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所以为后世儒者及国家科举所重视，从儒家教育的角度看，是由于《四书》内容的独特性。而在《四书》中，《大学》的地位与性质也相当重要与特别。
《大学》为二程所提倡而被朱熹加以注解并编入《四书》之后，遂成为儒家教育与儒者学习的重要经典。公元1227年，也就是朱熹卒后的第27年，宋理宗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将《四书集注》列为官学教材。元代，经儒家学者赵复、许衡等大力表扬，元仁宗于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将《四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明确规定“用朱氏章句集注”。明清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包括《大学》在内的《四书》，一直是最重要的经典与教材。科举考试也以《四书》为重要内容之一。明代科举以《四书》与《五经》取士，编有《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教材。在清代的科考中，朱熹的《四书集注》仍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
朱熹曾就儒家的经典教育与学习指出：“《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十九）在朱熹看来，《四书》直接记载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圣人之言，对儒家初学者把握儒家要义最为直接与切要。因此，朱熹建议：“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现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子语类》卷一一五）
首先，《大学》对宋以后儒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四书》中，《大学》被排为首篇。这实际上是着眼经典教育与经典学习之循序渐进原则而做出的。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曾就《大学》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就是说，《大学》体现了古代儒者为学的次第与规模，可以作为今之学者的入学之门径。朱熹也曾说明为何为学要从《大学》入手：“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易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在朱熹看来，《大学》正是进入儒家之学的门径。
三《大学》与中国文化宋以后，《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被编入《四书》，立于学宫，成为儒者学习的基本文献及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有其现代的效应。
由于朱熹的文化影响和科举考试的要求，《大学》成为后世儒家教育由蒙学、小学而进入经典学习的开始。事实上，无论是郑玄所说的“可以为政”，还是二程所说的“大人之学”，乃至朱熹所说的“
朱熹的《大学章句》本由于被收入《四书》而在后世成为官方肯定的经典与教材，流传甚广，几成为定本。虽然如此，后世儒家对《大学》是否阙文以及朱熹的增补都曾提出疑义。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恢复就是一个例证。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在阳明看来，格物是诚意之功，致知是诚意之本，止于至善是诚意之极。因此，王阳明认为：“圣人惧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反对朱熹对《大学》的改造，重新“去分章而复旧本”，恢复《大学》的古本。王阳明与朱熹在《大学》文本上的分歧，实际根源在彼此思想上的不同，阳明主诚意，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
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这部儒家着作在儒家教育中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
此外，对于朱熹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大学》既分经传，因此传文的调整与增补也可视为儒家后学弥补缺隙与发挥经义的正当之举。
其次，《大学》对宋以后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朱熹对《大学》形式的调整与内容的增补，从儒家经学的传统上看，实在是大胆与惊人的。笔者认为，朱熹之改经，与宋代重视义理的学术风气有关，更重要的是阐发自己格物穷理的理学思想的需要。
在宋儒推尊《大学》之前，唐代儒家的代表人物韩愈就曾在自己的着作《原道》中引用过《大学》。韩愈引用《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佛教的盛行，称“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以之批判佛教灭弃伦常的出世主义，即“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应该说，韩愈以《大学》的济世有为精神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的基本立场，为宋儒所继承。如二程批判佛教：“大概且是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程氏遗书》卷二上）朱熹说佛教的错误在于“尽欲空了一切”（《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更为重要的是，韩愈所发掘的《大学》“格致诚正”的工夫方法，为宋代儒者批判佛老、收拾人心、重建儒学提供了自家资源。如程颢在谈到儒家的修养工夫时强调“诚敬”，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力主“格物穷理”，王阳明发明“致良知”，皆吸收了《大学》的方法与观念。《大学》的推尊与阐释，对于重建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朱熹《大学章句》
对《大学》的推尊与阐释，也促进了宋明理学自身的发展，宋明理学家围绕《大学》的观念方法展开理论建构与争论，推动了儒家哲学的深入。这种发展与深入，主要体现在“格物致知”问题的讨论上。
从内容上看，朱熹《大学章句》最重要的改定是增补了“格物致知传”的内容。朱熹认为，如果从经传相配合看，古本《大学》缺少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朱熹自称袭取二程的观点对传文作出了补充，增加了“补大学格物致知传”。
