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继续讨论自我谴责倾向所具有的心理功能之前，我们必须考察避免被人反感的其他方式。与自我谴责截然相反，但仍然能达到同一目的的一种防御措施，是通过使自己永远正确或十全十美，不给别人留下批评的把柄和理由，以此来抢先阻止任何一种批评。这种类型的防御措施一旦出现，则任何行为，甚至明显错误的行为，都会被说得正当合理，就像有一个聪明的、经验丰富的律师口若悬河地为它作了机智的诡辩一样。这种态度可以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竟需要使自己在一切最无足轻重、最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上都显得一贯正确（例如在天气变化问题上一贯正确），因为对这种人说来，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可能招来全盘皆输的危险。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不能容忍最细小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容忍情感上的不同偏好，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是有一点不同意见，那就等于是对自己的批评。这种倾向在极大的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pseudo-adaptation）。这种态度见之于那些尽管有严重的神经症，却仍然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的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样子并假装很能适应环境。在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出错地预言，他心中一定有极大的怕遭反感和怕被人发现内心隐秘的恐惧。
这种自我谴责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对抗被人反感的恐惧，而且还可以通过反话的方式，来得到正面的安全感。即使这时并没有局外人被牵扯进来，这些自我谴责也可以通过提高神经症病人的自尊心来使他获得安全感；因为自我谴责意味着自己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因此才能够谴责自己身上那些被外人忽略了的过错，这一点，最终将使他感到自己确实了不起。除此之外，自我谴责还能给他以宽慰，因为它们很难得涉及他的真实问题，涉及他对自己的不满，从而事实上给自己暗中留下了一条活路，使自己相信自己毕竟还不算太坏。
神经症病人保护自己以免遭人反感的第三种方式，是借无知、患病或无能为力来寻求庇护。在这方面我遇到过一个十分明显的病例，那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子。她是我曾经提到过的两个女孩子中的一个，她被送到我这里来，是因为父母怀疑她智力低下。在最初几周的分析治疗中，我本人也确实怀疑她智力低下；她似乎根本不懂我所说的一切，尽管她的德语十分出色。我试图用比较简单的话来重复同样的问题，但仍然徒劳无功。最后，有两件事使这一局面豁然开朗。她做了这样一些梦，在梦中，我的诊所就像是一所监狱，或者，就像是一个正在给她做体格检查的医生的诊断室。这两个梦都暴露了她害怕被人发现隐秘的焦虑——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对任何体格检查都怕得要死。另一件事是她生活中的一桩偶然事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她忘了按法律的要求出示护照。最后，当她去见政府官员的时候，她假装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她大笑着向我叙述了这件事情后，突然意识到她自己也一直在对我使用同一种战术，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从此以后，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她一直用无知和愚蠢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以此来逃避被责骂被惩罚的危险。
一个成熟而聪明的妇女，因为自己像一个小孩一样大发脾气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尽管理智上她也知道，她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她父母的行为太不近人情，尽管与此同时她已经完全不再相信父母的一切都是对的，都应该受到责备，但她仍然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以致竟把她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失败，也看作是由于她对父母怀有敌意而给她的惩罚。通过谴责自己对父母的冒犯，以此来解释她不能与男人有正常的性关系，她就掩盖了那些实际发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她对男人怀有敌意，她出于对被冷落和被拒绝的恐惧，已经先就采取了一种退缩的自我保护的姿态等。
原则上，任何一个感到自己是，或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不负责任、不堪信任的游手好闲的顽童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终生都采取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举止并不是那么幼稚和孩子气，他们也会拒不在自己的感觉中正正经经地看待自己。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可以发现这种态度的功能和作用。那些很快就要面临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攻击倾向的人，很可能突然感到软弱无力，突然表现得像个小孩子，除了渴望得到爱和保护以外，什么也不需要。或者，他们会做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又渺小可怜又软弱无力，不是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我将举出两个例子，它们也许有助于说明许多类似的情形。有一天，一个病人严厉地谴责自己不知感激、忘恩负义，谴责自己成为医生的包袱和负担，谴责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医生事实上只收了他很少一点费用就为他治疗。但是在治疗结束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忘了带本来打算在那一天付给医生的治疗费。这只是他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一切的许多证据中的一个。他那种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自我谴责，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情形中一样，具有模糊和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应用软弱无力来达到逃避的目的，则可以用生病来达到这一目的。众所周知，疾病可以被用来逃避自己面临的困境。然而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被神经症病人用来作为一道屏障以避免使自己意识到：恐惧正在使他逃避着不去解决他应该解决的困境。例如，一个跟自己上司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通过发作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保护。在这种时候，他使自己变得无能为力，其目的是要使自己显得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可以说，这是要找到一种借口和遁词，以此来避免意识到自己的怯懦。
