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弥漫于整个社会，那就必然会给两性之间的关系造成损害，除非属于男人的生活领域与属于女人的生活领域被严格地加以分开。尽管如此，病态的竞争，由于其所具有的破坏性，却甚至可能比一般的竞争产生出更大的浩劫。
所有这些包含在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中的破坏性冲动，都可以进入到竞争行为中来。在我们文化中所发生的一般性竞争气氛中，甚至正常人也很可能表现出这些倾向；但是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些冲动本身却变得极其重要，尽管它们可能给他带来不利和痛苦。这种侮辱别人、剥削别人、欺骗别人的能力，对他说来已成为一种优越和胜利；而如果不能侮辱、剥削、欺骗别人，那就是一种失败。神经症病人因不能占别人便宜而产生的许多愤怒，都来源于这种失败感。
神经症病人挫败、制伏、侮辱对方的病态倾向，在恋爱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性关系成了制伏、贬低对方或被对方制伏、贬低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性质显然与性爱关系的本性全然相悖。这种情形往往发展为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的男人恋爱关系中的分裂：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可能仅仅为那些比他标准更低的女人所吸引，而对爱慕和崇拜他的女人却没有任何性欲。对这种人说来，性交不可分割地必然伴随着侮辱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面对他爱慕的女人或他可能爱慕的女性，他就会立刻压抑住自己的性欲。这种倾向往往可以追溯到他母亲身上。他曾经从母亲那儿感受到侮辱，他也希望对母亲回报以侮辱；但是出于恐惧，他又只能把这种冲动隐藏在一种夸张的忠诚后面。这种情形往往被说成是一种固定作用（fixation）。在往后的生活中，他通过把女人分为两种，而为自己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这样，他对他所爱的女人的潜在敌意，就表现为以实际行动来使她们感到灰心丧气。
如果神经症病人有强烈的诋毁他人的倾向，他就很难形成任何积极的、正面的意见，就很难采取任何积极的、肯定的立场并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即使他有可能提出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最终都会因他人提出的最微不足道的批评而烟消云散，因为只要一点点小事，就完全足以激发起他的诋毁冲动。
这种类型的男人，一旦同一位身份或人品与他相当或者比他优越的女性发生关系，往往不是为她感到骄傲，而是隐隐地替她感到羞耻。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种反应而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他的自觉意识里，他并不认为女人一旦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就会失去其固有的价值。但他不知道：他这种通过性交来贬低女性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情感上，女性在发生性关系后对于他已变成一种可鄙的尤物。因此，他替她感到羞耻，这乃是一种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反应。同样，女性也可能为自己的情人产生一种非理性的羞耻感，表现为不希望被人看见他俩在一起，或对他的美好品质熟视无睹。因此，她对他的欣赏远不如他实际应得的欣赏。精神分析证实，女性也同样具有贬低对方的无意识倾向。41通常，她对于女性也有同样的倾向，但由于某些个人因素，这些倾向却更多地集中在与男性的关系中。造成这一情形的个人因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对某个受父母宠爱的兄弟的仇恨，对软弱无能的父亲的轻蔑，坚信自己缺乏魅力并因而事先认定自己必然受到男人的拒绝或冷落。同时，她也可能出于对其他女性的极大恐惧，而不敢表现出自己这种对她们的侮辱倾向。
伴随着这种挫败他人的冲动，往往可能产生极大的焦虑；因为神经症病人会下意识地假定他人也像自己一样，在遭到挫败后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并产生报复心。因此，他总是因为对他人的伤害而焦虑不安，并且竭力不使自己意识到自己这种挫败他人的倾向，并始终相信和坚持这一切事实上乃是合情合理的。
女性和男性都同样可能充分意识到自己一心一意要制伏和侮辱异性。一个少女可以抱着这样一种坦率的动机，即要置某个男人于她的股掌之上，而开始与男人谈恋爱。她也可能故意挑逗男性，而一当对方产生了爱情，就立刻弃之不顾。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种侮辱他人的欲望却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以种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它可能表现为老是嘲笑男人的追求；此外，它也可能表现为性冷淡，以此来向男人表明，他不可能使她满足，从而成功地侮辱了对方——尤其在对方本来就对女性的侮辱怀有病态恐惧的情形下就更是如此。与此相反的现象也往往见之于同一个人身上，即因为性关系而感到自己受了利用，受到侮辱和贬低。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感到性关系对自己是一种侮辱乃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关系合法化和合乎冷冰冰的礼节时，这种感觉才会被冲淡。最近30年来，这种文化影响已经越来越弱，但仍然足以使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自己的尊严。这种影响，也同样可以导致性冷淡，或导致完全避免与男性接触，不管她内心是多么渴望与男性接触。这种女性可能通过受虐淫幻想或性变态，从这种态度中得到一种继发性满足。但这样一来，她就会因为预先想到他人的侮辱，而对男人产生一种巨大的敌意。
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当所有这些反应经医生的精辟解释而接近意识水平的时候，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对医生的精彩分析爆发公开的愤怒。他可能一阵冲动想要砸烂办公室里的某样东西，或厉声地对医生恶语中伤。在某些问题得以澄清以后，他会立刻指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甚至即使他有了相当可观的好转，而且理智上也承认这一事实，他在感情上也仍然拒绝表示任何感激。当然，在这种不知感激的现象中还包含着别的心理因素，例如害怕欠别人的情，害怕承担偿还别人恩惠的义务；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却往往是这种由于不得不把某件事归功于某人，而在神经症病人心中产生的屈辱感。
