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为了适应科学的最新见解而试图修正所有的英文著作文集的话，我们会成为笑柄。甚至是科学家们，虽然他们知道只存在热度，但也毫不迟疑地同时谈到热和冷。
猫头鹰，尽管有羽毛，正过快地失去热度。
至于利他主义，虽然从产生的结果看，不存在任何诸如纯粹的利他主义这样的事物，但是倘若不忘记达尔文的教诲，我们能够继续使用孔德的词。“纯粹的利他主义”，像物理学上的无摩擦的滑轮和无重量的杠杆一样，是一种为了使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更为容易的假设构造。
圣阿格尼斯节前夕——啊!不够热!
生物学以有许多令人吃惊的非纯粹利他主义的例子而自豪。考虑以下的例子。有一种蟋蟀，其中母蟋蟀允许它那一窝孩子把它吃掉，由此为它们的一生开个好头。这种极端的“母爱”形式，虽然把母蟋蟀存活更长时间并再次繁殖的概率减小到零，但无疑增加了每一个小蟋蟀的存活（和繁殖）概率。如果这种行为算不上“利他主义”，那么什么算呢？
在济慈死后不久物理学逐渐发展，如果他有物理学知识的话——即热度是对分子运动的度量，其中只可能是正的度数——明白这一切之后，济慈也许会这样写：
顺便，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随达尔文主义出现的语言学错误。在蟋蟀的故事中，自然选择不是为了被同类吃掉的母蟋蟀的利益而存在的，这确实是真的。那么，自然选择的进行对谁有好处呢？长期以来，生物学教科书指出自然选择的进行是“为了种群的利益”。但是，这不可能是真的。在蟋蟀中，人们没有找到一只愿意使自己被任何小蟋蟀吃掉的母蟋蟀：它只为自己的孩子做出这种牺牲。可以理解，献身的蟋蟀妈妈可能被利他主义的情感所感动，但是其基因的表现是“自私的”，它们“寻求”在未来世代中促进自身的繁殖。
猫头鹰，尽管有羽毛，还是冷冷的——
在上面这句话中使用引号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如下事实的注意：深奥的生物学知识有时超出了语言的范围。我们必须将注意力从个体转向它们的基因。在蟋蟀中，母系同类相食的基因在母亲及其后代中都存在。如果，通过吃掉它们的母亲，小蟋蟀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存活率，被吃掉的母蟋蟀的相应基因损失在数量上，将少于存活的小蟋蟀的同样基因的收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基因而不是个体标注为这个轰动事件中的利己主义者。
圣阿格尼斯节前夕——啊!刺骨的寒冷!
在含蓄的层面上，达尔文对此理解正确，并对群居昆虫自然选择的许多例子进行了正确的推理。但是在带来必要的语言变化上，他不太成功。他指出，“在某个生命体中，自然选择将不会产生对这个机体的损害大于该生命体的收益的结构。”对于“生命体”这个词，现在我们要替换为“生物体的基因”。但是直到20世纪，基因的概念尚未阐明。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还需要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阐明语言和生物学的关系。新的语言也许有些不大好使，但是它尽我们的语言的最大可能映射出潜在的事实。自私的基因的行为能够产生一些结果，在日常谈话中，我们乐于将这些结果标注为“利他主义”。父母的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例子。
在语言的选择中存在诸如过于抽象这样的情况。例如：大概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两个形成对照的词“热”和“冷”，然而，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些词是累赘。自然中只有热，物体的热度可以变化。那么，考虑到这种物理学的认识，我们要改写文学著作吗？别忘了，济慈曾写过：
蟋蟀的这种行为并非独一无二：人们在多种蜘蛛中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此外，甚至在不以母亲为食的人类中，父母的牺牲也不是一点点。所有为人父母者都或多或少地承担费用，至少是落在一个人身上，而常常是落在父母两个人身上。不论我们对动机性的利他主义做何结论，结果性的利他主义的确存在。
在“利他主义”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不到10年（由孔德创造，他还创造了“社会学”这个名词），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就证明严格意义上的利他主义是不存在的。这真是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然而一些值得尊敬的作者们依然使用“利他主义”这个词。怎么会是这样呢？
颂扬区别对待
利己主义的基因
