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特派信徒里有一句俗话：“每一个聚居地（尤其是其他聚居地）都有懒汉。”更进一步，人们意识到懒汉数量的增长高于相应的聚居地规模的扩大。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放在公共的池子里，个人的经济激励极小，物质差异将被取缔，而且每个人对资源都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对资源的分配不是个别确定的，那么一个理性的、寻求最大化的个人将使自己的愉悦包括闲暇最大化。他可能到镇上去旅行，或是到邻近牧场去“考察”或“学习”据他所言与他分配到的工作有关的东西。在这些活动中，他也许从事着追逐私利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板或牧师不在或去做其他事情，很可能“需要”立即以必要的工具来替代。
方框25-3 哈特派信徒：受到规模效应猛烈攻击的典范
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聚居地，每位成员贡献的比例更高。同样地，其他成员的监督更为完备，而且对贡献的非正式的记账是可行的。在哈特派信徒聚居地，对个人的贡献没有详尽说明的正式控制。由此，通常，与大型聚居地相比，小型或中型聚居地的激励和监督机构更有效，开小差减少了。
典型的哈特派信徒社区由60到150人组成。较低的限度是由规模经济决定的。（哈特派信徒大量使用农业机械，而昂贵的机械总是创造规模经济。）较高的限度受到规模不经济的控制：社会心理制服了技术。
卡里·布洛克和约翰·巴登：《群居村与公地原理》，1977年
“按需分配”暗含了一个不受控制的公地，是那些能够依附上一个理想主义者共同体的人的免费午餐。这样的共同体必定总是失败吗？并不总是如此。成功紧密依赖于共同体的规模。在美国北部和加拿大，我们发现了在哈特派信徒社区中运转着的规模效应。方框25-3是卡里·布洛克和约翰·巴登关于哈特派生活体验的说明性报道的一段。
在言谈中，哈特派信徒表明他们意识到这个现实，“每一个聚居地都有懒汉。”随着聚居地规模的扩大，个人主张“按需分配”产品倾向增长了，而他的“各尽所能”的工作渴望减小了。监工（牧师或老板）的有效性也下降了。接着，随着开小差的增加，那些不太倾向于“混日子”的人开始嫉妒他们的懒汉兄弟，现在他们也加入其中。可以说，开小差成了一个增长产业。团体越大，那些不尽力工作的人的比例也越大。
说服：规模不经济
像哈特派信徒那样的公地常常被称为“不受控制的公地”。但是，这样的描述低估了说服的力量：诉诸于良心的力量——羞耻的力量。对于这个体制，不幸的是，羞耻被证明是坚决地服从于规模不经济。超出一定的人口规模，羞耻的“控制钮”是无效的。我们可将这种限制规模称为哈特派界限。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写于1875年的寥寥数语激起如此之多的理想主义，或者是造成了同样多的苦痛。早在马克思前40年，劳埃德就对这一原则进行了决定性的反驳，但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成了苏联和为数众多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把需求私有化而把能力公共化的机会。每个个体过高地估计前者而低估后者，这在所难免。而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公民试图通过忽略社会责任来使个人福利最大化。由此导致了群体的生产率没有最大化。
几代人的经验教导哈特派信徒这个界限是每个作业单位大约150人。如果一个聚居地的人数太多，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懒汉。随着一个单位接近于这个界限，它被有意分成两个姐妹聚居地，由此它们运转良好且不需要比羞耻更高的强制控制。
“按需分配”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在美国，许多理想主义的社区作为不受控制的公地而设立。只要是由富有魅力的人物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只有少数社区的发展超越了哈特派界限并幸存了下来。一个例子是由约翰·汉弗莱·诺伊斯领导的上纽约州奥涅达社区。但是，虽然在不依靠严厉的法律的意义上它是不受控制的，奥涅达社区确实是由一个人的有说服力的人格所指引和控制的。当这种控制终结之后，这个社区就很快瓦解。其他的社区，由于缺乏魅力十足的领导人的赐福，在超出了哈特派界限之后就土崩瓦解了。
联合国的自杀性政策可能另有来源：人类喜欢在修辞上作对称的表述。从玛格丽特·桑格时期向前，通过实行节育支持妇女权利，这导致了像计划生育这样的组织提出了对称的妇女权利——要生孩子还是不要生孩子。除非可能在非常小的国家（美国肯定不是），不生孩子不会危及社会。相反，每一次出生都有把不需要的负担强加于社会的危险。社会福利的增长已经造成了义务分配的非对称。只要社会的生育是严格的自由放任，孩子的出生不会使社会有任何负担。但是，福利国家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将父母的负担转移到了国家。联合国的声明对这种变化无所察觉。如果打算满足弗兰克尔的义务标准的话，生育权的表述必须是不对称的，由此：每位妇女都无权抑制生育，但生育一个孩子的特权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利益，因为社会承担了如此之多的养育孩子的费用。
中国的实验
联合国关于普遍人权的定义不符合查尔斯·弗兰克尔关于义务定义的挑战：如果作出决策的个人或群体必须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决策影响的人负责的话，这个决策是负责任的。
