒学神化迷雾，却有独持异见的勇气，不时冲破当代儒术的羁绊。虽然我们从《史记》中得不出“究天人之际”后的明确答案，但司马迁之天不等于董仲舒之天，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对孔子止于“圣化”，董仲舒则将儒教“神化”。董之天不可究，迁则究之。《史记·伯夷列传》中写到伯夷、叔齐品性高洁而饿死，盗跖暴戾以寿终，司马迁不禁感慨：“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的思想不时旁逸邪出，超越正统儒家规范，对汉代儒术更是颇有微词，其思想又体现出多元混沌乃至矛盾状态。
任安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公元前98年司马迁入狱并受宫刑，次年出狱，且意外地尊崇任职——任中书令（皇室机要秘书）。七年后，任安因“巫蛊案”下狱，论腰斩之罪。任安下狱前数年，曾致信已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向刘彻推荐自己。司马迁竟数年未复此信，直至任安死到眼前才复信。两千年后一读再读《报任安书》，司马迁那颗流血的心仍会令人心惊胆战：老朋友任安你太不理解我的心事了。
司马迁之魂，正是混沌又清澈，坚定又怀疑之魂。这是司马迁的深邃所在。
司马迁朋友很少，撰写《史记》这一浩大工程要求他必须心无旁骛，家族、职位亦决定他不会成为朝廷股肱之臣，无巴结权贵的必要。虽然如此，皇帝刘彻的身影却不能不深深地笼罩他。宫刑之前，他是这种心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谁都可以不必巴结，皇帝却是生存意义所在。青年郎官司马迁小心翼翼，让皇帝满意，讨皇帝欢心是最高行为准则。与皇权下的许多臣子近侍一样，司马迁亦具“臣妾心态”。
多元混沌的司马迁，最坚定明确的精神追求是把自己的名字擦亮。只有把名字擦亮，才能对得起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天地宇宙，才能对得起手中的“史笔”。他是以悲壮之情对待这一点的。
人们对李陵的这份历史情感较大程度上是司马迁给奠定的，是他抚哭叛徒情怀的濡染和发酵。
重名是儒家传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司马迁视孔子此语为座右铭。“立名者，行之极也。”（《报任安书》）司马迁视确立名节为人生终极目标。《史记》中，他常常用名不虚立、名冠诸侯、名垂后世、名重泰山等语深情赞颂所述及的杰出人物。“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史记·陈涉世家》）这是起义草民陈涉的豪言壮语。“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对自己的文采早有自觉，他认为如不把才华表达出来并传之后世，那是可耻的。
吊诡的是，一代又一代后人一直同情乃至喜欢这个叛徒。历史的可畏与有趣，在李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司马迁重名，亦出于儒家世俗伦理责任。“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太史公自序》）把自己的名字擦亮，是为包括父母在内的列祖列宗尽孝。由此可见，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司马迁生命意识中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立德、立功与他无缘，唯立言是他可以把握追求的。
不管投降及投降后的遭际多么曲折，李陵是叛徒这是历史事实。
后世不断有人指责司马迁“急于求名”，这是不能仰见其伟岸人格之故。不可否认，宫刑使他的立名冲动更加紧迫强烈。可是，司马迁立名的首要目的是洗刷人生奇耻大辱，并且不是在当代洗刷，而是在历史里洗刷，在历史里为蒙羞的灵魂正名。司马迁之名，是名节、气节，是贯通古今、顶天立地的判断与正义担当，舍此则断无可能确立司马迁心目中之大名。从来都是名利相随，追名逐利必立足眼前当下，必巴结权贵。司马迁之立名却以彻底剔除眼前功利、抛弃当代为前提，完全不存以著述求当世功名之念。司马迁比孔子所要求的立名境界可说更彻底更纯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孔子把功名完全当作今生今世之追求，并且有年龄限度，越早越好。
——司马迁
体会一下司马迁这些话：“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史记·封禅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这一口吻，这一情怀，弥漫整部《史记》。这极重要。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距离，更有利于我们体会这些话的伟岸与深情。司马迁是以未来意识去审视历史的。他把立名冲动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坐标上。他判断历史，并自信其判断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司马迁重名，在某种意义上与追求真理同义。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创作却绝无眼前名利企图，不唯人欲横流的当今无人企及，古代亦罕有其匹。重名的司马迁，却取消了当代，取消了汉武帝评判他的资格。你割我的卵，我灭你的胆。眼前江山是你皇家的，我要打扫清理出一片“历史江山”。我的判断是根本判断。这是何等胸襟？谁能有此胸襟？谁曾有此胸襟？
