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布莱希特不仅让女人们坐在摇椅上——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已经和三个不同女人有了三个孩子。他的座右铭是：“让他们成长吧，小布莱希特们。” 1926年，他经历了重新诠释他世界观的决定性事件：他读了马克思，马克思客观地向他解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而他此前曾以此为己任。他从马克思那里学到，资本主义注定灭亡，只是他还不知道。为了使消亡的进程更快一点，作家们必须提供帮助。他们不得不告别对自己的自我意识有时费劲、有时过度沉迷的沉思。艺术和文学基于这样的规定：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必须通过文学形式来质疑现实，而不是美学。”现实是可疑的和至关重要的，任何“写实”的人都有义务“在理所当然的废墟下挖掘真理，以惊人的方式将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并在整体中坚持特殊”。但是，作者不应从他的分析技巧中获得太多期望：“作家们！用书来向生活复仇吧。生活的复仇在于与众不同。”由此，布莱希特的自我意味减少了，他越来越像里尔克、维尔菲尔和格奥尔格这样的诗人。“这些沉默寡言、善良而梦幻的人，是疲惫的资产阶级的敏感部分，与我无关。”他特别不喜欢托马斯·曼，他认为他是“人造的、虚荣的和无用的书的制造商”，他“（发明了我们的汗水）发明了各种他可以讥笑的东西”。但同时，托马斯·曼又是一位颇受赞誉的作家，这继续困扰着布莱希特，并最终引起了他的叹息，他甚至可以想象做出“金钱牺牲”“以防止某些书籍问世”。
1924年，布莱希特移居柏林，经过最初的奋斗，他在这里过得很好。在他的自传《来自贫穷的B. B. 》中说：“我在沥青城里安家。从一开始/为每一次死亡圣事提供了：/报纸、烟草和白兰地。/……早晨在我空荡荡的摇椅上/有时我和几个女人坐下来，/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她们，并告诉她们：/我的内心是你们不能依靠的。”
布莱希特在1928年也很成功。他的《三分钱歌剧》将资本主义展示为有钱人的游乐场，这是一堂相当有娱乐价值的课，在公众中比在批评界中更受欢迎，而批评界通常颇有品位。戏剧的道德观念是，实际上已经没有道德了。生意是第一位的。作曲家库尔特·威尔与布莱希特经常合作，用音乐为作品的成功做出贡献。他最喜欢的敌人——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对他剽窃的指控无法撼动他，他解释说自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原则性的懈怠’，因此人们只能接受这一点。总的来说，“当今个人创作的浪漫观念是一个错误”：“现代的分工已经在许多重要领域改变了创意。创造行为已成为创造的集体过程，是辩证性质的连续体，因此孤立的原始发明已失去其意义。”敏感的诗人是不连续的模型：文学“必定……要……对其效用价值进行考察”。这也适用于剧院，布莱希特宣布剧院是一种交流机构：应该分解熟悉的观点，包括观众；被人为疏远的现实（“陌生化效果”）成为测试新事物的范围。建议不要以给定的方式放弃：“即使是最小的动作，看似简单/也容易被怀疑！检查是否有必要/特别是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坚决请求，不要认为/一再发生的事情就是正常的！”
1920年春天，布莱希特的母亲死于癌症。她的死亡无法挽回，而令他难过的是，他还有很多话要对她说：“现在，我的母亲于5月1日，昨天晚上去世了！我不能再用指甲触碰它们了……但是我们没有说重要的事情……”他想和母亲说的话，是无法对父亲说的，此时的他正在考虑文学创作。老布莱希特觉得自己的儿子相当可疑：“他想知道我会为大众做些什么，一点儿也没有……他想现在和我一起认真做一份工作。他个人认为我为文学所做的一切都不值一提。我必须证明自己。”布莱希特的幻想破灭了，但时间并不长；他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有很多期望。毕竟，他不能让任何事情发生；毕竟，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他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只有二十二岁，在莱希旁的奥格斯堡小城长大，但我仍然渴望走遍世界。我希望将所有事物以及对动物的暴力移交给我，我以我只存在一次这一事实来证明我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世界是无限多变的，那么灵活多变，让自己对事物的看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似乎才更合适。这种行为对布莱希特来说不是机会主义，而是有益于他富有成效的自我保护：“只有一个理论的人会迷失。他必须多准备几个，四个，甚至更多！他必须将它们放在口袋里，就像报纸一样，不断更新，让它们和谐相处，这样他才能在这些理论间游刃有余。”
