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伊丽莎白最终离开了这份在海德公园的工作，但是1888年死因研讯时出现过一种奇怪的推断，暗示其背后可能是一桩丑闻，很像是她在哥德堡时陷入的那种。即便是从伊丽莎白躺在停尸房里的遗容来看，人们也不难相信，她曾经拥有过一副姣好的容颜。高级督察沃尔特·迪尤伤感地评论说，尽管她经历了种种磨难，但“她的脸上仍留有美丽的痕迹”。像她这样一个年轻女子，身处伦敦，操一口稀奇的异国口音，有着高高的额头和一头深色的卷发，一定会引来许多爱慕的目光。这些人里有一名是警察，在她在海德公园工作的那段时期里追求过她，不过由于她工作时间很长，这段关系没能够开花结果。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更加近水楼台的人也看上了她。
当她接受在伦敦的工作机会时，她也决定了在英国永久定居。虽然不是每个搬到伦敦的瑞典人都有义务去瑞典教会教堂进行登记，但对于那些申请英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必要的行政手续。从海德公园到位于伦敦东区王子广场的瑞典教会教堂，这段路对一个每月假期不超过一天的仆人而言可谓相当费时。等到伊丽莎白终于有空跑这一趟的时候，距离她抵达这个国家已经过去了五个月。说到底，她似乎是应东家的吩咐才去那儿登记的，目的是为之后移居外国做准备，她本人多半并不情愿。伊丽莎白不会写字，她把自己的名字报给教堂的书记员，书记员将她的名字登记在册，同时还备注了她的职业和未婚身份。同时，伊丽莎白还表示她打算前往法国的布雷斯特（那里是航运业的一大中心），并申请变更居住地。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跟随主人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申请后来被人划掉了，这也许发生在她动身之前，也可能是在她从法国返回伦敦之后。
21多年后，在伊丽莎白的死因研讯中，一名叫迈克尔·基德尼的证人被问及和伊丽莎白之间恋爱关系的细节，他暗示说那是一段动荡的关系。他声称，尽管伊丽莎白曾经多次离开他，但他待伊丽莎白就像待妻子一样。“你知道她还和谁在一起吗？”验尸官讯问道。
1866年冬天，伊丽莎白初到伦敦之时，并没有住在托特纳姆宫路繁华的商业区附近，而是住进了海德公园外围一座雅致的联排别墅里。在19世纪中叶的伦敦，一个人有钱有势的标志莫过于在这个名流们的散步胜地旁安家落户。尽管伊丽莎白的雇主及其家人的身份仍然成谜，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迪克森家族为了管理手下的航运、钢铁和木材帝国，经常在瑞典、英国和欧陆之间旅行，这家人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家族事业蒸蒸日上。他们来往于世界各国，家中有着众多仆人，而伊丽莎白也将成为其中一员。虽然这在家政业里算是份极好的差事了，但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份工作的压力要比她以前做过的大得多。现在，员工之间等级分明，她将不得不听从管家的指挥，在一栋好几层楼高的大房子里忙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跟随一位宽宏大度的小中产阶级的女主人，打扫寥寥几个房间即可。这份工作会有一套全新的严格规章制度：干净的手、挺拔的背、紧闭的嘴，以及绝不与主人对视的眼睛。如果她在穿过大厅或上下楼时遇到了主人家的人，按照吩咐她必须转过头面向墙壁。工作上的要求以及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学习一种新语言的困难，想必偶尔会让她感到心力交瘁。
“她以前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名绅士家里做女佣，我看到过那名绅士的兄弟的地址。”基德尼的回答乍一看似乎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棕黑木板隔间里飘着咖啡和肥肉的气味，男人粗鲁的聊天声不绝于耳，一般来说不是女性爱光顾的地方。不过，一些女店员、女佣和日工会趁着给女主人跑腿的当儿，进来喝杯咖啡，再买个一便士的小面包，又或是点些汤、水果布丁和木薯粉当作午饭。约翰·斯特赖德很可能就是这样认识了一位来自瑞典的年轻女佣，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
“我没在问你这个，”验尸官说，“你认为她是跟其他人跑了吗？”他进一步明确了问题，表示自己问的是基德尼与伊丽莎白交往时期的事，而不是在问女方在两人认识之前的情史。
与大多数技工的情况一样，约翰认识女性的机会受到他工作时间的限制。邂逅可能发生在酒吧、公园、游乐剧院里或是教堂活动中。咖啡厅也可以提供机会。
为什么伊丽莎白保留的地址不是来自21多年前服侍过的雇主，而是来自雇主的兄弟，这引出了许多疑问。然而，鉴于基德尼是在被问到伊丽莎白的男女关系问题时，主动提供了这一信息，其中的深意非同一般。至于这个地址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也很神秘。由于伊丽莎白不会写字，这些内容应该是由另一个人写下并交给她的。也许这是男方亲手写的一封信，伊丽莎白悉心保存了几十年。显然，伊丽莎白也曾向迈克尔·基德尼提到过男方，说起过两人的往事。很难想象会有人用21年的漫长时光，来回忆一个仅仅是雇主兄弟的人。
约翰·斯特赖德没有妻小，又远离肯特郡海岸的老家，在这个舒心的环境里他一定度过了许多时光，一边同弗莱耶特攀谈，一边思考自己开一家咖啡厅的可能性。作为一个41多岁的男人，一周六天在木工台前或是家具厂里累死累活，这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已经到了他无法再忽视下去的程度。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将辛勤劳动投入到一个来钱更多、更容易的行业中去，这样有朝一日还能养活老婆和孩子。
或许正是这段私情，使得伊丽莎白最终离开了海德公园的居所。无论情况如何，她的雇主（或许是雇主的兄弟）为她出具了足够好的推荐信，让她可以在其他地方另谋高就。
在乔治时代，大众经常把咖啡厅和知识分子趣味联系在一起，但到了19世纪中叶，咖啡厅开始在伦敦各阶层的工人中间再度流行起来。这些场所从早上5点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提供肋排、腰子、黄油面包、酱菜鸡蛋以及加糖的咖啡等简餐。顾客可以在店里读到最新的报刊，也可以听旁人朗读，不过点不了任何酒精饮品。对于那些起誓禁酒，或是单纯想在酒吧以外的地方享受愉快环境的人来说，咖啡馆就成了他们的好去处。过去，工厂工人和工匠早晨喝的是黑啤酒，现在他们会在上班路上停下脚步，买个一便士的小圆面包，外加一杯热咖啡。到了下班时间，咖啡厅里的忙碌气氛缓和下来，变得更为闲适。店家欢迎顾客在棕黑木板隔开的隔间里落座，慢慢享受一盘猪排，同时翻看几本略带污渍的杂志。“晚上，这些地方成了阅览室，”一位观察员写道，“咖啡厅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便利，这些人在家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旺盛的炉火，明亮的灯光，可供畅读的报纸和杂志，加上一杯简单的饮料，这一切只需花费几个便士就能得到……”