——司马迁
司马迁在精神上彻底从现实退却，在历史里纵横驰骋。他要在历史里为自己正名。他竟然做到了。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天下大势在我胸
李陵案的一个意外事件
人穷则返本。
他要为自己的天真付出“意外”代价了。
——司马迁
司马迁或许自信已具备洞察历史的能力了，但对自己的命运却完全无能为力。他深知历史，在现实中却一派天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这个大时代，司马迁却一直是一个小人物。司马迁二十四岁左右为郎官。此后二十余年，他几乎随侍了刘彻所有出巡行动，虽自视为莫大殊荣，但他无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记录者。与众不同的是，职业敏感、知识修为使这位记录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洞察者。司马迁能看到并经历他人看不到的历史活剧。在那些活剧中，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对剧情却可能比主角、比导演看得更清楚，并深知产生那剧情的背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刘彻举行汉朝首次登泰山封禅大典，司马谈却突然在周南（洛阳）病危，不能随侍封禅，临终遗命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垂泣受命。按汉制，儿子可继父职。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至四十八岁遭宫刑前，司马迁除应对本职事务外，集中精力撰述《史记》。
——司马迁
司马迁已经把自己确立为这样一个人物：中国古代游历最为深广、文化准备最充分的史学家。到司马迁以深邃眼光打量历史的时候，中华民族极其宏富的历史经历，亦在呼唤一位伟大史学家、一部伟大史学著作的出现。
司马迁单人独骑，一往情深，一意孤行，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
司马迁对自己的游历甚为得意。首次壮游大约持续了三年时间，再次出游则已是奉使青年朝官身份。这些游历可视为司马迁所进行的史学“田野调查”。一个学养非凡的青年，又及时进行了非凡的浪漫长旅，胆识、文气得到有力淬炼，他以广阔的地理为人生奠基。正当多情易感的青春时代，走出书斋，面对大地山河，胸中典籍掌故在游历中一一被指认，书生心窍豁然开朗。如此时空的长旅，在汉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大，心脏亦大。帝国的强大心脏，能把志向非凡的司马迁送到很远的地方。司马迁深知这个时代，并喜欢这个时代。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激烈批判这个时代。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又不断随侍热衷出巡的皇帝刘彻，遍行大汉江山。后世的史学家，在脚力与心力两方面皆无人能及司马迁。非凡的游历考察，使他对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史具备了鲜明在场感，历史的大局与细节了然于胸。他把游历化为《史记》的一条脉络，其深沉的脉动不时在各篇中呈现。
《史记》就记录的深度广度，思想情感的高度强度而言，不仅前无古人，亦堪称后无来者。从哲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史记》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的秘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之后，修史之责被统治者强调得愈来愈重，修史路径却愈来愈窄，以重臣监修史书成为常态，史书越来越无趣，个性光彩、人性深度、批判锋芒从史书中全面退却，再也难见文气丰沛、识见卓越。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又是一个悲剧世界。无数人受利益的驱使，而陷入各种各样的悲剧。可是，还有无数人为了正义、情义、信念、国家，或仅仅为保持人格尊严，而自觉选择悲剧命运。《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一百一十二篇写人物，人物多数为悲剧人物。其悲剧人物之众，悲剧氛围之浓，悲剧性质之彻底，中国古代史学、文学著作皆无出其右。悲剧意识是司马迁的精神本质。“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独创的叹息形式，《史记》就是一声深长的叹息，众多篇章皆以悲夫、乎哉、矣、乎、哉等叹词来结尾。《史记》充满了郁结、苦闷、寂寞、激越、沉吟，可视为一篇淋漓着司马迁心灵苦汁的自传。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概括了二十四岁前的人生：