布莱希特的工作方式也是集体塑造的，他雇用别人为他工作，但由他最终决定。他的作家同事阿诺尔特·布龙宁报告说：“他漫步在房间里，舒适地吸着雪茄，听取了数十个人的论点和反驳，开着玩笑，眨着眼睛，但坚定不移。他乘着思绪飞扬，直到把它们彻底想清楚，然后他便当着那一小群人的面，向永远围绕在他身边的服务者口述出来，并随着触手伸展不断吸收新物质。”
布莱希特从学校毕业后（“我在奥格斯堡体育馆里醒了九年”），进入了慕尼黑大学，开始学习医学。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当局只能“向十七岁的孩子和老人征兵”，他以军医身份参加了战争。1918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巴尔》。一年后，他写出了《夜半鼓声》，因此获得了克莱斯特奖。一位热情的评论家写道：“贝尔托·布莱希特改变了德国诗歌的面貌。”
纳粹的接管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不足为奇，他惧怕纳粹，但预见到了他们的到来。于是他移居国外，经由布拉格、维也纳和巴黎到达丹麦，与他的家人住在一起。现在，他在芬恩的斯文堡的一个小农场里住着。敌对的世界很遥远。布莱希特发现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陷入了田园诗般的境地，这使他产生渴望：“屋顶上有一只桨。中等风速/不会把稻草带走/在院子里为孩子们摆秋千/锤子砸了柱子/信件来了两次/欢迎来信的地方/渡轮传下来声音/房子有四个门。”从1933年到1938年，他写了许多重要的戏剧（《伽利略的生活》《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散文（《现实主义写作的宽度与多样性》）；在他的斯文堡诗歌中，尖锐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在墙上用粉笔写着：/你想打仗。/谁写的？/已经倒下的。”布莱希特与反法西斯者保持着联系，而反法西斯者内部分崩离析。他隔着相当的距离呼吁武装抵抗：“文化长久地、可以说是太久地在遭到物质武器的攻击时，仅由精神武器捍卫着；但文化本身并非只关乎精神，而是——甚至可以说特别是一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因此必须由物质武器来捍卫。”他反驳了批评者卡尔·克劳斯，他抱怨语言在过度发展的时代的衰落：“对那些哽咽的人来说，这个词卡在了嗓子里。”不过：“什么时候/关于树木的谈话几乎是犯罪/因为其中包括对许多罪行的沉默。”他试图用已证实的讽刺来应对自己日益增长的绝望。他写了有关希特勒的豪华车厢的文章：“官方火车/是汽车制造的杰作。乘客/有自己的房间。透过宽大的窗户/您可以看到在田间工作的德国农民/如果因看到此情此景而大汗淋漓/他们可以进入瓷砖柜子/快速洗澡。”
布莱希特说，如果想了解男人，就必须求助于女人。因此他很早就开始了，直到不再可行时才停止。他在女士们中广受好评，他那单调乏味的作品，以及他不了解世界就能解释世界的事实也被证明是很好的。但是，妇女应被谨慎对待：她们遭受着“繁殖成瘾”的困扰，这是不利的，因为布莱希特知道，“最坚强的男人”“害怕小孩”。因此，不应该让彼此之间过于亲密，而且一定要将这种关系的线索握在手中：“自愿离开的人，是不会有被抛弃的感觉的。”
1941年夏天，布莱希特定居在电影大都会好莱坞。他尽力成为一名编剧，但他的情况并不比他的同事海因里希·曼更好。他的所有建议都几乎被拒绝了。尽管经济拮据，布莱希特的生活仍然依赖已被证明的常量。电影导演约瑟夫·洛西写道：“他吃得少，喝得少，性生活很多。”1948年，布莱希特经由苏黎世返回德国。他选择了民主德国，居住在东柏林。在那里，他有自己的舞台，即慷慨资助的船坝剧院。现在，布莱希特成了他一直想要成为的人物：不修边幅的名人。在工人和农民的状态下，他有能力对规定的统一表示怀疑：“无害的人永远不会怀疑。/他们的消化能力极佳，他们的判断是绝对可靠的。/他们不相信事实，他们只是相信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必须相信事实。一个人对自己的耐心/是无限的。在论据上/用间谍的耳朵倾听。”而且他对可疑的文化官员也没有留太多余地：“尽管热心思考/他们却记不起某些错误/但是/他们仍然狂暴地坚持/犯错——这就是习俗。”
