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T·惠特克的话说，自然选择来源于“事物不可能是其他样子的”思想信念。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决定创造世界的神，我发现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遗传和突变却维持存在的世界；而且，由于这个世界必然是有限的，因此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必定随着这些推论的相互作用而至。社会科学是建立在一个可比较的默认状态上的。“行为是由实际的报酬决定的。”
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一个普遍的原理
尽管意外事件和自然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生存是可能的，因为每一种动物都具有指数增长的能力。任何不具有这种力量的遗传变体会很快灭绝。只有通过反向力量才能阻止每个群体吃得连家都不剩。这些反向力量可被并入“不幸”这一个词。其他的力量被称为“幸运”。他们共同作用形成了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如此处重复第16章的图中所见。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是人口统计学中重要的默认状态。
反马尔萨斯主义者坚持，财源兴旺部分地使人们不育。关注实际财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财富被正确计算，人口出生率正好与福利成正比。
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
现在问，一个家庭在纽约城要过得确实很好需要多少收入？直接费用肯定比在犹他州高得多；并且，为了找到合适的娱乐活动而每年好几次旅行几百英里所花费的时间多得让人无法承受。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至多9万美元，想象一下试图供养有6个孩子的家庭的惨状！传统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年收入9万美元的纽约人的富裕处境是年收入只有3万美元的犹他州人的3倍。事实上，根据实际收入，相反的情况也许更接近真实情况。
为简明起见，马尔萨斯的“不幸”被用作为综合性的术语，指各种形式的对人口过剩起抵制作用的负（矫正）反馈。马尔萨斯的“不幸”显然与佛陀的“苦”有某种关联。两者都不可能灭亡，相反，抗拒它们的斗争是持久的。
我们把曼哈顿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状况与犹他州一个小镇上的类似家庭相比较。一份在犹他州足以供养好几个孩子的收入，在曼哈顿可能还不够供养一个孩子。考虑到一个家庭在犹他州所能享受到的生活中所有的美好事物——钓鱼、打猎、徒步旅行、骑马；或者仅仅是摆脱其他人。与曼哈顿的家庭的情况相比，想一想在犹他州，父母能够多么随意地让他们的小孩子无拘无束地探究周围的世界。人们注意到，对于犹他州如此广布的自然之美，拥挤而充满犯罪行为的中央公园是一个拙劣替代。
关于人口，人类如何能够缓解指数增长威胁的不幸或哀痛？我们首先必须对抑制人口增长的多种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以下似乎是主要的变量：
一个学生最初从统计学中学到的东西之一是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为了找出原因，我们必须探究数字。马尔萨斯主义者指出人口过剩造成贫困，而不是相反。谁是对的呢？通过把这个问题转化到我们自己国家，我们有所领悟。
·饥荒
反马尔萨斯主义者说，“看：繁荣和人口出生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在最为繁荣的地方（例如，欧洲），人口出生率低；在普遍贫穷的地方（例如，印度），人口出生率高。因此人口过剩的对策显而易见。我们所要做的是使穷人富裕起来，于是，人口问题自己就解决了。”
·致命的群体性疾病
尽管在欧洲的部分地区的确如此，但是这不适用于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户外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传统有所不同。由于宗教和社会的原因，一个印度教家庭在有两个儿子（另一个是备用）之前不愿意停止生育。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有4个孩子。然而在北欧，所受到的社会强制较小：在他们中，缺乏适当的住所对家庭的建立具有可以理解的冷却效应。
·性行为放荡引起的不育症
这一暗示来自东欧。20世纪的某段时间里，随时有一个又一个的东欧国家享受了——如果这是一个合适的词——人口负增长。在每个案例中，原因都是一样的：住房短缺。那些想建立自己家庭的年轻人没法找到公寓。夫妇中一方的父母也许慷慨地接纳了他们，但是，在年轻夫妇搬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住所之前，孙辈是不会出现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体验导致了如此说法，即“最有效的避孕药是住房短缺”。
·人口过剩导致城市混乱
住房短缺是一种避孕药
·国际性战争
如果没有移民，美国最终将（首先）达到人口零增长（ZPG），（然后）人口负增长（NPG）——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种趋势短时间内维持平稳的事实给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这显示，即使没有法律上的强迫，人口出生率也能够减低到出现ZPG。对此，如何解释呢？
·住房短缺
第一种额外人口出生率的来源，随着“生育高峰”的育龄妇女被非生育高峰的育龄妇女所取代，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我矫正。改变第二个因素——移民——有赖于美国迄今为止还是模棱两可的公众意愿。国会通过了一些限制性的法律，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为这些法律的贯彻提供足够的资金。政府也拖了后腿。
·高度物质主义的社会风气（高生活标准）
