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六岁生日前夕，父亲割喉自杀了，留下母亲和五个小孩，三个女孩比我大，一个（孩子）比我小。”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接着，她详细讲述了她和姐姐们是如何决定在戒酒誓约上签下名字的，根据誓约，她们承诺绝不饮用任何“烈性酿造酒”。除了大姐安妮，其他人都恪守誓言。“我们试图规劝那个嗜酒成瘾的姐姐戒酒。她已经结婚，过得不错。她一次又一次地在誓约书上签字，并设法遵守承诺，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诱惑而堕落。”
1889年，《蓓尔美尔报》上刊登了一则来信，写信者是一名坚定的禁酒主义者和虔诚的基督徒。在整个19世纪，报纸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件，信件来自禁酒运动的大量拥护者，他们力图限制酒精的买卖。然而，这封信与其他信不同，没有老生常谈的谴责和对《圣经》的引用。信是骑士桥的一位女性教友写的，署名是米丽安·史密斯。
安妮终生都在和酒瘾抗争。米丽安表示，姐姐安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酗酒的“诅咒”，而且这个毛病“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到底是多年轻，她没具体说，但是经历了手足去世，不久后又离家帮佣，安妮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发现了酒精有抚慰人心的功效。酒精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除了那些遵循戒酒誓约的家庭，任何中产之家里都常备白兰地、雪利酒、甜酒或某些烈酒作为“补药”饮用，用于治疗从头痛到感冒、发烧、牙痛的任何疾病，或是涂抹在出牙期小孩的牙龈上。酒和药几乎是一回事：兑水的热白兰地被当作安眠药，可驱寒祛病。从咳嗽到风湿，不管治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店售药剂的主要成分都是酒精。“一剂药”和“一点酒”可能连尝起来、嗅起来都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药品中经常会添加诸如鸦片酊或可卡因之类的成瘾物质，频繁饮酒或服药常常会导致相似的结果——产生依赖性。
7 酒瘾缠身
像许多酗酒的人一样，安妮在上瘾初期、还在做女仆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爱喝酒已经成了一个问题。19世纪中期，工人阶级的主要消遣方式，仍然是在附近的小酒馆里把酒言欢、呼朋唤友，佣人们在闲时或假日便会聚在这些酒馆里。酗酒成性只有在影响到工作时才成问题；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当成瘾这一概念被提出后，酗酒就有了更多道德上的负面含义。醉酒，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醉酒，被认为是一个人堕落品性的体现，反映了他们“放任自流”的天性、糟糕的判断力、精神上的软弱和游手好闲的作风。更重要的是，明显的醉酒会让人联想起穷人和“没教养的”工人阶级。那些希望以中产阶级自居的人——就像安妮在婚后做的那样——会试图掩盖或否认他们日益增长的酒瘾。对于橱柜里备着药用白兰地、甘露酒或威士忌的人来说，这点不难做到，再加上当时的环境下，对付头痛的办法也不过是去大街上的药店里买一瓶掺了鸦片酊的酒。必要时，连婴儿的祛风剂也可以喝，反正神不知鬼不觉。
每次活动，王室一行都会乘坐五辆四轮敞篷马车，由“温莎王室马厩派来的御用枣红马与灰马”牵引着，从山庄出发前往雅士谷。在车前和两旁身穿制服的骑手簇拥下，他们沿着车道前进，穿过温莎森林，所有庄园的人都在围观这一盛况。下午他们返回时的景象也同样激动人心：女士们戴着软帽和面纱，上面装饰有褶边、羽毛和花朵，雅丽珊郡主顶着一头无可挑剔的卷发，威尔士亲王头戴帽子，蓄着倒三角形的络腮胡，体形臃肿，脸上意兴阑珊。傍晚时分，人们可能会看到他们在弗朗西斯·巴里的院子里散步，身后拖曳着耸起的裙摆和长长的影子。圣伦纳德山庄为巴里助了一臂之力，让他在亲王的社交圈站稳了脚根。王室成员和他们的随从以后还会来到此地，参加更多的晚宴和活动、射击派对与赛马会。狂欢的声响、音乐和笑声会从大宅飘进不远处的马车夫小屋里：这是孩子们有自己卧室的小屋，这是有会客室的小屋，这是岁月静好、本应让人心满意足的小屋。安妮的全部故事本应如此。故事的结尾本该是一家人在绅士的庄园里过着安静、舒适的中产生活，查普曼夫妇勤勤恳恳地攒钱供孩子读书，等约翰退休后在温莎买下一栋自己的小房子。他们的女儿们彼时可能已经长大成人并嫁给了当店主、职员，甚至律师的中产男士。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能会通往一个大不一样的结局，如果安妮·查普曼不是酒鬼的话。
在一段时间里，尽管瞒不过家人，但安妮尚可以瞒住她的酒瘾不让外人发现。喝酒的冲动常常是由孤独所致，尤其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发生在那些丈夫整天不着家的年轻妻子中间”。吊诡的是，这正是阶级跃升的矛盾所在：一个不用工作、请得起女佣、孩子们都在上学的妻子，总得做些什么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作为一名马车夫，约翰一大早就要出门工作，很晚才能回家，这使得家里总是冷冷清清，更别提他也许压根儿不回家。约翰的工作很可能得陪主人出游，一去就是好多天，安妮想必十分孤独，特别是在查普曼夫妇搬到圣伦纳德山庄后。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妇女往往会“养成‘小酌’的习惯”，借酒消愁。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女士沙龙酒吧”的出现意味着在公共场合微微“小酌”也不再有失体面。道德家抱怨说，“妇女在购物时进沙龙酒吧喝一杯，如今变得司空见惯了”，人们经常能见到衣着光鲜的女士同她的丈夫或儿子一起喝点小酒。到1870年，伦敦已拥有两万家酒馆，因此安妮不管在家中还是外头都不乏“放松一下”的机会。
1881年6月15日，巴里慷慨地借出了自己的房子，用于举办雅士谷赛马周的王室宴会。圣伦纳德山庄所接待的宾客中有剑桥公爵、斯宾塞伯爵及伯爵夫人、朗斯代尔伯爵夫人、法夫伯爵、克朗梅尔伯爵、可敬的H.卡尔·格林海军少将和他的妻子，以及威尔士亲王的一些富豪朋友，他们喜欢赛马，也喜欢亲王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按照计划，众人将于周二和周四去观看两场准国家级赛马比赛，然后参加一系列的私人娱乐活动，包括在附近的弗吉尼亚水村举行的野餐和泛舟派对，以及倒数第二晚在圣伦纳德山庄为“部分邻里”举办的小型舞会。这场为期一周的山庄宴会应该筹划了好几个月，当约翰忙于应付王室客人的车马时，安妮或许就在远处看着这副光景。
约翰之所以决定接受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提议去圣伦纳德山庄工作，也许正是考虑到了安妮的酒瘾，希望能借此让她远离城市生活的诱惑。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只要想喝，总能在身边找到酒。远离母亲和妹妹们，安妮很可能愈发感到寂寞无聊，这只会加剧她用酒精自我麻醉的欲望。外出购物时，顺道去一趟温莎的酒吧是很容易的，克莱沃和戴德沃斯村庄的酒吧同样如此，离家走一会儿就到了。
一个人越是接近高于他的社会阶层，他就越有机会跻身其中，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同样明白这个道理。自1878年圣伦纳德山庄建成以来，巴里就一直在按照计划努力，通过一次次的晚宴和聚会宣告自己搬到此地。他获得了和克莱沃的老牌地主们——丹尼尔·古奇爵士、西奥多·亨利·布林克曼爵士和埃德蒙·本森·福斯特——同等的地位，但最终，让巴里赢得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和雅丽珊郡主友谊的，不是他的欢宴款待，而是圣伦纳德山庄的地理位置，山庄距离雅士谷赛马场仅六公里。
设法让安妮远离酒精，只是这对夫妇在共同生活中面临的难题之一。米丽安·史密斯在寄给报纸的信中透露，她姐姐在结婚后生了八个孩子，然而“有六个是（酒精）诅咒的受害者”。安妮的头一胎，艾米莉，出生时看上去健健康康，但到了八岁，开始受到癫痫病的折磨。在当时，或许没人把艾米莉的病和她母亲的酒瘾联系在一起，但今天人们认为，母亲在怀孕期间饮酒可能会导致此类疾病。1872年3月5日，安妮生下了二女儿艾伦·乔治娜，但她不到一天就夭折了。次年，安妮·乔治娜出生了，患有现在所说的胎儿酒精综合征，其身体特征是小而分得很开的眼睛、薄上唇和平滑的人中——这在她的童年照片中清晰可辨。安妮这两个女儿曾短暂地添过一个妹妹，取名乔治娜，生于1876年4月25日，只活到了5月5日。在查普曼夫妇离开伦敦前夕，安妮于1877年11月生下了乔治·威廉·哈里。这个婴儿出生时就体弱多病，11周后便离开了人世。很快，安妮再度怀孕，并于1879年7月16日在圣伦纳德山庄生下了米丽安·莉莉。她比哥哥少活了一个星期，在10月份去世。1880年11月21日，约翰·阿尔弗雷德降生。这个男孩是查普曼夫妇生的最后一胎，患有瘫痪症。正如米丽安在信中所说，对安妮一家而言，造成这一连串悲剧的元凶是显而易见的，安妮本人或许也心知肚明。19世纪末的科学已经开始发现并揭示了母亲饮酒会对胎儿造成危害。早在1878年，一份医学杂志就断言，有大量证据证明“父母在产前和产后酗酒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高于其他任何因素”。当意识到自己的酗酒很可能是子女遭受病痛折磨的原因，安妮只怕为无法控制自身的酒瘾陷入了更深的绝望。到了1881年，安妮一边要和酒瘾斗争，一边还要照顾一个残疾的婴儿，此中的艰难或许是她在约翰·阿尔弗雷德大约四个月大的时候回娘家待了很久的原因。据信，在伦敦时，安妮曾试图找一家合适的儿童医院，让儿子住进去。
社会地位成功地攀升了一级，这令安妮倍感自豪——有时甚至有点自鸣得意。1881年春天，约翰留在圣伦纳德山庄，而安妮带着孩子们回蒙彼利埃广场29号探亲。在娘家小住期间，安妮恰好碰上了当年的人口普查。当普查员问起约翰的“身份、专业或职业”时，约翰会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马车夫、家仆”。而安妮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自称是“一名育种马夫的妻子”。虽然约翰的职责完全有可能扩展到了为巴里购买和饲养赛马，但安妮对自己的定位表明她很想出人头地。很少有仆人的职位能像育种马夫那样受到乡绅们的尊重。作为替主人管理赛马的人，育种马夫对马的了解和他培育冠军马的能力使他宛如某种先知。主人会认真听取育种马夫的意见，以礼相待，在这一前提下，阶层的界线也许会被稍微打破。育种马夫有别于在马厩工作的其他人，他可能会受邀与其他热衷运动的绅士一起饮酒作乐，参加赛马会，并和主人同席用餐。这样一来，约翰的地位就会远远超过一名马车夫；他将成为上流社会的心腹知己。
初春，安妮回蒙彼利埃广场29号探亲时，妹妹艾米莉·拉蒂夏和米丽安已经在沃尔顿街128号自立门户做起了裁缝，沿着沃尔顿街一直走，就能走到最近扩建的哈罗德百货的后门。根据米丽安的说法，她和姐妹们在“听过一次有关基督徒和完全戒酒的布道”后皈依了长老宗，并发誓滴酒不沾。彻底禁酒这一立场，尤其受那些一只脚随时要掉出中产生活的人推崇。它还与流行的“自助”哲学相辅相成，这种“自助”哲学将贫困归咎于自食其果和自毁前程。通过戒酒，勤劳的人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能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安妮的妹妹们不仅赞同这一信条，而且靠着遵守信条，小日子越过越富裕。在家人或神职人员面前签署“戒酒誓约”，意味着庄严承诺滴酒不沾，并遵守伴随着禁酒主义的一切原则：克制冲动、节制欲望、修身养性。从米丽安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安妮确实极力想戒酒，但发现戒酒难于登天。妹妹们曾多次说服她宣誓，为她祈祷，与她一起面对困难，却总是功亏一篑。1881年安妮回娘家探亲的那段时间里，妹妹们很可能目睹了她是如何深受酒瘾的折磨，她的酒瘾是多么深入骨髓。
