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轻自贱、自我贬低可以是一种自觉的策略，仅仅由于权宜之计而加以使用。如果一位大画家的徒弟画出了一幅出色的画，而又有理由担心他老师的嫉妒，那么，他可能会贬低他的作品以缓和他老师的嫉妒。然而，神经症病人对自己低估自己的倾向，却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感觉。即使他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也会认真地相信，别人会比他做得更好，他的成功不过是一种偶然的碰巧，他很可能再也无法做得这么好。即使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他仍然可能鸡蛋里挑骨头，例如认为自己工作得太慢等，以此来贬低自己的整个成就。一位科学家可能会对他自己领域中的问题感到茫然无知，以致他的朋友不得不提醒他，他本人曾对这些问题有过自己的专著。当有人向他提出一个愚不可及或根本不能解答的问题时，他往往倾向于感到这是他本人的愚蠢。当读到一本隐隐约约觉得不能同意的书时，他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对它审思一番，而是倾向于据此推论，他本人竟愚蠢得不能读懂这本书。他甚至还可能抱着这样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已设法对自己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和客观的态度。
在以此逃避竞争的这许多方式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或许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同真实的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之间，创造出一种不可超越的距离，以使一切竞争显得荒谬可笑，从而在意识中消灭竞争心理。要造成这一距离，可以通过把他人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位上，也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比低下的地位，从而使一切竞争的念头和竞争的企图都显得荒唐可笑和根本不可能实现。后一过程，正是我将要加以讨论的“自贱作用”（belittling）。
这种人不仅会只看到他这些自卑感的表面价值，他还会始终坚持其正确性。尽管他会因这些自卑感而产生抱怨和痛苦，他却远不能接受任何证据以打消这些自卑感。如果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人，他就会坚持说：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他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假象。在此之前我曾提到过的那个女孩子，她在体验到她哥哥的侮辱后，在学校里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野心。然而，尽管她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并被大家公认为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但在自己心目中，她却仍然坚信她十分愚蠢笨拙。尽管一个女人照一照镜子，或感觉到男人们在注意她，就可以使她相信自己有一定魅力，但这样的女人却可能死死地抱住这样一个信念，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吸引力。有些人在40岁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太年轻，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担任领导工作；而过了40岁以后，他又转而感到自己已经太老，再也不能提出新的见解或担任领导工作。有位著名的学者曾为自己不断地赢得尊敬而感到惊奇，因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始终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庸才。别人的称赞和恭维在他看来不过是内容空洞的谄媚，或者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以致引起了他的愤怒。
因此在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可能发生抑制作用。神经症病人可能完全压抑住他自己野心勃勃的愿望，以致竟完全不愿做任何一种工作；他可能希望做某些事情，但却不能集中精力完成这一任务；他也可能工作得十分出色，但却避而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成功；最后，他甚至可能虽然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但却不可能欣赏这一成就，甚至感觉不到这一成就。
这种现象，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得到。它表明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今日最普遍之邪恶的自卑感，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他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在自己心目中贬低自己，借此使自己显得低人一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于是与竞争心理相关的焦虑就可以得到缓和。43
这样，神经症病人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来自想要超人一等的、名列前茅的、狂热而又不可抗拒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来自一旦开端良好、进展顺利就必然要起而阻止自己的巨大强迫性。如果他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情，那么第二次他就注定要把这件事做得一塌糊涂；如果这堂课学得很好，那么下堂课就一定学得糟糕；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取得了一点进展，紧接着的必然是故态复萌；今天给人印象很好，明天给人的印象则必然十分恶劣。这一连串的反复不断发生，从而使他感到他是在毫无希望地同种种强大的怪癖做斗争。他就像珀涅罗珀42一样，每天晚上把自己白天织成的锦缎重新拆散。
顺便说一句，我们不应忽视，自卑感有可能实际削弱和降低一个人的地位，因为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往往会损伤一个人的自信心。一定程度的自信心，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不管这所谓的成就是指不按标准食谱调拌色拉，是指推销商品，是指捍卫自己的观点，还是给他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最后，如果他确实取得了成功，那么他不仅不可能享受成功的乐趣，甚至还会觉得这仿佛并不是他自己的经历。他也可能尽量冲淡和贬低这种成功，把它归功于某种幸运的环境或机遇，归功于某些无足轻重的外来刺激和外来帮助。在取得成功之后，他很可能感到十分抑郁，部分是由于这种恐惧，部分是由于一种潜在的失望，即实际的成功往往远不如他心中暗自期望的那样巨大。
