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普鲁斯特属于受过教育的富裕资产阶级，他对沙龙世界和疲惫而高雅的贵族情有独钟，他们对过去的关注远大于对未来的关注，人们担心他们会变得更加麻木不仁、铁石心肠、不善思考，好像只在意充满希望的当下。但是他的出身也具有这样的优势：他几乎不必担心金钱，因而在选择职业时有很大的空间。他在索邦大学学习，在步兵中担任了一年的志愿者，后来做了巴黎马扎林图书馆的助理。他发表论文和短小的散文，没有经济压力，和自己的病做伴，这给了他大量的思考时间，因此，他称自己的病是他真正的伴侣。二十五岁那年，普鲁斯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欢乐的日子》，这本书由于其丰富的功能而显得沉重，结果是一次惨败。然而，普鲁斯特没有因此陷入迷惘，他的艺术正处于基本的成长和成熟阶段。一位朋友的描述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位诗人年轻时的肖像：“他大大的黑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异常温柔，声音甚至更加柔和，带着些喘息。他的穿着非常讲究，丝绸袖口很宽大，常在工装外套的纽扣孔里戴一朵玫瑰或兰花。他还常戴一顶边缘扁平的礼帽，在拜访别人时会放到扶手椅旁边。随着疾病的加重，他得到了充分的允许和鼓励，可以不遵守着装的要求，于是他在沙龙中整晚穿着皮草大衣。由于总是冻得发抖，他一年四季都穿着这种皮大衣。”
实际上，普鲁斯特已经习惯了这种疾病，就像其他不认真对待他的抱怨的人习惯了这种疾病一样。这个富裕家庭的温柔男孩备受呵护，童年一直处在庇护中。他的监护人主要是母亲，父亲以冷漠的表情从事公务。普鲁斯特就读于巴黎著名的孔多塞中学。他对文学甚至哲学感兴趣，自然科学的语言也开始对他产生影响，他逐渐积累起对知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这是一个难以察觉的过程，后来，只有在他的代表作的叙事艺术中，才体现出这一点。普鲁斯特的假期通常是在沙特尔附近的伊利埃度过的，那里是他父亲的老家。博斯和佩尔切这两处历史遗迹，在这里融合在一起，散布在风景优美的山丘上，森林、草地、城镇和宁静庄园汇集一处，后来被普鲁斯特提炼为康布雷的文学景观，虽是人造却并不显得矫揉造作，让人无法错开目光，在内心留下了比其原型更深刻的印记。这里还藏着一个信号，这是年轻的普鲁斯特写作所面临的挑战。马丁维尔的教堂塔楼是这个地区最醒目也最稳定的地标之一，它们矗立在我们这位未来的诗人探索真理和本质的视线中，他以柔和的方式试探着自己语言的潜力：“拐过一个弯，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愉悦感，就像看到落日的余晖返照在马丁维尔的两座教堂塔楼上，似乎在随着货车的移动和道路的蜿蜒改变位置；然后是维约维克，它与那两座建筑相隔一座小山和一个山谷，实际位置要远一些、高一些，但看起来仍然挨得很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记下了那尖端的形状、线条的移动和太阳所在的表面，但我感到这种观察还没有结束，这些运动和明暗背后还有一些东西，我所观察到的一切似乎在同时包含和隐藏着这些东西。”
普鲁斯特的父亲于1903年去世，两年后母亲去世。一直相信儿子的她无法见证此时才开始出现的转机：儿子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整个作品一样，其独特之处都在于补充与融合。从1909年起，他开始创作自己那部巨著，并由此被迫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正符合他那种不合常规的认识兴趣。他与外界隔绝，住在一个裱糊着软木板的房间里，这样就没有噪音和世俗的消息能打扰他了。窗户保持关闭，但是它们不再像往常一样，对“意识的工作”——他这样描述自己汪洋恣肆的写作风格——嘀嘀咕咕，而是持续渗透在形式和含义中。马丁维尔教堂塔楼的景色仍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甚至可以越过它们，看到更多的风景，它们中出现了另一种现实：“教堂塔楼看起来如此遥远，好像我们只向它们走了一点儿，所以当我们在马丁维尔的教堂前停下来时，我感到很惊讶。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一看到它出现在视野中就很高兴，寻找原因的冲动压迫着我，我迫切地想留下脑海中不断变幻的记忆线索……不久之后，仿佛镶着金边轮廓和铺满阳光的表面像果壳一样裂开了，隐藏在其中的东西如今暴露出来，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片刻前还没有出现在我的意识中，此时却在我的大脑中有了语言表现……”