因此，犯罪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谴责，不仅不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而且，它们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一种防御措施。它们同时致力于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的双重目标。而后一目标的实现，不是靠把注意力从应该隐藏的内心隐秘上转移开，就是靠极大地夸张这些隐秘来使它们显得不真实。
避免他人任何形式的反感的最后一种防御措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防御措施，是感觉到自己成了他人的牺牲品。由于感到自己被人利用，神经症病人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种想利用他人的倾向；由于感到自己可怜地被人冷落和忽视，他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种想占有他人的倾向；而由于感到他人对自己毫无帮助，他就可以避免使他们看出自己有企图打败他们的倾向。这种感到自己成了他人牺牲品的策略是这样经常地被使用和如此顽强地被坚持，因为事实上，这正是最有效的防御方法。他保证了神经症病人不仅能够免于自责，而且同时还可以反过来谴责他人。
其次，他想隐藏的是：他感到自己是多么软弱，多么不安全，多么无能为力，他的自信心是多么薄弱，他的焦虑是如何强大。由于这一缘故，他建立起一副有力的面孔。但是他对于安全的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他人上，他的骄傲就越是与力量相关联，他也就越是从头到脚地瞧不起自己。他不仅感觉到软弱中存在的危险，而且认为无论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软弱都是十分可耻的事情。他把任何不足都视为软弱，不管这种不足是指不能做一家之主，不能战胜某种内心障碍，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帮助，还是不能摆脱自己心中的焦虑。由于他从根本上蔑视自己心中的任何“软弱”，由于他老是担心他人一旦发现了他的软弱，就会同样地瞧不起他，所以他竭尽全力、不顾一切地隐藏这些软弱；与此同时又总是害怕自己迟早会被人发现，由此而产生了持续不断的焦虑。
现在回到自我谴责的态度上。除了保护自己以避免遭人反感的恐惧和从正面获得安全感之外，这种自我谴责还具有另一种功能，这就是使神经症病人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自我改变。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这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极其艰难的。然而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一任务却是双倍的艰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病人更难于发现自己有改变其人格的必要，而且也因为焦虑使他人格中的许多态度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害怕看见自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因而退缩不前，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改变的必要。逃避这一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我谴责就可以“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痛恨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或痛恨自己未能做成某件事情，并因而希望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沉浸在犯罪感之中，那就表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悔恨自责确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至于说到他这些隐秘的特殊内容，那么他首先想要隐藏的，乃是人们通常用攻击性这一术语所指称的那一切心理内容的总和。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仅仅包括他的反应性敌意，如愤怒、仇恨、嫉妒、侮辱他人的欲望，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还包括他对他人的一切隐秘要求。由于我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些要求，所以这里只需简单地说一下就够了，这就是他不想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或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相反，他内心深处始终坚持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管是通过支配、剥削他人的方式，还是通过温情、“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人们接触到他这些敌对反应或隐秘要求，他就会产生大量焦虑。这并非由于犯罪感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发现他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的机会，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病人蒙蔽自己，不使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那些喜欢这种做法的病人，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心理学知识中，得到了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他们却就此止步，停滞不前。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避免从情感上体验到任何东西，从而避免了使自己真正地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他们的这种态度，就好像是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道：瞧，这多么有趣！
