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过去的20至30年里，来到美国的移民的综合性的技能构成已经恶化。博尔哈斯发现了与此有关的有力证据。要是这样，贫穷的国家正在减轻他们的无力承担的负担——以损害我们的利益为代价。
移民市场的存在暗示各个国家为得到移民的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开展竞争，国家和个人的特定排序有赖于在各竞争国对潜在移民的开价有何差异，由此将成为这场竞争中的赢家和输家……美国在移民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可以怎样改变移民政策以增强我们的竞争力？
传统经济分析的结论通常仅仅以能够被精确测量的东西为基础，而忽略了那些还无法适当测度的东西。通过提高福利和维持治安的费用，移民能够增加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所有这样的支出都被加入GNP。没有记入这一结果的数字还包括对人口增长——不论起因——导致的环境损害缺乏矫正措施（这招致了真实的成本）：表层土壤的损失、森林滥砍滥伐，以及空气和水质量的下降。
在《朋友还是陌生人》中，经济学家乔治·J·博尔哈斯指向来自移民的真正收益。从流出国的立场看是“人才外流”，对流入国来说是人才收获。博尔哈斯力图使美国的人才收获最大化。这种强调导致了以下关于美国与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的经济竞争分析。这两个国家也欢迎移民。
人力资本的侵蚀
从贫穷国家到富裕国家的移民对流入国有益吗？答案无疑随着一国的发展历史而变化。人们会先验地预期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国家将从移民入境中获益。在发展后期，一个基本“满员”的国家，如果接受更多的移民必定失败。大多数“开发者”的思考中遗漏了这一发展是渐进的变化的观点。这些开发者期待赚快钱。他们以为“越多越好”——总是如此。开发者的幻想没有破灭是因为他们没有住在他们所建造的房屋里，或者在他们招工的工厂里工作。移民即发展的辩护者很少与新到的移民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圣经》不再是一部生动的文献。这样的变化造成了公共演讲的真正损失。过去随便引用一下巴别塔[2]（《创世记》第11章）就足以解决一场争论。现在作这样的引用必须要加以解释。
流入国从移民中得到了什么？
显然，《旧约全书》中的上帝害怕他所创造的人类的能力不断增长。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上帝推定“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没有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有同样的语言”。全能的神为什么害怕区区人类能力的原因没有阐述；无论如何，上帝最终使他的人民说着许多相互不理解的语言。没有完工的塔丢在了一旁，不和的人们在地球表面四散开去。对拥有共同语言的辩护几乎不可能说得比这更明白了。
把人才外流和麻烦制造者的外流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有选择的移民出境促进了对无能者的保护——无力改变本国的现状。传统的慈善事业可能是反生产的。
根据关于语言“种类”的任何合理定义，今天，地球上的人们说着5000多种语言。许多是由那些非常小的正在消亡的群体所使用的。在下一个世纪，只可能剩下几百种还在使用着的语言。这还是挺多的。自最高法院1974年颁布有关语言的法律规定以来，民权委员会已经行动起来，甚至如果某个学校里出现了仅仅一名操着某种外语的学生，学校都要（以某种方式）用这个学生的语言把讲述的内容复制下来。到1980年，洛杉矶县所使用的语言超过了8种。自那时起数量还在增加。在好莱坞，小学里95%的新入学者不说英语。在好莱坞的高中，说英语的学生曾是60种不同母语的使用者。如果开家长会，讲话被翻译成主要的外语就有朝鲜语、亚美尼亚语和西班牙语。翻译一篇3分钟的英语演讲要用25分钟的时间。假如以这种方式表示对所有60种语言的尊重，全部的讲话时间要占用8个小时。家长参与的民主理想不能逃离这样的现实。
每个人如何回答有赖于各自的政治立场。通过移民出境有差别地清除老是爱发牢骚的人强化了政府的地位。这是肯定的。
所谓的“双语教育”是一种特别的方法，它要求教育材料一半时间用英语讲，另一半用相关的外语讲。最初的目的是使学生尽快地转入英语。意图是极好的——但是，变得多么乱七八糟啊！现在，双语教育的老师在阻止学生提高英语能力上已有既得利益。第一年的1968年，联邦资助是750万美元，到1990年，资助已达到最初的100倍。许多老师把保存外国种族当做自己的根本目标——这是与先前政府中支配移民处置的同化主义者的思想大不相同的东西。
当125000名古巴人在1980年乘“马丽尔号”被他们的政府推出祖国时，人们接着得知其中的23000人是从古巴监狱和精神病医院里放出来的。在23000人中只有110人最终融入美国社会，共有7500人随后违反了假释法和其他地方法律并被送进了美国监狱。为使“马丽尔号”成行，卡斯特罗保证这一群人慷慨供给，他们中不仅包括普通的罪犯，还包括许多政治犯——那些威胁卡斯特罗领导的人们。从领导人的观点看，这样的人大批离去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对古巴人民普遍有利吗？
许多大失所望的双语教师对双语思想的走样进行了充分的揭露，著名的有罗莎莉·皮特林诺·波特的《叉状舌头：双语教育政治》。双语教育过于频繁地把穷孩子强行塞入公立学校。在对双语教育的批评中，最一针见血的批评来自南得克萨斯牧场的一位墨西哥裔工头：“我的孩子在学校学习西班牙语，因此他们长大后能成为餐厅里服务员的助手或侍者。我在家教他们英语，于是他们长大后能够成为医生或律师。”
麻烦制造者外流
考虑双语教育的悲剧有多种途径。也许控制情绪的最好方式是照经济学家的样子，关心“人力资本”。它意指训练有素的生产者。从公众的立场看，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本，这样明天的工作可以更为高效地完成。与讲母语的学生相比，说外语的学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用于训练，以达到同样的能力水平。
类似的过程正以更大的规模在工程学领域出现。我们的专业院校现在满是“第三世界”的学生，他们来到这里学习；大部分将不再返回迫切需要他们的故乡。
存在“劳动力短缺”这样的事吗？
