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诫：生态学对伦理学的贡献
这个过程的不幸的一面是没有与恢复过程完全匹配；或者，如果恢复的确存在，但需要比破坏长得多的时间。仅仅几年中两英寸土壤的流失，也许要1000年才能再生。世界上的许多、也许大多数沙漠是超过承载能力的生物种群造成的。
在某一年中对承载能力的超出使此后年份中承载能力减小。这种侵越的最终结果是对环境的毁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生态学家提出了“第11诫”。
为什么要为不超出承载能力而如此小心翼翼呢？这是由于超过承载能力的后果，首先是对牧场的后果，其次是对牲畜本身的后果。牲畜选择性地吃草导致了“杂草”（根据牛的评价）对“甜草”的逐渐替代。如果牛的数量过多，践踏土地会加剧这种选择效应，也会使土地更易于被侵蚀（由此进一步对甜草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土地在降雨间歇保持水分的能力被降低了。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领地的承载能力年复一年地逐步降低，直到起初是丰富的资源几乎不能供养任何牲畜。
你们不应超出承载能力。
我们不能忘记驱动每一种群的指数增长的力量。适当的奶牛数量会很快增长到极为不适当的数量，除非养牛的农夫对此采取措施。必须通过去除多余者来遏制增长。假定人们在冬季到来之前消除多余的牲畜而允许夏天有数量较大的牲畜，通过这种方法，管理可以更为灵活。
其中的智慧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具有支配地位的时代，对许多人而言却不是这样。如经济学家E·F·舒马赫所指出的，“现在控制着我们的命运的人们几乎都有城市取向。”当我们把20世纪的小说家亨利·米勒关于希腊的谈论与23个世纪之前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的论述进行比较时，城市生活如何腐蚀了人的洞察力就变得清楚了。米勒宣称今天的希腊（1941年）“（如果获得公平的机会）就是你所期望看到的世界的样子。它是清白之阈。它赤裸地伸展着，如同它出现时的那样”。柏拉图在其《克利梯阿斯篇》中就希腊的景色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述（方框20-2）。柏拉图知道他所生活的希腊不是“生就”这个样子，它目前的赤裸是人类的某些欠考虑的行为强加其上的结果。不论古希腊的承载能力曾经可能是什么，远在柏拉图时代之前，人类及其家畜就已经超出了承载能力。这种侵越持续到现在。（这意味着人类不善于学习吗？）
由于光合作用在冬天弱于夏天，因此稳定的承载能力必须受最不利状况（冬季）的制约，而不是最有利的状况。这遵循“李比希最小值法则”，该法则因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而命名。他是一位对生物学提出重要见解的化学家。夏天一些草会“浪费掉”。并且，我们必须允许气候的可变性，使承载能力与最不利的年份相联系的气候变化（也许要考虑到在100年中，情况真的糟糕的某一年）。这种不可预见的先决条件就是工程师们所谓的“安全因子”。安全因子越大，正常年份中未被使用的“浪费”也越大。管理者越是贪婪，“浪费”就越小——而整个系统的安全性也就越小。
希腊的荒芜有两个主要原因：因燃料和木材而砍伐森林，以及大量不受控制的羊群的过度放牧（它们靠树苗而茁壮成长）。半干旱的土地尤其易受这样的破坏的伤害。希腊和以地中海为界的大部分国家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现在正在美国的部分地区进行着。1981年环境质量理事会的一个委员会总结道，“在美国，大约2.25亿英亩的土地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其面积大致相当于其最初的13个州的大小。”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想象一个在温和气候下的面积固定的牧场；这里放牧着一群固定数目的牛。一年中，这些牛没有其他食物来源。牧场的承载能力是能够年复一年地被这样的食物来源所支持的畜群最大数量。
方框20-2 柏拉图论雅典承载能力的突破
畜牧业中的承载能力
