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远了，但他的形象留在了康拉德的记忆中，而且轮廓清晰。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为自己的一生做出了决定，尽管他在走了些弯路后才看清这一点。那个男人带着山一般的坚毅和阳光一般的热情消失在山口后，吸引了这位少年的注意，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个男人，做出了这个决定。在回顾往事时，康拉德写道：“这样的英国人，一个人一生中也遇不到两次。难道他是冥冥之中昭示我未来的使者，在伯尔尼高地山崖这些沉默而肃穆的目击者面前，用批判的目光在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口对我的决定施加影响吗？他的目光和微笑，他不屈不挠而显得滑稽的热情，使我振作起来……”
家庭教师普尔曼和他的学生继续前进。他们在弗尔卡帕斯路边停下歇脚时，一队徒步者恰好经过。那些人很引人注意，其中有个英国人，虽然不是旅馆里那个蓄着黑胡子的，但更像是他的亲戚，这人也许继承了他的志愿，像他一样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大步流星地向东边走去（身边跟着一位闷闷不乐的瑞士向导），脸上挂着一副兴奋而无畏的徒步者的表情。他穿着齐膝短裤，登山靴里穿的不是通常的长袜子，而是一双短袜——也许是出于卫生的考虑或者是基于某种习惯，总之看起来不那么自然——于是，他的小腿肚暴露在这个海拔高度的稀薄空气中，也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旁观者被它们大理石般的光泽和象牙般柔和的乳白色闪花了眼。他带领着一支小小的旅行队。他的脸刮得光光的，只留着短短的白色络腮胡，脸庞上闪耀着光彩，眼睛里流露出孩子般的兴奋和胜利在望的神采，这些都在表达着他对人类和山中世界的热爱与激情。当他路过我们时，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像脏兮兮的流浪汉一样坐在路边，守着脚边可怜的背包。他抛给我们一个善意但近乎同情的目光，友好地咧嘴一笑，露出亮闪闪的健康的大牙齿。他那白色的小腿肚也肆无忌惮地反射着阳光……”
似乎有一种神秘的魔法在那一刻起了作用，就连家庭教师也无法抗拒。他明白自己已经尽力了。想要说明出海没有意义，能找到许多好的理由，但并没有充分的论据来证明，为何他的学生必须放弃出海这条路。他走入了难以通行的地带，每天都必须有新的发现并证明它们。而真正的决定是一种重复行为，由生活的浮沉变迁中产生，一次又一次以新的姿态融入变幻的要求和答案；既然不存在永恒成立的终极证明，它就要证明自己对每个世界经验和自我经历都是不可或缺的。
暮色中的这所房子原来是当时的一座旅馆，经常出入的主要是当时参与修建一项野心勃勃的大工程——圣哥达隧道的工程师们。他们的行业要求他们主要在地下活动，于是他们都成了幽灵般的存在。人们看不到他们，却隐约能听到他们交谈的声音。直到第二天，他们才露面。约瑟夫·康拉德对此着了迷：“在一扇没有窗帘的窗户边，站着一个瘦削的高个儿男子，他蓄着长长的黑胡子，秃顶，只有两只耳朵上方各有一簇白发。他本来读着报纸，这时却停了下来，他的目光显示出，他对我们的到来深感意外……此时，房间里拥入了许多男人，看起来都不像游客，而且我没看到一个女人。这些男人似乎彼此很熟悉，然而我却不能说他们很健谈……秃顶的男人庄重地在桌子边起首坐下，所有人的举止表现得好像他们是一个大家庭……这些人对生活问题惜字如金，偷听他们用英语聊天让我觉得很有趣——假如这真的能被称作聊天的话。这就是我与英语世界的第一次接触……”
十七岁的约瑟夫·康拉德成了一名水手。他从见习水手开始，接着成了乘务员，通过努力终于被升为舵手和军官——这条升迁之路绝非一帆风顺，也不是没经历过苦涩的挫折。在船上工作赚不了多少钱，况且他也不擅长理财。舅舅塔迪乌斯在经济上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催促外甥谋求船长的职位，还要他努力拿到英国国籍。塔迪乌斯·博布洛夫斯基认为英国是个稳定的国家，有着良好传统，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保障，更何况，英语是世界语言。命运在此时又一次毫不起眼地眨了眼：约瑟夫·康拉德在地中海上航行时看到了一艘船，它衬着广阔的天空向他发出信号：“我看到它飘扬在高高的桅杆顶，突然被海风吹展开来。那是一面红色的旗帜，英国国旗！稀薄而苍白的空气笼罩在南部陆地棕色或灰色的土地上，笼罩在闪着微光的岛屿上，笼罩在暗淡的玻璃一般的天空下，那暗蓝色玻璃一般的海水。而这面旗帜上粗重的红色线条在这样的空气中熠熠发光，越来越小，不一会儿就小得像一个红色的火星，仿佛被水晶球纯净内心的一簇烈火的映像点燃了。英国的红色旗帜——一块象征着保护和温暖的印花布，在所有海洋上空飘扬，它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头顶上唯一应该拥有的庇护。”
