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健全的人成为极其愚蠢的经济学的支持者，怎么会是这样呢？按理说，任何企业的成本都应当内部化。那个在泛滥平原上建造房子的人不仅要支付直接的建造成本，还要支付额外保险，这是当偶尔但必定出现的灾害发生时进行重建所必须的。那个吸烟的人应当支付额外保险，以满足他未来的额外治疗之需。我们未能做到保持经济理智，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被同情弄糊涂了。汤姆·索厄尔称同情为有魔力的词。由于对可能的未来的否认，行为和后果之间的联系是含糊的。同情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都不如在医疗费用的分配上的危害大。由于所有的奢侈浪费都使国家继承的承载能力下降，并由此缩减了最适宜人口规模，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体制的特性。
一些政府分支机构有组织地利用公众的善心。例如，工兵部队常常被投入建造庞大的防汛系统，以防止泛滥平原遭受洪灾。由此，项目开支公共化了，而这些项目多半根本就不该建造。我们应当遵循的生态经济规律是：泛滥平原属于河流。在短期内，在平坦的泛滥平原上建造住宅比在附近的山坡上要便宜；但是从长期看，如果偶发灾害的费用被考虑在内，那么高地上住宅的建造和维护要便宜得多，把肥沃的底部土地用于种植庄稼。如果住宅建造者不得不把工程兵部队负担的费用内部化，他们中大多数将不再在泛滥平原建造住宅。这样长期的CC—PP游戏在经济上十分荒唐，这是不可否认的。
医疗公地
灾害保险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由被保险人个人支付，它能使偶发灾害的费用内部化。然而，真正巨大的灾害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保险所能赔付的数额，因此，富有同情心的公众默许至少是把一部分减灾费用公共化。
在医疗版的CC—PP游戏中，“人民”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在社会化的医疗中，作为患者的个人把低诊疗费用的收益私有化，他（迟早）要知道他必须承担起作为纳税人的角色，负担被公共化了的费用。
灾害救济
社会化的医疗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规则，“各取所需”。作为一个阶层，疑病症患者将会损害这样的系统的健康。认识到这一点是不需要了不起的洞察力的。但是，由于大多数人都不会总以为自己在生病，所以疑病症患者的费用大概不会危险地逐步升级。在GDP中，医疗费用以每年10%以上的稳定增长趋势另有原因。
我们的森林大部分生长在公有土地上。人们用公费对森林进行维护并防止火灾。当一个私人公司被允许采伐木材时，林区行政部门筑起通往采伐地的道路。采伐许可以远远低于所提供服务的成本的价格出售——即使是当美国的住宅建造者并未从所生产的木材中受益时也是如此，因为圆木是从外国运来的。在这个例子中，有人也许把游戏公式修改为：成本的美国公共化—（美国和外国）利润的私有化。成片砍伐是木材公司偏爱的方式，这（通过侵蚀）损害了被砍伐的土地，（通过淤塞可捕鱼的小河和湖泊，以及可居住的洪水平原的更大洪灾）也损害了下游地区。在许多地区，为了给外国人建造低成本住宅，我们正毁坏着美国的财富。一项清楚阐述向伐木业提供津贴的后果的立法法案能在国会通过吗？
我们的法律，以其对律师的诱惑，是麻烦的主要来源。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好打官司的社会：按人口平均，美国的律师数目是日本的20倍。总而言之，个人权利在美国比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受到更多的合法保护。一般的公共利益得到的法律关注较少。针对医生的渎职诉讼相当普遍：应对这些诉讼是要花钱的。为了此类诉讼，医生必须投误诊保险：这又花了钱。保险公司要求医生们通过要求病人作过度的诊断检测来保护自己免遭起诉：这些又是要花钱的。（医生实行的是“自卫医疗”，那就是保卫他的医疗。）所有这些费用都内部化于患者的账单里。当前，这些账单多半是由“第三方”支付的——或者是患者的保险公司（出自他和/或他雇主的保险费）或者是政府（出自他所缴纳的税款）。由此而导致的“医疗公地”有变成一个失控系统的危险。
木材
当约翰逊总统签署医疗补助法案时（我们的社会化医疗的一部分），他说提供5亿美元的额外联邦预算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现在的医疗费是起初估计的150倍。（许多新的政治机构的花费远远超出起初的估计——如同财政上的保守主义者好心地提醒我们的那样。）一位内科医生警告我们“大量金钱培育出贪婪，而不是无私的服务”。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报酬决定行为”的默认原则。“各取所需”的准则听起来是可爱的，但是它奖赏了无限的贪婪，趋向于产生无限的损失，世界上没有哪个机构能够顶得住。
