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东西不是真的，真的东西不是新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把某人拒绝考虑的观点说得一钱不值的俏皮方式。指责观点会抑制争论。一些批评家以第一个理由对付马尔萨斯的理论，其他的以第二个理由。通过承认第二个拒绝的真理，即马尔萨斯并非完全原创（那么是谁呢？），我们可以最好地重新开始对话。
德尔图良的“福气”
德尔图良认识到[1]，贫困能够作为人口增长的一种负反馈。他是一名律师，塑造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神学的大部分。在公元3世纪，他写道：“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地球上的大量人口，我们是地球的负担，她简直不能提供我们的所需之物；随着我们的需求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的不足之处的抱怨人人皆知。瘟疫、饥荒、战争和地震的蹂躏开始被看做是过度拥挤的国家的福气，因为它们有助于消除人口的过度增长。”
马尔萨斯主义的种群数量调节器是人口理论的中心概念。种群数量调节器必然紧随两个基本假设（1）指数增长。（2）运转于一个存在真实限制的世界。在马尔萨斯之前没有人对种群数量调节器略有觉察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愿意称这样的负反馈为“福气”、控制论或其他什么的人为数不多：但是德尔图良的短语“开始被看做”暗示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人意识到适时的死亡和消失的好处。为什么从那时起我们不再经常听到德尔图良早期关于种群数量调节点观点的陈述？这其中涉及好几个问题。
《人口原理》，1798年
首先，在被引用的著作中，德尔图良关注的主要不是人口：他忙于别的事务。这一段出自其专著《论灵魂》——有人也许会认为对于寻求人口统计学的理论而言，这是一个奇怪的出处。在这部专著中，德尔图良专注于反驳传统的“灵魂轮回”理论。在这个理论的一个变体中，最初的世界被认为已经充斥着它所需要的所有灵魂。每当一个人死去，他或她的灵魂被藏在了天国的仓房里，它会保留在那里直至新生命的诞生。但是，德尔图良指出该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对于现在群集于地球之上、数量更大的人口，起初的灵魂供给是不够的。德尔图良指出，在他那个时代的众多人口是驳斥轮回理论的“强有力证据”。
饥荒好像是最后的、最可怕的自然资源。相对于地球为人类出产口粮的力量相比，人口数量的力量是如此地占有优势，以至于夭折必定以某种形态降临人类。人类的罪恶是导致人口下降的活跃而能干的使节。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并且经常自己完成令人恐怖的工作。但是在这场灭绝之战中它们只能居于劣势，疾病流行的季节、流行病、瘟疫、天灾以可怕的排列前进着，巨大的、不可避免的饥荒紧随其后，以有力的一击，消除了全世界人口在食物上的差别。[第7章]
轮回理论是那时德尔图良的兴趣之所在，他没有将其立场中的人口统计学含义探究到底。对于怀特海的格言：“每一件重要的事物都被以前没有发现它的人谈到过”的真实性，我们在此发现了不止一个例子。德尔图良3世纪时谈到的东西在18世纪末才被发现。
……看来似乎法国和英国的人口数量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的平均生产量。结婚的障碍、恶俗、战争、奢侈的后果、大城镇无声而确定的人口不足、许多穷人密集的住所以及食物不充分，这些都阻止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并且，如果我可以利用一个乍看起来似乎奇怪的措辞，过分迁就巨大而具有破坏性的流行病的必然性，抑制着多余的人口。如果一场消耗性的瘟疫清除了200万英国人和600万法国人，毫无疑问，当居民们从可怕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出生与死亡的比率会比任何一个国家现在的水平高得多。[第7章]
甚至在马尔萨斯出现以前，启蒙时代的另一位公民表明他理解生育力和死亡率的反向作用力造成的平衡。这是布丰。毫无疑问，他的评论几乎没有被后来的人口统计学家所注意，因为这些评论深藏在44卷的《自然史》的末尾，其中的最后部分是在他死后于1788年发表的。布丰暗示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如同动物种群数量的控制，但是他的专著主要被动物学家作为参考书加以利用。动物学家对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我们将假设任何国家的生活资料都刚好够其居民过上小康生活。人口的恒久作用，即使是在最为邪恶的社会中也被发现在发挥效力，在生活资料增加之前使人口数量增长。过去供养700万人的食物现在在750万人或800万人中分配。所以穷人的处境必定更糟，他们中许多人因疾病而死去。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市场上工作的比例，劳动的价格必定趋于下降，而同时必需品的价格却趋于上升。劳动者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赚取与过去同样的收入。在这段危难时节，结婚和供养家庭的障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口数量陷于停滞之中。与此同时，劳动的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以及在他们中增长产业的必要性，这些都鼓励耕作者在他们的土地上雇佣更多的劳动力，翻掘起新的土地，施肥并且更全面地改良已有的良田，直到最后，生活资料如同我们开始时那样，与人口保持同样的比率。劳动者的状况重又恢复到还算可以的轻松自在，对人口数量的限制在某些程度上有所松动，关于幸福的倒退和进步运动被重复。[第2章]