“格物”与“致知”是《大学》“八条目”中的两条，传统的注释对这两个条目并非特别的关注。如郑玄在《礼记》的注中，将“格物”与“致知”说成对事物的善恶加以判断以使善从而恶去的道德行为。二程较早地肯定了《大学》的工夫论意义，将格物致知解释为“穷理”。朱熹在作《大学章句》时，敏锐地注意到“格物”与“致知”可以为新儒学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不惜改经而在《大学》中增加“格物致知章”。朱熹认为，所谓“格物”，即“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乃就具体事物而穷尽事物之理；所谓“致知”，即“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也就是穷尽物理之后使自己的知识充实圆满；所谓“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而知有不尽也。”这是说“致知”的基础在“格物”。朱熹所言“格物”，既包括客观之物，也包含伦理之事；朱熹所言“致知”，既致物理之知，也致伦理之知。因此，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对传统仅在道德修养意义上理解“格物致知”的突破与发展，其中包含着唯理论的形上思考，也有明确的知识论追求。朱熹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在我们看来，《大学》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朱熹这里，表现为对世界的理性把握以及在实际认识过程中的经验性探求。
从形式上看，朱熹的《大学章句》将《礼记·大学》的内容划分为经传。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始，至“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为经文部分。朱熹说：“上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后的内容，朱熹别之为传：“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认为：“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此外，朱熹还对“传”文部分的编次加以调整，以合经文部分“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与顺序。
陆九渊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诠解，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
对《大学》的刊定与注释是朱熹用力最着的工作。
南宋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陆九渊以“万物皆备于我”的理论，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发明吾心”以“明明德于天下”。在1175年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上，朱陆二人围绕着“为学之方”发生争论。陆九渊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来讽刺朱熹“格物穷理”的工夫论与认知路线为支离事业，而将自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说成是终会长久地发扬光大的易简工夫，暴露了理学与心学在以“
二程之后，对《大学》的专门研究多了起来。周予同先生在《大学》与《礼运》一文中曾细致地加以考证，他说：“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吕大临、苏总龟、喻樗的《大学解》，廖刚、何俌的《大学讲义》，谭惟寅的《大学解》，张九成的《大学说》，萧欲仁的《大学篇》等。——虽然这些书多半已经亡佚。到了南宋的朱熹，撰写《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两书，不仅如司马光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单行，也不仅如二程样将《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加以窜改，而且指明了《大学》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所作。到了朱熹，《大学》才取得儒教经典的最高地位；但到了朱熹，《大学》的真面目更其模糊了。”下面，我们就谈一谈朱熹对《大学》的改造与发挥。
格物致知”为核心的工夫论上的分歧。朱熹在此后也写诗为和，强调“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坚持自己“格物穷理”的立场。明代，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不但恢复《大学》古本，还在《传习录》、《大学问》等讲录中阐发自己关于《大学》的理解。如王阳明说：“《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世。”（《大学问》）将自己的致良知学说看成是对《大学》之教的千载重光。阳明解“格物”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传习录》）将格物解为“格心”，使格物内化为道德修养之事；解“致知”曰：“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与顾东桥书》）将致知解为发明自己的先验道德理性。王阳明将格物之“物”简化为伦常之事，将所致之“知”纯化为伦理之知，其理论较为精致与细密，但也化约了《大学》“格物致知”的丰富内涵，阻断了儒学进一步探求物理以及发展出知识论的可能。
总之，二程对《大学》原本皆断以己意，做出了章节次序上的调整。
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那里，由于对宋明理学的反省与批判，《大学》“格物致知”也获得了新的理解与阐发。王夫之将“格物”与“致知”解释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他说：“博取之象数，远征之古今，以求尽于理，所谓格物也。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尚书引义·说命中二》）在王夫之看来，“格物”与“致知”既相互促进，也相互依赖。清代的实学家颜元更严厉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家在“格物致知”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指出所谓“格物”之“格”应当是“手格猛兽”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意，即孔门六艺之教也”（《习斋记余》）。因此，颜元认为所谓“格物”就是“犯手实做其事”，反对朱熹与王阳明“即物穷理”、“致良知”的空疏学风，强调“实行”，倡导“实学”，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意义。
程颢程颐司马光之后，最着名的《大学》版本是程颢与程颐兄弟所改定的。程颢所改定的称为《明道先生改正大学》，程颐所改定的称为《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二程的改本皆对《小戴礼记》中的文字次序有所调整，如大程的改本在原本首章之中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之后，开始移用后文“汤之《盘铭》”之言加以解说，而小程的改本则在原本首章之后，对后文的章节加以移易。
