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B·康纳利，美国财政部长，1972年
没有比增长更重要的。没有真正的增长，你永不可能为穷人提供食物或使工薪家庭生活舒适，不可能改善种族问题或解决人口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确暗含着极限——不是绝对的极限，而是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当前状态强加给环境资源的限制，以及由生物圈吸收人类活动的影响的能力所强加的限制。但是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够得到控制和改善，以开辟经济增长的新纪元。贫穷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罪恶，而且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并向所有人提供实现其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渴望的机会。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71年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71年
人口和国家政策的现存倾向构成了对GNP本身的要求，只能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才能满足。
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高增长速度必定是自我毁灭的。如果增长发生的基础极小，该法则也许暂时不发生作用，但是，如果基础激增，聚会就结束了：高增长速度最终打造出自己的制动器。
沃尔特·赫勒，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62年
沃伦·E·巴菲特，美国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1990年
我不能相信成功的经济会没有增长。
为默认状态辩护
亨利·摩根索，美国财政部长，1933年
对科学调查研究的仔细观察显示，只要把合法性授予一本小小的“默认状态”花名册（第5章），进步就是可能的。在实践中，默认状态将任何主张的举证义务交给了反方。物质和能量的守恒是恰当的例子。如果没有有关举证义务的决定，科学家的努力将被浪费在调查每一个缺乏证据的主张上（例如，永动机或取消地球资源限制的途径）。
繁荣没有固定的界限。它不是一个通过分离能被减小的有限实体。相反，其他国家享有的繁荣越多，每一个国家自身的繁荣也越多。
一个拒绝默认陈述的学科是受经验数据支配的学科。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经验主义是永远非决定性的：几乎不可能产生那种叫意愿的冲动。随着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的逐渐发展，所谓的社会科学得意于他们对不稳定数据的敏感性和对“常识”（默认状态）的拒绝。这是它们被归为“数据丰富而理论贫乏”的一类科学的含义。
威廉·戈德温，文学无政府主义者，1820年
歧视性的不容异说是科学的一个必要部分。由于褊狭总是危险的，科学家怎么能够永远证明它是有道理的呢？生态—经济世界非常复杂。依靠分析的完美程度，它揭示了几十个或者上千个彼此不相像的“生态系统”。关于主权国家，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关于经济制度，基本上，也许至多有3种不同形式，但是它们有许多变体。把这些变体的数量加在一起，你有一个大得令人震惊的人口状况，在其中去寻求原因和结果关系。
地球为人类生存提供的手段不屈从于任何可确定的界限。
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按实际价值，欧洲人变得较为富裕；并且他们的出生率下降了。他们是因为有较少的孩子而变得更富有的吗？或者，他们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由于他们更富有吗？历史问题——关于过去的问题——并不令某些人感兴趣；但是政策问题——关于未来做什么的问题——应当引起每个人的关注。根据欧洲的经验，如果试图帮助别处贫穷而人口密集的国家，我们是应当首先使他们富裕，还是减少人口出生率？
方框18-2 一束增长之花
“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是一个长期被认识的逻辑谬论的名称。统计分析提供了防止这一谬误发生的技巧，但不幸的是，相关变量的数量常常大大超过了所处理的方程的数量，这意味着分析不能产生确定的答案。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马马虎虎的统计学家使我们“困于雪片般的”没有意义的统计资料。为了取得世界工作的进展，我们必须恢复某些我们对常识的传统信念。即使我们不能严格地证明，但能源的不可创造性是常识。（人们如何证明其否定的观点？）