在哈特派信徒聚居地的报道中没有关于人口控制的讨论，因为哈特派信徒的宗教信仰完全是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在不久以前，每位哈特派妇女的平均孩子数是10个左右。（在一个农田日趋减少的世界上，这样的生育速度能够维持多久，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哈特派信徒热情地接受了现代医学和现代农业，反对任何像天主教会牧师那样的独身主义，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增长最快的自给社区。（第9章所描述的背井离乡的比基尼人的年增长速度是5.4%，他们不是自给的。）但是，尽管哈特派信徒没有强调寻求人口控制，他们的政治体制投射于一种被反复推荐的人口控制方法，即靠良心来控制。
但是，如果权利和义务像这样分离的话，稳定的系统是不可能的。联合国将祝福给予了CC—PP游戏：养育孩子的费用被公共化了，而收益——作为父母的心理收益——属于父母。当然，联合国没有发明这个游戏：它是由福利国家的哲学家们提前使用的。他们不明白在一个饥馑和疾病对人口的控制已被大大抵消的世界上，这个游戏多么具有自我毁灭性。
在面对人口控制时，西方文明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个人主义哲学的发展，及其对“权利”的有力雄辩，使西方人难以构思出一种可接受且有可能奏效的人口控制方法。联合国组织通过它的《世界人权宣言》，把边远地区描绘成欧洲化的世界。所有的计划生育都在这一框架内运作。（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否则，他们令人钦佩的解放妇女的工作可能难以推行。）提出“两个就停!”的口号的私人组织“零人口增长社团”也依靠诉诸于良心的呼吁。
这项声明，像许多阐述立场的论文一样，详细地讨论了权利，但对与之相匹配的义务却只字未提。《世界人权宣言》确实暗示养育孩子的最终责任落在更大的社区身上——国家，或者是整个世界——而生育孩子的权利则强烈的——不可取消地——被宣布属于核心家庭。
哈特派经验表明，规模效应控制着所有对良心的呼吁。由于羞耻受规模的影响，如果不求助于高压管理，怎么能够使像国家这样的巨大人口群体可信地在一个舒服的设定点上实现人口控制？最近中国的尝试暗示了某些可能性。
以上所给出的报道的基本情节只在一部分美国人中重复，因此也许似乎不需要将它作为普遍性对待。然而，在一个“全球化”思想流行的世界里，这个报道引发了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的一般性问题。许多人赞同关于家庭权利的联合国声明：“《世界人权宣言》把家庭描述为社会自然而基本的单位。由此，关于家庭规模的任何选择和决定必须不可取消地落在家庭自身，而不能由其他人作出。”[1]
开始于俄国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实验30年后在亚洲重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于1949年10月1日。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众多问题之一是使人口与资源相匹配。这个问题的解决被延迟了许多年，因为中国像她之前的俄国一样，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出现人口过剩。经过一些踌躇，当该国人口接近10亿时，共产党抛弃了迷信，认识到中国已经人口过剩了。那时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政府承担起推进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暂时政策；这样，如果成功的话，实际上将导致人口负增长——对大多数政府而言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形。推测起来，在负增长减少了剩余人口之后，核准的家庭规模将会扩大，接近于零人口增长社团所要求的每个家庭两个孩子。全世界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中国的尝试。
一种自杀性的权利
来自于像中国这样大、这样多样化的国家的报道从来就令人不满意。但是有一度看起来中国仿佛可能实现她的新目标。在一些主要的城市，计划沿着以下路线推进。决策权下放。在中国的城市里，几乎每一个身体强健的妇女都是“计划生育组”中的一员，每个组安排进行自我决策。根据组的人数确定，在她们当中哪个妇女获准在来年怀孕。就报告能够对外部世界所透露的，计划生育组里的妇女人数少于150人——少于哈特派界限。因此，组能够控制其成员的生育计划。
“我们将让主来决定，”父亲回答道，“这是家中的另一种欢乐。”这对夫妇是末日圣徒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当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创造人类生育者这个词的时候，这对夫妇是他心中所想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慷慨地援助这样的“文化亚人类”的国家不可能现实地期望控制其人口规模。
这项政策曾经取得成功吗？回答是不确定的。该国的规模和多样性，加之外国记者的语言能力有限，使得难以对结果进行概括（无论如何中国政府没有进行充分的宣传）。该计划的细节似乎迅速改变。
“还想要生孩子吗？”记者问道。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明确把某些部落和边远群体排除在控制政策之外。农民声称需要许多儿子帮助他种田，他们要求并获得了特殊豁免。
报纸以大版面报道了为范登堡空军基地服务的这个加利福尼亚的小镇1991年第一个出生的孩子。第11个孩子加入到6个哥哥和4个姐姐之中，按年龄排序从1岁到16岁。母亲38岁；父亲是一名41岁的技术军士。如果不是军队人员所享有的多方面福利津贴，以一年23000美元的收入支撑他们的大家庭也许是不可能的。住房本来是免费的；为了安顿这个不断增长的家庭，政府把两幢有4个卧室的房子连在一起。他们的医疗开支几乎完全由山姆大叔支付：这个家庭为接生所付的最高费用是50美元，当时是一对双胞胎出世。（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公民的助产费差距非常大，但是在1991年很少有每次少于1000美元的。）