《大学》的“内圣外王”的文化理想与实践方式既有传统影响，也有现代效应。
据考证，北宋天圣五年（公元１０２７年）八月，宋仁宗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辰。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司马光着有《大学广义》一卷，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
宋代以后，《大学》所推尊的大人学问、大人理想、大人人格成为历代儒者所追求与践行的目标，其核心就是“内圣外王”。《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儒家提供了一整套从物理、事理探求到个体修养，从齐家、治国到平天下的实践道路和价值指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儒者。这正是《大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之处。
朱熹在二程改定的《大学》基础上，加以注释，同时对《大学》的内容做出了补充与调整，形成了《大学》的新版本。与此新版本相对，《小戴礼记》中原有的《大学》，就被称为《大学》古本。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在后世非常流行，但也有学者据《大学》古本来与朱熹相颉颃，如宋明儒学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就曾编有《大学古本》，“去分章而复旧本”（《大学古本序》），并留有《大学问》的新解说。下面，我们就对宋以后的《大学》的流传与刊定加以梳理和说明。
《大学》强调齐家与外王事业应以内在的道德修养为根本，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鼓励儒者“做圣人”，所谓“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朱子语类》卷八）。王阳明则肯定“致良知”为超凡入圣的关键，肯定人人皆可通过致良知而成圣成贤。这些都是对人的价值的高扬。客观言之，内圣修养为儒者“求之在己”者，外王事业则不尽然。《大学》以内圣为本而希冀开出外王事业，理论上并无必然性，实践上也多流于空想，这也正是为人所诟病之处。我们知道，无论是朱熹发挥《大学》而提倡的“格物穷理”，还是阳明改造《大学》而力尊的“致良知”，都难以摆脱道德至上的一元论的封闭色彩。但是，也应看到《大学》及宋明儒者所阐发的“内圣外王”理想，在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条件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大学所表彰的“止于至善”的人格理想、家国天下一体的宇宙情怀，直至今天仍有其现代意义。
如前所述，《大学》本是《小戴礼记》的一篇，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唐孔颖达曾为之作疏。因此，《大学》的内容本应以《小戴礼记》所收录为准。事实上，在《大学》为宋儒所表彰并抽出单行之后，《大学》的内容刊定与版本流传就复杂起来了。
《大学》的现代意义，还体现在现代儒家学者对传统“内圣外王”理论模式与实践途径的反思上。现代新儒家清醒地看到传统由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外王的道德理想而无知性的科学探求与民主的政治架构，其理想也是难以实现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思想家牟宗三提出了儒家思想的当代发展任务，即“三统”的建立：（1）道统之肯定，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之价值；（2）学统之开出，转出“知性主体”以容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3）政统之继续，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牟宗三强调，从内圣之运用的表现直接推不出科学和民主之“理性之架构的表现”，而要通过道德理性的“坎陷”，即道德理性暂让一步，自我否定自己而“曲通”“曲转”出知性主体与客观的政治架构，以完成儒学的现代转换。笔者认为，虽然当代儒家的理论与实践努力仍需要研究与批判，但就理论突破的思想资源与基础言之，《大学》无疑仍在发挥着自己重要的理论效应。
二《大学》源流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大学》有值得说明和讨论的问题。
附：《大学》精华语段选自朱熹《大学章句》。
《大学》将“絜矩之道”视为儒家政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的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所代表的公平与公正。不过，这一政治上公平与公正的实现，需要依赖在上者的自觉与推行。
大学［1］之道，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4］知止而后有定［5］，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6］。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7］。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絜矩之道”，称之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因此，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郑玄注也说：“‘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治国之要尽于此。”朱熹则称之为“平天下之要道也”。
［1］大学：郑玄《礼记目录》释之为“博学”，学之“可以为政也”。朱熹《大学章句》引二程言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关于“絜矩之道”，郑玄注曰：“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所谓“絜矩之道”，字面的意思就是确立法则而执善固从。《大学》又进一步解释“
［2］明明德：郑玄注为：“谓显明其至德也。”朱熹《大学章句》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意即所显明的至德为天所赋予人的先验之德。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3］亲民：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曰：“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程颐在其《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本句“亲”字下有小注曰：“当作新。”朱熹《大学章句》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最后，谈一谈《大学》所言的“絜矩之道”。《大学》说：
