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首先，歌德面临着一项新的工作：1779年1月，他接管了战争委员会，就任相当于防御部部长的职位，隶属于某支令人胆寒的军队。在他就职时，军队有五百三十二名步兵，一支小小的炮兵，还有三十名骑兵。1782年，歌德被授予贵族头衔，得以被正式称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枢密公使馆参赞——虽然他已经是了。然而他的生活几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名望越来越高，承担的国家责任越来越重，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更快乐。于是，该发生的事自然而然地发生了：1786年9月3日，歌德去了意大利。他为此思考了很久，动身前准备了更久。歌德的决定，几乎无人知晓。他的仆从菲利普·塞德尔在魏玛坚守岗位，向来打探消息的好事者做出模棱两可的回答。歌德请求公爵让他休一个时间不定的假，后者批准了。
歌德被数不清的责任吞没了。一开始，他不再为爱情花费徒劳的精力。然而后来，他认识了比自己年长7岁的贵族女士夏洛特·冯·施坦因，随即与她发展出了一段不一般的关系。这段爱情与他至今经历过的都不同：它发生在当下，却仿佛带着某种隐秘的记忆，让歌德追忆起过去。他整日思考，然后，他的诗情再次焕发了。
歌德的生活之魂在意大利再次苏醒了。从9月28日到10月14日，他都在威尼斯，之后他去了罗马——他心中真正的目的地。在罗马，他住在一个德国艺术家聚居区，这让他可以混在其他人中间。此前让他倍感困难的事，如今变得轻而易举。1787年2月到6月，他去了意大利南方旅行，看到了庞贝古城、咆哮的维苏威火山；踏上了西西里岛，在一座植物园的意外逗留让他迸发了“原植物”这一灵感，这成了他对所有生命形式的认知模型。歌德走得很远，这让他一步步从渺小走向了伟大。他的感官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他看待一切都有了新的角度。杰作已经不算什么了，令人眩晕的灵感、无法抑制的冲动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这些过后留下的东西才重要——那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那些现实中的理想化身，那些普遍中的特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永恒存在。他在寄往魏玛的信中写道：“我生活在……这里，带着清醒和安宁，这些我早已感知不到了。我学着按照事物真实的样子去观察和感知它们，忠实地保持目光的明亮，不被蒙蔽，彻底放弃了一切非分之想，这些对我大有裨益，让我在宁静中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每天都有新事物令我惊奇不已，每天都有新鲜的、伟大的、奇特的景象，这整个经历都是我长期思考和梦想的，却从未能凭借想象力而实现……现在我回到自身，就像人们在各种场合喜欢做的那样，我发现了一种情感，它让我感到无尽的愉悦，我甚至不惮于承认这一点。凡是认真环视这里的人，凡是用眼睛去看的人，一定会变得坚定，会前所未有地真实领悟到坚实的意义……”
歌德白天旺盛的精力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点让他变得不可或缺。1775年11月22日，他在寄往法兰克福的信中写道：“我的生活就像一场雪橇之旅，伴着叮叮当当的喧嚣极速滑行，沿着起伏的滑道上上下下。上帝才知道，我经历这些历练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动力，一切都会变好的……”1776年6月，他以枢密公使馆参赞的身份正式参与魏玛的政务工作。他的年薪是1200塔勒，隶属于最高政府委员会，即枢密委员会。他的工作与诗学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他要拟定新的防火规章，接手了公爵的道路修建管理处——这个部门有大量工作要处理，因为道路和街道状况极其糟糕；相应的，他还要负责一个与之临近的职能部门，即水利建设委员会，推进排水设施建设，保证其能满足洪水来袭时的排水需要。外交事务也离不开他，另外，他还要组织魏玛的文化生活。
