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理解并且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省略。这就是现在我能承认的罪行。我当时谈论的是世界危机：我只是最低限度地提及人口增长。那不是由于我不知道实情。我了解事实。那不是出于疏忽。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不想让这一重大问题支配了讨论。对当时的我而言，这部分是由于这使社会的希望变得更加困难；部分是因为我不想伤害其他人的宗教情感。我所了解的人们的宗教情感是值得尊敬的并且经常是可爱的，还有我所不了解的其他人的宗教情感也是一样。现在我认为自己做错了，这两种考虑都错了。首先，任何打算在反对前方的黑暗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希望都必须基于对最糟糕的情况的认识：以最坏的实际情况，我们自身的最糟糕之处为基础。它必将是一种严酷而困难的希望。我们不再需要比它更糟的东西。其次，这种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任何种类的情感、我们中任何人的情感、任何我们尊敬但意见相左的人的情感都不得不听天由命。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物种的生存。这个责任必须放在首位。
在20世纪后半叶，禁忌压制人口讨论的另一证据发现于C·P·斯诺的著作中。他是一位擅长评论科学知识在我们的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员。谈到他自己的著作，1959年出版的《两种文化》，这位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在10年后承认，这本具有影响力的小册子已经被以下现象糟蹋了。
斯诺的最终观点可以被清楚地概括为两条：（1）反对人口讨论的禁忌是强大的；（2）人类的生存要求打破这种禁忌。
同情滋生禁忌
对此我表示同意。此外，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享有的需要，至少应该保留部分大自然令人惊奇的多样性，这要求我们严肃对待人口过剩。幸运的是，人口禁忌不是绝对的——否则的话这本书不可能出版。但是，自马尔萨斯到现在人口禁忌一直是强有力的。事实上，即使是在马尔萨斯之前，这种禁忌就被感受到了。
许多人从增加供给中受益。需求下降几乎不会使任何人直接得益，尽管土地的福利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要求供给和需求彼此保持平衡。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我们所知的惟一世界——需求最终必须受到控制。不幸的是，人类对短暂的“同情”的强烈热爱支持了增加供给的努力，却阻碍了减少需求的企图。
马尔萨斯继承了一条禁忌
在这篇精心制作的广告里甚至丝毫没有暗示承载能力或人口过剩的基本理念。为什么没有提及呢？原因很简单：广告的特色和要害是为增加供给而作进一步努力，而供给总能由某人在获利水平上的销售来解决。没有理由认为支付广告费的人期望从其产品销售的增加中直接得益。但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而且大概是正确地认为）为使商业车轮转得更快所做的任何事迟早会使自己收益。对于这一可能性，广告所做的不仅仅是暗示：“随着饥饿和贫困在全球各地被消除，新的市场将会为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开放。”或迟或早，为这样的广告提供资金的公司希望收回他们的玉米种子。非洲更多的孩子将意味着我们的商人销售更多的计算机：商人的头脑里这样思考。
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关于人口的评论已经在第1章有所记录。当马尔萨斯只有1岁的时候，斯图尔特承认，“如果不冲击时代精神”，他不知道谁能够提出一项限制婚姻的提议。在这一诚实的坦白之后，他不再为反对人口讨论的禁忌而斗争。
通过降低需求——人口——或者通过增加供给，都能够达到自给自足。可能会限制供给增长的可能性的物质现实甚至从来没有被暗示过。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需要的答案是根除饥饿的原因，”广告的作者如是说，“只有通过……在发生危机的地区以创新的方式建立谷物储备才能形成。”有人也许要问，在一个每年的需求高于供给的国家里，怎么能够建立谷物储备呢？有人预先就知道了所设想的答案：从世界其他地方运来谷物建立储备。在20多年的时间里，分配进口食物成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食品第一（Food First），以及其他慈善组织的政策。紧随每一个出于良好意图的介入之后，领受食物的人口继续增长，由此，增加了当下一场灾害袭来时的需求。
