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精湛的技巧，人可以冷静地让怀疑完美地发挥作用，同时也不会忽略痛苦本身，尤其是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齐奥朗选择的观察者身份和幻想完全破灭的编年史学家一样，对日常琐事再也不置一词，只提供回顾，那是对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经过人工处理的动态回忆；而这个世界在哪里定格，则要由那位最高法官决定。感知的能力终归是有局限性的，它被限制在最重要的方面。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取决于与之相伴的怀疑论的认识方法，而这种怀疑一如既往，在晚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整个白天，它似乎在休息，被日常琐事的平静状态麻痹；一到晚上，它就和失眠组成了利益联盟。对此，齐奥朗在作家生涯开始之初，就以一种近乎真挚的方式习惯了：“两种精神：白天的和夜晚的。它们方式不同，寓意也不同。人在明亮的白天观察自己，在黑暗中畅所欲言。对于在别人睡觉时叩问自己的人来说，他思考的结果是卓有成效，还是令人心烦，并不重要。他也会转而思考出生的麻烦，不关心他可能会为他人或自己带来的不快。午夜过后，对腐朽的真理的陶醉开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齐奥朗的心态日趋平和，或者也可以说是冷漠，尤其是一切似乎都表明，变化只能在幻想中实现。从理论上来说，宏伟的蓝图、大胆的构想、激进的革新仍然有可能实现。对想要造福人类的狂热分子而言，实践正是实现这些想法的必由之路和活动范围，而他们的失败与新思想家的崛起有关。历史上不存在进步，所谓的进步充其量不过是在人与人之间包藏祸心的交往中迈出了一步。而在淡化恐惧和压制惊恐方面，人类社会一代比一代更胜一筹。齐奥朗以警句家的身份注意到了这一特征，因而有权长期在现代宽敞的怀疑论庇护所中要求拥有一席之地。他放弃了绝望，转而走向怀疑，将其扩展为一种知识体系，对悲剧和轻率的观点负责，但不需考虑道德的确定性或可能产生的责任主张。怀疑论者尽可以忽略历史的进程，因为即使人们带着仁慈的目光进行观看，想要发现将各个历史阶段区别开来的蛛丝马迹，历史上的一切无论如何也都（几乎）保持不变：“犯罪的钟声并不会为所有民族同时敲响。这就解释了历史的持续性……历史不会为自己辩护。你必须对犬儒主义者顽固的麻木不仁做出反应，否则你将不得不汇入普遍秩序，或者与造反者、谋杀犯和信徒组成的乌合之众为伍……只要暴行得到满足，暴君也会变得和蔼可亲；而如果奴隶感到不满，却没有提出要求，一切又都会回到它的旧秩序上去。羔羊努力成为狼，正是大多数事件的起因。这些没有獠牙的家伙，梦想着拥有一对獠牙；他们也梦想着能吞噬他人，多亏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保留着原始的力量，他们成功了。——这就是历史，由牺牲者身份的变化驱动。”
由失眠提供的认识在两个方面被证明是腐朽的：一方面，这些认识是即时消耗品，第二天的拂晓便会宣告它们保质期的结束；另一方面，它们缓慢散发出一种苦涩，一种在无数白日梦中建立的糟糕心情，而且可以在必要时转换立场，变为一种毫无根据的、轻松欢快的心情，在特定时间内成为经验智慧。多年来，齐奥朗习惯了不眠之夜，夜晚不再能为他提供大的冒险了。失眠在细致的照顾下也可以被当作一种可疑的礼物，当作敏锐洞察力的保障，可以告知存在的威胁，也是进行确认的仪式，是暗中进行的生存策略的仪式：“这种午夜的释放，是和自己、和基本元素进行最后辩论的需要。血液上涌时，你会颤抖，会站起来，再次对自己说，再也没有理由退缩了：这次可以完成。从外面几乎看不出什么，你保持着不可察觉的平静。你做着必胜的手势，带着妄图完成的任务，踏上了征途。当你告诉自己，你终于达到了目标，未来在几分钟后——最多一个小时后——就会到来，自己有权结束当下的一切时，喝彩的迹象会替代之前的疯狂。——随后到来的是让人平静下来的印象，由下一个目标的出现召唤而来。所有人都睡了。既然可以在这世界上平静独处，你怎么能离开？这本该成为最后一夜的夜晚，你无法让自己与它分离了，你无法理解它会消失，不想在即将埋葬和埋没它的白天面前为它辩护。”