1869年初，也可能是更早一点的时候，伊丽莎白在一名寡妇的手下帮佣，寡妇名叫伊丽莎白·邦德。据她两名佣人说，邦德太太经营着一家雅致的寄宿屋，向一些体面的房客出租家具房。寄宿屋的位置在高尔街67号，距离托特纳姆宫路的家具仓库和商店不远。尽管家务活儿还是一样的繁重，不过，作为一个在海德公园的绅士家庭中受到过良好训练的瑞典女仆，伊丽莎白想必能把寄宿屋打理得井井有条。邦德太太和她的寡妇女儿艾米莉·威廉姆斯负责安排伊丽莎白每天的工作，伊丽莎白和其他佣人则提着一斗斗煤和一桶桶水，捧着摇摇欲坠的餐盘和成堆的待洗衣物，日夜不停地在三层楼梯上奔波。那些她擦洗过的炉栅和铺过的床，其主人无疑都属于中产阶级。在不同时期里，邦德太太的房客包括一名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讲师兼研究员、一名卖“花哨礼品”的普鲁士商人、一名前酿酒师及其妻女、一名律师，以及一名“自食其力”的寡妇。1868年至1869年期间，房客里还有过一位叫查尔斯·路易斯·戈弗里的德国音乐家和他的女儿，他们向邦德太太租了房间，自己居住的同时还用来教授唱歌和钢琴课。伊丽莎白再一次发现身边有了音乐家，她的生活和差事因为旋律的存在而变得轻松了一些，也许这乐声还会让她想起那些曾经救她于水火的人。
他找的落脚处也在这一带，地址是芒斯特街21号，紧挨着尤斯顿路，房东叫查尔斯·莱夫特维克。莱夫特维克是一名铅制品商人，也做房屋出租中介，还发明过管道设备，是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一家之主。莱夫特维克的经济条件虽然相对宽裕，但也没到能把多出的房间空置着的地步。约翰作为一名单身的中年卫理宗教徒，习惯于安静、节制的生活，想来是个理想的房客。不过，莱夫特维克一家有两名佣人伺候着，估计不会和约翰走得太近。约翰天一亮就去上班，很晚才回来，多半不会和房东一家一起吃饭；他会在自己的房间或厨房里吃，有时也会去芒斯特街6号那家丹尼尔·弗莱耶特开的咖啡厅。
某日，伊丽莎白接到主人的吩咐，可能是出门采购食品或是去邮局跑腿，说不定她在当地咖啡厅停下来喝杯茶略作小憩的时候，有一个来自施尔尼斯的47岁木匠注意到了她。没人知道约翰和伊丽莎白是如何相识，又是怎样相知的，他们的邂逅有好几种可能，也许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又或者是在木隔间里喝着加了糖的黑咖啡的时候。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到了1869年初，二人已经订下了婚约。
在19世纪61年代，如果有伦敦人想要购买一套精雕细刻的餐椅，或是一个时髦的餐具柜，托特纳姆宫路北侧的71多家家具制造厂将是他们的不二之选。这一带遍地是工厂、仓库和商店，从玛丽波恩路开始，向东延伸1.6公里，一直到圣潘克拉斯车站，空气中弥漫着新切割的桃花心木和橡木的香味。当约翰·斯特赖德到达伦敦时，城里的这个“家具区”已经吸纳了5252名雇员，他们从事着行业内方方面面的工作，从室内装潢、橱柜制造到商品销售。有那么多的作坊在，带着一箱子木匠工具的斯特赖德要找份工作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约翰·斯特赖德长得怎样是一个谜，他或许相貌堂堂，也可能长相一般但衣冠楚楚。顶着奔五的年纪，他的头发肯定已经开始花白。那么，一个漂亮过人的25岁女佣，不久前才做过有钱雇主兄弟的情妇，究竟是图什么，才和一个年龄几乎是她两倍的普通家具工人走到了一起呢？伊丽莎白二十过半了，心知自己应该尽快嫁人，而单身多年的约翰想来积蓄不少，值得托付。也许，在经历了过去的坎坷后，来自约翰的爱慕显得很真诚。她经历过男人对她的伤害，而约翰·斯特赖德看上去无疑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正是在这种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中，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于1821年出生了。作为家中的老二，约翰子从父业，成了一名木匠。虽然在约翰年轻的时候，施尔尼斯繁忙的船坞给他这行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到了19世纪中期，当人们用钢铁取代木材造船后，想要找活儿干就没那么容易了。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年至四十还没有结婚，依旧住在家中，一面照顾年迈的父亲，一面看护似乎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幺丹尼尔。这一年，家里出了一件棘手的事，约翰发现丹尼尔从他柜子最上层的抽屉里偷走了6英镑11先令6便士。威廉·斯特赖德不会轻饶这种行为，很可能就是他本人做出了向警方告发自己儿子的决定。丹尼尔被逮捕、收监，并于1861年3月在即决法庭受审。约翰拒绝起诉他，反而把他保了出来。事情结束后不久，消沉的约翰决定离开施尔尼斯，到伦敦找工作。
有趣的是，他们的婚礼地点既没有选在卫理宗的小礼拜堂，也没有选在路德宗的教堂，而是定在了伊丽莎白所属教区的教堂——原野圣吉尔教堂，教堂那龙虾尾巴似的尖顶刺破伦敦的烟尘直插云霄。1869年3月7日，伊丽莎白站在祭坛前，身边没有半个亲朋好友为她见证。当丹尼尔·弗莱耶特与他的常客兼好友一起，在结婚登记册上签上大名时，替伊丽莎白做见证人签字的是教堂的司事。没有什么故人或往事可以打扰到她的婚礼。她甚至给父亲编了一个假名字：“奥古斯塔斯·古斯塔夫森”。很多移民都会像她这样做，希望避免一切往日的阴霾或旧梦落在这个新篇章上。对于她在哥德堡的悲惨生活和她身上依旧携带着的疾病，她的丈夫究竟了解几分，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斯特赖德于1817年结婚，婚后不久就皈依了卫理宗。他一生恪守信仰，大小决定都谨遵教义。尽管斯特赖德相当富有，但他和妻子埃莉诺以及九个孩子都过着简朴而节制的生活。在大部分时间里，夫妇俩和他们不断增多的子女选择居住在斯特赖德街上的一处小屋里。依照卫理宗的严格要求，他们放弃了一切彰显富裕的外在标志：没有昂贵的衣服，没有珠宝，只有最简单的家具。除了禁止跳舞、看戏和打牌外，一家人每周还会斋戒一天。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满是水手和海滨娱乐的小镇上，他们拒绝饮酒。尽管威廉·斯特赖德有的是钱，但他从未雇用过一个住家仆人，甚至在1858年他妻子去世后也是如此。
步入婚姻的殿堂，标志着斯特赖德夫妇两人的人生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决定开一家店，并搬到了约十公里之外的伦敦东区一个叫波普勒的地方，夫妇俩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稳固。这次搬家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约翰·斯特赖德打算开一家咖啡厅，但万一失败了，还可以在码头做木工活儿。该地区欣欣向荣的码头雇用了两百多名全职工人，在19世纪61年代还有一项连接北伦敦铁路与港口的扩建工程正在进行。约翰的哥哥乔治是一名码头职员，在当地已经成家立业。附近有个亲戚照应，这对想要快点生孩子的夫妇俩来说，同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到了1871年，过去住在莱姆豪斯的另一个兄弟查尔斯，也赶来投奔了乔治和约翰两兄弟。