[早期雅典城]的物产极其丰富。与那时相比，现在已瘦得皮包骨头了；所有较为肥沃、松软的土地都已消失，剩下的只是大地的骨架。但是在该国的早期阶段，它的山脉是覆盖着土壤的高山，而平原是沃野千里，山上有充足的木材。这最后的踪迹依然保留着，因为虽然现在一些山脉只能为蜜蜂提供食物，但在不久以前，人们依然看到从那里砍下的参天大树，大到足以覆盖最大的房屋；那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大树，由人类栽培且为家畜提供丰富的食物。此外，土地从每年的降雨中得到好处，水不像现在这样流过赤裸的大地，奔向大海，白白浪费掉，而那时各地雨量丰沛，大地吸收雨水并将其保存在表层黏土中，汇入山谷和溪流中，为各地带来丰富的泉水与河流，在曾经有泉水的地方，也许依然看得到祭祀纪念仪式；这证明我所言不虚。
由于生产出来的物质的衰退不是同时发生的，而太阳能的输入是连续的，因此存在某些制成物质的积累，我们称之为“资本”。资本的积累允许某种人口增长。然而，由于第二定律，人口不能永远增长；最终必定存在一个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太阳能惠赠的大部分被耗费在对纳污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进行再加工，而那时此类物质已成为我们惟一的“来源”。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经济“生产”将只是先前从“来源”中来并退化成“废弃物”的物质循环。人类生产的最大可能规模将由屈从于该生产函数的地球承载能力所决定。在我们着手处理地球人类承载能力这一或许复杂的问题之前，研究一下简单得多的非人类物种的承载能力含义的问题是妥当的。
野生种群的承载能力
我们生产的人造物品是不稳定的；它们最终降解为无用的形式，被“扔进”地球的“纳污之所”。重新合成的过程需要能量，并且我们获得的能量几乎全部来自太阳辐射。直至历史时代的最后瞬间，太阳辐射几乎是重新合成能量的惟一来源；如果我们耗尽了化石燃料的供给（实际上是“化石阳光”），我们将再次依赖太阳能的日常输入（除非，如第17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努力创造绝对可信赖的人的奇迹。这是安全的核能生产所要求的）。不论是什么来源，能量被结合进物质生产过程。这种能量最终退化为无用的热能（“熵”）。
家畜的数量必须通过宰杀以控制年复一年的增长，防止其突破领地的承载能力。（如果人们增加家畜的捕捉，并把活的卖给其他人，那么，这等于是一回事，因为“红利”迟早将被“清偿”，也就是说，被杀掉。）但是，不受人类照料的野生群体会是怎样的呢？由于所有的物种都有指数增长的倾向，那么，是什么抑制野生动物“在窝内外自相残杀”呢？
所有经济“生产”的原材料有两种：物质与能量。除了空气，人类实际上可获得的物质大概至多是地壳最外层的5英里的范围。通过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将其再加工成对我们有用的形式。我们骄傲自大地把这个重新合成称为“生产”。
从关于偏僻的阿拉斯加岛上的一项未经筹划的实验的报道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普遍的答案。1944年，由于至今不明的原因，一些人在白令海的圣马修斯岛上放了24只雌性驯鹿和5只雄性驯鹿。此前那里没有哺乳动物。由于没有食肉动物与之争斗，加之有丰富的驯鹿苔藓可食，鹿群迅速增长。在19年的时间里，鹿群数量膨胀为约6000只，每年增长33%。在1963年冬季的大雪中，整个鹿群几乎全部死光。1966年，在那里只找到了42只，其中只有一只是雄性，而人们怀疑它没有生育能力。鹿群大概就此灭绝。
来源→生产→纳污
把1963年的严冬作为这场灾难的原因是错误的；天气只是致命的一击。一位专业的猎物管理人估计岛上的承载能力是每平方公里5只驯鹿。在1963年，鹿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18只，也就是可持续数量的3.6倍。鹿群把苔藓吃到近乎饥荒的水平，而冬天到来时，动物自身体重就严重不足。
人类存在包括在第7章所介绍的一组一般化生产函数之中：
如何能够防止这场灾难？通过在早些年强加给鹿群以高死亡率。施加者也许是猎人，但是在一年中的许多时候，登上该岛是如此困难，以至于这样的到访是难以筹备。一项替代的补救措施是把狼添加到岛上的动物群中去；这肯定能终止驯鹿对承载能力的突破。
第二条严肃的批评是：这些表述隐隐假设某种永动机控制经济。方框中的第8条包含有反伊壁鸠鲁的论断，即不“存在资本不能顾及的限制”。赫尔曼·戴利对这个引人注目的论断的应答令人信服：“实际上任由资本对资源进行无限替代的生产函数显然是不现实的。否则，我们可以用2到3倍的锯子[资本]，而用一半木材[资源]造出同样的房子！”
