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的是：10年以后，当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清晰地表述收益递减法则时，马尔萨斯同样明确地否认这是他提出算术比率时无意撞上的东西。直到几乎20年后去世，他从未屈服。如果马尔萨斯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头脑，能够预先阻止多少无谓的争论啊！
马尔萨斯关于人类行为所做的假设过去为，现在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他的预言无疑是正确的，即减少人口规模多少会使每单位努力产生更大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他只是没有说出收益递减的法则。为了这个发现，他所要做的是把例子反转过来：问一问如果已下降了的人口又恢复到原先更大规模的人口会怎样。显然曾经被弃耕的边际土地（“贫瘠的土地”）将不得不重新耕种。这种转变将迫使农夫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创造同样的人均食物量。如果人口的增加需要维持同样人均生产率的努力的超比例增长，我们说达到了收益递减的点。马尔萨斯从未意识到，他的例子的一个反转将怎样以增长阻尼原理充实其人口理论。这一原理是其理论所必需的。
历史显然把“收益递减”当成笑料
这一断言，如同马尔萨斯理论的许多方面，是以一种人类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如果，如马尔萨斯所言，一个农夫发现他不必积极耕种他所有的土地的话，他将首先停止耕种那些需要最多劳动的土地，由此活得更轻松而不会损失利益。一名严厉的道德家看到其他人身上的这种行为，也许会谴责其为懒惰，但是道德家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他是个傻瓜。普通人寻求在必要工作中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最小化，这一信念，如第5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人类心理的一个重要默认状况。这种状况顺次衍生于生物学的主要默认状况——选择偏好节约者。
说起来，历史巧合地协力促成了对马尔萨斯的嘲笑。通过对通货膨胀的矫正已经估计出马尔萨斯时代的英国工人实际工资。从1800年（马尔萨斯论文发表2年后）到1824年（作者去世前10年），英国人口增长了25%。在这段时期里，工人的人均实际工资也增长了25%：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完全是一个非马尔萨斯的发展！在随后的1/4世纪里，尽管人口增长了56%，但工人的人均工资又增长了40%。在被我们称为“发达世界”的国度里，这一趋势持续了一个世纪。许多经济理论家感到收益递减法则或者是不正确的，或者是被不恰当地过度强调了。这种想法毫不奇怪。
在曾经人口稠密且勤劳，以输出谷物为特征的国度里，如果发生额外的人口下降，如果剩余的居民被准许自由以以前同样的方式从事其产业，并且确实也这样做了，他们的勤劳一如从前，那么，认为以同样数量的谷物他们却不能供养自己，这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尤其是已减少了的人口当然主要耕种领地中更为肥沃的土地，而不必像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的那样，被迫耕种贫瘠的土地。
今天的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相反的作用，所谓的“规模经济”，或“规模收益”。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被观察到的、大型制造企业具有比小企业生产成本低的能力做了一般化的解释：“劳动分工”，从而工作被再分成许多小部分，能够被专门从事极其细小工作的工人更有效地完成。根据这种实践，需要从“规模不经济”考虑收益递减法则。
怀特海的见解是，一种新的思想常常是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的人首次涉足的，马尔萨斯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的算术比率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马尔萨斯的确偶然涉足于他的理论所必须的根本概念——并且没有认识到他所发现的东西。在第1版之后5年出版的第2版中，马尔萨斯增加了以下的重要段落（“谷物”在英国英语中指小麦、黑麦或大麦）：
更大范围内的“收益递减”
“收益递减”的艰难诞生