具有强烈自卑倾向的人，有可能在梦中梦见他的竞争对手超过了自己，或梦见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上。由于在下意识中，他无疑是希望自己战胜对手的，所以这些梦有可能显得不符合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见解。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见解。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缓和这些焦虑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说来，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我的一个病人计划在她接受治疗期间要作一次演讲，因为那时候她正不顾一切地想要打败我。但她却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作一次十分成功的演讲，而她却坐在听众席上，谦卑地对我怀着崇拜之情。同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教师，也梦见自己的学生成了老师，而自己却不能完成他布置的作业。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经症病人在这种恐惧中更多意识到的却不是这种恐惧本身，而是由此而导致的种种抑制。例如，这种人在打网球的时候，每当接近胜利就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使他不能赢得胜利。或者，他可能忘记去赴一个对他的未来十分重要的约会。如果在一次讨论或一场谈话中，他有十分中肯而有益的意见，那么他可能用很低的声音，或用极其简略的方式把这意见表达出来，以致竟没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未能引起应有的轰动。他往往让人代替他去宣布或发表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他发现，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侃侃而谈，思路敏捷，口齿伶俐；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总是显得那么笨拙和迟钝。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演奏某种乐器得心应手，一副大师风度；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却显得笨手笨脚，宛如初出茅庐。尽管他对这种不稳定状态感到十分困惑和奇怪，他却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状态。只有当他终于能够洞察他这种逃避倾向时，他才会发现：一旦同一个不如他本人聪明的人交谈，他就会不知不觉地、强迫性地表现得比对方更为笨拙和迟钝；一旦和一个拙劣的乐师一起演奏，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迫演奏得更坏。而这都是由于害怕一旦优越于他人，就会侮辱和伤害他人的缘故。
自我贬低被用来控制野心的程度，同样也见之于这一事实，这就是，遭到贬低的能力往往正是个人最强烈渴望超越他人的那种能力。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是在知识上优越于他人，那么智力和才华就是他实现这种野心的工具，因而必然会受到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爱欲的性质，那么容貌和魅力就是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并因而会遭到贬低。这种联系是如此常见，以致我们根据自我贬低倾向凝聚在哪一点上，就可以猜测出一个人的最大野心是什么。
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来源于害怕遭到他人的嫉妒并因而失去他人的爱。有时候这是一种自觉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很有天赋和才华的作家，由于其母亲也开始写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她因此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当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间歇，她又忧心忡忡、犹豫迟疑地重新开始写作时，她害怕的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这个女病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极端恐惧他人会对她做的每一件事产生嫉妒；因此，她把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尽量讨好他人，以期赢得他人喜爱。这种恐惧同样也可能仅仅表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心，担心一旦自己有所成就，就必然会失去所有的朋友。
到此为止，这种自卑感与事实上的缺陷并无任何关系，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逃避竞争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讨论的。但是，难道它们真的与实际存在的缺陷，与对实际缺陷的认识毫无关系吗？事实上，这些自卑感乃是实际的缺陷和想象的缺陷两者共同的结果；它们是由焦虑发动的自我贬低倾向和对实际存在的缺陷的认识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正像我多次强调过的那样，我们最终是无法欺骗和愚弄我们自己的，尽管我们可以成功地把某种冲动关闭在意识的大门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具有我们讨论过的这种性格倾向的神经症病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是知道自己具有必须加以隐藏的反社会倾向的。他知道自己的态度远远谈不上真诚，知道自己的伪装完全不同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暗流。他能够隐隐意识到所有这些表里不一，乃是其产生自卑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绝不会明确地承认这些表里不一的现象来自何处——因为它们发源于被压抑的驱力。由于不知道这些自卑感的来源，他对自己所做的解释，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解释，而只能是一种使之合理化的努力。
