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明：指日，日出，天上地下，四时寒暑也因日照而成，故下称“六位时成”。
［2］品物：品类之物，指万物；流形：变动成形。
［4］大和：即太和，指冲和之气。
［1］乾元：天的元气，《周易》认为元气化生的万物，都属于天。
［5］《周易集解》曰：“阳气为万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宁，故曰‘万物咸宁’也。”
《彖》曰：大哉乾元［1］，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2］。大明［3］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4］，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5］。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
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占问吉祥。
［1］天道刚健，君子（以天为法）所以自强不息。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1］也；“贞”［2］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龙飞得太高，就会有忧患。
［1］和：相应，“利”是义的应和。
上九：亢龙，有悔。
［2］贞：正，坚守正道则能够主干事业。
龙飞于天，利于同大人物交往。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坤坤为地，阴，女瘙椺坤上瘙椺坤下《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龙在深水中跳跃，没有灾患。
大通顺。占问雌马有利。君子有所往，起先迷路，后来得到房主（的接待）。有利于到西南方赢利，东北方则损财。占问安居，吉。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初六：履霜，坚冰至。
君子白天勤奋，夜晚也能谨慎，即使处于困境，也能安然度过。
踏上秋霜，坚冰就要来了。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龙现田间，利于结交贵人。
（天道）正直、端正、大度，不熟悉（天道），也无大碍。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龙潜于水中，不宜作为。
（大地）蕴涵着文采，占问是好的。有人为国家做事，没有成法，但有结果。
初九：潜龙，勿用。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十分亨通，占问有利。
扎好口袋，既无灾患也没有荣誉。
附：《周易》精华语段乾乾为天，阳，男瘙椸乾上瘙椸乾下《乾》：元，亨，利，贞。
六五：黄裳，元吉。
《周易》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曾经对中国文化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以上仅仅做了一些以管窥天式的总结。历史上，易学的发展曾经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制约，形成了一定的套路与模式。今天，易学的理论思维能否对当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一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和明确的答案，但有些迹象已经显露出来，易学的理论思维中具有永恒性的东西，可以为人类新思维的形式提供养料和借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古老的《周易》文化一定会再度焕发出引人注目的光彩。
穿上了华贵的黄衣，大吉。
总而言之，应该辩证地来看《周易》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正面积极的作用与消极阻碍的作用兼而有之。20世纪以来，许多人以现代科学的观点考察易学的底蕴，试图发现易学与现代科学的某些相通之处，所有这类工作都属于解释学的范畴。易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尚未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发生过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体性关系。但源于科学内部的新自然观和新科学观却预示了易学与后现代科学整体相关的美好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易学与科学的关系应着眼于科学的未来。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这是帝王的大吉之爻，“九五之尊”是龙、皇权的象征，因而被广泛地应用到一切与皇帝有关的建筑设计当中。关于龙的建筑文化，归根结底也都来自《周易》。
龙在郊野争战，流出青黄色的血（暗指不吉）。
藏风聚气”等等，在建筑选址、规划、营造时充分考虑天文、地理、气象等各种自然因素，从而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居住环境。《周易》的“太和”理想同样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从身心之和到天人之和，体现在不同风格的建筑当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建筑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皇室宫廷的建筑，特别重视对数字“九”的运用。乾卦九五爻辞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用六：利永贞。
《周易》对中国建筑文化影响深远，易学文化哺育和造就了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体现并丰富了易学文化。《周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论及建筑起源及其功能的典籍。《系辞下》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于大壮。”大壮卦的卦象为瘙椓，乾下、震上，下方四个阳爻象征着栋梁，上方两个阴爻象征着茅草，从侧面看去恰似一座房屋，这最早的建筑雏形，生动揭示了房屋的起源是为了抵御自然因素的变化对人体的侵害。《周易》当中的大过卦，是以房屋的栋梁结构为取象来说明事物过新疆特克斯县八卦城度发展的专卦。其卦象为瘙椈，兑上巽下，四阳爻聚集于中，两阴爻至于本末，中间过刚，本末无力，不堪担当重任，故有倾覆之象。此外，《周易》中同人、明夷等卦还记载了房屋建筑中的门窗结构和庭院结构。就宏观建筑学而言，《周易》对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即堪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堪舆学是关于在建筑设计当中如何顺应天道、地道、人道的学问，讲究“相形取胜”、“辨正方位”、“相土尝水”、“
占问永远是吉。
中国古代的化学成就主要是在道教炼丹术的发展当中体现的。《周易》对炼丹术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万物可变”的理论基础，二是阴阳消长的操作原则。易道关于宇宙运动变易与不易的规律性描述，是炼丹者从事这项活动的自然观基础，也给予了他们参赞天地之化育的灵感，如东晋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抱朴子》）。物类可变、变化无极的理念使道士们相信飞砂炼汞可得仙丹、可作黄金。黄金和丹砂，一个永远不变化，一个变化奇妙，都不是草木五谷之类所能比，服食之后可以“假外物以自坚固”，汲取金丹的灵异性质，使肉体不朽，长生成仙。东汉魏伯阳做《周易参同契》，系统论述了炼丹的方法。鼎炉、药物、火候是炼丹三要素。《周易参同契》以乾坤二卦代表鼎炉，坎离二卦代表药物，其余六十卦分别用来代表不同的火候，为此专门设计了一套包括阴阳消长、方位、时间、策数的方法，《周易》的符号框架在炼丹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易理指导下的炼丹活动使人们获得了一些物质变化的正确知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有些还走在世界前列，如火药的发明、单质砷的制取等，但道士们将长生超脱的愿望寄托在烧炼服食对人体有毒性的铅、汞、硫、砷一类物质及其化合物之上，是一个典型的理性迷失的悲剧。
《彖》曰：至哉坤元［1］，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2］。
真正形成完整的卦象天文理论的是汉代的卦气说。卦气说将六十四卦与一年中体现阴阳之气进退消长的四时、二十四节气、十二月、七十二候相互配合，将天文历法运用于易学研究，同时又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此后的天文学发展，基本上笼罩在《周易》的理论框架内，如盖天说、大衍历等等。可惜的是，这些天文学成果的应用除历法外，大部分走上了星象学的误区。
［1］坤元：坤者纯阴，配乾生物，亦善之始。
天文学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中发展程度比较高的一门学科，《周易》是最早的天文着作之一。中国古代天文学最主要的特点是“观象授时”，这也是《易经》产生的基础“仰则观象于天”。《易传》说：“易与天地准。”明确地指出了《周易》的创作与天文密切相关。古代天文学的诞生与原始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事占卜的祭司大都是当时精通天文知识的专家，天象在《易经》当中有丰富的反映。如明夷卦瘙椕：“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就是一次日食发生的记录。丰卦瘙椫爻辞中的“日中见斗”和“日中见沫”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记载。
［2］咸亨：各种物类都得到畅达。