是哪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一块土地的生产率？主要因素在方框10-3中列出。在马尔萨斯时代，所列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农作物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与一般农业中的其他因素并无多大差别。不同地块在固有肥力上的变化能够导致收益递减。在农业扩张的每一个阶段，迄今为止尚未开垦的最肥沃的土地随后将被开发。这意味着在人口压力下的已耕种土地的扩张因规模不经济而受到损害。这是萨伊的理论。实际上，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忽略天气波动），每英亩土地的收益事实上在增加，尤其是在20世纪。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
得出了这一实用主义的结论之后，马尔萨斯（7个孩子中排行第6）像长子继承权下的大儿子一样，并没有受到促动，从而更加努力地寻求关于指数增长抑制力的更好解释。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人口增长给人类带来苦难，由此激励人们锻炼其在生活计划方面的远见。人类的苦难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以使人类更富有活力，更加善良。对马尔萨斯而言，人口过剩的痛苦在事物的本质中确定了其功能。像佛陀一样，马尔萨斯接受了生活的“苦难”。
过去的农民农学家在改变方框10-3中所列因素上几乎无所作为。所有主要谷物的人工种植发生在人类学会读写之前，并且，许多种子的遗传改进也是如此，改进的缓慢发生已逾千年。直到马尔萨斯之后的一个世纪，试验者才懂得如何使种子质量快速改进。
《人口原理》，1798年
方框10-3 农业：更为明显的生产因素
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必定使我们相信，生活的艰辛有助于创造天才。
土壤的固有肥力
闲暇对人类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就一个有闲人而言，大量事例的概率好像是它将产生不幸而非益处。天才在幼弟中比在长兄中更为普遍的评论并非罕见，但是幼弟们通常天生在平均水平上更多疑，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这种差异，如果真的有可观察的差异的话，只能出于他们的不同地位。在一种情形中，努力和行动通常是绝对必要的，而在另一种情形中只不过是非强制性的。
种子的遗传质量
为了提供这种最持久的刺激，并且推动人类通过地球上的耕种来促进天意的友善计划，上帝规定人口应当比食物增长得更快。这一普遍法则……无疑造成了诸多部分不幸，但是一个小小的反思也许会令我们感到满足，它产生了超乎寻常的益处……
耕作的数量和质量
上帝规定，如果没有大量准备好的劳动力和天赋作用于其表面，大地将不会大量生产物品……耕作和开垦土地的过程，收集并播撒种子的过程肯定不是为了协助上帝的创世，但是这些过程对于庇佑生命的快乐却是必要的，以唤起人类行动，在其思想中形成理性。
肥料的数量
方框10-2 马尔萨斯的天意论
农药的数量
在18世纪末期写出其论文的马尔萨斯，提出了一种关于世界成因的信仰的地质学分层（见方框10-2）。从一个至高无上者（上帝）出发，他转向一种模棱两可的天意概念。在文章的结尾，他移向一个更加远离有神论的立场，即一种只能被称为“事物本性”的解释原则。毫无怀疑地接受长子继承权的正当性，马尔萨斯指向了缺乏补偿的年纪较小的兄弟的有益努力，他们因此而受到激励以作出更大努力。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潜力被认为发展得更充分。苦难因其好的“副作用”（如同我们可能以为的那样）而被认为是有道理的。
灌溉水的数量和时机
在词源上，天意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ovidere（提供）。从“为……采取措施”易于转向“深谋远虑的行事”。在早期，宗教作家谈到“上帝的远见”时，意味着上帝为人类远虑。18世纪是“启蒙时期”，在那时，许多有思想的人抛弃了作为一条解释原则的“上帝”。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对“上帝”一词的使用，使得全部抛弃这个词背后的思想具有社会风险。在那个世纪的精英分子中，流行一种妥协：他们以“天意”这个词取代“上帝”或“上帝的远见”。采用这种手段取悦了街头的双方：所希望的无疑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认可世上所发生的一切的假定“原由”。
农业生产其他因素的一些显著改进即使在马尔萨斯时代已经出现，后来加快了。总的说来，首先利用最好的土地的政策造成收益递减，这种收益递减被其他生产因素改进所导致的收益增加所遮蔽。然而每一个因素最终达到一种应用水平，在这种水平下，收益递减决定了结果。
对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马尔萨斯也许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那个时代（如同在当代）不努力尝试的借口是现成的。这就是万能解释（panchreston），被称为“天意”的“解释一切的理由”。
