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笼罩着浓浓的精神缺失的惆怅，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每一卷都卖出了超过两千册，这样的结果显然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因此，这部新辞典可以说是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仅从这一点迹象就能看出，它是面向各个社会阶层的，特别是逾越了传统意义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划分。在这一过程中，狄德罗自己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鼓励人们敢于尝试突破不同职业领域特殊的语言界限，寻求共同的理解，使人类各思想和行动领域的沟通变得可以理解。这样的计划只有在乌托邦才能实现，所有世界公民共同参与社会事务，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百科全书》热烈拥护的正是这一理想，这也意味着哲学在其反复的交流努力中得以实现。
《百科全书》仿佛是将命运、强制性的任务和不起眼的机遇汇集在了一处。狄德罗接手了这个巨型的辞典项目，成为其合作出版人，至少在万塞纳被逮捕蹲班房时，不得不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回顾往事，让这位现在的著名作家有了远见，他明白了自己在将来的日子里，应该努力满足人们对他的期待。他依然享有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他可以在其中栖身，思想可以经历种种奇遇，这是现实生活也许无法与之相比的。出版工作对狄德罗来说，并不仅仅是份苦差事；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它所提供的机遇。因为思想的奇遇是一种无畏的尝试，它为目前从没想过的东西赋予姓名，很可能还会将它们收入《百科全书》。在他们的计划中，《百科全书》已经涵盖了当时的新知识，被寄予了雄心勃勃的期待：“我们如今发现了多少当时被人忽视的真理啊！真正的哲学那时还躺在摇篮中。无限几何还不存在，实验物理尚未现身，没有辩证法，理性批判的法则还完全不为人所知……学者们无法被激发积极性，缺乏研究和竞赛的精神。另一种精神虽然也许没有什么成果，但也很少见，即坚韧不拔和条理性，它还没有屈服于文学的各个部分。”
然而，要实现知识的传播，实际工作中排在第一位的只有努力，将看起来无关的人类工作领域相互联系起来。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手工业者，《百科全书》的责任人正是要激发他们对某种决定性东西的兴趣：“我们转向巴黎那些谦逊的手工业者和我们的王国。我们努力到他们的工作坊中探访、询问，根据他们的描述写下记录，理解他们的想法——这其中正藏着他们独特的专业表达，列出这些表达的目录并对它们加以解释。进一步说，我们的论文都来自这些手工业者，（带着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谨慎）在和其他手工业者冗长、频繁的谈话中，逐渐完善那些其他人不齐全、不清晰，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分析。”
和之前一样，狄德罗过得并不轻松，但他的生活却有了某种明确的连续性。虽然他不得不忍受着一成不变、毫无乐趣的婚姻生活，同时面对出版工作的负担长吁短叹，但监狱里的日子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他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他由此意外明确了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他正处于一生的节点上，这让他在幻想中专注于自身——既是展望，也是回顾：生于1713年法国的一个外省地区，一个谦逊而固执的家庭，狄德罗——这个手工业者的儿子——首先接受了神学职业教育，这也是后来成为教会敌人的狄德罗自己觉得最好笑的地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狄德罗从乡下到了巴黎，在那里一直待到1742年，度过了生命中的一段时期——这在他后来的传记中成了一个盲点。他有超过十年的时间都从事着作家代理人的工作，这要求他能够及时隐没自己：几乎没有人认识他，而他自己在其他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会羞于自我介绍。