一个深恐自己缺乏男性气概的男子，往往很容易怀疑自己之所以得到女性的爱，仅仅是因为这女人需要获得性的满足，即使哪怕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女人是真诚地喜欢他也是枉然。因此，他可能因为自己这种被人利用的感觉而对女人产生憎恨。此外，一个男人也可能把女性对他的爱抚缺乏反应，视为一种不可忍受的屈辱，因而老是怕对方得不到满足。在他自己看来，这种极大的关注显得是一种温柔体贴；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却可能十分粗暴，丝毫也不懂得体贴。这就表明：他对女性是否得到满足的关心，只是他自己为避免感到屈辱的一种保护手段。
因此，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不同寻常地害怕医生会成功地治愈他。他会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地挫败医生的一切努力，哪怕这样做会同时挫败他自己的目的也在所不惜。他不仅会故意给医生造成错觉或不提供某些重要的情况，而且，只要他办得到，他还会始终保持原状或戏剧性地使病情加重。他决不会告诉医生，说他的病情有任何好转；或者，即使他承认这一点，也显得极不情愿，或甚至予以一种抱怨；他会把自己病情的好转和从内省中得到的好处，归因于某些外来因素，如气候的变化，服用阿司匹林，读了某一本书等。他决不会遵照医生的任何指示，企图以此证明医生所说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或者，他会把他本来粗暴地加以拒绝过的医生的建议，说成是他自己的一大发现。后面这种行为，也往往见之于日常生活之中。它构成了无意识剽窃的心理动力，许多关于优先权的争吵，都建立在这一心理基础之上。这种人除自己之外不能容忍任何人有新思想新发现。任何不是他提出来的建议，他都会坚决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会讨厌或诋毁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只要推荐这部电影或这本书的人是他此刻正在与之竞争的人。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可以用来掩盖这种侮辱和挫败他人的冲动。一种是借崇拜赞美来掩盖，另一种是通过怀疑使这种冲动理智化。当然，怀疑也可能真实地表达了理智上存在着的不同意见。只有确实能够排除这种真正的怀疑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在怀疑的背后去寻找隐藏着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隐藏得并不深，以致只要简单地质问这种怀疑的根据何在，就可以导致焦虑的发作。我的一位病人每次就诊都要对我进行粗鲁的侮辱，尽管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后，当我直接询问他是否真正相信他对我能力的怀疑时，他便立刻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变得坐立不安。
同样一种态度也可以见之于对待学习和接受任何一种治疗的过程中。不管是听课还是接受治疗，从中获得好处乃是个人自己的利益所在。但对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说来，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这些人内心的病态竞争心说来，挫败教师或医生的努力，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想法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证明别人在他身上不可能有所成功，他甚至宁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即继续生病或永远无知，借以向他人证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不用说，这一过程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而在他的自觉意识中，他可能会认为这个教师或这个医生的确无能，不适合教他学习或给他治病。
当这种侮辱和挫败他人的冲动被一种崇拜态度掩盖起来后，其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那些在内心深处隐秘地渴望伤害和侮辱女性的男人，很可能在自己的自觉意识中把女性捧上天；而那些无意识中总是希望打败和侮辱男性的女人，则很可能沉溺于英雄崇拜。在神经症病人的英雄崇拜中，也像在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中一样，很可能有一种真正的价值感和伟大感。但神经症病人的英雄崇拜，其根本特征却在于它事实上乃是两种倾向的妥协：一种是对于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论其价值何在——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愿望；另一种则是用伪装来掩盖其对于成功者的破坏性愿望。
我们在许多人际关系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打垮和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一个野心勃勃的儿子，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希望挫败他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安排。如果父母硬要他注重名誉，行为得体，以便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他就会使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上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如果父母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他的智力发展上，他就可能对学习产生强烈的反感和抑制，以致显得智力呆滞，头脑迟钝。我记得我曾经有两个这样的小病人，他们的父母起初怀疑他们智力发育不全，而后来他们却表现出很高的智力和才能。在他们企图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医生的时候，也就清楚地暴露了他们这种企图挫败父母愿望的真实动机。