如，以肥料为例，第一个追加单位的肥料也许会带来约10%的增产，就算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单位的肥料也会这样。最终，大约第N个单位的肥料增加的产量小于10%；并且，第N+1个单位肥料增加的产量更小。最后，如同许多普通农民所知道的那样，施加过多的肥料实际上也许是有害的：施肥过度“烧坏了”庄稼。一幅曲线图如何显示（一种既定）作用的持续增加对生产力的有益和有害的影响？
“天意”不鼓励质询
图10-1是比照一般化的努力（所施用肥料的磅数；水的加仑数；耕种土地的小时数；还有其他什么的）绘制的人均生产率的曲线图。存在一个实现规模经济的早期阶段（起初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可将其简写为I—O）。接着，在最佳状态曲线转变，形成一个上升后的稳定水平（O—B），一种情形之中它也许被限定的，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中则是广泛的，直至作用达到B，站在灾难的边缘（D）。一旦进入B—D阶段，没有哪个心智健全的人会有意识地诉诸越来越多的同样努力。
图10-1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交替。一般化的曲线显示人均产量是如何受到作用的单位数的影响。O—B的稳定水平也许是广泛的，也许是不存在的。乐观主义者往往只看到I—O部分，悲观主义者只注意到B—D部分。
马尔萨斯通过对序列B和序列A的比较得出了他的悲观结论。他的反对者通过比较序列B和序列C为他们的乐观主义而辩护。
当产业革命处于I—O阶段时，经济学科也逐渐成长；规模经济的想法在经济学思想中变得根深蒂固是可以理解的；一相情愿也会推动这一进程。此后不久，生态学被生命世界的学生发展起来了，对他们而言，相反的看法信手拈来。指数增长使每一个物种快速通过I—O阶段；人们也许称之为物种的天然帝国主义的东西很快使其达到O点，即环境承载力。其他物种（捕食者、竞争者、病菌等等）所扮演的矫正角色有助于使目标物种围绕O水平波动。一个物种的帝国主义被其他物种同样强制性的帝国主义所抑制，以防种群数量过大。
方框10-1 马尔萨斯被自然的比率所驳倒
当人类步入自然系统并试图无限提高生产力时，麻烦来了。贪婪的人类多次将一些生产函数代入不稳定的斜坡B—D。结果再一次提醒贪婪“好事情可能太多了”——任何好事情。[1]当然，这意味着当我们试图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或对的的时候，数量是要紧的。一个全面的伦理系统必须被数量化。传统的伦理体系，如十戒几乎完全是非数量化的。
民间智慧支持他的批评者。在拉丁美洲人们说，“每一个婴孩都在膀子下夹一条面包出世。”这也许对天命信过了头。欧洲有更具辩护力的格言：“每一个新口都带着一双新手。”这句话机灵地建议不是以天意，而是以自立作为乐观主义的借口。在方框10-1中，C行显示手的双数恰恰等于口的数量（B行）。B与C的比率始终是1。那么，人类努力所获得的口粮将永远能够赶上人类生殖所创造的需求吗？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会是怎么样的呢，马尔萨斯先生？”
仅仅考虑在某个时刻的一种生产因素的分析肯定是不够的。所有的因素都是可变的，一种因素的最佳状态点受到其他因素水平的影响。“肥料”是许多物质的集合名词。例如，氮和磷的平衡是有关系的。许多因素的共同运作，协同作用是重要的。努力研究出所有因素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是科学农学家的职责——这一职责不是1年或10年能够完成的。
通过方框10-1中3个比例的比较，马尔萨斯能被驳倒。A行是用作口粮单位——主要是食物增长尺度的马尔萨斯的数学系列。B行是人口增长的几何系列，在此活着的单位被标注为吃食物的“口”。如果这两行中的数字被变成分数，以A行中的数字为分子，而B行中的相应数字为分母。其结果（一个个分数项）是：1—3/4—1/2—5/16—3/16，等等。每一个分数项表示，在两行之上的数字所给出的既定时刻，可获得的人均口粮数。人口越多，人均口粮数越少。马尔萨斯如是说；但事实上为什么应当是这样？马尔萨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他甚至没有问这个问题。他的反对者问了。
有一种假设认为在任何作用水平或人口数量上，规模经济永远持续下去。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能证明这一假设的正当性。当然，在忽略规模不经济的情况下，强调规模经济仅仅是宁要乐观主义不要悲观主义的又一例证，一种预言家采纳的危险态度。
如果是这样，这两个系列的逐项比较给了马尔萨斯理论以所期待的结果，即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增长越来越受到抑制。对这个结果明显感到满意，他停止寻找可供选择的理论。面对令人信服且广为流传的批评，他的自鸣得意难以得到辩护。如果其理论体系中的这方面是他们心目中的那样，那么，那些指出马尔萨斯受到怀疑的人是有根有据的。
超越千手观音
