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在年轻时就试着搞清楚，这样的真理应该不仅限于为理解自己而不懈努力。他认为，自我认知并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起作用的，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才能进行。没有上帝的欣赏，个人无论多么聪明，他的意识都只是在做机械运动。他虽然可以认识自己，但无法坚持自我，因此会一再地迷失。二十二岁的大学生索伦·克尔凯郭尔在笔记中写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与我自己商量，我该做什么，而不是我应该认识什么。换句话说，行动必须先于认识。我所需要的，是过完整的人的一生，而非知识的一生，这样我才不会把我的思想发展建立在被人们称作客体的事物之上……而是建立在与我存在的最深根基紧密相连的事情上，它们能使我朝着神圣向内生长……重要的正是这种人类的内在行为，这种人类的神性，而不是大量知识，因为它们会随着这些而来……”
克尔凯郭尔自己的传记乍读起来内容不甚丰富，但正契合了他的这种观念。他的传记证明，与神的邂逅并非发生在周日的例行拜访，而是一个痛苦而敏感的持续认识的过程，它迫使个人臣服，束手就擒。人不需要变得苍老，就可以在艰难的生存中感知到存在的孤独，这会让他失去寻找理由和借口的兴趣。个人的存在不取决于他幸福的生活，也不取决于外在的成功或他人的评价。能让他产生共鸣的，是“世界的内在”（里尔克），他一定会在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理，并最终找到。
三年后，1838年8月11日，神学院学生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成功商人米凯尔·佩德森·克尔凯郭尔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的儿子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父亲在星期三晚上两点钟去世了。我内心有一个愿望，希望他能多活几年，于是我把他的离世看作最后的牺牲，将他的爱传给了我。因为他并没有离开我，而是走入了我的内心，在条件成熟时，他会再次现身，帮助我有所创造。”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最殷切的愿望，就是看到自己最小的儿子能通过神学考试，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有义务用努力顺从的行为来满足父亲。在一段时间内，他变得异常勤奋，投入到学业中，用相当短的时间通过了考试。克尔凯郭尔终其一生，都与父亲维持着一种矛盾又令人捉摸不透的疏远关系。父亲的去世最后一次显示了对他的爱。从此时起，父亲成了“超父亲”：克尔凯郭尔将父亲的形象升华成了文学人物，代表着世界观的榜样，对儿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教育过程如严格的练习，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在一篇题为《约翰内斯·克里马库斯，或一切皆可怀疑》的文章中，三十岁的克尔凯郭尔借约翰内斯·克里马库斯之名，描述了一种童年，文字和思想的游戏成为寻找真理的练习。而对真理的追寻只有内在的丰富性，与由科学严密控制的知识无关。“父亲在强大的幻想中，与一种不可抗拒的辩证思维联系在一起。当他在某些时刻……与他人陷入争执时，约翰内斯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比出于某种盛大秩序中的一切更为重要。父亲首先会让对方畅所欲言，再谨慎地询问对方是否还有话要说，然后才答复……父亲的陈述总是在对方的陈述告一段落时才开始。但看哪！一转眼的工夫，一切都不同了。这种反转是如何发生的，对约翰内斯来说始终是个谜，但他的内心对这一幕喜闻乐见。对方提出新的观点，约翰内斯听得更加专注，以便能让争论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很快，一切又发生了反转，可解释的变得不可解释，确定的变得可疑，对立的观点变得合理……约翰内斯忘记了一切，不论是父亲的观点，还是对方的观点，但这种灵魂的洗礼让他无法忘却……他年纪越大，父亲对他的影响就越大，他也越注意那些令人费解的事情；就好像父亲已经暗中知晓了约翰内斯想说的一切，一句话就能使他阵脚大乱……其他孩子在诗的魔法和童话的神奇中获得的东西，约翰内斯在直觉的安宁和辩证的变换中得到了。这让孩子高兴，是小男孩的游戏，也是少年的乐趣。他的生命以这种方式有了独特的延续性，它没有逐个描述各个时间段的种种过渡。随着约翰内斯年纪渐长，他没有拥有玩具，因为他学会了从另一些事情中寻找乐趣，这些事即将成为约翰内斯生命中严肃的事业，并且无论如何也未曾因此失去过吸引力。女孩子会一直和娃娃玩儿，直到爱人代替了娃娃，因为女人的整个生命就是爱情。他的生命也有相似的延续性，因为他生命的中心是思考。”