持续增长可能吗？它也许是不可能的，这种怀疑已经开始在不同层面的预言中渗开。从语义学的观点看，陶醉于增长的梦想家如何绕过这个尴尬的可能性常常是有趣的。对陈述的澄清通常与其长度负相关。在专栏中最长的陈述是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任主席时所写。“发展”必定要包括增长吗？该委员会通过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可持续发展”而搅浑了水。这个相当学究气的替代物已被商业利益集团热切接受的事实使人怀疑，“可持续发展”是被当做“可持续增长”的改头换面的替代物加以使用的，而这，正如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所指出的，“作为一种拙劣的矛盾修饰法是应该加以拒绝的。”为了使其观点更有说服力，他呼吁我们注意这样一件事实，在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两年后，布伦特兰坚持说，为了使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全球经济必须以5到10的系数增长。如果自然恩赐之物的世界成交量比现在大5到10倍，全球产生的污染总量可使甚至是反保守主义者中最“乐观的”人踌躇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学家烦心去反对布伦特兰为世界的疾病开出的“乐观主义”药方。然而，自然科学家乐于引用肯尼斯·博尔丁这位美国经济协会前主席的话：“只有疯子和经济学家相信持续的指数增长。”
埃丁顿指出，在科学陈述的等级中，热力学第二定律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注意“地位”特指的形象。形象（以非常含蓄的形式）出现在一个非常著名的宗教陈述中。1521年4月18日，在沃尔姆斯的帝国会议前夕，因异端见解受到攻击的马丁·路德说：“我站在这里！我只能这样做。愿上帝帮助我！”
方框18-2陈列了各种各样的与增长有关的陈述，其中大部分是反保守主义的。值得注意的是，被科学家所抵制的反保守主义的观点同时受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他们的理由也许多少有些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希望经济永远增长，这样穷人能变得富裕起来，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希望增长继续下去，为的是使他们自己变得更富有。
站立的形象是一个地位的形象化描绘，暗示一种选择的要素。同法则比起来，它与科学气质更加一致，因为法则听起来僵硬。回复到科学，我们可以说永动机也许的确是可能的，但是举证的义务重重地落在了任何一个断言已经找到永动机的人身上。2加2可以等于5，但是你肯定会发现科学家不能容忍这样的断言。科学的思想不是不可改变地关闭着的：它仅仅是不能容忍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提议上。这些提议的主人过于懒惰而不能使自己接受一些必要的科学训练。
人们假定任何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趋势将在无限的未来保持下去。超过5年的经济预言是靠不住的；但是坚持持续增长的假设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当代经济学不是保守主义的——不像科学家那样使用保守主义这个词；但是它显示出了改善的征兆。
持续增长：可能还是不可能
这种分离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学的学术成长史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成长合流的。由于新的开发自然财富的方式的产生，被断言的人类财富和收入的限度一次又一次向上修正。发现被混同于创造。只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限度的向上修正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因素。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仅仅3代人的时间已是永远。
经济学家们不顾“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经济学格言，他们自己经常犯自以为是的毛病——并且偶尔阐述非守恒。在为1974年世界人口大会召开的一个准备会议上，保罗·埃利希作了如下报告：“当每一个永动机被提出供参考时，一名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将坦率地指出它违反了第二定律。最后，在挫折中，一位经济学家脱口而出，‘谁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在10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经济学这个学科是建立在“对理智的确信”——惠特克的话——的基础上。它在格言“不存在免费的午餐”中找到了它的表达方式。不幸的是，经济政策有时被从其基础上分离了出来。
当经济学家沃尔特·赫勒说（方框18-2）他不能想象没有增长的成功的经济时，他意指的是这样的经济增长——物质和能量的使用速度的增加。没有太多的麻烦，我们就可以收集到许多其他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大量类似的陈述。赫尔曼·戴利的著作《稳态经济学》是经济学文献中的不寻常的著作。当经济学科学经历了它必须经历的进化转变后，在“经济学”的名称前添加修饰语“稳态”将不再是必须的，因为那将是最主要的类型。
“进步”——一场200年的取闹作乐
持续的经济增长将必然要求人类能源的使用持续增长。这是不可能的，在上一代，物理学家J·H·弗雷姆林就表明了这一点。来自太阳的能量不断地如雨露般洒向大地。尽管这是事实，但是，由于向太空的辐射（主要是在夜晚）使温度处于一种波动的平衡，因此地球表面没有变得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如果人类得知如何从诸如核能这样的新能源中有效地产生更多能量，温度平衡点将向上移动。我们的机器的运转也产生热能。在某一点上，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不得不停止，因为人类新陈代谢的热能释放将推动平衡点超出生命可能的水平。弗雷姆林估计，当人口密度达到地球表面每平方米约120人时（地球表面各处都将被高耸的摩天大楼所覆盖），将达到温度极限。总人口数将在1016和1018之间。估计的上限是下限的100倍，这表明估计是多么粗糙；但是推理是正确的，并且数字的数量级是在正确的范围内。