（五）《周易》与中国古代科技《周易》与科学的关系十分微妙，从根本上来说，易学和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分属不同的领域，而且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科学与技术两个词是现代西方用语，在古代中国只有“道、术、技”等词，并没有特定的内涵与外延。然而，《周易》在客观上的确与现代科学有许多共性，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模式来考量，《周易》也具有许多科学性的内容。它包括：（1）宇宙结构与功能原理，即以阴阳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成原理、感应原理、循环原理；（2）方法论原理，即以象、数、理为基础的象数论、类比论和实验论等；（3）科学技术观，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制器尚象观、天工开物观和道术一体观。中国传统科技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有大体一致的宇宙图像，但没有统一的科学范式。排除为封建统治所利用的因素，《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非常全面和进步的。以下仅从天文学、化学和建筑这三方面做一些简要介绍：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
，干扰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避免对人身元气造成不必要的损伤。脏象学说所取的“象”，不一定非得是“器”的内容，而一定得是“器”的性情功效的外部表现，因此，医者只需把握到脏腑受到病邪入侵后发生功能变化的蛛丝马迹就可以了。《易传》的象论在中医脏象学说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地势是顺（着天的），君子（效法地，）用深厚的德泽来容纳人与物。
易卦的信息功效是通过爻象显现出来的，爻则是传导信息的载体。中医的脏象理论与《周易》的象器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体是一个由脏腑、气血、经络、窍穴组成的组织结构严密的有机体，这个组织结构具有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自我调节机制，即所谓“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外在的生存环境、阴阳消长，与人体内部组织结构紧密关联。若将人体视作一个黑箱，脏腑就好比其中的有形构件，气血是信息的载体，经络是信息传递渠道。传统医学通过望闻问切所搜集到的病变症候，则是由载体通过经络传递出来的脏腑功能变化的信息。治疗无须打开黑箱（如解剖等）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1］。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周易》对中医学影响最大的是其观象知器的思维模式。基于这种思维模式产生的中医脏象学说是贯穿中医病理学和诊疗学的一条主线。《系辞》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
［1］坤变动而生阳，阳为主，故后得主。常为常道，即规律。光借为光，广大之意。
同时被《周易》和中医学采纳的还有传统的五行学说。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等自然界的五种物质之间的生克关系来解释和说明事物的变化和规律，与阴阳学说有着思维模式和理论构架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阴阳学说的细化与发展。在易学家那里，五行主要用来解释宇宙的生成、卦的属性与爻的生旺休囚。在医家则以五脏为主体配五行，旁及五气、五味、五色、五情、五志、五官等，构成了人体内外转换机制的整体性网络系统。五脏功能呈循环相生和五角交叉相克的并存状态，表现出多功能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其中某一环节过于亢盛或衰弱，就会出现相乘或相侮的状况。医家的能动作用在于，准确把握五行结构自然流程的故障部分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采取适当的措施（补或泻），促进其内在机制正常运作。五行结构的功能模型，为医家提供了一个以整体观为基石的方法论模式。
《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1］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阴阳学说是《周易》和中医理论共同的基石。《易经》尚未使用“阴阳”的概念，仅以爻、卦的方式表达，到了《易传》，阴阳学说则被明确为“易道”。从《易经》到《易传》是一个阴阳学说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产生于两汉之际的《黄帝内经》主要是借助于《周易》成熟的阴阳理论，将从巫术时代开始积累的零星经验材料整合为较为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中的阴阳观念大致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代表两种性质相异的物质，如以阴阳升降表示天气的寒温或人体及其功能的调平状态；其二，从阴阳之间动态连接的各种形式探讨天人之间各种规则与非规则的关系，以及人体自身阴阳升降与调平的生理、病理状况和诊疗途径。后一种意思，无疑更为医家所重。医家对阴阳之间的动态连接形式的归结，有的直接从易学中撷取，有的则属医家的发挥与创见。如《素问》中有“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相错，变由生也”的说法，显然有取于易学少阳、少阴、老阳、老阴的“四象”说。明代张介宾据此引申出阴阳互藏与一二同根说，从中医学的角度说明脏腑之中所藏之阴阳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对存在并互相转化的，这一理论对辩证诊断与施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方：指事情。事情与人物都类聚群分的。
（四）《周易》与传统中医文化谈《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传统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两大精华，二者的影响是彼此相互的。自古以来，便有“易医同源”、“易医相通”的说法。从历史上看，“医”作为一种医疗活动，“易”作为一种占卜活动，二者都来源于原始宗教巫术。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一般均兼占卜、行医二职，后来才慢慢有了分工。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大约在两汉时期，其中有不少引用《周易》的语言，证明了《周易》对中医文化形成的影响。从理论体系来看，易明天道阴阳动静之妙，医明人体阴阳消长之机，二者分别是关于宇宙大系统和人体小系统的学问。在“天人一体”的思想传统中，其内在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二者得以会通的深层交叉点，故有唐代医药名家孙思邈“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之说。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1］；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2］。
《周易》还为社会管理确立了中正之道。在《周易》看来，管理是一种普遍的参与，人人都要“随时变易以从道”。无论处于何种情势，中正都是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应该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如同人卦瘙棳，离下乾上，六二、九五，既中且正，象征了二人志同道合，以正道通达天下。又如蹇卦瘙椘，艮下坎上，山上有水，蹇难之象，但是二、三、四、五爻各当其位，各履其正，六二九五，中正应和，为匡济蹇难准备了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周易》为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确立了如下几个原则：一是“刚柔立本”的组织原则，也就是领导职能和办事效能的有机统一；二是“变通趣时”的达变原则，使管理系统能够具有高度的应变能力；三是“圣人成能”的调控原则，强调领导者应发挥顺天应人的调控能力；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则，知人善任，为人才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五是“崇德广业”的领导者自身修养，《系辞》云：“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崇德与广业概括起来就是乾之刚健进取与坤之宽厚博大的统一。
［1］知，同智。乾坤生长万物，以简易之道显示出智慧与才能。
《周易》将谦卑的美德贯彻于治民之道，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的具体措施。它强调君主应该关心人民生活，推行“损上益下”的惠民政策，建立“不伤财、不害民”的制度，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如《剥·象》中说：“剥，上以厚下安宅。”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应该用伦理教化的方法，不可使用武力手段；“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蛊·象》）；“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贲·象》）。居于尊位的君主只有以至诚之心，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上下交孚，至诚相感，才能动而无违，得志于天下。中孚卦瘙椳，就是中心诚信的意思，诚信是国家团结的纽带，取信于民，是一个政府实现政通人和的前提。
［2］成位：定位。天下之理得到了，（阴阳、刚柔、上下、贵贱）就各安其位了。
《周易》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是“太和”。《乾·彖》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即天道，由于乾道刚健中正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但这种太和境界只是一种有待争取的目标，而并非既成事实，因此需要根据现实处境进行清醒的理性分析，找出动乱的根源，即阴阳的失衡与不安其位，然后进行目的明确的纠偏矫正，以达成社会整体的和谐运转。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1］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2］之道也。