父亲去世后，约瑟夫·康拉德来到了舅舅塔迪乌斯家。塔迪乌斯·博布洛夫斯基和他姐夫一样，都是爱国者，但在政治观点上更加温和。他对于革命性的反抗活动不怎么积极，而更愿意相信道德原则和由公认传统推动的社会自我净化力量。约瑟夫对这位舅舅充满尊敬和爱戴，而塔迪乌斯待他视如己出，只想给他最好的。然而，大人认为对孩子最好的东西，往往与孩子本人的意愿背道而驰。约瑟夫十五岁时第一次表达了想要出海远航的愿望，这让塔迪乌斯舅舅大吃一惊。舅舅竭力反对，指出历史上航海的种种危险、动荡和不靠谱，他提醒康拉德，除了海盗，没有一个正派人会通过航海获得名誉和财富。他说水手可不是什么好对象，无论是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他心爱的姑娘来说。因为那姑娘必须留在陆地上，不得不为他担惊受怕。这些实际的考虑对约瑟夫·康拉德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父亲翻译成波兰语的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海上劳工》最终拉近了他和海洋的关系，他对海洋的热爱再也无可动摇。于是，塔迪乌斯舅舅怀着好意耍了个小花招。他把约瑟夫和家庭教师亚当·普尔曼一起送去环游欧洲，经由维也纳、慕尼黑、博登湖和瑞士，最终到达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家庭教师负责规劝自己的学生，把他从“浪漫的幻象”——这是舅舅对外甥的航海梦的称呼——中拉出来。这次旅行确实促使约瑟夫做出决定，然而这非但没有让参与者的计谋得逞，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了。“1873年是美好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我经历了最后一次美好假期……在这个假期中，我们……离开了福吕埃伦的卢塞恩湖蒸汽船，第二天傍晚时分，暮色赶上了我们的脚步，我们到达了……深谷的背阴面，远离人烟，我们的思想不再关注那些生活道德，只操心简单得多的人类问题，比如晚上在哪里露营、晚饭吃什么。因为这里似乎什么也找不到，我们已经在思考是否应该回去，尤其是当我们沿着小路拐过一道弯时，看到一所房子矗立在暮色中，给人一种鬼魅般的感觉。”
8月19日，约瑟夫·特奥多尔·纳乌茨·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正式成为英国公民。他做了三个月的英国船长，一共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年。回头看看，这二十年成就了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家之名，让他从学徒变为了大师。成为作家的召唤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未来作家的头脑中已经酝酿了一些想法，但他在文学上并不活跃，毕竟他对船上的职业期待很高，这给了他沉重的工作负担。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于1894年出版，这部小说他写了整整五年。手稿在旅程中一直陪伴着他，每一行字都是他冥思苦想得来的。然而有一天——这又是一个发生在伦敦的神奇日子，约瑟夫·康拉德的写作变得得心应手，他的笔自由了，独立了，它的道路就是它的目标：“那是一个秋日，空气像一层纱，让这一天显得雾蒙蒙的。然而，在这阴沉中也闪着灼灼的光点——铺在广场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上的阳光。广场上的树，叶子已经掉光了，看起来就像是用羽毛笔画在薄纱纸上似的。这就是伦敦那些散发着神秘魅力和迷人温柔的日子中的一天。在临近泰晤士河的贝斯博勒花园中，这种笼着薄纱一般的氛围并不罕见。我其实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一天记忆尤其深刻……”
约瑟夫·康拉德于1857年12月3日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基辅附近出生。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是一位波兰的爱国主义作家，将莎士比亚、狄更斯和维克多·雨果的作品翻译成了波兰语。他的儿子约瑟夫·康拉德很早就学会了阅读，帮了他很大的忙。约瑟夫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大声朗读整段文章，父亲这时会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去听一个又一个音节，根据聆听的感觉来修正文章。在约瑟夫的印象中，母亲伊娃·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总是轻声笑语，有时她也会参加这样的朗读会。