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莱辛开始了自己不安分的作家生涯：1755年到1758年，他再次回到莱比锡，然后又去了柏林，却没有留在那里。让朋友们大吃一惊的是，他变换了立场，成了驻布雷斯劳的普鲁士将军陶恩齐恩的团部秘书。他的理由是，自己选择的这个永久职位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这样可以保证他的写作时间。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正创作于这一时期，同时诞生的还有一部美学论文，题为《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
莱辛写了许多东西，不久后便成了有影响力的德语文学评论家之一。他为评论家和诗人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时至今日仍然很有意义：“人们会根据一个人的能力来评价他，他们不会苛责一位天赋欠佳的诗人，会对平庸者保持友善，对伟大的诗人却不讲情面。假如一位伟大的诗人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同样的创作水平，时不时地漏掉几行乏善可陈的句子——对一个平庸的诗人来说，这些句子也许是亮点；但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这是不可忍受的。”
莱辛又一次回到了柏林，接着踏上了旅程，终于在1767年成了汉堡的戏剧顾问。他编写的《汉堡剧评》将戏剧从当时僵化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确立了新的标准。作家莱辛扩展了评论家莱辛的岗位职责，后者坚守着如下原则：“假如我是艺术评论家……那么我的论调是这样的：对初学者保持友善，甚至力捧；对大师的欣赏保留怀疑，而对其怀疑报以欣赏；对笨拙的人表示挽留和鼓励；对自吹自擂的人施以讥讽……如果身为艺术评论家，却对所有人持同一论调，那么他倒不如根本没有论调。尤其是那些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的人，其实是粗野亵渎了那些他本该以礼相待的人。”
莱辛决定成为专职作家，这是个大胆的决定，因为此时他已经在莱比锡欠了些债，必须在自己的债主面前谨慎行事。他去了柏林，为许多不同的报刊做记者，其中就有《福斯日报》的副刊《幽默王国新闻》。莱辛本人非常幽默，这一点很引人注意，但并不能讨所有人喜欢。无论如何，他可以从严重的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了，甚至在1752年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结束了学业。在那里，他表现出了对西班牙医生和哲学家胡安·瓦特的欣赏，并将后者作为自己的偶像：“他是个果敢的人，从不按照卑鄙的想法行事。他判断和处理一切自有一套方式，让所有想法自由萌生，他是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也是莱辛的愿望，然而在那个时代却很难实现。那个时代已经习惯于屈从当权者的强权统治很久了，其实是太久了。当权者之一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他出于同情接受了启蒙思想，喜欢说法语，邀请首席诗人伏尔泰到自己的宫廷做客。莱辛并不为此所动，他已经看透了权力的运作机制，不惮以精巧的讽刺说出他们的名字：“统治者在那儿豢养了一批华美的客人，/每晚都需要他们，当他被国家大事的烦恼所扰，/想在逸闻趣事中平复心情时，就会去找自己/那群滑稽的顾问。想做个文化的保护者，他还缺不少呢！/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能如此胜任/这样卑微的角色了，就算要/ 为此授勋。/我毕竟要接受国王的统治，他当然/更强大，而且一点儿也不自以为是呢。”
莱辛在汉堡遭遇了失败，首先是剧院关门了，接下来他成为出版商的计划也落了空。1770年，陷于困境的莱辛再次接受了一个固定职位——成为沃尔芬比特尔的图书馆管理员，这个职位虽然守着全欧洲藏书最可观的图书馆之一，却拿着一份仅比糊口略高的微薄工资，而且还要看自己的雇主不伦瑞克公爵的眼色。在此期间，那些他早先认为代表着知识和枯燥学问的沉重负担的书，如今成了他迟到的心灵连接。他认识到，书本需要得到尊重，人们只要对它们致以足够的敬意，就能再一次唤醒这些“死去的社会学家”，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生机。图书管理员莱辛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信条：“我是图书宝藏的看守……现在，一旦我从由我看管的宝物中发现了我认为还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我就会将它们公布出来……至于这个是否重要、那个是否不重要，这个是否有好处、那个是否有坏处，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有用和有害都是相对的概念，就跟大和小的区别一样……”