《易传》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的原则。通过对支配着自然界的和谐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来谋求社会发展领域的和谐与自由，使人际关系能够像天地万物一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就天象言，天是最大的阳，象征着君主，起创始、施予、主动和领导的作用；地是最大的阴，象征着臣民，起完成、接受、被动和服从的作用。如果阳得不到阴的辅助，完全孤立，就会一事无成，如果阴得不到阳的领导，散漫无统帅，也难以形成群体。只有双方按其本性互相追求，彼此的需要得到满足，社会政治生活才能产生功能性的协调，得以正常运转。就其形式而言，《周易》的阳尊阴卑阴阳相济说，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及其运作。这种秩序在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呈现为君臣、父子、夫妻等封建等级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以新的适应现代人生活习惯的秩序形式出现。社会秩序的良好运作需要其内在成员，不管处于何种地位，协调配合、相辅相成。《周易》为此设计了许多理想的模型，如豫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豫卦瘙棷，震上坤下，震为动，坤为顺，刚上而柔下，是刚柔相应之象。对立的两个方面协调一致，刚的行动得到柔的顺从与拥戴，做任何事都能如意。故《彖》解释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1］悔：小的不幸。吝：困难。
中国自秦以后一直奉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这种制度是根据法家的一套理论建立起来的，法家将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置于利害相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事实证明，对君权的绝对强调并不能给封建统治带来长治久安，《周易》的理论正好可以拿来补正纠偏，《系辞》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周易》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刚柔相济、阴阳配合的统一体，强调君权的相对性而否定其绝对性，运用社会长期积淀的文化道德因素对君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形成了以《周易》，主要是《易传》的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虽然这种思想并未否定君权，也没有达到近代民主主义的水平，只能定义为朴素的民本主义，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股与专制主义思想抗衡的强大力量。
［2］三极：天道、地道、人道。
（三）《周易》与和谐政治《周易》以阴阳哲学为核心的易道来观察解释社会政治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理想以及一系列服务于这一理想的应用原则。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均十分重视这套学说，用于拨乱反正，克服君主专政体制所造成的危机，变宏观与微观层面的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2］，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3］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4］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5］。
（4）谦谦君子，随处皆吉。谦卦是《周易》六十四卦当中十分独特的一卦。谦卦的卦形为瘙棶，下艮为山，上坤为地，地中有山之象，高山屈于卑地之下，止乎内而顺乎外，象征君子内含崇高的德行而不自居，外有柔顺之行而退让自持。谦卦的卦爻词全吉无凶，在六十四卦中绝无仅有，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从天道、地道、鬼神、人道四个方面，说明了盈不可久，谦则获益的道理。谦卦的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有终”一方面指谦虚、谦恭、谦卑、谦让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一方面是说，谦虚的美德虽然人人都有，但只有君子能够贯彻始终。谦卦六爻对人道之谦所存在的几种情形做了简要的描述，谈到“谦谦”、“鸣谦”、“劳谦”、“谦”等等，其根本则在于《象传》总结的“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内在修养，君子有虚己之美，能学人所长，对外则顺应天道好谦恶盈的规律，流风所及，使百姓受益。《周易》论谦，既颂扬人的谦谦之德，又强调人应当均安天下，因此并非叫人不讲是非原则，相反，它要求人们以坚决的态度捍卫正义。谦卦的六五、上六两爻都谈到征伐。谦卑之道，虽柔实刚，虽卑实高，遵行谦虚之道，并不是为了谦虚而谦虚，而是顺天应人，伸张正义，为国家天下谋和平。我们可以看到，谦道不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立国之本和对外交往所奉行的指导原则。
［1］准：相等。弥纶：普遍包括。
志”的主要涵义是心志、意志、志向，有了志，人就会有战胜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勇气。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饱受内忧外患的折磨，但每一次的打击与困厄都会激发出“致命遂志”的人格光辉，使民族精神毅力不倒，中华文明传承不绝。
［2］原始反终：反，同返。从始到终。流：流荡。
（3）君子以致命遂志。无论从人的生命还是民族国家的命运来看，和顺美好的状态总是显得那幺短暂，艰难困境反而是一种常态。如何清醒地认识困境，摆脱困境，《周易》在困卦中给出了答案。困卦瘙椢，兑上坎下，泽中无水之象，《困·象》言：“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紧接着升卦，《序卦传》说：“升而不已必困。”困境的出现是由于阴柔掩盖了阳刚，小人压抑了君子，暗影遮挡了光明。困顿和艰难不但是事物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考验一个人德行和毅力的契机，《系辞下》云：“困，德之辨也。”困境是一块试金石，小人遭遇困厄往往悲观失望，一蹶不振，君子处困则动心忍性，愈挫愈勇，激励出前所未有的潜能，于默默静守中坚持正道，以待天时之变。困卦内为险，外为悦，说明了君子即使身处险地，仍然能够安然愉悦地面对。在穷困中，需要注意的是“有言不信”，虽然言之不谬，却难以见信于众人，最好保持沉默。君子处困只要不堕青云之志，贞正坦荡，即使付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结果终将焕然亨通。中国古人以立志为成人成事之本，“
［3］旁行：广泛推行。
（2）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中，与乾卦正相对应、同等重要的就是坤卦。坤卦瘙棥全部由阴爻组成，是所有阴性物质的总代表。《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乾的刚健相对，柔顺是坤卦最基本的性格。坤是大地的象征，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民族来说，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大地产生了独特而深厚的情感，并从哲学的高度对其生殖功用和柔顺的品质进行了概括：“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坤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宽广能容，宽容向来被视为一种美德，俗话说有容乃大，君子的心地应该像山海一样宽广浩瀚，能够成为世人的依怙；二是敦厚能载，《系辞》说：“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古人从大地厚重稳健、载育万物的能力中体悟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慈悲忍让的德性诉求；三是以柔济刚，坤卦主要是以成就乾阳为己任的，这并不是说坤的地位相对于乾来说比较低下，而是二者在宇宙的无限大化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实现不同的职能。无论在德性修养还是为人处世，刚健有为都要辅之以柔顺的品格与风度，才能收到阴阳相资、刚柔相济的效果。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古人德性修养的两大基调，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最核心内容。
［4］曲成：曲折成就万物。