引起怕遭反感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病人显示给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facade）46，与隐藏在这面孔后面的所有一切受到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尽管神经症病人因为不能与自己成为一体，因为不得不始终保持所有这一切伪装而备受痛苦——他自己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保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保护他不受自己潜在的焦虑袭击的屏障。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必须加以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种“犯罪感”的消失，并不能把他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还有更多的情形需要加以改变。说得简单一点，正是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毋宁说，正是他人格中病态的那一部分的不真诚，造成了他对遭人反感的恐惧；而他之所以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隐秘，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真诚。
自我谴责的态度也可以用来排除他人的危险，因为把罪过放在自己肩上似乎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对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以及由此而强化了的指责自己的倾向，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对此给以充分的讨论。
如果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并非来源于犯罪感，那么人们一定会问，神经症病人为什么如此担心被人发现其隐秘和怕遭人反感呢？
这些抑制作用通常都有一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种产生恐惧、仇恨并限制孩子自尊心自然形成的环境，这孩子就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深深谴责感。然而，他不仅不能表达这些谴责，而且如果他十分胆小的话，他甚至不敢在自己的自觉意识中感受和觉察到这些谴责。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惩罚的单纯恐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害怕失去他所需要得到的爱。这些幼年时期的反应，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因为那些创造这种环境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病态敏感而无法接受任何批评。然而，父母亲一贯正确这样一种态度的普遍存在，却来源于一种文化因素。47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权威性的力量之上，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始终要依靠这种权威性的力量。在许多家庭中，仁爱支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父母也不需要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力量。但尽管如此，只要这种文化态度仍然存在，它就会或多或少地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即使当它隐入幕后时也是如此。
这种态度可以在梦中表现为被迫忏悔，而自己对这种忏悔却感到十分苦恼。我的一位病人，在我们就快要揭开他的某些压抑倾向的时候，做了一个在这方面极有意义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有一种不时在一个梦一般的小岛上寻求庇护的习惯。这孩子成了岛上某个集体的成员，而统治这集体的法律，却严禁让外人知道这座小岛的存在，任何入侵者都将被处以死刑。有一个为这孩子所敬爱的人（他以某种经过伪装的形式代表着精神分析医生），碰巧发现了通向岛上的道路。按照法律，他应该被处死。然而这孩子却能够救他，只要他发誓自己永不再返回岛上。这是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自始至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的内心冲突的艺术表现，这冲突反映了病人既喜爱又仇恨精神分析医生——因为他想侵入到那些隐秘的思想感情中——的矛盾心理，反映了病人既想用反抗来保护自己的隐秘，又希望放弃这些隐秘的矛盾心理。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时，批评就会受到禁止，因为它会破坏权威。这种禁止可以是公开的，并依靠惩罚来维系和推行；但更为有效的方式，则是使这种禁止较为隐蔽，并依靠道德来推行和维系。这样，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就不仅要受到父母的个人敏感的阻碍和限制，而且还会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和限制，这就是：由于文化的熏染而使父母深信子女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因而或明或暗地对子女施加影响，以便使子女也这样相信。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不那么胆小的孩子可能会表示某种反抗，但反过来这种反抗却会使他感到罪过；而一个比较胆小的孩子则不仅不敢表示任何不满，而且渐渐地甚至根本不敢想象父母也可能不对。但是，他感到一定有谁错了，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始终是对的，那就一定是自己错了。不用说，这一过程通常并不是一种理智的推论，而是一种情感作用；它并非来源于思维，而是来源于恐惧。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使精神分析过程对医生说来十分困难，对病人说来十分痛苦。尽管对一个人的分析不同于对另一个人的分析，但所有这些分析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病人一方面渴望得到医生的帮助，希望获得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他又必然要反抗医生，把他视为最危险的侵略者。正是这种恐惧使病人表现得就像是个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像罪犯一样，他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否认自己的一切真实想法，并想方设法把医生引入歧途。