过了一段时间，中国看起来仿佛重新创造了一种轮盘——在先前的社会中已被发现的人口更替轮盘，即城里人本身不再生育，他们被刚从田野里迁移来的人所取代。长期内，这样的替代系统产生稳定性吗？也许。但是生物学家为这样的系统中所确立的选择体制而感到震惊。虽然我们对正在发生的无意识的选择的类型一无所知，农村生活所选择的与城市生活所选择的必定多少有些差异。如果城市自身不再生育，随着制造这些变化的人们功能上的不育，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的长期影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先前的文明没有哪个是永存的。我们怀疑这种替代能否有助于文明的稳定性。
以下的新闻报道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西方人中有许多人对中国反感，这不能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到底正发生着什么。对国家主权理念的口头支持常常被不加批判地热爱“普遍的人权”的理念所否定。毫不奇怪，普遍人权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人权观。在19世纪，欧洲人轻率地支持旨在使整个世界基督化的计划。在20世纪，我们同样轻率地要求对西方权利观的普遍热爱，对此，我们傲慢自大地加上“普遍的”这个形容词。
苦于短缺，人们祈祷供给将会增加。虽然没有哪位生态学家警告这种乞求的危害，但奥斯卡·王尔德这样做了：“如果众神希望惩罚我们，他们就回应我们的祈祷。”为了千年庆典，出于好意的人们祈祷能够生产出盈余的食物。现在技术给予我们这种能力。当这种转变正在发生时，通过福利国家的发展，我们遇到了另一种愿望：希望有更多的个人安全。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两个礼物，那么我们面对的王尔德惩罚是什么呢？
西方人难以认识到，我们的个人主义观只有大约3个世纪，其日期开始于约翰·洛克（1632—1704年）。对“理性的个人主义”（如哲学家所称）的信奉只限于全世界50亿人口的一小部分。近年来，社会主义的追随者生产了大量赞美社区美德的文献，这是一种多少有些神秘的概念。社区有着非常真实的长处，与在大城市里相比，这些长处在小城镇中能更快地被观察到。但是，大城市的社区宣传者通常没有认识到聚合的代价：个人的意愿必须成为社区标准的副手。
如果常常提及生态学第一法则的智慧，“我们从来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技术革新的动力是很小的。我们向一个人付费，用于发明某个东西；我们向另一个人付费制造某个东西；接着，我们向推销商付费，以劝说公众使用这个东西，而没有考虑把这个东西引入现有的复杂关系网络的后果。
使中国人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同样是困难的。在一个中国计划生育组里，妇女们作为一个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而围坐着，决定在未来的12个月里，谁可以怀孕而谁不可以怀孕。通过含蓄的暗示，她们维护了社区感，而这种心理武器是西方个人主义者所难以理解的。如果能够说同样的语言，中国人和美国人也许都会同意“高压管理”是计划生育组用以控制其个别成员的武器；但是，他们会给予这个词以完全不同的情感权重。
权利和福利国家
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组里一个明确不能怀孕的人怀孕了，那会怎么样？就我们所知，这对中国人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她就会被告知要把她那计划外胎儿流产掉。
格雷欣人口法则以一个重要的论点为基础。在现代环境运动的早期，经济学家E·F·舒马赫出版了一本小书，《小的是美好的》。该书对鼓励人们选择简朴的生活，反对奢侈的生活有重大影响。合并起来，舒马赫和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的著作要求一种价值判断。由于世界上的资源限制是固定的（尽管并不完全为人所知），对这些资源的人均需求越大，我们的资源所能支撑的最大人口数量就越小。“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好处”这个想法是荒唐的，因为两个变量不可能同时最大化。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普及了这个想法。我们要哪一个：一个充满了最大数量人口的世界，还是一个人均资源最大化的世界？依照达尔文的隐喻说，我们将倾向于一个只有，例如，300亿人口的世界，在那里人人步行或骑车并常常感到饥饿；还是争取一个人口更少的世界（也许5亿人），在那里大多数少数民族能够享用汽车和充足的美食？超出单纯的技术，我们想要一个满是未遭到破坏的荒野以进行片刻的精神放松的世界吗？还是想要一个到处都塞满了人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荒地都“被开发”，用于农业、工业和住宅？这一有关价值的争论尚未真正开始。
应当指出的是，西方人在给汽车司机发执照时并不迟疑，尽管要求在获取执照前有驾驶能力的证据。成为一个好父母比成为一个好司机要求具有更多的能力，但是西方人在要求为父母身份发执照的想法前打住了。
那些投资于孩子的人，从长期看将取代那些投资于物质奢侈品的人。
美国对有关中国强制性流产的报道的反应产生了某些奇怪后果。在中国采取新的人口政策之前，美国通常慷慨支持外国计划生育组织的工作，包括在中国。某些基金甚至来源于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的渠道。在我们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大约20%）反对流产，但是，这少数人叫得很响。在里根政府时代，反对流产的少数人在政治上强大起来。当中国的流产为这里的人所知后，中断政府促进海外生育限制基金的强烈而有效的要求产生了。计划生育官员承诺美国政府的基金将只被用于促进避孕，从来没有用于流产。但是政府不相信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于是，所有的政府促进海外生育限制基金都中断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可以坦白地加以概括的悖论。