如果不得不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尔萨斯的理论，我认为它会是这样的：指数增长在贫困的控制之下。如德尔图良那样，谈到有必要消除人类的过度增长必须接受农夫的观点。首先，农夫试图使某些东西生长。接着，发现他们拥有的被鼓励生长的生物过多了，他们面临着毁坏其中一些的必要性。一个如此不明智以至于从来不间苗、不剔除或修剪多余生物的农夫，与他那没有这种内疚之情的邻居相比，其农作物产量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农村人知道这对他们的农作物产量是正确的；所以，在理解也应用于人口数量增长的某些阶段的同样的原理上，农村人比城里人的困难更少。但是任何人在20世纪说出这一真理，肯定会被斥责为残忍。
方框11-1 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的提示
首先，朝向指数增长的不可遏止的驱动力的确造成了对某种抗衡力的需求；第二，德尔图良的“瘟疫、饥荒、战争和地震”能够成为抑制指数增长的力量。但是，发现比德尔图良所知的更温和的人口控制器，世间男女的才智是胜任这项任务的。这同样是正确的。避孕药比饥谨更温和。只有当更温和的替代品遍及世界各处时，我们才能真正说后马尔萨斯的大变革已经到来。
人口数量调节器显示于图11-2的时间叠加图中，其中的要素应当与马尔萨斯的言辞（方框11-1中列出）相比。与前文一样，外加的变化（虚线箭头）导致反应变化（实线箭头）的负反馈。每当人口显著下降，低于设定点，业已增加的繁荣（导致妇女更好的营养条件）引起出生率的上升，这很快使人口回复到环境的承载力。另一方面，当人口数量超过了承载力，“贫困和罪恶”使出生率和存活人数下降，以此推动人口下降。“贫穷和罪恶”是马尔萨斯的术语，表示由饥荒、传染病、弃婴、犯罪暴力和战争的大量死亡引起的诸如夭折这样的负反馈。在既定的稳定设定点上，这就是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的工作方式。（移动设定点的后果是下一章的主题。）
德尔图良尽管无疑是城里长大的，但他生活在一个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经验鸿沟不像今天这样大的时期。农村思维习惯依然指引着3世纪城市居民的想法。今天，恰恰是我们百万人口大都市集中的弊端，通过靠不住的乡村思维习惯影响城市居民的想法。许多城市居民是3代、4代或更多世代的城市居民的后裔。他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乡村的根，由此他们也失去了农夫的思维方式。当城市居民为应对某些紧急状况而开始从事园艺的时候，这种缺陷明显荒唐而可笑。然后，当自然以其通常的方式，在蔬菜地里或树丛里生成了过多的蔬菜或树木，城市居民转变而成的园丁难以鼓起道德勇气，将多余的秧苗连根拔起，砍掉3/4过于繁茂的，挂着未成熟果实的枝条，或者修剪一棵树上浓密的树枝。与此类似，当狼不再是鹿群数量的控制器之后，心软的城里人时常缺乏勇气，以收获过量动物的方式，减轻鹿群过多而蒙受的损失。城市居民乐于称之为“尊重生命”的多愁善感腐蚀了那些从未耕种、捕鱼或狩猎的人们。对生命的真正尊重必定包括对死亡的功能和必要性的尊重。
图11-2马尔萨斯的种群数量调节器，马尔萨斯理论的核心。在这个“时间叠加”图形中，虚线箭头代表外加的随机变化；实线箭头代表控制系统固有的必要改变及对所施加的改变的回应。
虽然直到19世纪，关于人口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文献，但是，我们祖先中有许多人（在他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马尔萨斯之前的马尔萨斯主义者，这种假定是合情合理的。在某种意义上，马尔萨斯不得不重新发现了普通人已经知道的东西。在某一天，当新的有力的思想逆流在原先无足轻重的地方设立论战的舞台时，他这样做了。当他的批评者们以“真的东西不是新的”言及他的理论，他们是对的。有些时候，书呆子和城里人感到令人讨厌的真理在政治文献中是被忽略或被禁止的。
马尔萨斯没有意识到他那个时代正在加速的社会和技术变化，他描述了一个在人类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引起任何兴奋的控制论管理系统。我们现在认识到，马尔萨斯所提出的是一个控制我们房间温度的恒温器的模拟。这一机制被称为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对于该机制，马尔萨斯仅仅给出了口头描述，相关细节是暗含其中而不是明显可见的。种群数量调节器平衡着每一群体的内在趋势，即通过增长抗拒倾向于减少其数量的因素。
马尔萨斯使世界强烈地意识到有一个难题要加以解决。这个难题是：人口规模的潜在的无限的指数增长和自发稳定性的现实并立。一个城市居民难以了解的“明显的”事实。如同爱因斯坦曾经问过的：“在海洋深处的鱼对水知道些什么？”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长期的种群数量调节的稳定性是不被注意的事实。只是在现代，持续的人口增长才被错误地理解为是永久的真理。