对某些人而言，2070年似乎遥不可及；但是它只是未来一段比到过去的1930年略长一点的时期。并且，没有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感到股市崩盘和林德伯格飞跃大西洋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人们不是经常指出“用想象力来认识真相”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某些专业的经济学家而言，想象资源有限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心理任务呢？
经济学家持续增长的梦想必须抛弃。在没有文件证明的情况下，我认为几乎所有的科学家会打赌说人口的极限会远远低于1018。事实上，一旦我们接近于化石燃料的终点，被养活的人口也许将远远少于目前的50亿。我们的物种正生活在借来的岁月里。不幸的是，虽然一个稳态的世界“即将来临”，但是对于如何应付，学究气的经济学家几乎毫无准备。
在同一项研究报告的4页以后，又作出了重大的退让：“尽管几种矿物的价格自1970年以来有了实质性的上升，但是这段上升时期仍然太短或太不连贯而不能被称作‘趋势’。”这意味着除非直到价格上升时期像较早时候的价格下降时期一样长，任何倒转都不会被认可为事实吗？我们必须一直等到公元2070年，然后才说这是一场五五开的赌博吗？经济学家们是否是在回应《MAD》杂志的阿尔弗雷德·E·纽曼的格言，“什么！我担心？”
安德伍德和金（1989年）指出，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不能“控制经济增长和生物圈的完整性之间在无限未来的交互作用”。过去，尽管学院派经济学对从非人类的环境中的财富的流入，以及代价高昂的废弃物流出并进入我们周围世界视而不见，但他们非常仔细地监控着人类和人类机构之间的所有交易（“没有免费的午餐！”）。以这样的会计哲学，经济学家易于忽略热力学的法则。安德伍德和金指出，为了自身着想，学院派经济学现在必须重建：“对于热力学的法则不存在已知的例外。这一事实应当并入经济学充满格言的基础。”“副作用”之类的回避词长期以来使免费午餐似乎是有道理的。
1984年，巴尼特及其同伴根据大量文献材料得出了现已成为常规的经济结论：“在美国，1870—1970年间，矿物的经济稀缺性日渐增加的理论不为事实所支持。这是重要的证据。这是一段漫长的时期；美国是最大的矿物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且该研究做得很细致。”
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到守恒的科学观念是令人惊恐的。幸运的是，一群大学教师正在快速成长，他们把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生态学结合起来；在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专业之家。自1989年起，生态经济学学会出版了自己的杂志。意大利人已经组织了一个欧洲生物经济学协会，而瑞典人组织了“生态—经济集团”。
巴尼特和莫尔斯在报告中耍了一些花招。给他们的一个关键性陈述改变一下字体以使这一点更容易看出来：“我们以经验为根据的测试不支持这样的假说……当以开采的实际成本的趋势衡量时，在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中，自然资源的经济稀缺性将随时间而增长。”自然科学家对真正的短缺感兴趣，而经济学家谈论“经济稀缺”，它通过成本加以衡量，并且是完全不同的事物。真正短缺以外的许多因素能影响某种资源的成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是石油成本，它在资源衍生物的提取和运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发现和利用石油上令人钦佩的技术进步，该成本已经呈下降走势。商品市场处理石油成本；没有哪个市场处理荒野和未被损坏的自然的价值，它们被牺牲来满足以石油为基础的文明的暴饮暴食。因此，对于商品市场价格的下降趋势我们不应全信。还应当指出的是，油价下降得越快，其他种类的真实资源被消耗得也越快。
过去，“无增长”受到轻视，仿佛它本身是对生命的否决。一个经济上无增长的社会被诋毁成静止的、不动的以及僵化的。《增长或者死去！》是一本书的标题。其暗含之意是这是生物学的智慧。并非如此。就有关的体重和身高的全面增长而言，正常的人类发育路线是生长到18岁，接着，在一个非生长阶段又活了大约60年。人类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非生长状态。（持续生长的男人或女人很快会处于不幸之中。）作为一项政策，“增长或者死去！”既是贪婪的，又是自取灭亡的。
