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的前两卷出版时，大卫·休谟二十八岁。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当时已经辛苦工作了不止十年。如今，他的贡献并没有得到承认，这位自封的哲学家感觉自己“垂垂老矣”，需要寻求治愈。这次，他选择回到家乡的原野中去。当我们这位未来的哲学家再次置身于熟悉的环境中，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就好像他从没有离开过一样。而在他看来，此刻苏格兰的乡下僻壤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宁静、迷人。
此处这几句一笔带过、看似欢快的闲聊，在现实中却伴着苦涩的失望，它的阴影伴随了休谟很长一段时间。他不仅没有得到自己暗自希冀的声誉，更令人受伤的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无人注意；他为这个世界献上的哲学思想几乎完全被无视了，这让他悲愤交加。自己所有心血最终凝结成的三卷沉甸甸的作品，如今看起来似乎完全付诸东流了——它们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既然没有取得被人认可的成果，那么付出的努力只不过是徒劳。休谟一定对此越发无法认同，毕竟他的本意是为当前根基不稳的哲学打下坚实的地基，为这普遍不可知的世界提供某种确定性。他在人类思想的整个领域穿行而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认知过程都需要感性认知和理性思考相互平衡，共同发挥作用；这个过程的作用模式会不断重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理由推测，这其中存在着超越时代的规律性。然而在现实中，与宏观的规律相比，独立事件占据着无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它们从总体上构成了经验，而经验——正如休谟不厌其烦强调的——是生活的一半。“自我”的概念属于哲学中更时髦的神圣领域，它对来源于经验的指责毫不在意；然而，就连“自我”的实用性也在逐渐减弱，被热衷于和人类开玩笑的想象力戏弄。“就我个人而言，每当我尽可能客观地在脑海中勾勒‘我’时，它都会不可避免地与这个或那个特定的感知（O.A.B）联系起来，比如冷或热、明或暗、热爱或憎恶、兴致勃勃或无动于衷。我从未在没有感知参与的情况下找到过‘我’；除了感知，也从未留意到别的东西……当我告别了一些满足于这种自我的玄学家之后，我终于敢当着其他所有人的面儿说，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乌合之众……各种感知以快得难以察觉的速度相继涌现，永远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想象力有时能让我们由原因推知结果和作用，有时使我们相信外部对象的持续存在，即使感官已无法感知到它了。这两种效应在人类的头脑中同样自然而必要，它们准确无误地发生着；但在特定的关系中，它们却又直接相互抵触，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原因中推测出符合规律的正确结果和作用，同时还能对物质的持续存在深信不疑。对理智而言，没有比想象力的自由翱翔更危险的了，也没有什么能让哲学家们更执迷不悟了……”
然而，尽管休谟努力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享受自由的时光，试图忘记那场万众瞩目的失败，这一切却没能奏效：他再次投入工作中。也许正是在这段时间，休谟意识到强制休息并不适合他，便开始了《人性论》第三卷的写作。这一卷主要论述的是道德问题，于1740年10月在伦敦出版。身为怀疑论者，休谟在这一卷中将人的道德也做了辩证讨论。
1737年夏天，休谟回到了英国，随身带着一部厚厚的手稿，这就是1739年出版的两卷《人性论》。当时，此书的出版是一场大失败。休谟在送自己的作品排印前，已经努力保持镇定，以防止自己过分期待论文在公众中会引起怎样的轰动。但这些都是徒劳，休谟完全相信这部作品会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会从哲学上的自学者一跃成为哲学家，为基本原则辩论厘清脉络——当时的辩论并不能带来启蒙，反而会让人更加迷惑。因此，当得知自己的处女作并未获得任何反响，只不过激起了一星半点恶意的吹毛求疵时，我们的作家受到的打击更大了。批评者似乎说不出什么有理智的话，除了某个访谈中提到的“这个言之无物、粗鲁笨拙的苏格兰人”“无论他获得了什么，立刻就被忘掉了”。在他1776年出版的自传式随笔《我的生活》中，休谟写道：“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会比我的《人性论》更加不幸了：它是个死胎，完全入不了出版界的眼，连一点点小声议论的热情都没能被激起。但我生来是个充满希望的多血质乐天派，于是我迅速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巨大的热情在乡下继续我的研究。”