1788年6月18日，歌德回到了魏玛，这座城市却没有表现出对浪子归来的喜悦。歌德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我从多元的意大利回到了死气沉沉的德国，明朗的天空变得阴郁昏暗。朋友们非但没有安慰我、重新接纳我，反而把我推向了绝望。我痴迷于最遥远的、几乎未知的事物，我对失去之物的惋惜悲叹好像冒犯了他们，我怀念每一种归属感，可没人懂得我的语言。”冯·施坦因夫人此前就经常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此时更加冷漠了。她怪罪歌德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逃往意大利：歌德和一个市民家庭的俭朴姑娘——比他小十六岁的克里斯蒂娜·福尔皮乌斯——谈起了恋爱。而让施坦因夫人大为光火的是，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段关系。不久后，他就与克里斯蒂娜同居了，保持着类似婚姻的关系——魏玛人一定对此习以为常了。1789年的圣诞节，这对恋人的儿子奥古斯特降生了。歌德与法国大革命这一欧洲大事件保持着距离：“……我不可能是法国大革命的盟友，因为他们的那些暴行与我太近了，每一天、每一分钟都令我愤怒，而那时还根本无法看出，这场运动会带来什么好结果。”歌德在政治中也是个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规定的权利有限，但整个政体运行良好，那么这就好过一个将尘世天堂许诺给自己公民的社会。
1775年11月7日，歌德踏入了魏玛这座至今仍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城市。1775年9月，卡尔·奥古斯特成年了，从自己的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手中接过了政权。歌德与公爵近乎父子般的亲密感情维持了一生。即使到了晚年，诗人以温和的目光追忆过去时，也只愿看到自己这位最高级别雇主好的一面：“我到魏玛时，他刚十八岁。但在那时就能看出，他已经长出了蓓蕾和萌芽，假以时日定会长成一棵大树。不久后，他就与我结下了最诚挚的友情，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表现出完全的兴趣。我比他年长十岁，这一点对我们的友谊很有好处。他会整晚坐在我身边，与我进行深刻的谈话，内容包括艺术、自然，还有各种随口提到的好话题……他就像名贵的葡萄酒，处于浓烈的发酵过程中，没有完全了解自己的力量；我们经常聊到几乎声嘶力竭。我们会骑着狩猎的马穿过牧场、墓园，涉过河流，登上山坡，连续数日在山区中穿行，累到筋疲力尽；每晚在开阔的天空下野营，或者在森林中围在篝火边——他喜欢这样。继承公爵的爵位，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他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奋力争取、去攻克，直到最终得到，这对他来说才有意义……我不否认，一开始他让我忧心忡忡。然而他天生就是能成大事的人，很快就厘清了思绪，把自己塑造成了最好的样子。因此，同他一起生活和工作，真的是一种快乐。”
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友谊，给了歌德持续不断的慰藉。将两位诗人维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个人生活领域的经验交流，不如说是一种时而立足现实，时而超越时代的对话。席勒和歌德将现实抛在了身后——更确切地说，是甩在了身下。他们高高腾起，丈量着理想的天空，寻找着现象世界所立足的永恒。然而，他们却又脚踏实地：对于那些根据他们的权威观点来看，显然天资欠佳的诗人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他们总是表现出不友好甚至粗暴的态度。1805年5月，席勒去世后，歌德的“根基动摇了”。
从1773年到1775年这段时间，是歌德高产的几年。但他写下的一切并非都流传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很不满意。歌德有个习惯，他会时不时重新严格审视自己的作品，保留那些让他满意的文章。至于剩下的，他会毫不犹豫地付之一炬。这时的歌德已经跻身社会名流，常有客人拜访，人们想亲眼见见他，亲口与他交谈。歌德被蜂拥而来的女士们包围了，他乐于与她们发生风流韵事，带着愉悦的心情写下了这些经历。但接下来，他对爱情认真了起来，因为他认识了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女儿，时年十六岁的莉莉·舍纳曼。这段感情开始时，和别的普通调情并没什么两样，却渐渐变成了“深沉的激情”，让心情压抑的艺术家——几乎已经年迈的歌德再次感受到了渴望爱情带来的哀愁。