商鞅、荆轲、项羽、蒙恬、白起、吴起、屈原、贾谊、李斯、李广、李陵、张汤、主父偃等等，从市井细民到宫廷权要，他们的人生无不以悲剧收场。
比生活在这个时代更加幸运的或许是：司马迁有一位伟大父亲——史学家司马谈，一个有能力有条件站在时代文化巅峰的人物。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掌文史星历。“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读书条件当世无人能比。司马谈服膺道家精神，却让儿子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人习儒。这应当含有为儿子规划未来人生的现实考虑。崇儒大局已定，只有习儒才能走上仕途，这类似今日的接受应试教育。司马迁十岁时，父亲就将他从家乡夏阳（今陕西韩城）带到京城长安。二十岁时，司马迁迎来了他一生至关重要的首次壮游。这时的司马迁无公职，出游必出于父亲的安排。由此可见司马谈对儿子的期待之深。司马谈的影响及有意识的培养，必使司马迁的文化自觉、史学胆识发育极早，为他成长为精神更雄伟、文采更丰富的人，奠定了重要基础。
李斯：出卖良知、精神自宫者的典型。精神自宫者死于阉人赵高之手。这是个掀动司马迁复杂情感的人物，恶心、痛惜、怜悯，皆有之。《李斯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让李斯面对老鼠——蝇营狗苟的老鼠。这是一位身体被阉割者，给一位精神自宫者的定位。李斯作为一个携有巨量信息的人物，出现在司马迁笔下。
司马迁（公元前约145——前87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命运，他的才华，在此时空下展开。
张汤：一个“模范”酷吏而最终不得不自杀。《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亦开篇就让张汤面对老鼠。张汤儿时，肉为鼠偷吃，张汤因看家不力遭父殴打，张汤怒而掘穴捕鼠，煞有介事布置场面，传布文书庄严“审鼠”，当堂处鼠以“磔刑”。审鼠的孩子后成长为酷吏。这个盛世看上去光鲜异常，却需要大量酷吏来维稳。《酷吏列传》所描绘的恐怖世界是皇权的投影。纣只有一个，助纣为虐者却必是一群。张汤审鼠，庄严常常就是滑稽。
大文明需要大时空。汉朝人不论走多远，都没有发现文明高于自己的地方，更不会发现比自己还要庞大的帝国。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彻追求好马的热情极为高涨，为此他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派将士一次又一次深入西域。后世不断有人诟病刘彻此举。其实，这类似当今追求尖端武器。刘彻有理由认为，他最有资格拥有尖端武器，最好的马应该为他的帝国驰骋。
张汤、李斯与鼠之关系这种细节，极具黑色幽默味道了。
这些人与司马迁同代。他们大都不会留意、在意人微言轻的司马迁，而早早就有史学使命意识的司马迁却不会不留意他们。
主父偃：一个皇权时代庸常官僚的庸常悲剧。司马迁却对之寄慨遥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写至主父偃被族，司马迁悲情又起：“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一徽记，如伏流千里，贯穿《史记》全书。
……
司马迁以文学笔法入史，后世对此争议不断。司马迁之所以首创纪传体修史体例，既决定于他的实录精神，亦决定于他将文采“表于后”的决心。这一体例最有利于塑造人物，铺陈他非凡的文采。李斯面对厕中鼠与官仓鼠的心理活动，小儿张汤一人在家中审鼠的场景，鸿门宴上的勾心斗角，项羽乌江自刎时言行……《史记》中遍布此类私密性极强的细节。这类细节是怎么来的？我倒宁愿相信，有些细节干脆就来自司马迁的伟大文学才能。这违背历史真实了吗？司马迁追求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真实，更本质的真实。把历史场面生动地布置在你眼前，这是司马迁突出的本领。一个无史识史才的人，给他再多史料也无意义。《史记》是史诗，亦是诗史。它同时具备伟大诗篇的美学意义。
董仲舒，首次确立儒学至尊地位的思想家。天下一统了，也必然要求“软件”一统。帝国到了从容建设“软件”的时候，董仲舒应运而生。他将儒学世俗化、实用化兼神学化，殚精竭虑从天上到人间为体制寻找自圆其说的合法性。
司马迁笔下的现当代人与古人，味道完全不一样。写古人，虽也有激情澎湃之时，但以求证、概括、理性为主。写现当代人，司马迁可就放开手脚了。你看，陈胜、吴广、项羽、樊哙、刘邦等等一个个活灵活现，像极了小说中的人物。司马迁是一个有强烈还原历史真实愿望的史学家，又是一个具有非凡创作能力的伟大文学家。“正是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罗素《西方哲学史》）我们当然亦可对司马迁持此态度。可是具体到《史记》中的历史事实与细节，相信还是怀疑，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也不再是重要问题。以情感入史，是司马迁的缺陷，也是他的伟大。去掉司马迁情感的《史记》，绝不会是伟大作品。司马迁对距他不远的现代人物，敢于进行创造、塑造，大肆张扬文采，那是他自信已充分占有材料，对人物具有本质性把握。他在记录历史，同时实现了艺术真实。