与他们所在的贫穷祖国相比，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有更多的机会。美国的许多内科医生出生在印度或斯里兰卡；他们所受到的训练一部分是在他们的祖国，一部分是在这里。他们呆在这里是因为收入和工作条件都比较好。他们的出现有助于防止这里的“医生短缺”。这是可以争论的；不可辩驳的是有才干的人的迁移使流出国的情况恶化。
鼓励移民入境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在于人们相信缓慢的人口增长必定产生劳动力短缺，并由此导致较高的劳动工资，因为雇主要与其他人竞争，以获得工人。较高的工资产生较高的消费价格，于是每个人都受影响。所以这就是论据。
人才外流
正式说来，市场经济中的每个商人都赞同竞争——直到他自己的牛被角所伤。威廉·E·西蒙是一位成功的投资者和能干的财政部长。他曾对这个凡人皆有的前后不一致评论道：“当我在财政部任职期间，每次危机中我带着怀疑注视着跑向政府的商人，他们哭诉救济或竞争保护，而正是这种竞争使这个[市场]体制如此具有生产力。”
不应忽略的是移民向家乡寄去的汇款。在阿拉伯半岛的油田工作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把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里。男移民们通常设法一年回家1—2次，以确保有更多的婴儿来证明他们的汇款。美国的墨西哥移民通常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最终结果是富裕国家所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资助了贫穷国家的人口膨胀。由于大多数贫穷国家已经苦于滥伐森林、土地枯竭，以及其他人口过剩的后果，移民与汇款系统的最终结果是使自然资源进一步退化。富裕国家慷慨的移民政策延长了贫穷国家贫困的统治。
教条的自由主义商人在世界主义的框架内作推理，也许赞成向来自全世界的工人完全开放边界。但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将造成不受控制的公地，这必将对美国工人产生悲剧性的结果。我们的工人的工资远远高于仅仅维持生存水平的工资，而这正是千百万外国工人所向往的水平。一个世纪前，劳动者们敏锐地意识到，移民们满足了提高生活的期望，但这是以损害已经在这里的劳动者为代价的；本地工人强有力地反对移民。
不存在决定性的经验发现，因此，常识必须是我们的指导者。马尔萨斯的种群数量调节器是基本的默认状态（图11-2）。像所有著名的默认状态一样，它假定“其他情况相同”。如果其他条件能够是不相同的——例如，如果在一个产生移民的国家，剩下来的人被说服，听从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的建议，把移民出境所释放出来的基金投入于奢侈品而不是婴儿——如果能够招致这种不大可能的事件，那么大规模移民将改善移民产生国的状况。但是，标准和观念的改变可能要用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在此期间，典型的受贫困支配的人口大约每25年甚至更短时间增加1倍。
接着福利国家到来了，移民的真正成本被忽略了。失业津贴削弱了失去工作的打击。雇主开始进入CC—PP游戏，P（利润）归雇主，而C（成本）首先在工人中被公共化了（见第23章）。最终支持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的费用被认为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在修辞上，新的施舍被作为世界主义推销了出去，而抗议移民入境的现实的地方观念被攻击为怀有偏见、小心眼、自私、顽固，以及（最近）种族主义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劳动者在限制移民的斗争中失败了。一点一点，越来越多的与移民有关的费用公共化了：移民子女的教育费用、移民妻子生育更多孩子的费用，以及甚至通过在美国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汇款，支持在祖国的外国人的费用。
移民的离境对那些留在祖国的人的生育率有什么影响呢？如我们在第16章中所见，反马尔萨斯主义者预期随着人口密度的下降，福利增加，并导致较低的人口出生率。马尔萨斯主义者的预期是相反的：福利的增长将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增长。
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国与国之间移民的巨大驱动力：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家越穷，产生的移居外国的人越多。迁移到一个富裕的国家，与常住居民相比，移民接受更低的工资并从事更令人生厌的工作。1990年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面前，一位成功的证人说这都是有利的。他承认对本国工人而言，工作比工人多也许听起来像一个令人愉快的情形：
许多人欢迎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因为他们期望这种慷慨的行动将减少流出国的贫困。这种论证假设随着向外移民，贫穷国家的资源/人口比率将增大。仅就直接的数字而言，这种论证是正确的：但是必须问一个生态问题：“那么，接着会怎么样？”
[然而]它反应出不平衡，为此也可能存在惩罚。这样的惩罚之一是使服务恶化，于是，不合格、粗鲁、工作不认真的雇员增加了。另一个惩罚也许是工资膨胀的到来，受损害的不仅是美国，还包括西方和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国家。移民可以避免许多这样的混乱。移民是经济和人口摆动的极好校平器。
移民及对贫困的保护
我们应当注意到证人是一位成功的记者，一个从来不用担心在工作上输给说外语的移民的职业群体。
时常怠惰是人之常情，他们寻求一个在某个范围的这端或那端的答案。远离地方主义的那端是最常见的选择。现在公然可接受的选择更可能是未得到缓和的“一个世界”的世界主义。但是规模效应介入了现实，这是许多问题的复合物。坑洼是地方性问题；贫困也是，“在本地开始的慈善事业”是恰当的默认状态。但是大气臭氧、温室效应，以及大量野生动物物种的保护在逻辑上似乎是要求世界主义的。我们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政治工具。生物界令人兴奋的美丽的多样性处于重大危险之中，而我们还不知道对此该怎么办。