几年之后，一位比利时神父，西奥多·奥古斯丁·曼向这一禁忌靠得更近了一点。1781年，就在马尔萨斯的论文发表前17年，曼提问道：“如果一个人口群体已经尽其可能地增长到最大限度，该群体依旧保持食物供给的均衡，这可能吗？”对此，他的回答是：“在道德高尚的人群里，这样的均衡最终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无限的序列中，人口自然而然地增长，而生活资料却受到土地的制约。”有人认为，曼神父，像后来的马尔萨斯一样，把诸如杀婴、流产以及避孕归入“道德败坏”的标题下。在这样的伦理框架下，许多思想家完全避开敏感的人口论题是毫不奇怪的。
为了充分感受公众情绪，读一读《华尔街日报》上的整篇为树立公司产品声誉而刊登的广告。1985年电脑园地（零售电脑批发商店）刊登了一篇展示性的广告。一些流行歌手出版了《我们是世界》的唱片，为缓解非洲的饥荒筹集了4500万美元。在对这些歌手进行赞扬之后，广告的作者承认，“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森林被滥砍滥伐，并且严重过度耕作。”生物学家会立即推导出该地区人口过剩；但是这不是商业化世界的方式。这篇广告反而说：“任何地方的食品生产都是原始而不充分的。”所应采取的行动显而易见：“结束饥饿就是帮助这些饱受饥荒之苦的国家发展强大而自给自足的经济，使之能够供养其人民。”
但是，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妨碍了富有成效的人口思想的禁忌，甚至在今天，大多数人口专家都能察觉到这个禁忌。直至这个禁忌被完全取消之前，人口政策不可能有显著进步。
由此存在经济学家对人口理论的普遍反对。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反对有了很大的增长，当时国家由“真正相信”持续增长在道德上是合理的总统和政党所管理。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所描述的问题，人口专家几乎没有提出可接受的对策。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为一种没有人能治好的疾病担忧有什么用呢？”并且，由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许多原因，那么，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控制人口增长的话，为什么还要提它呢？
达尔文的孙子偿还家庭债务
为什么关于人口的讨论如此不受欢迎？解释历史上所发生的变化几乎必定引起争论。在这个例子中也肯定如此。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多是一些局部的答案。作为起点，尽管危急的问题可能引出紧急的行动，但长期的麻烦可能导致漠然置之。
在科学自传的世界里，最常被引用的是达尔文讲述的这段话：
当然一位乐观主义者可以指出在这2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多少有些放缓：从每年2%下降到1.8%。在这一点上，一位生态现实主义者也许会反驳说，人口的绝对增长从1970年的每年7300万上升到了1990年的每年9600万。（这个算术之谜是易于解释的：增长率稍有降低，但基数增加了许多。）
1838年10月，在我开始系统调查之后15个月，作为消遣，我碰巧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时，并为鉴别生存斗争做好了充分准备。从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看，生存斗争无所不在。当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利的变种会趋于受到保存，而不合时宜的变种将被消灭。这样的结果将是新物种的形成。由此，我最终得到了一个行得通的理论……
本书的第一段指出在1970到1990年间，全世界人口增长了47%，关于人口的严肃讨论在美国成为某种不可谈之事。1991年，联合国为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准备的计划书中没有提及“人口”这个词。
甚至“生存斗争”这个词也来自于马尔萨斯。像所有生物学家所做的那样，达尔文赞同各种动物和植物可利用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而且深刻了解到所有的繁殖在本质上是指数型的，他认识（并观察）到，在每一代所孕育的个体中，大多数必须“没有后代地”死去。关于这一点，理论的两种可能性自我呈现：死亡率（或不繁殖）要么是完全随机的，要么不是。马尔萨斯不曾用言辞表达过这一点，他无意识地以随机发生的死亡率假设为基础，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从那时起，这一思想上的限制成为人口统计学的含蓄规律。达尔文引入的新鲜事物是他对非随机的死亡率的清晰的认识。（方框24-2记载了达尔文对自然选择十分简洁的描述。自然选择的不可避免性是生物学的重要默认状态之一。）
对人口关注的显著下降
自然选择是一个几千年来富有成果的思想家们必须拥有的一种宽广概念的具体例子。但是，这种概念即使到现在还没有阐述清楚，这就是报酬决定结果。当涉及人类行为时，如果社会奖励偷窃，那么将会产生偷窃；如果社会奖励自我牺牲，将会产生刚强；如果社会奖励发明，将会产生发明家。这样的结果不是普遍真实的，只是在统计上如此；但是有效的政策可以建立在统计真实性的基础上。