到此为止，我们已讨论了对可能遭到的失败的恐惧，但这仅仅是病态竞争所伴随的焦虑的一种表现。这种焦虑同样也可能表现为对成功的恐惧。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焦虑在这样大的程度上涉及对他人的敌意，以致他们竟害怕成功，即使他们对成功有充分的把握。
他之所以感到他的自卑感直接地表现了一种实际存在的缺陷，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于他在自己野心的基础上，已经对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建立起种种幻想，所以他不可能不拿自己的实际成就与自己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完人的幻想作比较。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他的实际行为和实际能力显得低劣。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征，它就会使人不敢冒任何风险。不用说，这种倾向必然会导致生活的贫乏和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十分有利，否则任何幸福、任何成就的获得，都必然包含着冒险和努力奋斗。
所有这些逃避倾向的全部结果，乃是神经症病人遭到真正的失败，或至少是不能达到按他的天赋、才华和机会所应该达到的高度。那些与他同时起步的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有了更好的职业、更大的成就。这种落后的局面并不仅仅指外在的成就。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会越来越感觉到在自己的潜能和成就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尖锐地感觉到，不管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是什么，它们都将被白白地浪费掉；他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发展受到了阻碍，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成熟。44他对意识到这种表里不一的差距所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并不带有受虐狂的性质，而是一种实实在在、恰如其分的不满足。
因此神经症病人往往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样更加安全。他的格言是：“安分守己、谦虚谨慎，最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像维布伦（Veblen）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引人注目——例如引人注目的悠闲安适，引人注目的挥霍铺张——在竞争中往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应的，逃避竞争也必然会注重和突出其反面，即尽量避免引人注目。这意味着坚持传统观念和习俗标准，不要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不要显得与众不同。
正像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潜能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然而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形成的这一差距，作为神经症的可靠标志和根本特征，却是由他内心的冲突造成的。他在实际生活中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在潜能和成就之间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差距，不可避免地会更大地加强他已有的自卑感。因此他不仅相信自己达不到他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且事实上的确比他可能成为的人更加低能。这样，人格发展所受到的不良影响，由于使自卑感有了现实的基础，因而变得更加巨大。
在他退出竞争，不作任何努力的过程中，他很可能使自己沉溺在各种各样的消遣活动中——从玩单人纸牌一直到聚会聊天，他也可能采取一种姿态使自己显得十分疲沓懒散。一个女性神经症病人可能故意衣冠不整，宁可给人以不事打扮的印象，也不愿给人以故意打扮的印象，因为她觉得故意打扮得漂亮只会使她遭到他人的嘲笑。一个容貌出众，十分漂亮的姑娘，却自认为十分土气、寒碜，往往不敢在大庭广众中涂脂抹粉，因为她总认为别人会这样想：“多么可笑的丑小鸭，居然企图使自己显得有魅力！”
与此同时，我所提到过的另一差距，即高涨的野心和与之相比显得贫乏而可怜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如此难以忍受并因而需要一种补救。这样，幻想就应运而生，变成了这种补救。在这种情形下，神经症病人越来越用夸张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可以获得的目标。这些夸张的幻想对他具有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遮盖了他那种难以忍受的虚无感；它们即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又不需要进入任何竞争，因而也就不会招来失败或成功的危险；它们使他远离任何实际的可以实现的目标，从而建立起一种自大的妄想。正是这种毫无出路的价值，使这些夸张的幻想成为危险的幻想，因为与勇往直前的笔直大道相比，这种毫无出路的死胡同，对于神经症病人显然有某些明确的利益。
神经症病人往往意识不到他自己的焦虑，而仅仅意识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例如，他可能无法集中精力专心工作；他也可能出现多疑症病人的恐惧，例如担心体力活动会使他发作心脏病，害怕过度的脑力劳动会使他神经崩溃等；他也可能在任何活动之后变得精疲力竭——一旦某种活动中包含着潜在的焦虑，它就很可能使人容易疲劳——并以此证明活动和努力对他的健康有害而必须加以避免。
神经症病人的这些自大幻想，应该与正常人的自大幻想和精神病病人的自大幻想区分开。有时候，甚至正常人也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因而赋予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过分的、不适当的重要性，沉浸在幻想将来如何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之中；但这些幻想始终是点缀性的，他并不会对它过于认真。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夸大妄想，则又是另一个极端。他深信自己是一位天才，是日本天皇，是拿破仑，是耶稣，并且本能地拒绝一切对这种妄想不利的现实证据；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局外人的提醒，拒不承认他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看门人，是收容所里的病人，是他人轻视和嘲笑的对象。即便他最终意识到这种分裂和脱节，他也会按对他的自大妄想有利的方式做出决定，他会认为：别人绝不比他更聪明，他们不过是为了伤害他而故意对他加以轻视和侮辱。