（1）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瘙棤全部由阳爻组成，是所有阳性物质的总代表。《乾·象》开宗明义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明了天道运行的中正刚健，人们应当效仿天的品格而自强不息。通观《周易》，至少有四种德行与乾德有关，它们分别是：第一，自强精神，这种自强自尊精神来源于天的刚健品格，表现为自我肯定、自我担当、积极向上、矢志不渝，孔子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品格，虽命运多舛，依然能够坚持理想，从容不迫，终成万世之师。第二，日新精神，乾卦九三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君子每天都要振作精神、进德修业、不知疲倦，乃至入夜都小心谨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第三，拼搏精神，表现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永恒追求和“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纯诚心志。第四，浩然正气，它代表了人的正直与气节，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乾代表龙，《周易》第一次全面地把龙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乾卦所透露的积极进取精神早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性格当中。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种积极进取并不是盲目、无度的，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为所欲为，更不是为了恃强凌弱，而是要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天地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5］方：方所。体：形体。
一部《象传》几乎完全是为提升人类的德性而做。《周易》十分重视人类对天地之道的仿效，其观物取象，设卦系辞，均是为了拟天地之道，为人建立一种道德精神的样板。人对天地的效法既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顺服，也不流于相对主义的“蔽于天而不知人”，而是靠着主体的自觉，经由知识层面的转化，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实现天人之间的德性互动。乾、坤是《周易》当中最重要的两卦，在人格修养上也是《易》之门。《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作为天与地的象征，乾、坤两卦代表了中华民族性格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进取与宽容。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2］，故君子之道鲜矣。
（二）《周易》与中华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是渗透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中的精神或意义，它是特定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和共同的心理特质、性格特点的总和。《周易》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周易》树立了一个完善的理想人格，并将理想人格的实现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为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立仁之道曰仁与义。”正是由于人的本性符合宇宙生生不息的善性，所以人才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保持并发展这种自然本性，所谓“继善成性”。《周易》的理想人格分两个层次，较低层次的是“君子”，较高层次的是“圣人”。从一般人修养成君子，最后达到圣人的境界，是一个理想人格不断培养、日臻完美的过程。《周易》是部“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的着作，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主要以道德水准为划分依据。《乾·文言》中对君子最基本的四种德行做了规定：“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贞。”
［1］继之者善：阴阳对立化生万物，即道之善。成之者性：万物各有其本性。
当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易》的思维模式绝不仅仅限于以上简要列出的四种。就总体而言，《周易》思维模式呈现出的内在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思维重体验、贵象、用直观、取整体的特点。这样的思维方法能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比较抽象、朴素和基本的把握，靠符号和经验来领悟宇宙的深层意境，但缺乏严格的求证与元素的还原分析，因而只能是笼统和不精确的。
［2］百姓每天在道中却不认识道。
（4）中和思维。象数思维从外在形式上统摄万有，全息思维从内在结构上耦联宇宙，符号思维是这些思维规律的程式化，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周易》最核心的思想认为中和是宇宙的本质规律，因此中和思维是易学最根本的思维模式。“中”本来是代表中间状态的方位词，“和”代表一种平衡态。《周易》特别推崇中爻，一重卦分内外两卦，其中二与五是中爻。朱熹说：“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汉上易传》）中爻不偏，能统一卦之意，中爻与时相连，只有掌握中爻才能掌握时宜，正确把握事物的规律，判断吉凶得失。二五爻相应，即为中和，阴阳双方的力量达到均衡与互补，从而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当事物发展到极点，必定走向反面，这一质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破坏、斗争和损失，而中和思维反映出对和平、鼎盛、稳定的向往与维护。《周易》主张革故鼎新，又强调对中和状态的把握，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宇宙趋于合理，减少负面效应，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3）全息思维。现代全息论的观点是指某一系统中，部分包含整体时空存在的全部信息，整体之和大于部分，由最基本的信息元可以演化出整体，整体与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周易》当中包含着丰富的全息思维的资源。《周易》认为，宇宙统一于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一个有着时间上的有序性和空间上的层次性的全息系统的代名词。宇宙是一个无限全息大循环的过程，其中又包含着无数小循环，“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彖》），“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复·象传》）。这种循环并不是机械的重复，每一次循环都是一个革故鼎新、否极泰来的过程。《周易》七日来复的思想与基督教七日为一周的观点不谋而合。《周易》透露的另一个重要的全息思维特征是，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包含着其他六十三卦的信息，此卦的信息为显态，其余六十三卦的信息为隐态，卦的变化，也就是某些信息由潜变显的过程。现代全息论同样认为系统中的信息不会随着产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消失，只会发生信息跃迁，宇宙的任何演化都是一个由潜在信息态向显现信息态转化的过程。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2）符号逻辑。《周易》是一个既能表意又具有高度抽象功能的中国式符号体系，其最基本的原态符号是阴阳爻。按照数学方法计算，六个两种符号所能组成的在结构上没有重复的最大组合是64组，正好与六十四卦相符。《周易》的符号体系既有严密、固定的框架，又是一个非封闭的开放系统，通过纳甲或引入四季、方位、五行等新的符号，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爱因斯坦提出的有限无边宇宙模型。在《周易》看来，它的符号与宇宙的真实之间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因此卦爻的演算能够真实地再现宇宙的运动状态，实现了符号运动与物质运动的统一。以《周易》的占卜过程为例，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纯符号的运动，从初爻到上爻，形成一个完整的卦，实际上却展现了物质运动的过程，聚过去、现在、未来于一体。当卦局形成后，就可以从卦上同时展现所问之事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状态。就这一点来说，是其他任何一个形式的符号逻辑系统所无法做到的。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1］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1）取象思维。“取象思维”是原始先民认识外部世界、把握自然规律以服务于自身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开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活动的真实写照。《周易》的取象思维是在原始表象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级思维形式，通过阴阳爻“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排列组合来表征变化万千的世界。这种取象以同见性为标准，或从物象之共性，或从性质的共同点取象，其中不同的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如乾的取象有天、龙、马、健、君子等。观象取类的方式，通过象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体现了一种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观。取象思维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尽意”——对象的阐释。通过观象把握事物的理性之“意”才是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这就是《系辞传》所说的“圣人立象以尽意”。但事实上，象与道理之间并不一定或总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周易》以象传意的认知结构中，经验直觉思维在经由表象向理性思维过渡时，伦理层面得到了突出，形成了以伦理为核心的，统摄自然、社会于一体的天人合一观。这种独特的整体观贯穿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始终，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自然、社会、人自身分门别类的详细认知，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未能发展出精密科学思想的思维根源之一。