没有人曾经死于人口过剩：潜意识里对这一结论的接受相当于在人口的讨论中设下了禁忌。
方框24-2 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含义
在地震国家，木材是用于建筑的最安全的材料之一。由于缺乏木材，今天的安纳托利亚人用石块来建造他们的住房。如果发生地震，石块掉下，就会砸死许多人。有人可能说人们是死于建筑上的愚蠢、或是缺乏木材、或是贫困，或是人口过剩，因为他们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承载力——环境的光合作用生产能力。但是我们的媒体另有判定；因此，公众读到的报纸标题也许毫无疑问是：在安纳托利亚，地震夺取了上百人的生命。
在我们的想象中，试图获得任何形式的相对于他人的优势都是好的。可能在不少情况下我们知道为取得成功应当如何行事。这将使我们确信自己对所有有机生命相互关系的无知；这是一种必需的信服，因为它看上去是如此难以获得。我们所能做的，是始终牢记在心：每一种有机生物都为几何速度的增长而奋斗；每一种有机生物在生命的某些阶段、在一年中的某个季节、在每一代或相隔一定时间，必须为生存而奋斗，而且不得不蒙受巨大的破坏。
《没有人曾死于人口过剩》，1971年
那么，在这场重大而复杂的生存之战中，某些变异对每种生物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这样的变异应当在上千代的过程中时常出现。我们能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吗？如果确实出现了的话，（记住，出生的个体数比可能存活的个体数多得多）某些个体比其他个体更具优势，不论这种优势是多么细小，这些个体将拥有最好的存活和繁衍机会。我们能对此表示怀疑吗？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有害程度最小的任何变异必将遭受严厉的毁灭。这种对有用变异的保护，我称为自然选择。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我们将不会把死亡归咎于人口过剩。没有人曾经死于人口过剩。这是不可思议的。
《物种起源》，1859年
如果在某个阳光灿烂的夏季，我们的东部沿海地带断了电，并且上千人死于中暑虚脱的话，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将责怪天气吗？或者责怪电力公司没有建造足够的发电机吗？或者责怪生态怪人坚持污染控制吗？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进化的支持引起公众的强烈震惊；但是，在1859年，进化已经是一种古老的概念了。达尔文的这本书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导入了自然选择的概念，它告诉我们，幸存和繁殖的奖赏决定了哪个遗传变种将耐受更长时间。在1859年后的非常短暂的一段时期，自然选择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注意，但是到1882年达尔文去世，公共论战多半集中于历史进化的论题，这是一个类似的且更可接受的令人震惊的事物。
如果我们把人口过剩作为造成50万人死亡的原因，那么我们将受到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的威胁：我们怎样能够不求助于令人讨厌的措施而控制人口增长？我们胆怯地不再去想各种可能性的清单。作为替代，我们说龙卷风造成了死亡，由此减轻了我们对这次以及未来灾害的责任。“命运”是如此令人鼓舞。
在20世纪早期，少数生物学家甚至宣告了自然选择的死亡。他们的推理所围绕的技术要点不必在此进行探究。从1930年开始，怀疑者的案例受到R·A·费希尔、J·B·S霍尔丹和休厄尔·赖特的英明驳斥。自此以后，专业生物学家再也没有提出任何对自然选择的重大批评。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就像经济学的教条“没有免费的午餐”那样完全确立了。
是什么杀死了这些不幸的人们？报纸上说是龙卷风。但是人们可以更符合逻辑地说是人口过剩杀死了他们。恒河三角洲刚刚高出海平面。每年都会有几千人死于颇为平常的暴风雨。如果巴基斯坦不是人口过剩的话，神智健全的人不会把他的家庭带到这种地方。从生态学上讲，三角洲当属于河流和海洋；人类冒着巨大的风险强行闯入。
自1930年之后，几次广为公众知晓的经历有助于带来对自然选择概念的更为普遍的接受。青霉素投入批量生产后不久，其使用激起了抗青霉素细菌的出现，这是显而易见的。当DDT被用作杀虫剂，人们很快发现它造成了抗DDT的蚊子。从许多这样的经历中，生物学家推出普遍原理，即每一种杀虫剂都选择了自己的失败。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提到查尔斯·达尔文和历史进化就脸色铁青，但他们从未（有效地）走上法庭，试图使学校在医疗状况的课程中讲授自然选择时说明它的荒诞不经。
