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利的约束需要公众的同意。国家必须就强制其个别成员放弃他们的一些自由达成一致——为了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如果这种约束民主地产生，它可被形容为互为强制、互为一致。并且，当然，在一个成员众多的团体里，全体一致是难以得到的，团体成员必须接受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必须的大多数有多大是可以协商的。）今天，对许多人而言“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卑鄙的词；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一个民主地达成的“社会契约”都包括了相互强制。
共有制——私有制——社会主义：哪一个是最好的分配制度？没有普遍性的答案。人口众多的现代国家是3种分配制度的混合，并且这种混合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只要看一看美国，我们注意到小商业常常是简单的私人所有；大商业是“合并而成”的，因此许多股东“拥有”一部分产权，而管理者事实上（时常）是在与公司在财务上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管理的。我们的人行道是纯粹的社会所有制：每个人尽其所需地使用人行道，与他所纳的税无关。许多机动车道是社会化的，但是主要的道路可以是私有化的，并且向使用者征收费用。
人口公地中谨慎的障碍
一块受到管理的公地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一群所有者为其共有财产任命一个管理者，并且由他来执行规则（也许甚至是制定规则）。如果管理者工作出色，他将受到奖励；如果业绩不佳，他将受到惩处或被开除。管理者服从于人为的责任。由此引发的实际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本人？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
劳埃德最根本的贡献在于他将公地理论应用于人口问题（方框21-2）。现实中的男男女女都已经知道在生育决策中谨慎所发挥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决策”是一个正确的字眼儿！博斯韦尔告诉我们，他的偶像约翰森博士在1769年10月26日以为“人们结婚不是出于理智和谨慎，而是出于爱好。如果一个人是穷人，他想，‘我不能更糟，因此我要娶佩吉。’”当然，这说的是节育方法尚处于原始阶段，而结婚几乎是生孩子的同义词。
社会主义
方框21-2 威廉·福斯特·劳埃德：谨慎被人口公地所废除
在几千年的变化中，私人所有权被划分成许多模式：想一想股票和债券，期权，“期货”等等。根据弗兰克尔关于责任的见解对此进行的分析多半已经被忽略了。在此我们应当指出合乎法律的“私人所有权”并不确保全部的弗兰克尔责任，除此而外，我们不能沉溺于此类探究之中。
结婚是今天的喜事。养家糊口是未来要面临的困难。但是，在一个财产公有的社会里，孩子是共同抚养的，或者每个家庭从共有财产中取其所需，个人中消除了养家糊口的困难。它们自我蔓延开去，泛滥于整个社会，充斥着各个部分。所有的人也许只根据对现在的考虑而决定他们的行为。所有的人都由着性子早早结婚。但是……为所有能够生下来的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假设社会体制依旧，生活资料的份额将继续减少，直至所有人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并且，直至进一步的人口增长最终被痛苦和匮乏的公开管束所抑制……
然而，假设牧场为一人所有，而畜群为另一人所有；并且，假设当牧场退化时，牲口的所有者随意移往它处，那会怎么样呢？这种“租借耕作”的危害早就为人所知。阿瑟·扬（1741—1820年）是一位英国农业作家，他尖锐地形容道：“赋予某人对光秃秃的岩石以可靠的所有权，他将把岩石变成花园；让他租用一个花园9年，他会把花园变成沙漠。”能够分离占有和使用的所有权是对占有者的公开诱惑，使他们以牺牲长期的资源保护为代价来攫取短期的收益。
通过处于人口过剩状况的国家的一个简单事实，我要说的是，与生活资料密切联系的人口，本身不足以证明过错在于人，或者，不足以证明缺乏某种谨慎的处理。过错也许不在于个人，而是在于个人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
当牧场和牲畜都由同一人所有时，完全的弗兰克尔责任占据了优势。所有者饱受其错误判断之苦。同样，他受益于优良决策。不需要讲大道理。
《关于人口控制的两篇演讲》，1833年
私有制
假如生育是轻率而卤莽的呢？假如父母无力供养孩子，也许是由于一次庄稼歉收抬高了食品的价格，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呢？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仅仅两个世纪之前，社会在艰难时节里接受穷孩子的死亡时是安之若素的。约翰森博士在英格兰就佩吉朋友的轻率发表评论后的3年，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叙述了一场饥荒对瑞典的影响：
刚刚对未加管理的公地制度作了描述，并找出了不足之处。个人的责任被“按需分配”规则大大淡化了，一旦短缺出现，灾难是必定的。
这个夏天恐怕我找不到一个下面的园丁来做日常工作了，因为他们说没有食物无法工作，而且他们已有好几天没有吃到干面包了。据说这里的一两个寡妇和她们的孩子已经有8天吃不上面包了，而且她们还耻于乞讨。今天，一个妇人被送入城堡[地牢]，她因没有食物喂养孩子而切断了自己孩子的喉咙，这样孩子就不会在饥饿和眼泪中枯萎。