［1］化而裁之：加以变化而改制。
（一）《周易》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取象比类从根本上讲，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支配着一个民族、团体和个人认识世界与自身的方式，是文化的深层本质。传统思维方式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之后，就会融入文化历史的长河，无形地发挥其作用，一般不会被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所改变。《周易》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化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所蕴涵的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内核，并逐渐渗透到民众的深层意识层面，由自觉的思维活动变成不自觉的思维惯性，成为在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普遍起作用的思维定势。《周易》的思维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系辞下》：
三《周易》与中国文化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元典的形成时期，这些元典包含了后世中国文化的各种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性质和特征。《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三玄之冠”，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部经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周易》一书有着众多的特殊性，它是象数与义理、抽象与具体、理性与神秘、形上与形下的统一，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周易》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提供宇宙观、世界观的同时，还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原则。几千年来，从帝王将相到布衣百姓，从望门鸿儒到民间术士，从世外高人到凡夫俗子，无不对《周易》抱有浓厚的兴趣，大到治国安民，小到家务琐事，从高深的哲理到养生治病，人们都习惯于到《周易》中去寻找答案。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易的烙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易文化传统。以下仅就其中几个方面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1］，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2］，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进入现代，外国学者在进行《周易》翻译的同时，也掀起了一股《周易》研究热，出版了大量各种语言的论着，建立了许多易学研究组织。随着国外《周易》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逐渐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瑰宝。
［1］因而重之：根据象，将八卦两两相重。
最早的《周易》英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麦格基在上海翻译的，书名为《〈易经〉之译——附注解与附录》。在西方较有影响的译本是德文版的《易经，或变化之书》，1924年出版，由着名心理学家荣格作序。其他语言的译本还有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荷兰文、丹麦文、南斯拉夫文等语种。
［2］刚柔相推：爻阴阳属性的变动，阳变阴，阴变阳。
《周易》西传以来华传教士的翻译为肇端。明代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乾、坤两卦。其后，法国传教士将《周易》译成了拉丁文。1687年，法国巴黎出版了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等人翻译的拉丁文《大学》、《中庸》、《论语》，书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及其意义的译文，西方得知《周易》由此开始。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寄给他的易图资料，发现了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奥秘，使《周易》在世界科学史上开始显示出诱人的魅力。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1］者也。吉凶者，贞胜［2］者也。天地之道，贞观［3］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4］者也。
（六）《周易》走向世界《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不仅受到历代学人的重视，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文化代表作。《周易》在古代就已流传到与中国相邻的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从17世纪起，《周易》的内容和思想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到欧洲，在许多国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1］趣时：把握时机。
《周易》的二进制谈到这一时期的成果不能不提到帛书《周易》的发现和研究。1973年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书中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卷后佚书和《系辞》，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面世。帛书六十四卦的卦名与卦序与通行本不尽相同，《系辞》也有差别，引发了帛书本与通行本孰先孰后、《系辞》属儒家还是道家的热烈争论。帛书《周易》的发现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新的启迪，其中帛书的《易传》、《要》篇记载了孔子晚年研究《周易》的情况，是有关孔子和《周易》关系的极重要的材料。帛书的易说部分填补了《易传》到汉易孟京一派象数学兴起之间的历史空白，将象数学说的卦气说、卦位说的源头上溯至先秦。同时，帛书《周易》校正了通行本的一些错误，证明了汉初有多种《周易》的传本。
［2］贞胜：以正为胜，正则吉，不正则凶。
韩国国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易学研究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易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周易》加以新的挖掘与阐释，问题涉及《周易》的性质、成书年代、哲学思想以及研究方法等，批判将《周易》现代化的倾向。1978年以后，易学研究适逢时代的机缘迅速全面地展开，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很多。一些在解放前就有很高易学造诣的学者又有新作面世，如高亨、金景芳、黄寿祺等，帛书《周易》的考古新发现也为易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素材。朱伯崑着《易学哲学史》，将易学史上各家思想按其演变过程作了系统的叙述，其材料丰富，方法严谨，在考证和义理方面都有新突破，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着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易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中西文化比较热和民族文化反思热交叉进行。“人文易”注重将传统易学中蕴涵的人文精神进行现代诠释及整合，如学者余敦康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发掘和诠释传统易学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探讨易的实用性操作在现代管理当中的应用。“科学易”是另一大热点，比较着名的学者有董光璧，他从科技发展史的角度透视易学与科技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易”与“易科学”的区别，前者属于解释学的范畴，后者则属于科学的范畴。此外，一些学者致力于“易学哲学”的开发，用传统易学的资料或系统模式建立现代哲学体系，如张立文从《周易》的“生生”为切入点建立了一个“和合学”的构想和体系。
［3］贞观：以正示人。
汉代帛书《周易》
［4］贞夫一：正于一。一指天地之道。
“科学易”的流派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沈仲涛就写了《易与科学》英文本，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论证《周易》与科学相和。其后，薛学潜着《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内容涉及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论、狄拉克方程式、达尔文学说等，试图说明易卦精微广大，无所不包。丁超五着《科学的易》，将易道建立在科学之上，现代物理学、生物学、数学，包括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运算，无不蕴涵其中。这些论着的问世，给传统易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着作大多限于以现代科学比附《周易》，还没有走上以《周易》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非为曰义。