索伦·克尔凯郭尔于1813年5月5日出生在哥本哈根，于1855年11月11日在那里去世。他认为自己一生都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对自己的误解中，而他想告诉他们的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信条。它是一种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深刻化的智慧，不信任事物普遍的可见性以及现象和符号组成的表象世界。在这种智慧中找不到上帝的存在，尤其在以充满审视的浑浊的目光只盯着寻常之事，盯着仿佛人造产品的世界时。没有人能在麻木迟钝、尽人皆知的习惯中发现上帝，上帝只有在存在的孤独中才能被发现，那里只有他自己，不得不追问自己存在的真正原因。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这个问题显然关系重大，会影响到整个人生。他问道：“人总是借助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风俗习惯，依附伦理观和世界历史的交替，生活、结婚，受到敬重，成为一个人、一位父亲和一名守护者，却觉察不到上帝的存在，从未真正发现伦理的无限性——上帝不正是如此隐秘地将自己隐藏在作品之后，让人好好地完成这一切的吗？就像母亲叮嘱刚进入社会的孩子‘举止要得体，表现得像其他孩子一样’，于是他就这样活着，表现得像其他人一样……”上帝是不可见的，想要见到他的人，不要期待他大张旗鼓地驾到，也不要指望他会威严赫赫地巡视：“如果上帝以一只神秘罕见、长着红嘴巴的巨鸟的形式现身，坐在城墙上的一棵大树上，以奇特的方式叫着，那么世人一定会睁开眼睛……这是一种彻底的异教思想，即认为上帝会直接与人对话，比如显出引人注目的奇迹，好使人惊讶。但人与上帝真正的精神联系……是通过打破内化实现的，这是上帝的小诡计——是的，他不是最惹眼的那一位，而是不可见的，因此人甚至意识不到他的存在，而他的不可见正是他无所不在的明证。”
从丹麦国立教会监管下的神学院结业并顺利毕业，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并非易事。他很早就对官方的基督教会深感厌恶，因为他从中只看到对作品粗暴无礼的例行公事，对规定的教条遵循，在神谕中自我满足，更多的是出于舒适和安全，而不是真正接受那些奇闻。但生命正是在其中发展成独立个体。克尔凯郭尔一直在提升自己，他对国立教会里上帝的仆人的批判，以无害的不友好开始，以令人恶心的厌恶结束，也许他有某种高尚的目标，但已经不再讲究任何礼节了。1855年，在克尔凯郭尔逝世半年前才出版的檄文《瞬间》中，他惩罚了自己最爱的敌人，令人厌烦的是，这些人其实从未深入了解过他：“在牧师面前保护好自己！信仰基督意味着忍受说教。相信我，正如我是索伦·克尔凯郭尔一样，你对此得不到任何官方牧师的确认，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么说对他而言，相当于自杀；同时，一旦说出这些，普通基督徒就会被要求忍受这些说教。整个机制被一千镑和官员们搞得乌烟瘴气，这一千镑是耻辱。因此，你不会从任何官方的牧师口中听到这些……”他没有做进一步解释，但做出了一个譬喻。克尔凯郭尔补充道：“食人族动作迅速：他会猛地跳起来，扑向他的敌人，将他们打死，吃掉一部分肉，然后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继续以普通食物为生，直到敌人的残暴野性再次袭来。但牧师作为食人族是另一回事。他的吃人本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处心积虑，精明算计，一生只为这件事活着。而这种谋生方式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且收益还在年复一年地增加。牧师适应了在乡间别墅产业的舒适生活，升迁的前景也很广明，妻子怡然自得，膝下儿女成群。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光荣的苦难，归功于救世主，归功于信徒，归功于真理的见证者。他以此为生，甚至为食，在愉快的生活享乐中，用这些喂饱了他的妻儿。他把这些荣耀塞进了腌制桶。”