如果安妮的抱负是正式跨入中产阶级，那么来到圣伦纳德山庄就让实现这个梦想指日可待了。住进了大房子里，收入也丰厚起来，查普曼太太便会雇一名打杂女工或日间女仆来协助她做一些比较费力的家务事。等一家人适应了新的生活，查普曼夫妇就盘算着把九岁的艾米莉·露丝送到温莎“一所非常有名望的”年轻女子学校里去。不上学的时候，安妮和孩子们可以进入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名下的公园和森林，在那里散步和嬉戏，如果马车夫的妻子想去温莎的商店逛逛，她可以差一辆庄园的“飞行”马车送她进城。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安妮与酒瘾的搏斗达到了顶峰。那年11月底，她12岁的大女儿艾米莉·露丝生病了。孩子先是发高烧，接着身上开始蔓延红疹，眼前的景象会让安妮回忆起猩红热的征兆和症状，这种疾病在她小时候曾给家里带来过浩劫。医生来了好几拨，最后告知艾米莉的母亲，孩子患的是脑膜炎，症状和猩红热相似，且同样凶险。女儿突如其来的重病似乎让安妮措手不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艾米莉的病情不断恶化，安妮为了寻求安慰又开始重蹈覆辙——她抓起酒瓶，酒精麻痹了她的痛苦。当女儿于当月26日去世时，做母亲的并没有陪在她的床边。相反，是当地一个农场工的妻子卡罗琳·埃尔斯伯里照顾着临终的女孩，这人可能同时担任着查普曼家的打杂女工。
作为圣伦纳德山庄的高级仆人，约翰和家人可以住进马车夫专属的房子里，位置就在马厩的院子对面。对于习惯了伦敦马房生活的安妮来说，这是个重大的进步。马车夫小屋比马房大多了，包括一间会客室或正式的客厅、一间起居室（一家人在这里用餐并度过大部分时间）、厨房、洗碗间、洗衣房、食品储藏室和三间卧室。装在精致相框里的家庭照片，如今有了一个合适的房间来展示。
入秋前的某个时候，当地警察和温莎的地方法官们就已经知道安妮是个会在光天化日下喝得醉醺醺的酒鬼了。有人看到她在村庄之间和通往圣伦纳德山庄的路上游荡。从各方面的说辞来看，这位马车夫的妻子与其说是丑陋的酒鬼，不如说是一个哀伤、愁苦、安静的人，心中的悲痛让她不堪重负。而在那11月的最后一周，女儿的去世使她痛不欲生。
巴里是个精明的企业家，他在1872年买下了圣伦纳德山庄，这显然是为了将自己和家人置于女王的眼皮底下。这处25公顷的地产位于温莎附近的克莱沃村，据说“站在东边的草坪上可以看到城堡最恢弘的景致”。此外，山庄还以附带超过“90公顷的古老公园和森林”著称，那里是“巨大的橡树、高耸的山毛榉、榆树、冷杉和红杉”的家园。不仅如此，山庄本身的来头也不小。庄园于18世纪为瓦德格雷夫伯爵夫人玛丽亚建造，后来被哈考特伯爵买下，数代相传。然而，当巴里收购它时，他打算用最摩登的风格打造一座优雅且令人肃然起敬的宅邸。实现巴里设想的任务交到了建筑师查尔斯·亨利·豪威尔的手中，后者开始以时髦的法式城堡风格建造属于实业家的宫殿。尽管豪威尔保留了一些原有的18世纪的房间，但他重建了房子的大部分，并增加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才有的特色。当客人步入圣伦纳德山庄那墨西哥缟玛瑙饰边的中央大厅时，迎接他们的是富丽堂皇的楼梯和描绘着希腊神话场景的壁画。接待客人的房间都很气派：一间餐厅、大大小小的休息室、一组桃花心木门，还有一间玻璃花房。楼上有六套卧房，由于日本装饰正风靡一时，其中一套卧房在巴里的要求下，完全采用了日式风格进行装修。在一楼，有台球房、吸烟室和棋牌室以及图书馆，可供巴里尽情消遣。巴里希望圣伦纳德山庄拥有最现代的便利设施，因此叫人安装了早期的中央供暖系统，除此之外山庄还配备有传统的壁炉、煤气灯照明、热水管道、厕所和两部运输物品用的液压式升降梯。管理这样一栋宅邸，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员工班子，所以豪威尔开辟了一处足以容纳30名仆人的员工宿舍。约翰·查普曼不仅要驾驶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马车，还要负责维护和监管马厩区的运作。和东家的家宅一样，马厩区要操心的事也不在少数。马厩的建造风格与大宅相似，可容纳不下30匹马和数驾马车。上任后，约翰领导着两名马倌、四名马夫和一名第二马车夫。管理马厩账目，以及订购饲料、所需物品和装备的工作也由约翰负责。鉴于巴里是该地区最富有、最显赫的地主之一，约翰的职责便是代表主人高坐在擦得一尘不染的马车之上，脸刮得光光的，头戴大礼帽，脚蹬一双锃亮的靴子。对于温莎的大多数村民和居民来说，除了驶过的马车，他们根本无从了解巴里，因此马车夫必须确保主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无可挑剔。
我们不知道安妮走丢了多久，也不知道人们最后是在哪里找到她的；也许她躲在某家小酒吧里，又或者她踉踉跄跄地走在克莱沃村的路上，想要暂时忘掉一切。无论情况如何，她的行为都足以引起家人的严重不安。30日，也就是查普曼夫妇为女儿下葬的同一天，安妮的妹妹艾米莉和米丽安急忙去伦敦郊区的斯佩尔索恩疗养院考察了一趟。
像许多19世纪的工业家一样，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来自一个相对普通的中上阶层家庭。他出生于1825年，16岁时完成学业，随后便一头扎进商海。他先是在西班牙北部确立了自己作为商人的地位，接着开始探索葡萄牙铜矿中的潜在商机。他靠铜矿发了财，最终创办了一家成功的矿业公司——梅森＆巴里公司。很快，让他的社会地位得以跃升的荣誉和职务纷纷找上门来。1872年，他被任命为驻厄瓜多尔共和国的总领事，1876年，他被授予葡萄牙巴里男爵的称号。不过，想要在英国获得类似认可的话，那就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策略了。直到1890年，他才被选为温莎地区的国会议员，九年后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了他准男爵爵位。
1879年，公众对酗酒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关注，《酗酒条例》应运而生。这项法令旨在为酗酒者提供戒酒治疗而非把他们关进监狱受罚，从而建立起精神病院或疗养院，以治疗那些“因习惯性酗酒而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或没有能力管理……自己及……自己的事务”的人。患者将自愿或“应其友人的申请”入住这些“疗养院”，按规定他们至少要接受一个月时间的治疗，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费尔特姆的斯佩尔索恩疗养院就是这样一个机构，专为治疗女性病患而设计，主要收治中产阶级妇女。
拍下最初那张照片的时间点很重要，因为查普曼夫妇的生活就是在那个当口起了变化。艾米莉·露丝的照片很可能其中一张是印来留给她的外婆做纪念的，因为到了1879年初，约翰已经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担任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马车夫。巴里是位相当富有的绅士，在伯克郡拥有一处农庄，如此大好机会对查普曼夫妇来说是千载难逢的。
1882年12月9日，斯佩尔索恩疗养院的管理日志上写道：“查普曼夫人到达——由她的妹妹从温莎领过来。”根据米丽安的描述，安妮“自愿……进入这家酗酒者疗养院”。入院流程包括在一位太平绅士见证下，向斯佩尔索恩的院长写一封正式的申请信。由于安妮的东家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在伯克郡享有太平绅士的头衔，因此巴里兴许在安妮入院治疗的过程中也出了力。
正如安妮在结婚时做过的那样，她后来也坚持要给女儿们照相。1878年年末，安妮替八岁的艾米莉·露丝穿上她最好的衣服：一条格子呢的连衣裙，领口处装饰着一个大蝴蝶结，胸前有一排纽扣。她为她穿上条纹长袜和靴子，并在她齐肩棕发的头顶处系了一条缎带，最后作为点缀，在她脖子上挂上了一串女孩气的夸张珠链。接着母亲便把她领到了布朗普顿路的伍德公司工作室。摄影师作为哄孩子的专家，能叫最不听话的孩子也乖乖就位，他让肤色苍白、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艾米莉把胳膊肘靠在一张写字台上，仿佛是在教室里摆姿势一样。三年后，同样的流程再次在安妮·乔治娜身上上演。某次带孩子去看望外婆时，安妮给小女儿穿戴上了姐姐以前的裙子和珠链，沿着布朗普顿路来到萨奇兄弟的工作室。她给摄影师看了艾米莉·露丝的照片，指示摄影师让稍健壮一些的安妮·乔治娜摆出一模一样的姿势，只有背景不同。当两个女儿的相片并排放在一个相框中时，在同样年纪拍下照片、穿着同样衣服的姐妹俩，仿佛在凝视着彼此。
几位史密斯小姐很可能在她们的姐姐迫切需要斯佩尔索恩的帮助之前就对那里有所耳闻了。疗养院的创办者，住在骑士桥的安特罗布斯家族，应该会把他们这一慈善事业知会给当地的神职人员，借后者之口宣传给教区的居民。由于嗜酒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意志薄弱，因此疗养院提供的戒酒治疗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不过，除了规定每天参加礼拜外，疗养院的日程安排也试图纠正患者的身心习惯。斯佩尔索恩疗养院占地1.6公顷，周围环绕着紫杉树和乡间小路，人们认为那儿的环境清净怡人、有益健康，还能改善精神状况。院里的设施和宿舍位于“一座漂亮的乡村别墅”里，布置有“鲜艳的条纹床罩、合适的绘画和经句”以及“朴素而锃亮的家具”，目的是让“思想远离自甘堕落的念头”。该机构鼓励“患者”（为了不“伤人自尊”，院内用这个词代替“被收容者”）散步和自娱自乐，其余时间里患者则要耕种两个菜园，或在洗衣房里干活儿，清洗、晾晒并熨烫自己和其他患者的衣服。院方反对任何形式的游手好闲，因为这往往会勾起人的瘾头。与此相对，院方允许妇女阅读，并鼓励她们织毛线、做女红，这些手工作品会在董事会成员和捐赠者来视察的时候进行展览。当妇女表现出一定进步时，她们会在引导下慢慢地重新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及其诱惑。这通常包括在别人的陪同下到附近走走，甚至坐车去隔壁的豪恩斯洛购物。被收容者还会定期得到消遣的机会，像是“音乐之夜”或是集体去伦敦游玩，这大概是为了避免她们陷入忧郁和绝望，已婚患者尤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生活在伦敦对私人马车夫来说益处良多，但约翰的工作可能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一些雇主会在客居首都的时候雇用员工，但他们往往只在伦敦待几年或一两个季度。理想的情况是找一个更长期的工作，东家拥有土地，主要住所不在伦敦。鉴于降临在史密斯夫妇身上的一连串悲剧，安妮和约翰之所以留在伦敦，很可能是因为安妮不愿与亲人分开。由于约翰是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他或许也背负着压力，要照看好露丝、艾米莉、乔治娜、米丽安和小方登的生活，方登最近刚在威斯敏斯特的灰衣学校争取到一个寄宿生名额。即便在婚后，夫妇俩也经常回家探望，并在蒙彼利埃广场29号小住几天。1870年，安妮要生第一胎了，她没有把露丝叫到自己家帮忙，而是回到娘家这个避风港，等待第一轮阵痛的到来。6月25日，她生下一个女孩，她给女儿取名为艾米莉·露丝，纪念与她血肉相连的两个女人。到1873年，这个孩子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安妮·乔治娜。
安妮同意接受为期一年的治疗计划。根据管理日志，她在斯佩尔索恩过得比较平静。偶尔会有一些女人惹是生非，她们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酒精，于是撕烂自己的衣服、砸坏家具，或者以暴力方式发泄，安妮的名字不在此列。院方也允许安妮接受家人探望。12月30日，在她进疗养院后不久，日志记录了“查普曼太太的丈夫打电话说要来看她”。约翰一定是非常担心他的妻子，才会在圣诞社交活动的高峰期向巴里夫妇告假。也是约翰在支付安妮的治疗费用，每周要花12便士。