个体上是利他主义但遗传上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被归入“亲缘利他主义”一类。自然选择有利于这样的行为只是因为遗传上受到支持的区别对待伴随着遗传上所支持的帮助冲动。在今天“区别对待”这个词几乎总是谴责的词。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区别对待是每一种持久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必要部分。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区别对待，“利他主义”的有利影响会被整个群体所共有。（在前一章我们明了了公地体制的弱点。）接着，利他主义行为的收益会被冲淡，使得这种收益比采取利己主义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小。（依据定义，）利己主义行为的收益不这么普遍化，也不会被冲淡。如果缺少了区别对待，一个成员众多的种群中的利他主义的选择值为负。一些广为人知的例子将阐明这一点。
排除种间产生重大结果的利他主义的论证同样完全适用于种内。在两种情况下，清除物种的利他主义的是同样的机制。假设某个物种的所有成员都乐于使本物种的其他成员，而不是它自身受益。又回到老话题上：每一次有益的行为都给行为者带来某种成本。如果现在万一出现了一个行为利己而不是利他的突变体，那么这个突变体比“正常”的物种类型更具选择优势，因为它不负担无补偿的成本。与纯粹利他主义的物种类型相比，自然选择更有利于利己主义的突变体，而且，到时利己主义的突变体将成为优势类型，论证完毕。
在自己产卵之前，鸟儿不照料鸟蛋。而且鸟儿不为任何陈蛋而操心，而只照看自己巢里的蛋；而且鸟巢必须在正确的地方。如果实验者把巢移开几英尺，尽管鸟儿看到这个行为，但是一旦全部格式塔与先前传送到它大脑里的不匹配，鸟儿也不再孵在自己的蛋上。（我们把“鸟脑”作为贬义词不是没有原由的！）照料和区别对待都是遗传上设定的。（为了对鸟儿公平，我们应当指出鸟类的大脑主要用在困难的飞翔技术上了。自然选择几乎没有时间使之适应爱管闲事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古怪问题。）
通过暗含于著作中的论证，达尔文证明他的确信是有道理的。为了使之更为明晰，我们假设物种B有一种适应性，它对自己的同类没有丝毫益处，可是却对物种C有益。任何适应性的生成都需要某种费用。突变的过程是不可阻止的。无论何时，当B的某个缺少假设适应性的突变体出现时，与“正常的”物种B的成员相比，该突变体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不会把自己的努力浪费在为物种C的生活改善上。说该突变体具有竞争优势是说，与“正常的”、利他主义物种B的变体相比，它（平均）产生更多的存活后代，突变体型将取代假设的利他主义型。最终B将因此而清除其物种利他主义。
布谷鸟利用其他鸟儿的区别能力有限，把卵产在其他种类鸟儿的巢里。它的蛋与巢主人的蛋非常相像，因此其他鸟儿没有意识到这种海盗式的入侵。当鸟蛋孵化以后，小布谷鸟迅速把主人的幼鸟赶走，由此确保养父母照顾它自己。（到那时，它的生物学上的母亲正在别的巢里产卵。）责怪其他雌鸟的区别能力如此之差是不得要领的；它以其贫乏的心智才能尽力而为。像这样的自然故事（这样的故事有许多）坚定了利他主义必须有区别的信念。
物种间不存在纯粹的利他主义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重要默认状态。如E·T·惠特克所言（回想一下方框5-1），默认状态源于“思想上的信服”，它使得所有以别的方式对事物加以解释的企图都必定失败。只有那些对某一物种有利的特征才会被该物种所挑选。更确切地说，利他主义也许存在于某一物种某个历史瞬间，但是纯粹的利他主义不可能持续许多代。
个人主义和互惠的利他主义
不存在物种间纯粹的产生重大结果的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有许多种类。母亲帮助自己的孩子；兄弟姐妹互相帮助；各家的朋友愿意彼此帮助；而且陌生人愿意一起工作帮助教堂、俱乐部、国家或其他体现他们的理想的大型团体。对利他主义进行多种分类是可能的：图22-1就给出了一种分类。
从《物种起源》的其他讨论（以及别的地方），很清楚，当达尔文写“构造”时，他的意思是构造和行为。根据定义，物种间纯粹的利他主义将是只对接受利他主义服务的物种有益的行为。如果存在这样的利他主义，自然选择就是海市蜃楼。达尔文把他的一切全都押在这样的认识上，而时间已经显示他的下注是明智的。没有哪个物种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物种的利益而行事。
图中各种行为根据范围的顺序排列。表的底部是最纯粹的利己主义，一种个人毫不夸张地只顾自己的非利他主义行为。对于必须是社会化的人类，纯粹的利己主义形式是不存在的。（别的不说，某些成年人必须照顾儿童。）
虽然在整个自然界中，每一物种都不断地利用其他物种的构造并为其他物种所利用，但是仅仅为了其他物种的利益，自然选择不可能使任何物种有所改变。而自然选择能够并且的确常常为直接伤害其他动物而形成某种构造，如我们所看到的蛇的毒牙，以及埃及蠓的产卵器，通过这个产卵器，埃及蠓把自己的卵产在其他活昆虫的体内。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任何物种的任何部分的构造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物种而形成的话，这将会歼灭我的理论，因为通过自然选择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产生的。