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长时间假装不懂得我所说的一切，以便我不能有把握地对她的智力下判断。但最后我终于发现，她一直在对我玩她用来对付父母和老师的同一种把戏。这两个小孩都有极大的野心，然而在治疗的最初阶段，这种野心完全淹没在破坏性的冲动中去了。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就可以根据这一点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婚姻冲突往往更多地涉及女性，因为男人往往有更多获得成功的外界刺激，他也更有获得外部成功的可能性。假定有这样一个具有英雄崇拜倾向的女人，她之所以嫁给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已经取得的成功或他未来可能的成功使她动心，那么，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妻子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分享了丈夫的成功，所以只要这种成功能够继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某种满足。但另一方面，她却处在一种冲突的情境中：她因为丈夫的成功而爱他，与此同时，她又因为他的成功而恨他。她想破坏他的成功，但她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另一方面，她又希望通过参与其中而想象性地分享这一成功。这种妻子，可能以大肆挥霍来威胁丈夫的财产安全，可能以无休无止的争吵来破坏丈夫精神上的平衡，可能以阴险狡猾的侮辱毁谤来破坏丈夫的自信心，从而显露出她希望破坏丈夫成功的隐秘愿望。她这种破坏性愿望也可以表现为无情地驱使他拼命向前，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丝毫不考虑丈夫本人的利益。这种仇恨心理，一当出现任何失败的迹象，就有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当丈夫取得成功的时候，她在各方面都始终显得是一个挚爱的妻子，现在，她却可能转而反对她的丈夫而不是给他以帮助和鼓励。因为，在能够分享丈夫成功果实时掩盖起来了的复仇心理，一旦面对丈夫失败的迹象，就会公开表现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活动，都可能在爱的伪装和崇拜的伪装下进行。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竞争中，损人利己，打垮竞争者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荣誉，或设法扼制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一切往往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神经症患者却受一种盲目的、不可遏制的和不区分对象的冲动所驱使，拼命地去诋毁他人。他甚至可能明知他人不会对自己有任何实际伤害，他人的失败甚至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仍然拼命地诋毁他人。他的这种感情可以清晰地描述为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而这不过是“只有我才应该取得成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他的这些破坏性冲动背后，可能存在着大量紧张的情绪。例如，一个正在写剧本的人，当听到他的一个朋友也正在写剧本时，竟突然陷入一种盲目的愤怒中去。
另一个熟悉的例子，也可以引用来说明：爱是怎样被用来补偿来源于野心的破坏性冲动的。一个素来独立性很强、精明能干、事业成功的女人，在结婚之后，竟不仅放弃了她的工作，而且逐渐形成一种依赖心理，以致似乎完全放弃了他过去的野心——所有这一切变化，不妨用“变成了真正的女人”来形容。她的丈夫为此感到失望，因为他原来希望找一个出色的伴侣，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并不与自己合作，而只是把自己放在丈夫的羽翼之下。发生这种变化的女人往往对自己的潜在能力有一种病态的担心，她隐隐地感觉到：嫁给一个事业上成功的男人，或至少嫁给一个具有成功希望的男人，对于实现自己的野心或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安全，要比个人奋斗更为可靠。如果仅此而已，这种情形倒还不至于产生精神障碍，甚至还可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效果。然而，神经症病人却往往在内心深处，拒绝放弃自己的野心并对丈夫充满敌意，而且往往根据“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病态原则，坠入到虚无感中，最终成为一个虽生犹死、可有可无的人物。
病态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三点不同，是神经症病人这些野心中隐藏的敌意，即他那种“只有我才应该是最美丽、最能干、最成功的人”的态度。当然，在任何一种紧张的竞争中，都必然包含着敌意，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即意味着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事实上，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存在着这样多具有破坏性的竞争，以致作为一种孤立的特征，我们甚至不敢说它具有病态性质。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模式。但是，在神经症病人身上，竞争的破坏性方面总是比建设性方面更强大；对他来说，看见他人失败比自己获得成功要更加重要。更确切地说，具有病态野心的人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对他说来，击败别人比自己取得成功更重要。虽然实际上，他自己的成功对他说来乃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由于他对成功有强烈的抑制倾向——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所以唯一向他开放的路径乃是成为优胜者，或至少感觉到比他人优越。而这就意味着挤垮他人，使他人降低到自己的水平，或干脆踩在自己脚下。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这种反应之所以更常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其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找到，这种文化背景把成功视为男人的领域。但是，这种反应并非女性天生固有的素质；因为，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巧比自己的丈夫更聪明，更强壮，更成功，那么男人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由于我们的文化坚信除了爱情之外，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优越，这种态度在男人身上就较少采取崇拜的伪装，而往往比较公开地表现出来，并对女人的兴趣、事业和工作造成直接的破坏。