道德通常是被各个时代称颂的高尚行为或精神财富，是内部矛盾犹存的社会中，人们共同生活的指导。然而休谟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人类的普遍经验在艰难地向前发展，同时无可避免地裹挟着犯错的可能性，而道德正是普遍经验的组成部分。理智无法强行干预基于伦理道德做出的决定，道德为这种决定提供的理由，更多的是根据事后反馈做出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面对明显的正邪抉择时，他只要按照自己的良心，就可以独立做出判断。休谟发现了人性中最不起眼的一种道德，即同情，这是他一直极为重视的。他认为同情的作用在于，调整和安排普遍道德内容的构成。这种作用即使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十分关键的：“我们要承认，同情的力量比我们的自私自利要弱得多；而对我们远远听闻的人产生同情，要比同情生活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亲近的人困难得多。然而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冷静评判，在涉及人的个性的谈话中忽略所有这些不同，让我们的感受更加普遍化、社会化。此外，在这些方面，我们自己的立场也常常变换。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与我们处境不同因而无法达成一致的人，我们会固守某个立场、我们自己的某种惯性思维方式。因此，在社会中交流感受、对话沟通，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普遍而微妙的标准，由此对不同品质或风俗表现出认同或反对的态度。”
最终，休谟差不多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学生，连糊口的基本需求都几乎无法顾及——他职业生涯的失败几乎是可预见的。于是，在这种情形的驱使下，他去了当时欧洲的文化堡垒法国。这位未来的哲学家，此时依然展现出了他一向的勤奋。他几乎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不知疲倦地用一幅幅素描填满它们。他在兰斯住下来。这是个他喜欢的城市，要想久住就会花费高昂。为了能在法国多逗留一段时间，休谟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拼凑到一起。这些积蓄花光后，他搬到了乡下，在日渐衰败的伊万多庄园中住了一段时间，受到了友好的招待。那场好不容易才挺过来的病，让休谟获得了新的自我认知，至少让他停下来安静休息了——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而此时的乡村生活，对休谟这个有耐心的苏格兰人来说，也太过平静了。从小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满眼的田园风光只让休谟觉得寒冷——正如后来的证据所显示的，休谟真的缺乏对自然风光的感受力。不断飘向故土的思乡之情，内心深处涌起的情绪——这些犹疑不定，他都只在日记本上才吐露一二；除此之外，他都专注于自己的哲学研究，努力完成自己选定的使命。从这时起，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将成为第一部奠基性的作品。
休谟此时的个人处境正值得同情，虽然同情他的人只有他自己，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而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的愿望也落了空。此时的休谟一定意识到了，自己需要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恰巧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圣阿尔班斯的马奎斯·冯·安南达尔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位身居高位、流言蜚语缠身的绅士刚满二十五岁，正在寻找一位家庭教师，他承诺的报酬可称得上丰厚。休谟接受了这一工作。和马奎斯最初的交往很顺利，马奎斯的管家文森特以前做过上尉，待哲学家也很友好。然而不久后，这融洽的气氛就变了：马奎斯的古怪渐渐显露，他唯一期待的事就是给新进入他生活圈子的人找麻烦，而文森特上尉似乎也有着同样的趣味，总是兴致勃勃地袖手旁观。几年后，马奎斯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被剥夺了行为能力。