由此而产生的态度，随恐惧的内容之不同而不同。如果其内容偏重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努力，甚至不顾一切地企图避免失败。每当面临对他的力量和能力的严峻考验，例如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他就会产生尖锐的焦虑。但如果恐惧的内容偏重于害怕他人发现自己的野心，其结果就会恰恰相反。这时候他所感受到的焦虑，就会使他显得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任何事情都不作努力。这两种情形的对比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显示出这两种归根结底是同出一辙的恐惧，是如何可以产生出两组完全不同的特征的。一个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人，会通宵达旦地拼命苦读以迎接考试；而一个符合于第二种模式的人，则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干，而且很可能会故意引人注目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其他嗜好，以此向世人表明，他对功课完全不感兴趣。
神经症病人可以说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他这种夸张了的自我评价，他对此做出的自觉反应，就更接近于正常人的反应。如果在梦中，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王室成员的面目出现，他会认为这些梦十分有趣和可笑。但是，尽管在自觉意识中他会把这些夸张的幻想视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幻想，但在情感上，这些幻想对于他，却有与精神病患者类似的现实价值。在这两种病例中，原因都只有一个，这就是：这些夸大的幻想具有重要的功能。不管是多么脆弱和不稳固，它们却是神经症病人的自尊心赖以支撑的台柱。正因为如此，所以神经症病人始终抓住这些幻想不放。
神经症病人的这种恐惧，可能会因为担心他人在知道了他冷酷无情的野心后，对他的失败幸灾乐祸而大大加剧。比失败本身更令他害怕的，乃是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显示了自己正在与他人竞争，显示了他确实希望获得成功并已经为此做出了努力，然后遭到了失败。他觉得单纯的失败还可以被人们原谅，甚至还可能唤起他人的同情而不是敌意；然而一旦他表现出对成功有兴趣，他就会被一大群迫害他的敌人所包围。这些人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一旦他有任何虚弱或失败的迹象，他们就会猛扑上来吞噬他。
潜伏在这种功能中的危险，一旦在病人的自尊心遭到打击时，就会显露出来。这时候，随着这一支柱的崩溃，他就会从半空中跌下来，从此一蹶不振。例如，一个本来有充分理由相信别人爱她的姑娘，有一天却突然意识到，那个男子在是否与她结婚的问题上正犹豫不决。在一次谈话中，他对她说：他觉得自己还太年轻，还太缺乏结婚的准备和足够的经验，他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在把自己束缚于婚姻关系之前，更多地接触一些别的姑娘。她经受不住这一打击，变得消沉抑郁，开始感到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对失败产生了极大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希望远离一切，既不愿见人也不愿工作。这种恐惧是如此强大，以致即使是令人振奋的事件，例如那个小伙子后来又决定愿意和她结婚，以及由于对她的能力表示高度的赞赏而给她一个更好的工作，都不足以使她感到安全。
包含在病态竞争中的焦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乃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成功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一部分是出于对侮辱的恐惧。任何失败都可能成为一场灾难。一个女孩子倘若在学校里没有学好自己希望学到的某种知识，她就不仅会感到极其羞愧，而且还会感到班上的其他女孩子都会瞧不起她并共同反对她。这种反应会给她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她会不断地把任何事情都看作是失败；而事实上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失败，或最多也只是无关紧要的失败，例如未得到全班最高分，在一场考试中的某一局部失误，在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未取得巨大的成功，未能口若悬河、谈吐惊人等。总之，她将任何不符合其过高期望的事情都看作是失败。而任何形式的冷落——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病人往往会怀着强烈的敌意对此做出反应——都同样会被视为一种失败，并因而被视为一种屈辱。
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自然会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在他最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同时，他又会惊奇于别人居然认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觉得自己十分可怜、十分低贱的同时，他又会因为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而感到愤怒。他的这种敏感，可以比之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接触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到伤害、蔑视、冷落、渺小，并相应地报之以复仇般的憎恨心理。
