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说服胡亥的话，可谓推心置腹：“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断而敢行，鬼神避之……”（《李斯列传》）赵高灵魂之硬，真能令恶鬼退避三舍。
赵高要以非凡胆量、非常手段“创造”历史：篡改诏书，逼杀扶苏，立胡亥为帝。赵高利用这一细节，扭转了历史巨轮航向。
做皇帝是天大好事，所以说服胡亥不难。赵高懂得弟子。二比一是早就预料中的局面。可是，李斯是一个巨大存在。
“接班人”问题永远是皇权核心政治，所有帝王无不提前甚至终身谋划。始皇对此却毫无准备。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始皇对死亡的态度决定的。这无疑是个致命错误。巨大的权力一时出现真空地带。符玺是权力的象征，用与不用事关朝廷及天下，但掌管符玺也不过类似公务秘书一类差事。赵高却是个有天胆的人。始皇之死，竟然使赵高具备了亲自使用一回符玺的可能。隐秘、微妙、刺激、惊险，所有因素都具备了，就看潘多拉魔盒以何种方式打开。
作为帝国丞相，久经磨砺的政治家，李斯自然具备森严深奥的胸襟，拉他下水并非易事。第一个回合，李斯严词拒绝：“怎么能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这不是人臣应当说的！”赵高却清楚李斯的软肋。始皇在时，帝国文胆就为归宿问题而焦虑了，却无人敢拿此问题威胁他。始皇死了，水落石出，鱼鳖亮相，大眼瞪小眼的时刻到了。赵高说：“拿您的才能、功勋、威望等与蒙恬比，您掂量一下谁高谁低？扶苏是倚重您还是倚重蒙恬？”这无疑击中了李斯的要害。赵高步步进逼：“我们二人同计，即可创造‘君听臣之计’局面。这是世世享用荣华富贵的根本保证啊。”经过多轮辩争，李斯屈服。
始皇热烈地追求长生追求成仙。始皇目睹了太多的死，而死去的总是别人。在死面前，他以为自己应当是个例外。自己即使不能成仙，死亡也应是件非常遥远的事。但死神不这么看。公元前210年7月，热情万丈的始皇，巡游求仙途中突患重疾。死到临头，才仓促遗令随蒙恬督军的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葬仪。此遗令只有赵高、李斯、胡亥等数人知晓。始皇僵尸仍置车中，秘不发丧，百官奏事、上食如故。极权总是迷恋僵尸。僵尸是有用的。怕死的始皇，要传之万世的始皇，想不到有人会以他的僵尸做一篇大文章，一篇灭其帝国屠其子孙的大文章。
皇权史上第一个血腥大阴谋付诸实施。扶苏自杀，帝国倚重的将领蒙恬、蒙毅兄弟皆自杀。阴谋如此巨大，必须让该流的血流尽。赵高再向胡亥献计道：“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亲信者近之。……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李斯列传》）皇位性质，谋取皇位手段决定，越是有功旧臣，越该杀，与胡亥血缘越近，越是势不两立敌人。于是，杀旧臣于朝廷内外，灭十二公子于咸阳，肢解十公主于杜。公子高为免合家覆灭，上书自请为先帝殉葬，胡亥见书甚为高兴。赵高说：看吧，臣子们顾命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思谋反啊，你尽情享乐吧！血腥已浸透宫廷的一砖一瓦，弥漫至每一颗心，皇位宝座下鲜血在汩汩流淌。这才仅仅是开始。一个恶需要更多的恶来掩盖来成全。胡亥在宝座上发问：怎样才能“穷心志之所乐”？他要的不是常规的享乐，要的是“随心所欲”的享乐。始皇追求的主体可说是达到政治的随心所欲，而胡亥二世追求的主流已堕落为肉身的随心所欲了。
机会来了。
这个无敌于天下的帝国正在自杀。
赵高身世有些特别。“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史记·蒙恬列传》）秦赵两国同宗，赵国人赵高系嬴姓赵氏，父辈是秦王远房本家。赵高自觉担当起摆脱家族“世世卑贱”处境的重任，所下力气大约不逊于李斯。赵高为人聪明又勤奋，精通时代显学“狱法”。嬴政喜欢他，任他为中车府令，兼掌符玺，宫中行走二十余年。地位不是特别尊贵，却是嬴政最信任近侍。这期间，赵高为人生预置了一大伏笔：担任公子胡亥狱法老师，教胡亥决狱。赵高可称为“卑贱者最聪明”的典型。他的生存别无凭借，“学问”加心术是其最大资本，必用此资本完成阿附极权这一初级阶段，才能伺机晋升到操纵极权之高级阶段。
