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纳相信，精神世界拥有超越个人知识的自主权，为（哪怕只是一开始）不可解释的现象留下了空间。这种想法伴随了他整个学生时代，他在那时学到了可以学习的知识。1879年10月，他高中毕业后，在维也纳工业大学注册成为一名大学生，主修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施泰纳决定掌握更扎实的科学知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总是很难接受主流的认知模式，希望能在自然科学那种理性的世界观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有效的补充。大多数人认为，知识的道路是宽阔的，科学知识的勘探队要想成功，必须加快脚步，毫不松懈，才能最终达到目标，并且似乎没有理由引起任何深层的怀疑。显然，施泰纳认为这种认知模式太过简单，他无法抑制自己的这种印象。尽管它已经通过实用性获得了广泛认可，但它同时也落后于人类已经达到的意识水平。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为例，此时它已成功证明了，主体和客体由知识自身确立，我们可以在其中追寻二者共同作用的痕迹：“那时，物理的外部世界表现为物质的运动过程，而感官的感受仅仅是主体的经验……物质的运动过程发生在空间中，遇到了人类感知温暖的感官，于是人类就感到了温暖。除了人类之外，以太的波循环过程也是如此。当它们与视觉神经相遇，人们就会感知到光线和色彩。这样的观点无处不在，这使我自己的思想变得难以表达，因为这种观点把一切精神的因素都从客观的外部世界剔除了。我内心的想法是，如果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也得出了同样的假说，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从精神的角度得到这一结论。我看到，这些例外对于当时自然科学提出的思维方式有多么诱人……但这也带来了激烈的灵魂斗争。必须一再压制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轻率批评，等待时间的检验，让更多的认识来源和认识方式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还有一次童年经历让他怀疑，在天地之间——尤其是在灵魂清醒敏锐的感觉中，存在着一些超出普通理性之外的东西：“我母亲的姐姐死得很悲惨。她的住处离我们家很远，所以我的父母没有及时得到消息。当时，我坐在火车站的候车椅上，在幻象中目睹了整个过程。我当着父母的面暗示姨妈可能不在了，他们只是说：‘别胡说八道。’几天后，我看到父亲拿着一封信陷入沉思。后来又过了几天，他背着我和母亲说了些什么，于是母亲哭了好几天。直到几年后，我才听说了这件悲惨的事件。”
当施泰纳潜心研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时，这种确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虽然他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承认，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却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直接的实用价值。于是，他研究了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他们的学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或扩展了康德的认识体系。尤其是费希特，最初给施泰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以自我为中心的认同感的激进化，是一队旷日持久向知识顶峰攀爬的急行军，然而由于主观性自身固有的原因，必须在达到目标前停下。黑格尔在不久后发表了关于世界权力的构想，并将其强加给现实，但即使是他，对此也无法信服。直到研究谢林，施泰纳才发现了一条对自己有决定性作用的启示。1795年出版的谢林的《关于教条主义与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让施泰纳沉浸在短暂的激动情绪中，以至于他在读完后必须立即与一位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从（1881年）1月10日到11日的那一晚，我几乎整晚没有合眼。我直到凌晨一点半还在思考个体的哲学问题，然后我终于倒在了床上。去年，我努力研究，想弄清楚谢林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隐秘的神奇力量，可以跳出时间的更替，剥离外界的一切，回到我们内心的自我，在不变的形式中看到我们内在的永恒。’我过去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我已经在自己身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内在的能力——我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一点；整个唯心主义哲学现在以一种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的形态站在我面前。对于这样的发现来说，这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何书对精神生活的启示成了施泰纳的关键经历，为他提供了必要的线索，终于让他发现了自己那时即使处在朋友和熟人之中，也能感受到的陌生感。他明白了，自己的所感所想都异于常人：灵魂活动的自主性和精神现象无可辩驳的现实倾向相互联系，只能被视为难以理解的世界观模型，这种模型并不是尽人皆可适用的。施泰纳学着与这种情况打交道。他从小就努力纠正自己给人留下的那种乖巧孤僻的印象，后来成了一个乐于交流讨论的年轻人，尤其喜欢与持异见者交谈，从中获得对他个人哲学的重要建议。由此，他很早就将神秘经验的可能性纳入了自己的哲学中。
