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还自称为印第安人的朋友，读过《瓦尔登湖》的读者一定也发现了这一点。白种人在与当地原住民的驱逐战中获得了胜利，他们的财富越来越多，世界观却越来越狭隘。“白种人变得苍白，就像带着思想负担的清晨，带着像在聚拢的火堆中窒息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因而不猜测，只是算计，对民众颐指气使，却对当权者俯首帖耳……”他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视线的焦点从事物的本质上被移开了：“他们可以砍伐起伏的森林，却无法与倒下的树木的精神进行对话；他们读不懂诗歌和神话，这些都在他们的大步前进中退隐、消亡了。”
梭罗所看到的自然确实值得细细赞美：它“总是那么富于创造力，就像一位工匠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不断发明出新的图案。垂在岸边的云杉经过风吹日晒，落入水中，枝条变得雪白而光滑，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态”。梭罗明白，自然科学家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对自己的成功更感兴趣，为此，他们甚至可以剥削自然，拿来交易：“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通常是某个文书匆忙间拼凑起来的清单或上帝财产的总结……自然科学家们认为，除了由他定义的彩虹之外，我不应该看到任何东西。但我不在乎自己眼前呈现的，究竟是在清醒状态下看到的图像，还是对梦境的记忆。”
梭罗的第二本书为他死后获得的名声做出了贡献。这本书就是《论公民不服从的义务》，它比《瓦尔登湖》影响更甚，因为它对政治投了不容商量的不信任票。撰写这本论战小册子的原因似乎微不足道：梭罗拒绝向马萨诸塞州缴税，于是马萨诸塞州政府公事公办，将他投入了监狱。梭罗只在监狱中待了一个晚上，因为有一位女保护人酌情还清了他的债务。然而梭罗不愿再压抑自己的愤怒，终于写成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通俗易懂，却显而易见，难以在现实中实现：“思想、幻想和想象，这些东西不会永远长期死寂；而当一个人能在其中自由驰骋时，那些蹩脚的统治者或者改革倡导者就永远不能威胁他、阻碍他。”政治根本不是梭罗的事情，他对此做不了什么，只觉得它最近被高估了：“政治虽然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就像相应的人体器官一样，应该在不知不觉中驱动整体。它是……一种植物性的生命。有时，我会在恍惚中清醒地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人在生病时对消化过程更加留心一样。”梭罗所倡导的文明的不服从具有跨时代的现代性，得到了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甚至比尔·克林顿的认同。克林顿还于1998年在康科德设立了一所豪华的梭罗学院。如今，他所担心的个性受到匿名的、以自由之名施行的束缚的诱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
梭罗最初想做老师，但他无法接受学校的管理制度，因为他拒绝对学生“施以必要的体罚”，尽管这在当时是教育的基本理念之一。在那之后，梭罗在各行各业都干过一段时间，这些行业与他的个人理想无关，只是为了维持生计。梭罗与先验主义的理论家代表爱默生最谈得来，前者将后者当作某种意义上的管家，最终为自己死后赢得声誉带来了契机。1845年7月，梭罗搬到了瓦尔登湖畔的一所小木屋里，在那里住了两年。最初他独自居住，但也与他人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以免彻底变成“野人”。那种总体来说并不能让梭罗信服的文明，还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内：梭罗离他最近的邻居只相隔半小时的路程，步行就可以轻松到达康科德小城；尽管看不到铁路，却总能听到火车的声音。因此，这谈不上与自己居住的世界告别，虽然梭罗在进行这样的尝试；这是在大自然的指导下进行的寻找自我的实验。梭罗为此写的那本书——《瓦尔登湖》在出版的最初五年里就卖出了两千册，在作者死后成了那些迷恋自然的怪人和自愿的隐居者们膜拜的纲领。梭罗自己恐怕也不会立即明白这其中的缘故，毕竟他后来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在瓦尔登湖畔逗留两年后，毫不犹豫地宣布这种生活结束了，并且再也不想考虑那些受制于理论的绿色生活指导方针。
亨利·戴维·梭罗因肺结核于1862年5月6日去世。当时的一位讣告撰写者觉得这件事多少有些滑稽，他写道：“这真是命运的讽刺，一位过着自然生活的人，竟会死于结核病这种大自然对文明生活的惩罚。”我们今天仍然能从梭罗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自我发现虽然是一门艺术，也应适可而止，因为它经常被捧得过高。一位与梭罗同时代的欧洲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为那些狂妄的人写道：“自我想要成为他自己，显然是因为这在他被赋予的力量范围内。”克尔凯郭尔认为这种力量是上帝，梭罗认为它是自然。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梭罗所信奉的自然，与上帝相去不远。
声名远扬当然是件大事。如果生前名声不怎么为人所知，死后的声誉也是有可能流传下去的，只是就像人们从已故者的例子中了解的那样，这种声誉往往是盖棺定论。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于1817年7月12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毫无疑问，他在死后简直被奔涌而来的声誉吞没了。这一点在他生前是无法预见的。受德国唯心主义、英国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启发，美国掀起了先验主义运动，而梭罗作为领头人物之一，却常常阻碍它的发展。客气地说，他的行为举止不是最好的。就连他人的问候，他都认为是一种负担，而和他握手的人，感觉——就像梭罗的导师，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的一样——像是“握住了一根树枝”。对于梭罗的外貌，诗人纳撒尼尔·霍桑写道：“他样貌丑陋得像是生来有罪，鼻子很长，嘴巴歪斜，举止粗俗，像个没有教养的农民。”梭罗对这种看法并无异议，他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不需要外人的肯定。霍桑总结道：“……这是一位思想丰富的原始人，个性中有着一种毫不妥协的固执，让人想起铁质的拨火棍。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但经常近距离接触会让人筋疲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