生态学家是科学界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会把经济政策建立在不可避免的地球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地球储备估计的变动上，拒绝保守主义的见解。以哈罗德·J·巴尼特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生态学家的常识性观点不过是“广为流传的信仰”而不予考虑。巴尼特以及钱德勒·莫尔斯的1963年的分析仅仅依据以经验为根据的发现，不承认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的默认状态（第5章）。以经验为根据的发现是如此数量庞杂且含义不清，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结论都能被一个似乎有力的论证所支持。但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在我们对科学敏感的社会中有着崇高的声望，尤其是因为他们能被选择、排列得似乎支持永恒增长的信念。这是商业社会中最强大的行动者的信仰。
这还是只涉及体重时的状况。事实上，在我们的一生中，新的细胞不断生成——但旧的细胞以同样的速度不断被消灭。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机体处于稳定状态。不断的变化与本质上不变的规模连在一起发生。“动态平衡”是这种安排的名称。稳定状态是人类生命的准则；这确实也是经济生命的一个有价值的模式。
在为未来草拟计划时，自然科学家关注地球资源。由于地球的大小是有限的，因此资源的数量必定也是有限的。每次我们利用有用物质都必定减少了供给。否则又能怎样？科学和常识在这个保守的结论上达成一致。
物质和能量都是守恒的，两者中任何一个的持续增长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科学家们认识到一个名为信息的第三种实体存在，并且它是不守恒的；（就我们所知）它能永远增长。音乐、视觉艺术、文学作品、科学、哲学——这些能够无限增长，并且不存在它们不能在稳态经济中茁壮成长的理由。（它们事实上也许增长，也许不增长：我们对它们增长所需要的条件了解甚少。）由于物质资源不断加剧的短缺迫使人们采用稳态经济，人们希望持续的物质增长的迷信将被抛弃，因此使当前经济系统转变为更富有生态学和人类意义的系统成为可能。
在自然科学的帮助下，已经产生了最复杂的统计资料，但是在使用统计资料解决行为（或社会）科学的问题上，自然科学家是有保留的。一位有公益精神的统计学家所写的一本轻松的书，《如何用统计资料说谎》受到强力推荐。人们必须时常警惕那些混淆储备与资源的观点。资源是地球上可获得的有用物质的总量，其中的大部分是在地下且难以测量，而储备是时常随着更多勘探和技术进步而改变的被恰当测量的数量。（回忆一下第6章所描述的石油储备与石油资源的混淆。）
关于意愿和必然性
不存在纯粹的人口问题：它是一个人口与资源的问题。一个群体的福利有赖于人口规模与可利用资源的数量的比率。如马尔萨斯所理解的那样，未来对人口问题的考虑是足够简单明了的：人口指数增长的能力所造成的持久威胁。但是，资源呢？马尔萨斯就此打住，而人们依然争论。这些争论集中于短缺的概念和统计资料与预测未来的联系。
伊壁鸠鲁以后的思想家在人类知识上留下了一种永恒的印记。他们沿袭了结构化的、受约束的道路。弗朗西斯·培根说：“欲控制自然，必先服从自然。”根据这个约束，黑格尔把自由重新定义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学家B·F·斯金纳指出，培根的创造的反面是：“一旦服从于自然，自然就能够被控制。”深刻理解后，悲观主义在修辞上能转变为一种乐观主义。
短缺是什么？
从远古时代起，男男女女们带着孩童时期从神话故事听到的非结构化的，或者是违反常情的结构化思想步入成年期。通过儒勒·凡尔纳成功地预测即将到来的技术奇迹，自由形式模式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社会后果对学院派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有害。“不存在免费午餐这样的事”常常仅被用于范围狭窄的当前：假定有足够的时间，那些了不起的魔术师，科学家必定会为我们备好新的免费午餐！不幸的是，在两个世纪里，科学和自然似乎的确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免费午餐，由此显而易见地证明，经济学家拒绝把限制看得过于严重是有道理的。
丹尼斯·伽柏：《创造未来》，1963年
我们这一代人中有许多人适应了对未来自相矛盾的观点。关于物质变化，他们承认是没有界限的：他们完美地想象安全的聚变能量、反重力机械，以及比光速更快的旅行也许明天就能实现。（他们说，记得人们曾是怎样嘲笑儒勒·凡尔纳的潜艇的吗？）但是，如果谈到政治变化，普通人就退向十足的保守主义：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就其本质而言，被设想成是不可改变的。仿佛是经历了几千年来政治安排上的重大改变之后，我们到达了最终的完美状态。
未来不能预测，但是未来能被创造。正是人类创造的能力使人类社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创造的心理过程依然是不可思议的。它们是理性的，而不是逻辑化的，也就是说，是不可演绎的。技术或社会创造者的第一步是通过想象力，想象尚不存在的但看上去不错的事物或事物的状态。接着，他能从其发明合理地向后论证，并由其所用的方法向前，直至发现从一个到另一个的途径。如果通过已知的方法目标是不可达到的，则不存在发明，但这预先并不知道。如果物理上是可行的，则技术发明者的目标是可达到的，但是为了实现目标，他将依赖于人类的赞同，就像社会创造者那样。区别在于，尽管在过去，许多技术发明者由于不能获取赞同而悲惨地失败了，但是在今天这不仅是容易的，而且常常是非常容易的。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创造者，引导社会赞同是最本质且最难的一步，并且，我并不认为，在必须说服大众的民主政治中，引导社会赞同会比某个人开导一个君王更容易。