施泰纳发现自己被一种哲学思想启发、鼓舞了，尽管如此，他不想以模仿者的身份来研究它。在他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证实他已经成熟起来的世界观，他认为最终一定能找到证据，证明其可靠性。为此，他用更多的阅读经验加以佐证，除了歌德，还有席勒。席勒的美学思想给施泰纳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感性和作品中无目的的精神观的综合，这对超越个人好恶的价值判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与德国唯心主义思想根本性的不同在于，他极其重视内心和头脑的作用领域，这是向整个自然开放的。由此，他也遵循着谢林的名言，即自然在人类中睁开了眼睛，发现了自己。施泰纳想要消除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中的诗意成分，于是加入了身体、心灵和头脑三者平等的共同作用，对他提出的认知的可能性划分了等级。而这种等级的划分依据，正是各个客体在与主体分离的知识中表现出的不同的重要性。
年轻的施泰纳面前摆着一种他再也离不开的认识，而正是这种认识，让他的陌生感对生活产生了影响。他及时认识到，在精神上存在着一个完全个人的确定性领域，这种确定性产生于自我，与感官信息、事实和观点无关，人类的灵魂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施泰纳认为灵魂与隐秘的意识通道或死后衡量善恶无关，而是精神发展真正的现场。精神发展会从自我出发，探入客观事件的世界。即使精神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自然和人为因素统一作用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规律显示着思维的理解能力：“在我和几何学的关系中，我显然看到了我心中一个观点的萌芽。在我的童年时代，它就或多或少毫无察觉地在我心中生长着，在二十年后成为一个确定的、有充分意识的形象。我对自己说：感官感知到的对象和活动都存在于空间中。但就像这个外在空间一样，人的内部还存在一种灵魂空间，这是精神本质和活动的发生现场。在这些思想中，我看不到人类作用于事物的画面，只看到了精神世界在灵魂现场的启示。在我看来，几何这门学问显然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却拥有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意义。——那时我还太小，当然说不清楚这种感受，但我觉得人的内在一定存在类似几何学的精神世界的知识，因为对我来说，精神世界的现实和感官世界的一样确定无疑……我想说的是，精神世界的经验和感官世界的一样，都是假象。关于几何，我对自己说，在这些问题上，灵魂可以了解经由它自身的力量所经历的一切。在这种感受下，我找到了像谈论感官世界一样来谈论我所经历的精神世界的正当理由。于是我就这样谈起了它。我有两个设想，它们虽然不成熟，却在我八岁以前在我的灵魂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会将事物与本质，即‘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相互区分。”
此时，施泰纳的哲学思想虽然尚未被他以书面形式完整确立下来，但其本质轮廓已经确定了；其余材料现在可以教给它的，更多的是来自生活，而不是来自科学法则——生活在思想面前敞开了自己，暗示在智慧与心灵经验之间存在某种亲密联系，包含着感官体验、认识和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如果进一步研究思维经验，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经验正符合思想的现实。人们会将内心的道路纳入思想领域，却从这条内在的心灵之路抵达了一种思想的现实，这种现实在自然内部也可以找到。当人们在鲜活的思考中看到思想的真相时，他们可以通过与自然面对面，获得对自然更深的认识。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人类是如何超越习以为常的抽象思维，进入保留着思想的审慎和光明的直觉思维的，由此融入某个自己已被普遍意识移除的现实……直觉思维就像自然的感官一样，感受到了思想；但正如普遍意识与感官体验的思维相距不远，直觉思维与精神感受的思维相距也并不遥远，它以体验思想的方式进行思考，以将人内心清醒的思想引入思考的方式进行体验。——一种直觉思维浮现在我的心中，它并非源于某种黑暗神秘的情感，更像是在思想的肯定中运行，完全可以与数学思维的清晰性相媲美。我逐渐相信，自己这一套关于内心精神世界的观点在自然科学思想的讨论中也具有合理性。——当我内心正在经历这番思考时，我只有二十二岁。”
尽管风景优美，民风淳朴，施泰纳感受到的陌生感却没有消除。这种陌生感有着自己的原则，这是一种内向的个人烙印，在人群中会变得尤为坚定，就像在外部世界投下一个阴影般的存在。铁路员工约翰·施泰纳在1869年再次被调任，于是举家迁往布尔根兰州的新德尔夫。这次搬家是一次严重的倒退：在克拉列维察时，那种熟悉的被隔离似的生活方式又显现出来，他们自己过着自己的日子，既不引人注意，同时又招人怀疑。直到十一岁，鲁道夫·施泰纳才进了当地的乡村学校读书。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助教，常常不得不代理校长一职，日理万机。这位助教的课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导致施泰纳习以为常的陌生感展现出了诱人的一面。这种陌生感来自知识本身，逐渐演变成了个人理解的抽象表现，将自我认识的发现与认识的对象混在一起，必须在每次学习开始时提出并阐明。对这孩子提出如此要求的科目是几何学：“助教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其方式对我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在我进入新德尔夫学校后不久，我在他的房间发现了一本几何书。