1871年7月10日，马塞尔·普鲁斯特于巴黎出生。父亲是卫生学教授，作为医疗服务的总检查员，他是一位公认的可能也是令人恐惧的专家。从他的专业角度出发，他认为儿子应该成为律师或银行家。对于儿子的文学抱负，他抱着不无合理性的怀疑态度。母亲珍妮·普鲁斯特是一位柔弱而极其敏感的女子，表现出与严谨而清醒的父亲完美对立的状态。小马塞尔在她的爱中生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一直像没长大一样。他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他在八岁那年，经历了第一次剧烈的哮喘发作，之后这种病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喜欢把自己的疾病当作话题，但这弊大于利。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经常说‘我病得很重’‘我还在受苦’这样的话，但只是在表达一种几乎习以为常的状态。我因为无法和他人时常通信联系而痛苦，非常担心和他人的关系会褪色，无力挤进您习惯了道歉和原谅（我的意思不是指怀疑）的耳朵中去。但是事实是这样。我病得很厉害，几乎一直无法下床……”
普鲁斯特在他几乎不知疲倦的意识工作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认识是，事情与表面上看起来有所不同。如果将它们转化为知识，它们将受到普遍的快节奏、时间流逝和突然变化的注意力的综合影响。意识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无法保留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河流中的岛屿，它们是真实和确定的地方，似乎不受风化、腐烂和时光流逝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记忆场所。普鲁斯特发现的实际上是一种记忆的特殊形式，它在其他主观的、知识性的记忆不再能提供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启动。一段记忆的作用如果只是等待被调用和完整显示，一旦它与当前的感官印象融为一体，另一种非自愿的诗意记忆就会展开。这个过程相当于繁殖：从知识中会诞生超越时间限制的新生命，带来幸福的洞察力。普鲁斯特为说明他具有艺术性的记忆举过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其实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叙述者尝了一块玛德琳蛋糕，这是他先前浸泡在茶中的一种小点心：“在这茶味与蛋糕味混合的那一秒，我退缩了一下，舔了舔自己的上颚，被内心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所吸引。一种闻所未闻的幸福独自存在着，而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却在我心中流淌。一瞬间，生活的变迁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其中的灾难成了无害的不幸，它的短暂成了我们感官的谎言，这些通过我所爱的一切在我心中涌现。但与此同时，我感到自己被一种美味的物质填满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物质不在我里面，我就是它。我不再感到平庸、想到死亡。这种巨大的欢乐从何而来？我觉得这与茶和蛋糕的味道有关，但不仅如此，而且性质也截然不同。它来自哪里？意味着什么？我该去哪里捕捉它？”
闭上眼睛去看，可以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核心，因为所有看事物的视角都掩盖了其本质：年轻的普鲁斯特接受了这种认识练习，对此充满热情，而他的同伴们倾向于将注意力投入到寻常的事情中去。然而，或者正因为此，他才喜欢这种认识练习。他怀疑，自己对世界的早期探索是对真理的追求。这种追求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重新找到普鲁斯特一直在仔细寻找的时间。事实证明，如果放弃了非自愿的记忆，时间可以停止。这时，过去的光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而现在给了它确定性。所发生的事情会带来启发性的思想，它们在不可重来的时刻牢牢地抓住了头脑，它们的美好中容不得矛盾的存在，它们是纯洁的馈赠。如果愿意，普鲁斯特会将对柏拉图哲学的基本信仰转化为诗歌。按照这种哲学，我们的认识会在忧郁的记忆中找到永恒的原型。对我们而言，从记忆中摆脱出“纯净的时间的一小部分”，这些文字一旦被逐字逐句地理解，也可以被解读为幸福的信号，成为一种可以回归纯净自我的应许：“这种生命只接近事物的本质，只在它们中发现自己的存在和安宁……一旦重新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闻到一种熟悉的香气，即同时被视为现在和过去，一种不属于当下的现实，一种因此并不抽象的理念，那么所有事物一直存在却总被隐藏起来的本质都在这一刻获得了自由。