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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7—49岁(1960—1972)

1968年3月11日星期一

44岁,5个月,1天

在公司走廊里碰面时,德科奈从来不和我握手。只是点点头,你好,再见。总是有办法令他的两只手被占据。一只手里拿着雨伞,另一只手里拿着风衣。一个工具箱和一杯咖啡。一把办公椅和一个电话。一部打字机和一盆绿植。

根据莫娜的观点,我死死抓住这个信念不放,仅仅是因为我对鳏夫的生活不感兴趣。你希望由我来为你守灵,男人都这样!总是把自己的恐惧装扮成美德。还是根据莫娜的观点,当女人不再死于分娩时,她们就开始活得比男人更久了,仅此而已。今天在年龄上超过我们,那只是为了弥补失去的几千年。

事情的真相——今天从西尔维亚娜那里得知——是德科奈患有握手恐惧症。实际上是接触恐惧症。这个酷似雅克·塔蒂的和气的巨人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感染上什么东西——微生物、病毒、传染病。他每天都要洗二三十遍手,一瓶小小的消毒液从不离身,以防别的肉体不小心触碰到他的肉体。因此他不得不使出各种诡计,好在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清洗他被弄脏的地方。不愿屈服于Shake hands的仪式,他能在这个公司呆多久呢?我自己从来没有类似的强迫症,因为我一直深信会把我杀死的敌人已经在那里了。而我总是带着某种好奇心思考,我的身体究竟会从哪个部位开始散架呢?

1967年8月18日星期五

44岁,5个月,12天

43岁,10个月,8天

1968年3月22日星期五

每次在浴室抽屉看到卫生棉,每次旅行时在莫娜的化妆包里看到它们,我都会想到这些。倒不是说它们让我满心欢喜或充满感情,而是,这些乖乖排列在盒子里的、带一根棉导火索的未来的子弹,它们总会让我想起自己的信念:多亏了她们的例假,女性才能比男性的寿命更长。

西尔维亚娜——还是她——告诉我,会计部门的一个速记员刚离开她丈夫,因为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吃自己的鼻屎。甚至在饭桌上。心理医生看到这个童年遗留症案例后可能会受益匪浅。而这位太太因为那么迂回曲折的原因要求离婚,无疑也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心理学病例。

“月经”……是因为我很早就研究过它吗?是因为我家里人想用沉默来否定它的存在吗?是因为听比我年长的同学讲过关于它的淫秽笑话吗?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妨碍过莫娜和我爱的行动吗?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没把月经妖魔化或丑恶化,尽管直到我年轻时代,这种妖魔化倾向一直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标准。我对例假很有好感。当我明白女性会来例假,而且例假有它的功能,当我明白女性虽然得承受多次分娩的折磨和男性统治的不良后果,却仍然明显比男性长寿,总之,当我把这些因素相加后,我就赋予了月经以一种美德,那就是它能让女性的寿命比男性更长。今天我还持有这种迷信,其实就我所知,这种迷信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因为从很小时候起,我就将血与燃料等同了起来。而我知道女孩们每个月都会更换一部分燃料,由此令她们的全部储存变得清洁。与此同时,男性的血却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运转,令这个身体比她们的更快停运(所以我会猛烈鼻出血)。这个知识、这个假设让我相信例假是女性长寿最重要的保障。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信仰。我不怀疑这个想法很愚蠢,不过直至今日我也没能找到谁来反驳我。我童年的世界是一个寡妇的世界,这也有助于巩固这种信念。从所有失去老头的老太数量来看,我今天生活的世界仍旧是个寡妇的世界。就我所知,并不是所有寡妇都谋杀了她们的亲夫,而战争不管多具摧毁力,也不足以解释人类的这种恒常性: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寿命更长。多亏了她们的例假,我说。

44岁,6个月

丽松闹情绪,布鲁诺骂她:“你又来大姨妈了还是怎么回事?”丽松可能来例假了——她有时痛得厉害——,她因为震惊而哑口无言。布鲁诺脸红了。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故事:愣头青拿女孩子的例假开玩笑。他们嗅到这里有种女性的秘密,而他们自己被排除在外;一种复杂性的入侵塑造了神秘的女性……当他们觉得自己远没有成为男人时,对已经成为女人的女孩的侮辱就成为了男孩们共同的复仇。不过“例假”12这个多义的词产生的规约力量令他们害怕。我假装蔑视的姐妹实际上是“范例”的持有者。她拥有衡量工具。她颁布规则。她规范着行星的运行。毛头小伙子们希望“例假”这个词令人生厌,可是它的歧义无法抹杀。于是便产生了由一代代人发明的、多少有点贬义的种种代称:熊、事儿、大姨妈、英国病……还是从语音角度来说,名词“月经”(menstrues)会让人联想到一种让人有些作呕的畸形(monstruosité),促使别人一边冷嘲热讽一边对其“指指点点”(montre)。

1968年4月10日星期三

1967年8月17日星期四

在右前臂内侧,也就是皮肤最幼嫩的地方发现了三个极小的斑点,颜色鲜红,极其精确地描绘出夏季大三角的形状。这让我回想起与那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的爱情游戏,二十三岁的生日礼物,苏珊娜,我的魁北克女郎。她现在怎么样了,苏珊娜?我忍不住用圆珠笔把这三个红点连接了起来。

43岁,10个月,7天

44岁,6个月,17天

“哦!没什么大碍,医生!我屁股上长了一个小包,您帮我看看它怎么样了!”

1968年4月27日星期六

然后,直至那时还没说过一句话的青蛙回答说:

我的皮肤医生说,这是微小血管瘤,又称红宝石痣,将来会越来越多。年龄关系,他说,然后像是解释一般:皮肤在燃烧自己的过程中变老了。接着又不无忧伤地补充道,自远古时代以来,中国人就会通过看这些分布在身上的红宝石痣来预测未来,不过这种传统可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革除了。

“请坐。您哪里不舒服?”

44岁,6个月,23天

那个外科医生像外科医生一样接待了他:

1968年5月3日星期五

第二天,男人做出了决定:甩掉青蛙。第三天,是相反的决定:挽救青蛙。这样反反复复,直到有一天,上班路上,长青蛙的男人突然紧急刹车,调转方向,加大油门,直奔外科医生诊所。(喂,你还听着吗?听好了啊,马上到结尾了,很快。)

“皮肤变老。”这个不起眼的句子一语中的。这是张老皮,从前妈妈在谈论她不喜欢的人时常这样说(她喜欢过谁?)。老皮,老顽固,老笨蛋,老驴,老傻瓜,老渣滓,老东西,老油条,老肥猪,老蠢货,老流氓:词语、语言和短语都隐约让人觉得难以以轻松的心境迈入老年。另外,我们什么时候进入老年呢?我们是在什么时刻变老的呢?

他们一夜未眠。

1968年5月

可不是么……

街道是不是正在书写自己的身体日记?13

当天晚上,男人回家时心情……复杂,可以这么说。一方面因老板的提议满心欢喜,另一方面却觉得青蛙那里有点喘不过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是在平时,他肯定会带着一瓶香槟回家,可是那天……他老婆状态也不佳,孩子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这天对他们四人来说都是黑霉日。吃完甜点,大家都上床了。灯熄了。静悄悄的。你睡着了吗?没有。我也没有。长青蛙的男人于是向老婆解释了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哦,可怜的老公!你一定很不好受吧!不过,薪水是现在的十二倍……

44岁,9个月,24天

“您明白?那太好了。善解人意也是您的一大优点。总之,不要操之过急。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明白这个牺牲对您来说无法想象。话说回来,只需一个普通的外科手术,您可以打电话给某某医生,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会安排好一切。不过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我们约定下周末给我答复,行吗?”

