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试图挑选出任何事物时，你发现它连着宇宙中的其他事物。
弗朗西斯·汤普森，1897年
约翰·缪尔，1911年
也会打扰了星星。
生态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
你摇动一下花朵
巴里·康芒纳，1971年
彼此相连
我们将因巴里·康芒纳的“第一生态学定律”而完全失去信心。必定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这样看来，行动根本就是一种高度的卤莽。但幸运的是，在我拍打蚊子之前，我不必计算我的行动对太阳产生的宇宙射线或伊利湖富营养化所产生的后果。我所做的任何事都对所有其他事物具有影响，这不是实情。我们的确必须永远记住的是——这足以使人惊恐——我们的行为的非故意的后果，在时间和空间上常常令人惊奇地远离这些行为。（暴露于阳光下40年之后得了皮肤癌；我的花园里过剩的肥料喂养了一条遥远的河流里的藻类。）康芒纳的“定律”与古老的赫拉克利特格言“期待无望之物”多少有些类似。作为警告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行动的指南它是无用的。
神秘地
约翰·帕斯莫尔，1974年
近旁或遥远
但弗朗西斯·汤普森对数字问题毫不在意。他的教养是文人形象的典型。当他是中学生时，他“擅长英文、拉丁文和希腊文。高中时，在21次作文竞赛中，他取得了16次第一名；他常常取得英文第一名，常常是拉丁文第一名或第二名。他也落入了数学的最后一名”。社会不期望诗人有数学天赋，但是汤普森的诗中显示出的短处已经成为生态学普及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推广者很想以“普遍”的观点看待任何事物，以至于他们的作品对形成实用性决策几乎毫无用处。我们不能等待所有的论据都在行动前出现；我们不可能认识所有事物。对世界问题过于普遍的描述在那些负责实际决策的公民中造成了可以理解的强烈反对。
所有事物被不朽的力量所控制
由于“第一法则”在新的背景下反复出现，它被反复重新命名。经济学家把它称作是“非故意后果法则”。社会科学家罗伯特·默顿称之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的不可预期的后果”。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莱昂以多少有些不同的话语描述它：“政府的每一项行动，不论其对整个社会的较为广泛的功绩或过失是什么，都在竞争性经济部门创造了胜利者和失败者……这个后果完全是可以预料的，因此它事实上构成了公共政策的一条铁律。”
威廉·戈德温，1798年
根据正常的人类发展，这个默认原则的频繁重新发现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应当首先认识到简单的因果关系，然后逐渐认识到在对世界的解释中，他们必须以多样的“原因因子”替代单一的“原因”。
不存在真正不相干的事物。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联系在一起。通过我们的较粗糙的光学仪器，人类事务中许多这样的联系由于太微妙而难以找寻。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观察它们。
对保护现存环境的急速增长的兴趣促进了对多重后果的认识。起初，“环境”一词只可以指人类之外的世界。当生态学的第一定律也应用于人类事务的世界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时，保守主义的倾向增加了。鼓励无行动的第一定律的趋势需要被内省的事实——不行动即是行动——加以抵消。或者，如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所言：“‘空无’从来没有发生过。”
阿纳克萨哥拉，公元前5世纪
“无处可扔”
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每一事物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这也许可以被称为人类生态学第二定律。它与伊壁鸠鲁的保守主义立场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以环境主义运动的发展终结了一些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长期以来被商品化世界的鼓吹者所接受。例如：
方框19-1 相关性与保守主义的雄辩
“污染的解决办法是稀释。”
在弗朗西斯·汤普森富有诗意的话语里，环境运动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从其仅仅摇动一朵花会对遥远的星星发生影响的说法，有人也许认为汤普森正在反思牛顿的重力定律。该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中的质点彼此相吸。如果我们打算把汤普森的花朵装上火箭，射向土星以远的行星，离我们2.5×1013英里远的半人马座α星此后的运动必将被改变：但是我们无法进行测量，使法院确信半人马座α星因我们的行动而颤动。重力吸引的反平方定律告诉我们，所宣称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测量的，并且必定是不重要的。
“眼不见，心不想。”
阿纳克萨哥拉、汤普森、缪尔和康芒纳的表述在各自的领域非常普遍。“普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喜爱的赞美之词，但它有时暗示了太多的事物。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对评论做了恰当的总结。如果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确确实实彼此相连，并且我们对这种联系的紧密性不予评论，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使自己承担把所有影响都聚拢起来的无尽义务。
“垃圾是财富！”——在19世纪，布莱克对新近完成工业化的英格兰“黑暗的魔鬼工厂”感到厌恶，这是为此提出的辩护。
我提议把所考虑的格言称为人类生态学的第一法则。因为正是事物的生态的相互作用时常令我们惊奇，并否定我们辛辛苦苦地提出改革的计划。过去几个世纪里就该法则所做的一些表述集中于方框19-1。他们的差异值得评注。
如丹·麦金利所指出的，这些危险的幻觉源于一个假设，即“私有财产包括烟囱，但不包括烟囱里出来的东西”。