他努力让自己的这一段生活经历不为人知，让这一生活阶段保留在秘密的黑暗中。有一段文字幽默地概括了他这一成长阶段：“我来到巴黎，想要穿上政府官员的法袍，在索邦神学院的博士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邂逅了一位天使般美丽的女士——我想与她共枕眠，我确实与她共枕眠了，然后有了四个孩子。于是，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热爱的数学。荷马、维吉尔，我一向将他们揣在口袋里随身携带，我还深深迷上了戏剧。我能参与《百科全书》的编纂真是太幸运了，所以我为此献上了自己二十五年的生命。”
如果缺少由知识分子制定的规则，这样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毕竟哲学家决定了体力劳动者是否足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能让脑力劳动者也明白他们的想法。不管怎样，《百科全书》所遵循的趋势是万分可敬的。在最初的成功过后，《百科全书》的出版者再次回归了平淡的日常生活，他预见到，自己即将面对的不仅有夫妻间为了鸡毛蒜皮的争吵——这通常让人厌烦，还有反反复复的工作烦恼：审查官员随时准备伺机而动，不可靠的印刷工一定在暗中监视，拖拖拉拉的作家们需要不时加以提醒，过于激进的文章要提前进行删改。狄德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个卑微的仆从，在主人的威逼利诱下，监视着自己的同胞。现在，他虽然仍然是个仆从，却还要盯着其他仆从，这是一种可疑的特权，他本人宁愿放弃。然而，他一定也发现了，逃避对他而言并不容易：长期合同把他和这个辞典项目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狄德罗作为一家之主，别无选择。不过，这样的情况也产生了一种积极影响，并不令人生厌，甚至几乎是不可觉察的。狄德罗得到了仅有的一次机会，将自己时代的知识收入心底，用自己最具有原创性的方式来思考——这一过程脱离了日常事务，只有在事后才能显出成效，即在书籍或出版物中表现出来。
于是，1749年11月，狄德罗被释放了。他在狱中度过的一百零三天，恰好帮助他适当扩大了此前相对谦逊的名声。他重获自由，然而这自由倒不如说是某种可疑的消遣：一方面，《百科全书》卷帙浩繁、极端费时的编纂工作再次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回到夫人安托内特的身边，而他从很久以前与她结合时，对她就没有亲切真挚的爱意。当时有人读过一封学生告状信：“有一段时间，狄德罗先生经常去拜访普伊苏夫人，据说，她谈吐极为风趣……虽然这位情敌有多丑，狄德罗夫人就有多美，但狄德罗夫人依然醋意满满。每次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从普伊苏夫人那儿回来时，她就对他不停地恶语相向。而且这位女士（指狄德罗夫人，O.A.B）还是个泼妇，她骂不绝口，永远在发牢骚。所以可以想象，我们的哲学家在家里待遇如何。为了结束这样的闹剧，狄德罗先生——这位聪明的男人——向自己妻子的意志屈服了，和普伊苏夫人断绝了一切联系。也许您现在会认为，狄德罗先生的迁就是为了能让一切重回正轨……那就大错特错了。普伊苏夫人和她的情敌一样，都不是性情温和的角色。她决定复仇，尝试了一切可能性，最终真的找到了机会。几天前，她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散步，路过狄德罗先生家，瞥见狄德罗夫人正站在窗边，正巧对上她的目光。她开始谩骂，想把狄德罗夫人引到街上……这样的诽谤就像一个信号，拉开了一场两个女人之间激烈却滑稽的战役的序幕……您认为我们的狄德罗面对这场闹剧会怎么做呢？他根本不敢在无数观众的眼前现身，这些人是不可能放过他或他的妻子，以及他所谓的情人的。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沉浸在关于婚姻的安逸和女人的角色的道德思考中……”