通过这种方式，子女开始产生犯罪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形成了一种在自己身上寻找、发现过错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衡量双方的是非，客观地考察整个情形。他对自己的责怪可能会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感到罪过。但在自卑感和犯罪感之间，只有一条流动可变的界限，它完全取决于对在他周围环境中流行的道德准则的或明或暗的强调。一个女孩子若始终屈居于姊妹之下，并且出于恐惧而屈服于不公平的待遇，始终压抑着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不满和抗议，那她可能会对自己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本来就比自己的姊妹差劲（如不那么美丽，不那么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样对待自己是正当的，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坏孩子。在这两种情形下，她都是责怪自己，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被虐待。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有时候，它表现为不断地害怕得罪他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不敢拒绝别人的邀请，不敢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不敢表示任何愿望；唯恐不合习俗，违背了某些既定的标准，唯恐以任何方式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等。它也可以表现为不断地害怕别人了解自己，即使当他感到自己受人喜爱的时候，他也总是倾向于向后退缩，以免别人一旦了解自己而将自己遗弃。同样，它也可以表现为极不情愿让他人知道自己的任何私事，或对别人提出的任何有关自己的无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他总觉得别人问这些问题，是企图刺探他的私事。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会持续下去；如果它并没有深深地铭刻在孩子的头脑中，如果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或者，如果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欣赏他、称赞他并在感情上支持他的人，这种反应就会发生变化。但如果这种变化并未发生，这种把对他人的谴责转化为自我谴责的倾向，就会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对世界的仇恨会从种种不同的来源逐渐地聚积起来，对表现仇恨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因为他会越来越害怕被人发现，并且会假定他人也像自己一样敏感。
对遭人反感的过度恐惧，既可以盲目地针对一切人，也可以仅仅针对朋友，尽管神经症病人通常并不能正确地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这种恐惧还仅仅涉及外部世界，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它也始终仅仅关涉着他人的不同意见。但这种恐惧也可以内化，而越是发生这种内化，则来自外界的反感跟来自自我的反感相比，就越显得不重要。
但是发现一种态度的历史渊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动力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问题都是：此时此刻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态度。神经症病人之所以特别难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是因为在他成年的人格中，存在着种种决定性的因素。
由于对他人反感的恐惧在犯罪感的发展和对犯罪感的理解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对它的内涵加以讨论。
首先，这方面的无能是他缺乏自发的自我肯定的表现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缺陷，只需要拿这种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指责的方式相比较，或者，更一般地说，拿它与健康人感受和表达攻击与防御的方式相比较。正常人在争论中能够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能够驳斥别人不正当的指责、讽刺和强求，能够内在地或外在地抗议他人的忽视、冷落和欺骗，能够拒绝他不喜欢的或当时的情境允许他拒绝的他人的要求和施舍。他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感受到并表示出对他人的批评，感受到并表达出对他人的指责；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故意疏远某人或打发某人。此外，他能够正常地出击和自卫，而不会产生过分的、不相称的情绪紧张，并且能够在过分的自我谴责和过分的攻击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他对整个世界产生狂暴的、不正当的谴责——这两者之间采取一种中庸之道。只有在这样一些或多或少为神经症病人所缺乏的条件基础上，才可能达到这种幸福的中庸之道，这些条件是：相对地摆脱了弥漫在无意识中的敌意，以及具有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怕遭反感的恐惧在神经症中十分常见。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不管他表面上显得多么充满自信，对他人的意见是如何的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对被人反感，对被人批评和指控，对被人发现其隐秘都极其害怕和高度敏感。我已经指出过，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往往被理解为标志着潜在的犯罪感。换句话说，它往往被认为是犯罪感的结果。然而，批判性的观察却使这一结论变得可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对某些经验、某些想法往往感到难以启齿。例如，他们往往感到很难对医生谈论那些有关死亡愿望、手淫、乱伦愿望的经验和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经验和想法有极大的犯罪感，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此感到罪过。一旦他们获得了充分的信心来谈论这些问题，并发现这些经验和想法并没有遭到医生的反感，他们的所谓“犯罪感”也就立即消失了。可见，他们之所以产生犯罪感是因为：由于焦虑的缘故，他们比一般人更相信和依赖于公众的意见，并因而天真地把公众意见错当作他们自己的判断。何况，尽管他们这种特殊的犯罪感，在他们公开地讲出了造成这些犯罪感的种种经验后已经完全消失，但他怕被人反感的敏感程度却基本上毫无改变。这一现象，使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结论：犯罪感并不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结果。