我不打算自吹自擂。关于所谓的“哈丁法则”所要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原创的，尽管1963年我也许这样认为。最古老的文献中已经注意到了部分的或全部的计划的失败，毫无疑问，甚至在文字被发明之前，一些人（例如父母）就认识到了这个现实。但是改革者常常压制这一智慧。为了解开人类为什么干了这么多的蠢事这个普遍性的难题，我们首先应当问一问，我们为什么忘得这么多、这么快？其次：为什么基本的真理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发现？
环保主义者现在全身心投入于使公众接受第二定律的真理。如果我们打算取得极快的进展，把人类从污染自己直到灭绝（或者至少是巨大的不幸）中拯救出来，“扔不掉”的信念必须深入人心，从小学开始。承认“温室效应”的现实，并改变人类行为以降低温室效应的后果，这需要改变全世界的教育和人类经济。我们可能失败；如果是这样，我们必定是第一个已经预见到自身灭亡的物种。
1963年，当我提出我们不可能只做一件事的论断时，我想我是了不起的原创者。《财富》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表明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这篇社论中，他们指出：“哈丁法则”（如他们所称）是“一个像非常干净的玻璃门的东西——乍一看你不能确定那儿是否有东西。但是这10个看似不经意的字阐述了人类事务的一项深刻的真理”。
当“有罪！”是选择的默认状态时
想要杀死害虫，我们也许会结束鸟儿的歌唱。想要更快地“到目的地”，我们以烟雾损害了自己的肺。想要立刻知道世界各地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创造了为思想所抵制的信息超载，报之以新的、危险的冷漠。
美国法律的重大变化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关于犯罪行为，古老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律颁布的默认状态应当是“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对于刑法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假定。但是如果涉及对生活在日趋拥挤的世界里的公民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的法律，该假设是危险的。化学家已经合成了100多万种化合物，而大量的经验显示，大多数化合物会对人类产生不利影响。在确定每种化合物的第一次可观察到的有害影响的浓度阈值时，如果法庭必须证明这些化合物中每一种的有害影响，那么社会很快就会垮台。最合理的策略是把举证义务交给那些向环境引进一种化合物并希望从中牟利的企业家。证明无害的成本成为利润导向的企业的成本之一——它本当如此。
“我们不可能只做一件事”
直到1962年举证义务才施加于厂商和销售者。这首先出现于人类健康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人类极为正当地对健康十分关注，因此在涉及健康的地方，他们更易于就法律的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说出心里话。在被证明是无辜的之前是有罪的，是凯弗维尔—哈里斯食品和药品法修正案创立的新的默认状态。
人口政策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当父母的回报是微妙而没有被完全理解的。揭开人口文献，我们会经常碰上建立在对选择原理无意识的抵制的基础上的理论。
1970年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把该原则延伸到环境变更提案。厂商、房地产“开发者”、矿产和木材公司，以及其他方面会同金融利益集团对抗这个新的默认状态，但是，人口增长对环境的更大冲击致使该法律的应用每年延续。
经济学的“利润动机”有赖于个人激励。“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是对改革者的有价值的提示。在进化理论中，“得其所选”和“适者生存”指向自然选择，它们也为环境回报所驱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正是由回报所确定的结果的一个特例。自然选择非常明了（现在达尔文已经指了出来），以至于我们不能想象一个自然选择不起作用的世界。
影响定律
“回报决定行为”听起来像一种明了得让人讨厌的老生常谈或格言，以至于没有必要提起。不幸的是，政策常常是围绕着这样的信念而建立的，即所希望的行为无须用正的报酬，或者甚至是用负报酬就能唤起。如果我们打算使人类行为较为令人迷惑的方面具有意义的话，行为是由报酬决定的信念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少年犯罪之谜。乍一看，少年犯罪仿佛是以完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他知道法律对其所作所为规定了处罚。但是仔细的调查研究表明，犯罪行为也存在正报酬，如成为紧密结合的团伙的一员，以及同伙的钦佩。显然，这些犯罪行为的正“强化”有时超过了负强化。逮捕和定罪之类的负强化只是可能的，而不是确定的。如果一个社会立志于改变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当罪犯被抓住后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它必须识别出与青少年紧密接触的全部回报体系。与年轻人紧密相连的回报上的扑朔迷离，造成了理解少年犯罪上的困难。（这不是说一项成功的研究将结束违法行为；作为回报体系的一部分，刑事处罚也许依然必要。）
人口过剩和人口增长在造成环境衰退中的作用被总结在以下这个等式中：I=P×A×T。任何群体或国家对环境的影响（I）可以被认为是其人口规模（P）乘以由消费测定的人均富裕程度（A），依次乘以提供每单位消费品中所使用的技术（T）的损害程度。测定等式I=PAT直接表明，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增加1倍将使其对环境的影响增加1倍。并且，如果通过巨大的努力，个人影响（A×T）在人口倍增的同时减少一半，总的影响将依然如故。
回报决定行为