1968年8月3日星期六

“我明白,先生。”

今天早上,在马赛,我对夏天的第一个印象:很快穿好了衣服。三两下,短裤、长裤、衬衫、凉鞋:夏天来了。让我感觉到夏天的快乐的,不是我的衣服本身——无论它们有多么轻便,而是我跳进衣服的快速程度。

老板变得有些小心翼翼,他肯定自己对他的青蛙完全没意见,不管怎么说没有私人恩怨,他认识青蛙很长时间了,而且他完全明白男人对它的依恋,您的确是挺依恋它的吧?我猜是生来就有的吧?另外,它从来没有妨碍过您的工作……可是,到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您所代表的再也不是您本人了,亲爱的朋友,也不是我们公司,而是整个集团。到了这个高度,我担心您的青蛙会有点……在面对日本人时,比如说……

到了冬天,我穿衣服的时间跟骑士穿盔甲差不多。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要求与保护它们的布料贴合:我的脚对袜子的毛料十分挑剔;我的上身要求得到紧身内衣、衬衫和套头毛衣的保护。冬天穿衣服就是在我的内部温度和各种外界温度之间找到平衡,包括床外温度,卧室外温度,室外温度……必须沉浸在适当的热度之中。没有什么比感觉太热或太冷更让人不舒服或不满的了。冬天的装束要求专注和足够的时间。“跳进衣服”是一个夏天的表达。冬天是“穿衣服”,最基本的动词;我们穿上衣服,我们承受它们的重压。因为还有分量问题。除了隔热的品质,保护我不受寒冷侵袭的,首先是我大衣的重量。

“是您的小青蛙。”

(从花费的时间来看,斗牛士是唯一在夏天也像在冬天那样穿衣服的。斗牛士从来不能跳进他的衣服。倒霉的职业。)

老板的手稍微比划了一下,说明这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没必要紧张。

44岁,9个月,26天

“细节?”

1968年8月5日星期一

“只是有一个细节问题。”老板说。

“三十五岁上,我还有爱人的能力。”孟德斯鸠在《思想录》中写道。在和莫娜做爱时,我想到了这句话。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还能像很年轻时那样堕入情网?自己的男性气概没有丝毫减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理解这个“还”字呢?在十八世纪,三十岁以后不举很常见的现象吗?在莫娜怀里,当欲望高涨时,我想的是这些,然后突然之间,螺丝松了,登山运动员冲下山坡……就像我初试云雨时那样。先生的性器官在别处啊,莫娜总结道,她总是对男性之谜很感兴趣。至于我,我又一次达到了这本日记的极限:身体与心理的界限。从对年纪太轻的恐惧到对年纪太大的恐惧,中间还包括性无能——这种疾病杀死了帕维斯,让司汤达的奥克塔夫为希腊独立战争而死——,在可怕的沉默审判中,精神和身体开始相互指责起对方的无能。

在十字路口放下孩子们后,长青蛙的男人心情烦躁地去上班了。这是一份好工作,男人升迁得很快。他是个对自己的付出毫无怨言的人,一个真正的劳模,而且头脑还棒,有智慧。完全是你这一类型的人。一到办公室,他的秘书就跟他说,大老板专程从纽约过来看他了。啊,是吗?长青蛙的男人随手拿起两三份文件,最紧急的,然后就上大老板办公室去了。(你还在听吗?)老板(注意了,这是个超级大公司,跨国集团!)极为和善地请他坐下,告诉他自己对他有多满意,又说十五年来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庆幸有他为他工作”,“无论是从营业额的增长还是您用心营造的团队内部氛围”来说都是如此。啰里啰嗦说了一大通。总之一句话,“您是个难得的人才”,诸如此类,直到说出召唤他来的原因:晋升。是的,他向他提供了一次晋升机会。人事部门负责人。不是分公司,是总部的。国际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薪水是现在的十二倍。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平步青云了。长青蛙的男人又惊又喜,语无伦次地道起谢来,老板不会看错人的,谢谢总裁先生,真的总裁先生,太感谢了。

44岁,9个月,29天

当然他随即就后悔自己说了这番话,这让他的心情更糟了。

1968年8月8日星期四

“怎么了?是因为我的青蛙吗?”

带孩子们去了海边,卡涅的小沙滩。很久没在海里游泳了!在水下游泳,坚持的时间跟二十岁时一样久。在水下时,我会自动放弃呼吸以及水面上的一切责任。全身的皮肤被海水的皮肤抚摸,我早该将它当做独一无二的爱好,学习不呼吸,过海豚一样的生活,在这丝绸之中编织一种没有重力的存在,时而张开嘴,任自己被喂养。可是我们常常通过选择,把我们最钟情的嗜好简化为幸福的概念。我只需知道自己在水下很好,就可以不游泳。这是今天早上我在地中海下面,在还没有踏上沙滩时所想的。踏上……说得好听!一出水面,鹅卵石就会让你像孩子们的木头玩具——经常是长颈鹿——一般散架。当我匍匐前进时,和我一样光着脚的布鲁诺和丽松在和别的少年一起打排球,他们在鹅卵石上奔跑着,好像踩在沙地上一样。

其实所有父母亲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一天孩子们再也不愿意父母把他们在学校门口放下来,因为这样太孩子气了。可是那天早上,长青蛙的男人完全无法进行简单思考:

44岁,10个月,2天

在车上,他心情很不好。青蛙安安静静地呆在后视镜里,青蛙后面,他看到他的两个小毛孩正在窃窃私语,好像他们得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似的。他觉得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密谋什么。最后,男孩发话了:爸爸,你能不能把我们在学校前面的十字路口放下来?

1968年8月12日星期一

总之就是那一类的对话,一旦开始,就会骚扰你一整天。幸好孩子们闯进了厨房(他们有两个孩子,就叫他们布鲁诺和丽松吧),得让他们吞下早饭,然后送他们去上学。这是长青蛙的男人每天早上上班前做的事。

今天早上,谢绝莫娜建议我穿上的可怕的半透明塑料凉鞋之后,我朝大海走去。在鹅卵石上,我尽量摆出(维持)笔挺的姿势,可能有点僵硬,背有点驼,假装自己是个走路漫不经心的人——这个人会先欣赏一下地平线方向的美景,然后决定跳入水中。我的脚底和脚踝一起探测着每块鹅卵石的脊背——质地、温度、表面、浑圆程度——,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的膝盖,膝盖立即报告腰,然后就可以了,我可以往前走了,直至要传达的信息量太大,我的大脑迷失其中,然后那颗卵石不期而至,比其他卵石都尖,命令大脑让我伸出手臂去寻求平衡。在用手臂搅拌着空气时,我发现自己俨然成为维奥莱特的化身!我没有在想维奥莱特,我没有想起维奥莱特,我没有想念维奥莱特,我就是维奥莱特,在我们一起去捉鱼的路上,因为脚底的鹅卵石而步伐趔趄。我是维奥莱特那哆嗦老迈的身体,维奥莱特在我身上行走——不是与我一起,而是在我身上!一种完全的附身,愉快地得到同意的。我是跌跌撞撞走向折叠椅的维奥莱特,而那时的我为了捉弄她,总是把这把折叠椅往后挪两三米。到我这个年纪,你也一样不能在鹅卵石上站直,她说,可我一直能把活鱼抓在手中。只不过,等你到了我的年纪,我早就已经死了。哦,维奥莱特!你在这里!你在这里!

“在第一次谈论之前没被谈论的东西数不胜数。”妻子回答说。她更像是莫娜的类型。

44岁,10个月,3天

“当然不是。只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我谈起过这只青蛙,所以早上听你提起这件事,我会表现出几分吃惊也是合情合理。”(这个人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的,有点像你,他也受过不少教育。)

1968年8月13日星期二

长青蛙的男人没有回避她的目光:

归根到底,我喜欢作如下猜想:比起我们的形象,我们的习惯会在爱过我们的人心目中留下更多的记忆。

“怎么回事?这只青蛙是禁忌话题吗?”

44岁,10个月,5天

听了这话,她放下咖啡杯,盯着她男人的眼睛说:

1968年8月15日星期四

“那为什么是今天早上?”

还是在海滩上。我躺在浴巾上看书。我去了,莫娜说。我看着她走向大海。多么美妙,女性身体的这种什么都打搅不了的持续性!不得不说,莫娜从来不穿那种两件套的泳衣,这种泳衣会把女人的身体切成五段。

这个回答没有令他满意,因为十二年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来没有提起过这只青蛙。

45岁,1个月,2天

“不为什么,就这样,想知道而已。”

1968年11月12日星期二

这个家伙惊呆了,他问他老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在一顿静悄悄的晚餐后,布鲁诺一言不发地去睡觉了,面无表情又希望这种表情有所表达。最近这段时间,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我们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希望有一种面部表情可以让我们摆脱口头表达的负担。我们在练习有所言的沉默。我们溜达着我们的脸,好像它们是灵魂的X光片。啊,什么都不说的脸啊!连图画的底色都算不上,却映照出父亲的敏感。我到底对我儿子做什么了,他要对我摆出这张送葬的脸?被这个谜折磨得犯了幼稚病的父亲心想。他就差没喊出“这不公平”了!