约翰和安妮尤其符合这种情况。在他们结婚后的头八年里，约翰服务过住在昂斯洛广场的一户人家、一个住在圣詹姆斯杰明街附近的雇主，还“为庞德街的一位贵族工作过”。他们的小房子位处帝国伦敦的阴影下，不远处就是蓓尔美尔的绅士俱乐部和白金汉宫的大门。安妮每天散步都会经过皮卡迪利和庞德街上亮着煤气灯、闪闪发光的商店橱窗，穿过伯林顿拱廊街，那里展示着五颜六色最时兴的帽子、鞋子、手杖、玻璃制品、珠宝、蕾丝、手表、雪茄、鲜花和葡萄酒。繁忙的大街上，政客和交际花坐着车飞驰而过，前往威斯敏斯特或新建的标准餐厅喝下午茶。面对这些消遣，安妮很可能不只是个旁观者，还参与了几分。约翰的工资够她进行一些消费：一副手套、一顶漂亮的软帽、一本哈查兹书店的书、进埃及厅或伯林顿府皇家艺术研究院一窥珍奇藏品。
在出院前不久，即1883年11月，安妮似乎获准短暂回家一趟，这也许是为了评估她是否准备好了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她看来通过了这个简单的测试，并于14日返回斯佩尔索恩，以完成她最后一个月的疗程。12月20日，她在护士劳拉·斯奎尔的陪同下正式出院，据记录，劳拉“带着查普曼夫人去温莎与她的丈夫团聚”。
在社会上，和贴身男仆的家庭相仿，伦敦的私人马车夫及其家人虽属工人阶级，却身处尴尬的真空地带。马车夫被描述为仆人队伍中“最重要且最惬意的一个……主持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机构；马匹、马车和马厩都由‘帮手’照料”，而他“端坐高位，目视前方，表情冷漠肃穆”。私人马车夫的优越地位往往会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妻子，产生高人一等的错觉。梅休评注道，大多数马车夫都会吹嘘说，做马车夫的老婆意味着不必工作，因为他们“完全能让（他们的）妻子不必屈尊去做活儿”。有些家庭足够富裕，可以雇用属于自己的女仆，甚至能送女儿去寄宿学校念书。然而，这些中产阶级生活的表象与他们住在狭窄马房中的现实格格不入，马房中挂满了晾衣绳，散发着马厩的气味。尽管如此，他们寒酸的小家仍坐落在该国最尊贵的地区之一，家中通常有三四个房间，其中一个被设计成体面的客厅。
那年的圣诞节和新年对查普曼一家来说，应该是一段快乐（且远离酒精）的日子，一家四口整整齐齐。正如米丽安所写的，她的姐姐“出院后变了一个人——现在是一个神志清醒的妻子和母亲，一切都称心如意起来”。
在19世纪60年代，根据东家社会地位的不同，约翰的年收入预计在35—80英镑之间。这还没算上小费，算上后他的收入就更高了。主人通常还会为马车夫提供至少一到两套干粗活儿时穿的马厩服，以及一套号衣（或制服），其中要包括两双靴子和两顶帽子——因为众所周知，恶劣天气下靴子和帽子很容易被风卷跑。这些好处能让约翰一家过得还不错，夫妇俩存得下钱，两人的心气或许也跟着高了起来。
安妮的妹妹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活像是禁酒手册中的一个警示故事。在安妮与家人团聚的几个月后，约翰患上了“重感冒”。由于“他必须出门上班”，所以他“喝了一杯热威士忌”，好增强自己对坏天气的抵抗力。在家里有酒的情况下，真亏了安妮这段时间里能一直抵挡住诱惑。约翰“始终很小心，从不当着她的面喝酒”。他“喝完酒，在出门前同她吻别。在那个吻中，酒精的气息传递了过来，她所有的瘾都回来了”。
安妮，作为贴身男仆的女儿，嫁给绅士手下的马车夫可谓好事一桩。约翰·查普曼不是出租马车车夫，那种车夫会拿着一杯白兰地在酒馆里转悠，脏话连篇，晚上经常就睡在马车后座；他也不是麻烦的公共马车车夫，拉着一车普通工人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地跑。私人马车夫受雇于富裕家庭，作为首席或第二车夫为主人驾车。首席马车夫负责驾驶较大型的上等马车，比如需要两匹马拉的四轮大马车，单匹马拉动的车则归第二马车夫驾驶。与安妮父亲担任的职位一样，安妮丈夫的车夫身份使他在仆人中的地位仅次于最高的那一级。不同于其他大多数围着家中打转的家仆，马车夫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果车夫已婚，那么他和家人一般会住在马厩旁或马厩楼上的马房里，方便监督马倌干活儿，以及保养主人的车马。尽管他也可能会选择在管家房里与上层仆人一起用餐，但更多情况下，他会和妻子一起在自己家里吃饭。在伦敦，一些豪宅配有自己的马房和马厩，马车夫可以免租金居住，又或者主人会付给马车夫一笔补贴，让他自己找地方住，只要在附近就行。
根据米丽安的叙述，毫不夸张地说，那个吻让安妮拼命达成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
这对新人于当年5月1日在骑士桥恩尼斯莫尔花园的诸圣堂举行了婚礼，从安妮还是小女孩时起，全家人就在这里做礼拜了。新人和婚礼队伍很可能是从蒙彼利埃广场走过来的，安妮怀着自豪的心情，在大喜之日穿过邻近的街巷，风光了一把。艾米莉作为安妮的证婚人签了字，约翰则由他的同事，一个叫乔治·怀特的马车夫陪同出席，据说这对新婚夫妇结婚后不久就和怀特合住在了一起，地址在布鲁克斯马房北街1号。
她一定翻遍了每一个房间想找到那个酒瓶。最终她有没有找到已经不重要了。“她离开了家”，而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成了一个醉醺醺的疯女人”。
在19世纪中期，用银版照相法记录自己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因此查普曼夫妇可以选择以廉价、简单的方式纪念他们的新婚。只要花5先令，就能订制一套三张的肖像名片，即贴在卡片上的6.5厘米×7.5厘米的小照片。小影楼迎合经济条件较好的工人阶层，为顾客拍摄没有家具和背景的朴素照片，但约翰和安妮渴望拥有一张更能表达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照片，而且他们愿意为此掏钱。两人选拍的是橱柜照片，尺寸更大，适合装裱，可以摆在中产家庭客厅的壁炉架或边桌上。
在经过一年多的好转之后，这次失败完全击垮了安妮。“她再也没有试过戒酒。”她的妹妹哀叹道。安妮对她说：“戒酒是没用的，没人能懂这种可怕的挣扎……除非我能一辈子不看到酒、不闻到酒，不然我永远无法自由。”她的话中充满了慢性酒精中毒者的彻骨之痛。
当摄影师取下相机的镜头盖，将底片暴露在光线下时，他捕捉到了安妮和约翰在1869年5月时的模样。查普曼太太很熟悉她在骑士桥的人行道和海德公园的林荫路上看到的那些流行时装。她背靠椅背坐着，裙子底下束身衣的形状依稀可见。她的礼服是格子图案，胸前有一排黑色的小纽扣，袖口和肩膀处有深色滚边，礼服下面是底部略收的钟形硬质裙撑，非常符合1868年至1869年的时尚。虽然查普曼夫妇并不富裕，但安妮的打扮不缺饰品。除了结婚戒指，她的耳朵上还挂着圆圈形的小金耳环，领口处别有一枚大而华丽的胸针，与此同时她的腰上系着一条暗色腰带，上头有一个显眼的镀金扣。约翰也是如此，他身穿长袍外套，双腿交叉着，一边胳膊轻松地靠在家具上，露出怀表上的金链和坠饰——怀表乃马车夫的必备之物。尽管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安妮和约翰都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俊男美女，但他们都透着一种自信的气质。安妮的深色头发用流行的样式编成发辫，拢在额头两旁，宽阔的额头下方，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镜头。约翰骄傲的神情与安妮相配，嘴角下撇，很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
约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妻子故态复萌，又开始在圣伦纳德山庄里醉醺醺地徘徊。在过去，巴里家对马车夫和他妻子的问题一直很宽容。她之所以会住进斯佩尔索恩，也许就是因为东家发出了温和的最后通牒。现如今巴里一家挤进了最顶层的社交圈，他们不能再在自己的地盘上窝藏一个臭名昭著、反复无常的酒鬼，这太丢脸了。送安妮去斯佩尔索恩是为了治好她，而这个计划的失败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弗朗西斯·巴里向他的马车夫表示，他不会再纵容查普曼太太了。要么约翰把她逐出家门，要么巴里就把约翰解雇。
像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婚夫妇一样，约翰·查普曼夫妇预约了去照相馆照相。为此，他们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夫妇俩到达布朗普顿路的照相馆后，约翰摘下帽子，两人被领到照相馆的一角，角落里展开着一幅作为背景的画，旁边摆有几件家具。选中这个场景的不是新人就是摄影师：画上是宜人的户外景色，一级级花园台阶通向远处的教堂。画布两侧垂落着帷幔，目的是让拍照的人看起来像在一扇大的景观窗前留影。安妮被安排在画面中央，坐在椅子上，约翰则按照指示站在她身边，随意地靠在一个木头和石膏材质的台座上。由于这是一张纪念新婚的照片，摄影师将一本《圣经》放在了安妮的腿上。作为一名妻子和未来的母亲，婚姻中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都将由安妮来替全家人捍卫：忠贞、能生养、心地善良、低眉顺眼、俯首帖耳，并且身心纯洁。
尽管约翰从1879年起就为他的主人效力，但他若想拿到那种必不可少的推荐信，另寻一份高薪或体面的工作，那纯属异想天开。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一个还是严重残疾，他有必要为孩子做长远打算。
6 查普曼太太
两人决定就此分开，尽管看起来是友好分手，但这不代表双方就不心碎。纵使妻子酒瘾缠身，约翰仍对她尽心尽力，这无疑是出自真爱。如果他只是将孩子们的母亲扫地出门，把不堪一击的她放逐到社会上去，那就有违他的为人了。正如送安妮去斯佩尔索恩时，她的娘家人都出力了，在决定安妮如今去哪里安身的时候，娘家人同样参与其中。当约翰安排每周向安妮支付10先令作为生活费时，他准是想着送安妮回娘家住。回到蒙彼利埃广场29号后，露丝以及安妮的弟弟妹妹就可以照看她了。每周10先令，刨去露丝照顾女儿的生活开销还有不少富余，这让安妮可以购买一些提升幸福感的东西，以及少量她已经习惯的中产阶级奢侈品：香皂和便宜的珠宝。约翰认为，在妹妹们的照料下，安妮会过得更好，甚至有机会恢复健康。有了亲人的支持，安妮兴许就没事了。
可以想象，安妮在她少有的休假日里，在自家厨房遇见了母亲的房客。又或者，约翰走进这家人生活的时候，安妮还住在家里。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两人之间萌生了一些感情，虽然很难说这究竟是不是爱情。对于一个大好年纪都在做帮佣的女性来说，27岁还没结婚倒也不稀奇，不过要是拒绝了这次机会，她也许就要做一辈子世人眼中可怜的老处女了。除开尚是孩子的方登，史密斯一家现在全是娘子军，领头的是个寡妇。如果能迎进一个有稳定收入的男人担任一家之主，那就再好不过了。这将是安妮的重大时刻。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成功，完成社会对她的所有期待：不仅仅做家中的帮手，而且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成为女主人，最重要的是，成为妻子和母亲。
8 深发安妮
一天，这个男人出现在了蒙彼利埃广场29号门口并询问租房的事，关于他，人们知道的信息很少。虽然他和露丝同姓，但两家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不过这种共同点肯定让房东太太从一开始就对他心生好感。约翰出生于1844年，来自萨福克郡纽马克特的一个“养马人”家庭。当地以赛马和养马闻名，这让查普曼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如何照料这些动物。他和他的四个兄弟从马厩小工和马倌起步，刷马、喂马和驯马，最终通过努力当上了马车夫。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约翰把工作地转移到了伦敦，可能是有某户人家雇用了他。
虽然约翰的计划是出于好心，但它维持的时间还没安妮去伦敦这趟路上花的时间长。安妮发现自己受不了生活在家人的看管之下，哪怕只是几周，甚至几天。无论母亲还是妹妹都不会容忍她喝酒。以前，她为饱受酒瘾折磨而羞愧，为自己戒不了酒而羞愧，而现在，她还要为自己没能做一个好妈妈、好妻子而羞愧，在这种情形下，和家人相处让她如坐针毡。米丽安写道，姐姐曾表示“她会尽量避开我们”，但“她必须喝酒，谁也拦不了”。最终，安妮和许多嗜酒如命的人一样，比起过没酒喝的生活，她宁愿选择过一种远离至亲的生活。
