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平均每只大象占地12平方米，148.847×106平方公里的土地能容纳12×1012只大象。从一对大象开始，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象口达到这一数字要用多长时间？只要1486年——只不过是基督教时代的3/4。达尔文的论点牢固确立。
稍加计算就足以表明达尔文的象增加1倍的时间是30年，相当于每年2%的利息。那样的话，地球“会很快为单单一对大象的子孙所覆盖”吗？“很快”是不明确的，因此让我们做进一步的计算。
由于习惯于从5%（储蓄存款）到19%（信用卡借款）的借款利率，许多人感到难以认真对待仅为2%的利率。但是，随着岁月流逝——生物有机体拥有世上全部时间——任何一项正的利率都应当严肃对待。在认识这一事实上，达尔文显示出他在发现长期发挥作用的微小原因的重要性方面的天赋。
在所有已知动物中，象被认为是繁殖最缓慢的动物。我费了些心思估计其可能的最小自然增长率；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大象从30岁开始生育，直到90岁才终止，在这期间生育6只小象，并且象能活到100岁；如果是这样的话，经过一段740年到750年的时期之后，第一对大象将传下将近1900万头活着的象。
为了深刻认识某一物种出生率的具体数值的相对不重要性，我们可以建立一条代表所有物种种群数增长率的曲线（图9-1）。我们通过在横轴上表现出一个宽泛的数字范围选择，从普通细菌的几分钟到大象的几年，来做到这一点。
在马尔萨斯去世25年之后，在指出生殖潜能如何巨大也无甚关系时，达尔文洞察了人口问题的本质。他指出：“任何有机物都天生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增长，以至于，如果不被破坏的话，地球很快会被单单一对有机物的子孙所覆盖。这一规则无一例外。”词组“如此之高的速度”易于误导不谨慎的读者，以为只有非常高的速度才能造成这个无法抗拒的结果，但是（没有对修辞加以纠正），达尔文直接以一个生动的例子将读者调整了过来。
注意这条曲线，像高利贷增长曲线一样，可能上扬“直至无限”。关于生物物种的生殖，即使是略大于零的任何速度，也都是“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以至于，如果某些子孙不受到毁坏的话，“地球会很快为单单一对生物的子孙所覆盖”。
决心使公众相信人类生殖威胁到人类，马尔萨斯煞费苦心地测定在最有利的状况下人类的最高出生率。他确定25年为人口增加一倍所需要的时间，从本杰明·弗兰克林那里也得到了这个数字。不仅是他的批评家，而且马尔萨斯本人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试图提炼这个出生率数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显示出对本质的准确把握。接下去的版本，厚度增加3倍，过多地负荷了不得要领的数据。马尔萨斯似乎认为人类生命潜能（一个为他所不知的术语）的特定价值是某种需要被精确测定的东西。他错了：不是这样的。
图9-1任何生物的潜在种群数增长，在缺乏抵消力时无限上扬。通过对横坐标刻度的适当调整，“一条曲线适合所有物种。”纵坐标的数值代表100、100万或适合特定种群的任何单位。
最要紧的是那部分存活下来生成生育力旺盛的成熟个体的卵子。人口统计学家（与标准的辞典截然不同）将“生育力”（fecundity）与“出生率”（fertility）进行区别。生育力定义为物种潜在生殖力的尺度；出生率是从一代到另一代的实际增加的尺度。既然成就比诺言更重要，在说明某一物种成功的原因中，出生率是两种尺度里更重要的。牡蛎生殖力旺盛得可怕，但是它们的出生率是不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至于人类，我们现在知道，弗兰克林和马尔萨斯所假设的25年的翻一番时间低估了人类潜能的全部恐怖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防，美国军队以防务为由决定将比基尼岛作为核爆炸的一个试验场。预计到核爆炸辐射的持久性，军方将当地人口疏散到南太平洋的其他岛屿上。美国政府承担了保障这些勉为其难的流亡者在其新居的生活与健康的责任。
即使是最不经意的观察者也会对有机体的繁殖力留下深刻印象。无意识地以人类为标准，当得知许多雌鱼产卵10万个时，我们大为震惊，而雌牡蛎一次可以释放出5000万个卵子。然而世界没有被鱼或牡蛎所接管。繁殖力和无处不在几乎不相关。也许繁殖力无关紧要？
由于健康良好，除了生活和生育几乎无事可做，这些人的人数从1946年的161人增长到1985年的1260多人。年增长率是5.4%。翻一番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人群数量的记录都短，是13年（其数字反映在图9-1中）。今天的比基尼人靠施舍生活，已经丢失了他们的传统技艺。如果核试验从未进行，比基尼人将仍然自给自足地生活在比基尼，他们的人口数也许依然是161人。但是核试验的确进行了，他们的人口数膨胀了将近8倍。除非现行政策被废止，否则再过39年，比基尼人的人口将增长到1万多人；再过39年，将达8万人。