狼群会给这种有蹄类哺乳动物带来另一种报应者。由于那座荒芜的岛屿上缺乏足够的藏身之所，驯鹿将永远无法摆脱它们的敌人。随着捕食者数量的增长，牺牲者会减少得越来越快。最后，狼会“在窝内外自相残杀”，接着它们自己也死去了。远在1786年，一位深思且善于观察的英国牧师，约瑟夫·汤森就认识到，一个稳定的捕食者—被捕食者系统需要某种类似被捕食者的避难之所。这几乎是在厄恩斯特·海克尔为生态学命名，以及查尔斯·达尔文开始其非常旅途之前1个世纪——几乎是雷切尔·卡森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2个世纪之前。
对专栏所引的大部分作者也许可以进行两项严肃的批评。首先，他们显然极度渴望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在最后引用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的话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她是发布这一论述的联合国委员会的主席。有人可能赞美该委员会的心肠而不赞成其想法。布伦特兰指出我们必须供养是现在两倍的人口，因此我们必须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暗示我们不敢调查这样的增长必须依托的资源基础。地球的质量是5.983×1027克，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被用于人类及其附属物。令人惊叹的善行之帆推动个人的梦想之舟令人愉悦，但是国家之舟需要一个现实之锚。布伦特兰否认绝对限制的存在，而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回应，人口负增长社团主席唐纳德·曼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只不过是一项巨大的自我欺骗运动”，因为那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人的真实用意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这样的东西“如果曾经有的话，只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矛盾修饰法”。
捕食者对被捕食者种群数量发挥有用功能——甚至以狭隘的人类标准也是有用的。许多善意的人们对认可并按照这一见解行事表示抗拒。几个世纪以来，像“小红帽”这样的故事使儿童习惯于认为被捕食者是无辜的，而捕食者是邪恶的。为什么要强调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解释是，在潜意识里，人们把狼和狮子视为人类这一万物的最高捕食者的竞争者。（对民间故事可能有其他解释。）不论真相是什么，事实是狼得到了不该得到的“坏印象”。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9年
在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年）的一生经历中，早期儿童时期的习惯多么有效是显而易见的。他是生态学运动最初的领导人之一。他以狼、美洲狮以及其他大批杀害美国西南部羊群的“恶棍”的热切的仇敌开始其职业生涯。从1915到1920年这段时期，他的著作中有许多为其消灭狼的热情提供证据。在1920年他说“必须抓住最后一只”并杀掉。在1925年，他改变了立场，仅仅说我们必须避免灭绝所有捕食者的危险，补充说“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危险”。在随后的10年里，他的立场模棱两可，摇摆不定。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1987年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推断出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消除大量贫困的前提。只有在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体制下，持续的经济增长才成为可能。该委员会为争取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代而呼喊……并且，今天我们尚不能供养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增长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供养在下个世纪的某个时候将是目前数量两倍的人口·……该委员会认为没有绝对的增长限制。这些限制通过当前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影响作用于生物圈，但是我们对改变拥有足够的智慧，并且我们必须改变。