真正自由放任的经济有奇迹般的适应能力。工资波动标志着有必要改变工作的分配，而且，如果这种通讯联络功能没有受到妨碍的话，很快会产生必然的反应。调整对雇主和雇员也许都是痛苦的，但是，大量经验证明，通过政治核心完全控制经济，绕过所有这些痛苦的善意企图最有可能增加长期的痛苦。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苏联70年集中化控制尝试的悲剧性结局。
普通的公民（他们不应当被称作“非知识分子”）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他自己的教区里、自己的家庭里、自己的小集团里），对于社会秩序所受到的威胁，他们表现出极其有限的容忍。在世界主义——教区的范围中，大多数市民聚集教区一端。移民一类问题的解决之策的不幸在于，大多数传播知识的机构——报纸、广播和电视——是在那些聚集在世界主义一极的专家的控制之下。政治的稳健要求一个明智而可变动的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混合物。
年纪较大的人群必须依赖移民吗？
普通公众所表述的看法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立场之间存在明显反差。当20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时，支配着媒体的看法是一种对自由移民的热烈赞同。（甚至当移民增加导致社会混乱的增加时，新闻评论员从这样的后果中得益，因为混乱给了他更多的素材要处理。和平是多么无趣！）
在我国，出生率缓慢而不规则地趋于下降。如果终止移民迁入，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必然升高。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个人口统计事实的关注，新闻记者已经成为末日宣布者，他们问道：“如果不再允许移民的话，在美国工作谁来干？”这些微不足道的呼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许多因素可有效调整所谓的“劳动力短缺”。
这种自我坦白的缺陷也许是爱因斯坦的职业所要求的。他探索非人类的世界里最深奥的秘密。荣格的职业测探着人类精神的深奥，他表述了相类似的与教区的分离：“我越是对自己感到不确定，在内心中就越是形成一种对所有事物的亲切感觉。”科学和艺术的生产在本质上是接近于全世界的；它们在较大程度上独立于起源之地。在事业的追求中，“知识分子”发现世界主义倾向是有益的。
首先：工作周可以延长。在19世纪末期，48小时工作周（每天8小时，每周6天）是普遍的。在20世纪早期，工作周下降为44小时（星期六半天），后来成为40小时。这些数字中任何一个都没什么可怕的。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1968年
其次：退休可以延迟。许多年纪较大的人宁可工作而不是退休。然而，他们也许想要更短的工作日或工作周。
如其所然地观看地球，一个漂浮在永恒沉寂之中的小小的蓝色而美丽的球体，于是把我们自己看做是在地球上驰骋的骑手，看做是在永恒的寒冷中一抹孤独的明亮之上的兄弟——现在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兄弟的兄弟。
第三：那些现在没有正式就业的人（如家庭妇女，依然有一些）将欣然接受家庭之外的有偿兼职工作。兼职就业给经理造成了管理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不是不可战胜的。
艾德莱·史蒂文森，1965年
第四：问题：在目前注册于美国的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的1100万学生中，有多少人是因为有学习的热情而在那里的？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多年，他指出大多数大学教育是照顾婴儿的伪装形式：劳动法和工会惯例限制对未成年人的生产性雇佣，而父母们不知道该拿呆在家里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怎么办。如果以公平的工资向他们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大多数大学生极有可能离开学校。有人会认为如果从16岁开始放弃学习工作一年或两年，那么这样的年轻人的正式教育将受到阻碍。持这种观点的人将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对许多人而言，14岁也不会太早：但是，在当代这是一个太激进的想法，以至于不会被提出来。）
我们一道旅行，是一条宇宙小飞船上的乘客，依赖它那脆弱的空气和土壤资源；为了我们的安全，所有人都承担起保证它的安全与和平的义务；只有通过工作、照料，以及我们对易损坏的小船所给予的爱才能防止湮灭。我们不可能半是幸运半是不幸、半是信心十足半是失望、半是人类古老敌人的奴隶半是直到今天被意想不到的资源解放的自由人地维持着它。带着这样的矛盾，任何船，任何船员都不可能安全地旅行。我们全体的幸存有赖于它们的决断。
第五：工作效率总是能提高的。这个结论来自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主要默认状态，即“帕金森法则”：为了填满可用于完成工作的时间，工作因此扩张。如果你能作出必要的安排，有时你应当静静地坐在一个正在运作的机构边，了解用于工作的时间，并与用于“闲逛”的时间作比较，尤其是中午以后。在许多机构中，工作周大大少于40小时。也许本当如此：我们的祖先狩猎—采集者，只有每周20小时也干得非常出色。这样的安排盛行于100多万年前。最近几百年较长工作周的体验也许还不足以使人类发展出所必须的基因来全神贯注地接受更重大的负担。
方框26-2 世界主义精神的诗歌
当然，许多人实际工作超出20小时并以此为乐。给他们以公认必要的奖励（结合适当的奖金），我们的工人也许会发现他们确实能够工作一周40小时。（更高的生产率在生态上是否可行是另一个问题。毕竟：干得越多，产生的垃圾越多。）
依据任何标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都是一位知识分子。他自我分析的话语值得重复：“我对社会公正和社会责任的热情古怪地与我明显缺乏与其他人和人类共同体的必要的直接联系形成反差。我的确是一个‘单身旅行者’，而且从来没有全身心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或者甚至是我最接近的家庭。”
第六：社会可以雇用许多那些现在没有工作的人。在美国，失业大军少于500万人已有好多年了。官方数字总是因低估失业而受到指责。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年轻人不属“失业”一类。放弃寻找工作的工人也没有计算在内。真正的失业人数可能是核准数字的整整两倍。