这包括两个因素。首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育高峰（baby boom）”，育龄（被武断地认为是15岁到45岁之间）妇女激增。其次，移民越来越多；而且女性移民带来了来源地的生育习惯（尤其是墨西哥的农村）。
·为未来的麻烦做准备的审慎
为使人口维持在规模稳定，每位妇女（平均）应当生两个孩子：一个替换她自己，一个替换她的伴侣（他不能生孩子）。更确切地说：平均数应当比每位妇女2.0个孩子多少高一些——例如，2.1或2.2，额外的部分是考虑到意外事件的死亡和那些独身或不育的情况。对于一定社会，在一定时候，不论确切的数字是什么，这个数字被称为替代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一度低于2.0。然而，人口依然一个世纪翻一番。怎么会是这样呢？
正如在科学—产业革命期间所出现的那样，长期的变化能使人口设定点的位置上升或下降。马尔萨斯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有生之年所发生的人口设定点的上移，他作出了一些独有的预言，当这些预言没有实现时，他招致了人们的嘲笑。马尔萨斯的理论常常被说成是“不可信的”，对于不加调查就打发一个理论，这是一个有用的词。未被注意到的是这样的事实，即人口数量设定点对单一测量尺度的依赖。如可生产的食物数量，降低了其他商品的人均份额，以对食物的依赖作为限制因素的社会必将导致荒野、安静，以及社区感的供给不足。
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向稳定人口的方向发生的运动。这一过程不明显，因为这10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是每年0.7%。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在一个世纪里翻了一番。这远远不是ZPG（零人口增长）。然而，以下的技术分析证明对这10年的乐观主义看法是有道理的。
不断上升的污染水平、噪声和交通拥挤产生的“不幸”应当被认为是人口过剩的标志。但是，无所不在的人口讨论禁忌增加了对这些不幸进行“技术修正”造成的公众压力。这一方法的最终无效在交通控制中最为明显。原本希望减少交通堵塞，我们建造了更多的多车道道路，结果吸引了更多的汽车，交通拥挤一成不变地趋于恶化。
美国的未被意识到的近乎成功
反马尔萨斯主义者坚持希望能够没有痛苦、不改变任何多年尊崇的信仰和价值地实现人口控制。基督教辩护者德尔图良是在马尔萨斯之前16个世纪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他视（任何形式的）不幸为一种“祝福”，因为它在人口过剩造成更大危害前矫正了它。显然，今天没有哪位政治家敢于赞同德尔图良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与横亘于人口控制之路的困难有关。从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和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时代起，节育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人口控制的理论和实践似乎停滞不前。那些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最为深入的人是有悲观主义倾向的。就当前的趋势推测，他们推想人口控制所必须的理性改变将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但是奥尔多·利奥波德没有预见到在他死后，政治—生态思想中所发生的迅速改变。我们正处于人口控制的政治理念上的类似快速进化的开端，这不可能吗？如伽柏所言，未来是可以创造的。怎样的人口控制值得创造呢？
由于不幸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感觉问题，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暗示了通过舆论控制人口的可能性。这是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在提出汽车“诱饵”中所采取的方法。如果人们形成一种在其生活水准中包括奢侈品的传统，那么，这些奢侈品的可得性成为人口规模的制约因素。如果一个人口群体依赖于诸如汽车这样的能量昂贵组件，那么该人口群体将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保持均衡，这意味着其他商品的人均份额将会较高。由于把汽车作为最好的迫切需要之物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决定人口规模和人口福利中，人类“意愿”成为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是一个人类界定的问题。给予奢侈品以更高的权重导致设定点在一个较小的人口数量上保持均衡，这意味着生活中现有的美好事物更为丰富。
那些歌颂“你不能阻止进步！”的人们被称作乐观主义者：根据更深层的理解，我们现在把他们看做是悲观主义者。与通常所受到的赞誉相比，约翰·Q·帕布里克更经得起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的检验。学问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常常突然发生；它很少被统计学家关于一条曲线的“推测”所预言。
节俭有多美好？
从这段混乱的历史中产生了一个非常乐观的结论。假如有人在1949年问道，“社会要多长时间才能决定必须对‘开发者的’——包括私人和政府的——毁灭性的行为加以阻止？我们要多久才愿意消除危害？”可能而悲观的回答将是“几个世纪——如果有可能消除的话！”然而只有31年，由金钱的力量筑起的堤防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坍塌。
借助于电子学和人造卫星，现在我们有可能看到在地球的另一边“正同时发生着的”可怜的、鼓着肚子的孩子快要饿死了。有些人发现难以一边看着电视荧屏上快要饿死的人一边享用冷冻快餐，这是毫不奇怪的。想要与贫苦的人共享欢乐是人之常情。
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公营企业中浪费的可耻的例子；用4.22亿美元来纠正一个3200万美元的错误。在另一方面，用克伦威尔的话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已经考虑到我们可能犯了个错误。欺骗性的“发展”可以被终止。如果谦逊地承认犯了错误，我们能够折回来。