在施尔尼斯，很少有人像威廉·斯特赖德那样受人敬重。他是地方上那种冷冰冰的头面人物，镇上的居民看到他虽然会脱帽致敬，却不敢露出笑脸。斯特赖德做了他这种出身的劳动者能做的一切来改善生活，并跻身拥有房产的资产阶级之列。他于1811年左右开始工作，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船工，但经过几十年谨慎的储蓄和投资，他逐步在土地开发和房屋买卖中赚到了钱。19世纪41年代的时候，他住进了自己名下的一栋房子里，房子就建在斯特赖德街上，这一整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彼时，斯特赖德已经从一名船坞工人跃升为了施尔尼斯码头委员会的一员。如果有人斗胆请教他成功的原因，他十有八九会提到自己对上帝的虔诚。
婚后几个月内，斯特赖德夫妇在上北街开设了他们的新店，位置就在俗称的波普勒新城的中心。泰晤士河岸以北，这些19世纪新近建成的街道纵横交错，小别墅、中产阶级的排屋和工人家庭的住所混杂在一起。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说，他在19世纪61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住在那里，这是一个充满反差的地方，“城镇和乡村谁也不甘落下风”，周围的沼泽地仍然分布着零星的农场，成群的山羊和奶牛在农民的驱赶下穿过街道。在码头和济贫院之间穿梭的“失业者队伍”也屡见不鲜。
11 移民
约翰曾在芒斯特街跟着丹尼尔·弗莱耶特学过经营咖啡厅的门道，上北街的社会构成包括杂货店、药房、裁缝屋和肉铺，从理论上讲与芒斯特街没有什么不同。相比码头上的工人，小店周边那些教师、石匠、佣人、船工和干体力活儿的人，才应该是斯特赖德夫妇的目标客群。咖啡厅开在卫理公会三一堂对面，这个位置也很有讲究。租金和开店的初始投资大概是来自积蓄，伊丽莎白可能也出了一部分。约翰没准儿利用他的木匠手艺装修或改造了一下店面，一般来说，内装会包括朴素的木隔间、上过清漆的隔板和有活动翻板的折面桌。由于伊丽莎白有做仆人的经验，她会和约翰一起打理这家夫妻店。查尔斯·狄更斯曾描写过那些工人阶级咖啡厅里随处可见的“利索的女招待”，她们“说起话来言简意赅”，但“每次重复那两句‘咖啡点心’‘茶和鸡蛋’时，语调总是变着花样”。尽管咖啡店店主的工作时间很长，但夫妇俩能够保持自己的节奏，而且生平第一次，伊丽莎白洗洗涮涮、做饭端菜不再是为了东家，而完全是为了自己和丈夫的利益。
五天前，她提出了移民英国的申请，并向首都斯德哥尔摩提交了一份变更居住地的证明。在申请表上，她声明自己是独自登程，没有家人同行。她不久前才满22周岁，并将成为当天唯一一个移民到伦敦的瑞典人。她不会乘坐经过赫尔的拥挤的移民船，而是将与她的英国新主人一起度过一趟还算舒适的旅途。我们相信，当她站在甲板上或透过窗户看着城市天际线处的山峰和穹顶逐渐退去时，她的心中不会有半点后悔。
要说斯特赖德夫妇面临的困难，那可能就是和酒馆的竞争了。虽说咖啡厅很受欢迎，但不是每个工人都愿意放弃酒精和在当地酒吧里呼朋唤友的快乐时光。尽管咖啡厅或许有其忠实的拥趸，但一家店的生意好坏还要看地段；附近酒吧太多、戒酒者太少的话，哪怕赢过了其他的咖啡厅也难免倒闭。到1871年，斯特赖德夫妇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得已把店搬到了波普勒高街178号，希望在那儿的人气会更旺些。首次创业失败让夫妇俩付出了代价。为了弥补经济上的亏损，约翰似乎又干回了老本行，至少是两头兼顾，因为他在那年人口普查中登记的职业不是咖啡厅老板，而是木匠。不过，斯特赖德夫妇并不打算认输，他们的店也确实又支撑了一段时间。
2月初，城市的街道上积着厚厚的雪。哥德堡的运河上结了一层冰。1866年2月7日，港口处的码头工人、水手和乘客都裹紧了毛皮外衣，以抵御刺骨的寒冷。伊丽莎白站在人群中间，准备登上驶往伦敦的船中的一艘。这些船的烟囱朝向天空，将热烘烘的烟雾喷进冰冷的空气里。
婚后的四年中，夫妇两人没有孩子。就算伊丽莎白怀过孕，小孩也没能生下来，这很可能是她的病情所致。虽然她身上的梅毒处在潜伏期，不会传染给约翰，但流产和死胎的风险相当高。为了隐瞒过去的经历，伊丽莎白也许耻于向约翰坦白这一秘密。两口子里如果有人得了梅毒，在当时会被认为是丑事和悲剧，但人们只会怪罪于丈夫，认为是他们嫖娼和包养情妇的错。医学文章谈到梅毒时也通常采取这一看法，同时还声称问题的根源在于卖淫女的自私下流，以此来为男人的行为开脱部分责任。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男人有可能娶一个有性经验的女人，而这个女人还感染过这种疾病。在那个时代，成为母亲被视为女人的使命和价值所系，当不上母亲一定让伊丽莎白感到痛苦万分，尤其是社会和教会还将这怪罪于她。伊丽莎白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她相信，这是对她有罪生活的惩罚。约翰和他虔诚的卫理宗家人如何看待伊丽莎白迟迟不孕，我们不得而知。虽然约翰在和伊丽莎白结婚的头几年里，与兄弟查尔斯一家保持着联系，但在1872年之后，两家人似乎开始疏远了。斯特赖德家族仿佛本就四分五裂，随着德高望重的大家长撒手人寰，兄弟间的裂痕暴露无遗。
命运对她已经很是慷慨，现在它又赐予了她最后的礼物。在和威斯纳夫妇一起生活期间，伊丽莎白收到了65克朗，据说是她已故的母亲留给她的遗产。然而，由于瑞典法律规定，25岁以下的女性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继承金钱，且妇女的财产在其死后属于其丈夫，因此这笔钱到她手里多半要打折扣。钱的金额不大，勉强够为她的新生活添置一些东西——衣服、鞋子、帽子，甚至可能有一个旅行用的行李箱。如果伊丽莎白确实收到了这样一笔钱，也许钱的来源另有其人，没准儿是来自一个希望为自己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的人。像这样给一笔钱是男人与情妇分手时的常见做法。
19世纪71年代初，威廉·斯特赖德即将迎来他的九十岁大寿。顽固而执着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错过一次施尔尼斯码头委员会的会议。然而，到了1873年夏末，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9月6日，他在他和儿子丹尼尔共同居住的家中去世，女儿萨拉·安陪在一旁。对于这么一个曾为施尔尼斯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当地报纸上刊登的讣告却是那样惜字如金。讣告仅仅把他描述为一个“受到全镇尊敬的人”。讣告中既没有记载他的丰功伟绩，也没有言及他的乐善好施，更令人吃惊的是，没有提到他有一群深爱他、悼念他的家人。
在主仆二人相处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也许和玛丽亚谈论过自己待在哥德堡的感受。尽管伊丽莎白现在已经不在警察的登记册上，也不再从事妓女工作，但只要她走出威斯纳家的大门，走到胡萨路上，就能看到那些对她知根知底的熟悉面孔。每一天，在去商店或市场的路上，她都可能会遇到以前的客人、咖啡厅的老板，还有那些和她曾是同行的女人。与此同时，警察也会继续监视她。只要还待在这座城市，伊丽莎白就永远无法摆脱她的过去。因此，做一个富裕家庭的女佣，在伦敦从头来过，这个机会在她眼中一定如同老天爷的恩典。
除了丹尼尔之外，斯特赖德家的孩子中在成年后陪伴父亲最久的就是约翰。如果有谁可以期待从威廉·斯特赖德的遗嘱中得到什么的话，那必须是这个二儿子。他直到41多岁才结婚，牺牲自己的收入和未来的经济保障留在施尔尼斯，就是为了照顾家人。然而，在当月31日宣读遗嘱时，里面的内容让人跌破了眼镜。