陈胜、吴广服徭役途中，因大雨阻隔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按秦律，迟到就要砍头。韩非主张轻罪重治，以减少犯罪。与统治者愿望相反，既然轻罪重治，那我就干脆犯重罪吧。揭竿而起的人越来越多。胡亥将天下骚乱的罪过推到李斯身上。身在贼船，昔日的帝国文胆早就魂飞魄散了。李斯向胡亥献上臭名昭著的《上督责书》，与赵高展开面向胡亥献媚邀宠的比赛。《上督责书》教胡亥如何对臣下严督深责，追求毫无障碍的穷奢极欲：“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先帝故臣、年逾古稀的老人李斯，殚精竭虑创作此书的李斯，面目该是多么狰狞，心灵该是多么黑暗啊。他在精神上已陷入彻底抓狂状态，已不可能表达任何建设性了。为了苟活，他选择无条件助纣为虐。在无耻的赵高面前，他已无任何优势可言。《上督责书》是最无耻的文章，每个字都是李斯牺牲他人以求自保的哀鸣。
赵高被后世贴上皇权史上第一大奸宦标签，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帝国与宦阉一开始就建立了深度关系。帝国天生就具有阉割天下的冲动。“焚书坑儒”就是对天下的一场精神阉割。赵高是否为阉人，历来有争议。这里不作判断。秦朝宫廷里，不是身体阉人，就是精神阉人，健全人难以“存在”。
这个反道德、反人性、没有温情、不知去路的帝国，将良知正义砍杀净尽之后，居于权力塔尖的三个人，互相展开了刻薄无止境只有更刻薄，阴狠无止境只有更阴狠的比赛。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有的人更加深不可测。可是，人在精神上一旦彻底陷入狡诈状态，做出极愚蠢之举的可能性反而更高。
若论胆量大小，刻薄狡诈程度，李斯显然逊色于赵高。
专制者有一种愚蠢是胡亥式愚蠢——听颂歌、遭蒙蔽、被架空、自大狂。秦朝一度强大的体制能量被迅速透支，国家机器很快漏风透气穿帮裂底。秦朝很快迎来了末世，末世朝廷必是负能量的渊薮。正能量耗散净尽，最后只能以负能量的相互残忍湮灭来收场。
李斯与赵高
实际上，秦从实现统一的那一天起，世界就是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世界了。庞大帝国的神经一天都没有放松过。一开始是不敢放松，后来是来不及放松、无法放松了。
焚书坑儒“革命”之后，文化已极简的帝国实际上已不太需要老文胆李斯了。始皇意外早逝，更使文胆魂飞魄散的时刻提前到来。
赵高的下一步棋是除掉李斯。要除掉李斯，需强化对胡亥的控制。赵高向胡亥献计：“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李斯列传》）胡亥采用赵高计，深居禁中，不见大臣，一味寻欢作乐。距离产生敬畏，产生恐怖，产生神秘，产生神。赵高动用一切力量制造放大恶，让恶成为铺天盖地的雾霾，让秦二世成为雾霾里的大神巨魔。赵高则望着雾霾狞笑。
李斯终于知道自己这个帝国二号人物是多么渺小了。
就献媚取宠的能力来讲，李斯显然比不过赵高。李斯一再堕落，自以为与赵高站到一条线上去了。可是，赵高是没有底线的。你站过来了，我再大踏步后撤。在这场无耻比赛中，李斯注定败北。——一国丞相竟无法见到皇上。李斯闻到了死神的气息。李斯放胆一搏，上胡亥书，言赵高短。可是，在胡亥眼里，赵高当然是更忠诚的人。胡亥不高兴，说与赵高，并让赵高案治李斯。其他人可以成批成群除掉，李斯太重要了，只好当作个案。狱中的李斯再次上书胡亥，幻想二世悔悟。赵高说：囚徒焉能上书！上书被扔掉。李斯让二世听一声他的哀鸣都不可能了。公元前208年，帝国统一后十三年，始皇死后二年，李斯被定为谋反大逆罪，腰斩于咸阳，夷三族。
始皇巡幸梁山宫，远远望见众多车马簇拥李斯经过山脚，不高兴了。宫中有人通风报信给李斯，李斯立即减少了车马数量。自然又有人向始皇打小报告。始皇追查泄密者，查来查去无结果，便杀掉了当时所有在场近侍。帝国文胆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撼。他亲手打造的体制巨轮飞转，满耳是国家机器的轰鸣。始皇无惧鬼神，惟迷信暴力。暴力暴力，一用就灵。他需要的是一个高压下超稳定能传之万世的帝国。在这个血腥淋漓的帝国里，碾碎谁，留下谁，看上去实在是一件平常又偶然的事。
从体制到个人，反省自省是没有的。赵高已经不怀疑自己的能量了，却还亲自在胡亥和群臣面前导演一场“指鹿为马”的情景剧。众目睽睽之下，红口白牙，颠倒黑白。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从前是参与游戏，现在是游戏规则由我定了。一个安全感极度匮乏却暂时掌控了极权的人，迫切需要验证他的生存安全系数有多高。赵高一手促成凶险的生存地狱，却幻想在此地狱获得生存的绝对安全。针对他的致命一击马上就会降临。
统一不久，李斯晋升为丞相。历史机遇难得，李斯却似得到了上苍的格外垂青。在统一前后这几十年间，李斯与嬴政君臣相得，立功至巨。秦国梦化为大地上的现实，李斯梦竟也梦想成真，他所恐惧的卑贱之位被彻底摆脱。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儿子们皆娶公主，女儿们皆嫁皇族。李由回咸阳度假，前来拜门子的车马数以千计。面对烈火烹油场面，李斯却有悲凉一叹：“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李斯列传》）税驾，意为解驾、休息。位极人臣，此生归宿却仍是个问号。李斯竟也有念及老师荀子之时。生存焦虑如影随形：事情是不是做过了头啊？我不知今生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了结呀！李斯梦，生存大梦，又似一个进行时中的噩梦。