当一个人缺乏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时，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种软弱感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感。一个人若知道（或许并没有经过思考）只要形势需要，自己就能很好地出击和自卫，他就是坚强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坚强的；而一个人若心里知道自己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他则是软弱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电动钟表一样准确地记录下我们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明智而压抑了一场争论，是由于软弱还是由于正义而接受了别人的指责；即使我们能够成功地欺骗我们意识中自觉的自我，我们也不可能欺骗我们内心的自我。对于神经症病人，这种软弱的记录是产生恼怒的隐秘而不竭的源泉。许多抑郁消沉的发生都在于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不能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和检验犯罪感的真实性，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那些看上去仿佛是犯罪感的现象，绝大部分乃是焦虑的表现或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畏惧神比畏惧人要更显得高尚；或者，用非宗教的话来说，出于良心的缘故而不做某事，比害怕遭到惩罚而不做某事，要显得更加高尚。许多丈夫声称自己之所以对妻子忠实是出于良心的缘故，实际上不过是害怕自己的妻子罢了。由于神经症中存在的大量焦虑，神经症患者往往比正常人更倾向于用犯罪感来掩盖自己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害怕那很可能发生的后果，而且还会用与实际情形极不相称的恐惧，预先想象到某些后果。这些预先想象所具有的性质，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夸大的想象，预感到某种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或抛弃；或者，他的恐惧也可能完全是模糊不清的。但不论其性质如何，他的这些恐惧全都集中在同一点上，而我们可以大致地把这称之为怕遭反感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已形成一种信念，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怕人发现隐秘的恐惧。
批评和谴责他人的一个更重要的障碍，直接与基本焦虑相关联。如果一个人感到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如果他对这个世界完全无能为力，那么，冒任何得罪他人的风险，都似乎纯粹是一种轻举妄动。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种危险显得更为巨大，而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得到他人之爱的基础上，他也就越是害怕失去这种爱。得罪他人对于他与对于正常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既然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是如此脆弱和单薄，他自然不会相信，他人跟他的关系会多么坚实和稳固。因此，他觉得得罪他人即意味着最后决裂的危险，他预感到自己将被他人彻底抛弃，会受到他人的仇恨，被他人一脚踢开。此外，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他人也像他一样害怕被人发现隐秘和被人批评，并因而倾向于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人，就像他希望他人也这样对待他一样。由于他极其害怕指责他人，甚至连想都不敢这样想，遂使他处于一种特别的困境之中，因为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他内心充满了蓄积起来的憎恨与不满。事实上，每一个熟悉神经症病人行为的人都知道，神经症病人对他人的大量指责确实能够有时以隐晦的方式，有时以公开的、最富于攻击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我仍然坚信神经症病人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有一种基本的怯懦，因此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些指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
后面这种现象构成了最后一条理由。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谴责时，45曾经指出过这一点，这就是神经症患者一方面表现出犯罪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随之而来的谦卑感和羞辱感。就在他宣布自己一钱不值的同时，却会强烈地要求别人对他关心体谅并崇拜赞赏，而且还会表示出明显地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批评。这种矛盾可能暴露得十分明显，例如，有一个女人对报纸上报导的每一桩罪行，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犯罪感，甚至把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都归咎于自己。但当她的姐姐只不过十分温和地责备她不该要求太多的关心体谅时，她却如此怒不可遏，以致竟当场昏倒在地。然而这种矛盾并不总是这样明显，它更多的是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神经症病人可能会把他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错误地当作是一种正常的自我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也可以被这样一种信念所掩盖，这就是：只要这种批评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它。但这一信念不过是一种掩护自己的屏障，而且与事实相矛盾。实际上，即使显然是善意的忠告，也可能引起他极大的愤怒，因为任何形式的忠告，都意味着批评他还不够十全十美。
它们可以是在绝望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在神经症病人感到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因此而失去的时候。这时，无论他怎样举止得体，他终究会遭到他人的拒绝。这种情形往往也发生在他竭尽全力要显得仁慈友好、关心体贴的时候，然而这些努力却未能立刻得到回报或甚至受到拒绝。他的所有谴责究竟是在一件事上总爆发，或是会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要取决于他的绝望的持久性。他可以在一次危机中把他所有的怨恨和不满都倾注于他人身上，也可以让这些谴责持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他的确说得到做得到，而且希望他人认真加以考虑。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却暗自希望他人意识到他是如何深深地绝望，并因而原谅和宽恕他所做的一切。即使无所谓绝望，同样的情形也仍然存在，只要这些谴责涉及的人，是神经症病人在自觉意识中仇恨的人。而且从这些人那里，他也并不指望得到任何好处。而在另一种我们立刻就要讨论的情形下，真诚的因素却已经不存在了。