哥德堡的“小伦敦人”主要来自苏格兰，他们也是这座城市里最慷慨的慈善家。詹姆斯·詹姆森·迪克森和他父亲的兄弟亲自负责筹集资金资助哥德堡管弦乐队，并在音乐家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约瑟夫·夏佩克是卡尔·威斯纳的好友和雇主，身兼哥德堡管弦乐队队长及哥德堡军乐队指挥二职，此外还是英国人社群的核心人物——圣公会教堂的风琴师。很可能正是通过这层关系，威斯纳夫妇听说了有个英国家庭打算招一名愿意跟他们回伦敦的女仆。
丹尼尔得到了丰厚的财产回报。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斯特赖德街的五栋房子和胜利街的两栋房子，还包括一小块额外的“菜地、一个马厩、一个煤棚、一间作坊和一个花园”。他的女儿萨拉·安·斯努克住在离父亲一步之遥的地方，也获赠了斯特里德街的两栋房子。约翰的阔绰弟弟爱德华留在施尔尼斯，经过培训当上了外科医师，成了家族中的红人，他同样被赠予了斯特赖德街上的一套房子。约翰什么也没拿到，甚至没有得到一句提及或感谢。
哥德堡的商业扩张始于18世纪，在19世纪快速发展。这座城市拥有大型港口，并出口木材、矿石等原材料，这吸引了大量来自英国的外商投资，英国人视之为发财的大好机会。迪克森、基勒和威尔逊等家族开始建立自己的航运帝国。大卫·卡内基开设了一家投资银行、一家炼糖厂和一家啤酒厂。很快，英国的啤酒酿造师们闻风来到哥德堡，一同前来的还有苏格兰和英国的工程师，他们承包设计铁路和污水处理系统。英国人社群的活跃使哥德堡不久就获得了“小伦敦”的外号。
威廉·斯特赖德玩了一个报复性的偏心游戏，想借遗嘱从坟墓里昭告天下，子女里谁讨得了他的欢心，谁又让他丢脸。约翰的长兄威廉·詹姆斯生来就是聋子，一生都在施尔尼斯当工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同样被遗嘱排除在外，所有抛下父亲前往伦敦的儿子也是如此。
在19世纪，音乐和艺术将社会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聚到了一起。虽然那些提供娱乐的人通常来自工人或“工匠”阶层，但消费和赞助文化事业的人往往是社会中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一群。艺术家，就像他们富有的赞助人一样，周游于各个国家；他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交往，还能在权贵那里说上话。也许正是依托音乐的力量，伊丽莎白得到了她的下一个机会。
约翰和伊丽莎白在威廉·斯特赖德死后的几个月内就被迫转让了咖啡厅，这绝不是一个巧合。在上北街开的第一家店倒闭后，他们很可能欠下了钱，而第二次生意失败想必让他们越发债务缠身。为了让店活下去，约翰可能以未来的遗产做抵押借了钱。当父亲的遗嘱让他希望落空时，他别无他法，只得永远断了创业的念想，并尽可能地保证两人不要变得无家可归。
但愿伊丽莎白在威斯纳家工作期间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胡萨路27号的房东是一位军士，曾和卡尔·威斯纳一起在乐队中吹过小号，几间房似乎被他租给了一些同僚。和威斯纳夫妇同住这栋楼的，除了房东约翰·弗雷德里克·伯根达尔外，还有另一位军人小号手弗兰斯·奥斯卡·马尔姆，以及一位军人遗孀和她的小孩。这一年，当冬天来临，沉重而寒冷的黑暗重新笼罩这座城市时，伊丽莎白曾经艰难困苦的生活将被烛光、炉火和音乐所包围。
12 “高个儿莉兹”
在从“耻辱登记册”上除名的过程中，雇主需要向警方写一封保证书，为这位“前卖淫女”未来的品性和行为做担保。13日，也就是伊丽莎白跟随玛丽亚·威斯纳来到她二楼公寓的三天后，她的雇主写道：“女仆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森于11月11日开始在我家帮佣，只要主仆关系不断，我就有责任确保她安分守己。”第二天，伊丽莎白被要求接受最后一次健康检查。医生宣布她的治疗很成功，“卖淫女”97号从此不复存在。
傍晚8点将近。天空已经变暗，月亮从风平浪静、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上升起。1878年9月3日的晚上，夏天渐入尾声，“爱丽丝公主”号上坐满了一日游的旅客和从施尔尼斯度假回来的人，这八百多名乘客正在乘船返回伦敦。甲板上，船上的乐队奏起欢快的波尔卡舞曲，情侣们、夫妻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孩子们在湿滑的木地板上互相追逐。绅士们读着报纸，看海岸线从身边掠过，仓库、码头和工厂消失在夜幕之中。当船靠近北伍利奇码头时，那些陶醉在温柔的夜色与乐声中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正在径直朝着“百威尔城堡”号的航线驶去，后者是一艘891吨重的铁甲运煤船。等到两艘船上的人发现即将发生碰撞时，为时已晚。“百威尔城堡”号船头的尖端如同刀子一般刺穿了“爱丽丝公主”号，直接撕裂了引擎室，将船一切为二。几分钟内，断成两半的船就被吸进了满是污秽的泰晤士河深处，惊慌失措的人们在下沉过程中艰难地往上攀爬、扒住船壁。河里漂满了浮动的人头，他们挣扎着喘气，隔着黑漆漆的河水向亲人呼喊。父母紧紧抓住溺水的孩子，妇女沉重的裙子和金属裙撑使她们几乎不可能抵抗潮水的拉扯。“百威尔城堡”号扔下绳索，放下了船上为数不多的几只救生艇，但在如此众多的遇险者面前却显得有心无力。
11月11日，伊丽莎白接受了定期健康检查。玛丽亚头戴软帽，披着冬季斗篷，在检查室外面等她出来，准备领她进入新的生活。对于伊丽莎白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一个家、一个对困境中的她伸出援手的人，简直是天大的幸运。根据法律，这也是除结婚以外，唯一一个能从警察登记册上删去她的名字，让她回归正常生活、恢复名誉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让玛丽亚·威斯纳从“治疗所”的众多面孔中选择了伊丽莎白，我们不得而知，说不定是“卖淫女”97号的悲惨故事中的某些部分打动了她。或许是因为她们年龄相仿，都来自瑞典西部的村庄；或许，已经结婚两年的玛丽亚需要的不仅是个佣人，她也需要一个好姐妹；又或许，她在伊丽莎白身上看到了虔诚的信仰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恳切愿望。
超过651人死于这场悲剧，这是泰晤士河的航运灾难中死难人数最多的。幸存者的人数至今没有定论，据估计是在69至171人之间。那些活下来的人面临着可怕的任务，即帮忙辨认每天从事发的河里捞出的尸体。许多家庭在9月3日晚上全家丧生；孩子们成了孤儿，妻子和丈夫成了寡妇和鳏夫；一些人绝望地看着亲人被波涛吞没。
伊丽莎白很可能就是这样被玛丽亚·英格丽德·威斯纳找到的。玛丽亚的丈夫是一名德国音乐家，受雇于哥德堡管弦乐队，在该市刚落成不久的“新剧院”里工作。虽然威斯纳一家并不阔绰，但他们和住在胡萨路27号隔板房街区的乐师同僚家庭一样，都习惯于保留一个女仆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威斯纳夫妇之所以决定雇用一名年轻的失足女子，或许不光是出于基督教徒的使命感，也与他们的经济水准有关。就在几个月前，卡尔·温泽尔·威斯纳所在的管弦乐队刚因为资金不足而遭解散，卡尔没有携他的瑞典太太一起返回波西米亚老家，而是决定留在哥德堡，以双簧管演奏家的身份谋生。威斯纳夫妇身边没有女佣，玛丽亚又即将诞下头胎，再加上雇用警察登记册上的妇女没准儿都不用花钱，只要提供食宿就够了，夫妇俩对于援助失足女一事想必颇为乐意。