因此，存在着两种认识自我的类型。一种非常普遍，应用于治疗许多头脑中不幸的意识。这种自我在受到质疑时，愿意做出答复，却无话可说，因为它倾向于高估自己，同时忽视自己存在的真正理由。另一种认识自我似乎更像是少数人的乐趣。它作用得更彻底，追问人们一直在寻找并最终找到的自我是否真的可能存在。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在背后主宰一切的是上帝；当自我看清了自己，并且发现，虽然它可以在正常事务中完全自主，但最初和最终的动机都取决于一种绕过审查的著作权，这时，自我才会显露出来。自我发现需要做出决定：我的自我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或者我需要为“扩展”（卡尔·雅斯贝斯）打开自己；这种扩展来自远方，不需要名字就可以在场——我就是“我在”（《出埃及记》3∶13—14）。克尔凯郭尔选择的自我发现之路只能以“艰巨的方式”进行，他无法打消疑虑，也深知绝望的感受，但确信在我们为知识所付出的努力之初与终点，都存在着上帝的指引。对我们来说，这种确定性不再需要得到许可，显然它不需要上帝的参与，而上帝已经容忍了许多事情，不必再为怀疑者们的论调操心。无论有没有上帝，认识自我——尽管有着诸多反对意见——依然值得，尤其是当它回溯到自己的源头，发现渺小的自我需要得到照料之前，它会一直保持匿名，且无法取消。
这种对基督教的不甚热心正符合当时自我满足的时代精神。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类沉醉于自己的精明能干，到处洋溢着理智的精神，即按照功能性和目的性的标准来衡量上帝和世界。人们对这种活动的着迷或许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与真理相距甚远：“随着理智的增长，某种特定的对人的认识也在增长，即我们何以为人或何以在这个时代为人——一种将人性当作自然产物的自然科学统计学知识，从地理学、气象学，如风、降雨量、水位等角度出发进行解释。至于我们人类是否这样一代代退化，这种对人的认识根本不关心。它只是准确说明了我们的状况——给出了我们的行情和市场价格——出于精明，可以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利用人类来谋取自己的幸福，从世界获利，维护并掩饰自己的贫乏与平庸，或者在偶尔交到好运时，出于善意进行科学的质疑。此后，尽管理性在增长，但对于我们如何根据上帝的要求和理想做人，却越来越少被询问到。”
尽管以认识自我的方式来消磨时间存在一些争议，而且也无法提供任何保证，但这一想法还是一如既往地受欢迎。认识自我成了一种值得向往的生活目标，其过程远比到达终点要有趣得多——因为这个终点很是无聊。倘若一个人认为他已经认识了自己，那么他就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而更想要在内心安静地栖息。这就让他屈服于一种高效的错误，即认为他的人生是否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能够认识自我。然而实际上，负责评判是否能够认识自我的是一个更高的存在，它会对所有申请回以崇高的拒绝。在日常事务中，认识自我是一种毫无乐趣的活动，必须一再重复，处理陌生的事务。因为它所涉及的自我并非真的从自我中产生，而是服务于一种宁愿隐藏自己的力量。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称这种力量为“上帝”，可以简单地将其当作承载着人类生命的秘密，而不必真正揭示它是什么。这样很好，因为一旦我们了解了一切——尤其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发现在其背后还存在另一个不愿被知晓的理由，我们建立在可预测性基础上的世界观将会无可救药地被击败，进而会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精神。
理性总被高估，却从未被质疑，此时已触到了边界。然而或许正因如此，它依然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更趋近这种近乎精美的白日梦般的思想，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幸福，这种幸福由外力决定，也因此能深入人心：“沉静的崇高感腾起在初升的暮色中，一颗星亮起，黑暗越来越浓地覆了下来；人们不断地看到新的东西，直到整个社会都变得可见……富人亮着车灯，开车驶入黑暗的夜，他比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穷人看到的要多一点点——但他也看不到星星，正是他的车灯妨碍了他的视力。一切世俗的理性正是如此，它可以让人看清近处的事物，但也会剥夺人们无尽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