然而，诗歌是有说服力的。既然世界主义的政治评论家通常被认为是“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其他人不该接受他们的指引吗？在把独立性让与这些人之前，我们应当问：“知识分子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在批评家看来，失业大军的数量有好几百万之多是令人震惊的浪费，但也许不完全是这样。每一个功能完好的制度都有一些松动的接合处。当要求改变时，接合处的松动有利于制度的适应性。一个真正自由放任的制度能够不受阻碍地利用接缝处的松动。
大量的修辞技巧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对世界主义的赞美之中。方框26-2中可以发现两条非常有效的论述，第一条是由一位政治家提出来的，第二条是一位诗人提出的。后者特别需要注释。“如其所然”地把地球看做是——如宇航员看到的那样——在“永恒沉寂”的太空中的一个漂浮着的蓝色美丽星球，为什么如此轻巧？从宇航员的优越地位看，人们不可能看到贝尔法斯特或贝鲁特、斯利那加或萨拉热窝的伏兵和巷战。混乱主要是地方性的，因此不可能期望缺乏远见的太空诗把它们消灭。
考虑到所有可获得的劳动力储备，我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一种真正的“劳动力短缺”这样的事物确实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多次面对的是管理短缺。懒散是人的天性，即使经理也是人。抱怨短缺比思考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拒绝思考也许对我们的未来是危险的。）
在20世纪，旅行和通讯的进步给加拿大的造词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宣称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任何曾经在一个真正的村庄（例如一个有几百人的社区）生活过的人立刻把这个似是而非的词看做是矛盾修饰法。村庄的特性——好的和坏的——不可能存留于一个100万人的群体中。但是，世界观念的制造者中几乎没有谁在村庄里住过，因此，这个逆喻保存了下来并继续使理想主义者误入歧途。
超越我们的能力
在公元前3世纪，季蒂昂的芝诺自豪地宣布：“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对哲学家（像芝诺那样）、科学家和各类学者，以及对艺术家，这种断言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与其世界另一侧的同行们常常比他们最接近的邻居有更多的共同之处。然而，大多数平民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艺术家：他们每日所关注的大部分是地方范围的。
对国家继续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威胁是失控的移民，它毫无疑问地增加了失业。长期持续的失业会产生社会混乱。如果正如一些新闻记者所坚持认为的那样，移民实际上增加了就业，那么我们最好邀请全世界20亿可怜的穷人到美国来。倡导移民的人还没有勇气建议我们这样做，因此我们要对所有宣扬移民入境对就业没有负面影响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政治上起作用的移民观比感情用事更加不理性。在《意识形态和移民》一书中，凯瑟琳·贝茨认为，对移民的态度多半由可选择的两种世界观所决定：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前者的名称来自希腊语kosmopolites，即世界的公民；后者来自拉丁语parochia，即教区的全体居民——这必然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我们打心眼里想帮助世界上不幸的人们，但是我们的头脑却不能这样想：依照美国的标准，世界上有20亿极度贫困的人。这是我国人口的8倍。在我们心肠较为宽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与世界上所有的穷人分享我们的财富。但是，假如我们要求每个美国家庭把他那一份可怜的人们接受下来，每个家庭的负担有多大？假设每个家庭有4口人，每个家庭将接纳32位客人。并且，由于新的穷人以每年5000万的速度产生，每家每年必须再增加一位客人才刚够赶上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被接纳下来的20亿人大概会在我们的家里生更多的孩子。）
世界观：世界主义与地方观念
不幸的是，我们的一些最理想主义的人不能用数量术语来思考，因而看不到创造一块公地的生态危害。一些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和贵格会教徒妄自尊大地嘲笑我国的法律促成了非法移民。通过引用比国会所能通过的任何法律还要高级的法律，他们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有道理的。当世俗的犯法者采取行动之后，照顾非法移民和他们的孩子的支出落在了普通纳税人身上，这些纳税人大多数从来就不赞成受宗教驱动的慈善事业。
诚然，对方框26-1中列出的5个概念赋予数字上的意义是困难的，但是这是忽略这些因素的借口吗，或者断言它们中有一个或几个是“没有意义的”？移民无限持续的论点实际上假设了一个移民可以迁入的无限世界。
人口控制的“多样性”问题
想象一下一艘船沉没了，有些乘客逃到了一条救生艇上。派出的救援队在一架直升飞机上对情况进行评估。在飞机上指定的发言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通过无线电发回结论：“情况看起来相当好。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到能够看清船舷上的字：‘定员=64。’我估计船上已经有85人，而且始终有人在往船上爬。有了这种乘客数量的良性增长，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20世纪最初10年涌向美国的移民潮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居民和移民都赞成新来者必须尽可能快地采用当地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被称为“同化”。然而在今天，同化不受欢迎：多样性是一个有魔力的词。“种族自尊心”使一些少数民族抵制同化。如果种族自尊心导致移民的后代是名副其实的双文化，那么我们可以皆大欢喜。但是，近年来自我任命的移民领袖把种族自尊心解释为种族偏执——不融入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新的发展预示着美国未来和平的凶兆。