对这种合理化需要的观察，很可能作为因素之一，启发了弗洛伊德形成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一思想；而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反应中，往往以破坏性冲动屈服于这一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因此，这种合理化的需要，还有对我们的解释极富于启发性的一面。除了作为一种应付他人的策略手段而不可缺少外，这种合理化的需要，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同样也是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它可以使自己在自己心目中显得正当合理，无可指责。在讨论犯罪感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时，我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恶性循环”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这些夸大的幻想显然具有某种安慰价值，并且以想象的方式给人以某种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们却不仅强化了逃避倾向，同时还以敏感为中介，产生出更大的愤怒，并因而产生出更大的焦虑。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严重的神经症，但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它们也同样见之于不那么严重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就是病人本人也往往难以察觉这种情形。然而另一方面，只要神经症病人能够从事某种建设性的工作，就可以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会日益增长，因而他那些夸张的幻想就再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厉害地使一种狡猾而隐秘的不真诚渗透到一个人的人格中，哪怕这个人基本上还算诚实也是如此。同样，它也解释了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一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或甚至是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往往被混同于“自恋”倾向。然而事实上，它却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句话说，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需要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产生的。
由于神经症病人往往缺乏成就，他在事业、婚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一切方面都往往落后于他人，遂使他更加嫉妒他人并因而强化了由其他途径形成的嫉妒倾向。当然，有许多因素可以使他压抑自己的嫉妒倾向，例如性格中固有的高贵感，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没有权力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或仅仅因为不能发现自己确实不幸福。但这种嫉妒倾向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可能投射到他人身上，因而产生一种有时近乎偏执狂的恐惧，害怕他人会在一切事情上嫉妒自己。这种焦虑是如此强大，以致他总是感到不舒服，即使他遇到某些好事，例如新的工作、对自己的恭维、幸运的收获、交桃花运等，也同样如此。所以这种焦虑很可能极大地强化他的逃避倾向，使他不打算拥有任何事物，不打算取得任何成功。
这种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尽管如此，这种压力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通常，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获得一种解决，一种是使支配欲和因支配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怨恨合理化；另一种则是限制自己的野心。关于他如何使自己的攻击需要合理化，我们不妨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的性质和特征，与我们在讨论神经症病人获得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使这些方式合理化时所发现的那些性质和特征完全一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合理化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的目的在于使这些要求变得无可非议，从而使它们不致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说在一场竞争中他贬低了他人，侮辱了他人或者打击了他人，那么他自己倒是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那么他自己相信而且企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
撇开一切细节，由神经症病人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轮廓可大致表示如下：焦虑、敌意、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对权力或其他类似事物的追求→敌意和焦虑的增加→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由此而导致的失败和在潜能与成就之间出现的差距→过分高涨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心）→不断增多的自大幻想（伴随着对嫉妒的恐惧）→越来越敏感（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越来越多的敌意和焦虑，由此而重新开始下一轮循环。
然而，神经症病人却会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一方面，他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病人内心的一个关键性冲突。神经症病人何以会变得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他何以不愿意承认这些野心和要求，又为什么会阻止或完全逃避这些野心和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之所以会限制自己的竞争心，其原因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特别严厉的“超我”，这个超我不允许他的攻击倾向过分强大；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具有两种两样不可抗拒的需要，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渴望。