水坝是非常昂贵的，以至于如果仅仅由直接受益者支付费用的话，几乎没有人愿意建造水坝。建造水坝的成本由所有纳税人共同承担，而因拦住水流而产生的利润却归可灌溉土地的私人所有者所有。水坝不时决口，所造成的洪水损害高达几百万美元。当总统宣布受影响的地区为“灾区”并因此而符合经济特许权的条件时，某些灾害费用被公共化了。
新生儿科学——一个臭名昭著的危险案例
水
任何医学领域的报酬体系对作为整体的社会利益的危害都比不上在近代新生儿科学领域——对新生儿的治疗。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主张，大意是，“对生命标价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无辜的新生儿的生命进行标价。只要去问一问父母：他们会告诉你，为了挽救他们的孩子的生命，再大的代价也不嫌昂贵。”但是，如果父母被告知他们必须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他们会说什么呢？没有人会粗鲁到在美国提这样的建议；而且，对于“英雄式的”新生婴儿手术这样的日报“好材料”，美国的新闻记者很少谈论其最终费用。公众刚刚开始意识到像以下这样的案例。
假设威尔森议员代表的是小麦产区，拉米雷斯议员来自棉花产区，而托马斯议员来自烟草产区。假设威尔森能够为他的小麦区选民争得津贴，他愿意代表更大的共同体讲话，投票反对对棉花和烟草实行津贴。类似地，拉米雷斯愿意投票反对小麦和烟草，而托马斯打算反对小麦和棉花。如果每个代表投票赞成他们的选民所种植的农作物，同时从全国的立场考虑其他作物的话，在下届选举中他们有被赶下台的危险。但是如果他们暗中勾结，进行支持投票的交易，那么，当竞选运动的时间周而复始地再次到来时，每位议员都能宣布他们在国会中完全代表了选民意愿。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支付津贴而多纳税。这是一种投票者思想中CC—PP逻辑的内在化，导致了一个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大多数人不需要的结果。代议制民主政体这一病态的一面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政治分肥”和“互相帮忙”是最常见的。
在哥伦比亚特区的霍华德医院，吸毒母亲所生婴儿的特护费每日高达1768美元。每个被遗弃婴儿245天的看护费涨到25万美元。
来自火星的神话人物在得知所有这一切后肯定会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号称是民主政体：我们的立法官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终止农业津贴呢？整个共同体都将受益。对这个问题的详尽回答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有趣特性。
在斯坦福医院，新生婴儿在ICN（出生未满一个月婴儿的特别护理）第一周的特护费为12000美元，这并不是不寻常的。一个婴儿在9个星期的ICN中的花费是225000美元。
民主政体的病理方面
在谢拉顿公司的健康计划中，1986年12000名雇员花费了1220万美元。3个极端早产儿的开支占了总数的10%，每个人的花费是40万美元。每个早产婴儿的费用是该计划所包括的工人的开支的400倍。
但是津贴可能像毒品一样使人上瘾。一旦某个农场被联邦政府确定为种植某种特定的农作物，在该农场的价值评估中，预期的额外补贴就会被资本化。如果农场被出售给新的买主，它将有新的、更高的估价。于是，这个新的所有者发现，如果断了津贴他将不可能生存下去。他所付的抵押借款意味着新的估价。他所受到的经济压力像一个没有得到津贴的农场主那样。津贴应当贴现，这几乎是普遍一致的意见，但是，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一种农场主的财产价值的“利率”的话，这种贴现应该如何进行。津贴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越牢固。由此发生了我们的农业部为种植烟草的农场主提供津贴，让他们种植这种被我国的卫生部门谴责为健康公害的作物。通过向烟草提供津贴，我们正为肺癌的生产提供津贴。（随后我们那享受津贴的医疗机构明白，肺癌的治疗也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化了。）这仿佛是左手不知道右手正在干什么。