这一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着作主要有偏重于注释和偏重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沈竹礽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其中高亨将经传分开，不以传解经，注解卦爻辞也不谈象数，不以“元亨利贞”为四种德行，许多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偏重于考证的着作主要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等等。他们的考证从古文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展开，为《周易》的研究开辟了种种新途径。总结前人之作并提出己见的学者也很多，出现了运用西方思想和理论来阐述《周易》的学术新气象。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易学大家当属杭辛斋。他搜集古今言《易》之书六百二十余种，着有《易楔》、《学易笔谈》诸书，其学说贯通古今，集儒、释、道、耶为一体，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庞大的易学体系。
古者包牺氏［1］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五）20世纪易学进入20世纪后，易学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许多新特点，除了从象数、义理两方面进行探讨外，还出现了大量用新方法、新理论研究《周易》的着作，使易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乃至科学等方面。
［1］包牺氏：即伏羲氏。《系辞传》作者认为伏羲氏始作八卦。
总的来说，清代研究《周易》的学者缺乏探讨哲学问题的兴趣，在理论创新方面较少建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我国历代重要的易学着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是现代认识中国易学研究成果与发展源流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清代在思想学术方面，出现了批判宋明道学的思潮。针对宋学解经重义理、轻训诂的流弊，倡导尊重古训和史实，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实学思潮反映在易学研究中，则表现为对宋易的批判和对汉易的复兴。惠栋是汉易的倡导者，着有《周易述》、《易汉学》、《周易古义》等书，皆发挥汉儒之学，笃守古义，表现出唯汉易是从的学风。其对《周易》经传中重要范畴和命题的注疏，主要着眼于卦象的形成和变化，淡化并取消其哲学意义。后有张惠言受惠栋影响，专攻虞翻易学，以阐发虞氏易学为己任，试图全面恢复虞学的面貌，标志着清代汉学家对汉易的研究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1］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着［2］也。
（四）清代易学清代易学研究的着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其内容和倾向也很复杂，主要是汉易的复兴，产生了两部调和汉、宋易学的《周易》读本，即康熙时李光地编撰的《周易折中》和乾隆时傅恒等人编写的《周易述义》。
［1］材：通裁，决断之意。
、“卦错”诸说，在明代易学中独树一帜，当时被喻为“绝学”。他的《易经来注图解》除文字以外，附图一百四十余幅，有“三才”图，“一阴一阳之谓道图”，“太极”、“河图”、“洛书”更不在话下。他推崇图的同时更推崇象，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的观点，将卦象作为整个易经象、辞、变、占四者的基础。明末方氏父子，也特别重视象数，着有《周易时论合编》，并有《图象几表》八卷，列各种图式一百多幅，是明代易图学解易的重要着作。
［2］着：显示出来。
元明易学大抵延续宋代易学的传统，谈论“图”、“书”与“性”、“理”。较有影响的着作有明代胡广奉敕编撰的《周易大全》，这是一本作为科举取士用的标准读本，主要采用程朱的注本，是当时儒生的必读之书。值得一提的是，上溯陈抟，经过宋元到明，逐步发展并兴盛起来的象数之学的分支易图学。其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来知德和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来知德着《周易集注》首创了“卦综”
阳卦［1］多阴，阴卦［2］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发展做了一次总结，以程氏易学为骨干，吸取各家长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易学体系，完成了易学本体论的构建。他吸取欧阳修的某些论点，肯定“易为卜筮之书”，试图说明《周易》的本来面貌，借鉴程颐“假象以显义”的说法，提出“易只是个空的事物”，视卦爻象和卦爻辞为表现事物之理的抽象公式，认为卦爻象为太极之数自身的展开。他还吸收了张载的阴阳二气说，以二气变化的法则解释世界变化的规律，从本体论的角度，诠释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完成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宇宙生成论体系向本体论体系的转变。
［1］阳卦指震、坎、艮，皆两阴爻，一阳爻。
程颐作《程氏易传》，是理学派易学的创始人，其继王弼之后，将义理学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抛弃玄学派易学浓厚的“虚无”色彩，以理或天理为其易学的最高范畴，并以此解释变化之道和卦爻的吉凶。理或变易之道作为总的原则，直接统帅或决定着象、数、时、位的变化，“易随时变易以从道”，“易周尽万物之理”。他既不赞成王弼的“得意忘象”说，也不赞成邵雍的“数生象”说，而用“有理而后有象”、“因象以明理”来处理理和象的关系，把象看成理的显现，认为理是体，象是用，体用不分，理象融合。
［2］阴卦指巽、离、兑，皆两阳爻，一阴爻。
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1］，凶”。
宋易的义理学派十分发达，当时许多着名的理学家都先后为《周易》作注，大大丰富了易学研究的思想性。如同儒学在宋明的发展，儒家思想家对《周易》的诠释也可分为理学派、心学派和气学派。其中，理学派代表人物为程颐、朱熹，心学派代表人物为南宋的杨简和明代的王畿，气学派代表人物为北宋的张载和明末的王夫之。这里仅就宋代影响比较大的理学派观点加以简要介绍。
［1］何校灭耳：戴着颈枷遮住耳朵，见《噬嗑》卦上九爻辞。
宋易的象数学派，始于宋初的陈抟。他提出了许多图式解说《周易》原理，对其后象数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成为后来图书之学的创始人。除继承汉唐易学以象数解易的学风以外，宋代易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分化为数学派和象学派。数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北宋的邵雍，他发展了陈抟易学的数学方面，在奇偶之数的基础上讲卦象的变化，主张“数生象”，天地万物的变化都可以用他创造的一套近乎数字游戏的规则推演出来，其学又别称为先天学。与邵雍主张“有数而后有象”恰恰相反，南宋易学家朱震主张“有象而后有数”，成为象学派的代表。朱震本着“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原则，认为所取之物象不能被抛弃，进一步探讨了《周易》取象的体例，对取象说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1］，辨物正言，断辞［2］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3］。因贰以济民行［4］，以明失得之报。
（三）宋明易学宋代是我国易学研究史上的高峰时期。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当时有“易类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宋代易学在理学的影响下，突出地表现为以义理解释《周易》，同时依然存在着两大流派的对立。
［1］开而当名：开卷以文字的形式使事物与卦名相当。
随着唐代政治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兴盛，出现了两部总结前人和当时易学成果的着作，一是孔颖达主编的《周易正义》，一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前者推崇玄学派的易学观点，同时对其他流派的说法，皆有所吸收和肯定，实际上是对王学进行了一番修正。如孔颖达提出，“易合万象”，“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例取之”的原则，试图纠正王弼轻视取象的偏见。他以“自然无为”说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气即为乾坤二元，其开通万物也无造作，这种以气为核心的世界观，改造了王弼易学的贵无论，从某种程度上在易学和哲学两方面都有所开拓。李氏《周易集解》则更具有史料价值，一共辑录了三十五家《易》着的资料，成为后人研究汉易的重要资料来源。两书都是对两汉以来易学的总结，都具有调和两派易学的倾向，代表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2］断辞：判断事情吉凶的言辞。