生活在两个时代的界面，马尔萨斯既幸运又不幸。漫长的旧时代很自然地使他按照静止状态来思考；但是一个新时代正在快速发展，一个（对他的声名是不幸的）暗中破坏他的静态理论时代，煽起了一场（从他的名字长存而言是有幸的）持久吸引着听众的论战。如果他提早200年发表他的论文，也许今天马尔萨斯的名字没人知道。
有人也许会期望城市化增加带来的拥挤将使城市居民迅速接受人口过剩的现实。事实并非如此。城市的常住居民更轻松自在地把城市生活的病态归于政治、不公正，以及道德主义思想家鞭挞的其他目标。人口过剩对许多人而言，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2]。我们绝不能忘记，对于许多人而言，从个人角度看他们是受益于人口过剩的。人口过剩使房地产价格上升，由此使土地和建筑的投机者致富。这样的人口过剩受益人倾向于否定存在这种使他们致富的条件。
当代美国人发现一个人口零增长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有些人发现这种想法不仅是有难度的，而且抱有这种想法是不道德的。不计其数的言辞支持这一立场：“要么增长，要么死亡”和“你不能停止进步”都是这样的例子。然而，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是非常、非常接近于0的。如果“正常”的含义是最常见，那么，在整个人类存在的漫长时间跨度中，人口零增长必定被判定为正常的。
个人主义、人口及后代
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人口快速增长。人们以为对于过去3代人是正确的任何东西将永远正确下去。惯用语“遥远的过去”通常意味着“3代人”。300年大约是12代人——对于许多人是无穷无尽的时间。
德尔图良是一剂猛药。如果他活到今天，我认为他能很好地为自己辩护。他的确没有说痛苦的死亡是承受者的福气；许多这样的死亡的福气只是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幸存者，尤其是后来世代的福气。福气是一个群体的福气。依照标准的控制论图形（图11-1B），福气从代表反应改变的实线箭头中得到，它矫正了代表受影响的改变的虚线箭头引起的伤害。
在一个动物物种扩展到适宜的新领地后的一些年里，种群数量会爆炸性地增长——也就是指数型增长。在种群数量围绕所谓的领地承载力的设定点稳定下来后，激增才会停止。气候变化（及其他因素）使承载力随年份而变化，但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承载力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对于动物种群数量而不是对人类来说，这种描述显然是正确的。人类会怎么样呢？
个人导向和社区导向的价值体系之间通常的冲突需要加以强调。德尔图良的“福气”是授予一个过于拥挤的国家的，那就是，给社区的。关注在一段时间内团体的福利，德尔图良能够轻易发现一个已经过于拥挤的社区里减少人口数量的福祉。这样的人口减少的直接效果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更大的不幸，但是，从长远看，如果必须的矫正反馈在早期发挥作用的话，遭受不幸的人的总数就会减少。
马尔萨斯主义的种群数量调节器
社区导向的伦理思想在3世纪无疑比当前更为普遍。今天，最高荣誉被授给关注个人利益、排斥团体利益的代言人。煽动者通过诉诸许多人的私利获取权力。个人投票：这是事实。而作为其抽象的“社区”则不能表决。但是，总有一天，被称为“社区”的抽象物会成为子孙的实体，他们必定为其祖先缺乏想象力和勇气而蒙受痛苦。
控制论管理的逻辑本质最初是被研究用于诸如蒸汽机调节器这样的人造控制系统。生理学家表明哺乳动物的肌体被无数控制机制维持在一种近乎稳定的状态。体温受自身恒温器的控制。血糖水平被负反馈维持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血液中不同盐分的浓度保持着类似的稳定。环绕着细胞的淋巴液源于血液；它们扮演着细胞“内环境”的角色。“温血”动物的正常功能有赖于使细胞环境的波动最小化。这种内环境的相对稳定不变，使温血动物比像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那样的“冷血”动物，更可能在大范围变动的外部环境中兴旺起来。这种能力给了温血动物在选择环境上以更大的自由。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博纳德于1878年指出了这一点，当时他说：“内部环境的稳定不变是自由生命的必要条件。”控制增加了自由这一点看似矛盾，实则正确。
在约翰·洛克说服知识分子们依据个体利益而非团体利益表述道德问题一个多世纪之后，马尔萨斯这位被委任的牧师到场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含蓄地给团体利益以优先权——“团体”包括无穷的子孙。洛克主义者关注个体而难以了解团体，他们指责《人口原理》的作者是厌恶人类者。然而，如第4章所指出的那样，马尔萨斯反对人口增长不是因为它导致了更多的人，而是因为它增加了痛苦。
图11-1恒温室内的温度记录。曲线图A是围绕设定点的温度波动的“实时”记录。图形B是同一系统的“被叠加的时间”，表示负反馈系统的逻辑要素。虚线代表随机的或外加的改变，实线代表内在的反应改变。
那些只把道德计算在个人主义的、看不到社区的模式的人们，继续将没有同情心的非难对准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看不到社区包括看不到后代。）被批评刺痛的马尔萨斯指出：“我必须准备毫不动摇地倾听所有这些有关‘铁石心肠’的指责，这些指责对我而言，是无知或恶意中伤的结果。”这就是批评者的憎恨人类的指控遭遇到恶意中伤的反诉。争论需要被移向比人身攻击更高的层次。