共享的冲动带来情感上的光荣。由此，假设我们采取一种更为简朴的生活方式，然后将食物运往那些已经人口过剩的国家，免费提供给那些忍饥挨饿的人们。那么接着会怎么样呢？马尔萨斯主义者和反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推理形成了不同的答案。反马尔萨斯主义者预期那些营养不良的人们的食物供给的增加将降低他们的人口生育率；马尔萨斯主义者预期到相反的结果。生物学和人类经历的大部分例证支持马尔萨斯主义者。采用节俭方法帮助饥民是一项不可靠的政策。最多，它增加了接受国在遭受下一次气候灾难时的食物的需求。
更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到处都在尝试消除先前所造成的生态危害。南佛罗里达提供了一个例子。大沼泽地的水的故事太复杂了，无法在此叙述，但是，只要说为了使迈阿密获得更多的水，一个极度简单化的想法导致了基西米河的“改善”，这就足够了。几百英里风景如画、蜿蜒曲折的河流以3200万美元的代价被改变为53英里令人生厌的笔直沟渠。（碰巧，工兵部队的这一创造开始于奇迹迭出的1962年。）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该地区野生动物，佛罗里达的主要诱人之物，被毁掉了。冬季猎鸟的数量减少了90%，秃鹫的雏鸟减少了70%。经过25年的争吵，人们就取消“发展”取得一致。补救工作很可能将延伸到21世纪；估计费用为4.22亿美元。（这个数字无疑将证明是低估的。）
奢侈总是受到报刊的斥责。有好几次，马尔萨斯为适度的奢侈辩护。在其著作的第二版中，他注意到这样的论证，即大量耗费“玉米”（谷物）酿制烈酒的是中国。这是这个不幸的国家时常发生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不是这样的，他把这个论证颠倒了过来。
这个令人震惊的逆转就发生于卡森的书出版之前。这是为在对生态革新（杀虫剂、水坝的建造等等）的看法上发生类似逆转所准备的方式。仅仅7年之后，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扩展了“在被证明是无罪之前是有罪”的革命。
除了必要的食物之需，以其他任何方式所耗费谷物使人口达到生存极限之前停止增长；并且，由于在匮乏时谷物可以从这种特殊用途中抽回，一个公共谷仓由此被打开，可能比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建造的谷仓都更充实。如果没有酒厂，中国的人口将肯定更为稠密，但是在年景不好时她所拥有的资源肯定比现在更少。而且，只要这个原因发挥重要作用，其结果是遭受更多的饥荒，并且这些饥荒也更严重。
就在卡森的著作出版之前，民意被一场医疗灾难彻底唤醒。为回应萨利多胺畸形婴儿的悲剧性诞生，并经过多年的立法骚乱，《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凯弗维尔-哈里斯修订案于1962年获得通过。几个世纪以来，盎格鲁-萨克逊法律遵从“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这个假定。这是刑法的默认状态，把它用于其他领域是欠考虑的。萨利多胺悲剧使公众确信，新的药品的默认状态应当是相反的，任何新奇事物的提议者都应当承担证明是无罪的这一沉重举证责任。虽然刑法未受影响，但是有关新药品的法律现在受“在被证明是无罪之前是有罪的”假定的控制。
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奢侈”这个词，不仅包括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而且包括像“安全系数”这样的敏感测度。我们可以说人口规模和奢侈量具有替代作用，一方的最大化使得另一方最小化。马尔萨斯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据说他所持的观点是，一国人口不应多过每天晚餐能享用一杯葡萄酒和一片牛肉的人数。
在生态学家的领导下，公众开始思考停止进步——也就是说，纯粹的技术进步——是否更好。也许各种长期假定，尤其是“价值判断”，终究是可以改变的。以历史的观点看，变化是突然来临的。在利奥波德去世的那年没有人预见到卡森革命。但是，像利奥波德那样的悲观论断也许有助于松动播撒了《寂静的春天》的种子的土壤。
牛肉和葡萄酒当被理解为象征性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大声反对摄入酒精和肉类的人可能坚持要吃以高额的能源成本从1000到3000英里以外运来的莴苣做成的色拉——莴苣几乎全部是水。什么时候用“奢侈”这个词，什么时候用“节制”这个词是个感受问题。
在卡森之前好几十年，技术改变已经自动地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无论何时，改变使改变者更富有，即使大量的损失由社会上其他人共同承担。利奥波德与卡森的时间间距只有13年。在这段时期的开端，改革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末尾，希望兴起。子孙后代的利益在长期被忽略之后，现在受到公众的关注。
通常与边沁联系在一起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政治理想，严格来说，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一个社会可以使两者之一最大化，但不能同时使两者都最大化。那些选择以人口数量最大化来解决争端的人，不论他们是否认识到，也选择了人类不幸的最大化。
到20世纪中期，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你无法停止进步”，是标准的辩护，并且，任何把财富带到商人门口的技术都被认为是进步。“增长或死亡”和“我们不能倒退”是技术进步教会的考验词。对此，雷切尔·卡森所说的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0年致苏格兰教会全体会议的信中写的：“看在基督的分上，我恳求你们相信可能是你们弄错了。”
一些环保主义者主张朴素的生活是最道德的。他们认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论者是不愿与贫苦的人共享财富的自私自利的人，这种观念无疑使许多环保主义者消极地同意在1990年地球日庆祝中略去人口问题。
基督的同情心，我们做错了吗？
什么是“做好事”的合适场所
