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格式资源能被用于揭示博尔丁的见解。利用不同的字体反映牛仔经济学中暗含的重点，我们可写成：
展示根本性新观点的科学论文有时会被忽略一段时间。飞船经济的思想（虽然不是以这个名称）由博尔丁于1945年和1949年在两篇技术论文中首先提出。博尔丁只能够说，这些早期的论文在同行经济学家中“没有产生任何反应”。只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他贡献的原创性和智慧才受到普遍赞赏。
模糊的资源→生产→扔掉的垃圾
但是时代已经改变，野牛是珍稀的。《寂静的春天》出版4年后，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由于将经济系统分为两种类型的分析受到广泛关注。第一种类型他称之为“牛仔经济学”（见方框7-2）。作为人口的极大增长（与我们生活其中的地球宇宙飞船的面积或空间的相应增长不相匹配）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把逍遥自在的牛仔经济学替换为限制自由的政体，博尔丁称之为“宇宙飞船经济学”。
牛仔经济学家敏锐地察觉到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以经济学家喜欢用的语言——只是“模糊地”察觉到被耗尽的资源和所产生的垃圾。为什么牛仔经济学家的生产函数没有在经济学文献中坦白地标示出来是易于理解的。这一对偏见的如实认可将会使该学科成为笑柄。
在一个像19世纪的美国那样资源丰富而人烟稀少的国家里，真正浪费的行为几乎不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肆无忌惮的经济冒险家从环境中攫取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大地上杂乱无章地扔满他们不需要的东西。这种行为可以被辩解为节省人类的努力。饥饿的基特·卡森会射杀一头野牛而只吃掉其舌头，留下其他部分任其腐烂。如果他把这头动物切割成块，将剩余的肉制成熏肉保存，他会因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处境更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叫做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统计量的发明增强了牛仔经济学家对生产函数的偏好。这个累计的测量包括从销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中收到的所有付款——经济生活中的商品——但是它忽略了可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不利的结果。如果一片美丽而令人敬畏的森林为给农业让路而被毁掉了，破坏的成本是GNP的一部分，但是被毁掉的森林的价值被忽略了。对原始港湾（它总是一块湿地）的所谓“改造”，也是以有类似倾向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填埋湿地的成本被加入GNP，把这块地卖给在它上面建造工厂的人的销售值也被加入GNP。对于鱼类和甲壳纲动物繁殖地的损失却没有考虑。生态学家会倾向于争辩说，伴随统计量GNP的还有GND——“国民破坏总值”。
牛仔经济学
并且，无论何时采取行动以矫正不受欢迎的“进步”效应，矫正行动的成本以违反常情的方式进入会计程序：它们被加入“商品”的总量，虽然这种矫正甚至可能无法使系统恢复到“进步”前的状态。例如，如果因采煤而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的医疗支出是30亿美元，那么，这30亿美元被包括在GNP中，虽然，用于药品开支的钱显然不能用于其他使消费者产生积极满足的事情。并且矿工遭受的无法矫正的残余痛苦在GNP中没有得到任何账务清算。不需要什么远见就能认识到，恶劣的污染伴之以社会化医疗的慷慨支持，能最终将一个有着世界最高GNP的国家投入济贫院。（并且，建造和经营济贫院的成本无疑将加入GNP！）
1773年，伊壁鸠鲁精神被一位叫彼得罗·韦利的现在已没有名气的意大利人重新导入到欧洲的科学中。当时，他将创造从科学研究领域中排除出去：“宇宙中所有现象，不论是通过人手产生的，还是通过宇宙的物理法则产生的，都不能被认为是实际的创造，而只能被认为是现存物质的变体。”经济学家正向伊壁鸠鲁—韦利的立场移动，但是他们仍然另有企图。许多经济学家不是明显的反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暗中反对——这也许更糟，因为不言明的信念更难以暴露。
方框7-2 肯尼斯·博尔丁论经济学：牛仔与太空人
《寂静的春天》的一度流行使生态学走出学术界，进入了市场。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一场公开论战就开始了，一方是工商业家和经济学家，另一方是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生态学家，像其他自然科学家一样，认可伊壁鸠鲁的守恒为所有分析的默认状况。在修辞效果上，这意味着世界上很少或几乎没有真正的生产，仅仅是在不同形式的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各种转换。相反，在经济学，“生产”一词具有某种神秘性质。如果人们从来不对出自虚无的某种外显生产（或者，不需要的东西明显蒸发为虚无）产生疑问的话，那么，会计问题看上去是简单的。
