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还没等诗人踏上法兰西的土地，腓特烈二世便再次让他体验了君主的权威：伏尔泰受到指控，说他企图将国王借给他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于是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被捕了；就连他从巴黎匆匆赶来、迎接自己这忧郁的叔叔回家的侄女也同样被捕了。一切抗议都无济于事，伏尔泰受到了拘留犯般的对待。他在自己的《忏悔录》中写道：“人们把我们塞进……某个客栈一样的地方，十二个士兵把守在门口；我的房间里有四个看守，我侄女被带到了阁楼上的房间，那里也有四个看守，就连四面透风的一楼棚屋里也安置了四个看守，他们让我的秘书睡在那儿的干草上。我侄女虽然有一张小床，却没有帘子或侍女，有的只是房间里那四个举着高高竖起的刺刀的看守……我们在那里做了整整十二天俘虏，而且每天都得付一百四十个银币。”
1753年，伏尔泰告别了国王，这段普鲁士风格的插曲结束了，双方都如释重负。腓特烈二世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反感，因为伏尔泰这时的言行越来越狂妄，即使对友善的问题也常常报以态度恶劣的回答。国王认为，自己给予伏尔泰思想自由，而他却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实在无礼，而且是对他知遇之恩的蔑视。伏尔泰则对挤入国王圈子的那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之徒不齿，怀念自己可贵的独立性，就像他曾在洛林地区的西雷庄园，在他挚爱的艾米丽·杜·夏特勒身边时那样。
在法兰克福遭遇的羞辱成了伏尔泰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一股神圣的怒火在他心中腾起，这股怒火不仅烧向普鲁士国王，还烧向了所有大大小小的权贵们，他们比国王更甚，一如既往地将随意羞辱他们的下属视作理所当然。在普鲁士逗留期间，伏尔泰学到了教训：一旦统治者想要镇压，一切美好的艺术都无足轻重。诗人决心，从当下开始守护自己的自由。在他的余生里，他只想尽可能在当时的境况下保持自我独立。而他恰好有这样做的条件，这样带来的幸福不可低估：伏尔泰有足够的金钱，甚至很富有，完全可以用预备资金保障自己的独立性。
伏尔泰渐渐发现，自己就像被买来的说书先生，供君主随意戏弄。为了使国王的脾气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的诗人又回到了他最擅长的领域——在讽刺中寻求逃避。1752年12月，他在给自己侄女的信中写道：“‘我的朋友’指的是‘我的奴隶’。‘我亲爱的朋友’就是说，‘您对我而言，无足轻重’。而‘我将使您幸福’，其实只意味着‘我今晚要嘲弄您一番’。”无论如何，伏尔泰是不甘于被嘲弄的。尽管身陷自愿流亡之境地，他也努力为自己拉起第二条战线。就在这条他既无法铺开也无法推进的战线上，他试着退守内心，来对抗令个体退无可退的王权的绝对支配。国王当然也注意到，自己的客人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还用讥讽和各种挖苦来对答。尽管如此，国王仍不想放弃他们之间的对话机会，即每日的诗歌指导课。伏尔泰丝毫没意识到，他隐秘的消极抵抗策略正在逐渐恶化自己的境况，而这是十分危险的。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仍然相当友好地表达了对普鲁士国王的赏识，回避了一切刻薄评价。然而相反，这产生了某种奇特的效应，人们发现，他在这位着迷于艺术和权力的统治者的宫廷生活得并不自由：“倘若陛下穿上衣服、套上靴子，那么斯多葛学派的学者们就要向伊壁鸠鲁学派致敬了：他让两三个亲信靠近，比如军团里的少尉或侍从，自由斗士或年轻的军校学生，他们会一起喝咖啡。国王把手帕扔向谁，谁就有机会和国王单独待上半刻钟……排在这项男生娱乐活动之后的，是一项项政事……这一切都以军事化标准，准时完成了。一个方圆四百英里的国家，竟然像一座修道院，人人盲目服从，井然有序……这种颇不寻常的统治、更加奇特的习俗，以及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相互对立的共存（城堡外是严格的军事风纪，城堡内却是一派闲散，供人在小房间里消遣的侍从，在君主的窗下受过三十六次羞辱的士兵，关于道德和纵情欢乐的严肃讨论）组成了一幅些许怪异的画面，那时却无人察觉。只有到了过渡期，这些才在欧洲渐渐被传开。”