胡亥与赵高共治，诡诈愚暗登峰造极。
与《谏逐客书》为外客为士人张目的伟岸姿态相反，此“奏折”呈现的完全是刀笔吏嘴脸。作为实现舆论一律的根本措施，黑暗的“焚书坑儒”事件出现了。从此，“豺声”虽刺耳，开口却即为法律。当条件具备后，独裁者很容易接受以屠刀对付嘴巴的策略。李斯清楚始皇想要什么。士人李斯明白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向士人、向文化开刀，他主动推进一场满足始皇政治需要的“文化革命”。
李斯死后第二年，赵高逼胡亥自杀。赵高仰仗自己嬴姓赵氏血统，想篡登皇位。他取过玉玺佩在身上，迈步登殿，感到殿基摇动，再试，仍如此。为人性恶驱使的赵高，终于走到了心理承受能力极限。——他竟然也是有极限的人。他只好取下玉玺。他无法一人实现生存安全，嗜血的体制不可能单独对他温情脉脉。剧情实在太刺激太惊险了。不演了行不行？不行。中途退场的可能性是零。天下已是风雨飘摇。仓促中始皇后裔子婴即位。子婴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赵高，夷其三族。接着，刘邦入咸阳，子婴自杀。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至此崩溃。一个惯于压迫他人的体制或个人，那压迫他人的手段迟早会以更加无情的方式加在自己头上。“请君入瓮”这类剧情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乏再版机会。李斯、赵高、胡亥皆如此。始皇虽早死，这个亡国灭族的沉重悲剧，他却必然仍是第一承受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
摧毁自己寄身的体制和国家，看似毫无逻辑，实则正符合事物发展逻辑和人性人格逻辑。胡亥、赵高、李斯三人，让后人看到，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是怎样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靠邪恶而存在，便片刻都离不开邪恶。体制崩溃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他们实在玩不下去了。自古就有这一说法：赵高为给祖国赵国复仇，自残身体来到秦宫，最终灭秦。这是戏说，毫无历史根据，也有违人格逻辑。祖国、家园、乡愁、牺牲这类温暖光明情感，离赵高之流实在太远太远。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把权力使劲往黑暗里操纵的人，不配享有阳光命运。
能简化统一的都简化统一了，各项“事业”都在向始皇所追求的目标推进。可是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张嘴巴。嘴巴除了吃饭，还能说话。这是个问题。始皇的帝国迫切需要一条“舆论长城”。文胆李斯适时登场了。
帝国已成为一架血腥绞肉机，其强大嗜血的惯性，使之连控制它的人也绝不放过。这个体制的胃口太好，多么恶的东西都能吞下去。体制本身和体制里的核心人物，全都呈现出丧心病狂如鬼似魔嘴脸。
天下人期盼了数百年的统一，竟然就在嬴政手里实现了。他自以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羞与古帝先王同列，自名为“皇帝”。嬴政以为“历史终结了”，终结于他一家一族。他让“时间”重新开始，他是始皇，为秦帝国一世，子孙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无穷。正当生命盛年的始皇，有声有色导演推动着五大运动：造陵、修长城、修阿房宫、巡游、成仙。每一项运动都登峰造极。推求始皇动机，他想的不过是：只有空前巨陵才能与千古一帝身份相称；修长城保卫家业，保卫税收；建起古今无匹阿房宫，极尽人生之繁华；巡游天下既是享用江山，又是震慑天下；此生已达人世极致，只有长生或成仙才能进入永远占有完全享乐的境界。
体制和这些人吃错了什么药？——那药是士人韩非配制并提供的。