与莉莉的这段爱情已经发展到了订婚的阶段，然而矛盾却日益激化——并非来自相爱的双方，而是来自两方家庭的挑拨。歌德本来就是一个感情羞怯的人，他按照惯例选择了逃避。他和施托尔贝格兄弟——这对兄弟同为诗人和翻译家，共用一个名字写作——一起去了瑞士旅行。在回法兰克福的路上，他经历了命运真正的转折。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将他召唤到了魏玛。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也以这次命运转折结束。他将自己从以往的一切中剥离出来，弃绝了莉莉、爱情，以及不久前才定下的计划，前往魏玛，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歌德用自己的剧本《埃格蒙特》中一句有力的话向过去的生活告别：“孩子啊孩子，别再继续了！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精灵，鞭打着时间这匹白驹，驾着我们命运的轻盈马车驶过，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我们，只有勇敢地紧握住缰绳，控制车轮前进的方向，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躲开这里的石块，时而绕开那里的滑坡。至于它将走向何处，谁知道呢？它从来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在此期间，欧洲还有另一股风潮：拿破仑成了新的强权代表，德意志的小公国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即使是普鲁士这种德国主要权力中心，也无法与之抗衡。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败后，法国人涌进了魏玛。歌德这个最希望置身事外的人，却切身经历了这段他最不愿看到的不愉快的政治动荡。有一次，两个喝醉了的士兵开始闹事，想要揍他。这时，克里斯蒂娜挺身而出，挡在了自己的男人面前，而歌德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束手无策了。这个女人的勇敢，她一直以来的忠诚和深深的关爱，终于让歌德考虑已久的想法成熟了：他要娶克里斯蒂娜·福尔皮乌斯为妻。1806年10月19日，两人在魏玛城堡教堂成婚。这段超过十八年的同居生活，对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略显超前，但两人最终修成正果，成了合法夫妻。
他邂逅的这段不幸的爱情，将他推出了原有的轨道，但其实这并非不幸，恰恰相反：这段爱情为他提供了文学素材，他只需要稍加构思，把它写出来即可。当年秋季，他出版了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让他一举成名。书中的主角维特有着过于丰富的情感，爱得太热烈，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在痛苦的美好和最忧伤的幸福中崩溃了。一个人如果像维特一样，他就无法以普通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他经历的一切都带着持续的极度期待。以贯穿全书的强烈情绪起伏来衡量，维特的结局透露出一丝幸灾乐祸般的清醒。读者甚至可以推测，作者本人一定已经受够了爱情带来的迷醉感和过度的多愁善感，想呼吸新鲜空气。
此时的歌德将那部超过一千页的著作《论色彩学》视为自己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他的观点与物理学的无冕之王——英国的艾萨克·牛顿相左。牛顿认为，原始的白光中已经包含了其他所有颜色（这一点已经被现代研究所证实）；而歌德认为，色彩是在光的晦明变化中产生的，是光明和黑暗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他提出，可见物有着不为人知的本质，其呈现出怎样的现象依赖于人的眼睛：“眼睛的存在要感谢光。眼睛本身不过是一种冷漠的动物性的辅助器官，是光让它成为与光明相适应的器官。于是，眼睛为了光而在光中形成，好让内部的光与外部的光相遇……这让我们想起古代一位神秘学家的话，即下面这几句德语诗：如果眼睛不像太阳，/我们如何看到光？/如果我们不沐天恩，/我们何以在天国的极乐中沉迷？”