“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给伦敦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事情在东区码头周围的民众间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目睹了这一事件，看到了成堆的尸体和船只的残骸，其余人则惊恐地听目击者讲述见闻。由于这场惨剧还波及了那些从施尔尼斯过来的人，住在波普勒和莱姆豪斯的斯特赖德兄弟想必对此事尤为关注，他们肯定会焦急地在一天天变长的死者名单中寻找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名字。伊丽莎白一定也密切留意着事件，随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在报上和熟人间流传开来，她认识到了这场灾难有多么严重。
虽然法律制度对那些陷入卖淫和疾病恶性循环的人毫无怜悯，但民众中有一部分人尚有同情心。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19世纪中期的瑞典及其北欧邻国一度掀起过“拯救”堕落女子的风潮。这项工作主要由中产和上流阶级的妇女通过教会推行，目的是使那些上帝的迷途羔羊重新回到基督教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卖淫不是环境所迫，而是出于个人选择。堕落女子在行差踏错后，也可以决心回到正道上来。这种品性改造可以通过将“卖淫女变为良家女”来实现，也就是将她带回家庭领域，即经文中所说的路德教的正派信女应该待的地方。改造包括重新接受培训成为女佣或洗衣工，学习清洁、熨烫、烹饪、护理、缝纫及制作传统手工艺品。路德会的女执事们以身作则，开设了感化院和洗衣店，并定期访问红灯区和性病医院，从中寻找值得拯救的女子。
“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发生之时，伊丽莎白的生活也陷入了动荡。在咖啡厅倒闭后，她与约翰的婚姻不复甜蜜。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以及无法生育等其他潜在因素，可能导致了两人的不和。此外，酗酒好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可治愈的梅毒只是降临在伊丽莎白身上的诸多不幸之一，且毫无疑问，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许多男性也难逃此劫。由于尚未摸透梅毒的病理，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没有直接疾病迹象的情况下，患者不具有传染性。虽然医学界付出了不懈努力，但直到1911年洒尔佛散问世，加上后来抗生素的出现，人们才有了治疗这种恶疾的有效手段。因此，到了8月31日，伊丽莎白再次出现梅毒的症状也就不足为奇了。她被送回“治疗所”，一直待到9月23日。这一次，她为耻骨上的病变接受了涂抹硝酸银的治疗。出院23天后，11月17日她因另一处病变再次入院，这次是在阴蒂上，她又接受了一次硝酸银治疗，并在11月1日被宣布“治愈”。之后，警方在3日、7日和11日对她进行了检查，宣告她现在“身体健康”，可是事实上她永远不会健康。这段时间过后，伊丽莎白的梅毒将进入潜伏期。尽管她的症状会消失，也不再具有传染性，但许多年后，这一疾病会卷土重来，进入摧枯拉朽、穷途末路的第三期。
1877年3月，在两人结婚8年后，伊丽莎白似乎离开了约翰。虽然这次分离时间不长，但她无处可去，也没有选择去临时收容所，而是决定在街上碰运气。24日那天，不知是因为乞讨还是露宿街头，她被警察根据《流浪法》带走，并强制送入了济贫院。在这次经历之后，斯特赖德夫妇复合了，但他们的争执和困难仍在继续。两年后，约翰生了场病，伊丽莎白向瑞典教会教堂寻求援助。1881年时，她的名字出现在济贫院的记录中，一次是2月在斯特普尼联合济贫院，另一次是4月在哈克尼联合济贫院，在她的登记信息旁写着“赤贫”一词。
当一项制度将涉嫌“放荡成性”的妇女与那些确凿的妓女同等论处，其后果之一便是使两者陷入同样的命运。一旦一名妇女出现在警方的登记册上，她就别想找到体面的工作了。若要维持生计，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身她被指控从事的职业。哥德堡的皮勒路是臭名昭著的“仙女街”，我们不知道伊丽莎白究竟是如何加入这条街上卖身女的行列的，但到了那年11月，她登记住址时写的就是这条街。由于警方禁止妓女站街和公开拉客，伊丽莎白只能在室内招揽生意，要么在这一带几家伪装成正规场所的咖啡厅里，要么在妓院里，尽管做这档生意的老鸨不太愿意雇用最近接受过梅毒治疗的女人。在皮勒路和胡萨路之间的咖啡厅里游走，学习那些支配着各色小姐、嫖客和老鸨间关系的潜规则，对伊丽莎白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她的生活中一定避免不了暴力和与之相伴的恐惧。伊丽莎白声称自己住在哈加工人区，但这一时期哈加的人口普查名册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因此她很可能在把男人带回住处时继续使用化名。这一带许多房子的阁楼上都设有小隔间式的房间，这种房间被称为“妓女壁橱”，她称之为家的地方多半就是这众多隔间里的一个。这些房间专门出租给妓女，让她们能够偷偷摸摸赚点微薄的收入。
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878年9月以后，伊丽莎白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挣钱。既然约翰无力养家糊口，那么她只好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活下去。随着1878年的秋天一天天过去，她目睹了关于“爱丽丝公主”号船难受害者的可怕故事如何激起了大众的同情之心并收获了物质援助。报纸上满是伦敦人慷慨解囊的消息，他们筹集了超过38246英镑投入救济基金。人们鼓励受害者、幸存者及他们的家人站出来提出索赔。伊丽莎白也许受此启发，想要如法炮制一番，于是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周里，许多人都在玩同样的把戏。9月29日，一个名叫伊丽莎白·伍德的21岁女子号称自己在船难中幸存但失去了家人，借此从伍利奇的一名咖啡厅老板那儿骗钱，结果被判入狱一个月。无独有偶，“爱丽丝公主”号基金也拒绝了55份“无充分理由者”的援助申请。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幸存者名单中，也未曾从救济基金中成功获得善款，除非她使用了化名。更大的可能是，她仅仅是通过向好心人兜售悲惨身世赚了点小钱。
从3月底名字被列入“耻辱登记册”到5月13日从“治疗所”出院，这段经历给伊丽莎白带来的创伤不可小觑。她被当众指控为妓女，屈辱地接受警方的检查，发现自己得的病不仅会毁容还可能危及性命，被幽闭起来接受残酷的治疗，在恶劣的环境中流产，出院后流落街头、举目无亲，这一切无疑都给她的心灵留下了伤痕。
