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弗洛姆很喜欢这份与患者打交道的工作，而且从对他人的心理分析中，他对自己也有了更多认识，但不久后，他还是产生了怀疑的念头。他倒不是怀疑心理学的兴趣在于了解人类这一崇高目标，而是质疑弗洛伊德世界观的特定前提：“我在柏林的学院中接受的是严格的弗洛伊德学说教育，因此一开始也笃信弗洛伊德关于性以及其他方面的理论。在这方面，我是个好学生，一开始相信老师是正确的，直到我本人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知道这件事之前，我并没有鲁莽抗议……但几年之后，我开始怀疑了。关键的一点是，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并没有在病人的材料中找到我应该找到的东西，我只是在套用它们进行阐释。我还进一步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没有触及病人真正的问题……它只是一再地把病人的问题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阉割恐惧、与性有关的一切，还有随之而来的恐惧。我觉得，这些理论通常与站在我面前的病人无关。而且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情发生了——我觉得无聊……我问自己：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困倦，你为什么会感到无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有回到生活本身，而是在处理抽象的问题，尽管它们是以一种发生在儿童时期的相对原始的经验呈现出来的。”
前现代世界的故事伴随了弗洛姆的一生。他本人对于现代性，尤其是对人类科学的参与，与他的好奇心有关。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满足于事物最新的状态，利用对往昔优点的记忆，发展一种包含方法意识的前现代的全新确定性。1930年，弗洛姆在接受了一次额外心理分析培训后——这段时间，他还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追随者——他在柏林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心理诊所。
1933年，弗洛姆移居到了美国。他曾在迁往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和那里闹翻了。这件事的原因在于双方客观存在的分歧，但弗洛姆个人的厌恶情绪也起了推动作用。科研机构中的工作将人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其中原本就存在的气氛更是加剧了这种厌恶情绪。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是学院的两位领军人物，他们也注意到，弗洛姆的思路正在远离正统的社会哲学。他被指责只想将社会分析的问题简单地心理学化——弗洛姆认为这种批评十分荒唐，因为他早已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分道扬镳了，而且他此时正在实践另一种心理分析模型，这种模型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虽然他对此的阐释十分自由——纳入其中，这当然让那些自封的纯粹学说的守护者非常不安：“尤其吸引我的，是他的（指马克思，O.A.B）哲学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它用世俗的形式表达了人类自我实现的理念，是人类真正的人性化。对这样的人来说，享乐、死亡和财富都不是生命的目标，只有生动的自我表达才是。马克思从1844年开始发表的哲学文章都在阐释这一点。实际上，如果您读了这些哲学文章，但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马克思，如果您对马克思了解得太少，那么您几乎无法猜出作者。不是因为文字不够典型，而是因为有人扭曲了马克思的形象，就好像马克思只会盯着经济上的变化。其实经济上的变化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是马克思实现人类在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解放的关键……”
和他的同僚阿多诺相似——顺便说一下，弗洛姆与阿多诺相处得并不十分愉快——艾瑞克·弗洛姆也是在两次关键经历的影响下走上了哲学的道路。一次是他所仰慕的年轻姑娘的自杀，另一次是那场疯狂战争的爆发，二者引出了许多问题，促使他去寻找答案。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必须为之努力。弗洛姆认为，人类的问题在于人类自身；仅凭社会的变迁、现存统治结构的变革并不能带来一种新思想。人类和之前一样，仍然是神秘的“意识动物”，改变只能源于他自身，从他的灵魂和精神的结构出发，这首先就意味着，一种新思想只能以激进的重新思考为基础。弗洛姆自己完全是一个狂热的求知者，他对生活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他用自己的努力做出了表率：1918年他从法兰克福高中毕业后，在海德堡先后读了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此外，他还集中学习了《塔木德》经文，这让他的父母非常高兴。1922年，他取得了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犹太法律》。传统犹太教的出身和教育塑造了弗洛姆的生活态度。他深知这些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而且即使这位举世闻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和哲学家早已与犹太正教断绝了联系，这种影响依然保留了下来：“我的生活体验……绝不属于现代人，而属于前现代人。