公有制
林奈同情的是什么显而易见，但是同样清楚的是，他没有付诸于行动。任何人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无所作为对我们似乎是残酷的，因为那些足够富有，能读一读像这样的书的人几乎不能想象在一个名副其实的食物短缺的世界上的生活。但是在林奈的时代，富有者向社区基金捐款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大量处境艰难的人们所需要的食物完全无处可买。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短缺世界里，一小部分富有者对为数众多的贫困者除了同情几乎无能为力。
那么应当如何在请求者中分配物品呢？通过更确切的提问，我们能够避免那个微妙的词“应当”：各种分配方式的结果将是什么？结果由责任的界限而定。关于“责任”，人们说了许多废话，干了许多蠢事。如果我们采用哲学家查尔斯·弗兰克尔的定义，能够避免许多这样的愚蠢举动：“当进行决策的个人或团体必须为其决策而向那些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负责时，该决策是负责的。”有必要对3个基本的分配制度就其责任内容进行评估。
与许多“原始”社会不同，现代西方社会不赞成把杀婴作为对生育上的轻率行为（或者仅仅是运气不佳）的矫正措施。但是危急常常引发出乎法律意料之外的解决之策。威廉·兰格的历史研究显示，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发明了一种矫正生育上的轻率行为的合法手段：弃儿收养院或弃儿收容所。弃儿之家的法定目的是挽救那些母亲们认为无力供养的婴儿的生命。实际上，这样的收容所具有完全相反的作用。在巴氏消毒法发明前的岁月里，挤在一处的婴儿被周期性的传染性疾病一扫而光。历史学家描述了这样的后果：
三种基本的分配制度
1833年全法国共有弃儿足足127507名。无论何处，都有20—30%的孩子听天由命。巴黎的数据显示，在1817年—1820年间，“弃儿”至少占出生婴儿的36%。在一些意大利收养院里，（1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达到80—90%。在巴黎，有关报刊报道，1818年在被收容的4779名婴儿中，有2370名在出生后头3个月死亡，另有956名在一年内死亡……许多同时代的人谴责其为合法的杀婴，并且，最终有人建议弃儿收养院挂一个招牌，上写“由政府开支杀害的儿童”。
这种状况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在我们这个时代，分配制度的任何故障很可能被归咎于人。例如，过度放牧的牧场的破坏可能被归咎于个别牧人的贪婪。这种责怪不得要领。每个人，像其他动物一样，天生就计划着寻求各自的好处。“谨慎，”如劳埃德所言，“是一种自私的美德”——并且，由于谨慎有利于生存，自然选择证明美德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假定祖先们无私地坚持卤莽行事，他们的基因很快会在竞争中被剔除出遗传流。）对于一块牲口数量过剩的公地的牧人们，能够理性地归因于他们的惟一责备是依附于承载能力曾经被突破的公地制度。悲剧不是由个人罪恶（“贪婪”）所引致的，而是制度本身；或者，是由于依附于一个一旦达到承载能力就会失效的系统。公地的悲剧是短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规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每个人自由判定其所需的地方，在短缺世界里必然导致悲剧。
这样的挖苦讽刺显示，在劳埃德时代观念的气候正在转变。这部分是由于公众能够支付得起他们的自由见解。人均食物数量趋于增长，因此（假定分配上有适当的改变），挽救更多因父母的轻率而出生的孩子的生命成为可能。而且也由于生育控制运动提供了另一种避开杀婴诱惑的途径。我们可以说节育于1822年在英格兰已正式开始。1821年，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小心翼翼地写道，“谨慎；无论是缔结婚约的节制，或者照料超过一定数量的孩子，都不应当是它的果实。”不幸的是，那些谨慎行事的人中有许多竭尽全力地阻止公众学习节育。这些道德家把避孕看做是比杀婴更大的罪恶吗？让人感到困惑不解。
劳埃德对同一要点的表述多少有些不同。在他那个时代，人们经常谈到思想的“能力”，其中之一是“推理的能力”。劳埃德指出，“[每逢公地牵涉其中]谨慎的义务被寄希望于社会整体，而不是分配给每一个个体成员。结果是，虽然推理能力完全有效，并且每个人能清楚地预见到其行为的后果，然而，其行为就好像是这种能力根本不存在。”
在早期，谨慎常常被置于国家本身的委托管理之下，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有人于1651年把伊丽莎白的1601年《济贫法》的一个方面概括如下：“养不起老婆的人不可以结婚；由于没有特许……至少男子35岁，女子30岁之前，通常是不许结婚的。”
把两部分效用合在一起，一个理性的牧人断定，他所寻求的惟一明智道路是在自己的畜群中再增加一头牲口。再增加一头……但这是共享一块公地的每一个理性的牧人所得出的结论。其中蕴涵着悲剧。每个人都陷入一个迫使其无限扩大畜群的系统中——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在一个坚信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抢先行动，追求自己的最佳利润，毁灭是最终目标。公地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毁灭。