图22-1利己主义和各种可能的利他主义的一种可能的分类，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一个人常常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形式的利他主义。
达尔文关于利他主义的论述是涉及自然选择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论证，即他对科学思想的贡献。为了全面领会以下所引用的论述，人们必须了解达尔文习以为常的叙述风格是如何不为教条所拘。从他确信自己的理论到首次把自己的理论公诸于众，其间达尔文犹豫了20年。他竭尽全力，力图公正地提出所有反论。在《物种起源》的6章，“理论上的难点”占据了1859年的第一版6%的篇幅，以及1872年第6版（最后一版）8%的篇幅。“然而”和“另一方面”刻画出他研究所有问题的方法。但是，当涉及对自然选择及其对利他主义影响的评价时，达尔文并不含糊其词。
在利己主义之上即是个人主义，这是利他主义最为有限的一种存在形式。遵循着“爱人如己”的规则，个人试图在对待他人和自己时保持一致。“权利”是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语言。奇怪的是，该语言多半是这两个世纪的发明；它趋向于削弱范围更广的利他主义形式。在人类社会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范围更广的利他主义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主义的“权利”主要是欧洲文明的产物；许多国际误解的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自由论者”似乎力求使自由主义成为利他主义的惟一形式。（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社会能够长期存在吗？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最为关心的是种内（智人[1]）利他主义，但是人们所做的第一步重大分析却是观察种间利他主义。在达尔文之前，大量伤感文学不断引以为例的是，上天已经计划好由某个物种帮助其他物种。当然，大部分小说表现的是其他物种如何为人类服务：例如，蜜蜂被认为是为了人类而酿蜜。达尔文的理论以“自然选择”取代了“上天”，进而指出，动物的适应性变化不能作为种间利他主义加以解释。（蜜蜂所酿的蜜首先是为了蜜蜂的目的：人类利用蜂蜜是附带事件且不是最初的原因。）
个人主义并不形成合作。近年来，在非人类的动物界人们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例子。这些例子是，“清洁虾”和极小的“清洁鱼”以大鱼皮肤上和嘴里的像小虫一样的寄生物为食，而大鱼则忍住不把清洁工们吞下去。由于小小的清洁工收益于有顿饭吃，而大鱼收益于被“驱除了害虫”，这种关系被称作是一种互惠的利他主义。
通过首先观察其他动物，对人口问题有所启示。对于不久以前一份宗教杂志所宣称的事实：“为了所爱的人或是所坚信的某种原因而愿意放弃生存，这正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之一”，我们必须从头予以否认。迟至20世纪后半叶还提出这样的论断令人震惊。当然，该论断只不过是人类豁免主义学说（第16章）的一个例子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工蜂通过蜇敌来保护蜂房已是众所周知，尽管这一行为极有可能要了工蜂自己的命。许多宗教作家肯定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吧？
戴维·巴拉什坚持认为互惠的利他主义“根本不是利他主义。它是纯粹而绝对的利己主义，因为这种行为是在期望个人得到的回报超过所付出的成本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所引用的一段话没有回答“谁付出了代价？”这个问题，它也许隐藏着对个人愉悦（或个人收益）的计算的误解。自然选择进行着被我们称为理性收益和损失的假定计算。这种假定的计算可以不包括互动参与者中任何一方的自我意识。尽管如此，自然选择只要求这种“计算”考虑所有成员的收益和损失。互惠双方收益和损失的事实是不相干的。（如达尔文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如果某个物种不可能因其带给其他物种的好处而被选择（除非是通过对其自身的反射性作用），也不可能根据对其他物种造成的损害而被选择（除非是通过对其自身的反射性作用）。物种间的怨恨如同物种间的善行，与选择无关。
利他主义和自然选择