伊丽莎白的故事编得很用心，活灵活现，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她声称，自己曾和约翰以及他们九个孩子中的两个一起登上了“爱丽丝公主”号。她似乎跟一些人说，约翰是船上的员工，她和孩子那天在陪他。当游船遭到撞击时，他们一家人被冲散了；约翰试图去救孩子，但他和两个孩子被河水冲走，淹死了。伊丽莎白发现自己身处船上正在倒塌的一根烟囱里，她看到“百威尔城堡”号扔下一根绳子，于是赶紧伸手抓住。在她为了逃生往上爬的过程中，上方的人一脚踢到她嘴里，弄伤了她的上颚。万幸的是，她活了下来，或者说她是这样告诉她的听众的。她接着说，作为一个寡妇，生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由于她无力抚养余下的七个孩子，他们被送去了瑞典教会在南伦敦开办的孤儿院里。最后，她无处可去，只能求助于她丈夫的一个朋友，尽管如此她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19世纪61年代以前，医学界提倡的梅毒治疗手段有两种。第一种，也是最传统的一种，是摄入汞，并将汞局部涂抹在下疳和病变处。第二种更现代的理论则选择使用其他金属（如金、银、铜）和溴、碘、硝酸制成化合物，内服或掺入药膏进行涂抹。两种方法都对病人的健康有害。在这两种方法中，哥德堡的“治疗所”似乎更倾向于非汞疗法。伊丽莎白在住院期间接受了氢碘酸的内服治疗，其主要成分是碘和氢，与此同时，她的生殖器疣会通过药膏脱水或加以切除。在接受如此治疗17天后，伊丽莎白早产了。4月21日，她在收押于“治疗所”期间生下了一个七个月大的女婴死胎。她没有在其出生证上注明父亲的名字。
伊丽莎白可能整合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也可能从认识的人那里全盘照搬了他们的说法。作为约翰·斯特赖德的妻子，她并没有生下九个孩子，或者说如果她有过，真正的悲剧也许在于这些孩子一个都没能活着降生。她可能经历了九次失败的怀孕，也可能她只是从约翰那里借用了这个数字，因为约翰是九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丽莎白会反复讲述这个故事，直到她身边的人都信以为真。这是她重写自身历史的第一步，在未来她将继续改头换面。她还会利用这个故事来和丈夫划清界限，在两人分开的那段时间里，她声称丈夫已经死了。
根据伊丽莎白的记录，她在“治疗所”一直被关到5月13日。哥德堡的性病医院根本不是治病救人的避难所，而是以像对待囚犯一样虐待病患而闻名。由于患者是根据法律被送入医院的，因此医院的护工和护士有权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将患者关在院内，直到院方宣布其痊愈。1855年，“治疗所”的梅毒病房里住了133名妇女，由于过度拥挤，许多人要和别人拼床睡。有时候病人的数量超过了容纳极限，院方就叫她们睡在地板上。
1881年4月，夫妇俩再度复合，不过这一次只持续了寥寥数月。从这一年的人口普查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大不如前。他们曾经在自家的咖啡店楼上拥有好几个房间，如今他们的居住空间只剩下堡区厄舍路某栋房子里的一个单间。到了12月，约翰和伊丽莎白似乎已经商定了要永久分开。如同威廉·尼科尔斯和约翰·查普曼一样，约翰·斯特赖德可能也答应向妻子支付少量的生活费，以此象征两人正式分居。从这一时期起，伊丽莎白搬到了白教堂地区，先是住在红砖巷，接着因为患上支气管炎而在济贫院附属的诊疗所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之后她住进了一家寄宿屋，在余后的六年里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个地方：弗劳尔迪恩街32号。
当伊丽莎白被列入警察名单时，她的梅毒已经进入二期。这种疾病的最初症状发生在感染后的11至91天里，包括出现明显的硬下疳或生殖器上的无痛疮，这些症状将在3至6周内消退。之后，伊丽莎白将开始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发烧、腺体肿胀、喉咙痛，继而在背部、手部和脚底出现红疹。这一阶段，患者的生殖器上也会出现疣状增生和病变。梅毒二期可能持续几个月，也可能会折磨患者一年之久。尽管无法确定她是从谁那里感染的梅毒，但从当时疾病的阶段来看，大概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没有性经验的人不懂得在伴侣身上寻找这种疾病的迹象，因而比从事性交易的人更容易被感染。
根据作家霍华德·戈德斯米德的说法，“弗劳尔迪恩街”——街上的居民们这样称呼它——绝不像“名字听起来的那般如花似锦”，而是“东区最糟糕的贫民窟之一”，闻起来“卫生堪忧”，看起来“一片狼藉”。1888年，美联社的记者探访了这里，他的用词多少要缓和一些，称“对于东区来说”，它“看起来还挺像样的”。他继续写道：
自3月被列入警方登记册以来，伊丽莎白接受了数次这种常规检查，并于4月4日被发现患上了湿疣，也就是生殖器疣。体检医生立即意识到：“卖淫女”97号出现了梅毒症状。在警察的护送下，她被立即送往“治疗所”——一家性病医院。
街道的一侧主要被一大堆现代建筑所占据，本意是供工匠家庭居住，实际上几乎全租给了中产阶级的犹太人群体。另一侧看上去则要脏乱得多。房屋的砖墙因年代久远而发黑，门窗也和人们印象中极端贫困者的居住环境如出一辙。
对于一名在信教的环境里长大，并接受过教义问答训练的年轻女子来说，这种屈辱的经历一定叫她万箭穿心。然而，由于伊丽莎白怀的是私生子，她很可能像同时代的许多妇女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惩罚。社会和教会让她相信，她对父母、乡亲、自己和上帝都犯下了罪。她在登记文件中对于自己的情况遮遮掩掩，从这点就能看出她十分愧疚。当被问及双亲时，她毫不犹豫地称他们都过世了。虽然伊丽莎白的母亲的确在1864年8月死于肺结核，但她的父亲仍然健在，可是对自身遭遇的羞愧让伊丽莎白无颜回到父亲身边。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同年5月结婚，她似乎也已经切断了与妹妹的所有联系，就当家里没有这个人了。
根据这篇文章所说，街道破败一侧的所有建筑都是登记在册的寄宿屋，32号的寄宿屋有一百张给“宿客”的床位。虽然戈德斯米德说这些宿舍爬满了害虫，“人满为患，空气污浊，并且……散发着恶臭，有害健康”，但美联社记者认为32号内部“看起来意外地舒适”。毫无疑问，比起其他寄宿屋，伊丽莎白更青睐这里。几年下来，她逐渐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
例行检查不光是为了筛选出该市的“卖淫女”，同时也是为了惩戒她们。为了不冒犯路过东港湾街的哥德堡正经市民，所有真正的或有嫌疑的“卖淫女”都必须从后门的隐蔽通道进入警察大楼。一旦进入大楼，她们就被要求脱光衣服，排成一队。有时候，如果需要长时间等待的话，警方会命令她们站在室外的院子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而身穿制服的警官就站在一旁。
住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时候，伊丽莎白通过“打杂”来养活自己。打杂女工被形容为“家政业里的底层工作——比任何女佣都不如”，她们作为临时佣人，到那些请不起住家仆从的人家里，干上几小时的活儿。打杂女工的年龄一般比女仆大，“在41至61岁之间”，而且通常来说穷困潦倒，这从她们“脏兮兮的头巾，破旧的帽子……向上卷起的长袍，和裸露在外发红的双臂”就可见一斑。除了两先令的工钱外，伊丽莎白可能还会得到一些食物：烤面包和茶、主人家的剩饭剩菜，幸运的话还会有砂糖。
警方向她说明了需要遵守的日常规定。她必须每周两次去检查所报到，分别是在周二和周五，否则她将面临逮捕，要么缴纳罚款，要么在监狱里待三个晚上，伙食只有面包和水。晚上11点后，她被禁止出门。她必须“过一种安静且沉默的生活”，言下之意仿佛她无疑就是个妓女，而且还公开拉客。规定禁止她在住处的窗前或门口流连，也不许她“招呼过路人”。她必须“在公共场合穿着得体”且“不可引人注目”。倘若这些女性其实并没有从事性交易，又或者她们并非公然违法，而是遭到强奸或是偷情，面对这样的训诫时，她们一定感到无地自容。尽管伊丽莎白的名字出现在了俗称的“耻辱登记册”上，但在那年春天的登记文件上，她仍然以佣人自称，而非妓女。