当像极限这样简单的概念受到知识分子的抵制时，通常使用隐喻是有帮助的。在贯彻伊壁鸠鲁思想的原则中，生态学家发现救生艇的比喻是有效的。这个形象使许多好心肠的人感到不安，但是它的根本含义——必须在有限的世界内作出实际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有限的世界是我们将永远体验的惟一世界。
定居者中许多知识分子对避免任何偏执的出现过于忧心忡忡，他们支持定居者中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同化的抵制。对民族优越感感到恐惧的世界主义者所信奉的只能称之为“种族逃离主义”——逃离培育他们自己的种族中心。那些促进无限多样性的人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在非洲和巴尔干与之相关的混乱和暴力。移民速度越快，并且勉强结合在一起的文化越是多种多样，割据的威胁也越大。不论在何种名义下，割据的地区都不会因投身于政治平等而出名。劳伦斯·奥斯特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
最后，当我们谈到人类价值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具有重大矛盾心理的领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由于作出一种不是“价值自由”的论述，被人发现是犯了错误而感到羞愧。但亚当·斯密不是这样，他从伦理学开始，受主题支配向经济学前进。经济学显示出回复到斯密立场的征兆。
“冰岛的24万人口是著名的同种社会，”《纽约时报》写道，“像其他情况良好的同种国家一样[例如，北欧国家和日本]，冰岛的财富分配平等，是著名的平等主义社会。”甚至自由主义者似乎也意识到每一个国家里同种和平等之间的相关性——只有在美国，我们已经构思出一个奇妙的想法，即我们可以同时实现平等和无限的多样性。一个更有可能的结果是社会退化成以种族城市为基础的永久性的阶级分化。
人类价值
这样的退化使人注意到受种姓制度束缚的印度的情形。尽管法律与之相反，但种姓制度依然支配着这个将近9亿人口的国家，虽然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视该制度为一种严重的不幸。种姓制度的形成也许是不受限制的多样性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的种族多样性狂热者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吗？在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没有什么比控制人口更难解决的了。在一个多种族社会里，所提出的每一种方法都引起膝跳反射式的呼喊：“种族灭绝！”
基本生态系统
在与那些没有屈从于要求更多“多样性”的呼声的国家的竞争中，过度多元文化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无论提多少次都不过分。考虑一下日本。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的人口过剩威胁，日本显示出她能够实现一个全体一致同意的目标，这对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为克服人口增长，不管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它们的困难将严格与人口中多样性的程度成比例增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在种族团体间的内部竞争的猛攻下，爱国主义消亡了。国家在对付外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多元文化国家的每个人都受到损害。
资源限制
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承载能力
本章开始部分曾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提高移民入境的速度（并且，几乎一半的人想要降低移民速度）。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国会还是再三鼓励更多移民。那些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多数人统治的人发现了这个前后不一致的令人费解之处，而且例子是大量的。大多数人赞同枪支管理，但是几十年来，国会抵制通过必要的法规。大多数人认为妇女应当能够选择流产而不是强制性地成为母亲，国会还是抵制通过必要的法规。怎么会是这样？
规模不经济
民主政体的矛盾行为来源于代议制民主政体的特点。在共和政体中，全体选民不直接对立法进行投票；他们只选举立法官。立法官被假定将贯彻人民的意愿。被假定的……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假定常常是失败的。
20世纪，在许多大学经济学教育中，被经济学家们否认、诋毁，或是忽略的以下5个概念：
凯瑟琳·贝茨的看法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方框26-3）。像美国一样，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全体选民希望移民最小化的国家。也像美国一样，近年来，世界主义者取代地方主义者赢得了政治权力。
方框26-1 被心理分析否定的经济学概念
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立法官在清点荒野中的人数时不如他估量近旁的压力那样认真。他最不能忽略的选民是谁，在移民方面他们想要什么？
方框26-1列出了5条传统经济学课本中明显缺少的概念。只要它们屈从于明显的禁忌，它们就无力影响思考。自伽利略开始，规模不经济就是自然科学的核心部分；然而，所谓“报酬递减”受到了自马尔萨斯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视。承载能力概念（第20章）有必要被用来塑造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经济学中的守恒法则，但是经济学的课本中却引人注目地缺少它。本书的第8章涉及伊壁鸠鲁关于极限的观念，在与生息货币相联系的神话中，它被可耻地忽略了。许多经济系统从非人类的生态系统——海洋渔业、湿地综合体、苔原、草原、森林，以及取代了自然系统的农业系统获得财富。所有这些系统都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如果承载能力一旦被超越，它们对不可逆转的损害都极其脆弱。但是所有这些，都被经济学家令人惊奇地忽略了——直到不久以前。这是可以宽恕的，因为这些知识的生态学基础必须首先铺设。