假设被选定的设定点是华氏68度。虚线显示系统受室内温度变化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所发生的相应变化由恒温器的构造所决定。如果受到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是温度升高（注意上升的虚线箭头），系统的反应是关闭加热炉以降低温度（实线箭头）。如果室内温度下降，恒温器的反应是开启加热炉。在每一种情形之中，反应的变化是受影响而发生的变化的否定：因而有了术语“负反馈”。负反馈对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
“杀死送信者”是一个解决办法吗？
在图11-1的A中，我们看到了恒温室的温度曲线：一条围绕设定点（人们设定的恒温器温度读数）波动的不规则线条。通常，时间被设定在横轴。在B中展示了同样数据叠加的时间曲线：对设定点两种可能的偏离被表示为在同一时刻的交替的可能性。生成图形的“闭合”本性表示当恒温器工作时对温度在有限范围内的控制。控制系统的物质构件——双金属片、电线、一个加热炉等——已被从图表中略去，以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控制论管理的逻辑要素。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名给波斯国王带来战败消息的送信者被生气的君主杀掉了。在这个君主的头脑里，战争明显标志着一段时期的终结：杀死送信者制造了一个欢乐的结局。但是，如果战争的终结被认为是一段时期的开始，而这段时期远远地延伸到未来，那么，杀死送信者是愚蠢的。为未来谋划要求我们尽最大可能地评估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不管谁该为不幸而受到责备。错觉是设置计划的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但是，责备他人比改过自新更令人愉快。）
1948年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发表了《控制论，或，动物与机械装置中的控制与交流》。该书扼要地总结并极大地扩展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导入了使更有效地探讨变化及变化的阻力成为可能的语言。维纳是一位古典学者的儿子，他从希腊语单词“统治者”衍生出该学科的名称。控制论处理支配着复杂的机械装置和动物的均衡功能的机制的逻辑。恒温器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渗透进我们社会的最深层的商业利益集团，在最终耗尽我们的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的预言前战栗；在温室效应的证据前战栗；在对这种效应的农业后果的推测前战栗；在大规模森林砍伐和土壤侵蚀的消息前战栗；在无限“发展”——这种发展意味着一个残忍的真相：“沥青是大地的最终收成”——的谴责前战栗。
控制论
鼓舞人心的学者喜欢说，只有当我们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准时，我们的文明才会被挽救。他们很正确，但是“更高的道德水准”之类的短语过于含糊而无甚帮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份简明的、如果我们打算活下来就必须放弃的具体做法的日程表。生态学家建议表中的第一款应当是：停止杀害送信者。
关于人口增长的文献数量庞大。可喜的是，其中大多数确实可以被忽略。为数不多的几个原理能使我们将一大堆数据的含义合并为几个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源于“控制论”，该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中期。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论文显示，控制论暗含在他的阐述中。
[1] 德尔图良（Tertullian,160—220？），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他用拉丁语写作，使拉丁语成为教会用语言。——译者
幸运的是，有一股信息超载的反作用力：理论构建。一个好的理论将大量的事实浓缩成简短的话语或公式。例如，在格雷戈尔·孟德尔发表其遗传理论之前，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约8000页的学术讨论。在孟德尔发表的40页的论文面前，这些文章都变得毫无用处。
[2] 未被公认的“不能想象”能导致极度的不合逻辑，这是一个例子，对艾伦·蔡斯稍加研究，《马尔萨斯的遗产：新科学种族主义的社会成本》（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1976年）。在合法的出版社曾经出版的关于人口的分析中，这肯定是最稀奇古怪的。
如果《旧约全书》的布道者克赫勒斯能够有充分理由抱怨“为什么许多书没有结局”，那么，大约22个世纪之后，现在我们有多少额外的理由来进行抱怨！滚雪球般的“信息超载”也许会使文明衰败，现在已是我们为此感到担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