年轻的莱辛明白，完全没有书，当然也不行。于是，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后来到沃尔芬比特尔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书打交道与和人打交道一样，必须要洞察对方的本质，以发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莱辛不断尝试，为自己找到了好的榜样。有疑虑时，他喜欢喜剧胜过悲剧，书也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严肃的书丢在一边，看看那些极其轻松或许也实用的书。我最先拿起来的就是喜剧。这好像难以置信，但我真的从中受益匪浅。我明白了如何区分优雅却死板的表演和粗野却自然的表演，懂得了如何辨别真正的和虚假的道德；看到恶习的滑稽可笑，和认识到其卑鄙无耻一样，都会使人远离恶习。”莱辛在自己的剧本《年轻的学者》中，进一步向公众传达了这一认识，正如年轻的女仆莉泽特向傲慢自大的饱学之士达米斯所解释的那样：“您不可能整天躺在书本上。书本，它们是死掉的社会学家！不，我崇敬的是活着的社会学家。”
尽管在外界看来，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相当安逸，但莱辛一辈子都是个敏感不安的灵魂，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并不比之前平静。他此后变得爱与人争辩，而且在他参与的那些争吵中也不再保持优雅客气，而是变得更尖锐爱挑衅。不管怎样，争论的吸引力还是下降了，莱辛发现自己毕竟还是处在最好的社会环境中，也不会变年轻了。年龄危机第一次缠上了他，这显然是任谁都不可能愉快的。他尽力保持冷静，然而这并非易事。冷静需要努力才能获得，同时还要经受住长期的诱惑。莱辛努力克服自己的敏感，与自己冷静对话。若非迫不得已，他决定不再听任自己被任性和愚蠢激怒了，那些情绪只会激起他条件反射般的抗议，就好像他还是个年轻人。“我，我不愿再生气或动不动陷入恼火中了，我想要尽快恢复平静，安稳入睡，我对此的担忧超过了世界上的一切——现在，我亲爱的暴脾气！你藏在哪里呢？你自由了，出来吧，乖乖地撒欢去吧！快去做你想做的事，让我咬牙切齿，拍打额头，咬住下唇！……但我今天不愿有这样的感受，尽管我很想这样。”
1746年，莱辛去了莱比锡，在那里学习神学和药学——但这两门课都不能使他满足。在此期间，他发现了自己对戏剧的热爱，还写了一个剧本（《年轻的学者》）。两年后，这出戏的首演获得了成功。生活经历必须先于书本，莱辛很清楚这一点：阅读是一件消磨时间的事，偶尔会让人变得更聪明，但很少能触及心灵；如果读的东西给人的印象完全是复杂难懂，那么它只会让人头疼。在图书馆里白白浪费一下午之后，他明白自己必须有所改变；父亲为他规划的人生，他无法继续了。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明确了这一点：“我上学很早，而且我深信不疑，自己所有的幸福都在书本之中。我来到莱比锡，来到一个可以从方寸之地看到整个世界的地方。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月过着隐居的生活，这是我在迈森时从未有过的经历……但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我就睁开了双眼：我该说这是我的不幸还是幸运呢？我就这样确定了接下来的生命该如何度过。”实际上，莱辛决定他的未来方向的时间比信里说的要早，而且他足够自信，根本不需要详尽论述这一切的可行性：“我学习认清世界。书本会教给我很多，但永远无法让我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冒险从我的房间向下望去。我的天哪！我发现我和其他人是多么不同啊……”