有了李斯这颗“文胆”之助，嬴政对“武功”也更具信心，统一天下步伐大大加快了。嬴政听李斯计——悄悄遣谋士持贵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用贿赂手段拿下的就贿赂之，不受贿赂拒绝合作的，就利剑刺之。设法先离间诸侯君臣，随后发兵攻打。不管黄犬黑犬，逮住兔子就是好犬。果然见效。作为法家实用主义实践家的角色，李斯太称职了。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十年灭六国，灭人之国浑如探囊取物。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从六国废墟上挺立了起来。王侯专政的王国时代结束，皇权专制的帝国时代开始。作为历史新纪元标志的秦朝，它钢筋铁骨，寒光凛凛，威风八面，总是直奔主题。可是，这是一个缺少润滑剂的帝国，一个没有掌握“软硬兼施”本领的帝国，一迈步便吱吱嘎嘎。
李斯与韩非
才华横溢的李斯完全无意于做“知识分子”。他一生写文章甚少，且文章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帝王。得意时一文撼动历史，失意时每个字都是哀鸣。
李斯为数不多的文章及一生行迹证明，他的精神导师不是老师荀子，也不是其他诸子，而是同窗韩非（约公元前281——前233年）。
秦廷需要刻薄，李斯就会奉献足够水平的刻薄。在秦朝，如说谁政治上不成熟，大约就是指他不够刻薄或刻薄得没水平。在除嫪毐、灭吕不韦、杀韩非等等大动作中，李斯积极配合嬴政，足够刻薄。当然，李斯是“士”，需要担当时他亦有足够的担当胸襟。经过多年打拼，李斯由私人门客起步，一路晋升为长史（类似秘书长）、客卿（以外客身份居卿位）、廷尉（最高司法长官）。靠才干识见，在秦朝这架钢筋铁骨的大机器里纵横捭阖，大展拳脚。李斯与国家都在迅猛成长。就在这时，发生了郑国（人名）间谍案。郑国受韩王派遣赴秦，游说秦王上马大型水利工程，目的却是为了延缓秦国东进步伐。七国中，秦国最重视延揽外客，对外客夙怀怨恨的秦宗室借此撺掇秦王“逐客”，包括李斯在内的大批外客皆列入被逐名单。李斯的过人之处又有了表现机会，他不但没有卷铺盖走人，反而上了一封气势恢宏、酣畅淋漓的《谏逐客书》。他的国家立场、国际眼光，辅之以浩瀚激越的政治情怀，打动了硬心肠的嬴政。形势逆转，“逐客令”撤销。《谏逐客书》或许可称是对中国政治、历史影响最大的古文。时至今日，揣摩《谏逐客书》，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将一己功业与国家追求高度融合的灵魂，感受到这个灵魂面对巨大挑战时反败为胜的胆识豪气。
韩非，韩国诸公子，即韩王室近支。韩非有口吃之疾，却满腔思想激情，只好靠写文章来饶舌了。《韩非子》十余万言，是诸子中作品量特别大的。（本节中引《韩非子》，只注篇名）
嬴政极易倾向刻薄残忍，亦可视为列祖列宗的“造化”。秦人有刻薄传统。“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刻薄的商鞅战死后仍受车裂族灭之刑，其带有强烈刻薄色彩的变法主张却一直为秦奉行。韩非为嬴政所杀，比商鞅思想更加刻薄的韩氏理论却被秦廷奉为圭臬。秦朝一路刻薄下来，文化始终落后，六国始终视之为虎狼之国，但国家确实强大了。形势比人强。拳头大好说话。战国战国，不把国家锤炼为一只无情的拳头，那就等着挨其他拳头的揍吧。“国际社会”惊恐无奈地观望着西北方向这只虎、这匹狼。嬴政身段固然不怎么健美，那鸡胸里却是一颗虎狼般足够有力的心脏。
李斯一条道走到黑，几乎不提老师，相反屡屡提及的却是韩非。劝始皇焚书坑儒的奏折及丑恶的《上督责书》，其精神本质全来自韩非。李斯屡称韩非为“圣人”。据司马迁记载，韩非冤死的第一推手却是李斯。
嬴政的儿童少年时代迥异于常人。他以人质之子身份出生于赵国，在寄人篱下状态中度过童年，大人的功利残忍化为他少年时代的耻辱，宫廷丛林深处的尔虞我诈、危机四伏，又刺激强化他关于人性恶的生存感受。父为活命可弃他而去，母为淫乐可毫无廉耻，小嬴政眼里的生存从来没有温情脉脉过。嬴政那颗心，很早就如冰似铁。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嬴政幼年即位，国政长期由吕不韦把持。二十二岁亲政后，他施展铁腕逐步清除给他带来巨大耻辱的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他将嫪毐与其母后所生二子装入囊中捶杀，并软禁母后。
读《韩非子》，总给人非人的感受。《孤愤》《说难》《奸劫弑臣》《备内》《诡使》《六反》《八奸》……先秦诸子文集皆不见类似标题。韩文竣急犀利，凝重苦涩，刻薄诡谲，同时文采斐然。一篇一篇读下去，读得人脊背生寒。