对变化的自相矛盾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通常，对物质创新的接受不需要社会和政治安排的明显改变。（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物质创新的确常常带来实质性的社会政治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物质创新——避孕药片的广为传播的影响。但是社会变化可能会魔鬼般地难以预料。）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
平民大众中的大多数在科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是贫乏的，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实用性上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社会向新的稳态或准稳态的变化是难以形成的。他们被反复建议对社会制度持保守态度——在大多数时候。每一个人所受到的两种不和谐的教育导致人们对永动机和免费午餐的天真的希望，而极度抗拒接受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迫切需要。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通常所了解的更有力量。世界实际上是由少数人统治的。注重实践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免于任何理智的影响。他们通常是一些不再存在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疯子们倾听流言，从几年前学术界的粗制滥造者那里蒸馏出他们的疯狂激动。我确信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大大言过其实。实际上，不是立即，而是经过一定的间歇之后；由于在经济和政治哲学领域，没有多少人在25或30岁之后受到新理论的影响，因此，公务员和政治家，甚至煽动者，应用于当前事件的思想不可能是最新的。但或迟或早，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
各种污染的增长及社会和政治紧张度增强的信号显示，我们的时代不再是“大多数时候”的一部分。不论喜欢与否，我们必须鼓起勇气，进行发明、检测，以及采纳新的社会安排。
方框18-1 人类意愿的力量：直接的定义
精英代言人并不总是明了正在发生的事。在论及人口控制问题时，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谈到了某种“限制婚姻”的必要性。他那个阶层的禁忌明显妨碍他就这个问题谈论一种更一般的观点。婚姻生活的领域受到如此侵蚀，以至于我们现在要重复詹姆斯爵士的论述，承认我们还没有就“在不冲击时代精神的情况下如何对生育设下约束”达成一致。
在人类文明的无止境的发展中，人类认为将要发生的事确实能够影响所发生的事。最初的想法及其向着行动转变之间的联系不是僵硬的、决定的，或者被充分理解的：但是存在一种联系，并且这要求社会创造者的抱负。所以，如丹尼斯·伽柏所言，“未来不能被预计，但是未来能够被创造。”关于未来的人口规模，人类的问题是创造答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口规模呢？我们的答案依据什么假设呢？怎样明确指导人类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大多数时候”已成过去，我们必须创造并评估许多可以设想的生育约束（婚内的，或者是婚外的），探索确定每一项革新的社会和政治代价。我们不应当寻求无代价的改变，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改变。我们必须力所能及地调查已提出的建议的可比较成本——并期待更好的。
空论的贡献通常被“注重实践的”人们所贬低，他们更相信直觉的指引。在一个经典表述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这样一种指引常常来自于无意识的记忆。因为对时间的大量需要，政治家在30岁以后几乎不读什么实质性的著作。他们的反应，凯恩斯指出，是“从几年前学术界的粗制滥造者那里”蒸馏出来的。及时地从不同方位考虑这一情形，我们认为发明者或学者努力使自己的观点被那些年轻且现在没有权力的人所接受，这是值得的。因为从现在起20年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握有政治权力。那时他们悠闲地阅读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了。
在此，我们没有提出对于“人口问题”的确定答案。目前不可能提出。此前的章节就相关学科的目前状态做出了解释。以下章节对科学进步无意中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了调查。构思一种可操作的人口控制系统是未来的工作，许多有才智的人必须参与其中。形成必需的政治和社会改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人类意愿。如果仅仅技术变化是关注焦点的话，人类的意愿就没有包括在其中。
关于人口控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赖于行动的意愿。但是意愿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呢？许多著作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的言论是胡说。与其在登记表上添加一个更为清楚（而且可能是有错误）的定义，我不如直接论述“意愿”，也就是通过指向有助于理解其含义的段落（方框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