“我说,亲爱的,这只小青蛙,你准备一辈子带着它吗?”

布鲁诺的脸让我想起库列谢夫的短片(还是库列肖夫?反正是个俄国电影人)。在这部纪录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个正面拍摄的人脸特写镜头,与三张照片交替放映:堆满食物的盘子,棺材里的小女孩尸体,沙发上懒洋洋的女人。男人的脸完全没有表情,但当它出现在盘子之后时,观众就会觉得这张脸表达了饥饿,看到小女孩的尸体,这张脸表达了绝望,看到懒洋洋的女人,这张脸表达了强烈的欲望。其实这是同一张完全没有表情的脸的同一个特写镜头。

直到有一天,吃早饭时,他老婆从咖啡杯上方抬眼看着他,突然就这样说了出来:

说吧,儿子,说吧。相信我,要让别人了解自己,说话仍旧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方式。

有一个人,生来头上长着一只青蛙,能想象吗?真的青蛙,活蹦乱跳的,是他的一部分,通过青蛙屁股上的皮粘在他头顶上。理发师给他理发时得十分小心,得绕过那只青蛙。而那个人呢,从来不觉得青蛙对他有什么影响。倒不是说他特别喜欢这只青蛙,而是因为他跟它一起出生,一起成长。由于此人很随性,所以从来没拿青蛙小题大做。总之就是很自然。太自然了,以至于从来没人对那只青蛙说三道四。他的父母没有,他学校的朋友没有,他的女朋友们没有,他的孩子们没有,他的同事们没有,理发师也没有,总之谁也没说过什么。

45岁,1个月,7天

长青蛙的男人的故事

1968年11月17日星期天

我向蒂乔大略汇报了这些接踵而来的病痛。蒂乔听后不容置辩地说:别胡思乱想了,真正的病痛永远在别处。为了加以说明,他给我讲了一个他拿手的故事。你听过“长青蛙的男人”这个故事吗?没听过。故事很长,我先声明一下。你觉得你能坚持到最后吗?你还有足够的力气吗?

破译布鲁诺不多的表情,好让他拥有一份词汇表,这份词汇表有朝一日会帮助他读懂他自己儿子的脸:

不。应该期待的是别的东西,比如植物光皮炎。因为一碰到植物就起过敏反应,我的右手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小包,奇痒难忍。起先我以为是带状疱疹旧病复发,但不是的。是植物光皮炎。名字倒挺好听的。

耸肩,配合各种嘴巴表情:

1967年8月13日星期天

1)那又怎样?

43岁,10个月,3天

2)我无所谓。

我的腰部被我的衣服摩擦得奇痒难忍。被虫咬了吗?会不会是看不见的螨虫、阴险的蜘蛛、悄无声息的牛虻或埋伏的虱子趁我们在草地上做爱时偷袭了我?查看后发现:不是虱子,是一圈小包,头部半透明,从右边的腹股沟出发,绕过我的背,一直到我右肾的位置。诊断结果:带状疱疹。也就是水痘病毒,过去它一直在我身体里扮演睡美人,抑郁症激活了它,使它以神经炎症的形式出现。看起来这个病似乎很常见。但没法治疗。属于将来可能得到治疗的疾病之一。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只能等它自己好。总结:鼻出血引起了贫血,贫血导致了抑郁,抑郁唤醒了一种病毒,病毒玩起了带状疱疹游戏。现在我还应该期待什么?一种传奇性的肺结核?忠诚的癌症?还是患上麻风病,让我的脚趾都变成灰尘脱落下来?

3)我不知道。

1967年8月11日星期五

4)等着瞧吧。

43岁,10个月,1天

5)跟我无关。

于是我又在梅拉克了,我的眼泪在此渐渐干了。长时间的远足战胜了最后一滴忧郁的眼泪。躺在草地上,莫娜和我给自己送上了孩子出生以前的日落。园艺,孩子的吵闹(玛丽安娜的孩子和我们自己的后代),烩蘑菇,音乐,滋养生活本能的小小乐趣真是数都数不尽。

朝两边摇头,眉毛高耸,目光直直盯住前方,30度仰视,最轻微的叹息:

我勃起了,可是也出现了一个突发情况:眼泪喷涌而出,代替了高潮。止不住的啜泣,夹杂着道歉,道歉又令眼泪加倍地流下来。在公司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我不得不离开总结会议,回办公室哭了个尽兴。没有对象的伤心、存在的纯粹痛苦像突如其来的浪头袭击了我,灾害程度堪比堤坝开裂。这似乎是术后的神经性抑郁,完全可以被预料到的,血流尽后,灵魂也液化了。怎么办?休息,先生,大量的休息,您被一架压路机压得完全脱水了,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恢复健康,牛肝,先生,牛肝疗法,蕴含丰富的铁,牛肝马排黑血肠然后休息,不必强迫自己吃菠菜,它们的传奇色彩都是骗人的,它们不含铁,避免情绪激动,多做点运动,重新让您的身体投入到与生活的赛跑之中。

真不想听你说话!(如果叹息声加重:)你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出院回家。跟莫娜上床庆祝。可是血红蛋白值从13变成了9.8。于是我怀疑医院没有让我的血球数恢复到足以灌溉我那千疮百孔的身体的程度。不过这是在莫娜展示热带的热情好客之前测的。我奇迹般地勃起了。我们甚至还创下了新的时间纪录。

微微点头,避开目光交流:

1967年7月27日星期四

继续说,我很感兴趣。

43岁,9个月,17天

目光盯着某一处,手指在桌上弹钢琴:

与我同一个病房的是一位年轻的消防员,在月初的游行示威中,他被警察的警棍打伤。他宣称当时想要调解治安力量和一群游行人员之间的冲突。由于他没有穿制服,法律打掉了他几颗牙,令他下巴脱臼、鼻隔膜破碎、一只眼睛凹陷、几根肋骨断裂、手和脚踝都骨折了。他哭了。他非常害怕。他害怕得直哭。我没有办法让他平静下来。从绷带里传出来的公鸭嗓音影响了我安慰人的智慧。他父母亲和他那哭得像个泪人的未婚妻也没能做得更好。是他消防队的朋友们让他起死回生的。每天晚上,五六个消防员会乔庄打扮成布列塔尼女人、阿尔萨斯女人、萨瓦女人、普罗旺斯女人、阿尔及利亚女人前来看他,楼层的全体护士也都会加入到这个民间文化行为艺术中来:风笛、短笛、铃鼓、尖叫、土著舞蹈、黄油饼、古斯古斯、腌酸菜、凯旋牌啤酒、薄荷茶和阿比姆葡萄酒、笑闹成一团。起先大家担心笑闹会结果我们的小消防员,因为他的下巴和肋骨让他的笑成了一种折磨,事实上,笑闹让他重生了。

这个,你已经跟我说过一百遍了。

在医院住了十天,一半时间在昏昏欲睡,另一半时间在记录之前发生的事。起初,像小胡子一般经过我鼻腔内部、伸出我鼻孔之外的巨大纱布让我看起来像从前的土耳其人。他们给我补了大量的铁,我翻翻书,我有气无力地游荡在走廊上,我知道了医生和护士的名字,我又找回了寄宿时期的节奏和习惯,我又吃上了食堂伙食,我放松,我休息,我摆脱了一切不耐烦的情绪。唯一一个走调的音是我那丑陋的条纹睡衣,它在病情之上增添了绝望。(莫娜向我发誓,商店里没有其他款式了。)

不易察觉地对自己笑,目光盯住桌布:

1967年7月18日星期二

什么都不说不代表我没有想法。

43岁,9个月,8天

嘴角一丝笑意:

醒来时,我的头变成了一个扎满箭的南瓜。我出奇烦躁:我的身体表面看来一动不动,实际上却无法保持原地不动。我不停地在自己身上乱动,好像被另一个人占据了似的,根据莫娜的描述,这个入侵者说了很多胡话。这种被附身的感觉是吗啡引起的常见反应,值班护士对我说,于是我请求她停止给我用吗啡。不可能,先生,您会疼死的!如果疼死的话,我们再商量。停用吗啡后,疼痛就上来了,而我的每一根神经都以最活跃的兴趣追随着这种上升。一个被弓箭手瞄准脸部射击的圣塞巴斯蒂安。他们拉扯着我两眼之间的部分。等他们的箭筒空了以后,折磨就显得稍微容易忍受一点,条件是我必须保持一动不动。考虑到我血红蛋白含量偏低,医生希望我在医院住十几天,这样我不必输血就能恢复健康。他请求我原谅医生们犯的误诊错误:没办法啊,鼻腔后部出血太罕见了,医学不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在诊断方面,他补充道,必须始终给怀疑留一个位置,正如剧院必须给消防员留一个位置。啊,年轻住院医生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懂得这个道理。