如果某个人类社会强烈坚持把怨恨或博爱作为基本动机的话，这样的社会能否长期存在是有疑问的。马尔萨斯（方框22-1第4条）认为上帝在人们心中安排的自私比仁慈更强烈；在健康的人类中，自私也比怨恨强烈。金钱的发明使人与人之间的反应更为有效和健康，如同艾德·威尔森所言，这是“互惠利他主义的惟一量化”。正如俗话所说：“一报还一报。”
格罗顿学校的校训
债务的偿还（如报复）不必是立即发生的：记忆能担当账本的作用。金钱能使我们称为“债务”的抽象词语具体化，并使记性不好的缺点变得无足轻重。一旦人类发明了金钱，它不能总是“只做一件事”。金钱能够把“债务”转移给没有参与起初的互惠行动的人。负债标记能够积累或细分；言词上它们变成了“资本”。
11.服务就是统治。
各种变化在资本的主题下进行。这些变化的令人较为不快的结果使一些人断言“金钱是万恶之源”。这是对《圣经》格言“贪财是万恶之根”的引用错误。《提摩太前书》（6：10）中提出这一责备的对象是人类的行为。随着互惠利他主义的创造，经济学专业在金钱命题上是一种无结论的“和睦理论”。
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1957年
范围更广的利他主义形式
10.我听说人们也许因食物而成为依赖我们的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能够有所行动之前，人们必须吃东西。而且，如果你寻求一种方式，使人们以与你合作的名义依附于你并成为你的依靠者的话，对我而言，这种食物上的依赖是非常好的。
图22-2是前面一图的扩展；该图尝试以粗略的方式表现相互冲突的人类动机的“力量”。在物理学中，力、功率、能量定义明确，因此能够可靠地对它们进行测量。在人类动机的相对强度分析中，这样的能力（尚）不可能。此外，图22-2中的阴影部分大致代表我们对不同人类联系的力量的“直觉”了解。
C·S·刘易斯，1942年
图22-2利己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利他主义，（以近似的方式）显示它们所发挥的各种威力，通过各个层面上阴影部分的宽度显示出来。
9.一位聪明人曾说，“如果人们知道无私的场合有多少敌意的话，无私将不会如此经常地为教士们所推崇”；而且，“她是那种为别人而活着的女人——你总能通过他们所搜集到的言辞来向他们讲明。”
“政治的力量”指能够被大型政治机构——军队、警察、监狱等等所掌握的力量。国家比家庭或小部落更多地拥有这种力量。当危机来临，国家能够压倒个人和家庭。这就是国家得以存在的一个原因。但家庭也是如此，但其所运用的手段不像国家那样残暴，而且其效果体现于不同的形式。以基本的、粗略的方式，我们能够探讨这些不同形式的利他主义的特征和相对强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
如图所示，“忠诚的力量”位于右侧的阴影区域。在小团体里忠诚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因为它与利他主义关系的密切性和持续时间有关。（一窝生的小仔儿非常忠诚：“血浓于水。”）对少数人的忠诚的力量经常有侵蚀大多数人政治力量的危险。
8.[在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一位年老而且确实聪明的人”]……开玩笑说，但是一个悲哀的玩笑。“我爱人类，”他说，“但我禁不住为自己感到奇怪：我越是热爱抽象的人类，越不喜欢某个特定的人，我的意思是因人而异。”
“家庭主义”包括我们这个社会里核心家庭的成员，而不是别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它把规模更大但定义模糊的“扩展的家庭”包括在内。例如，在印度，扩展的家庭是社会存在的最主要实体。由于找工作上的激烈竞争，我们斥责为罪恶的“裙带关系”被当做一种长处。这就是大多数贫穷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状况。（问题：只有富国才能提供反裙带关系的美德吗？）
赫尔曼·法伊费尔，1959年
“任人唯亲”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以长期交往为甄别的基础，而不关心遗传上的关系。对于“我怎么能够信任别人？”这个忧心忡忡的提问，任人唯亲是合适的回答。
荣格（1875—1961年）7.当面对假设的情形，比如说死亡迫近，“如果在死前只能做一件事的话，你会选择做什么？”精神病患者的特有选择趋向于优先考虑社会或宗教类型的行动，例如，“把我所有都交给慈善团体，”“如果可能的话，停止战争，”“对上帝了解得更多，”等等。这与正常人的反应形成对照。正常人强调个人的愉悦和满足，如“漫游全世界，”“住进一所新房子，”等等。
大量关于“囚徒的困境”的文献证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尴尬处境，自我从来不能真正了解在变化的脑海里正发生着什么。同胞的兄弟姐妹也许不受相互猜疑的干扰，幸福地长大成人，但是陌生人不敢冒这样的信任风险。长期一起共事，尤其是因共同的苦难而联系在一起时，能够产生相互信任。在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事小组里，任人唯亲在强度和可靠度上接近于手足情谊；回忆一下莎士比亚的亨利国王所阐述的有差别的快乐：“我们人少，我们喜欢人少，我们是一群兄弟；/由于他的血与我流在一起/他当是我的兄弟。”