在东区，犹太人群体占据了白教堂高街和汉伯里街之间人口的大多数，在周六安息日期间，他们依靠打杂女工来帮自己干活儿。由于宗教习俗禁止犹太人在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期间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因此他们雇用打杂女工来生火、点煤气灯，以及做饭端菜。作为逃离俄罗斯、普鲁士和乌克兰迫害的新移民，这些家庭大多不会说英语，但是伊丽莎白学会了用意第绪语与他们交流。事实上，她或许在哥德堡时就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的基础。她当时所居住的工人区哈加也是该市犹太人群体的聚集地。为犹太家庭工作还将给伊丽莎白带来安全感——同为移民，她知道这些人通常很少讨论他们的过去，因此也不太会对她的过去问长问短。
第一次做检查时，她的名字，托斯兰达的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作为“卖淫女”97号，被记录在了官方名册里。警方要求伊丽莎白提供出生证明，并交代过往经历，比如以前在哪里工作，住在何处。她故意对这些问题保持缄默，只说自己是农民的女儿，从乡下进城，在城里当过佣人。警方还询问了她接受宗教教育的情况，她称自己在17岁时受了坚信礼（与事实不符）。记录信息的工作人员随后抬头看了看这名年轻女子，对她的外表上下打量了一番。他注意到她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头棕发”。他形容她有一个“挺直的”鼻子，长着“鹅蛋脸”，比起圆脸更偏瘦长。撇开隆起的孕肚，他推测这个21岁的女人应该不是个贪嘴的人。伊丽莎白身高1.57米，工作人员形容她的身材很“苗条”。
与约翰分开生活，远离西区和波普勒，给了伊丽莎白一个机会，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头换面。她已经懂得，摆脱身份就像搬到新地方住一样轻而易举。当她住在白教堂时，她是寡妇伊丽莎白，也是船难的受害者伊丽莎白。农夫的女儿变成了女仆；女仆变成了男人的情妇和堕落女子；堕落女子变成了妓女，然后又变成获救的从良女子。她曾经是移民，是有钱人的姘头，是穷木匠的妻子。她做过咖啡厅的老板娘，也做过济贫院里的宿客。她是瑞典人，但英语说得很好，足够骗到别人。她有时也可能自称是爱尔兰人，并化名为安妮·菲茨杰拉德。只要伊丽莎白愿意，她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女人的妹妹。
对于伊丽莎白，警察和邻居可能已经疑心了有一段时间，不过到了1865年3月，他们相当肯定她犯了“放荡成性”罪。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个月，衣服也挡不住隆起的肚子了。让她陷入如此境地的那个人，这时却无影无踪，留她一人承担后果。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在伊丽莎白怀着孩子的时候，他让伊丽莎白靠什么过活。3月底，当风中还裹挟着锋利的冰霜时，伊丽莎白第一次接到了命令，前往警方的检查所接受外科医生对她性器官的检查，日后这将成为一周两次的例行检查。
1883年，命运让伊丽莎白遇见了一位名叫玛丽·马尔科姆的女裁缝。长年对着针头眯缝着眼睛，似乎已经毁掉了马尔科姆夫人仅存的视力。再加上她喜欢喝两杯，眼神就更为不济。一天，不知是在大街上还是酒馆里，她瞥见了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并把她当成了自己久疏联系的姐妹伊丽莎白·沃茨。玛丽可能叫出了她姐妹的名字，而伊丽莎白顺势答应了一声。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之所以将错就错，部分原因是她非常乐意利用这段新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好处。
虽然各国实施监管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观念是共通的，那就是从事性交易的妇女应该为梅毒的传播负责。人们相信，如果国家能够控制丧德、堕落的女子，也就是疾病传播的媒介，那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男性携带者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在哥德堡，就像在斯德哥尔摩、巴黎、汉堡、柏林等欧洲各大城市一样，从事性交易的妇女有义务在警方那里登记姓名和住址，并定期接受妇科检查，以确保她们没有疾病。然而，谁该被列入这一名单，完全取决于在各个街区巡逻的扫黄警察的心情。许多被迫登记的妇女并不一定从事卖淫，而只是被警察怀疑“放荡成性”。根据历史学家伊冯娜·斯万斯特罗姆的说法，哥德堡的警察系统采用了两份不同的名单：一份名单上列有公认的妓女的名字，另一份则记录着有嫌疑的妇女——怀孕的单身女性、经常被看到与男人独处或在夜间外出的妇女，以及情妇。
这名女裁缝在讲述两人之间的交往时，言语中把自己所了解的伊丽莎白·沃茨的生活细节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所说的近况糅杂在一起，看来是把两个女人的故事混为了一谈。她说她的姐妹人称“高个儿莉兹”，和一个在波普勒开咖啡厅的男人住在一起。她还说，她知道伊丽莎白的丈夫在一次海难中丧生，但具体细节就记不清了。事实上，伊丽莎白·沃茨的第二任丈夫确实死于圣保罗岛的一次海难，然而玛丽搞混了这些真实情况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关于“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编的谎言。玛丽·马尔科姆知道自己的亲姐妹命途多舛，结过至少两次婚，还进过精神病院，于是她不禁相信她遇到的那个衣衫褴褛的穷女人就是自己的姐妹。
在哥德堡，哪怕过着见不得人的生活，表面上也不能失掉体统，这不仅是为了讨好看重人品的房东和邻居，也是为了瞒过法律，躲避警方的怀疑。直到1864年，婚外性行为和非婚怀孕仍是需受惩戒的违法罪行。此外，在1859年，为了遏制性病，特别是梅毒的传播，政府出台了一项管制城市内卖淫活动的法律。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十万的大港口，约塔河沿岸每天都有外国船只停靠，当局非常担心这种致人虚弱的疾病会轻而易举地感染民众，并在军队内传播。法国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在面临类似威胁的时候，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以规范性交易并确保卖身女子的健康，瑞典便是从这些国家的做法中得到的启示。英国也看到了在港口城市引入此类措施的好处，并于1864年通过了第一部《传染病法》。