男主角当然是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男二号则非李斯莫属。李斯长嬴政二十五岁，是两代人。李斯三十八岁赴秦，正好秦庄襄王死，自出生即饱受屈辱的十三岁少年嬴政侥幸即位。强秦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王”，给了李斯很大的想入非非空间。世上最大的事业在哪里？在君王那里。君王的事业是什么？是江山是天下。可是这时李斯实在太卑微了，与王者的距离甚远。李斯毕竟是有备而来。他首先谋得秦相吕不韦门客角色，没用几年就获得面见那位梦寐中“小王”的机会了。据记载，嬴政形象不佳。秦军事家尉缭如此描述嬴政：“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嬴政形象及品性给尉缭相当不妙的感觉，尉缭因此打定主意欲从秦国逃掉。嬴政可能有鸡胸、气管炎之类毛病。但他能屈能伸，这可是大英雄必备素质。李斯以政治家胸襟打量揣摩这位小王，开口道：“……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列传》）李斯的话只有一个中心：你嬴政一定要做并且必定能做空前大帝国的缔造者，这是秦的国家使命，此时此刻化为你的伟大使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嬴政呢？与从前的卑微生存相比，这个梦多么宏大辉煌啊。重要的是，这个梦有极强的现实性，可以说此时此刻就是梦的一部分。
要判断一种学说的本质，应先理清其对人性的态度。人“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这一判断没有错。可是，韩非反复强调的是：人是一种“以肠胃为根本”、没心没肺的本恶式生存，仁义、慈爱、信任等道德说教全都是虚伪害人的。人性恶，人皆不可信；不要用道德论人，而应以利害察人。这是韩非立论元点。
经商鞅变法，文化落后的秦国迅速崛起。这是一个敢于做梦的国家，它的梦就是统一梦、帝国梦。李斯是一个敢于做梦的人，他的梦是事业梦、功名梦。秦国梦与李斯梦的交合堪称一场世纪大梦，一场空前绝后的宏大演出。千古一帝，千古一相，千古大惨剧，角色、剧情与场面，都足够震撼。在历史这个关节点上，一些人物不但获得了尽情表演的机会，还被安排必须表演到底，娱乐至死。
韩非自称为“法术之士”，即以法术理论游说君王之士。与李斯一样，韩非文章只有一个目标读者：君王。他反复告诫君王：要放弃对人性一切幻想，以法、术、势无情面对一切人、一切事。君王手中利器就是法术势。法要公开，让臣下明白；术则为“暗器”，需深不可测。韩非堪称“法术实践家”。
国家机器轰鸣声最为强劲的是秦国。
法术势的施加对象自然首先是臣与近侍。韩非说，盼君王早死的人，正是后妃、夫人、太子之党。为何？“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备内》）只有君王死了，势与利才会转移到自己身上。“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君臣“上下一日百战”（《扬权》）。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虎狼关系，任何幻想都是有害的。所以“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韩非的结论就是：人皆逐利、无耻、无良知，君主只有首先抛弃仁义说教，才能在“上下一日百战”中稳操胜券。这些不给任何一方留情面的说教，对那些无时无刻不为险恶宫廷斗争所困的君王来说，或许无异于醍醐灌顶。可是，潜规则是一回事，把潜规则亮出来，加以肯定、予以推动，又是一回事。
李斯与嬴政
取消了道德底线，才可以无所顾忌。“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内储说上》）只要需要，君王完全可以正话反说、正事反做以试探臣下。“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用权要显得像天一样公正，役使臣下则要神妙莫测。到如此地步，君主如果愿意宣布某个“阴谋”为“阳谋”，那是他觉得好玩而已。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大都有或显或隐限制君权思想，唯韩非主张绝对君权，且君主有无限纵欲权。
形势比人强，有奶就是娘。你听，时代在喧嚣，功名在召唤，国家机器在轰鸣！这可远比任何人的喋喋不休管用。有些人，不陷入抓狂状态是不可能的。
韩非的思想武库里，有最充足的毒汁，连自己都能毒死的毒汁。韩非之死比李斯之死更耐人寻味。韩非以文章咬牙切齿，却仅是纸上谈兵；帝王用刀剑发言，则招招见血。
李斯、韩非正好就是这么干的。与追求天下一统的愿望一致，他们激烈地追求思想一统。这个喧嚣的世界需要简化再简化。这一愿望竟然在秦朝实现了。后世不断有人因这两个能折腾的弟子而指责荀子。“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苏轼《荀卿论》）苏轼以为，是荀子的“高谈异论”激发了李斯。或许有道理。但李斯之所以成为李斯，原因不会这么单一。
在权力与命运之间，韩非颠簸于自信与不自信的两极。