当然，身价几十亿美元的化学产业反应强烈，于是，大量批评性短评很快出现。拂去灰尘，与这本书的价值相比较，该书的错误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寂静的春天》现在被认为是一部经典的生态学著作之一。现在农业的替代形式已得到更认真的调查研究。
任何试图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人很快会被打上负罪贩子的印记——使其他人自觉对某事有愧疚之情。（实际上，这些负罪贩子中有许多人甚至似乎乐于自受惩罚。）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教导人们为种族中心主义而感到羞愧。他们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某些负罪贩子走上了极端，成为非种族主义者。他们只看到了人类而非某种人的德行。通常差异越大，所宣称的德行和美丽也越大。
在对大范围使用的杀虫剂和其他应用于农作物的化学制品的影响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雷切尔·卡森逐步建立起关于现代农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的强有力案例。事实事先已由许多研究者聚合在一起，但是报道得不完整。卡森把所有的论据聚合在一起，以娴熟的技巧加以阐述，并设法使他的论证在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纽约人》上发表。紧随其后的书立刻成为畅销书。
如同强制而普遍的利他主义，非种族主义往往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如果每个人都宁愿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的话，什么生意也做不好。）明智的人早就认识到这个危险，亚当·斯密于1759年所做的论述中就清楚明了，“宇宙这一伟大系统的管理……关爱所有理性而敏感的生命的普遍快乐是上帝而不是人类的事。人类被派定在一个低得多的、但更适合于其能力的弱小和理解力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关注他自己的家庭、朋友、他的国家的幸福。”
很快另一本开辟道路的书打开了通向新的乐观主义的道路。这本书是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于1962年。它大获成功；它引起人们对神圣不可侵犯的通过技术取得进步的观念产生怀疑。卡森并没有把技术说得一无是处。更确切地说，她提出了这个理性问题：源于信奉技术的善与恶的平衡是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事评论员可能大声呼喊，“但是看一看自斯密的时代以来事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考虑一下技术对时间和空间发生了什么作用。18世纪的谦卑不再被提倡。”
生态教育的报应之一是一个人单独生活在一个伤痕累累的世界上。对门外汉而言，大地所受到的损害大部分完全是无形的。生态学家必须更加冷漠，假装科学的结果与他无关，或者他必须是这样的一个医生，他看到社区中的死亡标志，而社区却自我感觉良好，不想听些别的什么。
这既对又不对。在信息的传播速度方面，这两个时期的确差别巨大。在1759年，了解在地球的另一侧正在发生什么也许要两到三个月。现在，借助于人造卫星，我们可以在瞬间准确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因为我们能够了解在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或应当介入其中，把人和人工制品运到地球的另一侧不是瞬间完成的，并且不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能量上都依然是昂贵的。如果我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缓解一万英里以外的地方的贫困的话，能够投入帮助我们自己社会中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资源就更少了。
但是偶尔，感到受够了的人们冒险改革。这一刻出现在20世纪中期，当时，我们开始摒弃荒野成为沙漠的进化，而选择了可持续生态学。关于生态危机的有说服力的论述是由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县年鉴》中提出的。他是一位狩猎场经理，该书在作者死后于1949年出版。这段文章准确地反映出20世纪中期，最博学的生态学家的悲观看法：
对每一次施舍行为都应当进行事后审计，以确定它带来的好处和危害。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作好这样的审计是相当困难的，在一万英里以外进行这样的审计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好心人乐于进行远方慈善事业的原因吗？因为距离使他们无从知道他们所造成的危害吗？）
一个古老的医学理论认为，从一场危及生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需要机体首先挺过一场“危机”。该理论的正确性如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当论及“政治体制生理学”时，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不坏就别修它”，这一哲学是对结果可能是坏消息的事物不予考虑的常用方式。政治失灵的痛苦常常肯定是很糟的——在我们同意改革之前——几乎是糟糕得要命。“忍受我们已知的不幸要比冒一无所知的风险要好”——这种看法使所有的改革、所有的进步都慢了下来。
技术的进步没有显著地改变两个古老的概念：
卡森革命：乐观主义的原因
主权：为了试图使和平最大化，我们无疑必须支持国家主权的理念。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对我们通过干涉而帮助其他国家的能力，美国在20世纪介入其他国家事务的记录肯定不能证明对此表示乐观是有道理的。）
有些人认为对极限的接受是美学的一个根本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人由于在“进步”面前胡乱投降而被击退。我们不可能对未来作出精确估计，尽管这是事实，但是就我们现在所知，太空旅行将总是非常昂贵的。某一天，我们也许能够把人类接种物送上某个遥远的行星。但是，我不相信向外输出人口的速度会赶上地球上婴儿出生的速度（第2章）。到1991年，仅仅为了使地球人口稳定在53亿，每天就要将25万多人送到外太空。我们的垃圾问题的球外对策也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寻求现世的对策。历史悠久的污染并继续前进的行为不再是可接受的了。