当他满怀愤怒地在返回法国的途中获悉，当局和审查机关绝不可能得知他的行踪，也不能再刁难他时，他便在日内瓦安家了。那里毕竟是法语区，人们也都讲法语。他先在洛桑置办了一所房子，之后在日内瓦也有了一处房产，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图尔奈和费尔奈也各有一座舒适的庄园。花甲之年还能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心安之所，这得益于伏尔泰孩子气的热情：他让人把玛丽-露易丝从巴黎接来，让她按照自己的品味，亲手改建了住所。在给一名仰慕者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哲学家必须与紧随其后的疯狗们有所区别，尽管它们也有许多洞窟……我有四只爪子，并非两只……一只立在冬天的洛桑那幢可爱的房子里，一只立在使我可以招呼社会名流的日内瓦——这是我的两只前爪；我的两只后爪分别立在费尔奈的住所和图尔奈的伯爵领地……在那里，我亲自干了泥瓦匠和木匠的活计……夫人和我为我们的朋友准备住所，还为我们养的母鸡造了鸡窝。我们种植橙子树和洋葱，还有郁金香和土豆。每个角落和每条小路尽头似乎都有待完善。我们几乎在重建迦太基帝国。”
然而，就在几个月后，伏尔泰的心满意足就蒙上了第一道阴影。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却远没有我们的诗人懂得自嘲，于是，他开始让伏尔泰难以忍受了。他耗费了他客人的大量精力，完全随心所欲。而说到普鲁士的权力关系，军官显然拥有话语权，严格来说，腓特烈二世正是所有普鲁士士兵中最高层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他本人也以此自居。来到柏林的伏尔泰不得不忍受寒冷，他发现，这种寒冷并不仅是因为冬天的到来。夏特勒夫人去世后，伏尔泰向留在巴黎为自己料理家务的侄女玛丽-露易丝透露了一些模糊念头，这些念头越来越经常地纠缠着他：“我坐在炉边写作，脑袋昏昏沉沉，心中充满忧伤，呆呆地望着施普雷河。因为施普雷河汇入易北河，易北河流入大海，而大海也是塞纳河的终点，我们巴黎的家就在塞纳河畔。我是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座宫殿里，坐在这朝着施普雷河的房间里，而不是坐在家乡的炉边呢？为什么我要为了某个国王，就离开你呢？我亲爱的孩子，我多少次谴责我自己啊。我的幸福被下了毒！生命是何等短暂啊！太悲哀了，我竟然离开你，到远方寻找幸福！我几乎再也不可能痊愈了……”伏尔泰试图通过勤奋工作来抚慰思乡之情，却减少了文学创作，投身于自己引以为豪的金融事务，他在投资方面甚至比经验丰富的专家更老到。他在普鲁士也成功了一两次。总的来说，伏尔泰赚得了一笔可观的年收入，这也让他在一定程度上很满意。尽管如此，他在柏林还是获得了一些来自古老民族智慧的启示，即只拥有金钱并不能让人幸福：国王用一封封近乎阿谀的信件，将尊贵的诗人请入他的王国，却向他的客人展示了，与真实的政治权力相比，语言的力量是多么贫乏。
尽管伏尔泰找到了自己养老的地方，他此时却谈不上退休。把住所改造得称心如意之后，伏尔泰展现出来的创作热情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大吃一惊。我们的诗人还在继续写作，如今还成了哲学家，思索着自己在法国被无理剥夺的自由。在此期间，伏尔泰以老骥伏枥般的雄心出版了不计其数的作品，其中就有他最著名的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他以超乎想象的勤奋与狄德罗一起编写《百科全书》，完成了多卷本的《风俗论》，出版了《论宽容》和《哲学辞典》，努力将自己随着阅历增长的对世界的认识，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大众。然而这些努力——如他自己所抱怨的那样——显然没有成功。伏尔泰一向喜欢专注记录自己身体机能的各种衰退和损伤，甚至以献身般的热情来描述——这一可爱的习惯，他直到晚年才放弃坚持。在写信时，他喜欢署名“病弱的老者”，或“年老的病人”；他钟爱塑造久病衰弱却坚持抗争的白发老人形象——正如他本人，一边是对自己时代强权的不满，一边不厌其烦地崇尚真理：“在法国，人们要么是锤子，要么是铁砧，而我生来就是铁砧。父辈留下的微薄产业日益衰微，因为在此期间，物价飞涨，政府一再剥削退休金和现金。政府部门不断负债，政策不断变化，人们只盯着国家财政的各种动作。