齐奥朗的思想——是在由夜间涌现的灵感所驱使的想象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停留在那令人生疑的高度的禁区“绝望之巅”中。接下来有必要插叙几句作者实际生活状态的变化：1937年年末，齐奥朗去了巴黎。在那里，他冒着以所谓自由作家身份生活的风险，此外还面对着用法语写作的挑战。齐奥朗此时还不承认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一位“失败的佛教徒”，他后来在文章中也曾这样写过。齐奥朗所厌恶的，是哲学中那种明显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几乎是以一种官方姿态，不遗余力地要为圆滑世故带来的混乱披上政策法规的外衣，而这些政策法规并不比那时可能正遭受意外的，这些规则的制定者的肉体的生命力更强。齐奥朗之所以写作，是为了生存。奇特的是，这位在自命不凡的绝望征兆下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似乎对“自杀”这一主题尤其熟悉——当然，这只是猜测，齐奥朗本人已经无法告诉我们了：“如果不吃药，那么写作就是唯一的治疗手段了。因此，必须写下去。就连写作这个动作本身都是一种康复的表现……表达就是治愈，即使写下的都是胡说八道，即使没有才华……”而“关于自杀”，他写道：“人们经常为我打上自杀的辩护律师的烙印。但我其实不是。在此，我必须引述我自己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产生自杀的想法，那我在很久以前就自杀了。由此，我想说的是，这个想法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帮助，生命会因此变得可以忍受。因为人会对自己说，只要我想，我随时可以杀死自己。带着这样的希望，人们几乎可以忍受任何事情。”
继续生活在明显的无意义中而产生的意义是一个零碎的、无限的主观真理，从一个生命的瞬间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您可以品尝一下这一刻，您可以记住它，但是它不能为其他目的而弯曲，并且在纯粹的存在下仍然毫无根据。怀疑终其一生地存在着，不分昼夜，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它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进，在自我驱动下一再趋向新产生的毁灭倾向。毫无疑问，任何状态都无法实现。它是脆弱的，同时又加重了惩罚，之所以可以赎回自己，是因为它屈服于自己的确定性，并融合成无边无际的宇宙。在怀疑的经验中，看起来珍贵的也许只是那些抓拍到的瞬间，这些重要的画面定格了它们过去的高光时刻：“要确定一切都缺乏基础，不要下定论，这种矛盾不值一提：极端情况下，对空虚的感知和对整体的感知、对整体的接受别无二致。您终于开始看到，您不再漫无目的地，冷静下来，变得坚定。如果在信仰之外有得救的机会，人们应该寻找使自己与虚幻的接触丰富起来的能力。如果空虚的经历只是一种欺骗，那还是值得的。这次经历的目的是将生与死减少为零，其唯一目的是使生命难以忍受。它有时会成功吗？我们还能要求什么？没有它，就不会有疾病的补救，即使是短暂的希望，也无法希望拥有胎儿的甜蜜，找不到以前的光明。”
召唤宇宙级别的世界之火，将此作为献给毫无察觉的尘世过客的热情馈赠——这就是由一位刚满二十二岁的作者呈现出来的剧本。作者在摆弄概念的键盘时，不惮于只弹奏那些高昂到有时甚至稍显尖厉的音——人们对此的反应不仅仅是惊讶，更确切地说，这招致了讥笑、嘲讽和一些明显的怀疑。齐奥朗能够应付这些，他用表面平静实则坚定的幽默来对付那些批评家。这种幽默感绝没有意欲将它的主人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他还是那个年岁渐长但依然狂热、依然充满激情的青年作家：“这第一本书真诚到了极点，因而显出几分挑衅的意味。有个熟人对我说：‘我的妻子把您的书扔进了火堆里，她说这书看得她太压抑了，她再也无法忍受了。’我的母亲尤为担心：‘你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写下这些的人，一定受到了诅咒。我要给医生打电话。’医生来了，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和我母亲说：‘您的儿子很有可能患了梅毒。’梅毒在当时可是一种象征着社会地位的疾病。一旦有人显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奢华作风，这马上意味着：他得了梅毒。我读过一本书，作者是一位南斯拉夫人，书名叫作《天才和梅毒》……他想要证明，对那些不幸没有得过梅毒的人抱有期待是没有意义的。接下来，他列举了一连串得了梅毒的天才。我深受震撼。我想染上梅毒。我母亲强迫我去做血液检查。我找到了一位专家，他说：‘您几天后来拿结果吧。’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还有机会，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很快，我又去见了那位医生，他带着胜利的语气宣布：‘您的血液没有被感染。您不高兴吗？’‘并不高兴。’这是我的回答。”