由于开始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激进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人们会接受这种“婚姻管束”（用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话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伊丽莎白的婚姻法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贯彻执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远在斯图尔特和马尔萨斯登场之前，它似乎就已经是一部“清规戒律”了。为了实现人口控制，马尔萨斯建议通过“道德约束”使谨慎内在化，在此他说的是推迟结婚，并且大量实行婚内节育。
2.负的部分是额外的牲口造成的增加的过度放牧的函数。然而，由于过度放牧的影响被所有牧人分担，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做出决策的具体的牧人而言，负效用仅仅是-1的一部分。
但是弗朗西斯·普莱斯，一位劳动者权利的勇敢斗士，认为“道德约束”几乎毫无指望。在财政和政治方面，他本人表现得极为谨慎，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由穷变富并成为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但在生育上他丝毫不小心谨慎。轻率卤莽似乎是年轻人的本质，对此我们既称赞又谴责。并且大部分的孩子正是年轻人生的。在个人的一生中，谨慎发展缓慢。
1.正的部分是增加一头牲口的函数。因为牧人获得增加的这头牲口的所有销售收益，正效用接近于+1。
普莱斯有14或15个孩子——数目的变化很大——其中有5个夭折了。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普莱斯严厉抨击“道德约束，它在你、我以及穆勒和韦克菲尔德的情况下完全适用——我想我们合在一起不少于36个孩子——我们当中没有哪个家伙是教道德管束的”。不去攻击年轻人的自发性行为，普莱斯作出了相当大的个人牺牲，选择极力主张性交与生育分离。他是人工节育的第一个伟大的发起人。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每一个牧人都寻求使其收益最大化。或直接或含蓄，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他问道，“对我而言，在畜群中增加一头牲口的效用是什么？”这个效用有一正一负两个部分。
轻率的人口后果
只要牲口的数量远低于承载能力，这些考虑几乎是不重要的，因为牲口对牧场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忽略的，并且很快被光合作用所矫正。但是，牲口的数量一旦超出了承载能力，过度放牧的损失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此外，在持续的过度放牧下，随着杂草取代了甜草且土壤被侵蚀，每年的损失会逐渐增大。正因如此，人们可能认为知道了所有真相的理性牧人会改变他们的策略，并减小畜群的规模。但不是这样，劳埃德指出：{公有化的牧场+私有化的畜群}的系统实际上使每一个“理性的”牧人因做了错事而得到奖赏。在当代，这一见解被阐述得更为详尽：
西方社会不再有要求生育谨慎的法令：这样的法令与盛行的自由观念互不相容。生育权被置于人权清单的首要位置。只要家庭对其幼小成员的存活完全负责，个人自由的发展不会造成无法抗拒的人口过剩危害：匮乏导致的死亡剔除的是草率孕育的婴儿，以及他们可能携带的任何草率基因。几乎没有人认为挽救没有责任心的人所生的小孩是公众责任。
但是随着人和牲畜数量的增加，牧场的数量成为牲畜产品（喝的奶或吃的肉）的制约因素。于是人们注意到（如劳埃德所指出的），与私人拥有的牧场上牲畜相比，公共牧场上的牲畜“弱小”且“发育不良”。原因很简单。不在牧场上放牧太多的牲口对私人牧场所有者是有利的，因为他将不得不自己承受因过度放牧带来的损失。相反，如果牧场归一群牧人所有，并且如果每个人都可凭自己的意愿随意增添牲畜，过度放牧所导致的损失将为全部所有者共担（因为牧场是公共财产），而拥有更多牲口的收益将归每个牲口所有者（因为牲口是私人财产）。
在从林奈的信到1832年相隔60年——仅仅两代人，其间劳埃德进行了关于人口控制的演讲，并于次年以此为基础公开出版。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欧洲儿童历史显示，在那段时期，公众对儿童福利的关注显著增长。在小范围内，这种关注转变成公众行动——无论如何都足以使劳埃德认识到孩子抚养费用公共化的开端。“福利国家”诞生于19世纪。劳埃德预见到公共化安排的无限扩展能够最终减少每个人的“口粮份额”直至“所有人都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人口最终只能由“毫无掩饰的不幸和贫困”控制。但是劳埃德没有责备那些由于缺乏“谨慎性情”而造成这些后果的人们。在他看来，主要的过错不在个人，“而是在于个人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
《关于人口控制的两篇演讲》，1833年
劳埃德的工作为什么失败了
为什么公地上的牲口是如此弱小且发育不良？为什么公地自身是如此的衣衫褴褛，而收成与毗邻的私地是如此的不同？就先天或后天的肥力而言，没有什么不同。差异在于两种情况下存量的增加对造成增加的人的处境的影响方式不同。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地里放牧更多的牲口，它们消耗的口粮数量都是从原先的牲畜可获得的口粮数量中扣除得来的；并且，如果在没有更充足的牧场前，他从额外的一头牲口中得不到任何利润，以某一途径获得的收益会通过另一途径失去。但是如果他在公地上放牧更多的牲口，它们所消耗的食物形成了所有牲口共担的扣除额，对别人的和对他的都一样，与牲口的数量成比例，并且只有一小部分取自他自己的牲口。