未来的封闭地球需要与过去开放世界中不同的经济学原理。为形象化起见，我打算将开放经济称为“牛仔经济”，牛仔是一望无垠的平原的象征，也与不记后果、糟蹋利用、传奇性暴力行为相联系，它们都是开放社会的特征。未来的封闭经济可以类比地被称为“太空人经济”，在其中，地球成为惟一的宇宙飞船，任何物品都没有不受限制的储备，对开采和污染都是这样。因此，在这样的经济中，人必须要在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中找到他的位置。这个生态系统能够进行物质形态的持续再生产，虽然他不可避免地要输入能量……在牛仔经济中，消费被看做是好事，生产也是如此；经济的成就是以“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衡量的。其中的一部分，无论其速度多快，是从原材料和非经济物体的储藏所中提取出来的，另一部分则被输出进入污染储藏所。如果存在可以获取物质和存放排放物的无限大的储藏所，那么，产量至少是对经济成就的似乎合理的测量方式。……
作为科学问题的“生产”
在太空人经济中，产量决不是迫切需要的东西，并且它的确被看做是应当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的东西。经济成就的本质尺度根本不是生产和消费，而是总资本存量的性质、范围、质量和复杂性，包括系统中人的体力和智力状态。在太空人经济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存量的维持，并且任何导致给定存量得以维持同时减少产量的技术改变（也就是，减少生产和消费）都显然是一种收益。这个生产和消费都是坏东西而不是好东西的想法对经济学家而言是非常生疏的，他们被收入流的概念所困扰……
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差异的主要方面在于它们对（1）限制，（2）预计将来，和（3）对付不可逆转的变化的看法。这两个学科领域在逻辑上的密切关系要求合作进行诸如人口问题的调查。假设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双方都有足够的良好意愿和充分的努力，是有可能将这两个学科重新合并在一起的。1988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建立和《生态经济学》杂志的创立是一个开端。弄懂人口问题必定需要来自这两个专业的洞察力。
《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世界的经济学》，1966年
生态学和经济学都关注生物种群的行为。生态学处理动植物行为（它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人类）；经济学将其注意力只限定在人类行为，并且，只是某些人类行为。虽然从创立到现在，种群研究是生态学的头等大事，而经济学却令人费解地放弃了人口。在马尔萨斯之后，最后一部强调人口问题的主要经济学教科书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48年。从那以后，经济学和人口学经历了长时间的并且几乎是沉默的分离；到20世纪，在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人口论题被减到很少，并且成为非实质性的段落。在当代，一些书甚至没有在索引中列出人口一词。
无论一项半盲的生产函数多么使牛仔经济学家舒服，它在一门目标是成为科学的学科中是不能容许的。一个学科必须严格地以守恒原理为基础。正是创造了这句带有民间俚语色彩的“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人，使经济学的学术原理更接近于伊壁鸠鲁的现实观。
生态学是后来才结晶出来的。这一术语是19世纪60年代由厄恩斯特·海克尔创造的。他是将达尔文的著作介绍到德国的生物学家。直到雷切尔·卡森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发表之前，生态学发展缓慢并且几乎不为学术界之外所知。
宇宙飞船生态学
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学术专业一个个从哲学（该术语最初的含义仅仅是对智慧的一般化的爱）原液中结晶出来。每一个新的结晶体都是在发展了一段时间后才被命名的。亚里士多德、奥雷姆、格雷欣和休谟[1]在经济学学科方面都有许多论述，但不是在经济学这一名称之下；经济上的事实通常被混入其他事务。直至亚当·斯密于1790年死后的半个世纪，“经济学”学科都不是这样命名的。在学科问题上，马尔萨斯是第一个成为我们现在称之为经济学教授的英国人。
那些靠自然界的资助而变得富有的人自然痛恨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扩大“没有免费午餐”教义的应用范围，将人类生存的环境包括于其中。但是，以宇宙飞船生态学的宽广视野取代较为狭隘的牛仔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界正逐渐追随博尔丁的方向。