责任：弗兰克林式的责任必须与主权国家相匹配。如果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统治者，不论他们是个别的领导者还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众，向我们要食物，或是要求我们对来自他们国家的移民敞开门户，他们都由此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更糟的是，这样的不负责任的统治者肯定首先会使造成人口过剩的病态系统持续下去。
文明的刀口不再被限定于离散的地理区域。科学和技术的刀口广为散布。但是发现—开发—毁灭—继续前进的模式在人类的头脑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还有人呼吁将旧模式继续到太空去。罗伯特·海因莱因是一位重要的科幻小说作家，他曾说：“我们已差不多耗尽这个行星，是去找另一个的时候了。”蒂莫西·利里，20世纪70年代魅力超凡的毒品文化领袖指出，“污染是告诉人类到了向太空移民的时候的自然密码。”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把论证倒了过来，断言太空旅行的主要原因是“垃圾处理；我们必须把工业生产转到太空，这样地球也许可以剩下一块供我们的孙辈生活的绿色宜人空间”。
我们与其他主权国家关系的“底线”是，所给予的最安全的援助只是信息，尤其是关于节育的信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也可以安全地提供并不昂贵的物质材料。）所有国家控制自己的人口是为了这些国家的利益。
这是进步吗？许多人认为不是。但是大多数历史是由生活在“发展”的“刀口”附近的人们所写的。只有在这个有利而又是暂时的地带，繁荣才足以供养历史学家。
“种族力量”的促进者喜欢斥责富裕国家强烈要求贫穷的国家降低出生率；种族集团的成员称之为“种族灭绝”。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因太多的孩子占用资源而贫穷软弱，如果生育更多的孩子，那么它将变得更加贫穷，更加软弱。如果鼓励提高种族的人口出生率的人得逞的话，贫穷的国家将被毁掉。
如果地球上的一定区域受到人类的感染，其结果是否应当被称为“进步”？文明历史系根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站在同一个地点的观察者的观点写成，它读起来像是这样的：“起初有一片森林，在森林中人类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接着，森林被开垦了，土地被奉献给供养更多人口的农业。接着随着土壤侵蚀殆尽（而在某些情况下，灌溉系统陷入毁灭）。土地的回报所能供养的人越来越少。最后这个区域变成一片沙漠，或近乎一片沙漠，比起初的森林更不适合于人类生活。”
妇女的重要性
如果文明史在21世纪被重写，它的内容可能被概括为首先是从有限到显然是无限世界的革命，随后是回到有限的反革命。第一场革命中有两个重大过程：人类占领新的土地的开端，紧随其后的是科学和技术的重大发现。第二场比较缓慢的革命大致从伽利略和牛顿开始。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的建议是最令人信服的。基于此，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所给出的生育建议多少应当受到批判，美国的节育运动大约有一个世纪之久，玛格丽特·桑格说明其目标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想要的孩子。”在美国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从有限到无限——再回到有限
应当慷慨资助节育诊所，因为防止不需要的孩子出生要比以后照顾他们便宜得多。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贫穷的妇女依然难以获得流产或其他节育服务。富裕的妇女获得这些服务很容易，流产的费用不到1000美元。避孕服务更便宜。经验研究显示，以我们认为是中等的美国生活标准（但不包括大学教育）把孩子抚养到18岁，父母和纳税人的花费大大超过10万美元。有钱有势的人没能促成节育上的同等待遇，这也许会使虚构但客观的“火星人”认为富人仅仅是乐于纳税。
除了这种公共津贴，我们必须寻求奖励那些生育孩子数少于平均数目的父母的手段。也许应当以带津贴假期的特权来奖励那些相对不育的人。当然，在父母离开时，他们那数目不多的孩子必须受到适当照顾。如果饱受赞誉的美国人的创造性能够被导入新的渠道，我们将能够提出鼓励形成小家庭的奖励制度。由于错误不可避免，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其他国家所采取的人口措施。分享他们的学习体验并产生共鸣将使我们自己的试验的代价和痛苦最小化。
对未来最为乐观的预兆是妇女解放运动。在全世界，降低出生率的最伟大的运动正在那些把妇女从男性统治中极大地解放出来的社会里出现。毫无疑问，许多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看法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其根源是男子气概，是男性控制家庭活动和决策的野心勃勃的期望。那些从来没有生育过孩子的男性易于将生育视为高尚而英勇的行为。从远古时代开始，通过强迫或欺骗，生育孩子的妇女就被迫生育远远超出其本心期望的孩子数。更糟糕的是，一些妇女的意见受到了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学说的花言巧语的感染，对于那些不承担责任的男性，这样的话语张口即来。
在生孩子方面，我们已经允许我们的政府强迫我们。在计算收入税时，我们被允许为每个孩子扣掉一定数额。如果这种扣除具有任何强迫作用的话，它是在鼓励生更多的孩子。如果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人口控制的必要，他们无疑将同意在，比如说，一个孩子出生后，取消（或至少是减少）这种扣除。这种进展在政治上是难以取得的。当涉及家庭津贴时，孩子完全支配了社会。我们想确保每个家庭有足够的钱来充分抚养、教育孩子；另一方面，对于慷慨津贴的获得者——父母——保险金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是生更多的孩子以赚取更多的津贴。为了照顾好孩子且不“宠坏”他们的父母，我们必须寻找将公共基金准确地投向孩子而不是父母的途径。以公共名义支持的学校是个正确的目标。