狄德罗作为《百科全书》的受聘编写者和编辑，被誉为18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他凭借天才的设想获得的认识，甚至提前了一百年，比如通过达尔文的研究，他的想法才有了科学的证据：“动植物界的个体生命出生、成长、生活、衰老，最终消亡。放眼全部生命，难道不也如此吗？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过动物诞生于造物者双手的信仰教育，如果我们能对它们的起源和终结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怀疑，那么连最自负的哲学家也无法预测：动物的世界从诞生起就包含其所特有的，分散在大量物质中的混合的元素，它们的结合只有在条件允许时才有可能；从中诞生的胚胎经历了无数的成形和发展阶段，依次习得运动、感知、理念、智力、思考、清醒、感觉、激情、表情、动作、声音、清晰的声音、语言、法律、科学和艺术。几百万年的时光飞速掠过这些发展阶段，以后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发展和成长阶段，但那些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狄德罗热爱历史，尤其是那些粉饰了自己生活的历史。他按照自己的座右铭行事：一无所有的地方，必须有所创造。一般来说，真理会立即摆脱其发现者，超越其局限，开始自主发展。然而奇怪的是，狄德罗却常常能及时琢磨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真理。在万塞纳的监狱中，他决定成为一名重要人物——这一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好与他的幻想产生了共鸣。伴随着他鹊起的声名，这位哲学家也在逐渐成长。在此期间，他的成就获得了更多支持的声音，这对他来说尤为重要：这其中就有伟大的《百科全书》的出版商们。他们来自当时最有野心的辞典企业，不久后就根据首次临时编纂的成果，收录了60660个词条。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共同担任这一庞大项目的出版者，这占据了他超过二十年的时间。《百科全书》最初的出版计划并不大，只是一套现有的引自英国的两卷本参考书的译本，其规模却在它的编纂者手中逐渐庞大。这也许有赖于它在准备阶段就表现出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超过四千名订购者签下了预购的订单，于是这一项目的主要责任出版商布雷顿认为，必须破釜沉舟了。也正是他进行了坚决的干预，他们才将自己最重要的同事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尽管狄德罗思路依然清晰，但随着年纪渐长，他越来越被工作所累。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偶尔，他会对这些加以密切关注，兴趣甚至超过了散落在他写字台上的那些《百科全书》词条。在疑心病的问题上，伏尔泰显然最有发言权，他可以为想象中或实际上的病痛提供极其生动的描述——狄德罗自然与他这位著名的同行相去甚远，但他肯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与死亡有关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且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他的头脑。促使他在此期间仍坚守职责的，是他确信：尽管死后不存在什么仁慈的应许之地，既没有灵魂的天堂，也不存在地上的天堂，但彼岸是存在的；我们很难像在此世一样，对它做出评价，只能笼统而泛泛地去想象它的存在——尽管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和进步思想占绝对优势，而且促成了科技的发展。
因此，狄德罗对自己不光彩的行为也没有多想，因为他的命运似乎一下子好转了。首先，对他的监禁在一点点持续放松，他可以将自己的牢房改造成研究室，可以会客或随意与外界通信。接下来，让他本人也感到惊讶的是，他在一夜之间成了名人：反对派对他的命运很感兴趣，认定他为法国自由精神不屈的象征人物。社会名流纷纷进行干预，首先就是伏尔泰，他对这位被囚者的早期作品几乎一无所知。狄德罗受宠若惊，自己竟然从一个相对无名的诗人和思想者一跃成为公众同情的对象。他的好心情回来了，于是他热衷于在书信中介绍自己的情况和迄今为止的生活——当然多少有些加工，尤其是自己辉煌的青年时代。那时，他在一所规模不大的乡村耶稣教会学校读书，而且很早就发现该如何评价自己对女性产生的影响：“我在外省的受教育时代是这样的：两百个孩子被分成了两个部队，有的孩子受了重伤，被送回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看到他们乱蓬蓬的头发和破破烂烂的衣服，你会被吓一跳。我年轻时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吸引了我们那里的女人和姑娘们。那时，我不修边幅，不戴帽子，有时甚至不穿鞋，只披着一件夹克，光着脚。但她们喜欢我这个铁匠的儿子，胜过那些行政官夫人的儿子，那些衣着光鲜、发型时髦、脸上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精心扑了粉的小绅士……她们从我的纽扣眼儿就能看出，我的学业进步有多快。相比于愚蠢、懦弱、虚伪、娇生惯养的小马屁精们，她们更喜欢开朗直率、用拳头代替彬彬有礼的年轻人。”