其实在宏观政策之下，始终存在着一些可操作的空间，个人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且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再没有什么能比自给自足更令人愉悦的了——迈出第一步需要一些努力，但之后就很容易了。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节俭，那么他到了老年就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而这时正是他最需要财产的时候，也是我正在享受的时光。我在国王身边生活过后，尽管有巨大的损失，但我依然可以在自己家里成为国王。”
一开始，这一承诺似乎兑现了。伏尔泰在柏林被奉为欧洲最重要的诗人和思想家。与他在家乡受到的敌意相比，此时的礼遇显然让他很受用。他颇受崇信，得以成为这位君王的谈话伙伴和私人教师，而这位君王在诗歌和音乐方面有所成就——这一职位让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腓特烈二世便肯屈尊，扮演有天赋且好学的学生角色。伏尔泰在他175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每天和陛下一起工作两个小时，我会修订他所有的作品，但就算在我划掉其中不合适的地方时，也绝不会吝啬对其中精彩的部分加以最高褒奖。我会对一切做出书面解释，这会让他的个人表达习惯形成某种修辞和诗学风格。他从中学到了很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个人的天赋比我的指导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我没有宫廷事务，也不需要去拜访什么名人，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我终于过上了一种自由的生活，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现在更能让我满意的生活状态。”
在所有个人的虚荣中，伏尔泰呼唤的是人类的谦逊品质：不要期待来自上帝的帮助，人类也许是最接近上帝本身的造物，应该具备上帝的品质，尤其是上帝的理性，即适度地利用一切。人类应该知道他所能知道的东西，但也应该认识到理性的边界。作为致力于追求知识的生命，人最好成为“未知的哲学家”：“上帝不会为了人类这种低贱的生物打破自己永恒的法则……有一点必须承认，这种可悲的生物依然有权利发出谦卑的呐喊，努力弄清楚为何永恒法则不能让每个个体都找到幸福。‘一切安好’这一套说辞，把自然界的造物者当作一位强大又暴躁的帝王，对四五万人的死亡无动于衷，冷眼旁观那些活着的人在贫困和泪水中挣扎……那么上帝究竟是只存在于某个特定地方，还是存在于所有地方之外，又或者是同时无所不在呢？他的存在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我怎么能知道这一切呢……‘认识你自己’是一条绝好的建议。但是只有上帝自己可以实践它。有灵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灵魂。然而关于灵魂，我们别无所知，因为我们的智慧有其界限。有四分之三的人类只满足于生存就够了，余下的四分之一始终在寻找——从没有人找到过，也不会有人找到。”
伏尔泰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是否该听从这位君王不厌其烦的征召。最终，在1750年的夏天，他向普鲁士宫廷书面告知自己即将到访。对国王而言，伏尔泰绝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腓特烈二世向这位诗人发出了一封极其友好、近乎奉承的欢迎信，其中写道：“您是一位哲学家，我也是。那么，两位决定一起生活的哲学家顺从这一想法，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我当然还没愚蠢到妄自认为柏林可以与巴黎相提并论。倘若财富、规模和声誉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可敬可爱，那么我们或许尚可与巴黎相媲美；但若说世界上的高雅品味统统汇集一处，那么我承认，这个地方非巴黎莫属。不过，您不是会把这样的高雅品味带到您所到之处吗？只要我还活着，我保证您可以在此处享受安乐。”