王弼是玄学派易学的创始人，力矫汉儒以象求理的弊端，将注《易》当成阐发其玄学思想的工具，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观点。他抛开汉易的象数之学，不讲卦气、卦变、纳甲、灾变之言，将《周易》经传的义理进一步抽象化、逻辑化，从而更具哲学思辨的意味。其后晋人韩伯康，将王弼未注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补注，唐孔颖达将王韩二注合在一起，收入《周易正义》中，成为玄学派易学的代表作。当然，并不是所有研究易学的思想家都赞同玄学派的观点，一些人继承汉易传统，不满意以玄学观解易，就《周易》宗旨、易象的性质、言意太极之辨等问题同玄学派展开了论争。论争的结果使易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相互吸取和融合的趋势，为唐代易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3］肆而隐：直而隐蔽，吉凶祸福在卦中直白又含蓄。
（二）晋唐易学魏晋至隋唐时期是易学研究史上一大转变时期。两汉易学转向了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玄学派的易学是这一时期易学发展的主流。
［4］贰：指人们因为疑惑而去占问。济民行：看了卦爻的吉凶，成就人们的行或止。
《周易》王弼注、孔颖达正义汉代学者解易往往较为繁琐，拘泥于卦象的阐释，并孱入种种数术之说，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但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利用《周易》框架，创立了互体、旁通、卦气、爻辰、纳甲等象数模式，从而使汉代易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周易》经过汉儒的发挥、附会，形成了一股象数之风，虽然有因象明理的积极作用，但繁琐的以象求理的方法却束缚了易学的发展，最后走向了衰落。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到东汉时期，主要治《易》的学者有马融、郑玄、荀爽等，皆是费氏易学的传承，但也都受到京房易学的影响。研究孟氏《易》的虞翻，一边讲卦气说，一面又继承荀爽一系的传统，提出了不少解易的新体例。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1］。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一）汉代易学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代易学研究是从田何开始的。班固在《汉书》中介绍了十三家易学，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本于田何，被视为正宗而排在前列。但这三家所传授的《周易》学说目前只能在后书中看到只言片语，详情已无法得知。与三家并列于学官的还有京房易学。京氏易学以六十四卦的卦象和爻辞为资料，以讲阴阳灾异为特征，长于卜筮，“所言屡中”，深得汉元帝尊信。此外，还有一个以费直为代表的易学传授系统，被称为费氏易，属民间易学。西汉学者解易，就其学风来说，有三种倾向。一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其解易的特点是，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以卦气说，即以八卦或六十四卦配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讲阴阳灾变，开象数理论之先河；二是以费直为代表的民间易学，以《易传》文意解经，注重其中的义理；三是以黄老道家之学解释《周易》，讲阴阳变异学说。
［1］六：指六爻。初、二两爻象地，三、四两爻象人，五、上两爻象天。
说代表了易学的义理化取向和易学研究哲理化的开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肆焚毁图书，《周易》因被视为卜筮之书而有幸逃脱了厄运，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代崇尚儒学，《周易》被定为五经之首，带动了易学的勃兴，促成了易学研究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真正形成。
《说卦》：
今昔易学是通过对《周易》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包含两大要素：象数与义理。象数指卦爻象和阴阳奇偶之数，义理指卦爻辞和十翼的文义和道理。《周易》本身就是一个包括卜筮巫术的象数形式和阴阳哲学的义理内容的矛盾统一体，象数是义理的形式，义理是象数的内容，二者是不可分的。先秦时期的易学是中国传统易学的奠基阶段，孔子的易学思想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他的“以德代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1］，参天两地而倚数［2］，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3］。
二易学
［1］幽赞：暗中帮助。蓍：占筮用的草。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其差别表现为《易经》是巫术文化的产物,而《易传》则是人文文化的产物。其联系表现为《易传》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以传解经，牵经合传，使经、传共同体现出一种易道思想。《易传》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广大的哲学思想体系，试图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进行理论概括，然而这样一个抽象思辨的内容，却是利用了《易经》原有的卜筮框架来构建的。《易传》保留了《易经》卦象、卦名、卦爻三位一体的格式，改造和扬弃了其中原始巫术的内容，吸取先秦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学说的思想资料，形成了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易传》的易道思想最主要的特色在于确立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同时，《易传》的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儒学化倾向，阳尊阴卑的形而上学定位，从理论层次上适应了当时新兴封建制度与社会伦常秩序稳定化的需求。而贯穿六十四卦始终的中道思想，将儒家局限于道德领域的“中庸”范畴，扩大为自然和社会中一切事物保持稳定状态的根本法则，得到历代希望长治久安的封建统治者的青睐。
［2］参：三，指奇数。两：指偶数。乾卦的三个阳爻为天数。坤卦三个阴爻六画为地数。
《序卦传》是将六十四卦的原有顺序打乱，取其意义相反的两卦为一对，重新分成三十二组，简明扼要地指出卦旨，反映了人们对卦形认识与解释的多样化。
［3］理：指道。性：事物的本性。命：天命。参究天地万物的道理、本性，随顺天命。
《说卦传》是说明八卦象征现象的专论，是人们理解和认识八卦和易经内涵的重要篇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文言传》是对乾坤两卦的特别说明，“文言”之意就是以文辞修饰两卦之言，颂扬乾坤两卦的伟大。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1］，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2］。
《系辞传》上下篇从总体上介绍《易经》的主要内容，包括作者、成书时代、取物观象的创作方法，以及占筮等问题，具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历来备受学者们重视。
［1］射：“厌也，水火相通。”（《周易集解》）不相射，指不相厌离，即水火既济。
用九”文辞，共有三百八十六条，列于爻辞之后，主要根据卦象、爻位等分别阐释卦中六则爻辞的象征意义。
［2］根据《周易》的时间观念，过去是顺着数，未来是倒数上去，所以是逆。《周易》讲未来，所以逆数。
《象传》上下篇，有“大象”与“小象”两个部分。“大象”是对卦的说明，先解释上下卦的卦象，然后从卦象推演出它的象征意义；“小象”是对各卦六爻爻象的解释，另加乾坤两卦的“用六”、“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1］。坎，陷也［2］。离，丽也［3］。艮，止也。兑，说也［4］。
《彖传》上下两篇是对卦辞的解释，说明各卦的大旨，每卦一条，列于卦辞之后。
［1］入：巽为风，风吹万物，无孔不入之意。
《易传》是一部战国以来系统解释《周易》经文的论文集。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这十篇着作从汉代起又被称作“十翼”。“翼”，羽翼，辅助的意思，表示它们是解释《周易》经文的。《易传》是流传至今最古老而系统的《易经》研究专着，是我们认识《易经》的最重要文献和最基本的途径。各篇的主要内容分别是：
［2］陷：坎为水，在洼陷处。
《周易》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易传》。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到孔颖达的《周易正义》都认为《易传》十篇系孔子所作，是圣人之言。从宋代的欧阳修起，到清代的崔述，特别是近现代，人们对《易传》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易传》各篇也非成于一时，它的作者也并不只是一个人，说它们都是孔子亲手所着的传统观点，今天已经被大多数人所否定了。总体说来，今本《易传》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出于战国时期孔子后学之手，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又吸收了其他学派，如道家的思想，是战国时代学术大融合的产物。
［3］丽：离为火，必附着在可燃物上，故为丽。
（三）《易传》的作者与内容
［4］说：同悦。兑为泽，鱼鸟生于泽，人兽饮于泽，故泽为万物所悦。
卦辞和爻辞是《易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素材而言，主要来源于占筮的记录，后来经过编者的编篡而系附于每爻之后。从文句体例上看，卦爻辞有以下四种：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断占之辞。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卦爻辞的内容也很广泛，涉及人类生活当中的行旅、战争、享祀、饮食、渔猎、畜牧、农业、婚姻、居处及家庭、妇女孕育、疾病、赏罚讼狱等。从哲学史的角度分析，卦爻辞的内容虽然反映出其主导思想是当时流行的具有宗教迷信性质的天命思想，但其中也包含了后来中国哲学某些思想的萌芽，如将自然现象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对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理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对立的东西可以互相转化则蕴涵了“物极则反”的思想萌芽。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做人处世的原则。