接着，在1936年，他到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塞拉迈德进行了一次旅行。该地区与新墨西哥州处于同样的气候区，而利奥波德在新墨西哥州呆了很多年。他被那儿的风景之美丽惊呆了，那里动物丰富但没有哪一种数量过多。“在我的一生中，”他说，“我看到的只是病态的土地，然而，这里依然是一个完美的原始而健康的生物区。‘未损坏的荒野’这个词具有了新的含义。”这就是利奥波德的通向大马士革之路；他的转变，像圣保罗那样，形成了感情上和理智上的180度转变。从捕食者的仇敌成为它们的朋友和拥护者。从一个曾经寻求鹿群数量最大化的人，成为适度捕杀被捕食动物的支持者——由捕食者进行更好，但是如有必要可由猎人捕杀，无论如何，捕杀被捕食动物对它们自身有利。
康斯坦斯·霍尔登，1987年
在经历大马士革启蒙前，奥尔多·利奥波德经历了多少年的体验？21年：从1915到1936年，在这期间，他被猎物控制的问题所困扰。当我们对普通公民在理解人口原理上的迟钝感到绝望时，我们应当提醒自己想想利奥波德的经历。如果一名专注的专业人士需要21年的时间才能领悟的话，我们不应对非专业人士的较慢进程感到惊讶。（他们的脑子里还有其他的事物。）
8.如[1984年世界银行]召开的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上所证实的那样，经济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不理解彼此的语言。经济学家在会议上反对资源是有限的想法。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存在资本不能顾及的限制，这种观念必须被抛弃。”另一个经济学家说：“我认为举证义务在你们一边，以表明存在限制，以及限制在哪里。”他们对诸如“承载能力”和“可持续性”这样的老生常谈的生态学术语表示怀疑。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需要经济上的定义，而不是生物学术语。”
从1936年到去世前的12年中，利奥波德把生态学的真理带给人民，并因之而受到许多辱骂。对自然的信息的接受被沃尔特·迪斯尼1942年的电影《巴姆比》弄得更为困难。影片的主旨孩子气般的简单：甜美、可爱的鹿的生命总是应当受到爱护，并且要警惕那些邪恶的猎人和狼。没有极限；没有对承载能力的最细微的认识。随后几年里，在威斯康星州减少悲剧性的鹿数量过剩的积极尝试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这不足为奇。这种反对持续到了今天。
朱立安·西蒙和赫尔曼·卡恩，1984年
利奥波德是一个呼吁“无鹿角季节”的委员会的成员。“无鹿角季节”是一个射杀各种鹿而不仅是雄鹿的狩猎期。为什么合法的狩猎通常仅限于射杀雄鹿？无疑是由于对雌性的传统情感上的态度：“妇女和儿童优先，”在救援时我们说。
爱德华·戈德史密斯，1977年7.由于知识的增长，地球的“承载能力”经过了几十年、几个世纪、一千年的增长，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承载能力”这个术语现在没有任何有用的含义。
生态学见解给这个古老的指令赋予了新的理解。当涉及鹿这样的一夫多妻制种群的数量过剩时，你最好是瞄准雌性，因为它们是种群数量统计上更危险的性别：它们产幼崽。如果猎人射杀了90%的雄鹿，剩下的10%能为所有的雌鹿“服务”。另一方面，如果猎人射杀90%的雌鹿，那个季节的鹿的数量增长将减少90%。至于捕杀小鹿，在一个种群数量过剩的群体里，当第二年来临之时它们不会被漏掉。在种群数量减少到土地承载能力之下的一点后，有足够的时间来爱护幼崽。你们不应突破承载能力。理性如是说；情感受到冲击。
6.去年，一位来自上沃尔特的政治家出席了荒漠化会议的预备会。他被告知，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密集型的开发把苏丹的一个地区变成了一片沙漠。“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这位政治家指出，“并且，如果联合国会议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我们也不接受。”他说，他的国家打算将人口从650万增加到3000万，他坚持认为，所有这些人都将拥有同加利福尼亚的居民一样的生活标准。