增长率——重要吗？
（向伦理学家提出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屠杀了比基尼人的话，所犯之罪将被称为“种族灭绝”。美国通过承担起对流亡者的全部责任，完全消除了比基尼人的个人责任。世界对我们所犯的这种罪行给以怎样的名称？）
由于高利贷能够“在名义上”无限期地被持续下去，因此，经济学上的抵消力的必要性逃离了许多人的注意。（债务）指数增长本质的长期不稳定性是不明显的。但是，在生物学被关注的地方，观察者不能长期保持对抵消力的需求视而不见。动物种群量每天每分钟都在从环境中撤退。对“口粮”（用马尔萨斯的术语）的需求从来没有消失。
在一个确定的领域，高利贷的破坏性潜力受到诸如通货膨胀、银行破产、债务拒付，以及国家衰败等不受欢迎事件的控制。那么，如果人类试图控制自己的命运的话，生物生殖的破坏性潜力将如何被防止？简单地说，存在“人口问题”。
在这里，y是在时间t的人口规模，e是自然对数的底，k是比例常数，b代表物种的“生殖潜力”。这一信息也许比读者渴望的更多，它是用来将读者武装起来，反对数学家倾向于在实践中耍弄未蒙数学恩泽的公众的高招。生物生殖方程式与附息货币等式是一样的：只要重新定义符号。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b（生物学中的“生殖潜力”）大于0，不论总数多么小，消耗地球资源的潜能必定受到抵消力的对抗。对高利贷而言，矫正力是各种金融灾难；对生物学，是许多死亡模式。
当我们试图理性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被远在人们理解指数增长的本质和结果之前就被已有的原始假设所干扰。《圣经》的戒律，“多产并增殖”需要加以重新审查。
y=kebt
任何正的增长率都是“小的”吗？
生物学的生殖数学在逻辑上完全等同于高利贷数学。金钱赚取利息，动物生育幼仔。在现实世界，不同的“账户”（物种）以不同的比率赚取“利息”（幼仔）。在任何生殖没有遭遇环境阻力的时期，数学增长方程式的首选形式是这样：
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否认存在人口问题。其他作家勉强承认某一天会出现人口问题，但是他们判定这个未来太遥远而不必担心。他们的否认也许不时被城市烟雾引起的咳嗽、对水泄不通的交通堵塞，或对不动产价格上涨极度痛苦的抱怨所戳穿。但这些与人口增长有联系的不适对于人口乐观主义者似乎是不存在的。
前一章的要点概括为金钱是不孕的。这句大白话有赖于两个假设。首先，我们以“金钱”意指由黄金或发现于地表或地球内部的某种特定物质之类构成需求的东西。（天狼星的某个行星上的不动产不在此列。）其次，由“不孕的”我们意指“不是始终如一多产的”，那就是，不是无限期地产生利息的。倘若复利周期随矫正行动而解体，如第8章讨论的金融灾难，高利贷的繁殖力是可以承受的。
心理上的否认是对不受欢迎的结论的标准防卫。在目前状况下，否定的可理解的理性原因仍然存在。首先，在巨大的变化面前探测到一种趋势总是很困难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全球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被更为剧烈的区域人口的短期波动所掩盖。
出生率，如同高利贷，需要受到控制
考虑一个有100人，以平均每年0.1%增长了70年的中世纪村庄。图9-2显示出我们假设的村庄的人口曲线。终点比起点高了7%；但是，由于可观的年度波动，谁胆敢说人口在增长？今天人口增长速度
那么，对于人口的指数增长，谁的理解更可信呢，弗兰克林还是马尔萨斯·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写道：“科学史教导我们，非常接近正确的理论，并把握住其正确的应用，这是两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在以前都曾被某位没有发现它的人说过。”[1]弗兰克林非常接近于阐述一项普遍的人口理论，但是他做得不够完全。从全面考虑，在人口思想史上，没有必要以“弗兰克林主义者”代替“马尔萨斯主义者”。
是中世纪的许多倍，并且年度波动更小。一种经济学的偏见使大多数人认为1%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不重要的”而可以不加考虑。
《关于人口增长的评论》，1755年
图9-2一个古时候、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村庄的假设的人口史，显示年与年之间的变化比7%的终生增长明显。