为了正确地观察事物，我们应当把美国的做法与截然不同的社会，即中国进行比较。在方框23-1中所记录的证据当使读者确信，在世界的另一面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天气和农产品市场都不在个别农场主的控制之下。只要一个季节的大幅度的波动就可使成千上万的农场主陷入贫困。务必使农场主能够继续务农，这是国家强烈关注的事。期望解决“农业问题”，我们国家为特定农作物制定了农业津贴。农场主们在每英亩土地上种植某种农作物，或者在同一土地上有意不种任何作物，他们为此而得到的报酬非常高。在最初制定这样一种补贴时，农场主视之为一种受欢迎的“横财”，使他继续耕作成为可能。
方框23-1 中国人对新生儿医学的看法
农业津贴
在中国，在我们的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下，新生儿医疗技术的财政开支高得无法承受。此外，中国在文化上和社会上与美国有所不同。有3个因素是值得一提的。
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因创造了“外部性”一词而受到称赞。外部性是指诸如企业烟囱造成的空气污染，或者是工厂排出的有毒液体造成的水污染这样一些有害的影响。所有被排放的污染物都把成本强加于整个共同体——清洁成本、医疗成本、审美成本等等。污染企业从CC—PP游戏中获利。但是直到最近，人们发现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对此几乎没有提及。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外部”一词的意思不仅是企业会计账册之外，而且也在伦理疑惑之外。在我们的商业化文明的发展中，外部化已经成为起重要作用的实践，但是，在熊彼特和惠特克的经济学史的索引中却找不到“外部性”这个词。
首先，在中国，律师无权介入医疗问题……
外部性
其次，孩子的医疗费用必须由父母承担……
几十年前，纳德尔的突击队员[1]发现一个造纸公司正危险地耗尽地下水的供给。对于这一指控，该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声明：“我已让我在弗吉尼亚的律师对此进行了研究，而他们告诉我们，通过地下的一个孔，我们能够把弗吉尼亚州的地下水吸干，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不用说，他不是公共关系的副总裁！今天，如此赤裸裸、目中无人的声明是否会抛向公众还很难说。但是，那些玩着CC—PP游戏富裕起来的人，无疑仍在董事会会议室秘密炮制着像这样的声明。使这个游戏得以进行的言辞林林总总。
第三，中国有着漫长的儒家传统——大约2000年。而在最近几十年，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两者都有一套完整的哲学。由此，我想说的是个人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个部件。因此，每个个人的利益应当适当地服从整个社会或国家的利益……
CC—PP游戏无所不在
在中国，……如果内科医生坚持对有严重出生缺陷的婴儿进行治疗的话，父母说，“好的，如果你付钱的话。”然而，内科医生的收入和婴儿的父母差不多——每个月在40美元到50美元之间。
为了实现人口控制（这是一个共同体所必须的），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共同体托管控制系统，由它来为那些被要求为了“整个物种的利益”（或像国家那样的大型团体的利益）而减少生育的家庭和个人提供有形的奖赏。
邱仁宗（音译），1987年
在成文法之上，可以说是有影响力的人帮助构造出一个社会的礼仪和风俗。我们不应期望能够创造出需要不求回报的利他主义的风俗。为了生存，文化的要素必须是一种互惠的利他主义。对于每一个自我牺牲的行为要素，必须存在某种形式的报酬，或者是心理上的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社会的政策问题是：报酬足以抵偿牺牲吗？
由于死亡便于计算，因此不同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易于比较。“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应当比我国高。但是，我们能够得出所以我们的境况比他们更好的结论吗？如果从社区整体的观点看，对于新生儿医学的这种挑战而言，哪一种反应更为理性？
在技术上他们是对的：但是眼镜和助听器也是非自然的，而我们并不打算把它们抛弃掉。人类不应当受制于控制着蟋蟀、蜘蛛和绵羊进化的简单规则。我们实行的许多行为都没有被写入基因——我们因这些反常行为而生存，也许甚至是繁荣昌盛。更大的问题是，非自然行为的好处在哪里？我们可以拒绝简单的生物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把一种超越自然选择的逻辑牢记在心。在达尔文前一个世纪，瑞士哲学家爱尔维修指出（重复方框22-1中的引文），“立法者的全部艺术就是通过利己主义的情感，迫使人们始终保持彼此公正。”