威斯康星委员会试图证明1943年捕杀所有的鹿的狩猎期是有道理的。利奥波德是该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当被问到鹿群数量的规模时，利奥波德承认所给出的数字不是仔细调查的结果，它仅仅是一个估计。这项承认诱发了一封致州长和立法官的愤怒的公开信。
彼得·T·鲍尔，1976年
臭名昭著且充满血腥的1943年对鹿的大屠杀是由委员会成员之一奥尔多·利奥波德先生发起的。他承认在写作中他所使用的数字是纯粹的臆测……
5.如果父母承担起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话，社会的其余部分就没有负担了。如果父母不承担这些成本，那末就存在着一个直到孩子自立前的负担。但是这个负担不受总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且，即使是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这种负担也会出现。
能想象得出我们美丽的鹿群被一个自视为教授并用猜想代替事实的人射成碎片吗？只不过是刚刚出窝的小鹿也被我们的保护委员会牺牲掉。雌鹿，已经怀孕的雌鹿，幼鹿，未完全发育的雄鹿，事实上，所有跑动的东西都被不加区别地屠杀了，不是由爱好运动的人，而是由一伙被委员会的刻毒宣传所驱使的饥饿的猎肉者。
奥索里奥·多阿拉梅达，1973年
在那些从未听说过“默认状态”的逻辑的人中，这类批评是稀松平常的。对丛林环境中易受惊的鹿进行普查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准确的数字；我们也不需要有关可食用植物所进行的光合作用的总量的数字；也不需要每个季节所产生的鹿食的磅数。当鹿群数量超过了领地的承载能力时，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读懂环境。当动物数量过多时，灌木和乔木柔嫩的新苗不常看到，并且树皮的啃食线有鹿能够着那么高。察看一下动物：如果它们瘦骨嶙峋且肠道寄生虫比平常更多，你明白它们正遭受营养不良之苦。
4.关于地球具体的人口承载能力，它显然无限大于其目前水平。
人们一旦认识到承载能力被突破，战斗就会沿着其他战线持续展开。如利奥波德所言，“兽群的减少与偿还国家债务类似，没有人想现在就还。”为逃避承载能力理论的逻辑需求而凭幻想作出的口头策略有时很值得深思。在鹿遭受“43年大屠杀”后整整一代人时间，确切地说是1979年3月4日，国家地理学会播放了一个小时的电视片，是关于肯尼亚高原上大象数量过多造成的问题。“伊甸园里的最后一站”告诉人们受保护的象群正掠夺着土著的农场，使人们要求把它们杀死或迁往别处。一些关于早些年在卢旺达血淋淋地屠杀了100多头大象的电影片段清楚地表明，那种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人们所进行的尝试是利用低空直升机的噪音将大象赶出高原。这种办法只是片刻奏效。但是大象们感到它们被赶往的土地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并且（显然）习惯了可怕的直升机噪音，最后，它们返回到了食物充足的地方。在影片中，本地节目监督在其叙述中反复表达了对杀死大象的恐惧，呼吁人们在他们劝说大象们改变其口味和方式时保持“理解”和“耐心”。“承载能力”这个词一次也没有提到，这个概念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导入。真是“理解”和“耐心”啊！在奥尔多·利奥波德死后30年，所有这些胆怯的胡言乱语被录在了电影胶片中！有人怀疑某些非洲的节目监督有更英明的见解要说，但是在华盛顿的不同社会中的编辑们在最终的影片中将其删去了。
伯纳德·贝雷尔森，1965年
“生命的神圣”更多的是西方人的陈词滥调：它主张对试图不计后果地维持人类生命表示强烈赞同。在最近几年，这种人口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持有的赞同，从人类蔓延到次要“动物”的生命。（引号是必需的，因为受到如此保护的动物只是大型动物，大部分是哺乳动物和鸟类。微小的原生动物和蛔虫没有取得值得保护的“动物”的资格。）生物学家的合理性建议一次次地被拒之门外，虽然最终的结果是使被珍惜但数量过多的动物遭受更大的苦痛。仅仅是生命，甚至仅仅是动物的生命，被“动物爱好者”认为是神圣的。