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用我的讽刺来妆点你们。

第二天,再也没有力气去上班了。莫娜通知了蒂乔,蒂乔来了以后,立即把我带到了圣路易医院,他认识那里的一个男护士,这个护士本人又与耳鼻喉科一个做脸部手术的名医有来往。名医被我这两天流失的血量震惊,认为我被人误诊了——的确是鼻出血,可是是一种鼻腔后部出血,需要立即进行一次全麻手术。莫娜的手在手术室门口松开了我的手。

眼睛的作用:

星期一早上,我的身体穿着完美的领导装去上班。每四个小时我就失踪一下,去安安静静地流血,就像别人去上厕所那样。随着血的流失,我的力气也在消失。随着力气的消失,我的精神也渐渐不佳。每次出血后都会有一阵无法遏抑的忧伤随之而来。简直可以说忧郁填满了流失的血留下的空间。我觉得自己被死亡赶上。它缓慢然而确定地占据了生命了位置。我多希望能跟莫娜再一起生活十几二十年,看布鲁诺长大,在丽松第一次为爱所伤时安慰她。我那濒死者的忧郁于是集中在了一点上:丽松的爱情。我不希望丽松受苦。我不希望她那有点笨拙的风度、她那对世界的狂热关爱、她那对真实幸福的执着追求被哪个混蛋利用。在焦虑侵袭我的同时,我身上也产生了某种平和,如果我放开栏杆,就能顺流而下,被我自己的血带走,死亡,我对自己说,死亡是一种平静的入睡……

转眼睛代表儿子我没懂,睁大眼睛代表儿子我不相信,眼皮下垂代表儿子我累了……

又回到家中。又像之前那样出现血腥的“幻觉”,而且遵循了时间规律。艾蒂安安排了紧急医疗救护处(SAMU)的一位朋友来看我。因为我们在两次出血期间,所以这位朋友肯定了专家的诊断:您没在流血,真的是幻觉,可能是恐慌所致,不要紧张,睡一觉就好了。我没有紧张,只是很虚弱。我越来越虚弱,莫娜产生了警觉。为了搞清楚状况,她决定把引流纱布拿出来。她想计算到底流了多少血。又出血了,流出的血装满了一只碗。还是左边的鼻孔。四个小时后,第二碗。我们回到医院,想把这两只碗摆在医生面前,再问问他这是不是幻觉。没有用,我们碰到了另一个医生。宣称上一个医生肯定没做好,又给我放了新的引流纱布。引流比您看起来的要复杂一点,不过不要担心,鼻出血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小毛病。

嘴唇的作用:

进行最后一次引流后,早晨的住院医生打发我回家了,他那乐观的样子好像他就此把我送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可以,刚一到家,一股黏糊糊甜丝丝的流淌物就在我喉咙深处留下了一种骗不了人的金属味。四小时后,我又回到急诊室,第四次引流。(谁说我们无法习惯疼痛?)这一次,住院医生神情狐疑:我帮您做是为了让自己安心,可是先生,您并没有流血。医生,我里面在流血,每四个小时发作一次。先生,这只是幻觉,您只是流鼻血,很多孩子都会流鼻血,从年龄看您没什么优势,不过不会比这更严重。引流纱布止住了鼻出血,您已经没在流血了。

抿紧嘴唇代表克制的怒火,反方向的笑容代表轻蔑,嘴唇鼓起代表认命的叹息。

莫娜给我带来了睡衣、一袋洗漱用品和几本书。所有成人病房都满了,我只好和两个生病的孩子同住(一个耳炎,一个被狗咬了)。他俩完全打乱了我的阅读计划。这个鼻尖肿大的老头实在是消遣的好对象。所以,大人也会生病是吗?竟然跟小孩住同一个病房!作为回答,我建议他们解决我头颅里的水龙头滴水问题。已知水龙头每四小时流出200毫升血,请计算水龙头在二十四小时内总共流了多少血。又由于成年人的身体平均含血量为5升,病人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身上所有血流干?来吧,算吧,别让我听到任何声音!他们算着算着就如我所愿地睡着了,我终于能够开始看书,而且恰好看到霍布斯的一句真心话:“恐惧是我一生唯一钟爱的对象。”这句话像一只手套那样适合我。

额头的作用:

醒来时到处是血。枕头被头压出的凹陷处全是正在凝结的黑血。出了那么多血,以至于棉花都无法将血全部吸收。应该是睡觉期间流鼻血了。为了不惊动莫娜,我轻手轻脚地起来。我偷拿出枕头,把它扔进垃圾桶。床单被子上没有血。我的猜测在浴室得到了证实:脸颊上是黏糊糊的、已经开裂的黑色血块,左鼻孔里也满是血块。清洗,擦拭,洗澡,没发现别的问题。两个小时后,在行政会议上,又出血了。还是左边的鼻孔。血几乎一直在流,把我的衬衫弄脏了。我往鼻孔里塞了吸水棉花,继续做我的报告,之后萨比娜下楼到附近药店买了愈合伤口的引流纱布,换掉了棉花。她利用这个机会也帮我买了一件新衬衫。下午两点,咖啡时间,又出了一次血,当时我正在V公司与R他们一起洽谈合同。真正的山洪暴发!差点没弄脏我周围的人。新的止血纱布,新的衬衫,这次是管家慷慨赠送的(这才叫服务嘛!)。回到办公室,下午六点时出现了第四次出血。到内克尔医院耳鼻喉科急诊室放了引流纱布。艾蒂安打包票说这是全巴黎服务最好的医院。一个眼睛透明的住院医生帮我放了引流纱布。整个过程就是将一条长得惊人的布塞到我的鼻孔里,直至堵住所有鼻窦,而鼻窦们用最后一丝力气负隅顽抗着。真想象不到头颅中间的空洞那么大!一层薄薄的头盖骨包围着无数洞穴、长廊、窟窿、凹陷,一个比一个神经丰富。这个操作持续了很长时间,过程非常痛苦,我强忍着不将自己的拳头伸向住院医生的脸。您应该提前跟我说一下的!我的眼泪都涌上来了。好了,结束了,他说。可是,上床睡觉时,又出血了:压缩纱布吸满了血,血流到了我喉咙里。又回到医院。新的医生。谁给您放的引流纱布?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向他指出按照四小时出一次血的规律,这最后一次也遵守了期限。我那同事知道这个时间间隔吗?我不记得曾经向他指出过。那就麻烦了,得给您重新放引流纱布,今晚得把您留院观察。想到要进行第二次引流,我心情沮丧,不过在疼痛方面,我宁可害怕也不愿吃惊。我对这件事的兴趣也让它更加容易承受。只须承受一团针刺你而已。别人把这团东西塞到你鼻孔深处,就像过去炮手往他们的炮筒里塞火药。眼前闪过皮埃尔·别祖柯夫与俄国炮弹手在波罗金诺游荡的身影。还想到奥威尔的老鼠,这勇敢的动物正忙着在一个受刑人的鼻子里挖坑,好钻进他的脑子里去。归根到底,控制疼痛其实就是接受现实的本质,即现实富于各种稀奇古怪的隐喻。隐喻能在多长时间里分散注意力?一切问题都在这里!应该命令医生预先提醒病人:女士们,先生们,一次引流是三分钟四十八秒的疼痛,时间不会更长,但能让您疼得爬上窗帘;我帮您做只需三分钟十五秒,秒表在我手中,请系好您的安全带!然后医生开始倒计时,就像人们告诉宇航员即将点火:只有十二秒了……五,四,三,二,一……行了,好了。今晚您就留在医院吧。

纵向的皱纹表示无法集中精神(我试图理解您,可是真的没有办法……)。横向的皱纹表示具有讽刺意味的吃惊(啊!是吗?真的吗?不开玩笑吧?)。光滑的额头:无语了……

1967年7月12日星期二

诸如此类。

43岁,9个月,2天

45岁,1个月,8天

如预料的那样,焦虑症爆发了。焦虑同悲伤、心事、忧郁、担心、恐惧或怒气不同,它没有确定的对象。一种纯粹的神经问题,同时立即会伴随以下生理现象:胸闷气短,神经紧张,笨手笨脚(做早饭时打碎了一只碗),一阵阵的怒气会让第一个碰到的人遭殃,克制住的骂人话会让血液都中毒,没有任何欲望,思想与呼吸一样短促。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精神极度涣散,动作有气无力,说话有头无尾,思想有始无终,什么都做不成,一切都向内心反弹,焦虑把一切都遣返到焦虑的中心。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或者说这是所有人的错——归根到底这是一回事。我在我自己身上跺脚,我指控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焦虑是一种本体性的疾病。你出什么问题了?没有问题!所有问题!我像人一样孤单!