张骞，中国古代走得最远、出使时间最长的外交家、旅行家。军事将领向远方伸出铁拳，大汉使者则向远方传布帝国消息。
司马迁所创制体例为后世继承，其著史的本质精神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司马迁的文学精神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章大家，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无不以《史记》为准绳。当文风颓靡时，真正的文学家就到司马迁那里寻找生机和力量。从《红楼梦》的浓厚悲剧氛围里，亦可探得《史记》消息。伟大的文化创造必息息相通。
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在现实与历史中，他们皆赫赫有名。他们一次又一次远征漠北、西域。他们是武帝性格的延伸，是帝国挥出的铁拳。对内集权与对外征伐，是刘彻的力量来源。他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武帝一朝，是中国古代进攻型将领最多的朝代。靠蛮力挑战汉朝的匈奴，在武帝铁拳不断打击之下，不得不一再远遁。
司马迁职掌文史星历，著史却是私人撰述。至东汉班固时，已是奉旨修史了。私著未必能超越精神阉割，奉旨却是必须先行精神阉割的。相对于《史记》，《汉书》是规矩的皇家史册。《汉书》主旨或许可如此概括：明天人感应，固皇权一统，成官史规范。核心是“以求亲媚于主上”。班固判断《史记》，就完全是以“真理在握”的眼光了：“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眼里，司马迁俨然异端了。大师往往充满矛盾，精神阉割者却最易以立场坚定，真理在握面目出现。班固肯定《史记》实录精神，却难以接受其思想锋芒。班固的话对皇权后世影响甚大。汉末，司徒王允欲诛蔡邕，蔡邕上书求毁容刖足，留下一条命，以著成汉史。这显然是要效法司马迁了。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蔡邕难逃一死。《史记》为谤书说在两汉甚为流行，这是将司马迁发愤著书降低为“泄愤著书”了。司马迁不论是否心存诽谤，只要他贯彻实录精神，其当代及后世必有人视之为诽谤。司马迁恪守实录，但又有强烈的主观性、个性。终身抱持婢妾心态的大小班固，必然不能仰见司马迁的瑰异光彩。与《史记》相比，后来二十余史无不热衷于为皇权“资治”，少有社会经济大局的揭示，更乏对人性的深度探究，显然气量狭窄，局促矮小。无主观性、个性之史学家，竟亦难以实现深远的客观性。
一号人物当然是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刘彻十六岁登基，在位逾半个世纪，将汉朝推至鼎盛，寿命长，威势重，能量大，阴影亦大。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出巡至河东郡（今山西夏县），郡太守料不到突然来了皇上，供给保障措手不及，急得以自杀来逃避。司马迁以十一个字实录此事：“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史记·平准书》）第二年，同样原因，陇西郡守自杀。皇上——这个权力恐龙，影子就能吓死人。刘彻热衷武功与出巡，是古代走得最远出巡次数最多的皇帝。他对女人的热衷亦甚有名。“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翦伯赞语）
针对班固贬斥司马迁之言，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所能窥也欤。”（李贽《藏书》卷四十《司马谈 司马迁》）可谓一语中的。班固眼中的“蔽”，正是《史记》光辉所在。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司马迁暗讽的主箭靶。刘彻创造了一个无人敢判断他的时代，司马迁却给他一个判断。从维护统治者光荣形象的立场来说，《史记》为谤书说当然是成立的。对以天生正确自居的人或事物来说，你只要讲真话就完全有可能被视为诽谤。写刘彻父亲的《孝景本纪》、写刘彻的《今上本纪》，被从《史记》中删除，亦可证此点。睥睨千古易，判断当代难。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对当代史的忌讳几乎是天然的。更有甚者，对古代史都是如此。
看看这样一个时代，容纳了些什么人物。
深情的司马迁“绝情”于其所处的时代，不如此，他不会走向雄伟开阔。
汉初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饱经战乱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接手的是一个富于生机、野心勃勃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差不多可说就是从前的“天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统局面，似乎是实现了。