休谟将此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说起来容易，证明起来难。因为人性这个研究对象太宽泛了，各种近似话题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在将休谟的研究引向各个他意料之外的领域。人性虽然可以描述，却更像是作家的任务。而一旦认可了普遍法则和规律性的价值，人们就会接受它们对人类思想和感受的权威性，此时的人性就成了一个更难处理的话题。为了找到确定的规律，人们必须屈服于自己的理性——按照休谟的说法，理性是从丰富的观察中得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结论。如果缺少足够的经验，缺少由感官得出的关键信息，理性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胡闹；它在虚空中来回游荡，和自己纠缠，最终在无聊的反复驱使下，攒出一个伟大的比喻性幻想——这样的理性在哲学史中也许曾经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这些作用放在普遍的视角下，只不过是理想化的童话。
虽然休谟作为思想家，了解这份工作的辛苦，却从没有系统地受过这种折磨，此刻的他深感绝望。在他写给朋友和熟人的信中，他甚至提到了杀人倾向，但无论如何他都没有表明这种倾向是针对谁的。我们的哲学家究竟是想对自己下手，还是他违背了自己平和的秉性，制订了谋杀计划，想要除掉他的两个施虐者呢？不过，这里没有他走投无路的极端行为：1776年4月，休谟被扫地出门。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恼羞成怒，休谟想要回自己应得的剩余报酬——这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整整十一年后才获得成功。马奎斯的法定继承人支付了这笔款项。而马奎斯本人虽然常年体弱多病，却没受什么大影响，他依然活了很久，直到1792年才去世。
就连对那些休谟在其第一段亢奋的研究中牢牢记下的文章，此时他都有了另一番更现实的评价：“现在，既然我有了时间和空闲冷却我被点燃的想象力，我就开始严肃思考该如何推进自己的哲学研究课题。我发现，从古典主义时期流传下来的道德哲学有着同样的缺陷，这在其自然哲学中就可见一斑，即太过理论化，而且与经验相比，更依赖于臆测。每个人在建立自己关于道德和幸福的学说时，都只考虑自己的幻想，不关注人性——而恰恰人性才是一切道德结论的前提。因此，我决定将人性作为我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也是我想要引出的所有真理性认识的源泉。”
在这段糟糕的日子里，休谟虽然因为一个疯子和他心理阴暗的侍从心烦不已，却依旧完成了另一部哲学作品《人类理解研究》。在这部作品开头，休谟立即提出了一种同时适用于人类和哲学的宣言，其论调几乎可以说是欢快的：“人是一种理性的生物，因此要从科学中获取专有食物和营养。然而人的智力有限，谈及科学，无论是已涉足的范围广度，还是已获得成就的正确性，都无法令人满意。而人并不仅仅是一种理智的生物，同时还爱热闹，但他无法总是享受这种消遣性的交际带来的愉悦感，无法总是乐在其中。人终究是一种忙碌的生物，注定要因为这种特性以及各种人类生活需求，忙于各种事务或工作。但偶尔，人类的精神需要休息，无法不间断地忍受焦虑和工作带来的重负。自然似乎给人类分配了一种混合的，同时也是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并悄悄提醒人类，没有任何附加的偏见，会影响其他工作和消遣的能力。你一旦沉溺于对科学的热爱，科学就会与你对话，但你的科学是人性化的，与忙碌且欢乐的生活有着直接联系。我不想提难懂的思想或深奥的研究，作为严厉的惩罚，它们会把人引向苦苦思索，让人陷入无尽的犹疑，你想要宣布自己的发现，最终却只能换来敷衍的接受。做个哲学家吧，但在你所有的哲学中，请先做个人！”
当休谟相信自己的怪病已经痊愈时，1731年的春天，他的怪病又意外地卷土重来了：他的胃口好得出奇，听起来简直好笑。他可以从早吃到晚，就算到了深夜，其他家庭成员已经躺在了床上，他还会悄悄溜到食品储藏室，好弄点儿最最必需的东西，这样他才能挨过直到早饭前的漫长夜晚——至少不至于饿得太难受。不出几周，原本身材瘦削细长的大卫·休谟就变得壮了些——或者不得不说，他成了一个稳步向肥胖前进的年轻人，看起来很健康，一切关于他身体状况的担忧甚至都显得多余了。终于，他日益强大的胃口开始变差了，而这就是疾病复发的征兆。休谟开始休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思考阶段：之前经历的纷乱思绪，这时看起来似乎都是必要的考验；正是它们创造了求索已久的清明状态，指明了自己的生活和思考该如何继续。