6.对自己越是感到不确定，越是有一种与所有事物有亲缘关系的情感在我心中生长。
任人唯亲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企图为一个较大的团体（公司或国家）服务的“告密者”通常被与他一起工作的人排斥在团体之外。对于核心权力单位，任人唯亲是其可靠性的严重限制因素之一（第15章）。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危害，阿尔文·温伯格呼吁创造“科学的神职人员”，他们（被假设）对社会总是比对好朋友更忠诚（方框15-3），虽然温伯格承认他的提议听起来是“怪异的”。
W·E·H·莱基，1869年
“部落主义”是在一个部落内运作的利他主义。部落是一个不能随随便便下定义的单位。部落的成员不必是近亲，也不必彼此认识。他们通常属于同一种族，但不是必须这样。他们分享共同的信仰，尤其是被我们称为宗教的那种。他们几乎总是说着同一种语言，通常是那种使他们与竞争对手相区别的语言。正如许多非洲人自己承认，广为传播的强烈的部落主义是阻碍非洲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现实。
5.善意的情感曾经仅仅包括在家庭里，范围很快扩展，首先包括了一个阶级，接着是一个国家，进而是国家的联盟，接着是全人类，并且最后，在人与动物界的往来中也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在美国，到今天部落主义已经成为极其次要的一种利他主义，但是这种状况正在转变。现在鼓吹“种族城市”的激进主义分子无疑是有各种动机的，其中之一是想要破坏爱国主义。“双语教育起初是作为一种提高英语水平的较为有效的途径加以兜售的，但在实践中却常常被证明是延迟了英语水平的提高。那些取得资格的双语教师不想要他们的学生进步得太快，否则教师的雇用期会被缩短。”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806年
20世纪早期，排外（畏惧和憎恨外国人或外国事物）是美国人的共同缺点。亲身体验，尤其是外国旅行，以及人类学家的努力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公众的排外心理。不幸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的大学生成为80年代的大学教师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症——欧洲恐惧症。这是一种对我们那主要是由欧洲人创造的文明的担心和憎恶。恐惧欧洲的人现在正相当成功地试图使我们的文明与其根源分离，取而代之以使人心烦意乱的多种族神话，由此削弱对爱国主义的控制。美国的未来阴云密布。
4.人们的利己主义激情远远超过对善行的爱好，通过营造这种激情，他[上帝]立刻促使我们采取那些对人类延续至关重要的行动。
“爱国主义”是全国范围内的利他主义。爱国主义常常受到“知识分子”的谴责，他们喜欢引用塞缪尔·约翰逊13个字。以下的节选在恰当的上下文关系下给出了约翰逊博士的话：
亚当·斯密，1759年
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的主题之一，约翰逊突然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一条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的格言：“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但是留给我们思考的是，他指的并不是那种对我们国家的真正而慷慨的爱，而是那种假装的爱国主义。它在各个年龄和各个国家的人中都如此之多，已成为自我利益的伪装。
3.自我保护和物种的繁殖这些伟大的目标，自然似乎在所有动物形成过程中已经提出来了。
换言之，那些主要关心个人进展的人常常虚伪地呼吁许多美德，爱国主义只是其中之一。爱，慷慨，虔诚，同情以及许多其他美德也都能用来为伪善服务。但是，我们不应让伪善夺取我们的有用的语言。
爱尔维修，1758年
世界主义：杂乱的利他主义
2.仅仅通过良好的法律人们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由此，立法者的全部艺术就是通过利己主义的情感，迫使人们始终保持彼此公正。
在有区别的利他主义序列的一端是世界主义。它是一种不考虑亲属、共享的价值、交往关系、时间或空间上的近亲关系，或任何其他特征差别的利他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一位诗人充分地表达了一种为大量文学著作不断提倡的理想。现在人们已忘记了他的名字。这位诗人说：“让我们别再忠诚于自吹自擂的种族或家族，而是忠诚于我们的最高梦想——人类的手足情谊。”
希勒尔 大约公元前50年
这听起来是可爱的，但是它赞美的是怎样的利他主义呢？这首诗显然是“随意的”利他主义的赞美诗。随意总当受到怀疑。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指出，“如果全世界都是我的兄弟，那么我就没有兄弟了。”世界主义的特定缺点是易于识别的，它倡导一种在上一章已经确定的病状，即公地的悲剧。