随着年龄渐长，齐奥朗离他绝望的日常事务越来越远。人们对当今世界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担忧，这一事实并没有给他特别的印象：人类可能会走上必经之路，他们也许会获得更多知识，但这种愚蠢的固执也适合于夜间反复发生的噩梦。尽管“世界末日”景观已经成为主流，但人们并不想放弃希望的良好古老原则，然而希望的确越来越少。齐奥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乐观情绪恢复原状。他必须提供的未来远景令人瞠目结舌：人们自杀，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得太少，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关于人类将如何终结的问题一再出现。有两种可能性：战争或内耗。人生来就是一个冒险家，而冒险家是不会有善终的。我有一个古怪的念头，我相信当人类发现最后一种疗法时，人类就会灭亡。可以想象，科学终有一天能够战胜所有疾病，但人类正会因此而崩溃。人们必须接受人类必将消失的观点。人类从一开始就因痴迷于知识而被其支配，所以人类想要自己的不幸。人类的命运在《创世纪》中已有明确的预言。人类是自己求知欲的受害者，这在今天显而易见；而对于《圣经》第一卷的作者来说，这一点也同样明显，因此这些原初的真理就是真正的真理。”
这许多个不眠之夜为存在准备的预热过程，被证实是一种后果严重的长期状态。不过据齐奥朗所说，在思想的炭火中得到温暖的，并非精神世界的普通朋友，而是先知，是焦躁不安的流浪者，培育痛苦是他的生存之道，这样才能让痛苦保持适度，成为不懈思考这门艺术的对象。在齐奥朗的第一部作品中，对无意义的、也许只是出于无心而诞生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正，和“坚持不懈”这个口号别无二致。曾经看到的真相是可怕的，但还不够可怕，因此人们不愿燃起更多火柴，抗拒火焰疗法，尽管它至少能消除普遍的平庸和遍布全球的平庸之辈：“只要我可以，我就会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只为从根本上净化生命的根，用可爱的白色焰火去点燃它。这不是为了毁掉它，而是为了用新鲜的活力和充沛的热情使它振奋起来。我想要点燃的世界之火，不仅不会留下满目疮痍，还会让宇宙从本质上焕发出生机。生命也会因此而适应更高的温度，不再成为平庸的温床。也许，在这样的美梦中，死亡也不再是生命固有的属性——（写于1933年4月8日，今天是我二十二岁生日。一想到我已经成了死亡方面的专家，我就感到怪怪的）。”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怀着绝望为衰落做着准备。这种衰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代人会最终拥有亲历这种必然命运的“降临”。这样的确定性让人沮丧，但同时也会带来一种踏实的平静；这种平静超越了日常的苦难，只关心个人内心的崩溃以及如何排遣这一类重大问题。最后，甚至死亡也失去了通常的恐怖，无论如何都可以辩驳。齐奥朗早已是一位多少称得上智慧的老绅士，所以他对生活期待的那种敏感的忧郁以开朗结束，这种开朗表现出治疗效果，并且可以被认为是绝望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不断地想到死亡。奇怪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它的思考减少了。我最近收到了一个比我大的青年时期的朋友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对生活不再感兴趣。我知道我的回答对他非常重要，于是回信给他：如果你问我的建议，请接受——如果你不再笑，你可以自杀。但是，只要你仍然可以笑，就等着，因为笑是对生死的胜利，这表明你是一切的主人。——我父亲是牧师。有一次，在葬礼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个小女孩的棺材被放下坟墓后，她的母亲突然大笑起来。那太疯狂了，但是并不能绝对确定那是疯狂的。即使当时我不清楚，我仍然认为死亡，尤其是葬礼，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挑衅性悲喜剧。那位母亲不能忍受如此残忍和不可思议的事情。生与死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戏剧，荒诞得让人发笑。创造只是绝对的借口。吠檀多是印度教最深刻的形而上学系统，正确地宣称上帝创世‘仅是无用之举’。”