这一点更是通过学习《塔木德》经文、充分阅读《圣经》和了解我祖先的历史得到了强化。我的祖辈都生活在市民阶层出现之前的世界。我记得……有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的一位曾祖父是一名伟大的《塔木德》经文学者，但并不是经师。他在巴伐利亚经营着一家小商店，赚的钱并不多。有一天，他得到一个好机会，如果他愿意出去跑跑，就能赚到一大笔钱。他家当然有不少孩子，生活很拮据。于是，他的妻子对他说：‘那么，你真的不考虑抓住这个机会吗？一个月只需要出去三天，我们就能赚得更多。’他反问道：‘所以你认为我应该这么做，即使要付出每个月失去三天研读经典的时间的代价吗？’他妻子答：‘天哪，当然不是，你在想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每天坐在自己的小商店里，研读《塔木德》经文。有顾客来时，他甚至会有些气恼地说：‘难道没有别的商店了吗？’对我来说这就是真实的世界。现代世界让我感到疑惑……直到今天。”
弗洛姆有勇气离开已开辟好的思维道路，去发展自己的想法。就像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一样，他对于这些想法的态度也很轻松。知识对他来说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其构成与其说是庞大的学术体系，不如说是对自古以来人类行为神秘驱动力的好奇心——人类有着种种不足，而这些不足正是那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学研究中最宝贵的发现。1940年，弗洛姆获得了美国国籍。1949年，他迁居到了墨西哥城。他在自治大学教授心理分析学，开了一门培训课程，这在不久后就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名声。弗洛姆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们的老师与其他治疗师不同，他没有任何教条的治疗概念，不会将患者硬套入某些概念中去，而是选择一种自由的分析方法，认为意料外的结果是可能的，而且允许修正曾经确定的结论。弗洛姆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发展出的论断很新颖，具有启发性，其中之一便是关于人类所谓的“市场特征”的证明，这种人格特征来源于社会消费行为，是按照资本主义标准组织的举止规范。人所谓的意义来自他在市场上的自信，这也会对他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状态符号取代了人格价值，形象丰富的关系网调节了权力手段的利润和收益。在一个变得越来越不讲情面而讲究效益的社会中，这样的权力手段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市场导向……让人类把自己的力量当作一种新的商品，他站在了自己力量的对立面。它不再是他的一部分，更像是在他面前扮演了某种角色。因为此时，重要的不再是人通过力量的使用来实现自我，而是人通过售卖力量获得成功。力量和它所带来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成了可以由他人评价和使用的商品。因此，自我认同变得像自尊心一样脆弱，它取决于一个人可以扮演的角色的总和：‘我就是你们希望我成为的样子。’”
弗洛姆所看到的，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爆发。他不得不假设，如果没有一种先天的隐秘力量在暗中起作用，致使理性的辩论终究被反弹回集体狂欢的本能，那么后者是不可能存在的。让这个男孩感到最为惊讶的是，就算是那些清醒的同时代人，也被战争的狂热裹挟着。他怀疑，西方文明中历史悠久的理性传统也许并不是最好的，而这种怀疑显然得到了证实。例外似乎只是证实了规则的存在，有时却恰好值得一提。后来，弗洛姆回忆起他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对在学生中也盛行一时的军事化的夸夸其谈很反感，他有一句话至少让一部分学生有所思考：“当时，英国人遍布德国，我也曾震惊于人们对他们咬牙切齿的恨意。但突然，这些境遇悲惨、心肠歹毒又肆无忌惮的雇佣兵开始疯狂屠戮我们无辜而善良轻信的德国英雄们。在这种全国性的歇斯底里中，有意见决定性的事件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英文课上得到了背诵英国国歌的任务。这项作业是在暑假开始前布置的，那时气氛还一派和平。再次开学后，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说——一部分是出于调皮，一部分是被‘对英国的仇恨’所感染——我们拒绝背诵我们最卑鄙的敌人的国歌。我看着他站在全班面前，面对我们的抗议，带着嘲讽的微笑平静地说：‘不要自欺欺人了。到现在为止，英国还从没输过一场战争。’这是那一片荒唐的仇恨中理性和现实的声音，是一位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师的声音！正是这个句子以及那种平静理智的表达方式，给了我启示。它打破了疯狂的仇恨浪潮和民族偶像崇拜，于是我开始思考并扪心自问：‘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说市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模型确定的，因此在其论证模型上至少是部分为人所知的，那么弗洛姆提出的“恋尸癖”概念就是他独创的心理分析术语了。这个概念为不同性格的分析尝试提供了更多的认识。弗洛伊德此前已经提出了与人类的生存本能拥有同等地位的死亡本能的概念，他认为，这一本能属于精神活动的基本功能。尽管如此，弗洛姆提出的“恋尸癖”——与对活物产生自然喜悦的“恋生癖”相对——被认为是一种后果严重的精神异常，其作用会决定，存在的可能性是被有效且有意义地利用了，还是仅仅退化为精神的下层基础：“从特征上来讲，恋尸癖可以定义为强烈地被死亡、腐朽、腐烂或病态的一切所吸引；它是一种将鲜活的生命投入无生命物的热情，为了毁灭而毁灭，它唯一的兴趣在于纯粹机械化的一切。它是用暴力将活生生的联系撕裂开的激情……恋尸癖作为一种心理病理现象……是没有真正生活过的生命特有的结果，这种生命所能到达的层次只有自恋和冷漠……随着恋尸癖日益高涨，恋生癖的发展被阻碍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恋生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也有可能选择另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式，即恋尸癖。”