延伸阅读书目1.朱伯崑：《易学哲学史》（1-4卷），昆仑出版社，2005年。
瘙棤是乾卦的卦象，乾卦在《易经》各部分中最为早出，是整个卦的基础，后面的文字都是对它的说明。“乾”是该卦的卦名，“元、亨、利、贞”是该卦的卦辞，用来整体说明这一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卦辞本称为“彖辞”，唐以后改称卦辞，更加通俗易懂。从初九至上九是该卦的爻题与爻辞。爻辞用来说明每一爻的内容和性质，爻的位置与性质不同，就有不同的爻辞。需要注意的是，六十四卦中乾坤两卦分别全部由“”和“”构成，这两卦的内容便多了用六和用九两项，其他的六十二卦则没有，这和乾坤两卦的特点以及《易经》本身的占筮方法有关。用六、用九后面的文字不能称为爻辞，因为它们不是说明某一具体爻的。
2.朱伯崑：《易学基础教程》，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年。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3.金景芳：《周易通解》，长春出版社，2007年。
上九，亢龙有悔。
4.李学勤：《周易溯源》，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6.余敦康：《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7.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8.杨庆中：《周易与处世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初九，潜龙勿用。
9.徐子宏：《周易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六十四卦太极图乾瘙棤，元，亨，利，贞。
10.周振甫：《〈周易〉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爻分阴阳，阳爻用“”表示，代表阳、刚、君、积极、奇数等意义，又称“阳九”；阴爻用“”表示，代表阴、柔、女、弱、消极、偶数等意义，又称“阴六”。《易经》整部书由六十四卦组成，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三十卦为上篇，后三十四卦为下篇。六十四卦的基础是八卦，分别指的是：乾瘙椸、坤瘙椺、震瘙椻、巽瘙椼、坎瘙椾、离瘙楀、艮瘙楁、兑瘙楃。南宋朱熹所着《周易本义》一书中记载的《八卦取象歌》可以帮助人们形象地记忆八卦的卦形：“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按照传统的说法，八卦分别象征着自然界的八种事物以及与其相类的象征意义或性质。乾为天为健，坤为地为顺，震为雷为动，艮为山为止，离为火为丽，坎为水为陷，兑为泽为悦，巽为风为入。将八卦两两相重，便构成了六十四卦。八卦是三画卦，六十四卦则是两个三画卦组成的六画卦，因此每一卦都可再区分出上卦和下卦。上下卦相同的共有八个，就是由八个经卦自我重叠而成的，它们仍叫原来的名字，如乾、坤等。其余五十六卦的上下卦均不相同，分别有各自的卦名。六十四卦的名称与卦象如下：
11.谭德贵：《多维文化视野下的周易——中国易文化传统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一部以卦画文字为特征的，用来问卜吉凶、预测未来的占筮之书，由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等几部分组成。《易经》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卦。何谓卦？清代易学家张惠言的解释十分贴切：“书地识爻谓之卦。”意思是，在占筮时，每得到一爻，便把它写在地上，以便记忆，这就叫做卦。卦的组成部分是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爻是用来表征事物变动的符号。
12.胡道静、戚文：《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易经》的主要内容
13、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关于《周易》的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讨论，千百年来莫衷一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的成书过程是“人更三圣（或四圣），世历三古”，即上古伏羲画八卦，中古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周公做爻辞，下古孔子做“十翼”以解经。现代多数学者认为，虽然“人更四圣”未必确有其事，“世历三古”却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周易》的成书有着一个历时千年的漫长过程，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内容特别丰富，性质十分复杂。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周易》不是一朝一人所作，而是多人不断加工整理而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易经》约产生于商周之际，《易传》大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过程，大致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初构的斑斑轨迹。
14、吕绍纲：《周易阐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伏羲像伏羲八卦(先天八卦)
15、刑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三种易书，从内容到形式各有特点，是不同时代的反映，一般认为，《连山》与《归藏》分别是夏代和殷代的易学着作，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周易》则是周代易学的代表，分为《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
16、刘大钧：《周易概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
中国古代，祭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占卜是祭祀的一道必要程序，而易就是占卜的一种。《周礼·大宗伯》曰：“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17、董光璧：《易学与科技》，沈阳出版社，1997年。
题解（一）《周易》的成书年代《周易》的“周”与“易”两字均有特定的涵义。先说“易”，东汉郑玄在《易赞及易论》中云：“易一名而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三义中，变易之义是其核心内容，揭示了宇宙变化无穷、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不易”指万物不管如何变化，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法则，而这些基本的规律和法则又是简单简洁的，正所谓“大道至简”。“周”，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周即周全、周遍的意思，郑玄就是持这种观点。而更为通行的说法是，“周”为表示“周代”之名，这种理解更符合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古人给书命名的习惯，得到了自汉代以来大多数学者的承认。
18、张其成：《东方生命哲学——易学与中医》，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
一《周易》
19、南怀瑾：《易经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在中国文化史上，《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在众多的文化经典中，没有哪一部经典能够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巨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但是怎样解释这一事实，并对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价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千百年来，对《周易》的研究大抵有四种倾向最具代表性：一种看法认为，《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其中蕴涵的上古巫术文化元素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与起源；第二种看法认为，《周易》虽然由卜筮演变而来，但其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卜筮外壳包裹之下的丰富的哲学意味，因此应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第三种看法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文历法的书，是一部科学着作，其中所蕴涵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隐然相通，至今仍有着挖掘不尽的利用价值；第四种看法认为，《周易》是一部史学着作，保存了大量古代珍贵史料，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因此具有至关重要的史学意义。实际上，《周易》作为中外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性质十分复杂，上述巫术、哲学、科学、史学几个层面的内容兼而有之，而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我们通过对《周易》一书的几个相关问题及历代研究状况的简要述评，来探讨一下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