由于租金低廉且毗邻骑士桥的豪宅，蒙彼利埃广场及其周围的街道成了佣人们的天堂。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该地区的人口普查报告中满是女佣、管家、贴身男仆和随从。此外，这条街道附近有不少马厩，这意味着光是在蒙彼利埃广场就有十多户人家住着马车夫和马倌。其中就有一个名叫约翰·查普曼的年轻人。
过去当人们试图回顾安妮·查普曼的一生时，最大的疏忽之一是始终没弄明白，一个在伯克郡的庄园里待过、以前住骑士桥的人，是怎么会流落至白教堂的。这种境遇的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因为不管是从地理位置来说，还是从社会阶层来看，这都不是一条自然的轨迹。即便是突然变得穷困潦倒，安妮也不见得必须从首都西面的骑士桥搬到东面的白教堂贫民窟去。廉价的公寓旅馆并没有被伦敦东区垄断，这些住处，连同贫困和犯罪一起，遍布在伦敦的大小地区。如果安妮觉得在娘家待不下去，她只消走到骑士桥军营对面的街上，就能找到4便士一晚的寄宿屋，或是5先令一周的出租房间。哪怕她想走远一点完全避开家人，她也多半会去附近切尔西、富勒姆或巴特西的贫民社区，要么冒险去伦敦市中心，去马里波恩、霍尔本、帕丁顿、圣吉尔斯，甚至去克勒肯维尔或威斯敏斯特，或是泰晤士河以南的兰贝斯、南华克或伯蒙德赛。安妮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骑士桥和伦敦西区之间度过，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她不至于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然，除非她对那里有所耳闻，又或者是陪别人去的。
在此种情形下，露丝和年幼的孩子本来很可能会沦落到进济贫院，奇怪的是，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发生。到了第二年，露丝搬回了1851年时一家人住过的地方：蒙彼利埃广场29号，此处位于受人尊敬的、小中产居住的骑士桥社区，露丝一家对这里很有归属感。这栋房子有三层楼，还包括一间用作厨房和食品储藏室的地下室，一楼的会客厅彰显着中产阶级的自负，无疑是露丝一家住过的最舒适的居所。像这样的房子，如果不是有人资助，露丝断然是租不起的。乔治死后，雷兰德多半把他欠贴身男仆的季度工资支付给了身为妻子的露丝，而且，惨祸当前，即便东家给遗孀捐上一笔钱也不是什么稀罕事。露丝将收到的钱进行了明智的投资，并效仿她的许多邻居，租下一栋大小合适的房子，再把房间出租给租客。楼下有一间完整的厨房和洗涤室，这也让她能靠洗衣服来赚些外快。
19世纪末，位于海德公园对面的诺丁山可谓臭名昭著，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住了很多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赤贫的环境。在查尔斯·布斯绘制的贫困地图上，诺丁山的许多街道都被标记成了黑色，布斯手下的社会研究员在笔记上数落这些街道“堕落得令人绝望”，其余街道则被单纯描述为贫穷的打工人的住所：这些居民的窗户上挂着“脏兮兮的窗帘”，孩子们穿着“破衣烂衫”。诺丁山靠近安妮最熟悉的地段，同时又离她的娘家有一段距离，因此她很可能在这里落脚。在诺丁山，她可以静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每周去邮局领一笔赡养费，住单人间，同时继续喝酒，不再受人打扰。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酒鬼，不用过多久，安妮就会在邻居里找到同道中人，特别是在当地的啤酒屋和酒吧里。可能就是在类似的场所里，她认识了一个人，她的朋友们都叫他“杰克·西维”。“西维”或“西弗依”，他之所以有这个称呼，似乎因为他是个做金属筛网或铁筛网的工匠。有关他的信息很少，我们只知道他和诺丁山沾点边，以及他和安妮最后走到一起，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俩都爱喝酒。
关于露丝和女儿们得知消息时的情形，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年仅两岁的方登，再也没有机会认识他的父亲了。乔治本可领取的退役津贴将随着他的去世而终止发放；在19世纪中期，法律不允许遗孀代表其亡夫领取退役津贴。一夜之间，这个家庭将失去收入，只剩下安妮寄回家的钱，如果妹妹艾米莉出去打工的话，也就再多一份。
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
***
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即便是那些新交的朋友，包括善良忠厚的码头工头妻子阿米莉亚·帕尔默在内，也对她了解得不多。当被问及孩子的情况时，安妮略带调侃地回答说，她有一个身体不好的儿子“在医院里”，还有一个女儿“加入了马戏团”，有时候又说女儿“住在法国”。她只对阿米莉亚一个人讲了真话，说她已经与住在温莎的丈夫分居，家里有母亲和几个妹妹，她同她们“关系不好”。阿米莉亚表示，尽管如此，她的朋友仍然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女人”，她“从来没听过安妮骂脏话”。她还用“直肠子”来形容安妮，说她没喝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奋的小个子女人”。
后来他支付了乔治的葬礼费用。
根据阿米莉亚·帕尔默的说法，她们两人是在安妮和杰克·西维住在多塞特街那一带时认识的。虽然多塞特街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被冠以“伦敦最糟糕的街道”之称，但在此之前它就已经以绝望和堕落闻名。即使往前推十个年头，那些最便宜、最肮脏的寄宿屋和发霉生虫的“家具房”，也已经在多塞特街占了九成九。造访过这条街的记者和社会改革家们都说，这里的犯罪十分猖獗。甚至连走遍首都大街小巷的查尔斯·布斯也对眼前的一切表示难以置信：“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糟糕的街道，小偷、妓女、地痞流氓，到处是公共寄宿屋。”护送他的当地警方督察也有同感：“在他看来，（这是）全伦敦最穷、最惨、犯罪事件最多的街道。这里相当于一个粪坑，里面沉积着最肮脏和最堕落的人。”他接着说，就算是诺丁山或诺丁戴尔（诺丁山最穷的一片地方）“也没这么差劲。诺丁戴尔的人……非常贫穷，游手好闲且居无定所；他们总是在搬家，这些可怜的流浪汉可能在诺丁戴尔待一个月，然后在伦敦的临时收容所之间流窜一段时间，最后再回到诺丁戴尔”。多塞特街则不同，他说：“你或许能搅动它，但它的污秽总是会在原地再度沉下。”
尽管突发了这样的悲剧，雷兰德那天下午仍然出现在了赛马场上，观看他的马奔跑，不过很难想象他从中会得到多少乐趣。
安妮和她的“新老公”来到多塞特街居住的时候，街上大部分的住宅都归两位大房东约翰·麦卡锡和威廉·克洛辛汉所有，在管理手上那些破败不堪、犯罪横行的房产时，两人同样冷酷无情且不讲原则。据称，“西维夫妇”住在街上的寄宿屋里，主要是30号那家（阿米莉亚和她的丈夫也住在那儿），不过当夫妇俩手头宽裕时，他们会转去租一间家具房。虽说这些房间比起公共寄宿屋私密一点，但许多人都觉得里头的居住条件“糟糕透顶”。每晚10便士，租户可能会得到一个通风不良的房间，或是一个窗户破损、墙壁潮湿、木地板腐烂、天花板有洞的房间。热水就不要想了，在楼梯顶或后院里兴许会有一个发臭、失灵的抽水马桶。据《每日邮报》的一名记者说，这些少得可怜的家具是“在贫民窟最差的二手商贩那里可以找到的最旧的家具。这些家什……不值几个先令”。安妮现在住的地方与她在圣伦纳德山庄的客厅和起居室有着天壤之别。面对这种落差，她大概只能继续喝酒，好麻痹自己的记忆和情绪。安妮的处境真正的悲剧之处在于，与她周遭的大多数女人不同，她本不必在“伦敦最糟糕的街道”上过着如此窘迫的生活。杰克·西维可以赚钱，就算赚不到钱，他们也总有她每周的10先令兜底，这10先令本来可以在别处租一个好点的房间，还可以买食物和煤炭。可是，他们把钱都用来买酒喝了——至少到1886年12月为止是这样。
这一天，本该是运动消遣的一天，转瞬之间，却成了令人震惊和沮丧的一天。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后，托马斯·内勒·雷兰德赶到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深受刺激”。然而，为了比赛能够照常举行，验尸官在当天下午集合，并作出了“受一时的精神错乱影响，用剃刀割喉自杀”的裁定。还有人说乔治经常喝酒，自从离开军队后，他酗酒的问题就相当严重。
就在那个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每周的赡养费突然中断了。据阿米莉亚·帕尔默说，这让安妮慌了神，为了解原因，安妮甚至去找了她“老公的兄弟还是嫂嫂”，她记得那人“住在白教堂的牛津街附近”。对方告诉安妮，约翰已经得了重病。这个消息让她大受震动，她下决心去见丈夫一面，于是在隆冬里徒步前往温莎。她在两天内走了40多公里，步行穿过西伦敦，越过布伦特福德，沿着巴斯路进入冰天雪地的乡村。太阳下山后，她在科恩布鲁克的临时收容所寻求庇护。一路上，安妮有足够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碰面而心烦意乱，为她的孩子们忧心忡忡，甚至一想到要回到温莎故地重游，她就会黯然神伤。每时每刻，晚到一步的担忧都折磨着她。
1863年6月13日，登比郡义勇骑兵团赛马大会在雷克瑟姆举行，雷兰德上尉应邀出任干事。这将是一场愉快的大型社交聚会，其中还设有一场隆重的晚宴，招待军官及其女伴们。前一天晚上，军团成员和宾客抵达镇上，下榻住所。雷兰德住军官宿舍，而乔治在一家叫“象堡”的酒馆与主人的另一名手下睡一间房。当晚熄灯时，乔治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挺快活的”。第二天早上7点到8点间，佣人来喊乔治，提醒他别睡过头了。“没事，我醒着。”他回答说，人却没有要下床的样子。不到一个小时后，因为乔治迟迟不出现，房东太太便上楼去叫他，却惊恐地发现雷兰德的男仆“喉咙被割开，模样惨不忍睹，一把剃刀掉在他身旁，上面沾满了血”。当人们发现躺在地板上的乔治时，他已经死了，“身上仅着衬衫和内裤”。
在临时收容所过夜使她至少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完成捡麻絮的工作来换取床位。出发后，安妮还要再走8公里才能到新温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当时被称为斯皮特尔路的地方不远。在动身之前，安妮已经听说过约翰在六个月前因身体欠佳而卸职的消息。亲戚告诉她，约翰现在不住在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庄园里了，而是在格罗夫路租了栋房子，他和孩子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不清楚约翰的确切住址，安妮在街角一家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小酒馆停下脚步，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酒馆老板清楚地记得这名访客，他形容对方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流浪的”。安妮告诉他，自己“从伦敦走过来”，因为“丈夫每周给她寄的10先令断了，听说是生病了”。接着她正色表示：“她来温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传闻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只是为了不再照常寄钱找的借口。”酒馆老板给她指了约翰家的方向：格罗夫路的里士满别墅区1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大约从1861年底开始，露丝和乔治似乎决定让一家人更长久地在骑士桥安顿下来，靠近雷兰德那宫殿一般、充满艺术气息的豪宅：海德公园别墅。这一带是露丝最熟悉的，位置便利，靠近军营，而且离乔治的哥哥托马斯很近，后者也已经从军团退役，重操家族旧业做起了鞋匠。与安妮一样，乔治做男仆后很少能见到家人。同妻小疏远，身边也不再有近卫骑兵团第2军团中的兄弟们，孤独逐渐包围了乔治。一个男仆在不服侍主人时，会有自己的时间——读书、思考；没有了家庭或军团来分散注意力，许多乔治过去不愿意深思的问题会进入他的脑海。毫无疑问，他四个孩子的死就是其中之一。