狄德罗在生前就开始使眼色，告诫人们警惕彼岸的存在。但他也受到了光明希望的鼓舞，即只有艺术家、诗人和思想家，只有这些真正的天才，也许还有极少数正派的政治家不会被完全遗忘：“所有这些哲学家、官员还有热爱真理的人们，那些麻木群众、可怕教士和疯狂暴君的牺牲品，在临死时会得到怎样的安慰呢？他们希望，偏见可以消失，彼岸可以用耻辱冲刷他们的敌人。啊，神圣的彼岸啊，你是受压迫的不幸者的精神支柱。你秉持公正，不歪曲事实，为人讨回公道，揭穿伪善的面具，将暴君丢入泥淖，你这安全而给人以安慰的思想啊，从不让我受窘。对宗教人士来说，你是彼世；对哲学家来说，你是后世。”
狄德罗的声明不一定是出于他自以为还保有的名誉，但无论如何，这份声明也没有出人意料之处。当时的知识分子经常会被拘捕，而他们也乐于如此；但通常他们也很快会被释放，这一切通常是悄无声息进行的，多数情况下得益于有影响力的保护者的干预。这样的声明，显然是在监狱里签署的，仅仅用作意向告知，其内容在被释放的当天就会被善意地遗忘。
狄德罗很狡猾，他喜欢嘲笑别人，还喜欢揭穿幻象，他当然不会如此天真，只把后世作为评估尘世行为的最高审判标准。要让剩下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忍受，也必须对现实加以考虑。如果能更加仔细地审视自己的情况，这位哲学家就会对自己完全满意：他是个著名的人物，作为作家有些争议，作为《百科全书》的出版者，他却是当之无愧的权威；他有几个孩子，尤其是有个极其疼爱的女儿；他有位妻子，在她面前，他总是带着敌意保持沉默；他可以靠工作养活自己；最后，只留下很少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分析却不能平息他的不满，正相反，有时这些会突然成为苦涩的翱翔，成为简短的存在报告。不久后，狄德罗的同行叔本华从中得到了忧郁的乐趣：“出生真是愚蠢，伴着疼痛和哭喊；不确定性的万物、错误、贫穷、疾病、邪恶和激情；一点点回到愚蠢；从婴儿的撕咬变成老人的唠叨；在无赖和骗子中生活，在给人把脉的庸医和糊里糊涂的僧侣间死去；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向何处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来自我们的父母和大自然最重要的礼物——生命。”
1749年，当时三十六岁的哲学家和诗人德尼·狄德罗就尝到了这种界限的味道。他出版了五本书，其中两本是关于哲学怀疑论的论文，还有一本三流小说，作者本人认为这些书相对无害，却被别人指为不可饶恕。在决定性的问题上，人们认为，这毕竟又到了树立典型的时刻，那么狄德罗作为一系列其他批判性头脑的代表，一定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被捕入狱，被关在万塞纳，接受了详细的审讯。这让这位哲学家陷入恐慌，甚至已经声明，他会收回自己的作品，保证将来会像羔羊一样温顺：“在《哲学思想录》《八卦珠宝》和《盲人信札》这些我的书中可以看到，我内心的自负从笔端倾泻而出。但我可以凭名誉保证（我也确有些名誉），这是最后且仅有的一次……参与这些作品准备工作的人们都与此有关，所以不应该隐瞒。我会将出版者和印刷者的名字口头告知他们。此外，只要您要求，我一定告诉这些人，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希望他们以后能像我做出的决定一样，学聪明些。”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令人沮丧的负面看法，狄德罗的晚年作品，如小说《拉摩的侄子》《宿命论者雅克》和哲学杰作《达朗贝尔的梦》，都显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现代主义特征。这位哲学家年纪越大，就越不愿相信他那个觉醒的时代引以为傲的知识爆炸：狄德罗没有在教会的预备军团中得到安慰，他成了存在主义者，用冷嘲热讽和越来越倦怠的讽刺来为存在的艰辛注解。他在生前最终享有的盛誉，几乎符合他年轻时的大胆预期——那时他正走在通往大都市的路上；但即使是这样的事实，也没能让他感到一丝一毫的释然。他的朋友们劝他，一次漫长的旅行也许会有所帮助，于是他最终接受了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再三的邀请。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狄德罗一位坚定而慷慨的敬仰者，她甚至在狄德罗抱怨自己长期经济困难时，为狄德罗买下一座图书馆，好让他在财务上能有个喘息的机会。