总而言之，管理得好的国家像一只水螅；切断其手足，它的位置很快会被填补；把它一切为二，每一个有缺陷的部分都会迅速长得比剩下的部分好。这样，如果你有足够的空间和生活资料，如同通过分割，你可以从1只水螅得到10只那样，你可以由1个国家造出10个人口和权力相当的国家；或者，相当于将一国的人口数量和实力增长10倍。
对于一名政治家来说，所有正的增长率都是好的，因为它们向他提供了更多的选民。（广告商和商人同意他的观点。）1987年，一个加拿大政府机构发布了一份在各种出生率和迁移率假设下，对加拿大未来人口的预测。预测者丝毫没有提及总和人口增长率也许甚至小于1%的可能性：如此之低的速度，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简言之，丰富多产的动植物界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它们相互纠缠和干扰而生成的是生活资料。如果地球表面没有其他植物的话，也许只有一种植物被逐渐播种并蔓延，例如，茴香；如果地球上缺少其他居住者的话，不用几代也许就可以由一个惟一的民族，例如英国人将这些空白填补。于是就有了估计现在在北美的高达100多万的英国人，其中估计不到8万人是飘洋过海而来的，然而，考虑到殖民地向国内厂商提供的就业，不列颠的人口或许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假设每25年，这100万人口翻了番，到下个世纪将超过英国的人口，数量最多的英国人是在海的这边。由海路及陆路，英帝国权力的自然增殖是多么巨大啊！贸易和航海的增长是多么巨大啊！船舶和水手的数目是多么巨大啊！……由于人口的增长有赖于空间，因此，英国应当如何谨慎，以保证有足够的空间？
作为潜意识的并且是有害的偏见的另一个例子，考虑以下从一份文学期刊所引用的话的含义：“在最近几年，对人口增长的杞人忧天者的观点正在撤退，这部分是由于……全球人口增长率不是太快，而是从2%下降到1.7%。”首先，需要提出一个与事实有关的矫正：人口“杞人忧天者”从来没有说增长率本身会持续快速增长，而是（超过一定时间），目前的增长速度是难以容忍的。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增长速度将很快变得不可容忍。
方框9-2 本杰明·弗兰克林论人口
其次，增长速度从2%降到1.7%是没有什么可庆贺的。为了正确地观察问题，将上述两种速度与自人类存在100万年来人口平均增长速度相比较，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每年0.015%（人口翻一番所用时间是4667年）。如果我们将其界定为常态，那么，最近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是从133倍于标准速度到标准的113倍的下降。诚然，这比人口增长速度的上升要好；但是如果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口增长停止的话，那么我们正跋涉在脱离危险的漫漫长路上。
《人口原理》（第二章），1798年
任何向公众进行有关人口演讲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评论：“我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事实上，我们已经达到ZPG——人口零增长。那么，为什么还要烦恼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拥有的人类历史只是社会上层的历史。关于这些退步和进步运动主要发生的地方的人的风俗和习惯，我们少有材料可资借鉴。
这位质问者在报纸上看到的也许是诸如此类的东西：“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速度仍在下降。我们的人口以每年不超过0.7%的速度在增长，并且这一速度有望进一步下降。”但是一个作用于2.5亿人口的每年0.7%的增长率，每年仍会造成175万的人口增长。这远不是ZPG！如果我们忽略移民，这就是当我们接近20世纪末时的美国人口增长。（根据不精确的测量，移民会使这一速度增加1倍。）
为什么与可以自然地预期的结果相比，这种振荡一直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决定性地得到经验的证实，其中的原因有许多。
速度一词显然难以吸引普通的报纸读者的视线。被告之人口增长“速度”正在下降，他的心中极有可能记下“人口数量正在下降”。许多新闻记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种振荡不会引起肤浅的观察者的注意，也许，甚至是思想最敏锐的人也难以计算出它的周期……