［4］止于至善：孔颖达疏曰：“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大学章句》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大学》的“八条目”构成了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内容与步骤，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客观化，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功夫与方法。
［5］知止而后有定：既知止于至善，而后心能安定。
“治国”与“平天下”，皆为儒家实现道德理想的客观实践。“治国”指使国家政治清明，获得良好的治理。“平天下”意为使儒家的道德教化普施天下，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大学》在说明儒家这一客观实践时，明确指出“治国”应以“齐家”为本，“明明德于天下”应以“治国”为本：“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这说明，儒家的客观政治实践，皆应落实在孝悌忠信的伦理法则基础之上。而孝悌忠信的伦理法则，正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宗法社会的观念核心。
［6］虑而后能得：思虑清明而后能于事得宜。
“修身”与“齐家”，《大学》中解释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上文所谓的“辟”，乃“偏爱”的意思。常人之情，总有所偏爱，因此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克服情感上的偏颇。“修身”是指个体的道德修养与是非观念的培养，“齐家”是使家庭和睦而有规矩，“修身”是“齐家”的根本。
［7］格物：郑玄注曰：“格，来也，物，犹事也。”朱熹《大学章句》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诚意”与“正心”，孔颖达疏曰：“总包万虑谓之心，情所意念谓之意。若欲正其心使无倾邪，必先至诚，在于意念也。若能诚实其意，则心不倾邪也。”朱熹注曰：“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诚意”与“正心”主要是指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的自律与自觉。《大学》中也以“慎独”、“无自欺”来对这种修养加以说明。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1］，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2］，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3］，故君子必诚其意。
可见，朱熹的解释较之郑玄更有包容性，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说中，包含着对客观物理的知识论探求，也展开了关于人的认知能力与认识过程的认识论思考。
［1］自谦：自足、自快。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2］厌然：闭藏的样子。揜：同“掩”。
郑玄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致知”就是“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因此，在郑玄这里，格物致知就是对事物的善恶加以判断以使善从而恶去。显然，这种解释是着眼于道德判断与道德修养而做出的。朱熹则指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因此，在朱熹这里，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其所谓“物”，包括自然之物，但主要是伦理之事。其所致之知，包括物理之理，但主要是伦理之理。因此，朱熹的解释较之郑玄更为丰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说中包含着对客观物理的探求。朱熹在注解《大学》时，根据自己的判断增加了对“格物致知”的解说：
［3］心广体胖：胖，安泰舒适。心胸宽广，身体舒泰。
具体地看，关于“格物”与“致知”，有不同的理解。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1］，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从步骤上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个从修身而实现治国与平天下的过程。还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实践内容与步骤，儒家认为是从天子到普通人皆可以去做的。
［1］忿懥：怨恨，愤怒。
从内容上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皆是儒者修身的内容，修身落实于“齐家”，由之推扩出去，则是“治国”与“平天下”的事业。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1］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八个实践内容与基本步骤。
［1］辟：通“僻”，偏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1］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2］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说：“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大学》曰：
［1］偾：败坏。
三纲领八条目“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为“大学”之教规定了基本纲领，所谓“物有本末”，此为“大学”之本。“三纲领”也为学做“大人”提供了理想目标，所谓“事有终始”，就是由道德修养而至政治教化，再至实践至善之理想，此为“大学”之“终始”。
［2］喻：晓谕。
“止于至善”，孔颖达疏曰：“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大学章句》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笔者以为，“至善”乃是儒家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最高目标与境界，“止于至善”就是实现和达到这一目标与境界。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1］，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2］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亲民”，孔颖达疏曰：“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程颐在其《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本句“亲”字下有小注曰：“当作新。”朱熹《大学章句》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程颐与朱熹认为，所谓“亲民”应为“新民”，即通过道德教化而使人民显明其道德。孔颖达的“亲民”主要是要求统治者仁民爱物，是政治上的要求。应该说，孔疏更符合本意。