在我们人类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征服和殖民的今天，减少其他主权国家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力量并非易事。正是身处其他文化之中的妇女最需要与外界接触。但是，在那些主要是由男性统治的文化里，这种必需的联系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然而，思想是有感染力的，而且，有迹象表明妇女像男人一样有价值的思想正跃出闺房之墙。
丧失自由是在有限空间中人口无限增长的必然结果。某种管理上的强迫是防止拥挤所必须的。对政府规章的自动反应也许使我们感觉好些，但它们不符合要求。谈到这个重大的膝跳反射物，“人口控制”，我们不应因某位政治家亲临每场婚礼的幻觉而感到欣喜。有更为有效且不那么令人讨厌的分配奖惩的方式。
进步正在发生，但是精确地预期是冒险的，女性有文化是大有帮助的。尽管缺乏铁证，但是，被完全解放的妇女（也许是延迟一段时间后）将极有可能欣然选择可达到稳定人口的平均儿女数量。民意测验没有证明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女性解放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当今的一代人对“强迫”一词有着病态的敏感。关于这一点，潜在的问题太大而难以进一步探究。只要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在人类生活中，管理上的强迫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足够了。这一原理的一个典型例子，回忆一下随着人口增加我们驾驶汽车的自由怎么了。首先是出现了街角的优先规则。接着出现了停车标记。接着是信号灯。接着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禁止某种规定车型通过。随着交通阻塞遍布曼哈顿中心城区，人们有时要问，“我们将步行吗，或我们有时间乘出租车吗？”
聚焦头脑中的设备
一个被带有限制性的法律所管理的民主政治可以被合法地描述为运用了互为强制，相互赞同。全体一致不是必须的（也能确立别的准则）；但是，某些约束需要最大范围的赞同以赢得支持。只有鲁滨逊·克鲁索过着完全没有强制的生活，而即使是他也受到自然法则的强制。
节育不是人口控制，节育技术的改进将使人口控制更容易。但是完善的节育措施是不够的，这些措施的利用程度是由头脑中的设备决定的。
也许个人关系的领域太复杂而难以分析。政府怎么样呢？《牛津英语大词典》指出强制是“依靠暴力管理，与建立在被管理社区的意愿基础上的事物相对立”。如果大多数美国人赞同禁止在定期航班上吸烟的法律，吸烟者受到非法强制了吗？
人口控制所必需的观念易于为普通人所理解，这些观念广为人知。如果要实现人口控制的话，人们应当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有才干的老师能够找到使以下观念融入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有效方法，那么人口控制将取得极大的进展。
不管你喜不喜欢，人们必须面对强制的问题。词典告诉我们强制是“用暴力控制自发的力量”。这个定义背上了两个严重定义不当的词：暴力和自发。如果政府给任何告发罪犯的人50000美元，这是强迫某人去告密吗？如果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说，“如果你吸毒（或酗酒，或跳舞），我的心要碎了，”她强迫他了么？如果一位魅力十足的年轻妇女高兴得像猫那样呜呜叫，“请文雅些！”这是强制吗？那么，什么时候是真正自发的行动呢？
指数增长：这只是一个表示按复利增长的花哨的术语，人们可以从银行业务的体验中理解这个词。然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没能强调以下这重要的一点：一个人口群体指数增长的任何正速度都不能被可靠地视作是“微小的”。存款利息只有1%的银行会受到嘲笑，但是在一个人口群体中，每年1%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以至于直到1950年才在全世界实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速度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节育不等于人口控制。错误地将两者等同起来妨碍了有关人口的富有成效的思考。理想的节育制度使一名妇女可以在想要孩子的时候有她想要的孩子数；但是，如果她对公共利益要求得太多，她将有太多的孩子，人口控制也就彻底完了。当然，（像对其他事物的关注一样）妇女们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一个为生育上的自由放任所累的社会制度中，达尔文的选择原理（见方框24-3）确保了人口的未来将由那些拒绝节育的人所决定。
我们的世界是有限的：电视中描写星际探险的幻想作品，像它们取而代之的神话故事一样，给孩子留下的是对无限世界的期待。我们必须使孩子们醒悟，他们必须逐渐深切地感受到不可能通过逃向其他星球来避开地球上的问题。
美国人口控制的障碍
从来就不存在永动机：一项被提议的逃脱有限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是一种骗人的但巧妙伪装的永动机。学生们应当学习识破这样的骗局。
虽然我们不应对其他国家拒绝采取有效的节育措施漠然置之，但究竟使用什么方法的确是次要的。在避孕套或流产问题上走向战争的国家肯定是不稳定的。关于方法，MYOB——“别管闲事”——是保持国际关系平静的审慎准则。流产作为一种被许可的节育方法，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对于那些没有接受后洛克激进个人主义的人来说，“强制”这个词另有含义。中国人对激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毫不热心；他们可以无可非议地对我们说：“MYOB”。当然，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试图说服他们是他们错了；但仅仅是说服而已。