在竞争中，低生活标准驱逐高生活标准。
1.通过海外人口过剩国家出生率的下降，美国的利益得以充分维护；“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对此表示同意（尽管时常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在福利国家里，自由放任的生育造成了格雷欣人口法则：
2.普遍的经验表明避孕机会的减少导致怀上更多孩子。
经济学的基本默认状态被称为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当良币和伪币同时在社会上流通时，普通人试图用掉伪币而把良币贮藏起来。）
3.因此，在反对堕胎的过程中，美国妨碍了其他地方的避孕服务，堕胎率上升了。
在同一个国家里，如果人们对奢侈的生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也许会出现一个问题。随着一代代的延续，富有且孩子相对较少的人成为人口中越来越小的一部分。假设即使是有一丁点儿照顾生活艰苦的人的社区责任，当富有而不育的人把一部分繁荣让渡给那些贫穷多育的人时，将会出现财富的重新分配。（想一想至福：“被保佑者是温顺的：因为他们将继承整个世界。”这是预言还是威胁？人们迷惑不解。）
美国最近的堕胎政策显然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虚构而又完全理性的火星人无疑会感到结果非常可笑。地球上见识广博的理性主义者却不那么容易笑出来，尤其如果她们碰巧是妇女的话。
但是，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替，长期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赖于其他因素。首先，假设人类由两个截然分开的群体（也许是国家）组成，其中之一对小汽车的诱惑作出反应，另一个却不。热爱奢侈的群体保持着繁荣，而排斥奢侈品的群体依然贫穷但人口越来越多。如果——这是一个重大的假设——人数上的差异并不导致重新分配土地或财富的要求，那么，热爱奢侈的人们可以继续享受他们的奢侈。这可以包括免于拥挤、亲近荒野和不拥挤的海滩、艺术的发展——一个社会同意定义为基本奢侈品（不认为这是一种矛盾的提法！）的任何东西。
通过报酬的理性主义
《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数量吗？》，1952年
“理性主义”是一个在字面上难以明确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阐明。大体上，同意行为是由报酬决定的就够了。一个理性的政治政策利用奖赏去得到所期望的行为。1758年，在著作论精神中，爱尔维修为政治科学奠定了重要基石。他指出：“惟有通过好的法律才能塑造品德高尚的人。因此，立法官的全部艺术是通过利己主义的情感，迫使人们总是对他人保持公正。”
繁荣造成无孩子，在短期内，这样描述事态是适宜的，我将其特征概括为拥有小汽车的期望足以诱使大多数人不育。我不因称之为不育而道歉，因为，尽管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暗示受轻视的身体机能不全，用生物学的话来说，不论机能不全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都是无形的。在我的措辞中，小汽车当然只是比喻性的，作为一种与小家庭或不生孩子的倾向相联系的财富水平的象征；据发现，随着财富在社会范围内向下扩展，家庭规模也趋向于越来越小。说出何为因何为果是困难的，由于孩子是经济上的不利之处，他们的出现降低了其父母的财产，另一方面，现有的富裕和轻松舒适阻碍了生孩子。
由此，爱尔维修把可被贬损为“道德主义的”——要求我们把正确行事当做一种责任——呼吁抛在一旁。爱尔维修的观点如何融入自由放任的理念显而易见。爱尔维修的观点比社会生物学家的认识——只有当实施行为的个人有回报时，个人才会选择对群体有利的行为——要早两个世纪。
不容辩驳的是，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发现，为下一代贡献的份额少于自己享受的份额，这样做既容易又适宜，那些获得最高物质享受的人更是如此。
19世纪浪漫文学作品中对自由放任的谴责有助于在20世纪兴起命令与控制国家。到现在，我们应当确信爱尔维修是对我们的政策的最好指导。教育理论渐渐从惩罚转向了奖赏。惩罚常常被证明是反生产的，因为它促使主体在做了错事之后寻求逃避惩罚的途径。一句古老的俗话包含了这种情形：“蜂蜜捉到的苍蝇比醋多。”
方框25-2 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汽车的诱惑”
人口控制：为群体的利益而奖赏个人
人口控制的真正要点——批评者时常忽略的要点——不是减少人口本身，而是减少生者的不幸。认识到这一点，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指出了一条减少不幸的途径（方框25-2）。如果人们将不幸定义为缺乏奢侈品，并且，如果人们愿意让他们的生育率受到这种新标准的管制，那么随着人口设定点移向一个较低的位置，他们就有可能一代又一代，无限期地享受奢侈。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称他的方案以小汽车为“诱饵”，以小汽车比喻的各种奢侈品在妇女有决策权的文化里，富有的妇女倾向于把财富投向商品而不是大量的后代。因此诱饵能够行得通——在短期内。
社会打算如何鼓励最佳生育率？在美国的公共卫生状况下，加之少量的独身，人口零增长状态要求每个家庭有2.1个孩子。显然，没有哪个家庭能够恰好有2.1个孩子。社会必须寻求形成一种生活条件，使普通人形成合意的家庭规模。