尽管伏尔泰对适度的理性是否可行也抱有种种怀疑，他却无法想象人类自觉返回自然。他的历史哲学观点是线性的，忽略了一切客观的残酷和不公，认为即使是最微小的进步也是可能的；这种进步可以阻止人类变得骄傲自负，或者逃避责任、自我开脱。回归自然的热烈倡导者——与伏尔泰同时代的卢梭，此时正努力跻身著名哲学家之列。而当他将自己的思想纲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样章拿给伏尔泰看时，后者毫不掩饰地加以讽刺，甚至显得有些刻薄：“从没有人像您这样浪费人类的才智，您竟然致力于让我们做回野兽。读了您作品的人，一定会对手脚并用、四足行走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我既然已在六十年前就放弃了这个习惯，而且绝不可能重拾，那么我不妨将这种自然习惯转让给那些比您和我更配得上它的人。我当然更不可能远航，把自己弄到加拿大的野蛮人中去。
1749年，伏尔泰已经到达了他声誉的巅峰。他既有钱又有名，比任何一个国家官员更甚——然而他并不快乐：与他同居长达十六年之久的挚爱艾米丽·杜·夏特勒，在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时去世了。我们这位诗人还不习惯遭受命运的打击，此时打破了心灵的安宁，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在这样的心境中，他开始酝酿有所改变的人生规划：多年来，他一直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交流，对方一再邀请他去柏林。
首先，我的疾病迫使我待在欧洲最伟大的医生身边；其次，这个国家还处在战争中，我们的国家真是做了很好的榜样，现在这些野蛮人和我们一样恶毒。因此，我必须满足于在您的祖国附近找到的宁静，做一个与世隔绝的、平和的野蛮人。”
伏尔泰的职业生涯就像一场声誉、非议和阴谋相继粉墨登场的闹剧。他生于1694年，是王室司法官员弗朗索瓦·阿鲁埃和他充满魅力的夫人玛丽·玛古艾特的儿子。年满三十岁时，这个年轻人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规划里至关重要的部分：他成了法国最富有的作家，因为他集幽默和尖刻于一身，同时又懂得如何迎合读者的口味。伏尔泰巧妙地巩固自己曾经达到的地位，他对审查机构想要阻止他写作的努力不置可否，只是转而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赚大钱，得心应手地拨弄资产。
卢梭收到这样的回信后自然很不高兴，于是，这两位称得上是“他们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人，后来并无深交。除了伏尔泰，再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哲学家在作品中如此清晰地展现出自己生活与工作、个人存在理念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伏尔泰甚至在为作品命名时就已经考虑到，要向公众呈现一部成功之作——这部大作一定会印在节目单上很长时间，让身兼数职的剧院经理、作者和导演最终满意。伏尔泰的皇皇全集中，让后来几代人都无法超越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然而这些却穿插在他的传记中。大师本人时不时在其著作中带着自嘲亲自登台——这也算作他不可删改的著作权的一部分——同时，他还在继续著述。对这项事业，他乐此不疲。因为，这一方面获得了广泛成功，另一方面还将外界的安慰、攻击、吹捧和其他看法统统纳入了他的自我认知中。最终，他不仅借此对他那个时代的强权者表示了不服从，甚至还表示了愤恨。腓特烈二世还在努力与自己这位往昔的客人保持通信往来，然而此时年逾古稀的伏尔泰却带着满腔愤慨写道：“您对我做过的糟糕事儿已经够多了：您总在挑拨我和法兰西国王的关系；对我施行的待客之道……令人恶心；您在信中向我表示热烈欢迎，这原本甘甜的安慰却被您用酸苦的指责玷污了。而您干的最糟的事儿，就是让现在遍布全欧洲的哲学的仇敌都可以说：哲学家们不可能和平相处。从前，有一位不信基督的国王，他把另一个不信基督的人召到自己的宫廷里来，却用很恶劣的方式对待他。在这些所谓的哲学家中，看不到一丝人性的博爱，上帝会让他们互相惩罚的。”