1.如果我不为自己，那么谁会为我呢？而如果我只为自己，那么我是什么？而且，如果现在不为自己，那么什么时候呢？
在每一种类型的利他主义中，总存在着交易的参与方之一被欺骗的可能性。关系越不是个人关系，欺骗的可能性越大。世界主义的语言几乎一字不差是卡尔·马克思的语言，“按需分配。”那些目标需求巨大的人——穷人——从夸大他们表露的需求中受益。普遍的利他主义的最终结果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如果是存在于信息领域的财富，对知识的普遍分享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通过赠予而不是交换对物质和能量的重新分配，会形成没有责任心的平民，从而形成对贫穷的重新分配。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感知到这种危害，大多数人拒绝把自己交给世界主义者的利他主义，尽管大约两个世纪以来的有力宣传对这种利他主义有利。世界主义者的一套言辞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倡导完全是杂乱的利他主义，他们获得了以下这些词的帮助：地方主义，地方观念，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本土主义，当然还有区别对待。所有这些词都以贬义词的方式加以使用。日渐混乱的悲剧性的后果是否会被人们及时察觉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方框22-1 利他主义：历史上的辩护、疑惑和限定
各种利他主义的不安定的共存
这个女孩的反应是偏激的，但是这显示出信奉利他主义动机的深切希望。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故事。不久前一个不那么叫人高兴的报道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一名男子因被判定不适合献血而被激怒了，他大闹献血中心，把主管和一名妇女刺成致命伤而且伤及其他人。”这两个故事中存在明显的矛盾。弗洛伊德的女儿渴望他人的利他主义，而内布拉斯加州的男子渴望允许他自己实践利他主义。但这种矛盾是表面的：心理鉴定过程把这两个故事转变成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许多人因被告知利他主义仅仅是利己主义的一种伪装形式而忿忿不平，这毫不奇怪。在过去的2000年里，这种思想以各种措辞出现在关于利他主义的许多论述中（方框22-1）。
众多的利他主义造成困境，用来消除这些困境的语言显示出一种文化的特性。20世纪所谓的“知识分子”中间的疏远的加剧令人担心。这些知识分子对媒体信息有压倒性的影响。小说家E·M·福斯特就爱国主义向全世界给出了令人难忘的谴责：
孩子们不仅对金钱毫不担心，而且甚至尽可能少地了解金钱——事实上他们除为数不多的零用钱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如果教导他们金钱在生活中必定有用也许更为容易……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有一次看到她的阿姨付钱给仆人就问这是为了什么。当被告知这是工钱时，她情绪激烈地宣告说她的母亲从不这样做；他们的仆人，尤其是她的保姆，都纯粹是为了爱而工作。当她被反驳并被告知真相后，她流下了眼泪并整夜哭泣。
我痛恨奋斗目标的想法。如果我必须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这样的选择也许会令现代读者感到愤慨，并且，他可能立刻伸出他那富有爱国心的手，给警察打电话。然而，这种背叛是不会令但丁感到震惊的。但丁把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安置在地狱的最下层，因为他们选择了背叛朋友尤利乌斯·恺撒而不是背叛他们的国家罗马……爱与忠诚可能与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它们压过了国家，照我看，这意味着国家将把我打倒。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在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利他主义作为一种动机，或许是不存在的。其论证如下：如果利他主义者是出于个人愉悦而采取行动的，那么，难道我们不可以说他是为了寻求个人愉悦而不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吗？这种状况在逻辑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常常引起强烈的反应。考虑这个来自弗洛伊德家的故事。