荀子对这个弟子早就心存忧虑。《荀子·议兵》篇记载这样一段师徒论辩。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李斯把秦朝累世强盛原因，归结为秦能做到“以便从事”（即怎么有利就怎么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荀子生气了：“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秦四世有胜，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荀子明言李斯重利轻义是本末倒置，尖锐指出不可一世的秦兵其实是“末世之兵”。荀子已经看出，这个吱吱嘎嘎张牙舞爪的强国，缺少支撑其远行的“软件”。荀子能想到的软件当然只能是孔儒。联系后来李斯及秦帝国的命运，不能不感叹思想家的温厚与深刻。空喊仁义的确常常无用，但将其公然抛弃践踏羞辱，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韩非文章透露着这样一种自信：君王您只要听我的，不但您自身生存安全上可以高枕无忧，还能富国强兵称霸天下。君王实现安全的大方针就是：严刑峻法，轻罪重治，让人人惶恐不安。“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李斯《上督责书》）李斯之言，完全源自韩非。韩非对君王安全细节都深思极虑。“同床”“在旁”“父兄”（《八奸》），也即妻妾、近侍、同宗被列入八奸中最需提防的前三名。为防有人下毒，要做到“不食非常之食”（《备内》）。韩非竟然担心君王不会杀人，需他来支招：“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八经》）对活着会坏事，杀掉又会有损君王名声的人，就在饮食中放入毒药毒死他，或交给其仇敌除掉他。
李斯那颗雄心，时时呼应着骚动不安的战国天下。生死存亡是逼到列国眼前的现实，并化为思想文化的激烈交锋。荀子坚持他的温厚言辞，李斯心灵里却早已戈戟森严。李斯感到学得差不多了，学以致用的冲动便格外强烈。他觉得祖国的楚王不值得侍奉，包括楚在内的东方六国都非理想建功之地。他把目光投向西部那个强悍无匹的秦国，断定只有秦国能匹配自己鹰隼般的雄心。李斯辞别荀子时的话，简直有些不客气了：“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列传》）李斯已是满腹焦虑：不抓住此千载难逢布衣翻身的机遇，却堂而皇之以“不好利”“无为”粉饰自己，那算什么“士”啊。李斯要做的士，已大不同于荀子之士、诸子百家之士。这个一无所有只有一颗雄心的士，念叨着“得时无怠、得时无怠”，急吼吼地奔赴秦国去了。
韩非对一己命运却完全没有自信。“阴用其言，显弃其身。”（《说难》）君王会暗地里采用我的话，却公开抛弃我。命运果然应验。嬴政看了《孤愤》《五蠹》，不胜感慨：“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下令进攻韩国，目的竟是为了得到韩非。韩王恐惧，将韩非送到秦。韩非到秦不久，嬴政却听信李斯、姚贾陷害韩非的话，下令除掉韩非。李斯派人给老同学韩非送去了毒药。喝着法家黑色乳汁长大的嬴政，心肠大约比韩非所希望的更硬，处死韩非想来并未担忧名声损失。以韩非为精神导师的同学李斯，看来也已养成足够的恶，不惜让同学踏上死路。不知韩非接到老同学送上的毒药后，是怎么想的。
李斯、韩非那里，显然把老师支撑门户的某种东西弄丢了。
韩非的死法，简直就像是他生前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在自己的理论里设计好取死之道，为生存打下一个死结，并且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人类历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人。他是聪明过头了，还是愚蠢过头了？他构思不出一个强者、士人、民众都能适当生存的世界，必然也想象不出一个自己能够坦然生存的世界。
作为先秦最后一位文化巨人，荀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对孔儒之外各家学说均予以激烈批评，已显露出独尊孔儒、统一思想之先声。在孔孟那里特别是孟子那里，义利对立，荀子则强调义而兼顾利。荀子文章寓雄辩于温厚，有锋芒，有力量，有道德尺度。荀子以人性恶为立论出发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又说“涂（途）之人皆可为禹”。只要设计好制恶路径，人性虽恶，而善是可以期待的。荀子比主张性善的孟子多些对人性的洞悉，却仍然信任人。读《荀子》，其开阔胸襟、温馨情怀是颇能感人的。