1968年11月18日星期一

1967年7月6日星期四

快下班时开了个全员大会。我召集了自己小团队的成员,随后发现这个团队并不小……我亲爱的同事人数从十七变成了三十四。我升职了吗?没有,不是我的员工人数翻倍了,而是每个工作人员都多出了一个分身。两个谢弗里耶,两个安娜贝尔,两个拉甘,两个普瓦莱……我眼花了!疲劳使我眼花了。毫无疑问:两个费利克斯,一个德科奈的分身……我看到的是重影。仿佛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透明的守护天使陪在身侧。如果我使劲调节视线,天使就又回到了本尊身上,好像他们害怕我皱眉似的。可是,一旦我的肌肉紧张消失后,天使们就又开始嘲笑我。两个西尔维亚娜,两个帕尔芒捷,两个萨比娜……

43岁,8个月,26天

45岁,1个月,10天

最令人疲惫不堪的,是我为了向周围人掩饰这种疲惫而需要付出的精神上的努力:在家人面前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亲切(疲惫令他们在我眼中变得陌生),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专业(疲惫令他们在我眼中显得过分熟稔),总之就是努力维护我那淡定的名声,保持我的身份的稳定。如果我不休息,如果我不把身体应有的睡眠份额给它,发电机组就会自动陷入故障,然后我就真的放手了。世界的分量将一天比一天重。焦虑于是会渗进我的疲惫,然后变得太重的就不是世界,而是位于世界之中的我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我,虚荣又虚伪,这便是焦虑会在我那疲惫不堪的意识耳边轻轻说出的话。然而我会勃然大怒,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留下一个性格阴晴不定的可怕的父亲形象。

1968年11月20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睁开眼皮我就感觉到了。神经冲动不在那里。在“过度紧绷”之后,出现了“放手”的企图。今天,所有事情都成为了意志力问题,成为了下决心问题。不是普通日子里那种自然衔接的决定,而是一个行动一个决定,每做件事都需要做出决定,每做一个决定都需要付出特殊的努力,与前一个决定没有积极的联系,就好像我不再被一种内在的、持续的能量所支撑,而是被外部的一组发电机所支撑,有多少决定要做,就得重新发动这组发电机多少次,而且还是手摇式的!

老花眼早期。这是眼科医生的诊断。因眼球肌肉调节失灵导致看到重影;很常见的情况。他向我推荐了健眼操课,“锻炼您的眼部肌肉”,推迟不得不戴眼镜的时刻的到来。这个时刻是否无法回避?是的,而且总在四十来岁时到来。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戴眼镜。争论。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想再争取两三年。我给了他一个充满智慧的理由:既然总有一天要戴眼镜,那为什么不让这一天早点到来?他还在坚持。我又说了其他理由:没时间做健眼练习,而且我也懒得做。关键原因在别处,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原因就是:我一点都不想让自己在任何人的控制下做任何种类的练习。

最近这段时间弦绷得太紧了:丰盛的晚宴,晚归的聚会,短暂的夜晚,清浅的睡眠,狂热的工作,写了两篇文章,写了会议报告,与家人在一起,与朋友在一起,去办公室,去见客户,去部里,每时每刻都小心翼翼,即时的反应,权威,客气,好客,效率,控制,还是控制,连续十天来都是如此,过着吞噬精力的混乱生活。在此期间,我的身体一声不吭地追随着我的精神挥舞的军旗,冲向一座永恒的阿尔科拉桥。

45岁,1个月,19天

1967年7月4日星期二

1968年11月29日星期五

43岁,8个月,24天

选定眼镜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原因不在于配镜师向我推荐的镜架(数不清多少副了),而是因为我找不到能衬出我脸庞特色的。试了各种款式都不行,无法判断这副比那副更适合我,或不如另一副适合我。配镜师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我每试戴一副,他就将镜子伸到我面前。这是个高大清瘦的男孩,喉结和颧骨凸出。他选择架在自己那张瘦削的脸上的,是一副精致的黑框眼镜,这副眼镜令他具有了一种坚定的表情。至少在这个方面,男孩很了解自己。他对自己的脸了若指掌。我对自己的脸一无所知。我把自己交给您了,我对他说,帮我选一副吧。这个小游戏让我有点兴奋:我马上会发现自己在这个陌生人心中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整整一天他都看我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打量着我,与其说是在犹豫,不如说是在思考,最后选了一副无框眼镜。就这副吧,他对我说,感觉就像您没戴眼镜一样。

我亲爱的息肉。今天早晨打喷嚏时打出了一个。自上次感冒也就是三个多月以来,它一直堵着我的左鼻孔。所以早上我俯在自己的手帕上,使劲打了个喷嚏。不是那种把你掏空然后用一个愉快的爆炸填满整个房间的张着嘴打的喷嚏,而是一种完全从鼻腔出来的喷嚏,嘴巴紧闭,全部空气压力都集中在那个堵塞的鼻孔里。通常来说,没有什么能够令成年且意志坚定的息肉在此繁衍生长的鼻孔变得通畅。空气碰到阻碍物,回流,然后封住你的耳朵。就好像大脑膨胀了,撞击到了颅腔壁,然后才恢复到原始的体积。于是你彻底晕头转向。不过我还是打出了喷嚏。(在打喷嚏方面,经验永远战胜不了希望。)我预谋了这次喷嚏。我闭上嘴和眼睛,我塞住另一只鼻孔,我让打喷嚏的欲望刺激着鼻粘膜,爬上我的鼻梁,让我的肺部膨胀起来,我尽可能大地摊开我的手帕以防喷出物乱溅,然后我使尽全力用左鼻孔打了一个喷嚏(著名的绝望的力量)。奇迹出现了,鼻子通了!我的手心感受到一阵软绵绵的冲击,一股长长的气流喷射出来,神奇的是,反方向的道路也通了!几个星期以来,空气第一次能够自由地在我的鼻孔里流通!我睁开眼睛,看到手帕上红了一片,中央有一个东西,起先我以为是凝结的血块,触摸之后发现它是肉质的。我没有晕倒。我没有对自己说,我丢掉了一块大脑。用清水把这个东西洗净后,它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扇贝的肉:柔软结实,白里透红,微微有点半透明,隐约可见纤维。21毫米长,11毫米宽,9毫米厚。你终于出来了,我的老息肉!这样一个怪物竟能住在我的鼻孔里,这实在有点耸人听闻!我把这个东西拿给善良的老贝克医生(他几岁了?)看时,他高兴地跳起来。息肉的自动脱落?这种情况太罕见了,您知道吗!我自己从没遇到过!他留下它做分析,没让我付就诊费,那股高兴的劲头,就好像我送给他的是一颗巨大的珍珠。

但丽松和莫娜还是觉得这副眼镜非常适合我。后来布鲁诺也语焉不详地说:你会选择这种款式,我一点都不奇怪!他期待我问他为什么,我自然没有问。我们父子之间的无聊游戏……跟他在一起,我又变成了青少年,不过是与青少年时期的我很不同的类型。

1967年3月29日星期三

45岁,1个月,19天

43岁,5个月,19天

1968年11月29日星期五

父亲的身体。布鲁诺对一个在我们家和他共度周末的同学说,他从没见过我穿着睡衣出现在早餐桌上。总是那么完美无瑕,爸爸,天蒙蒙亮就已经刮了胡子梳了头打了领带。这种带点嘲讽的口无遮拦激怒了我,我以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口吻对我儿子说,莫娜和我刚刚决定下次全家去一个自然主义营地度假,我没跟你过说吗?这个愚蠢的玩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效果。布鲁诺猛地脸红了,他把面包放在桌上走出了厨房,后面跟着他的同学,额头上带着源自圣经的羞耻:闪和雅弗倒退着走路,给赤身裸体的父亲盖上衣服。身体要么太多,要么不够。从挪亚开始就这样了。

