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声明让费希特毫无争议地跻身著名作家之列，这一过程近乎传奇，缓解了之前费希特的窘迫。他现在可以考虑发展出一套（超越康德的）自己的哲学了。根据他的孙子爱德华·费希特的回忆，促使费希特最终下定决心的时刻，是在1793年11月的某一天：“有……一件事被提到了，他后来在朋友圈子中说，他当时对哲学的最高原则反复思考了很久，当他站在冬日的暖炉边时，却如醍醐灌顶，突然被一个想法攫住了：只有自我这一纯粹的主体客观性概念，才能成为最高原则。”
柯尼斯堡的哲学家，是某一部但绝不是这部作品背后崇高的作者，他认为有必要做出澄清：“《试评一切天启》的作者，是一位几年前短暂访问过柯尼斯堡的人，原籍卢萨蒂亚……神学院的考生费希特先生……我丝毫没有参与过这位才华横溢的先生的工作，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因此，我认为自己必须将他应得的荣誉完完整整地还给他。伊曼努尔·康德。”
费希特认为自己发现了哲学的基本原则，它存在于自我中，康德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自决的作用，但这一点完全无法与被一笔带过的认识要求达成一致。费希特没有佯装谦虚，他直接将主体的认识要求转移到了客体上，因为他相信，在自我中始终进行着无限丰富的反映活动，正是这种活动让认识成为可能。这种活动的神秘作用被费希特称为“设定”，它被普通的认识活动阻止，仅仅表现为“理智的见解”，即在自我基础上的意识的本质说。费希特坚持他对于自我的论断毫不妥协，同时也在这种对于创造认识的赤诚和个人知识的矛盾中，发现了哲学的问题在于，它必须能够指导真实世界，即为普通人描述纯粹且必然会发生的现实。费希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原则上为自我和非我划清了界限，即非我依赖于一开始对自由的限制，那种无穷无尽的活动突然间遇到了来自现实的阻力：“一切现实的基础是自我和非我的相互作用或融合。如果非我与自我的活动无关，那么非我就是非现实的……自我是第一性的，非我是第二性的，因此，我们可以独立考虑自我，但不能独立考虑非我。”
这位先生尽管十分慷慨，还是没有应允费希特的无理要求。不过他解释说，自己已经决定要为费希特的处女作尽一份力，因为他认为此书有出版价值。在康德的引荐下，《试评一切天启》被移交给了柯尼斯堡的出版商哈通。哈通在发过牢骚后，甚至愿意在拿到书稿后直接支付报酬。1792年复活节展会期间，费希特的处女作出版了，而对此感兴趣的人将此书看作期待已久的康德对宗教哲学的批判文章。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在1792年6月30日的《知识界特刊》中写道：“在此，有必要向公众介绍一部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极其重要的作品。它在这次复活节展会上首次亮相，题目是‘试评一切天启’，由柯尼斯堡的哈通出版。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围绕人性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就算只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也能立刻认出这部作品背后那位崇高的作者。”
费希特在论述中显示出了成熟的技巧，他用看起来通俗易懂的概念筑起了一种复杂的思想，这种思想与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十分新颖。但他选择的术语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为自己的纲领招来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嘲讽者。首先就是歌德，他在读过费希特的文章《知识论概念》后，私下里和哲学家雅各比交流道：“你这个亲爱的非我，想要偶尔和我的自我聊一聊你的想法吗？祝生活愉快，顺便向你身边所有善良友好的非我们致以问候。”
费希特在华沙没能顺利得到家庭教师的职位，但在归途中，他在柯尼斯堡停下了。他决定去拜访自己十分尊敬的康德，而后者对费希特的拜访却表现得相当冷淡。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他几乎已经完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却被各种因上了年纪而带来的不如意搞得心烦意乱。费希特将自己的处女作《试评一切天启》寄给了康德，康德对这部作品大为惊讶，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还邀请费希特共进午餐。桌上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费希特原本应该满意了。但是第二天，老问题又出现了：他必须确定自己再次破产了。在绝望的驱使下，费希特做出了一个有些冒失的决定，他给康德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恳求他借钱给自己：“最尊敬的教授先生！……我还有两枚杜卡特，而这些也不是我的，因为我要用它们支付房租这类开销。也就是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除非有哪个陌生人会在我算好的时间前……垫付我归程的花费。除了您，慷慨的先生，我不知道还能向谁恳请这笔钱，同时不必害怕遭到当面的嘲笑。”