李斯、韩非的思维就是斩草除根式思维。这是一个广泛阉割的时代。在极权统治者眼里，世界必须是一个阉割过的干干净净的世界，一张白纸式的世界。韩非就极力要成为帝王阉割天下的手术刀，他因此先把自己彻底阉割。李斯当然也成了这样一把手术刀。韩非之前，人是有逃避之路可走的。老庄是一种逃避，儒家独善其身是一种逃避，退处岩穴也是逃避。贯彻韩非理论，进行“文化革命”，所有人便欲逃无地。韩非对岩穴之士（隐士）也大张挞伐，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对君王权威的蔑视挑战。
李斯面对老鼠自省过人生之后，就外出拜师学习：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帝王之术即牧民之术、统驭天下之术。
韩非要为时代提供“一抓就灵”的妙方，时代强者竟也认为那就是妙方。好在猛药往往同时又是剧毒药，见效快，死得也快。韩非一条道走到黑。实际上，他的人生半道上就黑了。韩非的黑暗命运，本质上根源于自己的黑暗灵魂。
荀子有三个著名学生：李斯、韩非、张苍。张苍侥幸活到了汉代，主要政治活动在汉初，不多说他。李斯、韩非皆活跃于战国末期及秦朝。李斯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成为千古一相。韩非将法家学说推向极端，在秦朝几乎被奉为圣人。荀子的这两个弟子，能量大、能折腾。荀子以高寿善终，两个弟子却皆以惨烈方式为生命谢幕。
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却又让君王超越一切法。他提出人性绝对恶，从《韩非子》却读不出这样的自省：“我韩非系一本恶之人，无良知，不可信……”他把君王和自己置于不受其理论裁判地位，其主张难脱虚伪。他的彻底类似精神癫狂。说韩非得了“失心疯”症，固然难以证实，说韩非思想是失心疯思想，则无大问题。这失心疯思想，李斯认为真伟大真彻底，嬴政感到真管事，胡亥感到真受用，赵高则感到其毒性有待于升级换代。人创造的体制，却未被置入人性灵魂。短命秦朝呈现丧心病狂症候，合情合理。似乎可把“韩非思想”看作秦廷软件，只是这一软件一开始就带有致命病毒，连软件开发者亦能毒死的病毒。韩非至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在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那里，这一规定似乎失灵了。
从先秦诸子之文中，我们大都能感受到或深或浅的人文气息。惟韩非例外。韩非那里，无自省、无良知、无大体、无诗意、无恬淡、无温情、无生趣，惟阴鸷，惟诡诈，惟刻薄。汪洋恣肆开阔雄伟的先秦人文精神，陡然收束，钻入了狭隘紧张的韩非“黑洞”。高举韩非理论旗帜的秦朝和李斯，踏上的注定是不归路。
那个时代，老师对学生的规定作用是很强大的。孔子门徒众多，却几乎无人能越出孔子划定的思想视野。
李斯、韩非，其生其死皆别具一格。李斯生存能力远超韩非，比韩非多活了二十余年。可是，最终死得比老同学“隆重”百倍。
李斯与荀子
李斯、韩非，最后的士人，终结先秦士人的士人。在他们之后的漫漫皇权历史中，再难觅真正士人踪影，只有士大夫。李斯、韩非的生命终结在自己的“事业”里，却无法将其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殉道者。
李斯与他的“同路人”，那些精神上一再自我简化或被简化的人，意志即使曾坚如铁石，生存却无非灰飞烟灭一枕黄粱。
尾声：失落的家园
那是一个取消一切回旋余地，回头可能的时代。不仅有形的田园被取消，无形的精神田园也被彻底取消了。老鼠与黄犬，以它们灵敏的趾爪，抓挠过李斯的一生。使尽了鼠辈伎俩的李斯，最终却连黄犬田园也成妄想。李斯的人生，以思考老鼠始，以想念黄犬终。
李斯是最能触动司马迁神经的现代人。在《李斯列传》里，司马迁在道德上否定李斯，在情感上又极度同情李斯。司马迁因身体的被阉割，而激起反精神阉割的怒火；李斯却因精神自我阉割与被阉割，再也发不出一丝人性光亮、文化光亮。
回望来路，是如此清晰，但李斯明白，此生是回不去了。
在李斯之后一千六百年，出了个皇权历史中罕见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李贽说：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李贽《史纲评要》）。李贽体会到评价李斯的困难。李斯作为一个精神力量曾经强大的人，肯定有成圣的潜能和冲动，但事实是他未能成圣，而是以魔的面目出现。历史堪称一间巨细靡遗的人性实验室，什么样的人性不曾被检验过？有些人，注定要被放在冰中浸，放在火上烤。李斯被冰透了，又被烤焦了。
李斯面对宫廷里一幕一幕兔起鹘落的惊险，有时会涌起故园之思，念起率领小儿、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情景。
李斯死亡前后，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秦式“黑暗”是一个系统工程。李斯自身就是黑暗系统的组成部分。