首先，存在着想降低劳动成本的商人。利润——来自于向移民工人支付的较低的工资——被商人得到，他们因此能够花费大量金钱对立法官进行游说。相反，直接侵害每个纳税人的移民的成本并没有多少；结果，没有几位公民感到他们能够承受得起花费大量时间或金钱游说立法官。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抗议重于人数。
像一条救生艇的国家
方框26-3 凯瑟琳·贝茨：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一种怪事
无视罗普的发现，1986年和1990年通过的国会法案具有实际加快移民速度的效果。民主国家的政府能够侥幸成功地通过与多数人意愿大相径庭的法律，这看上去确实奇怪。存在着某些民意调查没有发掘的隐蔽的情感之泉吗？
政治家不是始终响应多数人的利益。照顾集中而明确表达的少数人的利益也许可以，比支持分散且没有表达出来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获得更多的政治上的好处。因此，这是有合乎逻辑的理由的。与以较大类型群体成员的利益为基础的类似要求相比，成功的、以小型群体成员的利益为基础的资源赠予将导致对个人的较高回报。因为，在大型群体的情况下，收益将不得不被更广泛地分享。因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成员，而不是（例如）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或作为一国公民向政治家提出要求，更符合个人利益。从政治家的角度看，获得相对较大收益的选民比获得收益相对较小的选民更有可能在选举中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大众的看法不是孤立主义者的观点：即使是移民速度的下降也意味着继续存在某种程度的移民。但是，正如古老的格言所说：“好事也会变得过分。”45%的人支持降低移民速度，这个数字比多数人略少一点，但即使如此，在一个有那么多的政客轻率地继续吟唱：“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的国家里，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
《意识形态与移民》，1988年
街头人群莽撞的反应常常是正确的。罗普组织[1]于1990年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有77%的公众认为移民不应当增加，而45%的人想要看到移民实际上有所减少。只有9%的人赞同移民的实际增加。
近年来，在雇主的压力之上又加上了另一种压力：种族团体的压力。现在，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时髦起来（而同化则变得可疑起来），种族团体中的政治家们坚信，强调种族城市是通向个人权力的金光大道。他们也许是对的。
最根本的原则是伊壁鸠鲁原则：世界的财富是有限的。赞成持续的、不受阻碍的移民的理由假设了一个无限的世界。伊壁鸠鲁似乎不为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勃勃的开发者所知。除非放弃对免费午餐、永动机，以及以复利创造无限财富的信仰，否则我们将不能推动我们那陶醉于增长的世界前进。通过移民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这也是一种反伊壁鸠鲁的幻想。
每一个种族团体的普通成员常常能明白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想引进更多的同类（尤其是亲戚），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新来者也将与他们竞争工作。他们不喜欢竞争已经加剧的想法。但是种族政治家们常常设法使种族团体转向支持更多的移民。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得到了许多大型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的帮助。福特基金会是种族权力团体的主要资助者。（对于自己的钱现在被用于瓦解使他致富的国家统一上，不知道亨利·福特将会有什么看法。）
也许在中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可以宣称只是由本国人组成的，但是所有其他国家完全是由移民和移民的后代组成的。几个世纪以来，一浪接一浪的移民潮袭击了欧洲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但是这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永远洞开国门的理由。随着苏联的瓦解和东欧出现的混乱，这个骚乱的大陆上的更为幸运的国家现在痛苦地认识到限制移民的必要性。是到了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边界问题的时候了。
最后，似乎还有另外一股更为强劲的瓦解力量：工会。100年前，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反对外来移民，因为工人们把他们看做是对其工作的威胁。的确是这样。现在一些劳动者群体，如服装工人的确反对更多的外来移民。不论移民增加会对工会普通成员的工作前景影响如何，工会执委会把会员数量的最终增长看做是安全性和权力的增加。在执委会和普通会员之间存在着目标上的危险的错位。
长期以来，在美国即使是提出移民问题在政治上也是冒险的。任何公然怀疑移民的好处的人可能被指控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孤立主义者、限制主义者、本土主义者、仇视外国人的人，或者是一个执拗的人。确实任何成年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没有听说我们应妨碍自由移民，因为“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个抨击的暗含之意是明确的：限制主义者几乎就是可耻的利己主义。我们对这个咒语的第一反应应当是这个请求：“举出一个不是移民国家的国家！”