人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在圣诞节那天去世，据推测，安妮赶在那之前到了，尽管她待的时间不长，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当时，是附近救济院里一位熟人大婶萨丽·韦斯特尔在看护他。这次重逢一定苦涩极了。安妮的酒瘾和两人婚姻的破裂让约翰一蹶不振。他走的时候年仅45岁，在他去世前不久，米丽安把他形容成“一个白发苍苍、心碎欲绝的男人”。不管米丽安是否知道，约翰似乎也已经开始酗酒。他的死因被认为是“肝硬化腹水和水肿”。
1862年3月19日，离他43岁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乔治·史密斯骑兵变成了史密斯先生。他告别了战友、军营和培养他的军团，启程陪同托马斯·内勒·雷兰德前往巴黎，后者打算在当地的英国大使馆和未婚妻玛丽·安·斯卡里斯布里克结婚，然后开始他们在法国的蜜月之旅。
约翰的死给安妮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来回温莎这一趟，不管她自己找了些怎样市侩的理由，她都不纯粹是为了钱才这么想见丈夫一面。回到多塞特街后，她一边哭一边向阿米莉亚细数自己经受的煎熬。安妮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的朋友回忆说：“丈夫死后，她似乎破罐破摔了。”
前一年，乔治开始担任团里另一名军官托马斯·内勒·雷兰德上尉的男仆。雷兰德非常看重他的“勤务兵”，以至于当他选择结婚并调去登比郡义勇骑兵团时，他要求乔治离开近卫骑兵团第2军团，陪他一起走。面对这个邀请，乔治本应该三思而后行，但常识告诉他，他应该抓住机会。雷兰德为他提供了一个带薪职位，这将使乔治与管家、厨师一起成为雷兰德家中级别最高的仆人。除了每天1先令1.5便士的军人退役津贴外，他每年还能有25—50英镑的收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中年男人，乔治很难为他的家庭做出比这更大的贡献了。
无论是因为没了那10先令的补贴，还是因为安妮愈发郁郁寡欢起来，总之杰克·西维决定和约翰·查普曼的遗孀结束关系。1887年初，他离开她回到了诺丁山。现在安妮的身边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同居男友的保护，她发现自己实在是无依无靠。由于缺少男伴的女人在贫民窟里很难活下去，所以找个男伴对她来说就变得势在必行。
帕尔默不仅是人人称颂的战斗英雄，最终还继承了其家族的爱尔兰男爵爵位，乔治攀上他好处很多。当上男仆让乔治不用参加检阅，也免去了许多营里的义务，包括大家都不喜欢的站岗工作。他可以在军官食堂吃饭，伙食比普通士兵好，有时还能喝上葡萄酒。渐渐地，乔治的职务将使他完全远离军队生活，进入到乡村别墅、射击聚会和政府的专属领域，尤其是在帕尔默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后。由于帕尔默军官大部分时间都往返于他在梅奥郡的几处家族庄园，因此乔治有机会饱览爱尔兰的风光，见识到那儿的城堡和庄园富丽堂皇的内部环境。随后，在1862年，乔治·史密斯，一个林肯郡鞋匠的儿子，将前往巴黎。
有段时间，她似乎和一个叫“小贩哈里”的人在一块儿，此人是个兜售小书的酒鬼，也住在多塞特街的寄宿屋里，但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很久。正如阿米莉亚描述的那样，安妮并不快乐；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成了“一个可怜人”，“酗酒和沮丧……饥饿和疾病”是她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887年，她已经开始患上疑似肺结核的疾病，据分局外科警医乔治·巴格斯特·菲利普斯说，她这个病由来已久，并且已经开始影响到脑组织。虽然抱病在身，安妮还是努力试着挣钱。据阿米莉亚说：“她过去常会钩一些编织品，也缝椅罩，卖火柴和花。”每到星期六，她都会去斯特拉特福德市集，“有什么就卖什么”，来自附近乡村和东区的小商贩们都聚集在这里。1888年夏末，尽管安妮的病情不断恶化，但她仍坚称要跟着一年一度的大部队到肯特郡的田里去摘啤酒花，只要妹妹能给她寄几双靴子。
如果将仆人分为三六九等，那么绅士的贴身男仆是最受主人信赖和尊重的。没有其他仆人有权如此深入地了解他们的主人，从身体的弱点到秘密和想法。想要被选中担任这样的职位，乔治必须证明自己拥有“礼貌的举止、谦逊的风度和恭顺的姿态”，此外还要有“好眼力、好脾气、一些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他人的体恤”。1856年，罗杰·威廉·亨利·帕尔默，这位克里米亚战争的英雄在参加完“轻骑兵的冲锋”后回到英国，并从第11轻骑兵团调至近卫骑兵团第2军团。当要从新军团中挑选一名男仆时，帕尔默发现这名叫史密斯的骑兵拥有做一名“绅士手下的绅士”所必需的品质。
毫不奇怪，正是在安妮的这段人生低谷期里，阿米莉亚·帕尔默似乎对她最为担心。令人疑惑的是，阿米莉亚声称自己“经常替她这位朋友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她印象里这些人“住在布朗普顿医院附近”。这一说法引起了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有读写能力的安妮会让别人代笔？是她有时候需要用钱，又病得写不动信，还是她根本不好意思开口？米丽安在她的陈述中声称，安妮从不向家人透露自己的住址，很显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羞愧，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家人会试图阻挠自己喝酒。不过，尽管安妮仍和家人保持着距离，但她发现要彻底切断和家人的联系是不可能的。米丽安写道，有时候“她会回家找我们……我们给她衣服穿，并想方设法让她回来，因为她跟乞丐没什么两样”。
作为团里的忠诚士兵，获有四枚象征素行良好的军章，乔治被认为是担任其指挥官贴身男仆的合适人选。根据军队规定，尚无文职人员照顾的骑兵军官被允许从团里挑选一名“勤务兵”来打理其装备和制服，同时这名“勤务兵”还要照管军官的仪容，并处理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正如比顿夫人所述，男仆的作用是服务主人，“为他们更衣，在旅途中伴其左右”，以及“在他们最不设防的时刻，充当他们的心腹和帮手”；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要“刷洗主人的衣物，清洁他的马靴、射击靴、行军靴和正装靴；为主人打洗澡水，准备好要穿的衣物，服侍主人更衣，在旅途中为主人收拾和取出行装……”。虽然比顿夫人指出许多绅士喜欢自己刮胡子，但男仆也要记得这项工作是自己的分内事，并定期为主人修剪胡须。
史密斯一家对安妮踏上歧途感到很是伤心，有时候她向家里讨点小钱，家里也不拒绝。不过，弟弟方登可能帮了她更多。死因研讯时，安妮的弟弟在他相当混乱的证词中似乎表示，他同她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商业路，后来在威斯敏斯特又偶遇了一次。方登说，其中一回他借给安妮2先令，而另一回，他给了安妮2先令，没要她还。然而，报纸没有报道的是，和安妮一样，安妮的弟弟也是个酒鬼，不同的是他至少在某印刷厂的仓库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员。事实上，方登可能见过姐姐不止两次，只是不愿意对公众或家人表明。作为一个同样爱喝两杯的人，她的弟弟会比较好说话，也愿意请她喝点小酒。两人同病相怜，而且在这个禁酒的家庭里，方登受到的管束不会比安妮少。1888年9月7日，安妮从“亲戚”那里拿到的5便士更有可能来自住在附近的克勒肯维尔（圣巴多罗买医院的正对面）的方登，而不是她在骑士桥的妹妹们。
大约21年里，史密斯一家都跟随部队东奔西走。对于露丝和乔治来说，军团以及组成军团的家庭和军官，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决定性框架。这个独特而封闭的群体在军营之间来回迁徙，他们同住同吃、亲如一家，孩子们一起读书、长大，就像表兄弟一样。他们失意时相互安慰，困难时彼此帮衬，史密斯家的每一个人都深深感念自己是军团的一分子，永志不忘。这对乔治来说尤其如此，即将满43岁的他，不得不开始考虑退役和离开军营后的生活。乔治早已把近卫骑兵团第2军团的骑兵视为家人，和妻小一样重要。军团与家庭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他给小儿子取名时化入了长官的名字。1861年2月25日，方登·汉密尔顿·史密斯在离拉斐尔街不远的中街北6号出生了，1854年的时候，乔治和露丝正是在拉斐尔街失去了三个男孩。也是在那年，乔治迎来了几名新上尉，其中之一是约翰·格兰卡恩·卡特·汉密尔顿（后成为初代达尔泽尔的汉密尔顿男爵），这或许给痛失爱子的他带来了一些安慰。无论汉密尔顿提供了什么帮助，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乔治从未忘记他的恩情。他同样无法忘记的还有另一位指挥官方登·霍格·艾伦上尉，两人之间曾结下深厚情谊。后者于1857年11月去世，这一定让乔治悲痛不已。方登的出生在乔治眼里，似乎预示着他的军旅生涯即将结束，并让他萌生出了纪念那些对他有恩之人的念头。
到了1888年，和爱德华·斯坦利的稳定关系让安妮好过了一些。爱德华·斯坦利是个45岁的“红脸”男人，“仪表堂堂”，在当地一家啤酒厂工作。虽然泰德——或按照他的绰号，“吃补助的”——声称认识安妮有两年了，但他们在那年夏天才开始半同居生活。那时，安妮已经成为多塞特街35号的常客，该处是一栋叫“克洛辛汉之家”的寄宿屋，她和斯坦利会在那里一起过周末。据寄宿屋的管事蒂莫西·多诺万说，安妮经常在周六来到布拉施菲尔德街的街角等斯坦利，随后两人一块儿去酒吧。斯坦利通常和安妮一起待到周一早上，在此期间，他做了任何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都会为女伴做的事：买单，其中包括安妮的住宿费用，钱至少会付到周二早上为止。在寄宿屋的居民和管事眼中，安妮和“吃补助的”是一对相好。斯坦利甚至向蒂姆·多诺万明确表示，他和安妮之间不是随便玩玩的，作为一个好妒的情人，他还要求寄宿屋的管事别让她和其他人走得太近。值得玩味的是，当安妮和“吃补助的”在一起时，有人说安妮买了几个铜戒指戴在左手上。斯坦利倒是信誓旦旦地表示戒指有两个，“一枚结婚戒指和一枚婚约戒（订婚戒指）”，还说戒指上有“华丽的花纹”。尽管这些戒指不是斯坦利送的，但看起来安妮希望装出一副两人是夫妻的体面样子。
成为住家佣人后，安妮就很难见到自己的家人了。女佣的放假时间由主人酌情决定，大多数佣人每月放假不会超过一天，甚至只有半天。周日去教堂一小时左右也是允许的。但是，在这些限制下，安妮想要往返温莎就很困难了，1861年以前史密斯一家都住在那里。
纵然按照19世纪的标准，安妮既是“离异妇女”，也是“堕落女子”，但她并不是一个妓女。大约在波莉·尼科尔斯被谋杀的一年前，1887年7月19日，警察总监查尔斯·沃伦发布命令说：“警察（没有）理由称任何女性为一般娼妓，除非她这样描述自己，或者被判卖淫……”该命令继续指出，尽管警员“可能对她的身份深信不疑”，但他“不应假定任一女性为一般娼妓”，除非有证人和证据来证明这点。正如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安妮·查普曼曾做过妓女或自认是妓女。与开膛手的受害者被浪漫化的形象相反，她从来没有穿着低胸的紧身衣，搽上绯红的胭脂“招摇过市”，在煤气灯下朝人投去挑逗的目光。她从来没有在妓院工作过，也没有过皮条客。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曾因行为不当遭到过逮捕，连警告都没受过。“在当地酒吧……对同阶层的妇女进行询问”之后，警方没有找到一个证人能证实她曾是卖春女中的一员。做这行的人通常都很出名，不仅彼此之间认识，附近居民和当地的酒馆老板也都知道她们。在贫穷地区，卖春算不上什么丢脸的事，如果一个女人真的是妓女的话，她的朋友、家人和伙伴都不会羞于公开承认此事。