等式I=PAT也许可以被称为人类生态学的第三定律。虽然不过是常识，但是它却常常被否定，通常是被那些应当知道得更清楚的人含蓄地予以否定。有时这种否定甚至是直截了当的，就像一位哲学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声明中所说：“污染不是由人口数量导致的……而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速度导致的。”说这些话是在等式I=PAT被广为宣扬9年之后。
迄今为止，已有12个人设法在短暂的时间里到达了距地球约24万英里远的月球。在今天的人们的一生中，会有一些人可以向外走得更远且逗留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人类总体而言，这样的逃离是不可能的（如同在第2章中已被证明的那样）。千百万男男女女中的绝大部分迷恋于地球，他们必须自我协调，充分利用地球。做出其他承诺的梦想家是在危害他的人类同伴。太空小说、太空电影，以及电视里的太空戏剧用最罕见的例外，在最恶劣的意义上构成了一种“逃避文学”。这样的“希望歌剧”无疑会在国会预算听证会上对国家航空航天局有所帮助，但是它们使公众不再关怀这个他们不可能逃离的世界。
人口爱好者因过多谈论等式I=PAT中的人口因子（P）而受到批评。有时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关注于等式中的因子A或T——富裕和技术——暗示着人口是不重要的。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人口对环境的任何影响必定与人口数量成比例。人们常说“人口是一个乘数”。
我们的地球是人类绝大多数成员的整个世界
I=PAT阐述了生态学中一个实质性的默认状态。1984年，生态学家们对美国在墨西哥城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环境会议上所采取的官方立场大为惊讶：我们的发言人指出“人口增长是中性的”。这也是梵蒂冈所采取的立场。所有其他代表则支持默认状态，I=PAT。
物理学的所有默认状态都为生物学所接受，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应对人口问题，必须在这些默认状态中加上其他几条。本章致力于列出对人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生物学默认状态。
否定人口规模的关联是为了支持一种宿命论：这种否定暗示着人类对人口的控制绝对是一无所成的。与此同时，许多仅仅把注意力放在A和T上的人断言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我们，没有任何义务通过推进适宜的技术和消费更少的资源来降低物质生活质量。人们至少是暗示，而且有时是宣称，富国在使人口过剩的国家处于悲惨境地是有过错的。
生物学的默认状态，像物理学的一样，将举证的沉重义务置于任何违背常识的断言。当然，默认状态的确定必须特别留神，否则将犯严重错误。作为一个警示性的例子，考虑19世纪早期一位马尔萨斯的批评者所做的这些评论：“在任何地方，[人类的]寿命，生存的机会几乎都是一样的……我们增长的比率，我们死亡的比率，可能处于我们的自然的最不可改变的法则之中；它们不依赖于偶然事件；它们是不受影响的，它们不能受任何人类制度的影响。”即使是对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健康、寿命和人口出生率的最不经意的观察，也能够向这位作者表明，他不明智地选择了他的默认状态。
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内疚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世界主要宗教中有许多把内疚作为劝说个人考虑公众的工具。心理分析学是朝向同样目的进行工作的另一种方式。它强调理解而非内疚。环境活动积极分子同样被分成两个阵营。环境内疚贩子通常更多彩多姿，且更引人注意。他们也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在长期，号召通过内疚来激励富人与世界上穷人分享财富，这有多明智？
调查的工具能被用来为病态的目标服务。精神病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被称为“多言症”的非正常状态。统计分析能逐渐发展成类似的疾病。统计论证的不透明易于使分析者“逍遥法外”。多言症之外又出现了“数据过剩症”，从而使公众更加迷惑。统计资料虽然常常极其有用，但是也可能充当思想的代用品。
对穷人和没有权力的人的关注是令人钦佩的，但是这完全是无私的吗？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指出，一种新的价值在见解制造者中成为时尚，即引人注目的善行的价值：
生物科学也是建立在几个默认状态的常识基础之上的。人类行为是如此反复不定，使人类生物学必须应付大量的数据。“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的典型错误永远等待着那些过于相信经验研究的人。所以才会发生（如我们在第16章所见）良性人口转变理论虽然在原理上是不合理的、在实践上是不可证明的，但居然生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事。
在大学里，那些引起同事最强烈的非难的结果是什么？答案并不总是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对于许多背景各异的大学教师来说，我们可以像下面这样说：存在某些政策，某些公共活动，它们具有阻止向那些不那么幸运或以某种方式被压迫的人表露慈善的意图。预料之中的后果明显是由政策产生的。这些是被设计来援助穷人、或黑人、拉丁美洲人、妇女的政策，并且任何会阻挠这些政策中任何一个的后果都易受非难和攻击。这些是打算展示平等主义意图的政策。对于许多大学教师而言，这些政策取代了索尔斯坦·凡勃伦认为当属于富有者的引人注目的消费模式。它们也许可被称为引人注目的善行政策。它们引人注目地展示了支持者的行善意图。
第5章表明，物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严谨学科的典范，它无法避开常识性论断。这些常识性论断，用E·T·惠特克的话说是，仅仅为“思想上的信服”所支持。在这个显然是脆弱的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科学和硕果累累的技术。
诚然，提供更多的善行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如果谈到意图，我们当受谚语中表达的智慧所引导：“通向地狱之路以善意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