歌德并不认同抽象的反映论，他后来对费希特更是表现出了讽刺的态度。1794年，费希特踏入了歌德的直接影响范围，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费希特声名鹊起，大家都在讨论他的知识论，却连这种理论的一半都理解不了。有一段时间，费希特被认为是流行哲学家的领军人物，接着就慢慢走了下坡路。他与同事（主要是学生社团）冲突不断，强烈批判他们“放纵的行为”，因为总有人在晚上砸他的窗户。费希特在向国务部长歌德申诉时，后者告诉他：“那么，您看到了完全的自我陷入了尴尬境地，显然麻烦来自那些非我，有人扔了它们——当然是很不礼貌的，于是它们穿过玻璃窗飞了进去。自我在这件事中，就像一切事物的造物主和保护者，正如神学家告诉我们的，他还没能完成他的造物。”
费希特是在1790年转向哲学研究的，当时，他的个人情况变得很糟糕：他那时在莱比锡任家庭教师，几乎丧失了经济能力。在这种不幸的情境下，有个学生找到了他，请他为自己讲解康德哲学。费希特答应下来，因为棘手的经济状况让他别无选择。此前他还从未读过康德的任何一行文字——尽管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已经被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了。费希特迅速沉浸在康德的文章中。对他来说，康德的作品就像“一部启示录”：“我在其中发现了一种能够充实头脑与心灵的事业，我狂热的宣讲渴望沉默了：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尽管日复一日为挣面包受窘，然而我当时也许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之一了。”
费希特似乎不适合教学事务，他发现自己很容易误会别人，动辄小题大做，像大部分自修者一样，有一种过于突出的自我价值感。在他之后生命的每一站（主要是埃尔兰根、柯尼斯堡和柏林），费希特都会发现，他的批评家们一次次指出，这位哲学家身上有着一种“不可消除的令人讨厌的本性”。1811年，费希特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柏林大学的校长。那时拿破仑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既扮演着暴君，又扮演着自由的代言人，那是一个政治观点鲜明的时期。费希特深入思考了“封闭的商业国家”的可行性，并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8年）。这部作品既清楚明了又容易让人误解，以至于后来的纳粹也援引此书的观点作为依据。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下面仰望，是一座带着神秘气息的思想高山。在攀登过程中，我们会一再看到那些引人注意的风光，同时也常常会被康德、黑格尔、谢林和费希特这些名字吸引。康德被认为是创始人，但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创立，只是想给这种哲学理出头绪；黑格尔跳过了对安全的怀疑，全盘相信了这种哲学——主要是他个人的哲学思想；谢林是一位天才，一开始遥遥领先，却被起步晚于他的青年时期的朋友黑格尔超越了——当然他从不承认这一点，他虽然比自己的同事活得久一些，却再也未创造出能够超越早年取得的声名的成就来。在他们当中，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渐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也许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最独特的一位思想家，然而事实证明，他死板、不知变通，人们在生活中很难与他打交道，这却为他稍显仓促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更多的回旋空间。
总的来说，费希特的哲学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古怪。直到今天，它还在为我们提供无条件的自决实现的契机，如何在依赖增长的基础上获得个人意识。费希特将哲学以模范的方式和它的主体，即具有反映作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费希特最著名的句子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直到今天还是一句格言，这一点也不奇怪：“一个人会选择怎样的哲学，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人。因为哲学体系并不是一笔僵死的财产，任凭人丢弃或接受，尽管我们通常喜欢这样认为。拥有某种哲学体系的人，会以自己的灵魂赋予它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