另一种情形也表明，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我谴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就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一钱不值。甚至就在他似乎被犯罪感所淹没的时候，如果别人真的对他这种自我谴责信以为真，他很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一旦神经症病人感到自己已经被人看透和被人指责，或正处在即将被人看透和被人指责的危险中，他也可能以非常猛烈或不那么猛烈的方式对他人加以谴责。这时候，激怒他人的危险与遭人反感的危险相比，已经显得小巫见大巫。他感到自己正处在紧急关头并因而发起反攻，就像一头生性胆小的动物在面临危险时拼死一搏以突出重围一样。神经症病人在非常害怕某件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或者，在他们做了某种预料会遭到反感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可能把狂暴的指责倾泻到精神分析医生的头上。
何况，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责，尽管往往被我们解释为标志着潜在的犯罪感，其特征却是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不仅在他那种特殊的自我谴责中，而且在他那种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仁慈、赞扬和成功的模糊感觉中，他都很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巨大的夸张一直到纯粹的幻想。
与在绝望的压力下指责他人不同，这种攻击是盲目的。在发泄这些攻击和指责的时候，神经症病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攻击和指责来自单纯地感觉到需要排除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而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排除这种危险。这些攻击和指责中偶尔也包含着某些自认为真实的谴责，但基本上却是夸张的、虚幻的。在内心深处，神经症病人自己并不相信这些攻击指责之词，也并不指望别人拿它当真；相反，如果他人信以为真，如果他人就此与他进行一系列的辩论或表现出受到伤害的迹象，他反倒会感到十分惊讶。
我们还应该记住另一条理由。真诚地对某件事感到悔恨和羞耻，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要向他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加痛苦。事实上，神经症病人由于害怕别人的反感，会比正常人更害怕这样做。然而，我们看到，他在表达我们称之为犯罪感的那种感受时，却显得十分欣然和爽快。
一旦我们意识到对指责的恐惧是神经症病人人格结构中固有的东西，并进一步意识到这种恐惧的种种表现方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的许多表面现象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神经症病人往往不能表达正当而有理由的批评意见，即便他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强烈指责。每当他丢失了东西，他都坚信是自己的女佣把它偷走了。尽管如此，对她不能准时开饭，他却无法加以指责或提出异议。他实际做出的指责往往有一种不现实的性质，不能说到点子上，有一层虚伪的色彩，不是全无道理就是纯属虚构。作为病人他可能会对医生加以粗野的咒骂和指责，说医生毁了他，但他却不能对医生抽烟的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正像自卑感一样，犯罪感也根本不是什么不受欢迎的东西，神经症病人远不是急于要摆脱它们。事实上，他往往坚持自己有罪过，并且拼命抵抗一切企图开释他的努力。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他之所以顽固坚持其犯罪感，也像顽固坚持自卑感一样，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这些公开表现出来的谴责，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满；而要完全释放这些仇恨和不满，就需要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一些允许神经症病人表现其仇恨和不满，同时又不必意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其中一些是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另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希望诅咒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会在对丈夫产生嫉妒的时候责骂她的女佣），或者更一般地转移到咒骂环境或埋怨命运上去。这些发泄方式作为“安全阀门”，其本身并不是专为神经症病人设计的。神经症病人间接地、不自觉地表现其种种对他人指责的特殊方法，是通过遭受痛苦作为其媒介的。神经症病人可以用遭受痛苦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妻子由于其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嫉妒心理，而且还能得到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额外好处。
这样，我们面前就好像有大量的证据，不仅可以证明神经症病人心中存在着特别尖锐的犯罪感，而且还可以证明这些犯罪感对神经症病人的人格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我们仍需要追问：神经症病人自觉意识到的这些犯罪感是否确实是真诚的？那些表明存在着无意识犯罪感的症状和态度，会不会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有许多理由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怀疑。
遭受痛苦怎样才能有效表达对他人的谴责，这要取决于对提出谴责的种种抑制作用。如果这种恐惧不是太强烈，痛苦就可以戏剧性地展示出来，并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谴责：“你看你把我搞得多么痛苦。”事实上，这正是谴责能够表达出来的第三种条件，因为痛苦使谴责显得是正当合理的。这种方式与用来获得爱的种种方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获得爱的方式。谴责性的受苦同时也被用来作为一种对怜悯的请求和对某些恩惠的敲诈，以此作为对所造成的伤害的补偿。但做出谴责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痛苦就越不外露。这种情形甚至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神经症病人竟不让他人注意到他正在受苦。总而言之，在神经症病人展示和表现其痛苦的方式中，我们发现了种种不同的变化形式。