1970年11月龙卷风袭击东孟加拉时，我正在加尔各答。起初发送的消息说造成了15000人死亡，但是估计数迅速增加到200万人，接着又降到50万人。一个微妙的整数。它会像其他数字一样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无从知晓。无名的死者，“不重要的”人远离社会权力结构的边缘，他们的存在了无痕迹。巴基斯坦的父母们仅在40天里就弥补了这一人口损失，此后，世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事务。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筹划了许多《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庆典。在这些庆典中，最是抱负不凡的发生在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应邀发言的有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个孙子，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这个达尔文因物理学而留下深远影响，但是对于他祖父的著作的社会意义，他也有些话要说。他在芝加哥所提出的观点之一应当使人口研究开始新的行程。但是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
方框24-1 没有人曾死于人口过剩[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采取几项步骤。我们首先必须详细叙述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的文章形成时的舆论气候。其次，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他的论文像一颗炸弹在人口学界爆炸。第三，我们试图阐述为什么这个炸弹是一次历史失败。
如另一个例子所显示，故事的寓意远非地方观念。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东部）每年都有许多地震，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大多数地震是不剧烈的里氏3到5级。安纳托利亚的旅行者易于发现高死亡率的原因。在荷马时代，大地为树木所覆盖，但是现在，地面几乎是光秃的。
20世纪公众对避孕的支持有了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得益于它所产生的一系列委婉语。玛格丽特·桑格于1914年所创造的“节育”是其中首要的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人显然把这个词视为淫秽行为；于是“计划生育”一词被创造了出来。当计划生育诊所以不孕症的治疗来丰富它们的节育服务时，对该运动的支持扩大了。这一双管齐下的方法增加了计划生育组织在论战中所持论点的可信度，即计划生育组织的工作是帮助妇女在想要孩子的时候有孩子。由此，它们挫败了对节育的批评。那些批评把节育看做是一种排他的消极操作，是痛恨孩子的人的工作。
注意到1976年经济状况和死亡率的联系与1918年危地马拉大地震相反，这是有趣的。在早些时候，由于人口规模小得多，光合作用的产物对人口更为有利，并且穷人可以容易地找到玉米秆和其他造棚屋所需要的东西。“殖民地居民”，人口中较为富裕的部分能够雇佣穷人为他们建造土坯房（水泥还不流行）。在1918年的地震中，富人所遭受的死亡率比穷人高。尽管如此，而且也许因为几乎没有人发现住宅与地震死亡率之间的联系，到1925年，居住于较为凉爽的土坯房的声望和舒适使得更多的穷人投入大量劳动，建造像殖民者那样的房子。他们最终因此而受累。
从一开始，节育运动的基本目标就存在一些矛盾心理。它是使妇女从非意愿怀孕中解脱出来吗？或者，它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吗？当然，每一个防止了的出生都在一定数量上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但是，仅仅普及节育知识就能实现人口控制吗？“节育”和“人口控制”是同义词吗？
那么，我们应当说是什么杀死了那22778人呢？地震吗？但是如果住在加固的水泥房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会幸存下来。由于水泥价格昂贵，我们把死亡归结为贫困吗？但是所有最穷的人都住在玉米秆或板条的棚房里，幸存率最高。为什么更多的人不住在简陋的土坯房里？因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几乎耗尽了生物环境资源——像树和玉米秆这样的光合作用产品。那么，我们将地震的死亡归结为人口过剩吗？没有哪份报纸、哪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这样做。一条未被说出的戒律判定没有人曾死于人口过剩（见方框24-1）。
从事计划生育的人从来没有明确主张两者是等值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事实上，该组织的一个国际分支的名称为“计划生育——世界人口”。几百万美元投向该组织，用于帮助妇女过更完善的生活；其中的好几百万美元无疑是在这样的信念下给出的，即纯粹自愿的节育会最终产生人口控制。