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是姐妹科学。希腊语词根oikos的意思是“家”。生态学应当是关于家园的科学（logy），而经济学（nomics）应当是处理家庭的数字方面的学科。逻辑上，经济学应当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但这不是业已形成的学术关系。（在决定学科划分方面，既得利益集团比逻辑更有效。）
生态学家视经济学为更宽广的生态学学科中的一个分专业。（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同意——这是可以理解的。）总是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生态学家将恰恰像经济学家过去那样，对生产函数的见解不适当，虽然他们强调的重点相反：
联体双胎：生态学和经济学
源头→生产→纳污
里根总统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任命之一是任命詹姆斯·瓦特为内政部部长。内政部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为后代保护自然资源。詹姆斯·瓦特否定了这一思想。在言辞和行动上，他都表现出被尽快用光所有资源的决心所驱使。作为一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以最终审判即将到来为由为其不顾将来而辩解。由于世界很快就将按计划而被毁灭，瓦特找不出任何理由不尽快挥霍自然界的财富。以这种哲学行事，瓦特以许多以后不能补偿的方式减少了国家的野生资源。他当权期间的惟一好处是：在他被迫下台之前，公众对他的臭名昭著的暴行作出的反应是使主要环保组织的成员数增加了1倍多。
思想狭隘的经济学家强调“生产”，根本不理会自然资源的源头，以及吸收没人要的、所谓生产的“副产品”的纳污之所所发生的一切。思想狭隘的环保人士同样大声哀叹源头耗竭和纳污造成的污染，而对承担着将潜在财富转变为人类财富的困难艺术——经济学家称之为“生产”的人类机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信任。
伊壁鸠鲁观念的保守主义者可被称为生态学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希望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取代掠夺的经济，将财富、物种多样性以及自然界的美丽传给我们的孩子。这些人在里根政府中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而这个政府几乎完全是由彻头彻尾的政治保守主义者组成的。
这两个思想狭隘的团体的过错源于普遍存在的不能充分领会他人工作困难的人类缺点。由于环境论的文献是由精通文字、但大多数没有经济生产经验的人制作出来的，社会的企业家对每个人的福利所做出的非常真实的贡献，普遍得到太少的承认。因此，读一读方框7-3中一位文人关于企业家艺术的证词是很有趣的。
政治事务上的保守主义者并不经常谈论不平等，但在贬低人口与资源比率的重要性方面，他们的确支持政治解放。直截了当地说，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是伊壁鸠鲁观念上的保守主义者。虽然他们急切地希望保护当今世代富有者的财富和权力，但对于为了未来世代而保护今天的环境财富，他们相当淡漠。他们热衷于为传统习俗作辩护，而不论结果是如何毛病百出。
方框7-3 一个文字匠叙述他的商人经历
在19世纪，乔治的非保守主义主张的古怪之处是比较容易辩解。制造业规模经济的收益变得日趋显著，而规模不经济却不甚明显。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收获自然财富的手段在稳定地改善。将贫穷归咎于不平等的政治制度，而无视人口与资源正在变化的比率，这是乔治时代至今的政治解放的一贯实践。
[西奥多·H·怀特以第三人称叙述了他是如何组织]一个小出版社每年出版一种新款日记簿，即以现在普遍的方式将每一整周放在两大版纸上，被称为“经理台式日记簿”。这个想法生了根，成为一个现在还存在的公司。但是令怀特吃惊的是工商业家为实施甚至是最简单的想法，如日记簿出版所付出的努力。他必须以合适的价格找到合适的纸张；纸张必须是可以擦掉的，因为人们经常擦掉并反复涂鸦每日的便笺。接着，纸张必须被转给印刷工，从印刷工到装订所，从装订所到仓库，从仓库到销售人员。
《进步与贫穷》，1879年
带着一种对那些创立了一个原先并不存在的企业的小企业家们的不断增进的尊重，怀特离开对日记簿出版的探索一年了。商人把事物聚集在一起：钢铁到了建筑工地，煤到了矿上，石油到了港口，书到了书店。如果做得好，商人能够使2加2不等于4，而是等于5，6或更多。他确定，商业系统的这种古怪是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感到不痛快的东西。他们坚信2加2必须始终如一地等于4，4加4必须等于8，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有人在欺骗。