这副眼镜真的很适合你。在我合上书、把眼镜放在床头柜上、把灯关掉之前,莫娜又对我重复了一遍。这副眼镜很适合我。为什么这里要用动词“aller”14?谈及健康时,“走”或“过”得好或不好,还能理解……“过”得怎么样?“过”得挺好。动词“过”保存了行动的原意。我们的健康与我们同行。可是在协调性问题上,为什么要用动词“aller”呢?问题溶解于渐渐将我占据的睡眠。“那是苍海,融入太阳……”15幸好兰波没有向自己提出这类问题。

1967年1月15日星期天

45岁,1个月,20天

43岁,3个月,5天

1968年11月29日星期六

咨询过了,是肉刺。原来这就是肉刺。另外,我觉得打游击时好像也得过:因为鞋子太小了。

入睡是我们溶解于睡意中。醒来是我们找回我们的活力。

1967年1月4日星期三

45岁,3个月,1天

43岁,2个月,25天

1969年1月11日星期六

两个星期来,我右脚第二个脚趾上长了一个瘤,以前从没见过。这是脚长肉刺了?长疣了?长鸡眼了?还是长老茧了?不管它是什么,一有摩擦我就觉得疼,于是人生第一次,我不得不选择我的鞋子。我们永远搞不清楚自己身上种种病痛的准确名称。我们只有指代整个类型的词语:一个“包”,各种“风湿病”,各种“反酸”,一个“肉刺”。

丽松在吃海鲜时划破了手指,蒂乔不容置辩地抓住她的手指,按到磨得非常细的胡椒粉里。血立即就凝结了,丽松一点没感觉到疼。明天你甚至连伤疤都看不到了。我问蒂乔这招是从谁那里学的。还能是谁?当然是维奥莱特了!

1966年12月30日星期五

45岁,5个月,9天

43岁,2个月,20天

1969年3月19日星期三

昨夜梦见一个正在竖起的方尖碑。它竖起的速度那么慢,以至于只有我才能发现这个运动。说实话,我没有察觉到它的动静,只是有这种确信。方尖碑起先倒在地上,塔尖指向东方,然后一微米一微米地,十分缓慢地竖立起来。我盯着它,被一种信念迷住,这个信念就是:总有一天——哪怕我会为此付出一生——,我会看到方尖碑在它的地基上晃动,随后静止下来,像十二点钟的指针那样指向天空。不要醒来,尤其不要在它还没站直前醒来!我下定决心要睡到它完全垂直。它的抬升那么缓慢,这个夜晚因此有望成为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我无限陶醉在这种缓慢之中,眼睛一刻没有离开方尖碑。这个夜晚成为了我的人生本身,我的人生成为了这种完全奉献给看方尖碑竖起的耐心。在一阵趔趄的犹豫后,方尖碑终于站在了它的基石上,而我也在那一刻醒来。然后我立即想起昨晚蒂乔在我生日宴上说的一句话:四十三岁,跟你的鞋码一样!这是稳定的一年!你将会过得很自在。

十七个小时的谈判。接下来的三天我都不想说话了。这种运动中最累人的,不是得努力熟记各种文件资料,不是得全神贯注听取一方或另一方的论据,不是自以为已经拍板的问题突然又出现波折,甚至不是不会喊暂停的流逝的时间,不,最累人的,是所有这些雄性激素分泌过量的性情因克制而造成的负担。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在不停地勃起。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持久的勃起令他们拥有了这个级别的权力。裤子紧绷却不能自由地掏出他们的家伙夯实他们的信念,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了。他们在外交周旋中精疲力竭,一面却幻想着能够尽情地发泄。在自己的公司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向员工发泄欲火,可是在这里……政治头号人物天生性力过人。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活力取得的。要么就通过恰好相反的活力,比如洁身自好的萨拉查那冷冰冰的无能。当赫鲁晓夫用鞋子拍联合国的桌子时,他没有精神崩溃,而是以他的方式在发泄,在让自己休息。我很理解他。十七个小时后,我的脚因为肿胀而大了一倍。

1966年10月10日星期一

46岁,2个月,29天

43岁,生日

1970年1月8日星期四

所以南美的教堂里既没有阴户也没有阴茎。我那很喜欢批评的世俗性忍不住冷嘲热讽。其实拉鲁斯人体解剖图上也没有阴茎,我们那本非常世俗的自然科学书中也没有,那是我们初中四年级的教材,它号称要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我忘了作者的名字(德乌梭?德乌西耶?),但不会忘记我翻开书时的怒气,因为我发现所有功能都被谈到了——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所有,除了生殖系统!

正当我们面对着切片牛肝谈论日内瓦时,谢弗里耶开始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看着我,于是我知道有一根香菜粘在我下嘴唇某处了。这让我又想起瓦朗坦,当年我在准备考试时遇到的奇人。一口知识之井,谈起骑士爱情、文艺复兴诗人或《温柔国地图》16时滔滔不绝、令人着迷。可是他无法解读别人的眼神,而且吃起东西来像头猪。每顿饭结束,你都能从他的胡子看出菜单的内容。实在令人恶心。这是变成流浪汉的先兆,几年以后这种症状把他带到了精神病医院,而他曾是他那一级的第一名呢。

1966年2月10日星期四

46岁,3个月,11天

42岁,4个月

1970年1月21日星期三

在一次短暂失眠的黑暗中,我对自己说:思来想去,我情愿变成瞎子也不要变成聋子。再也听不到……待在鱼缸里看着别人生活,就此度过一生?不行,不如看不见他们,然后在我自己的黑暗中,继续听他们说话、行动、擤鼻涕、生活。听熟睡的莫娜的呼吸声、房屋的开裂声、书房的钟摆声,听寂静本身。想到这里,我又睡着了,然后做了下面这个梦:我平躺在一个手术台上。俯身看着我的帕尔芒捷穿着一件外科医生的白大褂,戴着一顶白帽子和一个面具,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看到他在笑。他的助手在我眼睛上架了一个复杂的仪器,使我的眼皮一直张着。在此期间,帕尔芒捷点燃了一盏本生灯,开始在上面加热一个小小的铜球。我于是明白这是一种入会仪式或者说神意审判仪式:上头想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进入高层。所以帕尔芒捷会把滚烫的油倒到我眼睛里,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失明。幸运的是,我家里有谢弗里耶送给我的许愿牌。变成瞎子的我摸索着找它,害怕得发疯,到处撞到家具,我找啊找,可是怎么都找不到。我惊醒过来,马上改变了主意:宁可失聪,不可失明!

看不清对面人行道上瓦雷纳街的名字了!走在路上,也看不清写在其他路牌上的其他路名了!任凭我怎么皱眉都没用,完全无计可施,文字变得一片模糊。连最碍眼的广告文字都不肯投降。好吧,这下我连远处的东西也看不清了!这次我的震惊程度要超过上次发现自己眼睛老花时,因为眼睛衰老的最初表现在我看来相当平常,随便一块镜片就能解决问题。但这次的问题性质不同:我觉得自己像是……受到了威胁。这是一种原始的情感吗?是古老的本能吗?意味着我的狩猎范围缩小了?有点这种意思。我的目光不再统治整片草原。从前,我窥视着地平线,我的目光追随着远处的猎物;很快我将只能在自己洞穴的墙壁上搜寻蟑螂。外面的大千世界将变得一片混沌。我们的祖先应该也有过这种恐惧,并企图尽可能久地在年轻人面前掩饰他们的恐惧,然而年轻人试探着他们,等待着猎人变成猎物的那一刻的到来。王冠就此掉落。

1966年1月30日星期天

其实——眼科医生向我解释——这不比老花眼更严重。从您的情况来看,会出现这种结果也很自然。为了弥补近视功能的缺陷,眼球肌肉受到了过分调度,现在它们疲劳了,连累了您的远视功能。这种状况本该更早出现。您防范得好!不管怎么样,矫正近视眼与矫正老花眼一样容易。您需要佩戴另一副眼镜来看远处。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只戴一副眼镜,在上面把两种镜片交叠起来。