无论能否意识到自己的野心，他们对野心所遭到的任何挫折却总是十分敏感。如果不能满足自己很高的希望，那么即使是成功也会使他们感到失望。例如，一篇科学论文或专著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不能一鸣惊人，引起轰动，而仅仅产生了一点有限的影响，就仍然会使他感到失望。这种类型的人在通过了一场困难的考试后，可能因为他人也同样通过了这一考试而认为这算不上什么成功。这种总是倾向于失望的态度，是这种类型的人为什么不能享受成功欢乐的原因之一。至于其他的原因，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自然，他们对任何批评也都极其敏感。许多这样的人在写了第一本书或画了第一幅画以后，就再也写不出书，或再也画不出画来了，因为即使是温和的批评也已经足以使他们心灰意懒，深感失望。许多潜在的神经症病人，都是在遭到上司的批评或招致失败的时候，显示出最初的症状来的，尽管这些批评或失败本身算不了什么，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精神障碍。
这种竞争精神不仅会影响男女之间已有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到伴侣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从神经症病人身上看到的，不过是更加明显的画面而已；而这在一种具有竞争精神的文化中，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对终身伴侣的选择往往要根据对名望和财富的追求来决定，也就是说，要受爱情领域之外的动机支配。只不过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种外在因素的决定和支配往往更加强大，更压倒一切——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于统治驾驭他人，对于名望和财富的追求，比一般人更具强迫性，更缺少灵活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过分恶化而不能进行充分而适当的选择。
有时候，这种野心会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目标上，例如才华、魅力或某些成就、某种德行。但也有一些时候，这种野心并不集中在某一明确的目标上，而是扩散到一个人的所有活动中。他务必要在他所满足的一切领域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他可能同时希望自己既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又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医生，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家。如果她是一个女人，她可能不仅希望自己在自己特定的工作领域中名列前茅，同时还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和最善于打扮、穿戴入时的女人。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可能发现自己很难选择自己的职业或投身于任何一种生涯，因为选择一种即意味着放弃另一种，或至少是部分地放弃自己最喜爱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同时精通建筑、外科手术和小提琴演奏的确可谓困难重重。这些青少年也可能抱着许多过分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希望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希望自己绘画像伦勃朗一样好，写剧本像莎士比亚一样好。如果刚开始在实验室工作，他们就希望能准确无误地计算血球数目。由于他们过分庞大的野心使他们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他们根本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很容易心灰意冷，很快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努力而开始另起炉灶。许多天赋极好的人就这样分散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他们的确有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某种成就的巨大潜能，但由于兴趣太广野心太大，所以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们都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追求任何一个目标。到头来他们一事无成，白白地浪费了自己很好的才能。
破坏性竞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剧同性恋倾向：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冲动，使人完全不与异性接触，以避免与同等的对手进行性竞争；其次，由于它导致的焦虑需要获得安全感，而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需要和对爱的需要，往往是紧紧抓住同性伴侣不放的主要原因。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如果病人和医生都是同一性别的人，则往往可以观察到破坏性竞争、焦虑与同性恋倾向之间存在的联系。这种病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一味夸耀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医生表示轻蔑。一开始，他这样做还采取了伪装的面目，以致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接下去他就会发现他这种态度，但这种态度仍然与他的情感相分裂，他仍然意识不到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情感在后面推动它。这之后，当他逐渐开始感觉到他的敌意对医生的冲撞，并与此同时开始逐渐感到不自在并伴随着焦虑、心悸和烦躁不安的时候，他突然梦见医生拥抱他，并开始产生与医生亲密接触的幻想和愿望，从而表明了他需要缓和他的焦虑。这一连串反应可能多次反复出现，直到病人最后能够如实正视他自己的病态竞争心理为止。