1861年，有三个佣人负责照顾67岁的威廉·卢尔和他的光棍哥哥爱德华（一名退休的股票经纪人），安妮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虽然这三个佣人都从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干活儿，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但安妮身上的家务活儿是最重的。小家庭的佣人什么事都要干，从每天三次清洗餐具，到把煤桶拖上楼、铺床和给壁炉生火，有时她们也被称作“万金油女仆”。在卢尔家，管家福特夫人可能还兼任了厨师，这时安妮就需要从旁协助，不仅做饭时要打下手，还要服侍主人用餐。即便家中只有两位老先生，安妮要干的活儿也有一大堆，很少得空。她要么在打扫灰尘、清理壁炉，要么就在擦地板、掸地毯、准备洗澡水、擦亮靴子或是缝补衣服。伦敦有大量的商业洗衣店，如果卢尔先生没有选择把脏床单送去店里洗，那么洗涤、漂洗、拧干和熨烫床单的繁重工作也会落到安妮身上。女佣虽然从早忙到晚，拿到的报酬却低得很。根据比顿夫人在当年出版的《家政宝典》中的建议，安妮作为一个“万金油女佣”，年薪应该在9到14英镑之间，如果威廉·卢尔为她提供津贴，让她自己购买茶叶、砂糖、便宜啤酒等日用物资，那么这个数字将降至7英镑6先令至11英镑之间。雇主相信这个最低数额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要给这个年轻女子管吃管住。在卢尔家，空间似乎很充裕，安妮和福特夫人在杜克街2号的建筑师办公室楼上有自己的房间，埃莉诺则睡在3号的阁楼上。在此之前，安妮都和一家人挤在两三个房间里，在威廉·卢尔家的佣人房里她第一次能够独处，这种感觉对她来说一定显得稀奇又美妙。
由于警方坚持认为，白教堂谋杀案的犯人要么是敲诈勒索的皮带帮，要么是专杀妓女的独行杀手（在这个阶段被认为是约翰·皮札，人称“皮围裙”），因此受害者非是卖春女不可。显然，因为没把查尔斯·沃伦7月19日的命令当回事，H分部的警察大笔一挥，便在安妮表格上的“职业”一栏里写上了“妓女”。就像在处理波莉·尼科尔斯的案件时一样，当局带着先入之见开始他们的调查：安妮一定是个妓女。他们此后的调查方向，以及在死因裁判法庭上的态度和讯问工作都是基于这一看法。
不管这是不是她的第一份工作，总之1861年的时候，安妮·史密斯在威廉·亨利·卢尔的家里做女佣，卢尔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住在威斯敏斯特杜克街的2号和3号，许多设计师和工程师都住在这一带。数门之隔，在17到18号，住着伟大的铁路、桥梁、隧道设计者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及其家人。作为杜克街的老街坊，干的又是同一行，卢尔家和布鲁内尔一家多半有所往来。安妮，连同她的女仆同伴埃莉诺·布朗，以及卢尔家的管家玛丽·福特，即便没有机会在主人家的客厅里服侍布鲁内尔一家，也至少会眼熟。
各大报纸也无意对该假设提出质疑。由于这起谋杀案发生在波莉·尼科尔斯的死因调查过程中，媒体便抓住机会将两起案件联系了起来。这两起相似的谋杀案在几周内相继发生，让报纸陷入痴狂之中。大量记者涌入白教堂地区。谋杀案使报纸大卖，编辑们不得不尽可能久地延长这些故事的热度。报纸希望煽动起“道德恐慌”感；他们想要采访稿件、实地考察、评论文章和安妮·查普曼死因研讯的详细报道。结果这引发了一场恐慌性的写作大潮，其规模远远超过尼科尔斯案所激发的写作。报纸上出现了各种道听途说的矛盾说法、漏洞百出的笔记记录，以及为迎合特定的新闻角度而歪曲过的证词。然而，与波莉·尼科尔斯的谋杀案一样，死因研讯时所有实际发言的官方记录以及关键的警方文件都丢失了，以至于没有一套权威性的案卷可供参考。因此，关于安妮·查普曼在白教堂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已知信息都来自这堆颠三倒四的登报“事实”。
露丝和乔治是怎样振作起来继续前行的，我们不得而知。两年后，即1856年，他们的女儿乔治娜在温莎出生。随后在1858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也叫米丽安——米丽安·露丝。在这期间，安妮长成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有着一头深棕色的波浪秀发和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当母亲的臂弯再次被新生儿填满，此时的安妮已经临近15岁生日。传统上认为，女孩到了这个年纪就不用再上学，可以出去全职做工给家里挣钱了。对许多少女来说，这意味着去别人家里做帮佣。年轻女子像这样承担起供养弟妹的重任，在许多情况下相当于一种成年礼，而这往往要以离家为代价。尽管离开父母看管的目光会带来潜在的道德危险，但家政工作仍比工厂工作更受青睐，因为年轻女性在厂里学到的技能在她未来的婚后生活里都派不上用场。因此，在1851—1891年期间，将近43%的15—20岁女性进入了服务业。由于露丝有艾米莉在家帮忙照顾年幼的孩子，安妮作为长女，出去做住家佣人替家里挣钱也就顺理成章了。
阿米莉亚·帕尔默、蒂姆·多诺万，以及克洛辛汉之家的夜间管理员约翰·埃文斯（他似乎对安妮及其行踪最为熟悉），这几位在死因裁判法庭上的证词，根据报刊不同有着很大的出入。如果把这些报道放在一起对比，各种说法之间明显矛盾。9月9日的《卫报》写道，阿米莉亚说：“她（安妮）没有在街上流连的习惯，而是做点椅罩来售卖，作为平时谋生的手段。有时她会进些花或火柴，以此糊口。”这种说法在一些由特稿供应社供稿的北方报纸上得到了重复，其中包括《赫尔日报》和《东区晨报》。相比之下，总爱耸人听闻的《星报》在11日的报上声称阿米莉亚说：“恐怕死者曾经部分地靠站街维生。”其他报纸，包括《每日电讯报》，对阿米莉亚的证词引用得更加含混，只提到安妮“有时会在深夜外出”。有些报刊甚至在论述安妮的生活方式时连个消息来源都不注明。
在仅仅三周的时间里，死神就带走了史密斯夫妇六个孩子中的四个。如此惨重的悲剧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几乎是骇人听闻的，尤其是想到倘若生活在一个有抗生素的时代，这些孩子的生命可能会得到挽救。然而，乔治和露丝当时在这样的不治之症面前无能为力。孩子的死亡只是生活中不幸但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不过这些经历带来的痛苦并不会因此减轻半分，不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幸存的安妮和艾米莉来说。事情过去很久后，这段不幸仍持续地在那些过来人的生活里投下深深的阴影。
多诺万和埃文斯的证词也同样任人摆弄。11日的《晨报》报道，约翰·埃文斯说“我知道死者晚上外出，但是和她有关系的男人据我所知只有一个”，而蒂姆·多诺万则坚称“我不知道死者有没有站过街”。多诺万很可能说的是实话；店里有这么多房客，他不太会对某一个房客的日常活动有过多的关注或兴趣，除非有这个必要。就算读者在新闻报道的矛盾中刻意拣选自己想看的内容，多诺万那经春秋笔法处理过的证词也没有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安妮靠卖淫为生。一些报刊的报道显示，多诺万似乎被问到了安妮的男女关系问题，另一位证人伊丽莎·库珀也是如此，后者被公认和安妮关系不好。这不仅是因为库珀前不久为了一块借来的肥皂与安妮大打出手，还因为同安妮好过的“小贩哈里”是库珀的现任对象。管事和伊丽莎·库珀都断言，就他们所知，安妮只和两个男人好过，即哈里和泰德·斯坦利。然而，库珀后来声称看到安妮“和其他几个男人在一起”，尽管她补充道“她只是顺便把他们带到寄宿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依照蒂姆·多诺万的证词，这些人并没有更进一步。在多诺万的证词中，他解释说泰德·斯坦利曾要求过他，如果安妮和别的男人来克洛辛汉之家，“不要给他们床位”。管事坚持说自己遵守了诺言，并在辩护中提到：“通常情况下，（安妮）都是要一张双人床。”没人问两位证人为什么安妮一个人要睡双人床，也没人问他们，安妮到底有没有不顾多诺万所谓的阻拦成功带人进来，或者在被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她又做了什么。同样，也没人知道安妮与这些男人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是否像安妮的情敌所暗示的那样只是“顺便”。甚至查尔斯·沃伦在他的警察令中也认识到，要从身份和行为上区分妓女和其他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是很困难的。而当一个女人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及她自己的声音完全没有出现在故事中时，情况尤其如此，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当刚满12岁的长子乔治·托马斯开始生病时，无法想象乔治和露丝心里是何感想。和其他人一样，乔治高烧了两周，皮疹遍布全身。在弟弟伊莱下葬期间，他正卧床不起，病情不断恶化。由于军团所属的医生不向军人家属提供服务，史密斯夫妇不得不从外面请了一位医生，高昂的诊费让夫妇俩捉襟见肘。乔治·托马斯经诊断患有斑疹伤寒。他与病魔搏斗了三个星期，于6月15日去世。
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无视了这些难以分辨的地方。故事是在先入之见的基础上编织而成的，而先入之见总是说，安妮·查普曼是个妓女。《星报》自信地宣称：
猩红热是一种类似流感的链球菌疾病，其特征是红色皮疹，主要感染儿童，而斑疹伤寒则无差别地在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传播。该病通常被称为“营地热”或“监狱热”，通过跳蚤和虱子的叮咬传播，住在同一狭小空间里的人共用的衣服、毯子和寝具，都是这些跳蚤、虱子的温床。与猩红热一样，患斑疹伤寒的人也会发高烧，并出现蔓延至全身的红色皮疹。最终，在某些危重情况下，感染会转移至大脑。5月中旬，这两种流行病都降临了拉斐尔街。一个名叫约翰·福塞尔·帕尔默的婴儿，还不到18个月大，成为第一个死于猩红热的人。我们不知道疾病究竟以多快的速度穿过了沿街疏松的灰泥墙，在拥挤的家家户户里蔓延开来，但在帕尔默家的孩子得病后不久，病魔就造访了史密斯一家。两岁半的米丽安应该是由12岁的安妮在照看，当时她的母亲正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威廉。在那个年纪，米丽安本该在房间里蹒跚学步，咯咯笑着咿呀学语，弄倒椅子妨碍别人走路。然而，她的童年却在发烧、咽痛、流感似的疼痛和哭声中度过。当皮疹出现时，她患上的是什么病也就很明显了。病痛的折磨一直持续到5月28日，她终于得到了解脱，并在第二天迅速下葬。就在露丝和乔治照顾幺女时，威廉也患上了皮疹和高热，并在五天后的6月2日去世，死时才五个月大。在带走两个最小的孩子后，过了七天，猩红热又带走了一个孩子：五岁的伊莱。
我们能够看到查普曼这类底层妇女不得不过那样一种生活……也许她一直睡到夜幕降临才起床，借着夜色从事她那可怕的营生，随后她似乎在卖酒的店家之间穿梭，与同道的男男女女一起纵酒狂欢。
这一年的春末，就在天气渐暖之时，伦敦的报纸开始报道丹疹（也就是猩红热）病例大幅增长。不久，伊斯林顿、骑士桥和切尔西都传来猩红热爆发的消息，尽管记者们试图宽慰读者，称“这种疾病主要发生在劳动阶层里”。5月3日，《每日新闻报》写道，一位家住伊顿马房南街附近、紧邻着社会最富裕阶层的马车夫，眼睁睁地看着“恶性猩红热在九天内带走了他全部五个孩子”。报纸继续警告读者，“该地区疫情非常严重”。猩红热引起的种种惨剧一直持续到夏天，今天的人们将之定性为传染病流行。“猩红热病例每周都在增加，”7月27日的《晨邮报》写道，“……疾病已经严重侵袭了一些家庭，……据报道，有一户人家在六天内就有三个孩子死于此病。”6月初，伦敦热病医院告急，因为仅因猩红热入院的病患就“多达100多人”。随后，第二种流行病的到来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斑疹伤寒。