对于那些自己造房的人来说，土坯房费用低，但要耗费大量的体力。玉米秆和板条造的房子在价钱和劳动力上都更便宜。由于这些差异，村子里的死亡率，以及整个危地马拉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与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
这是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在1959年所打碎的幻觉（方框24-3）。一种杀菌剂选择了自己的失败；一种杀虫剂选择了自己的失败；等待——由于同样的达尔文原因——纯粹自愿的生育控制作为人口控制的一种途径，的确是一个失败的选择。这些例子只是普遍真理的分散的例子，任何对生育的遏止都选择了自己的失败。对于每一个人类试图控制的生命系统而言，逃脱控制成为报偿。
对一个有1577人的印第安人村庄的详细研究揭示了真相。蒙受最高死亡率的是那些住在以沉重的木材为屋顶的土墙凯斯塔（“小房子”）里的人。有85%的人口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住在由玉米秆造的，或用泥巴糊板条造的棚屋里的人的遭遇就好多了。（昂贵的、加固的水泥房最好，但是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没有。）
人口出生率对抑制性控制的逃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突变是一种不可停止的过程。大多数新的突变体类型比“正常的”（通常）的基因差。这些突变体基因与正常基因在任何特定环境里展开竞争。但是，改变环境（通过加入青霉素、或DDT、或自愿使用的杀精子剂），由此你改变了选择的标准。在同以前被我们视为“正常的”基因或特性的竞争中，对新的选择因子更具抵抗力的基因或特性占有优势。
1976年2月4日凌晨3∶05分，一场地震袭击了危地马拉，根据公认的统计资料，有22778人死亡，76504人受伤。这场地震为里氏7.5级：这被看做是一场强地震，但是，它如果发生在美国则不是毁灭性的。但是在危地马拉有将近10万人死伤；在620万人口中，仅死亡就占0.37%，或者占年度人口增长（2.8%）的13%。为什么损失如此巨大？
我们时代的这个达尔文强调的是这样的自明之理，即如果家庭的形成纯粹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比较强烈希望要孩子的成年人平均来说要比使用避孕用具的成年人拥有更多的孩子。这些使用避孕用具的成年人往好的地方说也是对父母身份不够热情。如果基因完全包含有这两组成年人的差异的话，那么配得上人类生育者这个名称的那部分人将一代代增长。人类避孕者最终将几乎完全消失。由此发生的人口控制，如果仅仅以自愿节育为基础，则最终将会失败。
贫穷、疾病和人口危境
方框24-3 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揭露自愿人口节制的隐蔽的障碍
在全球人口每天增长10万人的时候，世人对此不太注意；现在世界人口每天增长达25万人，世人对此也不太注意。如果全球人口每天增长100万，世人将会关注于此吗？也许不会：重复的和可以预见的人口增长，不论有多大，似乎都不是新闻。
如果允许，我可以这么说，通过避孕法的发明，人类发现自己可以成为新的种类“人类节育者”，而且可以利用避孕法造成下一代人口的极大减少。我们发现了如何欺骗自然。然而，在非常长的时期，自然似乎是不可能被欺骗的，而且自然所采取的报复也是易于察觉的。某些人在怀孕之前的确希望有个孩子，尽管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种愿望不具有两个直觉的强制。这些人有一种比其他人有更多孩子的倾向，并且，这些孩子将在被增强的程度上遗传这种愿望，而这将产生较大一部分人口。由此，要孩子的直接愿望在人类中可能变得越来越强烈，最终，这种愿望将会达到像其他两个直觉那样强烈的性质。繁殖本能以这种方式的发展也许需要几百代，但是，如果它的确这样做了，自然会采取报复，人类节育者这一类型将趋于灭绝，并被人类生育者这一类型所取代。
危机与危境危机胜出
当然，只有当节育的实践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通过节育人口数量确实趋于下降时，上述假设才会发生。
这听起来像一条破碎的记录。我们所谓的“新闻”是由危机构成的——易于报道的尖锐的时间集中的事件。如果在晚间广播中或在晨报上竞争播出时间或版面，进展缓慢而时间上拖得很长的事件没有多少取胜的机会。新闻工作者的决策准则是简单的：
《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数量吗？》，1960年
昨天，菲律宾遭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