有此绝情，方有绝唱。有此绝唱，方能称为“独断历史”（章学诚语）。
人是历史动物。把自己安顿在历史里，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精神需求。汉武帝时代，中华民族已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经历。而历史文化最丰富的家族就是司马迁家族。司马氏世代为史官。
“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顾炎武语）有天下大势，有细节，有深情，这就是司马迁。
历史一直在说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伟大盛世。司马迁的奇崛人生历程，基本与这个时代相始终。
读《史记》，我时常恍然感到，司马迁就站在我的身旁。
——司马迁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
智者贵在乘时，时不可失。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
——司马迁
不知其人，视其友。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人普遍接受鲁迅对《史记》的这一评价。《离骚》标志独立诗人的登场，《史记》则标志独立史学家、文学家的横空出世。屈、迁同历极端精神痛苦，但屈原之痛可由外因而得到缓释或解除（如楚王重新起用他），司马迁之痛却是无解的。司马迁激越感情与强大理性并存，屈原则理性相对匮乏。史学家为历史正义而选择忍辱偷生，诗人因无力扭转楚国命运、自身命运而投水自尽。同为悲剧，司马迁的悲剧更具精神彻底性。
他本在盛世跑龙套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儒家人格观，在受宫刑后的司马迁那里变得如雷贯耳。司马迁却选择受辱偷生，选择让肉身在卑贱荒谬中活下去。这不是司马迁的分裂，而是社会的分裂。
义气深重的司马迁，义气深重的《史记》，不仅能触动你的心灵，甚至能触动你的生理反应。
“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就是活下去，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加缪语）加缪的立论前提为“世界荒谬”。对司马迁来说，屈辱痛苦被植入身体深处，荒谬已被植入身体深处。司马迁选择在荒谬中活下去，并在荒谬中证明自己。
宫刑，是活人所能经受的最沉重身体创伤和精神镇压。恶心，不仅仅是对自己残躯的恶心。历史与现实的令人恶心之处，亦正是令司马迁恶心之处。他怀着这样的恶心感度过残生。
本文或许过于突出宫刑对司马迁对《史记》的作用，大约难免会犯顾此失彼的错误。以司马迁之才识，没有宫刑，《史记》亦会完成，或许亦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他或许难以告别“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心态，那注定是一部为了献给皇上而创作的书。宫刑彻底改变了这一心理。宫刑使司马迁进入“发愤著书”状态。怀抱如此大的心事，这是养尊处优的遵命史官难以体会的。从挑战程度、受迫害程度上讲，司马迁远超孔丘、屈原、左丘明等。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文学确立了一脉反阉割、反柔懦的阳刚之气。
司马迁把自己活埋在那个张牙舞爪的盛世，《史记》就是他的坟，他的墓志铭。司马迁以超常心力，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亦突入人性的纵深地带。
汉武帝不会想到，他宏伟一生里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对司马迁处以宫刑，竟深深影响了中华文明。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司马迁《报任安书》）是何缘故使司马迁陷入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之境地？是耻辱，是撕裂躯体、深入灵魂的耻辱。以受宫刑为标志，司马迁的人生判然分为两截。司马迁亦被抛弃了，且是更彻底的抛弃——他成了“非人”。一把耻辱之锯，拉扯着他的肉身和灵魂。他晃荡着残躯，带着一个难以安抚的巨大创伤，激愤又冷酷地登场。
司马迁走过了灵肉之间的漠漠荒原。随着历史的演进，他的创作产生了极为广阔深厚的意义领域，远远超出了他本人的感觉与想象。两千年来，司马迁和《史记》的遭遇似乎告诉我们，文化或文明就是一棵大树，它知道该吸收哪些养料。
“魂一夕而九逝。”（屈原《抽思》）屈原始终有强烈的被抛弃感，一夜之间离开躯壳九次的灵魂要到哪儿去？到楚国国都郢都去了。屈原投水自尽是绝望后的自我抛弃，也是对被抛弃命运的无奈反抗。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自然会看见他人看不见的风光。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受了大委屈的男人——屈原、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