3.问题是过度的人口增长：可怕的不在于其数量有多大，而在于其出生率。
最后一个例子。旧金山湾的天使岛聚居着一群鹿，约有150只。即使是由政府和游人提供人工喂养，这一数量也远远超出其承载能力。鹿群身处惨境。射杀过剩之鹿的提议引起“动物爱好者”的保护风暴。因此，在1981年，一位大学的捕猎控制者提议向该岛引进一些丛林狼。这样，通过它们对小鹿的捕食，会最终减少鹿的数量。甚至于这一自然的种群数量控制，也被当地的阻止对动物的野蛮行为协会（SPCA）的一位官员视作是恐怖的。他说：“我们不想看到对天使岛上的鹿进行屠杀，不论是由人类自己进行，还是通过诸如引进丛林狼这样的人为对策。”（从什么时候起捕食成了人类的发明？）在SPCA所确立的目标中，没有理解限制和指数增长的迹象。在情感大大胜过理智的场合，即使是在有关动物的事务中，显然，只要人口问题卷入，对承载能力逻辑的抗拒甚至会更大。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乌克兰代表，1947年
文化承载能力
2.我认为打算对结婚或合法出生加以限制的委员会是野蛮的，并且不论什么样的国家，在任何时期也都是这样。有了适当的社会组织，面对任何人口增长都是可能的。
承载能力的概念隐含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他没有认识到的是（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也没有认识到）作为技术和产业进步的结果，他生活在一个人口“设定点”正在快速上移的时代（见第10章）。反马尔萨斯主义者概括出此后两个世纪的趋势，并假设人口将再不会对极限形成压力。经济学成为商业和工业的侍女，经济学家自然对承载能力的想法（以及收益递减、绝对不足，以及其他受极限思想影响的概念）失去耐心。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南斯拉夫代表，1947年
当承载能力概念根据能量而被定义时，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困难：价值问题。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约2300卡的能量以维持生存并保持适度活力。最近的估计认为美国人的平均能量消费是每天230000卡——是最小值的100倍。所有这些额外的卡路里被用做什么了呢？生产并开动汽车和飞机；建造并维护运输所需的基础设施；生产并洗涤衣物；建筑；为人们取暖、照明及制冷；制造并享受收音机、电视机，以及电影；制造、使用，及丢弃纸张、塑料和金属制品，以及维持我们的全部技术文明。
1.令人痛心的是，你们[西方人口统计学家]打算调整人口以适应经济，而我们共产主义者要调整经济以适应人口。
“地球对人类的承载能力是什么”的问题并不足以确定地引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了。在美国的生活尺度下，地球的承载能力只约为人们满足于物品的最低极限情况下的百分之一，即没有服装、没有汽车或飞机、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或电影、没有室内升温和降温、没有图书馆、没有学校、没有运动性的娱乐活动等等。
方框20-1 含蓄的或明晰的对承载能力的否认
此外，一些商品——舒适性——增加了不能方便地根据能量进行表述的支出：人迹罕至的海滩、接近荒野和满是花朵、鸟类和蝴蝶的区域，享受这些舒适性以及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时光。提供这些商品的能力也是环境的人类承载能力的一部分：对某些人更重要，对其他人不这么重要。“什么是承载能力？”和“什么是最适度的人口？”是复杂而难以捉摸的问题。
不叫的狗不引人注意。未发生任何事也许是一种警报，认识到这一点是需要有洞察力的。当一项或许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未引起注意，而赫尔曼·戴利呼吁人们注意这一点时，他显示出一种福尔摩斯式的洞察力。该研究是一群经济学家所做的，向享有声望的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1986年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在108页的正文中，丝毫没有提及承载能力这个应当成为所有有关人口与环境的讨论的核心的概念。这仿佛像一本关于太阳系动力学的著作没有谈及重力；或者一本商业会计学教科书未谈及资产和负债。如果文明又存在了一个世纪，并且如果还有经济学家，那时，一段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很可能以一种对20世纪（在这一世纪中，承载能力没起什么作用）的“前现代经济学”贬低的评价开始。没有什么像经济学家对一个概念的沉默那样如此充分地显示了学科之间的壁垒的不可渗透性。这个概念支配着关于博弈管理的讨论，它是一门涉及影响智人以外的动物的种群数量和环境问题的学科。由于只涉及到人类种群，经济学家可能在无意识之中接受了人类豁免教义（第15章），虽然他们在论述中所表现出来的赞同毫不含糊（方框20-1）。