最后，如果某种不利的事件发生，例如失去某种机遇或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明显地感到更轻松更自在。这种反应，以及有时候他似乎故意安排或导致不利的事件发生，如果仅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认为神经症病人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些犯罪感。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恐惧，神经症病人总是不断地摇摆于谴责他人和自我谴责之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使神经症病人始终处在绝望的不确定性中，老是搞不清自己应不应该批评他人，应不应该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他根据经验隐隐约约地知道，他对他人的指责常常并不是正当或合乎实际的，而不过是由自己的种种非理性反应所激发。这一认识也使他更难于发现：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受到了虐待，从而使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
神经症病人对别人反感自己的强烈恐惧，以及对别人发现自己内心隐秘的强烈恐惧，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模糊的犯罪感的存在。在他同精神分析医生进行的讨论中，他可以使自己的表现显得就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罪犯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以此使自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很难与医生合作。他可能把医生所做的每一种解释，都视为对他的谴责。例如，如果医生向他表示，在某种防御态度背后，存在着某种潜伏的焦虑，他就会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如果医生解释说，他不敢接近他人是害怕受到他人的冷落和拒绝，他就会接受这一责难，并且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设法使生活对他更轻松。对十全十美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的程度上，也来源于这种希望避免任何被人反感的需要。
旁观者往往容易把所有这些表现都相信为和说成是特别尖锐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旁观者本人即是神经症患者，但它的确意味着他和神经症病人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为了理解文化的影响怎样决定了我们对于犯罪感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考察种种历史的、文化的和哲学的问题，而这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即使完全略过这些问题，至少也还有必要提到基督教思想在道德问题上的影响。
在这些潜伏的、随时准备爬上心头的犯罪感和那些显现在抑郁状况中的、被解释为无意识的犯罪感之间，只有一条变动不定的界限。后者往往采取自责的形式，而这些自责又往往具有幻想的性质，或至少具有极大的夸张性质。神经症病人始终不懈地努力使其在自己眼中和他人眼中显得正当合理，特别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策略价值尚未被清楚认识到的时候，也同样揭示出了这些必须被搁置起来的、游离的犯罪感的存在。
我们对犯罪感的讨论，可以非常简略地总结如下：当神经症病人指责自己或表现出某种犯罪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追问的并不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犯罪感？”而是“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究竟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我们发现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表现其对于反感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避免对他人做出指责。
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它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等。这种人往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犯罪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为我所做的某件事来找我算账的。如果朋友很久不上门或很久不写信来，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总是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情，明显地对不起他，他也仍然会想方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任何利益冲突，他都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当弗洛伊德和大多数追随他的精神分析医生倾向于把犯罪感视为一种终极的动因时，他们的确反映了他们时代的思想。弗洛伊德承认犯罪感来源于恐惧，因为他断言恐惧促成了“超我”的产生，而超我又造成了犯罪感；然而他倾向于认为：良心的要求和犯罪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作为最后的代理人而行使职能。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我们接受了外在的道德标准，学会了用犯罪感对良心的压力做出反应之后，隐藏在这些犯罪感背后的动因，不管采取多么微妙而又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仍然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承认犯罪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力，那就有必要修正某些精神分析理论。这些理论假定犯罪感，特别是那些模糊的、被弗洛伊德尝试性地称之为无意识的犯罪感，在产生神经症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我将仅限于提到这些理论中三种最重要的说法，这就是：“消极治疗反应”，即病人由于其无意识中的犯罪感而宁愿继续生病的说法；48超我作为一种内部建构而对自我行使惩罚的说法；以及道德受虐倾向，即把自我施加的痛苦说成是出于一种自我惩罚需要的说法。
在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犯罪感似乎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犯罪感公开而大量地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神经症中，它们虽然被上了更多的伪装，其存在却仍可以通过行为、态度、思维方式和反应方式透露出来。这里，我将首先以概括描述的方式，讨论标志着犯罪感存在的种种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