歌德回到了法兰克福。他收到了出任法兰克福陪审法庭律师的录用通知，也代理了一些案件。1771年，他创作了戏剧《戈茨·冯·贝利欣根》，其主角是一位古代法兰克骑士——关于这位骑士，我们主要记住这个特定的脚注就够了——他是个刺儿头，好古恶今，但在战场上表现勇猛，从不会输。当时的人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人物，而作为艺术形象出现的戈茨，甚至超越了人们的期待，引起了更热烈的反响。歌德不关心戏剧原则，这部作品的情节以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发展，单单这一部作品，就包含了五十九个地点及场景的转换，打破了舞台布景的纪录。《戈茨》在1771年底完稿，让歌德一举成名。他由此明白了，自己想要成为诗人，其他任何身份都不行。然而，1772年初，他还是到韦茨拉尔的帝国最高法院实习。在那里，他和公使馆书记员约翰·克里斯蒂安·科斯特纳成了朋友。而后者的未婚妻夏洛蒂·布夫，昵称小洛蒂，深深吸引了歌德。他相信，坠入爱河会让自己的幻想自由驰骋——想象和亲历的情感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小洛蒂倍感压力，科斯特纳也很不舒服。这样的紧张关系在当时的社会风俗中，是无法缓解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歌德想起了自己解决矛盾惯用的策略：他收拾行李，在夜晚的雾气中离开了韦茨拉尔，绕道回到了法兰克福。
1814年夏天，歌德游历了莱茵河与美因河流域的古迹，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几周时光。1816年6月6日，克里斯蒂娜·歌德因肾脏疾病医治无效而去世了。歌德再次尝试用工作来转移悲伤。《意大利游记》和《法国的政治运动》出版后，他专心创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早已于1806年完稿了）。此外，他还从事自然科学和美学研究，写作了几部散文剧本、一些诗歌和论文，还有大量的信件。歌德的写信人身份，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他的信有时烦琐冗长，有时一语中的，但其中的建议总是很明智，甚至透着饱经沧桑的智慧；如果他愿意，他会在信中袒露自己的内心。歌德很喜欢回顾往事：“一个人活得久，意味着他经历得多——爱过的人，恨过的人，无关紧要的人，王国，首都，当然还有森林和年少时种下的树。我们经历着自己，完全认清了自己，却依然心存感激，尽管留给我们的只有肉体和灵魂的礼物。我们醉心于所有这些短暂易逝的东西，永恒对我们来说只存在于每一个当下的瞬间，所以我们并不为那逝去的时光而惋惜……我们应该一直向前看，只要对于我们来说是白天；这样也会有太阳照着其他人，他们能让自己光彩夺目，同时用明亮的光照亮我们——所以我们无忧无虑，不为未来担心！在我们的祖国，有着许多省份……”
歌德度过了一段备受呵护的童年时光。他接受私人教师的教育，是个好学生，虽然算不上天才。学习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没错，他后来谈起自己的一生，会说自己想从中得到“更多，还要更多”；在他看来，学习只是简单的练习，其中的乐趣远远多于负担。对生命的好奇，对生活方式、奇遇和机会的好奇，一直伴随歌德到了高龄。十六岁时，年轻的歌德就达到了——按我们今天高雅的说法——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于是进入大学学习。他遵从父亲的意愿，去莱比锡学习法律。与法兰克福相比，他发现莱比锡既广阔又开放，着实舒了口气。但他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法学课程显然是一场场折磨，而说到在莱比锡执教的文学巨擘格勒特和戈特谢德，就算他出于最好的意愿评价，也很难认同他们。他在莱比锡真正学到的——至少他回顾个人生活时这么认为——是一种技艺，即不沉溺于无谓的幻想，为具体问题寻找尽可能具体的答案。歌德发展出了一种很有用的才能，一开始就与目的紧密相连。他画画，是为了练习绘画的技艺；他写诗，因为诗歌可以帮助他领悟自己的经历和见闻。1768年6月，歌德生了一场病，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咳血将他从睡梦中惊醒，多亏隔壁一位医生的迅速抢救，他才保住了命。从此刻起，只要涉及疾病，他就更敏感了。他将此归为自己“一定程度上的忧郁症特质”，据说这些特质“永远不会消失”。于是，他回到了法兰克福。1770年，他恢复了健康，前往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学业。