承载能力对人类具有与，例如，对鹿不同的意义，这一点不是立刻显见的，因此对于“地球能供养多少人？”的问题，人们给出了一些相当荒谬可笑的回答。例如，一位物理学家瞎猜说是多达500亿。如果总人口膨胀到这个数目的话，这位物理学家——或其他任何人——是否会满足于生活在与之相称的那份环境中值得怀疑。
“这正是难以理解的事，”福尔摩斯说道。
如果我们转变人类状况，承载能力的逻辑也是同样。但定义需要改变，以考虑人们希望享有的所有文化的舒适性。如《圣经》所言，“人类不仅靠面包为生，人类还靠依据主的命令所创造的一切为生。”马尔萨斯虽然没有逐渐发展起承载能力的思想，但是他本人对承载能力有着直觉的理解。马尔萨斯著作的一位德文译者写道，马尔萨斯的格言是，“一国人口不应超过每人每日晚餐享有一杯葡萄酒和一片牛肉的数量。”禁酒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也许不同意被举作例子的特定“商品”，但是其要点是普遍性的：在可持续的人口规模下，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数量成反比。必须作出选择。
“这条狗在夜间什么也没干。”
生命的质量和数量的相关性被一些批评者逮住，作为反驳承载能力概念的一个充分理由。有些人认为它主观：它也许是，但是谁说过不许人们处理主观问题呢？某些批评者暗示除非赋予一个精确的、惟一的值，否则承载能力是毫无意义的。其他人还暗示，如果我们对这个承载能力的测定过一段时间没有产生一个恒定的数值，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如威廉·卡顿所言，“政治家和企业家都非常渴望抓住这一根稻草，大做文章。”无限增长是一种宗教信条。
“夜间这条狗的反应令人费解。”
现代的男男女女在生态上是敏感的，倾向于把荒野包括于他们的舒适性之中。为了确保我们关于可能的和可接受的人口规模的计算考虑了许多对鹿、丛林狼，及野兔没有意义的商品和舒适性，我们必须把测量标准扩大到我们能称为环境文化承载能力的范围。由此，最适度人口的问题的确不可避免地与价值问题交织在一起。
“有什么你希望我引起注意的吗？”
经济学家回避承载能力的原因现在不应是一个大秘密。通过在1759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讨论的价值问题，亚当·斯密开始了他的专业生涯。在显然是不包含价值的问题，如效率、废弃物等等问题的分析中也能找到一些亚当·斯密寻求的答案。在写作《国富论》（1776年）时他专心于此。追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在他结束的地方开始他们的工作，从对明显与价值无关的问题的调查研究开始。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价值问题感到不自在。方便而轻松的途径成为典范。到1984年，两位经济学的发言人（两位碰巧都没有被当做经济学家来培养）在总体上与经济学界不相抵触地断言“承载能力”这个词“没有任何有用的含义”（方框20-1论述7）。许多领头的经济学家不再着手解决大量使亚当·斯密将人类结构纳入经济问题的问题，或者甚至不认为这些是有意义的问题。孩子被连着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在阿瑟·柯南道尔的故事“银色火焰”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指出缺乏数据能成为论据。当被盗赛马的秘密似乎无法破解时，警察局的侦探格雷戈里问福尔摩斯：
当然，某个学科的从业者能够以所选择任何方式限制其探究，但是经济学家抹去了使其学科变得平凡的所有价值问题。研究人口增长及其后果的人类生态学家不能纵情于这样的奢华之中。不可避免地，价值问题带出了分配问题，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