小弗洛姆崇拜的那位女子永远地离开了，而她自杀的原因令活着的人们不断猜测。起初，这件事让小弗洛姆深受震动，孤单无助。弗洛姆的父母信仰犹太正教，对别人的灵魂归属问题兴趣寥寥。因此，父母给不了弗洛姆任何帮助，他们的心思仅限于用忠实于传统犹太教的教义来教养儿子。就在弗洛姆还在思考人际关系这一对他来说尚无答案的问题时，另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事件爆发了，提出了新的问题：“也许……假如没有发生那件决定了我人生道路的事情。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个人经历不会对我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时，我是个十四岁的少年。被战争激起的热血、对胜利的庆祝、与我相熟的士兵们的个人死亡悲剧，这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深刻。但那时，我对诸如此类的战争问题并不感兴趣，因为我还没有认识到战争那毫无意义的非人性。然而不久后，一切都变了，有一些与我的老师们有关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看法。在战争爆发前的两年时间里，我的拉丁语老师都将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的这句箴言——‘如果想要和平，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当作座右铭，在课堂上一再重复。因此，当战争爆发时，他很兴奋。而我现在意识到，他声称的对维护和平的担忧，只是一种表面姿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当真。如果一个人对维护和平如此上心，那他如今怎么可能为战争欢呼呢？从那时起，我很难再相信，发展军备是为了维护和平，即使说这句话的人与我当时那位拉丁语老师相比，怀着更多的美好意愿、展现出了更加坦率的态度。”
弗洛姆在他的后半生中，成了一名成功的作家，尽管他本人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有了一大批读者，他们几乎对他的每一本书都充满期待，而且似乎只是在等着他的书问世。他的读者群体恰好懂得珍视被他的一些心理分析学家同事们越来越厌恶的东西：弗洛姆敢于提出朴素的观点，热衷于实事求是地呈现事物原本的样子，而且仍然保持着求知欲，他声明自己相信存在某些事实和问题领域——对精神世界的检查在遇到这些情况时——不得不屈服于被束缚的方法论。这些问题需要在更大的联系中加以研究，于是弗洛姆悄悄改变了职业：心理学家弗洛姆成了哲学家弗洛姆，在不放弃经过检验的信念的前提下，获得了更多的认识。哲学家弗洛姆发表出版的书，如《爱的艺术》《健全的社会》《逃避自由》《占有还是存在》，这些朴实无华、朗朗上口的书名就暗示了，这位科学家懂得如何让纯粹的写作这门艺术变得完美，直到写出来的文字通俗易懂。弗洛姆仍然忠实于恋尸癖这个观点，甚至还将其扩展到了必要的政治监管和社会学范畴中，最终产生了具有时代精神的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性化、量化、抽象化、官僚化和物化，是当今工业社会的标志。即使被应用于人而不是物，它们也不属于生命本身的原则，而是机械所遵循的准则。生活在这种体系中的人，对生命会变得漠不关心，反而被死亡所吸引……充满生命的世界成了‘非生者’的世界：人成了‘非人’——这是死者的世界。死者的标志不再是散发着恶臭的排泄物或尸体，如今变成了一尘不染、闪闪发光的机器；人们不再被臭气熏天的厕所，而是被铝材和玻璃组成的结构所吸引。但藏在这些抗菌防腐表面背后的真相，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人类以进步的名义将世界变成了一个难闻的、有毒的地方（这并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表述）。人类给空气、水源、土地、动物——也包括他们自己——都下了毒。”
正如弗洛姆自己所描述的，他这个“谨小慎微又喜怒无常的父亲和有抑郁倾向的母亲的独生子”很早就明白了，世界的复杂性与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神秘灵魂生活有关。如果一个人不满足于只看到特定经历的表象，还想了解更多，那么他必须努力接近这些经历潜在的动机。但这些动机并不是现成可得的，而需要加以阐释。凡是说出来的东西，人们必定在背后下了极大的功夫去理解它；因为它们不能或不愿开口讲话，所以发问者只能靠自己寻找答案。