病态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二点不同是：神经症病人的野心不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是要使自己显得独一无二，卓尔不群；与此同时，他可能认为自己的目标比较起来总是最高的目标。他可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正被这种无情的野心所驱使，但也往往不是完全压抑了这种野心，就是部分地掩盖了这一野心。在后一种情形下，他可能相信，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成功，而只是他正在从事的事业；他也可能相信，他并不想在舞台的中央接受观众的喝彩，而只想在幕后做些打杂的工作。他也可能承认他过去的确一度很有野心，但那是在他一生中的某一个时期。那时候，他虽然是一个小男孩，却幻想有朝一日成为基督或成为第二个拿破仑，幻想把整个世界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或者，她虽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却希望有朝一日嫁给威尔士亲王。但神经症病人会宣布说，自从那时候以后，他的野心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可能抱怨说他现在是这样缺乏野心，以致他简直希望能够再有一点过去的野心。而如果他完全压抑了自己的野心，他就很可能坚信，他本人与野心完全无缘。只有当某些保护性的岩层在心理分析医生的发掘下发生松动以后，他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一些宏伟夸张的幻想，或者有过一些在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例如，希望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最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认为自己特别聪明特别漂亮，或者因为自己身边的某个女人居然会爱上别的男人而感到十分惊奇，甚至回想起来还十分气愤并怀恨在心等。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由于意识不到野心在自己的反应中具有如此强有力的作用，他都并不认为这些幻想和念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总之，爱或崇拜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被用来作为对挫败他人冲动的一种补偿。这就是：不使这种破坏性冲动被自己意识到；通过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造成一段不可追赶的距离，从而完全消除竞争；分享成功的滋味，或者参与到成功之中；安抚竞争对手以便躲避对方的报复。
在我们的文化中，病态的竞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正常的竞争。首先，神经症病人老是不停地拿自己与他人衡量，甚至即使在不需要作这种衡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努力超过他人乃是一切竞争的本质，神经症病人却过分喜欢拿自己与那些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的人，与那些和自己没有共同竞争目标的人衡量并比较。他会不加分辨地把诸如谁最聪明，谁最有吸引力，谁最受公众欢迎这样的问题应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去。他对于人生的感受，可以与一个骑手在赛马中对生活的感受相比较。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能否超过其他人。这种态度必然会使得他对任何事业都丧失真正的兴趣。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他所做的事情的内容，而是通过这件事他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成功和名望。神经症病人可能意识到自己爱与他人比较的态度，也可能只是机械地这样做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他很难充分意识到这种态度在他身上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关于病态竞争对两性关系的影响，以上这些讨论虽然还远不足以穷尽一切，但已足以表明，它是如何导致两性之间关系的损害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这种使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竞争，同时又正是焦虑的来源，并因而使人更加渴望和谐的两性关系，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获得权力、名望和财富的方式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可能来自继承权，也可能来自某些文化所赞赏的个人素质，如勇气，机智，治疗疾病的能力，与超自然的力量交流的能力，头脑的灵活多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素质。它们也可能来自非凡的或成功的活动，得力于某些特定品质或借助于偶然的环境机遇。在我们的文化中，地位和财产的继承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权力、名望和财富必须通过个人自己的努力去获得，那么个人就不得不进入与他人的竞争。这种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辐射到所有一切活动之中，并渗透到爱情、社会关系和游戏之中。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竞争无疑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无怪乎我们发现它在神经症病人内心的冲突中始终占据着一个核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