与此相悖的时代，离我们现在并不遥远。18世纪准备好了各种诱捕陷阱，迅速逮捕那些不合作的诗人和思想家。在错误的时代说了正确的话，这在当时足够将知识分子收入大牢；他们会因为自己从未做过的事遭到逮捕、审讯。告密成了一种受欢迎的手段，不仅可以抹黑自己不喜欢的人，告密者本人还能从某些达官显贵手中获得好处。法国——这个18世纪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免俗：启蒙运动在法兰西大地上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胜利，甚至也许比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影响更为深刻，尽管如此，其受到的抵制也很强烈。抵制者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自由精神表明其界限，一旦温和的限制未能起效，他们必要时会用监狱和地牢的墙壁来说话。
1773年6月，他出发前往圣彼得堡，在荷兰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在10月8日抵达目的地。此时的狄德罗觉得自己比之前的境遇更糟糕了。尽管得到了大量新鲜印象，尽管与女沙皇相谈甚欢——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心情好时能够忍受谦恭的异见，在自己的宫廷中以周到的礼仪对待自己的客人——狄德罗还是深深地思念着自己的家乡：1774年3月，他就踏上了归途。他认为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已时日无多了。在给自己的女友索菲·福兰德的信中，他写道：“按年计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要按天过了。收入越少，怎样充分利用收入就越重要。也许我满打满算还剩下十年……我曾经认为，人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硬。但事实绝不是这样。有时我想，我的感知力甚至更强了。任何事情都会让我感动，一切都离我更近了。我将成为你所遇到过的最丢人的哭哭啼啼的老人。”
在有些时代，写作是件危险的事情。文学一旦遇上强权，就会展现出一种奇特的怯懦，试图在理性的审判席上检验自己是否够格。尽管力量对比悬殊——统治者的手段无论如何要比思想和文字可能带来的影响有力得多——强权者还是会有所顾忌；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挑战了，被逼入困境，失去安全感：当人们将鼓舞他人的作者带到城堡和防线之后，他们糟糕的良心会感到深深的不安。今天，人们相信，至少在有教养的欧洲中心，自己离国家和政治力量对他们思想和写作上的直接影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对作家的人身和生活威胁并不存在，他可以牢骚满腹，也可以沉思缄默，只要他愿意；而且他批判的苗头越抽象，就越受照章运行的国家机器当权者的欢迎。
狄德罗预测自己还有十年寿命，这被证实是正确的：在痛苦和肺痨的折磨下，他度过了漫长而悲惨的几个月，于1784年7月31日在巴黎逝世。有趣的是他的经济状况。尽管狄德罗的赞助者叶卡捷琳娜对他当时的一篇政治文章很不满意，她依然为自己的被保护人提供了一笔丰厚的退休金，至少比他本人的健康状况要稳定得多。仿佛是为了补上他欠下的高贵谢幕，狄德罗在朋友们面前完全是一副勇敢的欢乐姿态，他为自己常祈祷的后世留下了一部值得钦佩的作品，至今仍然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他在矛盾的游戏中从未丧失过恶作剧的乐趣，最终还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一幅画像，只要愿意，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这位大师。“终其一生，他既热爱真理又谎言不断，既忧郁又欢快，既明智又愚蠢，既善良又邪恶，既聪明又迟钝，却从未有一刻能彻底忘记他从父母、教父、接生婆和保姆那里学到的东西。童年时代懒惰、无知、好胜，青年时漫不经心、放荡不羁，知天命时野心勃勃、沉默寡言，花甲之年富于哲理，唠叨起来没完。去世时，他头戴婴儿帽，心中仍有恐惧，担心自己会被魔鬼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