为了领略劳埃德的论文的革命性特征，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在自由的社会风气中，劳埃德的观点——美好的意愿会产生糟糕的结果——是在完全相反的观点正在获得基础的社会中提出的。存在着一个照料我们的天命的思想是非常古老的：公元前4世纪，庄子主张，“让事物任其自然，良好的秩序自然而然地产生。”18世纪，这个令人鼓舞的思想被添加了一种新扭曲：在自由的条件下，即使是人类的不良意图，有时也能够给整个社区带来好处。这就是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的寓意：
[这一分析显示]当社会的构成使个人行为的影响遍布整个社区，而不是把这些影响分派给个人，由他们各自调配时……未来是如何被一笔勾销的。
每个个人必须尽其所能地劳动，以提供社会的岁入。的确，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了多少公共利益。宁可支持国内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他考虑的仅仅是个人的安全；通过这种方式指挥企业，使之实现最大的价值，他的意图仅仅是自己的收益，并且在这个例子中，如同在其他许多例子中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促成了最终全然不是他所企图的结局。对不属于这一过程一部分的社会而言这并不总是更糟的。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常常比真的打算这样做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不知道那些为公益而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的确，这种装模作样在商人中不很普遍，并且几乎不需要用什么话去劝阻他们。
假设两个人共有一个可自由取钱的钱包。经济的一般动力之源是预见到取决于当前每一次消费行为的未来快乐手段的减少。如果一个人从自己的钱包里取出一个畿尼，剩下的，他以后能花的，就少了一个畿尼。但是如果不这样，如果他是从一笔基金中取一个畿尼，对这笔基金他和另外一个人有同样的获取权。由于损失落到两个人身上，在花一个畿尼时，他几乎不会考虑如果基金被瓜分的话他只能用半个畿尼。每个人在决定其支出时都好像全部的共同余钱都是他自己的。结果，在一群合伙人中，受每个个别支出行为影响的减少是不知不觉的，经济的动机完全消失了……
“看不见的手”最早是由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于1759年引入的，使天命的力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反对对“重商主义”进行压制的斗争中，经济学家举出了许多证据，表明国家对贸易的控制会造成危害。自由放任意味着自由，而自由预示着财富。
方框21-1 威廉·福斯特·劳埃德论无管理的公地
在一个亚当·斯密已经成为最高典范的社会里，自由的天命结果产生于一个与平民紧密联系的体制中，劳埃德对这个结果的否定必定使他的预言不受欢迎。更为平凡的个人原因也可能在将劳埃德湮没于学术文献中发挥了作用。劳埃德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家庭中的一员。在退休前的5年中，他只在牛津做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讲演，通过秘密途径，他到了大米森登的普莱斯特伍德，在那里他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直至在58岁时死于中风。学术界同其他领域一样，不断重复和自我吹嘘对声名的积累作用是巨大的。劳埃德以极大的勇气，只宣读了一次论文。他那“各取所需”是一种自杀处方的文章既不受基督徒也不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欢迎。如果马克思知道劳埃德的工作，也许就不会犯下他最大的错误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听说过劳埃德。
劳埃德1833年发表的论著中提出的论点的核心在方框21-1中给出。在传统的动物饲养中，远在放牧动物的牧场私有化之前，牲畜本身逐渐被当做私有财产。只要牧场非常充足，公有化的不动产是有效的：不需要修筑篱笆而且几乎不需要人类看管。这样的牧场具备了“无管理的公地”的条件。
1953年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就人口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随着这些文献的出版，出现了对劳埃德重新认识的可能。在33万字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著作中，只有43个字是劳埃德的工作；它们出现于一个长长的注脚的末端。联合国的匿名作者们指出，“由于限制家庭规模的收益多半散布给了其他人，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几乎没有限制家庭规模的动机。”改为活体是为了使人们注意到这个事实，即该委员会完全把事实弄颠倒了。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林奈的信中所阐述的），（如果可能的话）父母的确有限制家庭规模的动力，以省却精神上的苦痛。正是当孩子的养育由福利国家的公众负担时，失控的人口增长悲剧才会上演。