规模不经济是规律：不论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相对频率可能是什么，人类自然地首先认识并利用规模经济。社会上规模不经济越来越多，结果，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情况下，（几乎任何事物），越多越糟。这一预期与不久前的“越大越好”哲学相矛盾。
权利是独特而普遍的这种观念倾向于褊狭，而对民族中心主义观念的敏感促进了宽容。这不是说我们应当容忍其他所有种族团体的任何习俗；但是假如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应毫不犹豫地公开表示不容异说。关于人口，我们不应容忍国家不控制人口增长，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过剩会威胁到其他国家。（1991年，墨西哥总统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对他的国家作出更为慷慨的经济让步，他将给美国更多的不受欢迎的移民。）
承载能力是依据人口数量乘以物质生活质量来加以测量的：只有当人均物质财富（能量，空间，食物，奢侈品）的最低份额得到维持时，才能支撑最大限度的人口。（当然，“生活质量”的某些方面要求少许或完全不需要实质性的开支，例如，友谊。）
联合国文件的起草者没有考虑到在20世纪初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重大进步，即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受特定种族团体的价值束缚的道德判断被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这个词与普遍的一词完全相反。种族中心主义这个词是1900年创造的，但是直至1907年，随着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受大众喜爱的《社会习俗》的出版，这个词才广为流行。1933年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没有收录这个词，但1972年的补编收入了。因此，在1948年的联合国文件中没有提及这个词虽然令人遗憾，但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人口规模在种群数量上受到控制：要用负反馈来防止指数增长的潜能毁灭一个人口群体。一个社会可以选择负反馈，但是如果拒绝这个选择，那么自然将通过饥荒、疾病和社会混乱的痛苦的负反馈来进行干涉。
我们的政府展示了某些节育形式，普遍权利的一般观念能与这些节育形式的不宽容相和谐吗？禁止流产主义者认为，生命权是从人最初的萌芽状态开始就附着于任何有机的活细胞群之上的权利。生育选择的支持者指出，当谈及权利的分配时，人类发育的最早期阶段不应被定义为“人”。
种群数量零增长是每一个群体的规范：忽略较小的波动，99%以上的现存物种都处于人口零增长状态。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人口的快速增长是非常特别的，这种快速增长必须尽快结束，这种经历也许将永远不会再现。
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一项重大的理智和道德进步
人口零增长可能是令人兴奋的：科学的守恒规律适合于物质和能量。其连带产品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守恒不支配“信息”，它是可以被消灭或创造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最终必将停止。但是，艺术的发展不存在可察觉的极限，包括共同生活的艺术。
无论如何，当涉及人口控制的方法时，《人权宣言》的存在没有阻止国家之间的冲突。自1980年起，因为新闻报道说中国政府强制妇女进行流产，美国政府拒绝为促进中国的节育而拨款。我们的政府害怕计划生育的款子转为支付流产的费用。尤其是遭到1980年上台的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
如果不控制移民入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地控制其人口规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界定了一个不受控制的公地，最终必将毁灭。
然而，人们可以判断权利的公正性，任何对全世界的习俗具有人类学知识的人只会注意到联合国那可疑的一致。联合国列出的是欧洲文明中“最上等的人”将会选择的权利。选择标准是普遍的吗？或者是某种道德帝国主义在起作用吗？这样的问题很少有人提出。
世界上最可信赖的事物之一是人类的不可靠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带有巨大的潜在危害的复杂技术，如核反应堆，也许必须被抛弃。
在创立联合国的过程中最为活跃的理想主义者这么认为。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全体一致地”正式通过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其中包括诸如公正审判的权利；思想、意识和宗教自由；以及工作和享受社会保障、教育和艺术的权利。人们不应过多地归罪于“全体一致地”这个词。在当时，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属于联合国；在宣言的表决中，沙特阿拉伯、南部非洲联盟和苏维埃集团的国家投了弃权票。
只要需求以指数增长，解决物资短缺就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建造更多的仅仅是使交通拥挤愈演愈烈的道路感到惊讶，向今天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提供食物增加了未来年份里忍饥挨饿的人数，对此他们也感到惊讶。
对其他处事方式的容忍肯定是与其他国家融洽相处的秘诀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容忍无限的容忍吗？关于人口控制，我们应当容忍其他国家的强制性流产和制度化的杀婴吗？像这样的问题使人口学家感到困惑。某些道德原则普遍到所有国家都必须遵从吗？
供给的每一次“短缺”相当于需求的一次“充实”：关注短缺助长了贪婪（并使少数受惠的人富有）。关注充实有助于需求的产生，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问题不在于命运，并且解决之策不在于技术，而是在我们的头脑里。
“普遍人权”的危险