但是，《星报》和其他类似报刊并没有把安妮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仅仅视其为“底层”的一部分，所有的贫困妇女，无论其年龄或处境如何，都被归入其中。正如《每日邮报》所指出的：“没有一个犯罪中心是人人都犯罪的，即便是多塞特街的寄宿屋，也并非全住着极端堕落之辈。”与《星报》所暗示的不同，安妮并没有整日睡觉，以便在晚上起床，“借着夜色从事她那可怕的营生”。她缝布头、钩毛线，一心想通过阿米莉亚·帕尔默说的那些她自己的小生意来赚钱。报纸对她的描述也没有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安妮患有肺结核，就算不是性命攸关，却也足够严重。她不仅服药，在她死后找到的遗物中还有着两瓶药和一些处方信，处方信似乎是她某次去圣巴多罗买医院看病时拿到的。除开想和泰德·斯坦利过夜外，身患疾病也是她坚持要有一张8便士的双人床的重要原因。这些“双人床”四周围着一道木头隔板，不仅提供了难得的隐私，而且正如克洛辛汉之家的另一住客伊丽莎白·艾伦所评论的那样，“8便士的床”具有“比4便士的……床更大的优势。睡便宜床位的房客……一大早就要让出床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安妮会很珍惜在床上多躺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她就会在上午10点左右被赶到街上，带着高烧、疼痛和折磨人的剧烈咳嗽。
在海德公园军营的对面，骑士桥的“漂亮公馆和体面住所”之间，隐藏着一块“乌烟瘴气”的小地方，离那些高级商店不过几步之遥。“从骑士桥绿地开始沿着‘高路’，是一长溜儿的游乐剧院、小酒馆、啤酒店、生蚝吧和廉价烟草店”，大众认为这块地方“放在伦敦哪里都是耻辱”。对于一些军人家庭来说，他们能负担得起的也只有这里的房子了。只要条件允许，史密斯夫妇总是尽可能住得离这类场所远一些。1844年，他们在靠近布朗普顿路的拉特兰排屋租了一间小别墅，但随着时间推移，好地段租金上涨，逼得军团家庭只能住到那几条拥挤不堪的街道上，夹在两家最臭名昭著的游乐剧院之间：“太阳”和“特雷弗·阿姆斯”。拉斐尔街是条东西走向的街，就处在这片不法之地的边界上，虽然住宅用房才建成没几年，但房子已经被分割开来，租给多个低收入家庭。1854年，史密斯夫妇和另外至少两户人家合住在15号，每户两个房间。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安妮变得越发依赖泰德·斯坦利来帮她付住宿费。9月1日和安妮过周末时，泰德像往常一样给了安妮足够的钱，保证她能住到下周二。当天下午，阿米莉亚·帕尔默发现她的朋友“面无血色”，在斯皮塔佛德教堂旁边慢慢走着。安妮向她坦白说，自己不舒服，想去诊疗所一趟。她身无分文，“那天连杯茶都没喝过”。阿米莉亚给了她两便士，并叮嘱她别拿去买朗姆酒喝。她再次见到安妮是在周五了，7日那天，安妮在多塞特街上徘徊，看起来和早几天的时候一样病恹恹的。阿米莉亚问她是否会去斯特拉特福德卖她的钩织品。“我病得太厉害了，什么都做不了。”安妮疲惫地回答。十分钟后，阿米莉亚转了一圈回来，震惊地发现她的朋友还站在原地。安妮身上没有一分钱，而且病得太重，无法挣到急需的床位费。“自暴自弃也没有用，”自知处境危急的安妮对阿米莉亚说，“我必须振作起来，去弄点钱，不然我就没地方住了。”
然而，虽说安妮眼中所见是宫廷生活的富丽堂皇，但她过的日子和生活条件却与工人阶级的小孩没两样。父亲职务带来的少数特权被他微薄的薪水所抵消。住在温莎时，史密斯夫妇在凯普尔排屋租了房子，这条路上的房子都是“花了大价钱”建造装修的，以吸引“知书达礼的小家庭”入住。每栋三层小楼都有“波特兰石壁炉、精美檐口装饰”，并能“饱览泰晤士河美景”，内部包括“两间客厅、三间卧室配佣人房”，而实际情况是三户军人家庭挤在一栋楼里，共用一间厨房和盥洗设施。他们在骑士桥住过的几处地方有时比这更糟。
有一个谜团是报道安妮故事的记者们始终没能解开的，也就是那一周里安妮究竟去了哪里。蒂莫西·多诺万证实，自从安妮于4日（即周二）下午离开多塞特街35号后，他直到周五才再次见到她。人们相信安妮去了圣巴多罗买医院的诊疗所，但由于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住院病人的登记册上，她多半是做完检查就被打发走了。同样，她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现存的临时收容所的入所登记册上，就算她真的去了收容所，也顶多能说明两晚的情况。总的来说，从安妮过去的表现来看，她不去收容所也很正常，没有证据表明她曾经在伦敦的临时收容所或济贫院里待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住进这些地方就不能喝酒了。据1904年流浪法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那些嗜酒如命的人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意在收容设施里受到种种限制。
身为士兵子女，父亲所属的又是声名显赫的军团，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有着不同寻常的一面——他们的生活就像是夹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一样，维持着某种尴尬的平衡。骑兵的世界里有贵族军官，而且接近王室，这让骑兵的子女有机会——哪怕是隔着远远一段距离——目睹地位、特权和财富的存在，这样的日常经历是大多数工人阶级小孩所无法想象的。安妮的少女时代是在骑士桥和温莎之间度过的，前者有优雅的灰泥墙别墅，后者则以王室行宫闻名。戴着昂贵丝绸软帽的女士和制服上奖章叮当作响的贵族绅士，一群人满满当当地坐在四轮敞篷马车上，这种场景对安妮来说想必是司空见惯。同样，她也一定能经常瞥见维多利亚女王的身影，或是看到某位王子骑着马小跑穿过温莎大公园。当露丝和孩子们从临时住所推门而出时，他们脚下的街道干净、宽阔、光线充足，看不出贫穷的迹象。他们呼吸着海德公园的新鲜空气，身边是衣着光鲜的上流人士转动着手中的遮阳伞。从小，安妮就被教育要以父亲的职业为荣，要像父亲一样爱戴女王、热爱国家。军团那套关于荣誉和尊严的价值观也会被一再灌输给她。安妮的站姿、言谈和举止，尽管不会让她显得高人一等，但能让人看出她很有教养，知道如何与周围环境相称。这些能力将一直伴随她，即使在她长大成人之后，也会给人留下出身良好的印象。
由于安妮从来没找弟弟妹妹收留过她，白教堂的寄宿屋管事或居民中也没有人站出来说，除了克洛辛汉之家外她还有其他常去的住处，因此她采用这些做法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与此同时，伊丽莎白·艾伦断言，安妮的钱只够她在多塞特街35号“每周住三四个晚上”，也就是她与泰德·斯坦利同住的那几天。从逻辑上讲，这就意味着安妮一周至少有三个晚上没有床睡。假使一个酒鬼穷困潦倒、体弱多病，一心只想着弄到钱买酒喝，那么指望这个酒鬼每晚能有固定的床睡是不现实的。社会评论家霍华德·戈德斯米德说，和泰晤士河堤岸、海德公园和伦敦桥一样，白教堂“夜复一夜，挤满了没钱过夜的宿客”。他目睹了许多人“蹲在别人家门口，或是蜷缩在人行道上”睡觉。“几十个无家可归的人，有男有女”，戈德斯米德形容他们是“饥饿的、衣衫褴褛的男人和女人”，这群人聚集在斯皮塔佛德的基督堂附近，一些人“扒着栏杆，或是蹲在墙边”，其他人则半靠半躺在环绕建筑物的带栏杆的矮墙上。戈德斯米德评论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因为交不起夜宿费，而被平时住的位于特劳尔街、弗劳尔迪恩街和多塞特街的寄宿屋拒之门外。他写道：“当你走进一家廉宿的厨房时，如果你以为眼前这些人到了晚上都会在此地过夜，那你就搞错了。”
即便乔治一家没受过派驻海外之苦，国内的环境也让他们不得安生。各团常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军营间的轮换调防。虽然在波特曼街、海德公园和摄政公园的军营附近搬迁、找新居，每次挪个几公里地很不方便，但奔赴城外30多公里位于温莎的另一个驻地更是劳神又费钱。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初，在乔治为军团效力期间，他们一家在伦敦和温莎之间至少住过12处地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常客，考虑到这些人经常光顾，管事允许他们在燃烧的炭火堆前度过晚上的时间，或长或短。哪怕管事并不徇私，他也知道最好不要得罪常客。然而，随着夜色渐深，这些可怜人开始坐立不安、情绪焦躁。他们两手插在空空如也的口袋里，来回踱步，每当有人推门进来就投去目光，盼望来者是个“老伙计”，没准儿能借到半便士好凑齐夜宿费。终于，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他们磨磨蹭蹭地走到街上，准备以天为盖度过这个夜晚。
军团学校教授的课程与民间慈善机构的相似。学校分为幼儿班和大童班。较小的孩子早上由女教师授课，而较大的孩子则不分性别统一由男教师指导。晚饭后，孩子们男女分开，男孩留在男教师身边，女孩则跟随女教师接受更多针对女性的职业指导。按照维多利亚时代前半期的标准，所有儿童都接受了相当严格的教育。幼儿被教授拼写、阅读和唱歌，之后课程拓展至写作、发音、语法、英国历史、地理、算术和代数等科目。在该制度下，安妮所接受的教育将远远超过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同龄人，不论男女。作为女孩，她还会从下午的“职业”课程中学到很多，特别是从刺绣到制衣、钩织和编织的各种针线活儿。通过上述培养途径，女孩们将掌握一些技能，这些技能不仅能让她们以缝缝补补、制作衣服的形式为军团出一份力，还能帮助她们在完成学业后找到工作。这一安排的唯一难题在于军队生活的流动性，随着家人的驻地调动，孩子的教育也会经常中断。
9月7日晚，安妮·查普曼就面临着此种情况。蒂莫西·多诺万说，那天下午安妮重新出现在了克洛辛汉之家，解释说自己之前因为身体不舒服去了诊疗所，接着询问能不能在楼下的厨房里坐一会儿。多诺万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在傍晚时分（差不多是阿米莉亚遇到她的时候）她又离开了。到了午夜，有人看到安妮再次回到厨房，让一个叫威廉·史蒂文斯的房客去附近酒吧替她买一品脱啤酒。据此推断，她看来是“去找过亲戚了”，并设法讨到了5便士。这笔钱本可以拿来付床位费，但一眨眼就换成了酒。和史蒂文斯喝完一品脱啤酒后，安妮去了多塞特街和商业街转角处的“不列颠尼亚”酒吧。畅饮一通后，安妮再度回到克洛辛汉之家的厨房，吃了一些土豆。那时大约是凌晨1点45分，多诺万开始驱赶厨房里那些没有钱住宿的人。他叫夜班看守约翰·埃文斯去楼下收钱。安妮囊中羞涩，但还是走进多诺万的办公室，特意恳求他能留下自己常睡的29号床。
在1870年实施国家义务教育制度前的20多年里，“有组织”的家庭的子女被要求参加由部队出资安排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举措是为了让孩子们远离军营生活的“懒散和恶习”，人们认为这种生活“缺乏教养”，尤其是对女孩来说。不过，军队也希望通过展示他们对下一代教育和福祉的关心，来奖励入伍者的精忠报国。军团学校不但要给孩子们灌输符合军事目标的纪律、责任、尊重等观念，还要教给他们“一技之长，使他们能自食其力”。大多数军团将入学就读视为义务，若不遵守，一家人就有被逐出组织的危险。同时，军团还希望士兵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付费，因此家庭开支不得不相应增加。乔治每个月要为安妮支付两便士的学费，然后为和她一起上学的弟弟妹妹每人支付一便士。
有趣的是，蒂姆·多诺万向警方透露，安妮曾特别“恳求他相信自己”会交上那晚的夜宿费，但这一点从未见诸报端。面对安妮的请求，“他拒绝了”。如果此事流传开来的话，多诺万很可能会因为他在安妮之死中扮演的角色而面临更严重的公众指责。“你弄得到钱买啤酒，却弄不到钱付床位费。”据说这位管事面对她的央求时是这样回答的。或许是不愿承认自己碰了一鼻子灰，又或许是自尊心作祟，安妮叹了口气回答说：“帮我留一下床位。我很快回来。”
不过，对于那些“有组织”的家庭来说，也有一些有利的地方。储蓄银行的设立使士兵们可以存点小钱，病号及其家属能获得团里供应的药品，与此同时，所有军阶的军人及其家属都可以进入军营的图书馆。最重要的是，到了1848年，部队会拨给家庭少量津贴，供他们在军营外寻找合适住所，虽然不见得能住得多舒服，但至少能让士兵夫妻拥有个人隐私和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这对史密斯夫妇来说简直是解了燃眉之急，因为他们一家的人丁在这十年间不断增加。在露丝和乔治于1842年结婚后不久，夫妇俩和安妮就迎来了一个小男孩，乔治·威廉·托马斯。在他之后，1844年是艾米莉·拉蒂夏，1849年是伊莱，此外还有1851年的米丽安和1854年的威廉。安妮和她的兄弟姐妹有权进入军团学校读书，这被公认是过一种“有组织”生活的最大好处之一。