哲学家、诗人和“世界学者”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自称伏尔泰，他正是这样一位按照自己意愿书写历史和故事的人。他喜欢剥开自己的生活，这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因为他自己仍活在世上，还不需要遵从死者狂热的“世外高见”。伏尔泰将自己的存在称为艺术，需要精心的维护和善意的评论。但对于他所传播的信息究竟是文学虚构还是实情，他却并不十分感兴趣。只要他本人和周围的生活能给他提供足够的谈资，他就满足了。这些谈话有的能为他带来严肃的认识，有的只是对公开悬赏得来的知识稍稍加工。
伏尔泰逝世于1778年5月30日。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不顾自己“八十三岁高龄，身患八十三种疾病”，再次回到了巴黎。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同时也是他登台的最后一幕了——凯旋。当时，巴黎的执政者是路易十五之后的路易十六。他是一位相对温和的君主，对于自己的人民和各种问题，他很乐意置身事外。人们告诉他，伏尔泰进入首都，引起了真正的轰动，他却无动于衷。于是，白发苍苍的诗人哲学家再次拥有了庭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过得像国王。他做了各种事情，完全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就好像他还不愿草草结束，仍在等待谢幕，好宣布自己人生这出大戏剧终。此前，他已经打理好了自己的私人事务：除了大量有价债券，玛丽-露易丝还继承了费尔奈庄园——当时，她已经把它出售了，同样被出售的还有伏尔泰那座藏书超过六千卷的图书馆。大师热烈的仰慕者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在这个相当果断的转让过程中，看到了某种精神上的野蛮——然而实际上，这是符合大师处理家产的惯例的。当他有了致富的机会——尽管这不太可能，难道不正是他自己抓住一切机会聚拢财富，还自我申辩，指出这正是艺术家才有的致富头脑吗？于是，他的侄女就这样遵循叔叔的意志摆脱了他遗留的责任。伏尔泰自己也与世界和解了，虽然他内心深处仍然为人类的道德状况忧心忡忡，但至少此时，他只想表达自己的希冀：“我不再指望人类了，而是转向了你，一切生命、一切世界、一切时间的上帝……你没有赋予我们心，于是我们互相憎恶；你没有赋予我们手臂，因而我们互相残杀。若你给了我们，我们会互相帮助，这悲惨而短暂的一生虽是重负，却会变得可以忍受。希望所有人都记得，他们是兄弟。希望他们厌恶暴君的灵魂！一旦战争的长鞭无情挥来，至少我们自己还可以和平相处，消除憎恨，不互相折磨。”
当历史掀开它的衣角——正如我们的政治家常说的那样——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那些庄严的大事了。也就是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常常是平淡无奇的琐事：我们必须接受，并不是每天都有王朝倾覆、思想体系崩溃或被寄予众望的新社会形态建立这种大事发生。如果观察者掀起历史的衣角，想一窥被藏起来的丑陋面孔，他们只会看到一场乏善可陈的普通展览：历史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示人，而它本就是平平无奇、让人司空见惯的。对此不满，并且想看到更多的人，必须鼓起勇气，剥去历史披上的一层层故事的外衣。理想的结果是，他会发现个人经验与现实世界的共鸣，幻想与理性清醒的真实存在的协奏。而历史正是这样，由讽刺、诡计与叙述的小花招书写而成。
伏尔泰一直是“未知的哲学家”。他拼凑出的思想体系独特而大胆，其中潜藏着一条冒失的哲学讯息——这些都随着他的去世而失传了。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偏爱使用许多小小的讽刺。这些讽刺并不总是完全切题，但至少留下了值得注意的效果。长期以来，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正是幽默和反讽——它们更接近真理，与简单的挖空心思卖弄才智有着本质区别，有惊人的说服力。在这位诗人哲学家给普鲁士国王写的一封言辞稍显缓和的信中，他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即使放在今天，也算是极端啰唆了：“陛下……拿起剪刀，剪断了所有的琴弦，因为它们让您觉得无聊，只留了剩下那部分供您消遣。陛下您就是这样把三十卷作品，只留下一两卷的——真是个很棒的法子啊，这一定能治好我们写起东西来没完没了的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