我和这位老师的关系很好，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就拿走这本书去看了。那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研究这本书。几个星期中，我满脑子都是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的全等性和相似性，对平行线在哪里相交百思不得其解，深深迷上了勾股定理。原来人可以让灵魂生活在教育中，而这种教育不必依赖于外部感官得到的印象，其形式纯粹是内部思维的演绎——这让我感到最大的满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带给我的苦恼，都在这种满足中得到了安慰。有的东西完全可以在精神中把握，这使我有了一种内心的幸福感……”
施泰纳是一位非常顽强的年轻人，他后来从事了许多不同的活动，一方面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实现了满足温饱的简单目标，为此，他始终过得很拮据。因此，他接到过出版歌德的社会结构学文章的任务，后来在一个富裕的维也纳家庭做过家庭教师。那家的孩子很令人担忧——那个男孩显然有行为和智力障碍。在施泰纳慷慨无私、循循善诱的教导下，这个男孩后来竟然能够基本正常地胜任一项工作了。1890年，施泰纳成为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那里，他再次开始研究歌德的思想。总之，歌德早已成为他的精神导师，他时不时就会考虑对歌德的作品进行阐释。我们可以猜测，与那位诗歌王子可能的本意相比，这些阐释的来源更接近于施泰纳本人的世界观。在魏玛，他结识了哲学家尼采那备受争议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她出于商业目的——当然也并非毫无爱意——像对待展览品一样盯着尼采，偶尔才赏赐被选中的人来瞻仰她的哥哥。施泰纳就属于被选中的人之一。经伊丽莎白允许，他走进了尼采的房间。在那里，访客很快就感受到了超越人力的悲剧情感。在渲染她那天才的被保护者从冥府泄露出的消息时，伊丽莎白·尼采尤其喜欢过分强调这种情感：“那个精神错乱的人躺在躺椅中，额头美丽得无与伦比，既属于艺术家，又属于思想家。这是第一段午后时间。那双在逐渐黯淡的过程中，依然能够穿透灵魂的眼睛，如今只能映出周围的环境，再也无法通向心灵。你站在那里，而尼采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这充满灵性的面庞依然会使你相信，这是一颗心灵在说话。这颗心灵花了整个上午思考，现在只想小憩片刻。一阵内心的战栗揪住了我的心，这也许意味着，它化为了对这位天才的理解，他的目光盯着我，却看不到我。这长久凝视的消极状态引发了人对自己目光的理解——也许不需要目光接触，眼睛就可以发挥出表达心灵的力量。”
弗兰西斯卡·施泰纳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一个因为残疾时常烦恼的男孩。长子鲁道夫后来将这段在波茨查赫的日子看作一份礼物，因为这赠予了他真正的童年。在回忆中，这段依然鲜活的愉快记忆总是伴着如画的风景。这风景恰好是随时会失去的安全感的背景，于是它反过来也催生了陌生感：“我的童年被优美的风景包围着，起伏的山峦将下奥地利和施蒂利亚州连在一起：施内山脉，拉克斯山脉，塞默林山脉。施内山脉那一路攀升的光秃秃的岩石，正对着太阳的方向。于是，当山岩将阳光反射到小小的火车站时，这就是美好夏日的第一句早安。这与威克斯山脉那灰暗的阴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绿色的植物从各个方向对这片风景微笑着，让这片山脉显得与众不同。从远处，人们看到的是威严壮丽的巍峨山巅，而身处其中，看到的却是妩媚秀丽的自然风光。”
1897年夏天，施泰纳搬到了柏林。他接手了《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时在职业培训学校开设了课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到甚至有些恐惧的活动让他出了名：施泰纳刊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就好像他想对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发表专业看法，然而最终，这些看法除了让他在反对意见的映照下，超越了不同呈现方式的干扰，对自己的世界观有了更清晰、更明确的认识之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施泰纳成了神智学协会的成员，然而该协会故弄玄虚的精英主义从一开始就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在神智学圈子里广为传播的不透明的思想毕竟十分流行，而对于笃信世界末日说的理论学家、历史悲观主义者和一切黑暗力量的神秘学学者而言，世纪之交的时间点本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因此，施泰纳在那些窃窃私语者的圈子中更像是一位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穿越德国、瑞士、奥地利和荷兰，完成了一场场巡回报告，几乎每一场都座无虚席。1913年2月初，人智学协会成立，其成员主要由受到神智学协会开除威胁的人们组成。施泰纳通过一本又一本书，将一种新的哲学传递给人智学协会的成员们，这种哲学让人们能够理解世界，包括世界体现在人身上的，统一的形象化的时间结构。同时，它还满足了人对某种精神的追求。这种精神不仅难得，而且处于生命循环之中，在超越重生的道路上和与之相关的事件的进程中趋向永恒：“在一段生活中，人类精神似乎是他自己和他从过去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果实的重复……但是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生活的契机，看看宿命性的事件是如何进入生活的。当一个人遭遇了某些事情，首先他也许会倾向于将这种遭遇看作闯入他生活的意外事件。只有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本人正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结果。在不惑之年回顾自己人生的人，对自己心灵本质的思考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而抽象的自我形象上，他会扪心自问：我无非是我所成为的人，是迄今为止，我命中注定要遭遇的一切……”