莱辛对某些事情的评述并不是很乐观。在他看来，人最终还是要努力，独自守在决定性的时刻：“我其实不过是个磨坊，而非巨人。我远离村庄，守着我的位置，孤零零地立在沙丘上，不趋向任何人，不帮助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只要有东西堆在我的石盘上，我都会借助风力磨碎它。只要能保证我的叶片正常运转，我就不会对整个广阔的环境再要求哪怕一指宽的空间了。这些叶片只有在转动中才能得到自由。蚊虫会到处乱飞，但调皮的小男孩也不会总想在下面跑来跑去了。我的叶片一定不愿被某只手拨动，任何力量都不会比驱使我的风更强大了。当我的叶片在空中转动时，风是它唯一的推动力——就算是我，也无法让风刮得温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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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旅行过后，莱辛从自己的孤独状态中解脱了出来，然而宫廷的气氛更让他瑟瑟发抖，唯一能有所帮助的只有屡试不爽的讽刺了：“在宫廷里……（我）做了些别的事情。这些事做了并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一直搁置却可能有所损害。于是，我深深鞠躬，动了动嘴。”1776年，他被任命为枢密官，与订婚多年的伊娃·柯尼希结了婚。1777年的圣诞节，莱辛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然而只活了短短二十个四小时。十四天后，他的妻子也去世了。他用自己的方式来缓解悲伤：“我真不愿意失去他，我的儿子！他是多么聪慧啊，多么聪慧！……如果他不聪慧，又怎么会抓住第一个机会离开呢？……我的妻子去世了，如今我也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很庆幸，自己不可能再有同样的经历了……我很欣慰。”因此如果有安慰，那么这安慰只来自他自己：“死亡不可怕，而去世只不过是迈向死亡的一小步而已，因此也并不可怕。”
诗人莱辛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人。他从不屈服，坚定地信仰着人类内心的理性、同情心和远比冰冷的书本知识更有意义的心灵教育。莱辛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早已为莱辛计划好了飞黄腾达的未来：他的儿子将成为著名的传教士。为此，他首先亲自教导儿子（“人们可以确信，莱辛还在牙牙学语时，就已经被敦促着做祷告了”），接着把儿子送进了当地的高级学校，成功拿到了迈森负有盛名的圣阿弗拉贵族学校的奖学金。他的儿子很争气，证明了自己的优秀；但根据全体教师的评价，他时不时会表现出嘲讽的态度。他的校长不仅不吝惜赞扬，还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比喻：“他是一匹马，必须用两倍的草料才能喂饱他——对于别人来说太困难的功课，对他而言只是小儿科。我们几乎不能再需要他做什么了。”
就在他几乎恢复平静的时候，莱辛再次被迫变得好斗。他与有影响力的汉堡主牧师葛泽发生了争吵，后者大费唇舌地宣扬自己的虔诚，恨不得将“自己的人们”“抓着头发拖入天堂”。在与葛泽的争吵中，莱辛首先提出了一个建议——“亲爱的牧师先生！我请您不要再在白天瞎折腾了”——再次撞上了伟大的话题。他所说的上帝，不需要名字，不需要恭敬的描述，人们也不必在他面前躬身。基督教从前代表着一个欢乐的信息，而在教会管理者的监管下，它逐渐被拆分成了信仰的仪式和祈祷的规矩，这让他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了一件沉闷的事情。莱辛本人关于信仰的理念，被写入了著名的剧本《智者纳旦》（1779年）中，这也成了他的遗嘱。“我知道，”莱辛的纳旦这样说，而这实际上是莱辛本人在说话，“我知道好人如何思考，知道所有的土地上都有好人。”
对于诗人来说，要写得简单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复杂的东西总是层出不穷。如果一个诗人编织的是晦涩的句子，人们一下子难以读懂，就会认为他比其他人深刻。想要简单写作的人，必须有勇气：他要不忌惮抛头露面，因为他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别人反过来攻击自己的武器。
德语文学史原本只是一个飘忽的发展过程，不需要盖棺定论的评判。但诗人和评论家莱辛为德语文学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他作家冥思苦想，让思绪飞得更高，或者更接近原始的秘密。但莱辛是个幽默的人，他为理性赋予优美的姿态，让我们沉重的忧虑变得轻盈。人不应该为自己的财产建筑防御工事，尤其不应该为所谓的真理竖起屏障。只有寻找的人，才能找到真理；而拥有真理的人，也会被剥夺：“真理并不是为了被人拥有或争夺而存在，重要的是人在真理背后付出的那些真诚的努力，正是这些造就了人的价值。因为人的能力并不倚仗对真理的占有，而是凭借对真理的研究而扩展的……占有会带来沉寂、懒惰和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