1838年，查尔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了人口过剩的概念，生物学欠下社会科学一笔债。从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达尔文推论出子孙后代的选择性幸存的思想。这依次导致了进化概念的改变。在查尔斯·达尔文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生物学的根本理论100年后，他的孙子，通过指出纯粹的自愿人口控制最终不可能成功，偿还了生物学向社会科学所欠的债务。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应将其视作是对他们运动的一个主要威胁。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对每位妇女的权利的个人主义的理念上，即，使妇女在想要孩子的时候就有孩子。实际上，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指出，“节育不必然是人口控制。”
昨天，罗马尼亚的一场地震夺取了上万人的生命，世界人口增加了25万。
第二枚达尔文炸弹为什么是一场失败？
昨天，立陶宛宣布从苏联独立，世界人口增加了25万。
社会科学家批评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主张的“生物主义”（在他们看来）不合逻辑地将技术生物学应用于社会问题。当批评者要证据证明母爱是遗传的时，举证责任的问题出现了。对于一名生物学家而言，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假设。观察非人类的其他动物，在那里精密的遗传实验是可能的，导致行为和心理差异的基因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此外，动物饲养员中有实际例证：例如，狗饲养员设法使不同种类的狗的某些令人惊讶的行为方式稳定化，如一种短毛大猎犬站住以头指向猎物。在许多经济上重要的动物中，“好妈妈”的选择是如此之好，以至于难以找到“坏妈妈”就行为变化进行遗传分析。几乎没有生物学体验的学者无视这些例子：他们坚持在第16章所描述的“人类豁免主义”学说。由于对这一支撑性教义的心理饥渴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关于遗传学上的人类行为遗传继承的讨论不必加入进来，这成了一种幸运。
昨天，柏林墙倒了，世界人口增长了25万。
方框24-3中的摘录清楚地假设了行为特征的遗传继承。但是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假设。如果绝对没有遗传成分，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必须假设人类有两种继承：遗传的和教育的。后者不仅包括学校的影响，还包括家庭的所有多种影响。也包括学校和家庭之外的社区的影响。没有人——不论是生物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就教育（广义理解的“教育”）影响的现实进行争论。人们根据经验确立母亲的孩子数比她那一代的平均数多，她的女儿的孩子数比女儿一代的平均数多。这全是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的论证所必须掌握的。基因对教育的问题——自然对教化——可以忽略。两种“遗传”形式都是有效的。
许多代以来，我们的看法就被媒体所决定，媒体不由自主地关注危机，但在涉及危境时却易于厌倦。在20世纪，没有几年像1989年那样，充满着震惊世界的事件。假设在1989年的下半年，你是一份报纸的主编。想象一下在那个多重危机的时期，你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对于以下这些出现在你桌子上的竞争性的报道，你将分配给它们多大的版面？
怎样能够不引人注意地发表异端邪说
在20世纪后半叶，人口和环境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无论我们怎样为惊人的环境灾害感到遗憾，我们乐于谈论这些灾害。在《爱玛》中，简·奥斯丁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在场的年轻人和仆人很快都因惊人的消息而感到高兴。”在20世纪50年代，休·摩尔是一位退休的企业家，他向许多计划生育的努力提供了资金。为了尝试把某种愉快而惊人的特性赋予人口问题，他创造了人口炸弹这个词。在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之后6年，保罗·埃利希借用这个词作为他的通俗著作的书名，于1968年出版。埃利希的书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炸弹的形象在论证上是生动鲜明的。它暗示着突然而危险的爆炸事件——一个（不论是好是坏）会迅速结束的事件。但是人口的增长是长期的，（依据新闻媒体的标准）是慢性而（显然是）不会停息的。人口增长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一种危境。
支持科学的部分非官方神话是，不管怎样，真理终将取胜。如果你有一个异端的想法，把它公布出来，以必要的数据和论证支持它，于是它将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它将很快被体制所接受；异端变形为正统。
危机与危境：“惊人新闻的愉快”与厌倦