奢侈、简朴和人口控制
当人口控制第一次成为讨论的话题时，就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假设在一个命令与控制的政府——一个非爱尔维修的政府的统治下，官僚将告诉人们他们可以有几个孩子，而政策和法庭则作好了惩罚不服从的准备。但是，如果配额是每个家庭两个孩子，而一对夫妇在生了一个孩子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要杀死双胞胎中的一个吗？或者，强行将多出来的孩子交由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吗？这样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但是几乎没有被回答。
长期以来，医务人员在列出最近的——最后的——因素作为死亡“原因”时承受着压力。在“正常”时期——非危机时期——饥饿几乎不被列为死亡原因，虽然在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人中，饥饿发挥了重要的诱因作用。然而，在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惯常的原因说明改变了，饥饿被列为惟一的原因。医生，如果他们幸存下来的话，有比寻找疾病有机体更重要的工作去做。至于外行的记者，几乎没有人要求到一个遭受饥饿的国家去采访，因此受影响的人数是没有数过的。
自由放任的人口控制看起来更有希望，因为它所产生的政治问题更少。它将自动地产生对社会最适宜的家庭规模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社会的需要和个别妇女（或夫妇）对孩子的期望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
在处理与疾病有关的死亡中，存在着一个更根本性的困难。这与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假设有关。如果一个饥饿的孩子感染上麻疹并死去了，他的死亡的“原因”是麻疹还是饥饿？我们知道，在营养不良的人群中，几乎所有疾病的死亡率都高于营养状况良好的人群。那么，为什么把死亡记在疾病的账上呢？
如果纯粹的自由放任难以奏效，有倾向性的自由放任会怎么样呢？社会能够依赖生育者，于是他们使自己的行为偏向社会所希望的方向吗？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到，青年妇女是问题的核心。她们在16岁时天生的生殖力最高。在这个年纪，她们对成为父母的全副重担的正确评价处于低点。一个非常年轻的妇女（令人误解地被称作“女孩”）常常把做母亲看做是逃避她自己父母控制的一种方式。在福利国家中，对于一位难以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女性而言，做母亲甚至可以使她获得一笔富有吸引力的经济报酬。统计研究显示，如果能够说服生育力旺盛的年轻妇女延迟一段时间组建家庭的话，“超额”的人口出生率也许可以消除。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更为明智。推迟的时间越长，所构成的家庭规模就越小。
应当注意的是，大面积流行性疾病的死亡人数是无法精确知晓的。如果人们像苍蝇那样纷纷掉下来死去的话，有谁会将自己短暂的余生投入于清点尸体？那些幸运地躲过一场传染病的人远不可能像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幸运的贵族那样，逃离现场，也许还以互相讲述黄色故事取乐。
在20世纪50年代，生态学家雷蒙德·B·考尔斯提出了一个通过经济刺激减少人口出生率的计划。该计划针对年轻妇女。在美国99%以上的生育发生在医院，因此易于对生育进行监测。考尔斯指出，假设我们对青少年女性推迟一段时间要孩子进行奖励。例如：假设一名女性从14岁到20岁不生孩子，每年年末，我们向她支付x美元。（这段时期可以开始得更早，或可以延续得更迟。）付款规模将根据社会上盛行的具体状况而定。如果这一主题加入有意义的教育计划，奖赏可以增加。这一制度可以非常灵活。
然而，持续的进化向我们展现出HIV病毒和作为结果的疾病，艾滋病。对人类力量无限的信心被暗中破坏。艾滋病会被征服吗？进化还将向我们展现其他的更糟糕的疾病吗？疾病将会再次成为人口的主要控制者吗？陪审团还在提问。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昂贵的制度。但是，省下那些原本可能出生的孩子所招致的费用将抵消该制度的支出。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研究所开展的一项详细研究显示，把每个孩子养到18岁，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自己的花费是10万美元——还不包括任何高等教育[2]。从长远来看，不育奖赏是划算的。但是，由于收益只有在长期才出现，而且由于人们看待所有新奇的提议起初都持怀疑态度，所以考尔斯的提议从未获得有力的政治支持。它曾被单独提出过好几次。
环境卫生学家（如南丁格尔）和细菌学家（如巴斯德）之间不必要的冲突现在已经被忘却。两种观点融合成一个。在理论的层面上，我们把疾病归咎于细菌。在实践方面，我们认识到清洁完全能够使我们控制这些我们几乎看不见的小东西的分布和繁殖。到20世纪中期，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病菌。
迄今，最有希望的自由放任的人口控制计划是肯尼思·博尔丁的一个提议。（见方框25-4。）在出生时，每个女婴被给予一个固定的（而且可能是很小的）“婴儿权”数目。这些权利可以在某种证券交易所中交易。热爱孩子的人将成为权利的买者；那些喜欢没有孩子干扰的人将成为卖者。一些人批评博尔丁的婴儿权交易市场，认为这是现代的奴隶市场。还有人视其为“性别主义者”，因为只有妇女拥有，或者说是获得了婴儿权。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性别主义者！