［1］倍：同“背”，违背。
明明德”就是通过道德修养而显明其最高的德性。
［2］絜矩之道：郑玄注曰：“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按照本章所言，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明明德”，郑玄注曰：“谓显明其至德也。”朱熹注《大学章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明明德”意为通过道德修养回复本来至善的天命之性。朱熹的解说立足于理学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分判，但与郑玄相一致，认为“
。朱熹称之为“平天下之要道也”。
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朱熹说：“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为儒家道德修养、政治教化与理想境界的基本纲领。
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传”［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大学》开宗明义说：
［1］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认为，《大学》传本中“此为知本，此为知之至也”，“此为知本”按照程颐的判断是衍文，而“此为知之至也”上有阙文。朱熹根据二程的思想结合上下文义，补写了解释“格物致知”的传文。该文对了解朱熹思想非常重要。
《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儒家“三纲领”、“八条目”。
延伸阅读书目1.孔颖达：《礼记正义》。
“大学”题意，郑玄解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在郑玄这里，所谓“大学”，指儒者为政之学。朱熹《大学章句》引二程言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又指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小学”之后的教育阶段与教育内容。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小学是子弟发蒙与初学阶段，其内容是基本的礼仪与六艺之学。大学是子弟学习的高级阶段，其内容为穷理、修身与治国之道。从《大学》的内容上看，郑玄与朱熹的解说皆有依据，郑玄的理解径直简要，朱熹则细致而有落实。实际上，“大学”还可从儒家实践方法与理想目标两方面来理解。此实践方法，从格物到修身，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及，此为大；其理想目标，以天下为己任，以至善为鹄的，此亦为大。概括言之，所谓“大学”，就是儒家实践理想的大学问。
2.程颢：《明道先生改正大学》。
关于《大学》的作者，郑玄在注《小戴礼记》时没有提到，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也没有说明。根据朱熹《大学章句》中的说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视《大学》为“孔氏之遗书”。朱熹自己则认为：“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按照朱熹的说法，《大学》分为经传，经为孔子之言，孔子的学生曾参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弟子记之。二程与朱熹所说，于史并无凭据，他们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抬高《大学》这篇文献在儒家传统中的地位。根据《汉书·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大学》的作者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传人。
3.程颐：《伊川先生改正大学》。
经东汉马融增补3篇后由郑玄加以注解而广为流传。《大学》这篇文献即为《小戴礼记》的第42篇。
4.朱熹：《大学章句》。
《礼记》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儒家的礼学文献汇编。《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礼记”乃解释“礼经”之作。西汉传《礼》的博士有三家：戴德、戴圣与庆普，三家皆汇编有“礼记”。其中戴德称为大戴，他的侄子戴圣称为小戴。戴德汇编的礼学文献有85篇，称为《大戴礼记》，小戴删辑为46篇，称《小戴礼记》。《小戴礼记》
5.王阳明：《大学问》。
一《大学》题解要了解《大学》，先谈一谈《礼记》。
6.来可泓：《大学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礼记》《大学》被推尊为经典，与两宋之际儒学复兴的思想大势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大学》所阐发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为宋明新儒学的修养与实践提供了理想目标与具体方法，为儒家批判融摄佛教与道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围绕着《大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重点。至近现代，《大学》所内涵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文化理想与实践路向，又成为儒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反思和批判的内容，有其现代的思想效应与意义。
7.陈庆衍：《大学探义》，台北：法兰克福工作室，2001年。
，注解讲习，遂奠立《大学》的独立地位，成为对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
8.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
《大学》是先秦儒家经典《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北宋时期，儒者推崇《大学》，加以刊定讲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
9.韩秀丽等：《四书与中国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