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的论题的缓慢进展使人怀疑这个神话。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观点，呈现给公众后，受到如此普遍的忽视，我们搜寻其中的原因。历史的阐述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可以指出几个似乎有理的因素。首先是来自人口过剩本身的阻塞。
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的基础不像数学知识的基础那样可靠，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压倒性的。自然选择给那些嘲弄罗马天主教会理想的人类行为作出了报应。在一个珍视所有胎儿和孩子的生命的共同体中，如何做到官能上的不育？是选择部分（节欲）方式还是整体（独身）方式？从呼吁建立学科间的委员会就天主教解决之策进行研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这样的委员会显然从未组成。谁适合这个委员会呢？也许是堂吉诃德，还有谁呢？
标准的“发表并被注意”的神话假设一个足够小的出版物群体。现在的真相截然不同。科学家和学者的群体发展得非常庞大，而且专业出版物汹涌而来，活跃的研究者必须对阅读进行严格限制。一位科学家有系统地阅读的期刊非常少——最多只有20多份。希望不要漏掉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重要文章，研究者也许查阅文摘杂志。即使投入于这样的活动也变得越来越繁重。更为有益的是与志趣相投者的“小道消息网”相连接，通过电话和计算机进行交流。庆典研讨会，像芝加哥为查尔斯·达尔文办的，大部分为活跃的研究者所忽略；随后的出版物甚至可能被文摘杂志所忽略。一般的人口过剩产生了研究者和报道的过剩，产生了超载的信息，这导致人们竖起保护屏障，抗拒出版物的倾泄。这种防护战略包括以不理睬来对付一个研究者游离于被公认的专业领域之外所发表的言论——例如，物理学家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谈论种群生物学。
该委员会的声明听起来思想非常开放；但是他们的分析正确吗？假设一个竞赛有如下目标：找出7和9之间的奇数。任命一个多学科的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开展研究会有什么收益呢？一无所获。说明问题的最好方法只是确证在现实世界里没有解决之策。
后达尔文政策：还有一步要走
从这个失败中，该委员会得出以下道德上的教训：所需要的是团队研究。“在现代科学的根本性问题需要在谨慎设计的计划基础上实行高度协调的团队协作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期望在那些学科中通过个人努力解决那些涉及人类和社会的世界性根本问题。”
说节育与人口控制不是一回事不是谴责自愿节育的推广。对避孕措施的无知是普遍而大量的。对于实现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组织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对这样的组织慷慨解囊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成就是“买进时间”，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寻求实现人口控制的途径。
4年后，该委员会宣布没有发现一篇参赛论文值此奖项，竞赛就此结束。“由于没有满足规则所列的实质条件，许多参赛论文都被剔除了，因此只剩下5篇有待评判。其中4篇只能被看做是没有针对提出的问题。”第5篇论文，委员会认为没有提出“真正的对策”。
节育措施的改进多半是一种技术问题。一个理想的节育系统是使妇女能够在想要孩子的时候有她们所期望的孩子数。但是，大量就妇女所表述的生育期望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平均每位妇女所期望的孩子数高于在她所属的社区实现零增长所必须的数目。这意味着，人口控制的问题需要超越技术的方法。我们必须根据社区的需要，设计出可接受的影响妇女生育愿望的方式。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如下一章所透露的那样，已经有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提议。
1956年，欧洲的一个世俗天主教徒协会宣布了一项国际论文竞赛，其目的是找出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的对策。他们指出，该对策应当“遵照天主教原则的要求，同时，从积极的立场看必须是有效的”。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对策不应是诉诸于流产、绝育和避孕。获胜者奖金丰厚。
[1] 加勒特·哈丁：“没有人曾因人口过剩而死去”，《科学》，第171期（1971年），第527页。为了收入方框24-1，这篇论文略有删节。从那时起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地区成为孟加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