他在那里认识了诗人和神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虽然后者只比他年长五岁，却已经算是蜚声文坛了。他给了歌德一些重要的建议。歌德发挥了一些在后来日臻完善的个人经验：他看重的不是看向内心，而是征服外在世界（“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价值感到快乐，/那么你必须赋予世界存在的价值”）。尽管这期间有着种种偏离正轨的经历，比如与阿尔萨斯塞森海姆的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克·布里翁的爱情逸事（“我走了，你还站着，看着地面，/用湿漉漉的目光看着我：/啊，被爱是多么幸运！/而爱人，神啊，是多么幸运！”），他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虽然成为博士勉强了些，但他还是被授予了神学硕士学位，硕士在当时并不比博士逊色多少。
1823年夏天，歌德再一次遭遇了爱情——他打心眼儿里认定这就是爱情。他在玛利亚浴场休养期间，爱上了一位名叫乌尔莉克·冯·莱韦措的姑娘。这位姑娘比他年轻半个世纪。她对歌德的名声和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在她眼中，歌德只是个很照顾自己的友好的老绅士。歌德却觉察到自己对她的情感完全不是父亲式的关心。最终，他向冯·莱韦措小姐求了婚，这让所有当事人极其尴尬。人们想办法拖住他，不敢告诉他，他遭到了拒绝。无论如何，他总归认清了现实，在成为一出悲喜剧的主角之前，及时宣布了放弃。但那种挥之不去的绝望让歌德成了诗歌的主人，再次显示了他是这个领域的大师。他写下了著名的《玛利亚浴场哀歌》，为自己的爱情保留了更高的权利，让它成为新的游戏、新的幸运，超越了时间的局限：“……回归心灵吧！在那里你会发现她更多的迷人之处，/她会在那里幻化出各种形象：/一个身影幻化出许多个，/上千个她，一个比一个可爱。”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父亲一方来自一个有着坚实经济基础的图林根家族，家里的其他人有的从事手工业，有的从事农业，还有的以开旅店为生，但所有人几乎都是出了名的争强好胜。歌德的祖父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歌德继承了家里的裁缝事业，最终在自由的帝国城市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定居。祖父在那里入赘了一个开旅店的富有家庭，多亏这一机智选择，他获得了可观的家产，并传给了他的儿子，即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歌德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喜欢沉思的人，他学习过法律，后来曾尝试在法兰克福城市的政治中有所作为，但徒劳无果。1742年，他买下了皇家顾问的头衔，这让他在书面上成了一位有地位的名人，但在现实中，这个头衔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歌德的父亲很失望，在三十二岁时做了让步，成了一名自由学者——这可以确保他衣食无忧。1748年，歌德的父亲与比自己小很多的时年二十岁的卡塔琳娜·伊丽莎白·特克斯托尔成婚，后者是法兰克福一位地位颇高的城市官员的女儿——恰好是其丈夫的对立面，两人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卡塔琳娜·歌德不喜欢耽于幻想，她立足生活，显示出相当的母亲的智慧；而且，尽管她生下的六个孩子中，最终只有两个活了下来——约翰·沃尔夫冈和小他一岁的妹妹柯尼利亚，她也从未丧失这种智慧。歌德将自己从双亲身上看到的对立面表现在一首著名的诗中，让人感觉出，在双方的影响下发挥创造性有多么困难：“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身形，/对待生活的认真，/从母亲那里，我得到了乐观/和创作的欲望。/父辈钟情于最美好的事物，/这一再纠缠着我；/母辈热爱首饰和黄金，/身上金光闪闪。/如果这些不能/从整体中分离，/那么谈论创造力/还有什么意义？”