接着，疾病的病菌学说在19世纪得到了发展。就大多数被公认的致命的罪魁祸首近乎消失而论（其中的一些已经完全消失，如黄热病病毒），病菌学说很快地被接受是一种奇迹。弗罗伦斯·南丁格尔认为该理论极其荒谬。她把自己的声望押在了环境卫生上。
方框25-4 肯尼思·博尔丁：自愿人口控制的一项理性计划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控制致病有机体的手段。最初的进展是通过也许完全可称之为迷信，而我们现在称之为“环境卫生”的东西取得的。由于各种各样并且多少有些含糊的原因，清洁开始成为时尚并流行起来。起初，环境卫生也许没有比去邪避祸的迷信活动有更好的理性基础。但是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了。
我只提一个积极的建议，这个建议现在看起来有些牵强，以至于当我提出这个建议时发现它只是产生了一种乐趣。然而，认真考虑一下，我认为颁发可销售的生育执照的制度是惟一可行的。它使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的最小社会控制与最大的个人自由和伦理选择结合起来。每个临近成熟期的女孩将被赠送一份证书，给她们以生育，例如，2.2个孩子的权利，或任何确保一个孩子的生育率的数字。这些证书的单位可以是“十分之一个孩子”，于是通过购买、继承或赠予积累10个这样的单位，使一名妇女在发育期内有一个合法的孩子。接着，我们将为这些单位设立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富有者和爱小孩的人将向穷人、尼姑、未婚的阿姨等购买这些单位。男性也许被排除在这些安排之外，因为只是妇女的生育率与人口控制紧密相关。然而，人们也许发现将其纳入计划在社会上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男孩和女孩在出生或进入成熟期后都将获得，例如，11或12份的十分之一孩子证书，那么妇女可以通过结婚而积累这些单位。
几千年来，细菌和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一次又一次造成大批人死亡。14世纪，在两年时间里，黑死病消灭了欧洲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
这个计划还有其他的优点，如形成收入平均化的长期趋势。因为富有者将有更多的孩子并因此而变穷，而穷人将几乎没有孩子，从而富裕起来。证书的价格当然反映出一个社会对孩子数的普遍期望。如果这种期望非常高，证书的价格将被哄抬上去；在期望低的地方价格也低。当价格自然为零时，也许一种理想的状态将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孩子的人不需要额外付费就有了孩子。如果价格非常高，这一制度也许将不得不通过某种特许加以补充，使应该有孩子但贫穷的人有孩子，而通过税收削减哪些不该有孩子的人生育的期望。对这样的方案的完全不熟悉使它此刻似乎是荒唐的。然而，这似乎是荒唐的事实只是人类全然不愿面对问题的反映。这也许是最为严重的长期问题。
疾病进行的人口控制
《20世纪的含义》，1964年
虽然人们可以想象稳定的人口控制包括因父母无能而死去的孩子，但是现在，这个方案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毕竟，孩子不应对自己的出生负责：为什么因父母的拙劣鉴别力而处罚孩子？
为了使讨论保持在理性的水准上，我们应当提出这个问题：真正审慎的夫妇难道不以他们可能的财富来估量未来抚养孩子的能力吗？博尔丁的计划鼓励深思熟虑，在这个世界上深思熟虑远远不够。然而，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的谈话中很少出现“深思熟虑”这个词。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肮脏的词，我们的表现却仿佛它几乎就是。（为什么？深思熟虑与商品化—福利国家不相称吗？这里有个未解之谜！）
在林奈的时代之后，科学和技术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供给和需求的比率向着有利的方向变化。防止因饥饿而死变得较为容易。私人慈善事业始终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使个人免遭苦难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责任。在19世纪和20世纪，福利国家逐渐形成，好心肠的母亲再不必杀死她们饥肠辘辘的孩子。
博尔丁系统的差别效应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有利。那些更热爱孩子的人将选择孩子胜过金钱；那些更热爱金钱的人会有更少的孩子，以免影响他们的物质至上主义理念。博尔丁指出，运行他的系统将促进自由主义者心中渴望的一个目标，即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在其他事物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坚持要许多后代的富裕的父母将使他们的孩子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幸福的，这更接近于全部人口的平均水平。
在西方社会，直至两个世纪之前，食物短缺是控制人口的主要因素（这在许多贫穷国家依然如此）。第21章中所引用的卡尔·林奈的信显示，富有者曾经是多么难以想象地去接受饥馑的合法性。直到最近，运输的不充分还使得人们不可能从几千英里外迅速进口食物。至于受到严格限制的当地供给物的分配，几乎没有人认为应当在所有哀求者中进行等分。对于早些时候的男男女女而言，《圣经》是个活顾问：基督自己已经指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马太福音》26∶11）在这个社会里，被穷人所包围的富人能够问心无愧地饱食终日（尽管瘦得皮包骨头的人感到多少有些不自在）。生活是艰辛的，但是文明的法律必须坚持。直到19世纪末，激进的思想家开始使富有者意识到他们的新义务。阿纳托尔·弗朗斯富有讽刺意味地称赞道，“庄严的法律平等主义，它禁止富人和穷人一样睡在桥下，一样沿街乞讨，一样去偷面包。”