42岁,3个月,20天

46岁,3个月,25天

在谢弗里耶家吃的晚饭。谢弗里耶为了公司的更高荣耀在秘鲁待了两年,刚刚回到公司。他带回一堆在这个国家收集的许愿牌,数量惊人。长度不超过拇指的小小方形金属牌上刻着:手、心、眼睛、肺、乳房、背、胳膊、腿、肠、胃、肝、肾、牙齿、脚、鼻子、耳朵、孕妇的大肚子……没有祷词的许愿牌,只有需要治愈的器官,刻在一个由多少有点贵重的金属做成的多少有点分量的牌子上。没有一个性器官,既没有女人的也没有男人的。谢弗里耶对我说,最多的是心、眼睛和手。他问我信不信,我回答说不信。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听到他建议我自取后,毫不犹豫地挑选了一双眼睛。

1970年2月4日星期三

1966年1月29日星期六

我看得很清楚。我的眼镜在替我调整光线。很快我将只剩下大脑处理功能,其余事情都要借助各种各样假器官的辅助。鉴于目前可预见的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三十年后还会有什么是属于原本的我的呢?我一边这样胡思乱想着,一边沉入了梦乡。

42岁,3个月,19天

46岁,8个月,7天

今晚又想起昨天那个被撞飞的自行车手。在等救护车来时,我帮他翻了个身,擦掉了他身上的血,他几次问我他的手表有没有摔坏。

1970年6月17日星期三

1965年6月6日星期六

无论我的失眠多么吓人,它们总能让我想起很久以前重新入睡的快乐。每一次醒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重新入睡的承诺。在两次睡眠之间,我漂浮着。

41岁,7个月,26天

48岁,6个月

睾丸会因为替别人担心而打结,在象鼻山我已经注意到这件事,当时莫娜走得离悬崖边缘太近,导致我产生了眩晕。今天早上当我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一辆出租车撞倒时,它们又唤起了我的这种同理心。他闯红灯,出租车司机没能躲开。结果就是,撞击,跌跤,一条腿摔断了,两三条肋骨因人行道边缘的撞击而凹陷,一大块头皮受损,脸颊被刮破了皮,在他飞出去的当儿,我的睾丸又开始打结。这只能由一种共情同理的恐惧引起,因为无论如何,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并没有摔在我身上。由此我认为我的睾丸具有利他主义倾向,能够为他人的生命安全担忧。睾丸是灵魂的总部吗?

1972年4月10日星期一

1965年6月4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很早就被一阵嚣叫声吵醒,像是被遗忘在火上的高压锅发出的声音。我以为是外面传来的声音,然后又睡着了。一个小时后又被吵醒。同样的嚣叫声。尖锐,持久,像通风管或汽笛,类似的东西。我向莫娜抱怨。什么嚣叫声?你没听到吗?我没听到。你聋了吗?她竖起耳朵。嚣叫声,像是有一股蒸汽,非常尖锐,没有听到吗?没有,我向你保证,没有。我起床,打开窗户,听街道的声音。声音的确是从街上传来的。我关上窗户,嚣叫声还在!同样的强度。莫娜,你真的什么都没听到吗?真的,她什么都没听到。我闭上眼睛。我集中注意力。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呢?我到厨房煮咖啡,在这里也发现了嚣叫声,却始终无法找到源头。我检查了煤气接口,烧水壶警报器,窗户的密闭性……在通往卧室的路上,我手持咖啡壶打开了楼道门:声音在那,就像在别处一样,固执地保持着稳定性,像是两只耳朵之间有一条用尺子画出来的线。于是我认出了它。有时饭后我会在大脑里听到这种声音。可是那时是暂时性的。声音产生,然后像流星一样消失。有些路程比另一些更长,不过所有声音最终都会消散在我头颅的无限空间里。可是这一次,没有消失。我堵上耳朵,嚣叫声还在,在我头脑里,永久驻扎下来了,在我的两只耳朵之间!恐慌。两三秒钟的疯狂想象: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怎么办?终生都得听到这个声音,既不能切断它也不能改变它,这个想法无比骇人。会好的,莫娜说。

41岁,7个月,25天

实际上,的确好了:街道的嘈杂声,地铁的吱嘎声,走廊里的喧哗声,工作上的交谈声,电话铃声,前仆后继的谈判,帕尔芒捷的抗议,安娜贝尔的啰嗦,拉甘和加雷之间关于开支问题的让人特别忍无可忍的交战,费利克斯在吃午饭时无休无止的谩骂,所有这些城市和职业的流言蜚语战胜了我的流星,令它消融在其中。

与孩子们一起在餐馆为莫娜庆祝生日。布鲁诺在洗手间看到一个谜样的句子,问我们是什么意思:“请不要把卫生巾扔进厕所。”两个问题困扰着他:1)毛巾本来不就是卫生的吗?2)谁会那么傻,把毛巾仍在厕所啊?丽松嘴角浮起一抹笑意。怎么了嘛?布鲁诺大叫。我没有足够的胆量,只能由莫娜负责解释这个句子和这个笑容了。

可是,晚上,当公寓的大门在我身后关上(莫娜在N家,丽松在工作室),嚣叫声又回来了,绷紧在我的两只耳朵之间,完全同今天早上的一模一样。真相是,白天它也没有离开我。它只是被公共生活的流言遮盖了。

1964年12月20日星期天

48岁,6个月,4天

41岁,2个月,10天

1972年4月14日星期五

今晚用鼻孔和舌头吞吃了莫娜。字面意义上的。把我的鼻子伸到她的腋窝里,伸到她的双乳、双腿、双臀之间,深深吸气,舔,饱食一顿她的味道、她的气息,就像我们年轻时一样。

柯莱特向我推荐的耳鼻喉科医生当然是领域内最好的专家。在三刻钟的等待之后,最好的耳鼻喉科医生向我宣读了以下四点:

1964年5月24日星期天

1)我有耳鸣;

40岁,7个月,14天

2)百分之五十的耳鸣是永久性的;

我们总是在私下里享用我们在公共场合试图掩盖的气息。这种双面游戏对我们的思想来说也适用,而这种双重性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回到家中,我的网球女将和我,我们各自都会陶醉在自己长长的屁中。靠着一种古老的知识,我们早已懂得如何扇动被子,让我们的屁一直飘至我们的鼻孔。

3)百分之五十的永久性耳鸣患者选择了自杀;

下午陪孩子们去卢森堡公园玩时,眼睛余光瞥见一个网球女将在嗅自己腋下的气味。当时她正往更衣室走,胳膊下夹着球拍,然后突然快速做了一个鸽子的动作,想闻闻自己腋下是什么气味。而我呢?在这个让我感同身受的神奇时刻——这些时刻让我们所有人成为同类——,我清楚地知道她的感受:一种熟悉的味道带来的愉悦感,虽然这种味道马上会被理解成需要战胜的气味。享受自己出汗的味道,可以,散发臭味,不行!打赌她一走进更衣室大门便会用什么除味剂涂抹她的腋窝,这种除味剂会让她变得不惹人注意。

4)这些好消息收费一百法郎,请到秘书处付款。

1964年5月23日星期六

一夜未眠,显然。一半的概率得了永久性耳鸣,也就是说从此头脑里将有一个永远开着的收音机,收音机唯一的节目是在我身上制造出一种持续的嚣叫声,在一些人身上制造出哼哈声,在另一些人身上制造出当当声,在还有一些人身上制造出钟声、响板或者尤克里里琴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等它过去或者落实,等节目停留在嚣叫声阶段,或者等整个交响乐团驻扎在我的头颅音乐厅里。

40岁,7个月,13天

48岁,6个月,5天

焦虑让我一夜未眠。喉咙被扼住,胸部沉重,神经无声地跳动!很早就起来了。然后绕了个很大的圈步行去上班:共和国广场,大林荫道,歌剧院,协和广场,杜伊勒里花园,卢浮宫,艺术桥……起先完全是机械的脚步,身体的重量落在每一只脚上,一点一点地付出努力,像是出来游荡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眼神呆滞,气息短促,直至这个东西渐渐开始溶解,下巴和拳头慢慢松开,四肢也变得灵活起来,步伐变大,肺部充盈,思想摆脱了身体,正装穿在了社会人士的身上,身为经理的公民带着传奇般振奋人心的力量走进了办公室:大家好,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1972年4月15日星期六

1963年1月14日星期一

我拒绝去医学书店查资料。我拒绝研究耳鸣。把自己培养成自己疾病的专家,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39岁,3个月,4天

48岁,7个月,12天

小若泽另一句人身攻击的脏话在此期间也来到了我们家:你的骨头死了。

1972年5月22日星期一

1962年6月17日星期天

最近这些天,莫娜觉得我焦虑到了一定程度。她建议我去看医生。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只说“看医生”的话,意味着只看一类医生:心理医生。