布莱希特的青年时期基本上无忧无虑，但并非完全没有忧虑：他发现疾病困扰着他。他年轻时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神经官能症，表现为疼痛性绞痛和惊恐发作。刚满十二岁的贝尔托·布莱希特被规定要接受温泉疗养，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明显的改善。当他明白自己必须忍受这种疾病时，他就把这种病当成了鼓舞人心的知己，尤其是因为他注意到，作为一个病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处于死亡危险中”，这对其他人来说似乎更有趣。谈论疾病很容易，而且不仅适用于老年人。布莱希特十五岁时在日记中写道：“再次感到心痛，但今天我很坚强，我还去看了妈妈。”后来研究布莱希特的专家发现，出于某种原因，这不足为奇，尤其是心身原因，包括与母亲的关系可能太亲密，母亲保护了他，也抑制了男孩布莱希特的发展。他不再想成为母亲的儿子，而是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自信的年轻人。布莱希特以战士的身份出现，他利用已经变得熟悉的疾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一姿态挑战了后来的批评：他被指责“有力的幻想”“典型的成瘾”和“艺术掩盖的自私”。布莱希特不必为此担心，他认为自己处在正确的轨道上。他说：“现在我越来越健康了。”“风暴仍在继续，但我不会让自己失望。我命令我的心。我对自己施加了围困的状态。”他对自己的看法始终如一。“我有点变态、狂野、艰辛和霸气，”他愉快地颤抖着说道，“如果一个人正确地生活，他的生活就像在暴风雨中一样，他的头在云层中，摇曳的膝盖在黑暗、坚强和虚弱中，他经常被打败，再也不受约束。”后来他的心肌有所增厚，不久之后他被要求停止思考，非常痛苦。他的心脏在反抗：“今晚，我进行了一场心脏的搏斗，这让我很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晚魔鬼立了头等功。”
布莱希特可能会怀疑很多事情，但他不会怀疑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他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堕落、没有主意”了。1953年，民主德国似乎已准备好在6月17日的起义中进行破坏。他写了一首诗——《解决方案》，这首诗也因其几乎适用于所有政府关系而声名鹊起：“在6月17日的起义之后，/作家工会的秘书/在斯大林林荫道散发传单，/据悉，人民/已经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这只能通过加倍工作/来弥补。会在那里吗？/不容易，人民/解散了政府/选择了另一个？”
贝尔托·布莱希特实际生于1898年，他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从一名商业雇员升为奥格斯堡造纸厂的董事。如果一个人在富裕的环境中成长，他不会自动变得保守，相反：他会发现时间和休闲很重要，并以特权的方式为自己的特权感到羞耻。回想起来，布莱希特总结了他的青年时代如下：“我是有钱人家/的儿子。我的父母给我/戴上项圈并抚养我/以服侍的方式，/教给我命令的艺术。但是/当我长大后环顾四周，/我不喜欢我这个阶层的人，/不喜欢命令和被服侍。/我离开了中产阶级，加入了/普通百姓中。”
三年后，谈到死亡时，布莱希特表现得极其平静。死亡伤害不了他，因为他把一个不再注意到任何事情的人带走了:“当我在夏里特医院的白色房间里醒来/听到黑鹂的叫声，我更清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再害怕死亡:“因为只要我失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失去。”现在/我可以高兴了……”最后，布莱希特对失去亲人的人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写下了我很不舒服，并且打算在我死后依然如此。但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说：“真理不是证据，而是追溯到极致的朴素。”他的德国同事贝尔托·布莱希特也效仿了这一观点。他是简单的大师 ，与其他人不同，他知道如何用惊人的洞察力总结复杂的关系。这惹恼了敏感的追随者，例如彼得·汉德克，他被布莱希特的一些理论所烦恼，发现“自己变得清醒”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