秦朝是没有诗意的，秦人是反抒情的。所有诗意都已被始皇、李斯们取消。而深情的司马迁还是给李斯保留了一点诗意，悲惨的诗意——成功后又彻底失败的李斯，不能对人生作出任何肯定的李斯，曾经的帝国文胆李斯，死到临头的官仓鼠李斯，唯一可再说一说的，就是无法回去的田园生活。
秦朝，没有人能把它当作家园，它也不许任何人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一个不许任何人有任何精神坚守的体制，竟然迅速挺立在大地上，寒光凛冽，巍然赫然。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统一固然是演绎了一出伟业正剧，至二世却完全是一派闹剧加惨剧景象了。李斯这只飞黄腾达的雄鹰，一下子成了断线风筝。
《李斯列传》结尾处如此写李斯之死：
三族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老老少少可能会有好几百人吧。李斯平时就没认真想过三族会有多少人，许多人他一生也未曾谋面。这么多无辜的人陪着他去死，不管他流泪还是流血，都变得毫无意义。为了功名，他背叛老师，辜负先帝，出卖同学。先帝、同学是什么人是一回事，背叛与否是另一回事。李斯幻想有一个举族和乐的大家园等着他的晚年，功成名就的老李斯在这个家园里光荣地寿终正寝，结局却是三族成灰。成功后又失败得如此彻底，今世之缘一齐斩断，斩草除根式的斩断啊，任何操心牵挂都不必有了。那是什么样的悲凉啊，连悲凉也不必有的悲凉啊！喧哗与骚动之后，是无边无际的死寂。眼泪是需要人性温度的。“老泪纵横”可看作一种境界。大悲无泪。人总是易见他人的无常，而难悟自己的幻灭。我怀疑老李斯还能哭得出来。
李斯创造了奇迹，他竟然成功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厕中鼠勇猛晋级为官仓鼠。可是，当理想中的生活化成真实的生存，旁观成为亲历，竟然滋味大变。——官仓里不止有鼠，还有猫头鹰及其他猛禽野兽。这是一个按丛林法则运作的世界，在那里，你是一只什么鼠实在是无所谓的。
“黄犬之叹”，那是司马迁想象中的李斯的家园之叹。家园？李斯的家园早就失落了。
司马迁掂量楚国上蔡小吏李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人格门槛——不择手段成为安全又光荣的官仓鼠。
没有家园，只有丛林。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所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中首次提出“丛林法则”概念。丛林法则下的社会，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没有道德，没有怜悯，只有冷冰冰的食物链，所有人都不惜以他人为牺牲。在秦朝，有些人的确实现了通吃，但传之万世的通吃是不存在的。暂时拥有通吃能力的人很快就把天下人吃成了陈胜、吴广。强者、狠者并没有进天堂。贯彻丛林法则不走样的地方恰恰在宫廷，在强者的人际关系里。韩非之后一千七百年，约在1515年，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将其丛林法则意味极浓的《君王论》一书献给佛罗伦萨的权贵。与韩非著述主旨近似，都是向统治者奉献“权术教科书”。为了能让统治者攫取、巩固权力，马氏可谓处心积虑。“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核心。对比阅读，却不能不承认，《君王论》虽具无耻倾向，但其政治设计水准、人文色彩、人性温度远远高于“韩非思想”、“李斯理论”。
一场大剧就要上演，被司马迁派出与李斯这个未来的非凡人物一起亮相的，却是几只窸窸窣窣寻寻觅觅的小鼠。
悲凉的李斯，短促又悲惨的秦朝，像个惊叹号一样矗立在数千年皇权历史的起点。接过皇帝称号、秦氏体制甚觉受用的历代帝王，却无人能正视始皇和他的功业，总是将他骂一骂、贬一贬以示自己道德正确、政治正确。皇帝动辄杀人，却不敢以君道同体自居，不敢宣布“朕即真理”，“道”必另有所属。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这人生，是怎样的一场喧哗与骚动呢？
别具一格的李斯（约前284——前208年），别具一格的《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开篇如此直白：
黄犬，家园里的那条忠诚的狗，你还记得你那位年轻主人吗？黄犬，你知道吗？你的主子做了大秦帝国光荣丞相后，功勋卓著后，又极悲惨死去了。
司马迁在李斯之后约百年著史。擅长以穷形尽相笔法塑造人物的司马迁，思量着近世这个稀有独特士人，颇费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