玛利亚浴场的风波过后，歌德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生活的风暴——尤其是爱情——平息下来：“确实，我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做了一些事，也经历了一些事，不管怎样，它们都让我有理由自豪。但如果我们开诚布公，在我所拥有的一切中，真正属于我的，是去看、去听、去分辨、去选择的能力和兴趣，是将自己的灵魂注入所见所闻，是借助一些技巧将它们重现。我的作品绝不仅仅是我个人智慧的结晶，而应该归功于除我以外成千上万的事物和人，是这一切为我提供了素材。”歌德注视着冉冉升起的新时代，心里充满怀疑：“如今，一切都变得激进，你追我赶，不肯停歇，只要想到了就去做。没有人还认识自己，没有人能弄明白他将飘往何方、自己的意义在哪里这样的基本问题，没有人了解他所加工的材料……年轻人过早地被激起斗志，然后在时间的旋涡中被撕碎；财富和高效被世界所欣赏，被世人所追逐……”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歌德像一个严苛的管理员一样约束着自己。此时，他已经出版了一部自己的作品全集，尽管他并没有封笔。他的勤奋没有衰退，他留下的帮手——包括秘书、抄写员、侍从——各司其职。歌德留下的观念遗产是对价值和人类创造力的表白：“你必须这样，你不能逃避自己！”他知道自己在伟大和整体、在神圣面前不值一提，也有理由期待灵魂不灭：“没有任何生命可以消散得丝毫不剩！/永恒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即是永恒：因为法则/保护着活着的珍宝，/宇宙用它们装扮自己。/——真理在很久以前就被发现了，/连成了高贵的灵魂同盟；/古老的真理，抓住它！/感谢智者吧，地球之子，/他绕着太阳走，/为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指明了运行轨道。”
德国最著名的诗人是一位命运的虔诚信徒。但他并非宿命论者，不会恭顺地等待灵感突然从脑中迸发；他是一个行动派，相信存在更高的机缘可以被人们认识，并为自己所用。歌德把自己也看作这种主张的受益者，他在自传《诗与真》——这一绝妙书名真是无比合适——中写道：“1749年8月28日中午，钟楼的钟敲了十二下，我降生在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群星的位置很幸运：太阳位于处女座，正到了一天的最高点；木星和金星友好地看着太阳，水星也没有发生让人讨厌的逆行；土星和火星表现得漠不关心；只有月亮——这时刚好是满月——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开始了自己的行星时。因此，月亮妨碍了我的出生，这一时刻不过去，我就无法顺利出生。这些好的方面后来被占星家们大加赞叹，它们大概就是我形成这样的秉性的根源所在……”
1827年6月6日，冯·施坦因夫人去世；一年半后，1828年6月14日，歌德多年的朋友和支持者卡尔·奥古斯特去世。诗人将此看作他本人大限将至的信号，但他还有最后一件大事没有做完——《浮士德》尚未完成。而此时，他没料到命运的另一个打击也接踵而至：1830年11月10日，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在意大利之行中，于罗马因病去世。奥古斯特·冯·歌德始终生活在父亲的威严下，从未敢放松。奥古斯特资质平平，写不出什么天才之作，因此酗酒度日。他的死属于英年早逝，这让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歌德陷入了无止境的痛苦中。然而，歌德还是完成了最后一项壮举：1831年7月22日，《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完稿了。1832年3月17日，歌德口述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威廉·冯·洪堡的，谈到了人的自我教育，歌德指出只有当一个人把他的世界真正变成自己所有的时候，他才可能发现自己：“每一个行为，每一种天赋，都需要一种先天性。这种先天性由自我推动，在不知不觉中促成必要的条件，因而能顺利发挥作用；无论当下条件是否成熟，即使没有计划和目标，最终也能实现自我的发展。——一个人若能越早觉察到，有一种技艺、有一种艺术能帮助他让自己天生的资质得到标准化的提高，那么他就越幸福。他从外界接受的东西，丝毫不会有损于他内在的独立性。最优秀的天才能够吸收一切，也可以献出一切，这些非但不会对他真正的秉性，即我们所说的性格有丝毫妨碍，反而会对它有提升作用，让它足以应对各种挑战。”这段话正符合他个人的人生历程：歌德是一位天才，他不畏惧工作，他那深深植根于好奇心的艺术，便是这一点最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