有人会说，婴儿死亡率的意义必须根据一国的经济状况加以判定。人们常说，美国的富裕足以负担得起新生儿医学的庞大费用，但是，那些讲这种话的人并没有提及数以千计的只要花费“英雄式的新生儿医学”一小部分费用就可以成功治愈的病情较轻的孩子。
在动物王国里，养父母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人类怎么样呢？养父母身份毕竟是存在的。收养成为孤儿的侄儿和侄女早已很平常：但这是一种有血缘关系的利他主义，没有呈现出进化上的困难。然而，收养完全无亲属关系的孩子在许多社会尚未有过报道。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像其他动物一样。他们甚至视非亲缘的养父母身份是反常的。
我们拥有低婴儿死亡率；在中国某些经济上较为贫穷的地区有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许多人视婴儿死亡率为衡量文明程度的一种可靠尺度：这个假设不应当受到再审查吗？死亡率——死亡——易于计算，而发病率——痛苦和苦难——是更加难以衡量的，但发病率应该是更重要的幸福的测度。（存在着意见的分歧。）当早产婴儿身上接着许许多多的管子和传感器，并且频繁地受到各种仪器的测试时，由于自我中心的困境，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早产婴儿因住院时间延长而遭受了多少痛苦。但是，许多新生儿医学家怀疑存在大量的痛苦。
在不那么极端的层面上，我们注意到母羊让它自己的孩子吸吮它的乳汁，但是它会把其他小羊羔拒之门外，即使它们几乎饿死。小羊羔因母羊死去而成为孤儿。面对挽救小羊羔生命的问题，牧羊人采取了有趣的方法。他们用刚刚死去的小羊羔的皮包裹住成为孤儿的小羊羔，并把它放在失去了孩子的母羊面前。由于小羊羔身上的味道对头，母羊将把被偷换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到了母羊承担起哺育新羊羔的义务时，这只小羊身上裹着的皮就可以去掉了。在想象上，进化会产生较为聪明的母羊，它们将不会如此轻易地受到愚弄，但是偷换孩子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以至于自然选择不可能很快应付这个挑战。
然而，父母的焦虑——即使他们不必为支付庞大的治疗费用而担心——是非比寻常的。并且，如果早产儿最终获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救”的呢？由于技术正快速改变，不可能有准确的回答，但过去的经验是，“被救的”早产儿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有麻烦不断的医疗史。听觉、视觉、智力和心血管系统的缺陷是常见的。即使使用新生儿医学的“国家级医术”，他们未来生活的预后结果也是不良的。早产儿的体格越小，预后越糟。此外，早产儿体格越小，费用越高，而且父母和孩子所承受的（各种）痛苦越大。有人怀疑：在他们特定的不同哲学下，如果有一天中国变得像美国那样富裕，他们会像我们一样选择把财富花费在“挽救”新生儿上吗？
我们可以方便地举出一个说明性的例子：养父母身份在动物王国里几乎是不为人知的。个别的收养案例主要出现在家庭宠物之中，这种实践也不随时间的流逝而增加。收养和养父母是亚里士多德的“偶然事件”。为孩子而献出生命的母蟋蟀仅仅是为了它的孩子而不是为所有的孩子才做出牺牲。如果是为了整个物种的利益而行事的话，母蟋蟀会让所有的同种小蟋蟀来吃掉它。但是它没有这样做。
CC—PP游戏的运作使父母所感受到的经济损失的冲击最小化。但是注意：心理成本是不能公共化的。这种成本必须几乎完全由其双亲承担。（并且纳税的公众期望他们不要抱怨。）
达尔文本人没有犯这个错误；但是他也没有尽其所能地把相反的观点介绍得清楚而富有说服力。结果生物学家在一个世纪之后才醒悟过来，认识到不知何故，“为了物种的利益”已经嵌入了进化的通俗解释之中。但是进化不是——确实也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如达尔文所知以及当代社会生物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自然选择直截了当地为了个别基因而运作，而不是为了作为物种的整体利益。这就是理查德·道金斯为什么创造出“自私的基因”这个词。整个物种所获得的好处是生殖细胞线聚合中部分成功的结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物种的收益是“偶然的”；它不是“本质”。
经济学家提醒我们，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它们衡量的是，由于已经使用了某一笔钱而阻止了替代方式所产生的损失。我们不是无限富有——永远也不会是。我们不可能购买所有渴望得到的东西。我们必须选择。美国儿科学会估计，1987年全国婴儿特护费大大超过每年的30亿美元。这的确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每年支出30亿美元的最好用途吗？