分配理论的农业根源
地球村如何招致全球掠夺
当我们意识到早在1875年前40年，对马克思主义规则的决定性反驳就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牛津数学和经济学教授，威廉·福斯特·劳埃德（1794—1852年）给出时，悲剧中加入了讽刺的意味。
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有无意识的左派倾向，而联合国人口调查的作者们所犯的错误并非偶然，它是这种倾向的必然结果。正如本章开始时所指出的，“出众的善行”——口头上，如果不是行动上——是当时的时尚。支撑这种时尚的，更多的是有着古老的宗教渊源的好心肠的言语，而不是严密的论证。我们有必要问：以下这些再三重复的只言片语暗含的理论框架是什么？
使这一宣告迅速流行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它与《圣经》的好些章节相呼应。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我们被告知有一个“凡物公用”的基督徒团体，并且，在他们当中物品依据“各人所需”加以分配。在其他宗教中也出现有类似的经文。当表述这一美好生活的准则时，马克思利用了宗教情感的古老存货。考虑到马克思对有组织的宗教的观点（“人民的鸦片”），他的蒙恩颇具讽刺意味。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理想上的基本类似有助于解释那个令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着迷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能够豪不费力地转向基督教，反之亦然。在20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难以与其唯心主义的分支、带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教分离神学”讲和。
“我不是我兄弟的看护人吗？”
在此，只需要追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条线索，它与人口理论密切相关。1875年马克思正是赋予了这个思想以令人难忘的形式。当时他指出美好社会的典范是依照两条规则分配财富和责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两条规则的感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人类的手足情谊”
我们当然想知道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对理性冷雨的抵制力是如此之强，居然顶住了70年。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发现了一股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促使“知识分子”依附于左派。如特里林所阐述，这些有影响的人的思想方式是：“一个人不必实际地赞成共产主义；但如果反对它，人们在道德上受到损害，是致力于罪恶而远离善良。”用詹姆斯·科尔曼的话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实践“引人注目的善行”的最流行的方式。自由企业的支持者几乎始终被描绘成十足的利己主义的促进者。
“人类一家”
从现在起100年之后人们提起我们这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呢？至少，人们将把20世纪作为最终把马克思的思想付诸于公平的试验并发现其不足之处的时代加以纪念。从1917年的春天列宁回到俄国发动革命开始，到1989年秋天的政治巨变是72年——《圣经》上说的一个人的寿命。3代人。这段时间足以让马克思主义以各种形式展露其与生俱来的缺陷。然而，当结局来临之时，对于将近3亿人展露他们觉醒的并开始着手把各个部分拼成一种更好的政治模式的速度，几乎人人都感到惊讶。
“地球村”
苏联的状态：幻想的最后一幕
四种表达方式无疑直指所有人类的统一体，抛开了歧视而且不加区别地分享财富。但是，正如我们刚刚所知晓的那样，依据“各取所需”的准则普遍分享财富相当于接受了分配的公地制度。而公地取向的分配体制最终以全部毁灭为结局。在所有居民中，对世界财富的“公正”分配，如果不对个人生育采取强制控制的话，会导致人口的持续的指数增长。不幸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不能增长。一群绝望的、普遍共享的人掠夺着环境的财富。
言辞如果被洞察公众情绪的人所操纵，其力量是巨大的。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宣布“地球村”即将到来时，他明显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意识流。地球村是一个通过即时交流把四面八方的人们熔为一体的世界。一个共享的世界。一片令人心向神往的天地。不幸的是，他的想象丝毫没有考虑规模效应或分配规则的后果。如果把这些变量塞进等式，牧歌式的地球村之梦溶入了全球掠夺的噩梦之中。人类现在已经完成一些揭示这场噩梦的政治实验。
所有呼吁“出众的善行”的人将其有效性与人类的某种利他主义的假设相联系。利他主义不单纯是一种理想。在对人口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之前，我们必须争取确定利他主义含义是什么，以及实践中的实际局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