她拖着病恹恹、醉醺醺的身子走下楼，“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思考自己接下来能怎么做。就像戈德斯米德笔下穷困潦倒的房客一样，她多半也在考虑有哪个“老伙计”可以借她一笔夜宿费。然而，当安妮沿着布拉施菲尔德街向斯皮塔佛德的基督堂走去时，更有可能的是，她已经准备好了“以天为盖度过这个夜晚”。
从相识第一天起，到往后的岁岁年年，乔治、露丝和他们每个孩子的生活，都要完全服从军队的指示和规定。虽说结婚使得史密斯夫人现在是“有组织”的人了，或者说她被吸纳为了正式的军嫂，但这未必能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尽管军队会给露丝和她的孩子们提供半额配给，并允许他们住在营里，但军营里的生活既不健康也不惬意。直到19世纪50年代，军营才开始提供专门的夫妻宿舍，在那之前，新婚夫妇不得不在公共营房里找个角落凑合度日，用悬挂的床单和毯子当屏风和别人隔开。女人们在单身男性的包围下，换衣服、睡觉、洗漱、分娩、喂奶，而男人们半裸着走来走去，咒骂、讪笑、唱猥琐的小曲。卫生状况也没有好到哪儿去。1857年国家对军营进行普查时，发现军人的居住状况糟得惊人。许多宿舍底下就是马厩，空气不流通。潮湿和昏暗是全营的常态，洗濯和便溺设施也不够用。在有些营房里，军人拿几个大桶当公共尿壶，尿倒掉后又用桶洗澡。厨房设施也严重不足。大多数军营没有炉子，这对主要靠煮食维生的军人造成了很大影响，害他们吃不饱、吃不好。
她踏上了多塞特街，身后克洛辛汉之家的灯光逐渐变得暗淡模糊，与此同时，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她之后的内心活动了。在黑漆漆的街道上她如何左右穿行，路上她又同谁说过话，这些将再也无从确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最后抵达的地方。
在安妮出生后的五个月里，露丝的处境仍然岌岌可危，尤其是她很快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胎。就算乔治喜欢她，他也随时可能会被派去国外，众所周知，这种情况是许多士兵和他们未婚对象之间浪漫关系的丧钟。如果发生这种事，露丝就会失去经济支持，只剩下两个孩子和一份被玷污的名节。当遇到类似状况，“马子”们通常会继续忠实于这个军团，从军团或军营里面找一个新的保护人，但是这一对策并非没有代价；一旦这样做了，她们也就彻底地沦落风尘。幸运的是，1842年2月20日，在恋爱两年后，乔治得到了批准，可以迎娶他的心上人了。不管是因为乔治主动的请求，还是有细心的指挥官从中斡旋，总之，在军队记录上他的结婚日期被往前写了两年。如果有人查看记录，就会发现乔治和露丝的婚礼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婚礼在同年同月举行。
汉伯里街29号是该地区的典型住宅。这栋房子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高三层楼，里头有八个破败的房间，住着17个人。由于房间是单独出租的，所以没有人关心那些公共空间：走廊、楼梯、平台，或是作为房产一部分的后院。不管是院门还是楼门都没上锁，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这里的公共空间（虽然比较隐蔽）进进出出。根据警察和居民的说法，这个地方在这一带混迹街头的居民当中很有名。偶尔，“陌生人”会“在院子里干伤风败俗之事”，露宿者也经常会占用院子。
安妮·伊丽莎·史密斯出生于1841年的9月，具体是哪一天不得而知。由于是私生女，母亲可能隐瞒了她出生的许多信息。显然，安妮的降生对露丝来说并不完全是喜事一件，随着肚子慢慢变大，她会丢掉工作，并且发现自己要仰赖于乔治那微薄且靠不住的施舍过活。在社会和军队眼中，露丝已经成了一个“马子”：这种士兵的情人，虽然还不至于被算入“职业”妓女，但会被当作某种“业余”妓女。幸运的是，军队对“马子”的态度还算务实，只不过一个团里每一百名士兵中只有六个结婚名额。战场上，这些女性被称为随军妇人，她们被允许通过帮军团洗衣服来赚取生活费。当骑兵留在军营里时，这些活儿也经常叫她们来干。一名骑兵的女人说，她靠“白天做一些针线活儿”以及“偶尔帮忙洗洗衣服”来维持生计。和露丝类似，她住在靠近军营的地方，每周挣一先令。
如同戈德斯米德笔下任何一个寄宿屋房客一样，在过去的两年里，安妮一定已经对最适合过夜的角落、最不显眼的门口和最少人经过的通道烂熟于心，清楚在哪里可以求得一夜安稳。安妮并非在9月8日清晨才偶然发现挨着汉伯里街29号的院子。她其实很熟悉此处，因为这里僻静，才专程寻过来。她多半知道房子的台阶和栅栏之间有一处空隙。这个地方颇为理想，她可以背靠墙蜷缩起来，当发现这里没人的时候，她一定松了口气。
乔治的军营驻扎在波特曼街上，两人可能正是在这附近的某处遇见的。露丝有个亲戚为萨塞克斯出身的一户人家工作，那家人住得离克利夫顿广场不远，露丝或许也给这家打过工。海德公园，就位于波特曼街和克利夫顿广场之间，作为士兵和女仆之间的调情圣地而臭名远扬。根据记者亨利·梅休的说法，来往于工作地点的女佣和保姆在经过公园时，经常会接触到“高大威猛的红衫们”，并“迷恋上那身猩红色军装”。潇洒的制服和军人的英姿对异性充满了吸引力，士兵们自然无法免俗，纷纷为了私欲而利用这一点。由于军队极不提倡士兵结婚，而低工资意味着普通士兵“没钱找专门做那行的女性来满足情欲……他非常乐意抓住机会与一个女人建立亲密关系，这个女人看上的不是别的，正是他本身，除了偶尔要费心带她出去玩外，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更重要的是，对军人来说，与清白的工人阶级女孩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不容易染病”，也能让他不用去找妓女。这样的安排可能方便了士兵，却将他的相好陷于窘境，甚至会给对方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到了1841年1月，露丝发现自己落入了这种处境。
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那一天，当伦敦人涌上大街庆祝女王的婚礼时，很可能人群之中就有一名叫作露丝·查普曼的22岁女仆。人们对这位出生于萨塞克斯郡的年轻女子知之甚少，她和许多人一样，背井离乡来到首都打工。在被送往诱惑繁多的广阔世界前，15岁的她接受了洗礼，至少她的家人觉得这么做是明智之举。但是此举看来并不奏效，因为在女王成婚的当时，她就已经结识了近卫骑兵团第2军团的一名士兵，并与之情投意合。
大约在9月8日或9日的某个时候，史密斯家的姐弟们，即艾米莉、乔治娜、米丽安和方登，收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不管消息是来自警察的拜访还是报上的报道，发现姐姐成了残酷凶案的受害者，这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艾米莉、乔治娜和米丽安不忍心告诉老母亲，她那个酗酒离家的孩子被杀害了，而且死得如此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她们压抑内心的悲痛，握着安妮遗下的一双子女的手，两个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母亲遭遇了什么。随着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报纸上，称安妮是个妓女，并对她的堕落生活加以描绘，安妮的妹妹们所承受的痛苦和羞辱是无法想象的。对这三名虔诚的女性来说，颜面扫地又有苦难言，一定让她们痛苦不堪。
在近卫骑兵团第2军团的指导下，乔治成年了。身为皇家近卫骑兵的一员，他得以多次站在前排见证历史。他在英王威廉四世的葬礼上效力，见证了乔治时代的逝去，也在1838年新女王的加冕仪式上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诞生。1840年2月10日，女王的结婚大典他也在现场，在汹涌的人潮中护卫他的君主。
作为家中的男丁，那些需要公开露面的糟糕差事，都落在了方登的身上，而方登除了悲伤之外，还多了一份独属于他的心烦意乱。他，和安妮以及他们的父亲一样，也是个酒鬼。也许他最近瞒着家人见过安妮，给了她几个硬币，没准儿还一同喝了两杯。是方登指认了他姐姐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并参加了死因研讯。研讯时，他悲痛过度，几乎说不出话来。
为了这种盛会的场面，为了加入骑兵队、在全国最负盛名的军团服役的自豪感，为了穿着锃亮的靴子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兴奋心情，1834年时年仅15岁的乔治·史密斯离开了林肯郡的农村老家，奔赴伦敦。三年前，一名征兵中士来到附近的富尔贝克村，将他的哥哥托马斯招进了近卫骑兵团的第2军团。作为一个小男孩，乔治简直等不及想跟着哥哥一起当兵。尽管来到摄政公园军营时，他还没有成年，但军团还是让这个热情的新兵入伍了。他们教他像骑兵一样骑马，教他如何擦亮胸甲、清洁头盔。他很快就学会了军队生活的严格规矩：怎么站，怎么行军，怎么敬礼，怎样操练身体，让自己绝不偷懒或“打混”。军队之所以招收乔治和哥哥入伍，是因为他们是强壮、健康的农村小伙子，体格结实，非常适合跨坐在马背上。根据军队记录，乔治入伍时身高178厘米，肤色白皙干净，有一双棕色眼睛。团里的理发师把他的浅棕色头发剃得很短，但是，由于乔治是骑兵队的士兵，他被准许蓄上一撮考究的小胡子。
方登·史密斯是个坚强的人。这场不幸击倒了他，当他倒下时，他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酒，尽管他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在丧姊之痛的折磨下，不到一个月方登就崩溃了。自打从老板那里偷钱买酒后，他便失去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朋友出手相助，帮他找到了另一份活计，但这并没有让方登好过起来。一天，不堪重负的他喝得烂醉，偷了老板一大笔钱，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消失了。
报纸用“摧枯拉朽”来形容这场雨。大雨倾盆而下，浇透了一切。雨水渗入羊毛斗篷和大衣，从帽檐上瀑布般泻落。这场2月的寒雨，肯定会让那些坚持站在雨里的人患上肺病或寒热，但据说，观众的“精神丝毫没有受挫”。数以千计的人来到这里，抵着白金汉宫的栏杆，在通往圣詹姆斯教堂的路上排起长队。正如《纪事晨报》所写的那样，聚集的人“普遍是工人阶级”。他们“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只为占一个最佳席位，好看一眼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结婚礼服。小年轻爬上树，很快就被警察拽了下来。有几次，聚集的人险些要冲进游行路线，但都被骑马的近卫团士兵拦下了，他们闪亮的胸甲在猩红色的冬季披风下半隐半现。当第一队马车出现时，人们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欢声如雷，随之而来的是“神佑女王”的高呼。人群向前涌动，伸出他们的手去触摸马车和马匹，去窥看王室新娘明亮的蓝眼睛。女王近卫骑兵团第2军团的士兵们迎着人群前进，在民众的头顶上抽响手中的鞭子，“以坚定的作风和愉快的态度”牢牢维持住队伍，“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
一周后，家人收到了一封来自格洛斯特的信，原来方登走进警察局自首了。“噢，我亲爱的妻子，喝酒害人，”他在供认书的结尾处写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让孩子们碰它。”
5 士兵与女仆
安妮的弟弟被带回伦敦，在马尔伯勒街裁判法院受审，他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在米尔班克监狱服三个月的苦役。获释后，方登决心从头来过，于是带着妻儿穿越大西洋，前往烈日炎炎、尘土飞扬的得克萨斯州定居。
（约）1841年9月—1888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