至于世界人口，其增长速度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每年略高于2.0%，下降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1.7%。但是，每年1.7%的增长速度作用于50亿的人口基数，造成每年8500万的人口增长——相当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总和。[2]人口增长还要持续多久？这是一个马尔萨斯认为他已经回答了的问题。但是，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他没有。
即使是在最堕落的社会，也可以发现这种对人口的不断影响使人口数量的增加快于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过去供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中分配……在这段贫困时期，对结婚的阻挠和供养家庭的困难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使人口陷入停滞状态。同时，劳动力的廉价和充足，以及扩大产业的必要性，鼓舞着耕种者在其田地上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开垦新的土地、施肥、更完善地提高已栽种作物的产量，直至生活资料与人口的比率最终与我们开始的那段时期相同。劳动者再次获得过得去的舒适，对人口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被放松了，并且同样涉及到幸福的退步和进步运动得以重复。
人口从经济学中消失
假定世界人口为任意数字，例如1亿，人口将以2，4，8，16，128，256，这样的比率增长，而口粮将以1，2，3，4，5，6，7，8，9，10，这样的速率增长。在250年里，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率是512∶10，在300年里达到4096∶13，在2000年的时间里，这种差异几乎是不可计算的，虽然那时的人口将增长到极大的程度……
如果有人就马尔萨斯之后公众对人口的态度建立一幅仔细地用文件证明的图表，那么，这幅图表必定看起来像公园里的滑行铁道旅行。尽管不乏反对者，但马尔萨斯在有生之年得到了英国权力机构的大力支持。（他死于1834年，在维多利亚女王当政前3年。）在他那个时代，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并且在一个世纪之后，依然受到英国的凯恩斯的高度评价。但是在这段时期里，人口理论在大多数经济学著作中的地位却完全改变了。如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所指出：“在1830年，一般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一部会忽略对人口的讨论，而在1930年，几乎没有一部经济学著作谈人口。”这一令人困惑的改变的原因值得思想史学家开展调查研究。
这一增长比率，虽然小于人口增长的最大能力，但依然是实际经历的结果，我们将以此为规律，并指出，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每25年增长1倍，或以几何数级增长……
这幅历史挂毯中无疑贯穿着许多线索。其中之一是学者们对带有微小指数的速度的态度。在带有微小指数的过程的重要性上，经济学学者与生态学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经济学家倾向于忽略这一过程，无疑是因为经济学家专业地处理的速度本身变化得非常快。生态学家，受达尔文的鼓舞，即使是最小的速度都认真对待。在进行非人类的种群研究中，生态学家倾向于将种群变动的速度视为稳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视人口变动的速度为可变的；他们知道大声指出人口变动速度有时会使之发生改变。（经济学是信息可变的科学。）生态学家视指数增长曲线（不论是钱还是有机体）为被冠以“无比精彩”的标题。经济学家仅仅发现曲线上方被封顶。并且，他们几乎不为从现在开始5年以后的世界而操心。
在美国，生活资料比较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比较单纯，所以对早婚的控制也比任何一个现代欧洲国家要少，在25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1倍。
生态学进入历史
方框9-1 马尔萨斯：数学论证的核心