自从博尔丁于1964年发表了他的提议后，“妇女解放”获得了新的巨大动力。在商界和政府中，更多的妇女开始承担起过去由男性扮演的角色。母亲的身份和走出家庭去工作都需要妇女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就业机制为雇员创造新的服务，如对孩子的全天照看，那么做母亲和外出就业是可以兼顾的。但是，追求名利者中竞争的急迫也许依然迫使妇女养育较少的孩子，这样，她们能够在工作中提升得更快些。金钱、权力，以及对孩子的热爱之情可能成为竞争性的选择因素。
通过饥馑实现的人口控制
有热爱金钱的基因吗？有热爱权力的基因吗？有乐于为人父母的基因吗，或者，有渴望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基因吗？就这些问题展开不得要领的讨论难免使人陷入混乱。很快就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统计数据是没有多大可能的。而常识告诉我们，对问题不能不加解决地弃之不顾。对于一名妇女，使其奋力走出导致国家统治的政治迷宫所需要的固有特质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特质使一名妇女乐于成为许多孩子的专职母亲呢？依据同样的特征选择出这样两种对照鲜明的生涯，这样的可能性似乎极小。
提出这一问题使我们意识到人口控制这个词本质上的模棱两可。显然，人口规模可能以两种方式之一加以控制：通过自然，没有我们的介入，或者通过我们自己（让自然靠边）。我们谈及一项人口控制政策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显然是第二种控制。考虑到实施人口政策的多方面困难，我们有时希望自然依旧起这种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要继续与这个问题斗争下去，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一个社会从不控制其人口规模的话，自然最终将会来控制。自然控制人口的两大工具是饥馑和疾病。这些当然不是关注于此的人们在呼吁“人口控制”时心目中的那种控制，但是它们在过去是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不改进方式的话，它们在未来将重新取得控制。
不同的个人特质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最广义上，我们只能假设这些特质由可遗传的因素（基因）和非遗传的环境影响力（教育）共同决定。进化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从长远来看，即使是最微小的遗传可能性也会导致自然选择。“事业”和“家庭”（仅仅是赋予它们以简单的名称）这两个目标必定为不同类型的妇女所喜好。可以预期，那些选择第二个目标的妇女将比愿意就业的妇女生育更多的孩子。在缺乏至今仍未特别提到的社区控制的情况下，生活方式的竞争将选择缓慢的替代，或者说，追求名利的人将被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人所替代。除非受到其他社会影响力的支持，否则从长远来看，“妇女解放”的理想显然将不攻自破。这种可能性尚未受到新改革支持者们的重视。
这些话语指向了本书剩余部分的任务，以及尽我们之所能可以展望到的未来的人类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自身的聪明，人类物种已经明显将天意移出了他的控制系统，从而面对一个令人畏缩的问题：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的更为文雅的方式取代自然公认的残忍方式吗？
说服与强制
《论〈济贫法〉的论文》，1786年
考尔斯和博尔丁的新奇提议使我们意识到，“强制”这个词不完全是一目了然的。《牛津英语词典》上的定义是个典型：“运用力量（force）控制自发动因所产生的行为。”但什么是“力量”呢？说服是一种力量吗？并且，在什么时候一种行为是“自发”的呢？《牛津英语词典》采取了一种矛盾修饰法吗？
当西班牙人发现英国私掠船从该岛获得食物供应，他们决定消灭所有的山羊，于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运来了一船狗。这次轮到狗与它们所遭遇的食物数量成比例地繁殖了；但是结果，如西班牙人所预见，山羊的数量减少了。如果山羊全部被消灭，狗同样也必须灭亡。但是，由于许多山羊撤退到陡峭的岩石上，狗无法追随而至。山羊下去吃草的时间非常短，担惊受怕而小心谨慎，它们中的少数由于不小心和卤莽成了牺牲者；但只有最警觉、最强壮、最有活力的狗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由此，一种新的平衡确立了。两个物种里最体弱者首先被用来偿还自然的债务；最有活力、精力旺盛者保全了性命。
在17世纪中叶，霍布斯在谈及“不是通过强制和惩罚，而是通过说服，赢得人们的顺从”的重要性时，对说服和强制进行了清晰的定义。两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谈及“公众舆论的道德强制”时重又介绍了这个古老的模棱两可的词。
对于不幸和贫困，它们[起初]是门外汉，并且，似乎为自己的数量而感到荣耀：但[后来]它们开始遭受饥饿之苦；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却继续增加它们的数量，如果被赋予推理能力，它们一定会为极度饥荒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体质最弱的山羊首先垮掉了，于是食物的充足得以重新恢复。由此，它们在幸福和痛苦中波动，或是苦于匮乏，或是因充足而欣喜，根据它们数量的减少或增加而定；从不停息，但一直与它们的食物数量近乎保持平衡。这种平衡度时时被破坏，或者是由于传染性疾病，或者是由于遇难船只的到来。在这种时候，它们的数量大量减少；但是为了补偿这种惊恐，而且为了安慰它们失去了同伴，幸存者立即重新获得充足的牧草。它们不再为饥荒而恐惧；它们不再以恶毒的眼光互相打量；所有的羊都食物充足，所有的羊都满意，都高兴。由此，也许被认为是不幸的东西被证明是一种舒适之源；而且，至少对它们而言，部分罪恶是普遍的好处。