为了使人相信并记住，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每一种理性解释都必须被某些朴素而可信的原理所约束。在达尔文之前，植物和动物对其特定生活方式的许多令人惊叹的适应被解释为“上帝的伟大和仁慈”的例证。接着，达尔文提出的一个取而代之的解释，它不要求人们相信看不见的存在：通过在各种类型物种中的特异繁殖来实现适应。他称其为“自然选择”。其结果是，从旧有解释向新解释的转变是比较容易的。在所有旧的说明语句中的“上帝”只需要被“自然选择”所取代。由于在旧有系统下，人们认为上帝为他所创造的所有生物都是处置得当的，他显然是以对物种自身有益的方式来构造物种。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起先偶尔也假设自然选择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行事的。
依赖的个人主义：一个政策混血儿
选择：“为了物种的利益”？
许多关于“权利”和“同情”阐述是与理性相矛盾的。“无限”的“权利”分享无限的财富，这抹去了数学的加权和计算，由此也抹去了理性。近来，威斯康星州的一位法官说，在决定一家公众支持的医院被预期做什么的问题上，经济上的考虑是“完全不合适的”，这种非理性在这番话中变得尤其明显。（如果一个孩子作出这样的评论，我们也许要问：“你认为钱是树上长出来的吗？”但对于一个孩子气的法官，我们要问什么呢？）
这个游戏有什么不妥之处？主要有两个。从分配的观点看，它的毛病在于缺乏公平和公正：为什么公民中的一部分要在损害其他人的情况下致富？不切实际的低放牧费鼓励畜群拥有者突破承载能力，因为他们的过错大部分由子孙后代偿付，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支付。随着时间的推移，CC—PP游戏所产出的来自对牧场榨取的收益越来越少；但是，由于短期利润较大，畜群拥有者为允许将游戏继续下去而斗争。如果一个地区被毁掉了，他们将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或设计出另一个CC—PP游戏。
幸运的是，在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中，一位衣阿华州的法官指出了忽略经济学的后果。在一个课税基础小的国家里，如果人们要求一个乡村医院尽最大的人道可能，为所有可能到这儿看病的病人做任何事，最终的结果会是破产，此后，这家医院就不再能为任何人——富人或穷人——做任何事。不受限制的同情能够导致无限的苦痛。
实际上，牧场主强加于美国纳税人身上的成本远远高于林区行政部门账册上的具体数字。由于不拥有放牧场所的所有权，牧场主放牧的牲畜数量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能力。饲料产量持续减少，土壤受到侵蚀，小河和泉水干枯，以及自然的林地再生受到阻碍。所有这些退化的成本都落在公众身上。当然，牧场主是自由企业的主要辩护者——针对其他人而言。对自身，他们乐于吸吮公众的乳汁。这就是CC—PP游戏。
生活的一种悲剧性事实是，起初是含义明确的社会标签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生了突变，直至最终被贴上这种标签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与被认为是应当发挥作用的思想相矛盾。弗雷德·西格尔指出：
一个特例说明了利润和成本的非对称分配是如何运作的。美国西部的牧场主能够在有林区行政部门管辖的私有土地或政府土地上增加其牲畜数量。1990年，在爱达荷州，公共土地上的放牧费仅为私有土地的1/5。我们可以假设，私有土地所有者设定的收费能够覆盖无限期地维持土地承载能力的真实成本。政府显然没有遵循这一精明的规则。在直接成本上，林区行政部门支付3500万美元，用于牧场的维护，其中由收费所能抵消的只有1100万美元。谁来偿清赤字？当然是纳税人。成本公共化了，而（来自牛肉销售的）利润却只归牧场主个人所有。这类游戏的公式是简单的：公共化的成本（Commonized Cost）——私有化的利润（Privatized Profits），可以简写为CC—PP游戏。
在后萧条的美国政治的核心，我们对美国历史的传统看法造成了福利国家和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但现实中，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在过去的30年里是并肩而行的。福利国家不再由罗斯福新政的社会团结的情绪所推动。除了繁荣以外，取而代之的是使个人从曾经承担的家庭、教会和兄弟、职业、社区组织等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的机制，……大致说来，随着福利国家的基础从社会团结的理念转向自力更生，福利国家在效果上窃取了其批评者的个人主义外衣……