借着这句箴言，休谟想努力保留他获得的更多成功。当时，他已经能很高兴地认定，自己一事无成的预兆正悄无声息地反转。他正在成为一名被人认可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卖得更好了，而且让这种当时相当难懂的科学慢慢得到了认同。一开始，人们赞赏休谟，只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副业：休谟还从事过历史研究，撰写了大卷的英格兰历史，读者众多；他还进行了相应的经济研究，就政治秩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代的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忽略了一位渊博的天才。随着这种认识日益深入，大卫·休谟的哲学家身份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从他作品的边缘，慢慢回溯到他工作的真正核心——哲学，并决定毫不吝啬地用赞美之词追捧他。
就其狂热的努力而言，休谟在此时取得的成就只有怀疑和令人沮丧的迷茫。于是，他用患病来逃避这种心态。一种奇怪的皮疹让他大伤元气，而内心的不安也在折磨他，使他常常分泌过多的唾液。这让这位受阻的哲学家非常尴尬，因为就算只想满足基本的表达需求，他也会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休谟成了家族的耻辱，他给外人的印象，似乎总与那种保守虔信的哲学圈子里常常谈起的传染病绑在一起。问诊的医生也无法诊断出他身体上任何的疾病症状，于是推测——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讲，这是个极其大胆的诊断——这位年轻人的痛苦，也许来自“他灵魂的神秘泉源”。他建议——这一建议多少没有那么大胆了——病人要更坚定对上帝的信仰；无论如何，他还给病人开了市场上刚兴起的“抗癔病药丸”。
休谟成了名人。他所感受到的新的友好让他很高兴，然而没过多久，这种友好变得夸张起来。为了达成平衡，防止妄自尊大，他会听取还存在的少数反对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来自保守派的神学理论，休谟虽然没有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却因为坚持无神论而受到了谴责。这些反对意见在当时只是形成了一种恶毒的不安气氛，毫不避讳地对这位老当益壮的哲学家品头论足：“他的外表嘲讽了每一种面相学，即使是这门科学中的最杰出者，也无法在他沉闷的面部表情中发现他的智力，哪怕是一丝最微小的痕迹。他双眼空洞无神，只要看一眼他那肥硕的样子，人们就会认定眼前是一位满脑肥肠的市议员，而绝非一位拓荒的哲学家。智慧一定从未以这样奇特的形象示人过。”
大卫·休谟的叔叔乔治在其父亲逝世后，以第一监护人的身份提出了家族对他的职业建议。而休谟对这一提议表现出了迟疑不定、勉强同意的态度，这位刚满十八岁的前法学专业大学生认为，这样自己就能拥有自由的道路了：整个思想的世界都向他敞开了，他可以比以往更投入地研究已形成的思想体系，并从中获益，通过自己的努力进一步丰富整个哲学体系。这种使命感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在最初的半年里一下子点燃了休谟的激情，让他变得极度亢奋；但很快，休谟就发现，它变成了一种折磨人的冒险：离近了看，休谟所进入的思想体系就像是建筑学上的怪兽，不断系统地将人一步步引入各种岔路，让人无法专注于一个方向对它进行研究。休谟在发现了自己不足的同时，再次踏入了错误的岔道：他越来越搞不清真理和智慧意味着什么——这在伟大的哲学家们身上是一定不会发生的；既然只有他混淆了，看上去一定是自己太累了。
1763年，休谟作为肥胖而著名的思想家再次被邀请到法国。他在那里受到的殷勤款待，连他自己也觉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人们以各种方式对他大加尊崇。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以英国大使的身份在巴黎行使职权。因为外交部一时未能以常规方式找到合适的人选，最终决定由他来补上外交事务的空缺，而他也由此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吹毛求疵和喋喋不休的反对声虽然还在高涨，但都被他反弹了回去。一部分法国哲学家前去拜访了他们的著名同行，首先就是让-雅克·卢梭。卢梭也被人认为难以相处，不久后却和休谟来往密切，其密切程度让人几乎误以为那是爱情。两人有时彼此赞赏不已，有时又相互抱怨。卢梭突如其来的情感爆发，让休谟这个内向含蓄的苏格兰人也忍无可忍。休谟曾这样描述他们之间的一次和好：“他坐在我的大腿上，双手绕过我的脖子，用最大的诚挚亲吻我，他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脸颊。他喊道：‘你可以原谅我吗，我珍贵的朋友？我收到的那么多证明都足以表明你的心意，我却报以这样愚蠢而不当的行为。然而我并非没心没肺，我的心明白你的友谊。我爱你，尊敬你，你对我的好意绝没有浪费一星半点。’”