弗洛姆生命中的最后六年，是和第三任妻子安妮丝·弗里曼在提契诺州一起度过的。在去世前，他还期待着能够参加各种活动：他加入了不计其数的协会，其中包括他加入后不久就离开了的美国社会党；他加入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卡锡的竞选团队，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公共良心的建立，这在不久后促使知识分子中的某几个嘲讽者采取了行动。弗洛姆被认为是一切的专家：他敢于在自己的书中讨论那些别人认为早有定论的话题，这甚至有些好笑。他的读者们一定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一如既往地，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清楚，作者的写作技巧是怎样将简单的东西简单呈现，将复杂的东西尽可能地去复杂化。弗洛姆的文章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他的论文《爱的艺术》也是如此。在这篇文章中，他呼吁在强烈情感的力场中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只有当两个人脱离他们存在的中心相互结合，即他们脱离各自存在的中心而感知到自己时，爱才是可能的。只有这种‘脱离中心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现实，只有在这里，才有生命力，只有在这里，才有爱的基础。这种成熟的爱是一种持续的挑战；它不是某个休息的场所，而是意味着运动、成长与合作。是和谐还是冲突，是欢愉还是悲伤，其意义都是次要的；因为关于爱的基本真相是，两个人经历了他们存在的本质，他们合二为一，而不是逃离自我。”
哲学与惊讶有关，甚至常常始于惊讶，这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切东西都可以是惊讶的对象：对通常早已确定了死亡终点的生命本身，对人们从逐渐自知的存在中努力探索一个奇迹——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到底是如何相互联结的。惊讶最终会产生疑问，人们要么像莱布尼茨那样，对普遍的常态发问，想要知道究竟为何某物会存在而不是不在；要么将注意力转向足以引起进一步思考的特定事件。后一种情况发生在后来的心理分析学家和哲学家艾瑞克·弗洛姆的早年岁月。在弗洛姆的青少年时期，曾发生过一件令他匪夷所思的事，让他再也不愿忘记。他在《幻想的彼岸》一书的自传式前言中写道：“对于人类为何恰好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我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之所以如此，这个提示也许有所帮助：我是谨小慎微又喜怒无常的父亲和有抑郁倾向的母亲的独生子。因而，我开始对人类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而不是那样的反应）感兴趣。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事情发生时，我大概十二岁，而这件事比之前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让我想得更多……这件事是这样的：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大约二十五岁，是我们家的一位朋友。她很美，很有魅力，而且还是位画家——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画家。我记得她订了婚，但不久后又退了婚；我也记得，她几乎总是由她鳏居的父亲陪着。在我的印象中，她父亲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谈吐无趣，外表也不吸引人（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也许我的判断是出于嫉妒）。有一天，我听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父亲去世了，而她也直接自尽了，还留下了遗嘱，要求和父亲葬在一起。我那时还从未听说过俄狄浦斯情结或者父女间会有的这种乱伦的关系。我被那位年轻的女士强烈吸引着，同时厌恶那个不讨人喜欢的父亲。在那之前，我认识的人中还从没有自杀的。‘这怎么可能呢？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怎么可能会爱上自己的父亲，以至于宁愿放弃生命和绘画的欢愉，选择躺在他身边的墓穴中呢？’我当然没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怎么可能呢’顽固地留在了我的思想中……”
最终，哲学家艾瑞克·弗洛姆在其作品《占有还是存在》中提供了一个适用于整个社会的解释模型，这个模型以看似简单的方式显示出了一种回归的态度，即对不可捉摸的命令和约束机制感到厌烦的个人，他也许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充满希望的：回归个人的确定性，回归每个人都是下一个的自我。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了一种新的利己主义。这只是一种新的社会理解，允许人们对日益严重的占有思想表示拒绝，试着去体验生命的另一种真理，即存在可以从自身创造幸福和满足感。最后，弗洛姆的哲学尝试以一种回归世俗的救赎学说来寻求对自身的肯定，而丝毫不畏惧与宗教信仰的内容相重叠——这样的信息称，人可以学习做人，而他在内心显露出的确定性，可以为他建立一个令人惊叹的世界：“一个人会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虚荣的，会惊恐万分、恨意满满，而他此前还认为自己谦逊、勇敢和善良。新的认识也许会让他感到痛苦，但这为他打开了一扇门，让他向他人投射自己内心压抑的情感，为这一切画上句号。他会继续前进；他在内心经历了婴儿、孩童、青少年、罪犯、疯子、圣人、艺术家、男人和女人；他接触到了人性以及普遍的人类；他压抑的东西减少了，他更加自由，投射和思索的需求变得更少了；然后他大概会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是怎样看到色彩的，怎样看到球滚动，怎样突然为此前只是匆匆过耳的音乐竖起耳朵的。当他感受到自己与他人合二为一时，他也许会第一次看到，将自己那孤僻、个性的自我当作某种该坚持、维护和守护的东西，不过是一种幻觉；他会感到，在拥有自我而不是做自我、成为自我中寻找生命的答案，是多么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