然而，为了充分理解嫉妒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我们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考察。神经症病人——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仅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自己还看不到有任何机会可以逃避这种不幸。他为了获得安全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被局外旁观者说成是一种恶性循环；在神经症患者本人看来，却是陷身于天罗地网中的一种绝望挣扎。正像我的一位病人所形容的那样，他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有许多门的地下室里，但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能是把他引入新的黑暗，而他自始至终都意识到此刻他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不认识到神经症中包含着这种令人瘫痪无力的绝望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这些神经症患者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这种恼怒，然而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却用无可奈何的放弃或一种表面上的乐观主义深深地掩盖了这种恼怒。因此，我们可能很难发现，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后面，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感到自己已被永远排除在一切使生活值得一过的欢乐和享受之外；他意识到即使他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它。我们一旦发现了所有这些绝望感的存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些看上去显得如此富于攻击性，如此卑鄙无耻，如此难于以某种特殊情境为之解释的行为。一个像这样完全被关闭在幸福的大门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欢乐的人，他要是不对那不属于他的世界充满仇恨，那他倒真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使了。
经验表明：仅仅是对报复的恐惧，并不一定导致抑制作用。相反，它只可能使人怀着想象的或真实的嫉妒、敌意和竞争心理，对他人加以冷酷的算计；或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以防止被他人打败。一定类型的成功者往往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这就是获得权力或财富。但如果拿这种人格的结构与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也并不想得到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别人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某种帮助还是某种慷慨。他深信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人的忠言，仅仅是因为这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用。为爱而爱对于他毫无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防卫措施都仅仅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前，这就是获得权力、名望和财富。即使是一个由于内心的冲突，才被迫成为这种行为类型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这种追求，他也并不会形成神经症病人通常所具有的那些病态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不可战胜。
现在回到嫉妒的问题上。这种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绝望感，乃是嫉妒借以不断发生的基础。它主要并不是对某一特殊事物的嫉妒，而是尼采所说的生存嫉妒，即对每一个感到更安全、更平衡、更幸福、更坦率、更自信的人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嫉妒。
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个来源，乃是害怕对野心的冷酷无情的追求会遭到他人的同样报复。一个人如果在他人取得成功或希望取得成功时，就将他们踩在脚下，对他们加以侮辱和打击，那么他肯定会害怕他人以牙还牙，怀着同样强烈的愿望来打败自己。但是这种对报复的恐惧，尽管威胁着每一个靠牺牲他人利益而获得成功的人，却并不是使神经症病人的焦虑日益加剧从而使其产生对竞争的抑制的全部原因。
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形成了这种绝望感，那么，无论这种绝望感是接近于意识还是远离于意识，他都会试图对它加以解释。他并不像精神分析医生那样，把它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过程的结果，而是认为它不是由他人引起，就是由自己引起。他往往会同时责备自己与别人，尽管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种原因中只有一种处在明显的位置。一旦他把这种责备加诸他人，他就会产生一种怨恨和控诉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一般地指向命运，也可能指向环境，指向某些具体的人——父母、老师、丈夫、医生。正像我反复指出过的那样，对他人的病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神经症病人的思想就好像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由于你们大家对我的痛苦负有责任，因此你们有义务帮助我，而我也有权利期待你们的帮助。”一旦他开始在自己心中寻找邪恶的根源，他就会感到他的痛苦是罪有应得。
由于神经症病人的竞争心理所具有的破坏性质，它必然会在神经症病人身上产生大量的焦虑，从而导致逃避竞争。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来自何处？
当说到神经症病人有把谴责加诸他人的倾向时，很可能引起一种误会。这听起来就像是说他对他人的谴责和控诉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他确实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在童年时代。但是，在他的谴责中同样存在着病态的因素，这就是：它们往往取代了朝着积极的目标作建设性的努力，而且往往是盲目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例如，它们可能指向那些希望对他有所帮助的人；与此同时，对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他又可能完全感觉不到或完全无法表示其正当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