考虑到这段话的写作年代，作者的极端倾向是可以理解的。福斯特于1939年在一篇题为《我所相信的》随笔中写下了上述这段话。这篇文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的。当时，许多来自纳粹德国的小说讲述的是充满爱国热忱的纳粹青年，如果无意中听到父母有轻视元首或纳粹事业的言行，这些青年甚至会告发自己的父母。爱国主义被置于绝对优先于家庭主义的地位，世界为之震惊。为了反抗这种历史倒退，福斯特对爱国主义的谴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显然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也许包括福斯特本人会夸奖一个检举父母参与大规模犯罪行动（任何标准下的犯罪）的孩子。在爱国主义和家庭主义的冲突中，人们不能预先得出结论这两种有差别的利他主义中，哪个将要（或应当）胜出。答案有赖于特定的情形。
利他主义存在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到所有利他主义群体之间的冲突。各个时代的利他主义存在“最好的”均衡吗？大概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好均衡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问题，并且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也许不应当：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关于利他主义一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指代对象的话，许多争论是可以略去的。有时提及的是关于利他主义者思想中的内在动机；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行为的结果。哲学作家和宗教作家对前者更为关注；政治学和生物伦理学的研究者更关注后者。宗教对促进高尚的思想感兴趣，但是所有对动机的宣告都苦于“利己主义的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真正知道其他人的思想活动。（其他人的主张毫无用处，因为我怎么知道他说了实话呢？）对结果进行判定没有这种缺点，因为结果外在于行为者的头脑。生物伦理学家对利他主义采取一种推论的方法。这是以下所遵循的途径。
近年来，环保主义的兴起和对子孙后代的需求的关注逐渐增强使得均衡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控制环境资源（森林、湿地和矿物）开采的政策应当将目标定位于可持续的最佳效果。但是，对于那些经济福利依赖于资源的迅速开采的公民，这样的政策易于引起他们的反对。伐木工人想现在就拿到报酬，即便是必须毁掉美丽的森林。污染企业对大气造成的危害波及几代人，但它们的经理对相关数据吹毛求疵，以便有效地阻止所有的积极行动。由于对常规的政治改革迟缓的绝望，许多环保主义者转向通过暴力和非法手段破坏企业的合法活动。最令人痛心的人类选择被提出：我是应当遵从我国当前的法律，还是遵从某些（我认为的）更高法则？
利他主义像“意愿”一样，可能是那些不可能达成普遍一致的论题之一。在关于利他主义和意愿的讨论中，相反的论证似乎都是非常令人心悦诚服的——除非你同时听一听两方面的论点！大体上，命名有助于使讨论清晰明了；但是有人怀疑在利他主义的讨论中是否如此。几千年来，人们为出于自我考虑的行为和关注他人利益的行为之间的最佳均衡而操心，但是自从简洁的名词被创造出来之后，有关与此的争论也许变得更为尖锐。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的记载，“利己主义”（egoism）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在1722年，“利他主义”（altruism）出现于1853年。通常一个名词（“独立存在的实体”）的创造似乎意味着某种物质，一种有形之物的存在。心理功能的研究者过去常常浪费大量时间，用于寻找精神的“官能”；心理学家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实体。“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也应当被抛弃吗？
只包含两个极端中的一个——不论是自由意志论者的绝对自由主义，还是世界一统论者那富有魅力的世界主义——都非常令人欣慰。但是这两种选择都将是自取灭亡。我们必须赞成形成一种可变化的有区别的利他主义混合物。这一见解比基督教更古老。希勒尔呼喊，“如果我不为自己的话，谁会为我呢？而且，如果我只为我自己，我是什么呢？”其极度痛苦的矛盾心理溢于言表。
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迟早会引出利他主义的问题。我之所以克制自己不再开发环境，是因为也许某一天子孙后代希望我这样做吗？或者是由于今天的穷人希望能在世界财富中分得更大的份额吗？利他主义是天生的吗？它可靠吗？
[1] 智人（Homo sapiens），即现代人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