38岁,8个月,7天

48岁,8个月,7天

丽松泪水涟涟。她被哥哥骂了。丽松对别人的攻击非常敏感。词语在她那里都有意义。我问了来由,原来布鲁诺对她说:“屎一边去。”我责怪了布鲁诺,问他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攻击人身的脏话。是若泽!哪个若泽?学校同学。其实是个小“黑脚”,刚刚带着他的悲剧、他的家人、他的口音和他的词汇从阿尔及利亚登陆法国。我觉得不出十年,他的词汇表就可以由内而外地更新我们的脏话库存。不管怎么说,比起“妈逼”和“操”来,“屎一边去”始终具有另一重维度。加了自反代词变成代动词后又作命令式使用的“屎”是个致命的武器。对手于是变成了自己的排泄物,而别人还命令他把自己拉出来,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

1962年6月1日星期五

比起我的健康,昨天去看的精神科医生似乎更担心那个耳鼻喉科医生的健康。说实话,先生,应该来咨询的是我这个同行。他的情况在我看来更让人担忧。根据精神科医生的观点,永久性耳鸣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如果半数病人会因此自杀的话,那么耳鸣将成为人类的第一大杀手。

38岁,7个月,22天

说完这些以后,她转换了话题,问我从什么时候起,我呼吸时开始不再理会堵住我鼻孔的息肉。要我说,一贯如此,我认为。不是的,亲爱的先生,不是一贯如此。根据她的观点,我只是忘记了慢性病的最初阶段,因为对于这种让我微微有些鼻音、让我感觉自己像是透过吸管吸气的慢性病,我有些无能为力。但是我适应了。我的大脑习惯了这种状况,正如它也会习惯耳鸣并且很快会把它归入静音行列一样。实际上,先生,今天最困扰您的是惊讶,刚出现耳鸣这种新情况,担心耳鸣会持久,这些都让您害怕,可是,她总结道,没有人会生活在永恒的惊讶之中。

俯身观察一坨完美无瑕的粪便:完整的一团,非常光滑,外形完美,致密但不黏糊,有气味但不臭,分节清晰,通体均匀的褐色,是一次用力的结果,落下时丝般顺滑,没有在纸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是满心欢喜的匠人的一瞥:我的身体工作得很好。

然后又更为详细地跟我介绍了她的专业,后者恰恰在于说服病人习惯眼下他们认为无法接受的事。她像连珠炮般报出了种种疾病和创伤,它们的多样性和可怕程度那么令人震惊,以至于在同情心作用下,我的耳鸣表现出了宠物一般的姿态。我带着一张药方离开了她,药方上写的是安眠药和被于盖特婶婶称为“镇静剂”的东西。

1961年4月12日星期三

“如果还害怕的话请再来看我。”

37岁,6个月,2天

48岁,11个月,22天

当我们与别人在一起时,我们脸上表露的,首先是一种想要成为集体一员的愿望,一种无法遏抑的存在需求。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愿望和需求归结于受教育的结果,或从众思想,或性格的软弱——这是蒂乔的实验——,但我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古老的反应,用来对抗本体性的孤独,是一种身体的反射运动。这个身体想融入共同的身体中,本能地排斥流放的孤独,即便这种流放只持续了一场肤浅对话的时间。当我在交流的公共空间——沙龙、公园、酒吧、走廊、地铁、电梯——观察所有人时,我们的身体运动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种表达“是”的倾向,这种倾向把我们变成了一群机械附和的鸟儿:是的,是的,肩并肩走路的鸽子们说道。与蒂乔认为的不同,这种表面的融入完全不会影响我们的自我。批判思想会随之而来,甚至可能已经在形成中,可是,出于本能,在展开相互杀戮之前,我们首先会委屈自己以求集体的融合。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让我们的身体所表达的意思。

1972年10月2日星期一

1960年10月23日星期天

G部长被可怜的贝尔托里厄的一个笑话惹恼,竖起了衣领,危险地压低声音:

37岁,13天

“我说,您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

我跟蒂乔讲了呵欠扩散的事,他告诉我在表情传染方面,一段时间以来,他对被他称为“默契想法的变化”的东西很感兴趣。两个小时后,他在餐馆给我作了演示。当时我们在和Z公司的三个合作人一起吃饭。蒂乔对着整张桌子的人说:昨天,我太太(他当然没有结婚)带我去看了伯格曼新出的电影,实在是……说到这里,他没有把结论说出来,而是突然闭上了嘴,让他的脸表现出一种类似厌恶的谴责表情(鼻孔收紧,嘴巴像鸡屁股,眉头紧锁,脸庞收缩,等等),我看到这个表情立即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我们那三位客人的脸上。等它在此驻扎下来后,蒂乔带着灿烂的笑容,大声感叹着说完了他的话:实在是……太棒了,对不对啊?热烈的表情顷刻间颠覆了脸上的地貌,这些脸庞突然绽放,笑容满面,因为一种完全赞同的表情而显得神采奕奕。

贝尔托里厄紧张得满脸通红,缩回到自己的壳里。而我想起了小若泽的一句话:屎一边去,屁股部长。

1960年10月17日星期一

“好吧,”部长用目光轰炸着我,尖声说,“如果这能让您的老板开心的话!”

37岁,7天

不,部长先生,我之所以傻乐,是因为自恃地位尊贵的人总能在我身上引发拉屎的冲动。您希望别人把您想成罗马半身像,可是雕像让我想拉屎,而在一尊雕像下拉屎的念头总是会让我发笑。一种傻乎乎的笑容,同意,可是当我们顺畅拉屎时,我们还有别的笑容吗?

在G.L.R.事务所改良了打呵欠实验。这次打呵欠时,我假装想掩盖自己打呵欠的事实。于是我打了个不张嘴的呵欠,下巴紧张,嘴唇僵硬,然后我看到,像昨天那样,这个呵欠也得到了扩散,掩盖的企图被识破。所以,在某些情形下,后天获得的东西会像条件反射一样自然地传播。(附带说一下,打呵欠时耳朵里面有短促的噼啪声。好像巧克力外面包着的铝纸的声音。)

49岁,生日

1960年10月14日星期五

1972年10月10日星期二

37岁,4天

正如精神科医生预言的那样,三个月过去,我习惯了我的耳鸣。我们大部分的心理恐惧都与我们的疝气有一个共同点:风一吹过,我们就把它们忘了。一旦身体开始说话,我们就全身僵硬地进入我们的问题,好像陷入包围圈的母鹿。一旦警报解除,我们就又带着肉食动物的姿态回到了我们的牧场。

布鲁诺觉得打呵欠会让人变成聋子。当他觉得老师没劲时,他就打呵欠,不是为了表示很无聊,而是为了不再听到老师的话。当下巴大大张开的时候,他说,耳朵就会嗡嗡作响,好像它们被一股强风穿透了似的。于是,我就听风声。他还补充道,打喷嚏则会让他变成瞎子。他注意到在鼻子喷发的那一刻,眼睛会闭起来。他的结论是不能同时既打呵欠又打喷嚏。可以是瞎子和聋子,但必须交替进行。要是在他的年纪我能享受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忙着征服它,那么这完全是当时的我会记下来的观察。

49岁,20天

1960年10月13日星期四

1972年10月30日星期一

37岁,3天

我们的疾病就像那些滑稽故事,我们以为自己是这些故事的唯一拥有者,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它们。我越是谈论耳鸣(假装寻找这个词的意义,好掩盖我深受其害的事实),就越是容易遇到也得这种病的人。比如昨天艾蒂安说: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你让我想起我自己的耳鸣了!他证实我们很快会习惯。反正,他更正道,可以共存。无论如何我们从不知宁静为何物。他也和我一样,开始时是一种强烈的恐惧。他使用了和我一样的比喻:我感觉自己被接驳到一台开着的收音机上了,扬声器的生活在当时的我看来可不好笑。

在一个有关销售的特别让人昏昏欲睡的会议上,我没能抵制住诱惑,验证起打呵欠是否会传染这个问题来。我大幅度地张开嘴,假装打呵欠,接着快速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我的呵欠就扩散到了可以说三分之二的与会者身上——直至又回到我自己身上,让我真正地打了一个呵欠!

49岁,28天

1960年10月10日星期一

1972年11月7日星期二

37岁,生日

我的耳鸣,我的反酸,我的焦虑,我的鼻血,我的失眠……总之就是我的财产。还要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共同分享。

把自己培养成自己疾病的专家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