支撑自由企业的神话之一是爱默生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较好的捕鼠器并因此而富裕起来，以至于“尽管他住在丛林的最深处，但世人还是踏破了他家的门槛”。然而，事实上，成功更经常的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得到的：一个精明的人在会计体系中作了一个分叉，把企业的成本导入社会，而把利润引向自己。（并且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会把一部分利润支付给负责宣传的官员，为的是使公众相信他是遵循爱默生的捕鼠器制造者的光荣传统行事的。）
大多数美国人……是依赖的个人主义者——例如以农作物保险为生的健壮的农夫，例如不戴头盔随意驾驶的劲头十足的摩托车手，在出事故时有权要其他人为他们付账。
大多数人相信对他人应自由放任，而自己却寻求逃避。在李普曼之后的半个世纪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重复了同样的批评：“尽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但商人一般会赞成自由企业，然而如果涉及到自己，他们又都反对它。”这种前后矛盾违背了伦理理论的根本假设，即认为道德原理必须是对称的——对别人怎样也应对自己怎样。但利己主义的重大特点是只针对别人：如果能够逃避的话，自私的行为准则是非对称的。社会结构是非对称的，发现这一点容易导致任人唯亲。
在这里引用的情况中，以农作物保险为生的农夫和不戴头盔的摩托车手依赖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慷慨赐予，不论他们怎么说，都在对各自有利的位子上进行着CC—PP游戏。他们与商人没有什么差别。商人们寻求各种途径使政府为他们承担了运行费用的大部分，而他们在自由企业和强健的个人主义的名目下，留心地保护着自己的利润。
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人对自由放任具有始终如一的信念，这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雇员当然不相信。如果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有赖于关税，他们投票赞成关税。他们为限制移民而投票赞成关闭劳动力市场。他们投票赞成劳动法并组成工会。像雇主一样，他们因他人而相信自由放任。
纠正的办法要求法律的改变：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一点难以做到。首先，对那些蒙受医疗混乱之苦的人的普遍的同情导致了免除他们的痛苦的愿望，即使这的确要花钱。其次，国家立法者的主体确实是受过训练的律师：律师构成某种部落，而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许多案例中，对部落的忠诚优先于对作为整体的国家的忠诚。
大多数人的行为显示他们希望把自由资本主义强加于他人，而自己却避开它。雇主因雇员而相信它，而且求助于它来反对工厂法和工联主义。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呼吁国家保护，反对外国竞争……
最后：近年来，美国许多高中课程中因添加经济学课程（过去只在大学出现）而得到充实。对这种变化进行有利的辩护是容易的。但是，作为一个对高中里正发生着什么一无所知的人，我想知道这些经济学课程都包括些什么？我想也许是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赞扬。很好！但是我想知道，对于CC—PP游戏的普遍存在和重要性，这些课程给出了哪怕是一个暗示吗？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欺骗了我们的年轻人——而且是下一代的选举人。
“言辞是聪明人的筹码——他们研究言辞却被言辞所算计；但是言辞是愚人的财富。”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如是说。再三重复的词句、模棱两可的含义能够轻易伪装成思想的财富。自由企业、自由放任、以及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例子。沃尔特·李普曼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位受人尊敬的时事评论员。他就雄辩和行为之间的差距发表评论：
[1] 纳德尔（Nader，Ralph，1934—），美国律师，消费者保护运动倡导者。他建有多个公众利益保护组织。许多大学生自愿协助其工作。被称为“纳德尔突击队员”。——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