这种天降大任的反转确实发生在了大学生大卫·休谟身上。休谟于1711年降生在爱丁堡，被家里强迫着早早进入了法学专业，以糟糕的成绩勉强毕业，但没有放弃他真正热爱的哲学——其实他把文学也归入了哲学的范围。一有空暇，休谟就尽情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他阅读经典作家——主要是柏拉图、普鲁塔克、塞内卡和西塞罗——只要是看上去能成为他献身于追寻真理和智慧的终身榜样的人，他都读。休谟已经准备好用这些榜样来鞭策自己：他决定，让哲学的指路明灯照亮自己的一生。他对此期待满满，却不一定对失败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放弃了未完成的学业，回到了故乡苏格兰耐维尔的家中，向家人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这位热爱智慧的年轻人从此只想投入哲学的怀抱。虽然大家并没有热烈支持，但显然已经看出，休谟对哲学所表现出的迷恋已不仅仅是盲目的叛逆，而是认真的。
大卫·休谟的晚年平静安宁。这位哲学家回到了苏格兰。人们称颂他的睿智，赞赏他有涵养的举止，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满足的气息。他的访客们发现，自己眼前的这位主人正带着温和的善意回顾一生。他取得了许多成就，而其中大部分——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做得对”。即使后来患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陷入一场注定不会再成功的痛苦搏斗，休谟依然没有屈服：他还在撰写自己伟大的晚年作品《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认为自己这部作品的冲击力太大，有意将其作为遗稿出版。1776年8月，这位哲学家去世后，无数的朋友为他哀悼，而同时，他的敌人们也努力地隐藏了自己的幸灾乐祸。两年后，休谟的侄子出版了休谟的遗作，其中就有《自然宗教对话录》。此时，休谟的敌对者再次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位哲学家在最后一部作品中，竟然企图损毁公正的天父的圣光。看起来，天父要帮助那些被他赋予生命的人时，更倾向于让他们受苦：人这种生命类型“有着最强烈的需求和最大的身体缺陷。他们没有衣物，没有武器，没有实物，没有住所，没有任何一种让生活变得舒适的先天优势；他们拥有的一切，全是凭借自己的技巧和努力换来的。简言之，自然似乎精确计算并安排了自己的造物不可或缺的一切，像一位冷酷的主人一般，除了满足基本需求所必需的东西，不愿再多赋予人类一丁点儿力量和能力。一位仁慈的父亲会预备丰富的储备，好让自己的孩子遭遇意外也安然无恙，让他们即使是在不被认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快乐和健康……伊壁鸠鲁的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如果一个人有意愿却没有能力阻止坏事的发生，那么他是软弱的；如果他有能力却没有意愿，那么他是恶毒的；如果他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呢？那么哪里还会有坏事发生呢？”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哲学的目的是寻找智慧和真理，而智慧和真理既有用又广受欢迎，据说还有益于人类的精神幸福，那么哲学就不可能有什么危害性的副作用。这通常没错。如果一个人有智慧，那么人们会希望他内心沉稳坚定；而如果一个人在长期的冥想后，触到了真理，他也会因为意外获得了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认识而万分高兴——当然，真理本身要证明自己足够惊世骇俗。但对于有天赋且感兴趣、想要投身于哲学的初学者来说，哲学带给他们的会是一种基本上毫不令人激动的、踏踏实实的心理预期；当然，这种预期也随时可能被打破，一旦成果延迟，让新手失去了耐心，或者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而哲学似乎已经在无限中尽情伸展——最强大的思想像群山一样连绵蔓延，突然变得不可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