齐奥朗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个过度疲劳的年轻人的天才之作，作者被迫挨过自己作为流浪者的每一个夜晚。这本书让人烦躁不安，是一本关于世界隐秘的痛苦的备忘录；某位编年史作者会亲自感受这类痛苦，他们不再试图减轻这痛苦，而只想窥见由文学提炼出的堕落；而只有懂得将自己置于无处不在的恐惧之中的人，才能逃出这堕落。这本书的书名，如前所述，是由一位天才的侍者想出来的，惊人地恰如其分：实际上，此时的齐奥朗确实到达了自己的绝望之巅，一块相对荒芜的高地，而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一直以来想看到的东西。翻越绝望之峰的旅程是一场没有安全保障的攀登冒险，其困难系数依然很高，结果却一无所获；绝望之人就算在低地，也会是同样的表现，他会盯着那一串山巅，那由遮天蔽日的阴沉山峰串成的花环。齐奥朗用一种奇特的庄重方式，描述了自己在绝望之巅的见闻。他的报告里没有惊声尖叫，态度极其主观，甚至略带嘲讽，这和他坦白自己深陷其中的痛苦状态的狂热真诚，形成了相互抵消的思维实验，就像殡仪馆馆长在死者家中吊唁一样：“我活着的事实证明世界没有意义。因为对一位过度兴奋的不幸之人来说，一切都会受到限制，最终变得一无所有，痛苦作为世界法则统治着这一切，我又如何能在这样的烦躁不安中找到某种意义呢？如果人类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这只能证明，所谓的生命之日的斑点过于巨大，渐渐遮蔽了它的光亮。生命的兽性践踏了我，强迫我对轻盈飘浮的翅膀表示惊讶，夺走了我有权享有的一切乐趣。所有过分的热心，所有我为了在此世光彩夺目而付出的疯狂矛盾的激情，所有我为了获得未来的声望而滥用的魔鬼的魔法，还有我为有机体重生或燃起内心曙光而挥霍的全部干劲，都证明了，它们根本无法与这个世界的兽性和原始性相提并论。这个世界已经将它所有的腐朽和毒液灌入了我的体内。生命无法承受这样的高温煎熬。”
因此，生命是一种通常以死亡告终的游戏。若能从容地渡过难关而又不遭受命运的重大打击，那么你可能会很幸运。取得成功绝不是成功的原因，尤其是因为，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人们总是会对它本身产生怀疑。齐奥朗将怀疑提升为形而上的艺术形式，从一开始直到1995年年底，一直保持着最初的真实状态。他将不眠之夜的记忆当作光荣的纪念品保存着，它们陪伴着他，成为自己的象征。在这段时间里，记忆缩小了，生命的漫长时期降到了远离人们的救赎阶段：“这是同样的生活感受，同样的存在感受……是麻风病人那种不再属于普通人一员的反应，一种完全的孤独感。我对生活的看法保持不变。我无法改变看待生活的方式，只是表达形式是不同的……衰老的耻辱在于，您会体验到，自己的想法会变得越来越不强烈，您几乎变成了自己的讽刺漫画。至少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绝望的书，而这并非偶然。——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不必去发现它。我小时候就对此有所预感——因为无聊，这是发现深刻的关键。我可以确切地说出我意识到自我的时间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突然确定的。在那个时刻，自我突然变得很陌生……突然之间，我产生了这种空虚的感觉，就在我五岁的那个下午，我感到自己处在时间之外。从那以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它几乎已经成为自己每天的经历。”
当一个人有了意识，主就会让这位臣民陷入沉睡；而当睡眠变得稀少，逐渐变为清明理智的失眠，被要求以准确无误的洞察力关注痛苦。哲学家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证明了这一点。他原本不愿成为哲学家，却在一次夜晚的失眠难安中，生发出一种完全令人费解的怀疑主义精神。齐奥朗生于1911年罗马尼亚锡比乌附近的拉尼纳里。在他的基本思想成形时，他还只是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年轻人：“那时，我学习了哲学，非常认真。对于年轻人来说，哲学很危险，会让人变得自负傲慢、夸夸其谈，自恋到令人难以置信。哲学系的学生其实都令人难以忍受，他们骄傲自大、爱慕虚荣……后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崩溃了一次。我无法入睡。我所有的夜晚都成了不眠之夜，我不分昼夜地醒着。那时，我住在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里，几乎和图宾根一样美丽：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锡比乌。因此，我就在夜色中散步，像个幽灵，以至于这座小城的人们认为我精神错乱了。于是，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写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那本书的书名浮夸而庸俗——《在绝望之巅》，出自当时‘杂论’专栏常见的新闻用语。当某人自杀了，报纸上会说他‘在绝望之巅’做出了这样的事。我当时想了好多个书名，但无法决定用哪个。于是，我这么试了好几次：我走进咖啡馆，问侍者：这三四个书名，您会选择哪一个？我前两本书的书名都是这样确定的。在我写完这第一本观点激烈的书后，我完全相信，我要么会自杀，要么一定会发生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