人们想知道活跃的种族政治家们是否向自己提出了生态学的问题，那么接着会怎么样？如果情况继续下去将会怎样？如果拉丁美洲裔的政治家在使法律种族化（如果有这样的词）方面取得成功将会怎样？如果来自其他种族团体的激进主义分子——俄国人、亚美尼亚人、锡克教教徒、孟加拉国人、印度支那人或任何人——提出他们“不可谈判的”要求，这些种族政治家们会有什么感想？对别人怎样也应当对自己怎样。双语和双文化的目标将为多语言和多元文化所取代。《圣经》中的巴别塔将成为现实。种族激进主义分子将发现，他们的斗争更多地不是反对过去的大多数人，而是许多新的少数民族，每个少数民族都为自身的扩张而奋斗——让整个国家见鬼去吧！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遭受损失，个人也会蒙受损失。至少，在一个通过法律的手段成为多语言的多元文化国家里，存在着惊人的时间浪费。
由于许多主权单位——称它们为“国家”也好，或随你便——的持续存在是必然的，我们有必要看一看边界上发生了什么。尤其要注意移民的情况怎样？它应当被禁止、鼓励还是托管？为什么？
人口与自由
可控制的边界：一个伊壁鸠鲁的必然性
人口规模越大，必须被牺牲掉的自由也越多——英国工程师杰克·帕森斯已经在一本极其优秀的著作《人口与自由》中雄辩地指出了这一点。他那令人感兴趣的论证是多方面的；我将只展开一小部分，并且是在美国的背景之下。
只有当存在一种似乎有理的全球性解决之策时，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世界问题”才是有益的。这一点易于说明。全世界的道路上都有坑洼：坑坑洼洼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有谁会提议创立一个“全球坑洼当局”来从事道路修补？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行政费用将会上升而几乎没有哪个坑洼被修好。坑洼是由地方行为造成的，因此，它们最好是由地方行为进行矫正。同样地，人类的生产是极为地方化的人类行为的结果；矫正行为也必须是地方的。使“人口问题”全球化只能保证它永远得不到解决。普遍的规则一定是这样的：如果问题能够在本地得到解决，永远不要使它全球化。
考虑一下随人口增长产生的已经使美国政府感到苦恼的某些规模不经济。1933年，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有一个37人的白宫班子。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班子有1700人。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70%，但白宫的工作人员增加了4500%！当然联邦政府在此期间也承担了更多的职能，但是，没有这么多。人员增加大部分是由规模不经济造成的。
在政治舞台上，看起来仿佛1989年将证明是分水岭。我们不再听到要求一个全能政府的声音。规模形成的不稳定性是良好的意图无力消除的。苏联，占世界人口的5.5%，或许是太庞大而难以团结在一起。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1%，必定也是太庞大了。（美国，占世界人口的4.7%，可避免分裂吗？美国人敢于提出这个问题吗？）无论如何看起来，即将到来的未来仿佛应了那句有名的中国的话：“你们活得不耐烦了!”
接下来是国会。我们珍视选民与众议员或参议员交谈这一朴素的精神形象。但是这些代表们的数目是固定的，而选民人口却持续增长。因此，如果你想同国会议员交谈，你也许会失望的。普通的众议员有一个超过37人的工作班子：你可能将与这些人中的一个交流。既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工作班子，一个天真的选民也许以为国会议员有许多立法工作要做。并非如此，1987年，这个工作班子中的一位资深成员说：“今年535名美国众议员完成的工作非常少，而且要20 000名工作人员来帮助他们做。”
宗教的历史足以说明大型组织的不稳定性。例如，马丁·路德使自己远离罗马天主教庭证明分裂行为在新教徒世界里是没完没了的通病。教会分立也出现在穆斯林和佛教徒中。
如果孩子生得更快些，或者，有更多的移民来到我们这个不能扩张的国家，我们将被管理得更好吗？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当涉及国家管理时，越大不是越好。任何支持通过移民或其他手段达到更快人口增长的人，不论他认识到了没有，他是在促进剥夺自由。
当世界处于原子弹浪潮的冲击之下时，全球化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想法。对于文明来说，毁灭一切的战争是自杀性的，甚至对人类而言也是自我毁灭。于是（人们说），试图创造一个全球主权国家来控制核武器不是合乎逻辑的吗？在索维发表演说的同一年，伯特兰·罗素表示了对综合的世界主权国家的可行性的怀疑。“一个世界国家，”罗素写道，“如果它是牢固建立的，会没有可畏惧之敌，它因此会由于缺乏内聚力而有瓦解的危险。”我们已经看到通过逃往其他太阳系，以解决人口问题的梦想被人类的本性所排除（第2章），无限而安全的核能之梦也是如此（第15章）。罗素对有效的世界政府的可能性的否定类似地以人类本性为基础，并且不可能被任何可能的技术成就所消除。反复无常的人类之间的合作总是不稳定的。根据定义，在一个联合的世界里，支持全球合作所要求的外部敌人是不存在的。
这里要提出的最根本的理论要点是在一个群体内的意见交换受到规模不经济的损害。注意基督只有12个门徒——不是20个，不是100个——并且肯定不是535个！在一个系统中，n个要素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数目大致与n2成比例。这种强加在民主精神上的重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1）如果群体扩大10倍，且个别交流的时间是一样的，那么用于普遍交流的时间的增加系数是100。（2）你可以把谈话内容缩短，限定每个人的谈论时间是原先的1/10。（3）90个成员可以成为沉默的参与者。当村庄较小时，新英格兰的镇务会确实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发言。这是民主政体。但是当新英格兰膨胀为一个小型城市时，代议制民主政体取代了纯粹的民主政体。当由某种交流所统一起来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庞大时，代表机器发出呻吟，嘎嘎作响。我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捷径；其中有一些配不上民主的名称。