按照我们所学的社会学，我们现在认为，当爱尔维修说“立法者的艺术通过自爱的情感迫使人们正确行事”时，他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明智的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事实上将通过对有利于群体（个体身处其中）的个体行为进行奖励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体在服从每一这样的法律中感到愉悦或从中得益，但是他应当认识到，在长期内，他将因这样的法律而受益，因为这些法律应用于所有个体。（也许我不想被剥夺抢劫银行的愉悦，但是除非也迫使我自己不抢银行，我不知道如何迫使我的邻居不去抢银行。）在民主政治中，相互强制、彼此达成一致是所有限制性法律的准则。
在南太平洋上有一个岛，从第一个发现者起，该岛的名字叫胡安·费尔南德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约翰·费尔南多引进了一对山羊，由一只公羊和陪伴它的母羊组成。这幸福的一对发现了充足的牧草，它们欣然服从第一戒律，进行繁殖，直至随着时光流逝，它们把小岛重新填满……
对于解决人口过剩，我们准备好了吗？
方框25-1 约瑟夫·汤森：胡安·费尔南德斯岛上的山羊
教育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准备就绪”这个概念。启蒙阶段的教师懂得，试图教一个尚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进行阅读是非常有害的。具备阅读能力的心理发育基础是抽象的，但是经验丰富的教师确信这一基础是存在的。他们不是对抗这一基础；他们根据孩子所表现出的“具备阅读能力”确定学习的进度。
在几百万种动物中，关于它们如何能够维持千百万年，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解释。在这些物种中，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人类。对汤森报告的深思引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巨大的地球不过是胡安·费尔南德斯岛，而如果我们是山羊的话，如果没有功能上对应的狗，我们怎么能够过上‘好生活’？我们必须创造并供养我们自己的狗吗？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这样做吗？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么它们会是什么样的野兽呢？”
科学上有类似的现象，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就绪”指课题而不是指从事科学的人。一流科学家开尔文试图确定地球的年龄时失败了，因为当时尚未获得作精确估计所必需的知识——放射性衰变的知识。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宣布E=mc2之前（开尔文于两年后去世，享年83岁），地球年龄的问题完全是一个“解决之策尚未准备就绪”的问题。
汤森依靠其他人列出叙述纲要，所以关于细节是否符合史实是存在某些问题的。但是，故事的要点必定是正确的；一个单一物种（在这个案例中是山羊）利用一种资源（植物），靠它们自己不能在舒适生活的水平上维持稳定的均衡。这种动物或者因吃光了所有食物而死亡，或者它们的数量将痛苦地波动。（细节上的差异，视物种与环境而定。）稳定和繁荣要求指数增长的天赋受到某种抵消力量的对抗（在汤森的例子中是食肉狗）。无论捕食者对于那些偶然被捕获并被吃掉的个体而言是怎样的悲惨，对于作为整体的被捕食者群体而言，有捕食者从长远而言是一件幸事。
人口过剩问题怎么样呢——“解决之策准备就绪”了吗？我认为在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和平改革有赖于绝对权力，拥有绝对权力的最主要的部分是国家，因此，人口政策必须是一国的政策，而不是整个世界的政策，因为支撑一项全球政策的世界主权是不存在的。我们能够，并且应当试图劝说其他国家采取措施，控制其人口增长；但是我们首先应关注的是我们的国界之内的人口增长。这意味着，只要国界稳固，人口过剩问题就能够避免；否则的话，贫穷而人口过剩的国家将向较为富裕且人口较少的国家出口他们的剩余人口。是到了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就文字记载揭示的情况看，直到这种危险被怀疑可能降临于人类之前，没有人意识到一个物种的自我灭绝是动物的潜在问题。关于其他动物的这个种群数量问题，约瑟夫·汤森牧师给出了早期的描述之一。他是英国地质学家。其关键性的论文发表于1786年，比马尔萨斯那有名的论文早12年（方框25-1）。
[1] 新闻报道，《计划之中的父母新闻》，1968年，第168期，第3页。
如果我们能够与其他动物进行交谈的话，听到它们讨论种群数量的控制问题则是极端不可能的。它们不必讨论：自然已经为它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呢？这很简单：使一个成功的物种不要太成功。使它们不要吃得连家都不剩。那么，解决之策呢？仅仅是捕食和疾病，人类也许会将它们所发挥的作用称之为“天意”。
[2] 休·艾尔蒂斯教授告诉我一项于1991年结束的威斯康星的研究发现，社会每年为抚养每个孩子投入14000美元，抚养20年合计为280000美元。通货膨胀是我们这个福利国家的准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数字只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