我们真实的自我有时看起来早就已经僵死了，但还没有完全死去，还能被唤醒并获得新的生命……在时间的秩序中，有一分钟的暂停，它在我们心中重塑了从时间秩序中获得自由的人。然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此时的信仰已成了喜悦；即使玛德琳的简单美味似乎不能在逻辑上为这种喜悦提供充分的理由，我们也可以理解，‘死亡’这个词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时间已经作废，他还会为未来担心什么呢？”
马塞尔·普鲁斯特就是一位这样的诗人，他在自己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以堪称典范和近乎传奇的方式实现了这一高标准。他的多卷本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已经变成了纲领性的作品，成了被插上翅膀的文字，其文学成就依然在继续发酵，由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重新思考和补充。作为文学作品，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大的成功了。后世的评论界往往比当时的更有礼貌，普鲁斯特也必然经历过这一点：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想当作家，即使有的想法只是对现实信号的简单感知，他也明白被看到的东西不仅要被看到，更要加以思考和描述：“所以现在，尽管完全没有任何文学创作的意图，甚至根本没想到这一点，我还是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屋顶、石头反射的阳光和小路的气味所吸引，它们给了我特别的乐趣，这可能是因为似乎有什么东西躲藏在我所看到的东西背后，要求我进行搜索。尽管我付出了所有努力，我还是找不到。因为我确实感觉到它们里面有东西，所以我静静地看着它们，试图超越图像或气味来思考。然后，当我不得不赶上祖父的脚步并继续前进时，我试图闭上眼睛再次找到它。我完全专注于想象屋顶的线条和石头的确切颜色，而在我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它们似乎填满了某种东西并准备好要交给我，而它们本身只是包裹内容的那层外壳。”
随着他的病情不断恶化，马塞尔·普鲁斯特离开了世界。他和世界之间绝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也没理由。他已经看到了世界真正的美丽。普鲁斯特于1922年11月18日去世，享年51岁。实际上，他对未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死亡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只能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发生了，就好像我们带着上一世传下来的义务，背负着这样的负担来到这一世……所有这些承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足以兑现，它们似乎属于基于善良、尽责、甘于奉献的原则而建立的一个世界，而且与我们这里的世界完全不同。我们从那个世界而来，只为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然后大概才能回去，在未知法则的统治下继续生活。我们遵守着这些法则，因为我们自身携带着它们，尽管不知道是由谁签发的——所有深入研究这些法则的精神活动使我们更加接近它，也让这些法则变得不可见——也许甚至不止一次！——只有傻瓜才会留下。”
人们通常对作家，尤其是有才华的作家寄予厚望：他应该能够观察、描述，认真倾听，至少在语言上要像对待爱人一样谨慎，并且最好不要被眼前所见的人、物和事件的正面世界困住，这样人们才会更加信任他。他谈起自己现实的语调可能恰恰是危险的，因为它透露了他更喜欢浮于表面还是潜入更深的地方。虽然作者对语言技能和敏感度的预期都体现在对司空见惯的东西进行描述上，因此可能接近陈词滥调；但从他对现象的洞察力中，可以推断出某种贯穿其整个工作的品质保证。因此，有一些作家会用第二种敏锐的目光将世界——这时的世界仿佛隔着一段距离被投射在作者内心——刻在动人的语言画面中，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诗人。人们之所以会记住他们，是因为他们将短暂易逝的寻常人生与超越时代的艺术品中那不同寻常之处同时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