这种充满爱的家庭生活需要团结：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的经济投资出现了问题。1861年，他因为参与谋反活动被逮捕，被流放到位于危险沼泽地带的白俄罗斯沃洛格达。他的妻子在那里患上重病，尽管被送回乌克兰进行康复治疗，但再也没有好起来，于1865年4月去世了，当时她年仅三十二岁。四年后，阿波罗也随她而去，他在克拉科夫举行的葬礼是一场全国性的事件：“我看到了公众的出殡队伍、为送葬而清空的街道、默哀的人群。我明白，这次民族精神抓住了宝贵的机会，在公开发表声明。大批脱帽致敬的工人、大学里的年轻人、伫立窗口的妇人、站在街上的小男孩，他们对‘我的父亲’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忠诚的名声在他们所有人的内心激起的感受。”
当心明眼亮的时刻来临时，这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接下来，人们想要认识最高级的整体，那是一场计划周详的游戏，不需要任何规则，结果却有理有据：“后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正午的阳光般合理，骰子仿佛在那一刻落定了。于是，我怀着一颗坦荡清白的心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质朴，写下了《阿尔迈耶的愚蠢》的第一页手稿。当时那一页大约有两百个词，而在我写作生涯的十五年中，每一页两百个词一直是我的写作标准。”
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公民，但他的祖籍实际上在波兰，名叫约瑟夫·特奥多尔·纳乌茨·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他对命运就有着这样的信念，而且明白如何让它恰好符合秩序原则，就好像这些原则是特意为他制定的。康拉德真正最爱的是大海，这种爱很早就被唤醒了。但实际上，他的爱并没有具体的对象。19世纪下半叶，位于欧洲内陆的波兰处于被德国和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碾碎的危险中。小康拉德身处这样的波兰，爱上的是他从书本和图画中了解到的带着神话传说色彩的海洋。这种热爱源于未满足的渴望，无法与现实相抗衡，只能保持清醒，为真理到来的时刻做好准备。在约瑟夫·康拉德于1912年出版的生活回忆录《关于我自己的报告》中，他写道：“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解释是绝对被认可的，在评判一个人的行为之前，应该考虑到那些不可解释的因素……我们的生命是短暂易逝的，外表具有欺骗性，其实所有东西都具有欺骗性，因为对它们做出评判的都是我们不完善的感官。我们内在的自我可以在其隐秘的决定中保持忠诚和真实，即使是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也能坚持特定的传统，无可争辩地沿着其内在力量确定的道路前进。”
前水手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第二段作家人生中也获得了许多成就。他作品的英文版有二十二卷。然而，他并未因此骄傲自大，实际情况正相反。漫长的海上生活教会了他看到美好、恐惧和失落，这赋予了他谦逊的态度，更从中生发出一些好的品质，比如坚实的自信心、对作品的忠诚、耿直公正，以及对一种超越一切的独特创造性的认可：创造“对我来说，似乎……意义就在于提供一种表演。人们怀着敬畏、热爱、仰慕或仇恨参与其中，却不应带着绝望的心情来忍受它。它所呈现出的东西可以是滑稽的，也可以是痛苦的，其道德意义就包含在自身之中。此外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事情了——欢笑，泪水，同情，愤慨，坚定心灵的安宁，敏锐头脑无拘无束的求知欲……我们在世间的使命，大概就是去留意反映在我们意识中的生机勃勃的宇宙中每一个轻微的波动。要完成这一使命，命运只需唤醒我们的良知，赋予它声音。于是，它会提供真正的证据，证实可见的奇迹、折磨人的恐惧、无边的热情、无尽的智慧、崇高的法律和这场伟大表演永恒的秘密”。
相信命运的力量的人，并不一定是非理性者或对我们所珍视的人类的自由不屑一顾的人。因为命运有着极其精巧的呈现方式，不是某个滚落在人类头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粗暴事件，而是由一系列合乎情理的事件相互连接构成的整体。如果愿意琢磨，甚至可以从中看出每个人相应的兴趣：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可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东西，就会显示出意义。这时人们会说，这是命中注定，并且相信其中存在一种高于所有理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