使问题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尚，因此，有许多人谈论“世界人口问题”是毫不奇怪的。但是，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吗？早在1949年，法国主要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1898—1990年）写道：“暂时不存在世界政府，也不存在接近于这样的构造的机构。[必要的努力协作]远未达到团结一致的程度。团结一致将是使‘世界人口’的表述获得真正意义所必须的。”
新闻业：工作可靠性所产生的偏见
存在“世界人口问题”吗？
预见混杂的移民政策的逻辑后果不需要费什么脑筋；但是禁忌压制了讨论。为什么那些操纵着媒体的“知识分子”不发出警报？
有些人建议我们从不同文化中输入移民，但是这个过程的好处是可疑的。首先，许多移民来自社会未能支持他们的最贫穷阶层，因此，对于其文化中的最优要素，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这里，如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大多数移民属于社会底层，并聚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在通常的移民模式下，很少能实现多样性的理论上的好处。通过在地理上固定的人群之间传播形象、思想和理想，而不是把人们赶出家园并迁往它处，更能有效地获得有益的多样性。与裹藏在人体内的信息相比，纯粹的信息能够更廉价地进行移动。
对此的解释是简单的：媒体的主人不必担心他们自己的饭碗。工作的威胁无所不在，但是对“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文字。对大部分人而言，需要用两代人的时间才能掌握另一种语言的精妙之处。在记得起来的移民中，只有约瑟夫·康拉德（波兰人）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俄国人）是例外。当然这两个人都是高层次的大师。但是，报纸、广播和电视是由造词者操纵的。这个无拘无束、常用习语的层面是大多数第一代移民难以到达的。本地的造词者不必担心新移民将会夺取他们的工作。但是农业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确实要担心。
为了有益于怀疑自己的文化，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应当对不同的文化有所了解。但是他们打算如何了解其他的文化呢？最好的方式是在年轻时或心理上开放的年岁与其他人生活一段时间。这种方式必然是昂贵的，而且接受国不可能在接受许多外国来访者的同时，却不危及其自身生活方式的特征。我们的大部分自然而健康的好奇心必须通过短期参观、读书，及电视加以满足。
媒体的主人担当着文化看门人的职责。不幸的是，他们远不是普通大众没有偏见的榜样。这种不称职代表的危害在这里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由于免遭工作竞争，一些造词者被哄骗着接受了移民进入对就业市场没有影响的学说。
在德川幕府时期，从1624年到1867年，日本的统治者几乎完全对外部世界紧闭国门。结果，他们的技术落后了两个世纪。当这种隔绝结束时，日本几乎用了一个世纪来追赶其他国家。
对移民的一般性辩解应当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被同化的前移民国家。如果当代的职业、世界主义者向公众成功推销另一种不同的说法：“我们是一个投身于追求多元目标的多元文化移民国家”，我们的国家将被破坏。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我国的座右铭将从“脱颖而出”改为“分崩离析”。从统一变为无限多样性。这是在这个其他国家依然像美国人过去那样珍视统一的祝福的世界上幸存的途径吗？
面对指数增长，零和游戏会像公地那样得到致命的结果。然而，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完全的孤立主义也有危害。在诗歌《补墙》中，罗伯特·弗罗斯特指出了这个两难困境：“在筑墙之前，我要问明白/我正把什么围在墙里或把什么挡在墙外……”日本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关于完全隔绝的危害的说明。
“多样性是统一的对立物，而统一是国家在短期内生存所必须的。在长期内，信念是易于改变的，但是大规模移民是导致思想和现实改变的一种危险方式。为了教化统一和进步，一项双重政策应当包括：全世界的巨大差异性；每一个国家内有限的多样性。
只有美国有一个被认为是欢迎移民的塑像；其他国家的认识更为深入。他们的传统是排斥的。或者直到1989年似乎是这样的，当时东欧的政治问题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由此推动了对政策的重新估价。从现在开始，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要提出该隐的问题：“我是我弟弟的看护人吗？”他们将不得不记住单个兄弟已经扩大为千百万兄弟姐妹——他们正在不断地增加。
[1] 罗普组织（Roper Organization），1933年由埃尔莫·罗普创办的民意测验组织。——译者
想要与穷苦的人分享是富有人情味的，但是，分享的冲动必须被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这个世界的物品是有限的。每当物质或能量被重新分配，其结果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人（或团体）所赢得的是其他人所丧失的。然而，信息是不同的：分享信息能导致正和游戏。当我给你一点儿信息的时候，我没有因此而失去它。甚至，在吸收了这个信息之后，你可以以改进的形式把它还给我。我们都获益。纽约港里的那位女士只承诺启蒙这个世界，不是给予衣食。她打算使其他人更为独立，不是更加不独立。
[2] 基督教《圣经》中没有建成的通天塔。——译者
每个美国学龄儿童都知道自由女神像和所附的诗，“把你的疲乏，你的贫穷给我，/芸芸众生渴望自由……”我们的孩子含蓄地受到双重欺骗。首先，这个塑像的正式名称是“自由照亮世界”——那就是，给世界带来光明，接受教育：不是把全部世人都邀请来。第二，存在这样的暗含之意，即基座上的诗表述官方政策。它不是的。艾玛·拉扎勒斯的话语是在塑像立起来17年之后才被加到基座上的，并且没有得到国会的同意，在众多美国人中更不会有谁被要求为芸芸众生腾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