我断言，在任何既定的文明国家，较大数量的人口比较小数量的人口更能被全部养活。我断言，社会不公正是短缺和不幸的原因，而非自然的吝啬，而现代理论却归之于人口过剩。我断言，人口增加而新添的嗷嗷待哺的嘴并不比已有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与生俱来的手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下能生产更多。我断言，如果其他事物保持不变，人口越多，财富的公平分配将给每个个体带来更大的舒适。我断言，在一个平等的国家里，人口的自然增长将不断地趋向于使个体更富裕而不是更贫穷。
《探究历史》，1978年
方框7-1 亨利·乔治论无限进步
西奥多·H·怀特[2]是一个职业记者和历史学家，他碰巧而不是偶然地有一段投身商业企业的短暂经历。他发现，通过为存在社会需求的东西提供供给而赚钱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证词是可信的，因为他是“不情愿的证人”的证明，当然是最可信赖的证据。注意怀特在结束句中表达了一种反伊壁鸠鲁的情绪，暗示着某种东西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当然，物质和能量必定守恒；不守恒的是信息—物质进入台历的组织。可以理解，一种像怀特那样对困难的敏锐察觉使商人们对伊壁鸠鲁派环保人士的批评感到恼火。
科学家曾经有过一段较为宽松的处理物质与能量的时期。到1879年，这些实体的守恒在自然科学领域已获得完整的确立，但是就在那年，“单一税纳税人”亨利·乔治挑战性地宣布了社会科学中的非保守主义（见方框7-1）。大多数的不动产开发商和商业发起人依然吟咏着乔治的调子。（这一事实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乔治致力于没收不动产投机的收益。）
在一个接受宇宙飞船生态学的社会中，会计规则下生产函数的真正的一般形式必须对源头、生产和藏污纳垢之所给予同等的重视。其结果是：
有关记录是混杂的。经济学家要求他们的助手，也就是会计准确地轧平账簿；并且一位经济学家可能对他那刚刚入门的学生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在课程达到很深的程度之前，这一咒语的保守思想经常被遗忘。金融领域人为的复杂性使得人们难以认识到真实财富的潜在守恒。
源头（资源）→生产（转化）→纳污（因此产生的污染）
伊壁鸠鲁宣布了两个重要的默认状态：（1）不存在无中生有，并且（2）存在之物不能转换成虚无。它们已经为自然科学家所普遍接受，由于涉及事物守恒，自然科学家视之为保守的陈述。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是保守主义者吗？
在人类开发自然的不同阶段，生态—经济生产函数三个部分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分析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对于人烟稀少的世界，牛仔经济学也许是够好的，但是，在我们相对人口过剩的世界，没有什么比真正的“飞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更能使生活更适合我们、适合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的了。
一种非同寻常的“保守主义”理念
[1] 奥雷姆（Oresme，1325—1382），法兰西天主教主教，经济学家。其著作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格雷欣（1519—1579），英国金融家；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译者
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所展现的世界，其外貌就是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以及出现在源于欧洲的文化面前的模样。据说新世界是在1492年被发现的——如果阿兹特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听到这一陈述，一定会感到惊讶。自接受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的那一刻，我们注意到在1492年之前，每个欧洲人平均占有24英亩的欧洲土地，此后则是欧洲人人均占有约120英亩的土地。5倍的增加建立在通过征服而获得的财产是合法的这一假设之上。这突如其来的财富导致了W·P·韦伯所谓的“繁荣时代”。这不足为奇，如同卡顿和赖利所说，“自此，机会仿佛是无限的……[并且一种]对‘进步’的乐观信念的发展令人感到毫不奇怪。”繁荣时代持续了4个世纪，但当第6个世纪在地平线上赫然耸现时，繁荣时代好像渐趋终结。
[2] 西奥多·H·怀特：《寻找历史》，纽约，沃纳兄弟，1978年，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