然而，经济学家不应因其对人口原理的忽略而受到特别的指责：他们仅仅采纳了德国人称为时代思潮的东西——一种时代精神。（当然，它有助于创造！）历史学家也受到了同样影响。即使是完全进入了20世纪，一些最时髦的历史书与法布尔所批判的类型也差别不大。本世纪个人创作的最雄心勃勃的历史书是A·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在1934—1961年间，以皇皇12卷出版。它试图无所不包，但是小说《勇敢的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指出了列在方框9-3中的遗漏和缺点。虽然赫胥黎的职业完全是在文学环境之中，但他与生态学有许多家庭联系。他的祖父，T·H·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斗犬”；他的一个兄弟，朱利安在动物行为方面工作卓著，是一位成功的科学普及者；他的另一个兄弟，安德鲁，因在生理学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的一位外甥成为一名仙人掌专家。这个充满科学氛围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奥尔德斯意识到人类生物学的重要性；对于在60年代将“生态学”一词介绍给普通大众，他比其他任何人（可能除了里查德·卡森）都作用重大。
注意弗兰克林和马尔萨斯的陈述在延伸含义上的差异。马尔萨斯试图引起人们对人口指数增长的后果的担忧。相形之下，弗兰克林在说“别担心”：他想减轻英国人对向殖民地移民会减少祖国人口的担忧。生殖将很快填补上向外移民留下的空缺。弗兰克林的随笔始终对生殖的充沛表示乐观；它是人们可以指望从商会中——直到弗兰克林之后很久才发明的一种典范的美国机构——得到的那类消息。
相形之下，A·J·汤因比的杰出的亲戚全都在人文学者一边，这不可能使他敏感于科学事实。然而，对这位历史学家公正起见，有必要指出，在暮年，汤因比认识到在创造人类历史上，环境和生物学事物的重要性。
虽然马尔萨斯没有使用“指数的”这个词，但是，显然在方框9-1的一段中，这位先驱经济学家对指数增长以及它对人口的重要后果具有清晰的概念。他是第一位在这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吗？不全是：在他之前，本杰明·弗兰克林对这一现象略有涉及，但是他在扼要提及之后就丢开了。方框9-2中的摘录揭示了弗兰克林的立场。
是生态学造成了历史知识的最终重构吗？显然不是：每一代人必须重写历史。重写是依照人类理解的最新进展而进行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有比运用生态学和进化的框架更好的了。这当然比上个世纪做得好，但决定性的话从未出口。
新的方向在英国的统治阶级中迅速赢得支持，但是迟至1820年，威廉·戈德温依然否认增长是人口的正常特征：“我们没有可靠的文件以证明人口的任何增长。”如果有人用斜体字印出文件和证明这两个词，戈德温的断言在表面上似乎是合理的，有时能在法庭上赢得一场官司。但是，到1820年，大多数有思想的人已感觉到马尔萨斯充分证明的那种驱动人口增长的自然性。当然，如果要生物学家设想某种动物缺乏这种动力，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方框9-3 环境与历史：赫胥黎论汤因比
黑死病之后的两个世纪，欧洲因向美洲移民而人口减少。当然，战争经常会使特定地区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欧洲内部的迁移重新分配了相当数量的人口。考虑到所有的历史逆流，需要有与众不同的能力才能察觉到一种长期的人口增长。波动是明显的，趋势是难以察觉的：难怪没有几个历史学家意识到长期增长的趋势。如第3章所指出的，历史的最古老的范式是黄金时代和无尽的循环。与这一背景相对，马尔萨斯对现实而平凡的人口增长的强调使许多人大为震惊。他论证的要点再版于方框9-1。由于在他那个时代进步的范式的快速发展，公众很快将增长等同于进步。
在汤因比博士《历史研究》第6卷的索引中，Popilius Laenas提到5次，Porphyry of Batamaea提到2次：但是，在这两个名字之间，你所希望找到的词，人口，因其没有出现而惹人注目。在第2卷中，汤因比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压力的刺激”——但却没有提及其中最重要的压力，对可利用资源的人口压力。这里有一条注释，在其中作者描述了他对Roman Campagna（罗马旷野）消失20年后的感受。“1911年，一名游历Via Appia Antica的学生发现他自己正穿过一片荒野……1931年，当他再次原游时，他发现在这段时间，人类已经将其统治扩展到罗马和Castelli Romani之间地区的所有路段……自结束于公元前3世纪的第一次能源压力之后，Roman Campagna正开始着又一次的能源压力上升。”并且论述就此打住，对于这次“压力上升”，没有提及任何强有力的理由。在1911年至1931年间，意大利的人口增加了800万。其中一部分迁移至Roman Campagna……
无规律（但正常）的人口波动使得意识到人口的长期增长更加困难。由于疾病，一个地区在某一年中减少1%或2%的人口是相当正常的。2%的减少将是平均每年0.1%的增长的20倍。在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期间，仅仅2年时间，欧洲人口就减少了25%。这两年减少的人口是长期平均增长的125倍。