哲学家鲁道夫·施泰纳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从内心产生的陌生感。这种感觉不但越来越强烈，而且完全与外部的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鲁道夫·施泰纳于1861年出生在克拉列维察，这个小地方在当时属于匈牙利，现在属于克罗地亚。他的父亲本想做猎人和护林员，后来却成了奥地利铁路报务员。他虽然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却带着明显的不情愿，还不可避免地把这种情绪带到了家庭生活中，在原本就有些排斥新移民的地方安家就变得难上加难。母亲弗兰西斯卡·施泰纳对神秘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心地善良但沉默寡言，没采取行动来打破家庭的封闭状态。当铁路公司将报务员约翰·施泰纳提升为车站站长并调往下奥地利黑谷的波茨查赫任职时，这种令人压抑的家庭关系才有所好转。波茨查赫田园风光浓郁，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更友好和开放了，也适合让人渐渐产生家的感觉。
随着人智学协会的创立，施泰纳的工作越来越多。他变得不可或缺，成了激进运动的精神领袖，将自己的思想扩散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施泰纳主要以写文章和做报告的方式，提供了与之相关的意见；他身兼诗人、音乐理论家、编舞、教育家、雕塑家、医生、农民和建筑家等身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也纳成了社会的中心，施泰纳在所谓的歌德纪念馆的建造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一处专用作举办人智学会议和活动的场所，其独特的建筑结构很大一部分来自施泰纳的设计草图。人智学家们的活动，特别是其首席思想家异常活跃的反复无常，很快就招致了嘲讽，直到今天也仍未平息。但是其获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在这些成就中，不仅有人智学教育机构沃尔多夫学校——这些学校在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幻想破灭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与一些继任者不同，施泰纳并不认同思想胁迫，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和幼小的孩子来说，保证他们的自由发展才是教育的最高信条：“沃尔多夫学校不应成为思想学校，我们不会使劲给孩子们灌输人智学教条……我们希望能将在人智学领域所获得的东西运用到现实的教学实践中去……我们必须兴致勃勃地面对当下发生的一切，否则对这所学校来说，我们就是糟糕的老师。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完成个人任务。”
关于人们所知甚少的逝者，有的悼词总是写得很草率，其中会提到，悼词的主人公是个局外人。这是指他有某种不合时宜的特质，但这种特质也为他的存在营造出了一种神秘感，这种特殊存在既难被其他人理解，也难被他自己理解。“生活中的局外人”并不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评价，它还包含着惊讶或固执的疑惑，而这种疑惑通常会与特定的哲学联系起来。这种哲学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无法毫无破绽地融入生活或者满足于被给予的一切。但成为局外人并不一定伴随着痛苦的孤独感，局外人也可以与驱动他的事物互动，就像在进行一场内心的问答游戏，或者将自己融入正常状态，这唯一的优势就是建立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
1925年3月30日，鲁道夫·施泰纳在多纳什歌德纪念馆中他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世。他的死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加严重的过度劳累有关。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他日复一日地超负荷工作。施泰纳的批评家们讥讽他是哲学上的变形艺术家，因为他显然不知羞耻地从各种思想体系里摘取内容，为己所用。对此，施泰纳反驳说，自己的世界观很早就形成了，核心一直没有改变；他对表述所做出的调整，与人类从生活自身生长起来的认识进程有关：因为存在的秘密可以被背负着它的人解读出来：“除了人类之外，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谜，真正的世界之谜。而人类自身就是答案。然而，他的言语中所包含的答案，只能与他对自己生而为人的认识相当……对我而言，认识不仅属于人类，还属于世界上存在和即将成为的一切。仅有树根和树干，开不出花朵，这就不是一棵完整的树；同理，世界上存在和即将成为的一切，如果不能发展成为认识的内容，那么它们就不是真实的事物。基于这个观点，我在每个恰当的场合都会重申：人类不能为自己创造认识的内容，他们只是用心灵搭建一个舞台，好让世界可以有限地经历它存在和即将成为的一切。如果没有认识，世界就不会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