但是，马尔萨斯是在哪里获得“口粮”将只是“算术地”增长的想法，如数列2、3、4、5等一样？当然不是来自于科学。历史对这一基本条件的起源保持沉默，但是我有一个线索。他的比率很可能是对弗朗西斯·培根一篇文章的响应？在一部于1623年出版的简明“对句”集选中，在标题“自然”下，培根加入了如下的暗示性的一段。“风俗习惯以数学比例前进，自然以几何比例……反自然的风俗习惯是一种专制，很快被不重要的偶然因素所推翻。”马尔萨斯知道这一段吗？我不了解他知道这一段的任何文件证据。但是培根对科学和技术的观点（在这段引文中是“风俗习惯”）如同被我们所忽略一般，在马尔萨斯的时代广受尊敬。马尔萨斯有可能是从培根那里得来了他的两个比例：我们不可能说得更多。
如果像欧洲的民间名言所言，每一个新增人口都有一双手，我们将如何看待过去大约200年的产业——科学革命所带来的奇妙变化？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每一个新增人口来到世间所带来的不止是一双手？天马行空的思绪会记起印度的神千手观音的塑像，他有许多（最常见的是4个）充满活力的臂膀和忙碌的手。
在连续的时间间隔中，马尔萨斯指出，人类具有如数列2、4、8、16等一样的增长潜力。在这一点上，他有确凿的证据。在缺乏环境阻力时，每一物种都具有这种能力：在时间t的预期数值是2t，单位t是物种增加1倍的时间。种群数量的增长是指数型的（或者，如马尔萨斯所言，“几何级的”）。
如果科学家们有接纳（原本不是的）新偶像的倾向，千手观音是代表科学和技术（用培根的话说是“风俗”）的好偶像。甚至在马尔萨斯之前，技术已开始（通过诸如独轮车的发明）增加人手的产出，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变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显然人均物质收益已经有了极大的增加。西方技术千手观音的确是一个有许多手的神。
马尔萨斯只关注人类。在发现了生殖的数学表达之后，他进而为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寻求另一种数学表达。没有人认为他的第二项努力是成功的。我们注意到作为一名剑桥的学生，他成为第9名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这个奇怪的术语被英国人授予在数学上取得成就的人。由于马尔萨斯在班级里排名第9，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数学才能一般。在得知将数学应用于限制人口的因素的问题上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时，我们不应当感到奇怪。（再看一看方框9-1。）
由于快速增长的科学和技术的受益人不止两个国家，群众难以轻易被劝服应当为未来的人口和环境而忧虑。然而记住印度教的千手观音同时是创造和毁灭之神会使我们做得好些。我们意识到有许多手的神是离奇而可怕的，这不是毫无理由的。技术固然是赐福，但是每一个赐福都是有代价的。业已增加的复杂性的代价是业已增长的脆弱性。技术的增长能被作为千手观音手和臂膀增加的象征。
如我们所见，通过诸如银行破产、债务拒付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高利贷的指数增长导致的债务的潜在无限增长被抵消了。潜在指数型的生物学上的繁殖也受到平衡力的控制。每一物种都“寻求”将周边（“环境”）的物质更多地、无限地转换成它们自身。但是，由于可转换物质的范围和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每一种群数量的增长也应受到限制。是什么事实上限制着种群数量的增长？
现在，我们的观音有1000只臂膀，我们能够完全确信所有的臂膀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得心应手的思想的牢固控制之下吗？如果技术千手观音的头脑发狂了会怎么样呢？
寻求指数增长的平衡力
[1] 约翰·斯派罗：《好事太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年）。这本只有92页的智慧小书是一位律师的著作。其信息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但是这本书鲜为人知。在销售任何东西的商界，没有人想要助这个想法“一臂之力”——我们都在试图销售某种东西。如果不是别的什么的话，学者们试图销售他们的想法。
虽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高度评价马尔萨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但是马尔萨斯继续受到当代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苛刻批评。他的一些贬损者所表露出来的愤怒与马尔萨斯的错误之处的数量是极其不相称的。我相信，认真地列出马尔萨斯所作的明确论述的清单将显示，其中95%以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位因吐露不受欢迎的“逆耳实话”而声名狼藉的作者，一个95%的正确性得分是不够的。嫉妒，一个十足的人类缺点，在批评家们中并不陌生。嫉妒使批评的能力变得敏锐，但使匀称感变得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