每一个复值函数受限于物理学家称为“熵”的性质的衰退和损耗：知识是最有价值的复值函数之一，熵退化的迹象无处不在。大约2500年前，希腊人把这个忠告刻在德尔斐的神殿上：凡事适度。后来伊壁鸠鲁说过，“如果你按照自然生活，你将永远不会贫穷；如果自作主张，你将永远不会富有。”
统一存在于每个主权国家内部；多样性存在于主权国家之间。
1971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显然既不知道经典文献也不知道现代科学，他们庄严地宣布，“如果人们承认经济产出是一件有益的事物，那么根据定义，有益的事物是不够充足的。”顾问们明智地以“如果”来开始他们的陈述，但是在得出结论之前他们就似乎忘记了这个“如果”，这个委员会显然认为财富是不受制于古老的教条的，即“有益的事物可能太多”。
这样的智慧是非常古老的：别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有许多独立的国家，人类有可能开展许多关于人口控制的试验。每个国家都可以观察其他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具有良好结果的试验可被复制，并且可能改进；不成功的试验可以引起注意并不再重复。如果由不加限制的移民所创造的没有边界的世界把整个地球转变为单个巨大的试验，这样从尝试和错误中学习是冒险的。只要人类的智力不是无可挑剔的——永远是这样——在发现并估计人类本性的多种可能性的价值上，分割的地方主义总是优于统一的世界主义。生存和进步的准则是简单的：
这些经济学家们也许都有博士学位。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年也能够使他们明白：食物是种好东西，但是太容易吃得太多。脂溶性维生素是种好东西，但是吃下厚厚一片北极熊肝的人会死于摄入过量。氧气是种好东西。但是吸几个小时的纯氧是会死掉的。
某些社会试验的确可能产生非常恶劣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肯尼思·博尔丁明智地说：“有可复原的灾祸，尤其是小型的灾祸。使我担忧的是不可复原的灾祸。这就是我为什么为世界全球化而担忧的原因。如果你只有一个系统，那么，如果任何事物出了错，所有的就都错了。”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难以牢牢掌握节制概念的社会。如果组成妇女基督教戒酒联盟以减少饮酒，“戒酒”这个词很快便被讹用为完全禁酒的意思。禁酒的法令使社会上许多人分化为酗酒者和禁酒主义者两极。关于人口控制的讨论有类似的两极分化的危险，已经有一个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在一本题为《反对人口的战争》的书中谴责了人口控制的思想。这个书名暗示：只有一个完全厌恶人类的人才会期望人口低于可能的最大数量，换言之，可能的最大不幸。
本书是一篇关于我们必须服从的自然法则的长篇论文，即：指数增长的性质；普遍地限制；高利贷的性质；人类不可靠性的意义；以及生育竞争的后果（包括自然选择）。但是，在这些限制内存在着许多人口控制的可能性。某些控制最是友善。我们愿意只通过思想，而不进行有害的社会试验来评估各种可能性；但是思想的预言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试验。许多可能性要求许多试验。
在口头攻击中，纯粹的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和纯粹的厌恶人类都是自杀性的。我们应当对待人口，如同生活中大多数有益事物一样，寻求一个中庸之道。理解数量和比率是必要的，但是所需要的数学能力水平应在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限度之内。
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成功地预言人类历史。在1700年，谁能够预言美国的宪法？在1900年，谁能够预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历史上所发生的是（第一）可靠的“自然法则”与（第二）反复无常的人类本性之间明显的相互作用。关于第一部分，弗朗西斯·培根应当是我们的引导：“自然的命令必须服从。”谈及第二个因素，我们求助于全息照相的发明者，获得诺贝尔奖的丹尼斯·伽柏：“未来是不可预言的，但未来是可以创造的。”对这些见解的无知导致公众过于看重人口统计学家的推测（他们正确地坚持无法预言未来）。人口统计学家仅仅从当前的趋势预测未知的未来——曲线，但他们始终明白——如雷内·杜伯斯所言——趋势不是命运。
如果我们打算阻止自然以其自身更为残忍的方式来控制人口的话，上述楷体字表示的原理代表了那么多必须装入人们头脑的精神内容的片段。在许多利益集团中，使这些内容深入国民思想的阻力非常大。所有登广告的人都将为反对这种变化而战。那些相信科幻小说以及所有那些企图永远保存现有社会和政治安排的“保守的”人士也是如此。一些基督徒、理想主义的无神论者、资本家以及非种族主义者等也将阐述相反的意见。大学教育要根本改变。这些论点将受到生态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为我们的子孙保存财富。教育的挑战是难对付的。
尽管边界是安全的，一个国家如何控制自身的人口增长？在某种意义上人口控制是必然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或然的。如果一国公民对人口数量确实漠不关心的话，人口最终将由“自然”来节制——疾病、饥馑，以及由于太多的人争夺有限资源而产生的社会混乱。但是，当祝福者呼吁“人口控制”时，他们意指某种比自然的最终反应更温和的事物。现在我们能够预见成功的人类措施将采取什么形式呢？
节制必定是指导思想。实现全世界人口控制的全能的世界政府是不存在的。期望形成这样的政府是毫无道理的。人口控制必须与主权国家相辅相成。许多主权国家的存在要求地方性的人口控制，实现在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的平衡上的节制在全世界随处可见。让我们期望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设法发现，并接受控制其人口的有效方法的国家。
对于一些遍及全球的问题，诸如臭氧损耗、酸雨以及海洋渔业枯竭，世界主义的态度是需要的。相反，坑坑洼洼和人口问题应当采取地方立场。但是，如果在人口问题上采取地方“自由放任”被解释成意味着没有边界的话，就会导致自杀性的公地。为了生存，富裕的国家必须拒绝贫穷的移民，因为他们的政府无法或不愿停止人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