人们也许想知道一些早期饥荒（Famines）的情况，但是在汤因比先生的索引中最相近的就是穆罕默得·法拉克-阿丁和盖乌斯·范尼乌斯之间的一段空白……农业在汤因比先生的索引中没有被提及，虽然西西里产石油被提到两次，斯巴达国王亚基斯4世被提到不少于47次……一个查询“侵蚀”的人……只找到Esarhaddon、Esotericism和Esperanto；一个搜寻“森林”的人，唉，不得不满足于Formosus of Porto。
首先，大多数人口增长发生在欧洲之外。尽管有像马可·波罗那样的报告，但是在欧洲人眼中，欧洲就是世界。目睹着稀疏散布的罗马废墟，18世纪的欧洲人推导出世界人口的下降。
《明天、明天和明天》，1956年
从前，关于世界人口的规模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以下的估计大概不会相去甚远。在大约到孟德斯鸠为止的1300年的时期里，世界人口从约1900万增加到6100万。增长了2倍多，但是一个聪明的欧洲人易于忽略这一变化的方向和程度有好几种原因。
[1] 那些乐于使用“电子计算尺”的人也许愿意玩一玩人口增长中的基础数学。马尔萨斯的“几何”序列现在被术语“指数增长”所取代，其方程式如下所示。方程假设不存在人口增长的环境制约。[img=image/d120.jpg]其中：y=时间t过去之后的人口规模t=时间k=在t=0时的人口规模e=自然对数的底数（2.781……）b=“生物潜能”写在右上角的bt是左侧一项的指数。人口增长曲线是一个指数函数。处于复利下（如果“即刻”产生复利）的财富方程式也是一个指数函数。事实上，如果对字母进行适当的重新定义，它是同一个方程式。不要为e而烦恼：它是一种没有尽头的疯狂数字（2.781…等等，等等。）虽然令人惊奇，但数字e是这个游戏中的一个合法的参与者。至于b，记住，人口增长得越快，b越大。如果b=0，人口增长为0。如果b是负数，人口规模缩减。为了进行计算，对上述方程式取自然对数是有益的：lny=lnk+bt由人口数学产生了一个特别而有用的事实。作为一个相当好的近似值，如果你用70除以人口年增长率，得到人口增长翻一番的时间（年数），肯尼亚，其人口年增长率为4%，人口倍增时间为17.5年（除非增长率改变）。但是，注意，比起不幸的比基尼人，即使是肯尼亚的增长率也相形见绌。比基尼人的增长率是每年5.4%，或者，比肯尼亚的增长率高了35%。同样：用70除以倍增时间可以得出增长率。如果美国早期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如马尔萨斯所假定的那样，其年增长率是2.8%。
在法布尔出生前一个世纪，甚至人口增长的事实都为某些在其他方面博识的学者所否认。1721年，孟德斯鸠非常诚恳地问道：“世界的人口与它曾经拥有的相比是如此稀少，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直到19世纪，进行人口普查还只是偶然发生的行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人口普查的。原始的旅行方式和缓慢的通讯导致难以大范围地计数人口——并且也许是没有意义的。缺乏普查或抽样，于是不得不利用一般印象。当谈及“以前的这个世界”时，孟德斯鸠这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脑海中无疑是罗马帝国的末期。
[2] 在写一本涉及一个变化的人口的著作时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所做的论述在书出版并被阅读时没有显著的错误。此处所给出的数字到1988年年中是正确的。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将变得越来越不准确。重要的是数字的不准确并没有使所得出的要点无效。所列出的北欧国家的增长率都比整个世界慢得多：北欧国家年增长率为0.2%，与之相对，世界其他地方是1.7%。因此，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数字的改变将使此处得出的论证要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有力。那么，所采取的立场是较为保守的。
历史学家用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去理解生物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如法国博物学家法布尔（Fabre,1823—1915年）所说：“历史赞美我们面对死亡的战场，但是不屑于谈及我们赖以繁荣的被耕耘的田地。它知道国王私生子的名字，但是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的起源。”无疑，法布尔的批评有助于一次又一次反对旧式的历史。现在所写的历史书范围更广，更有趣。其中一些甚至提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