从玛丽第一次遇到“她的姐妹”时起，她就断言贪杯是伊丽莎白最大的缺点。伊丽莎白总是缺钱，而且玛丽对她的谋生手段“心存疑虑”。但是，作为家人，玛丽觉得自己有义务接济她。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两名女性每周至少见面一次，有时还不止。每周六下午4点在法院巷的街角，马尔科姆夫人都会交给伊丽莎白两先令。偶尔她还会给伊丽莎白带点衣服。不管表面上两人看起来关系多密切，玛丽似乎并没有完全信任伊丽莎白，只是她宁愿不去多想，或是选择把怀疑藏在心底。事实上，在她与伊丽莎白见面的五年时间里，她一直坚持同伊丽莎白保持距离。玛丽从未邀请她的姐妹到家里去，相反她表示“每次摆脱她后我都松了口气”。当被问及她的丈夫或其他人是否知道她与“姐妹”碰面时，她承认道：“没人知道，我瞒着所有人。我觉得太丢脸了。”
伊丽莎白至死也没有吐露过，那个为了一己情欲而改变了她人生轨迹的男人姓甚名谁。他们之间的初次接触是你情我愿还是单方面的强迫，发生在哪里，当时又是怎样的情形，人们永远都无从知晓了。人们只知道，1865年4月，她仍然称自己是做佣人的，尽管在哥德堡的人口普查中完全找不到她的名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她在新东家没有待很久，就和情人同居或被包养了。在这种情况下，体面起见，女子对外通常会用情夫的姓氏自称，冒充对方一时的妻子，以掩盖这段关系的实质。
玛丽·马尔科姆会觉得丢脸，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她明明感觉到了不对劲，却还是坚持和伊丽莎白来往。只要玛丽不对伊丽莎白的身份刨根问底，她就可以继续欺骗自己，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也成功地向玛丽隐瞒住了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
虽然大众相信，去别人家里帮佣有助于锤炼工人阶级姑娘的品性，但是同主人家的男性有染往往会成为她们堕落的祸根。这种不伦关系常被认为是最终导致妇女走上卖淫这条路的因素之一；“药剂师或外科医生的女佣可能被主人的助手所引诱；寄宿屋的女佣被学生、推销员或商务人员引诱……旅馆的女仆被常客引诱；年轻的职员可能会勾引父母家的小保姆”，等等。通常情况下，情夫会许诺照顾女方，许多人也没有食言，为情妇提供了住处，或许是一个单间，或许是一整套房子，这都取决于男方的经济实力。有些人和姘头住在一起，冒充已婚夫妇；另一些人和自己的情人只是偶尔见面。有些关系持续多年，甚至一生，但更多关系在几周或几个月里就会破裂。19世纪的双重标准让男人可以从关系中轻松脱身，但女人的生活却因此变得一片狼藉，不得不独自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
1884年11月，伊丽莎白收到消息说，约翰病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斯特普尼精神病院。在这家医院里，约翰因心脏病逝世，时年63岁。约翰于当月31日被下葬，而在几周之内，伊丽莎白的生活就迅速陷入了谷底。
佣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啤酒店，也不得在主人家以外的地方过夜，除了家庭成员和左邻右舍外，佣人几乎没有机会和异性建立关系。至于和主人亲朋家的其他佣人，或是和像杂货商、屠夫、面包师、送货员这样的工人，大家彼此间的交往仅限于蜻蜓点水（尽管经常表现得轻佻、熟稔）。像伊丽莎白这样与雇用她的家庭朝夕共处的年轻女性，对家中的男性成员来说是一种诱惑，而男性成员也同样诱惑着她们。女佣熟悉男主人的生活习惯，为他铺床、洗衣、准备洗澡水。无论哪个时代的男人，与女佣发生性关系都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于来自主人，或是主人的儿子、亲兄弟、表兄弟、朋友、父亲的求爱，无论女佣迎合与否，在许多情况下，结果只有两种——要么孤身一人面对强迫、威逼，要么在两情相悦中放弃原则。
到了11月13日，伊丽莎白因为在商业路上拉客而遭到逮捕，这显然绝非巧合。她还被指控酗酒和扰乱治安，这说明她当时内心极为痛苦，因而想要麻痹自己、向外界泄愤也是很自然的事。米尔班克监狱的牧师弗雷德里克·梅里克注意到，他接触到的大多数女囚犯都“极度厌恶”在街头卖春，“只有当她们或多或少处在醉酒状态时，她们对这种行为的反感才会被扼杀”。由于伊丽莎白的违法行为，法官判处她入狱服七天苦役。在此之后，没有出现过她因拉客而再次被捕的记录。
在19世纪，一个家庭若想井井有条，女性劳动力不可或缺，但将陌生的年轻女子领入家中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大多数主人都知道雇用农村女孩的危险性，然而人们还是偏爱这些自耕农的女儿：她们脸蛋清秀，散发着青草和山羊的气息，还没学会耍滑头或偷东西，从小在遍地熟人的村子里长大，村民的大小事务都由牧师来拿主意。城里的女孩，接触过纸醉金迷和灯红酒绿，见识过长辈们的逢场作戏，大众认为她们更容易堕落。虽说城里女孩可能不值得信任，但她们的乡下姐妹又往往天真且脆弱。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家庭中，乡下女孩很容易产生思乡之情和孤独感。对大都市生活的不熟悉，使得她们成了无耻之徒眼中的一块肥肉。虽然主人有责任保护她们不受伤害，但她们遭受的伤害往往正来自她们受雇的地方。
约翰去世后，伊丽莎白遇到了一个叫迈克尔·基德尼的男人，并和他住到了一起。基德尼是一名码头工人，负责给船装卸货物，此外他还在陆军预备役中充当志愿兵，以此赚取一些外快。他三十过半，比他的新伴侣小好几岁，但在他眼里伊丽莎白长得年轻，两人看起来就像是同龄人。据信这两个人是在商业路上相遇的，不过没人知道他们是偶然邂逅，还是伊丽莎白拉客拉到了他。两人很快就成了稳定的一对儿，辗转住在几间装修破旧的出租屋里，起初是在德文郡街，然后搬到了附近的时尚街。和伊丽莎白一样，基德尼也喜欢酗酒，而且他喝醉之后发怒、动粗的冲动比起伊丽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1887年1月和6月，伊丽莎白向警方控告基德尼的暴行，但是，像许多面对伴侣施暴的女性会做的那样，她后来撤销了指控。然而，伊丽莎白在这段关系中绝不是一个消极忍受的受害者。根据基德尼的说法，在两人同居的三年里，伊丽莎白两次离他而去，据他估计“总共离开了大约五个月”。“每次我都没有去找她，她就自己回来了”，基德尼吹嘘说，因为“她还是最喜欢我”。离开基德尼期间，伊丽莎白经常在她熟悉的弗劳尔迪恩街32号寻找床位。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最后之所以会分道扬镳，除了伊丽莎白酗酒、基德尼打人外，可能还和身体上的背叛有关。在他们分手前夕，基德尼患上了梅毒，并于1889年在白教堂诊疗所接受了治疗。他身上的病不可能是伊丽莎白传染给他的，因为两人同居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没有传染性了。
10 “卖淫女”97号
有趣的是，尽管玛丽·马尔科姆见过伊丽莎白很多次，她却自始至终对伊丽莎白经历的这些磨难毫无察觉。她声称，她从来不知道伊丽莎白当时有男人，她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她的“姐妹”住在一家寄宿屋里，“就在东区那些裁缝和犹太人的聚集地附近”。然而，她确实知道伊丽莎白经常喝得神志不清，还因为酗酒被地方法官“关起来过”。
瑞典法律对主仆之间的关系规定得相当明确。虽然主人有义务为仆人提供食宿、衣服，并在仆人生病时照顾他们，但相对的，仆人应当完全服从主人。“对食物毫无根据的不满”或“草率对待火烛或主人的财产”会招致解雇，“光顾小酒馆或其他提供含酒精饮料的地方”也会如此。一旦主仆达成这种协议，协议就被公认有约束效力，除非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否则仆人必须工作到雇佣期结束。1864年2月初，伊丽莎白与奥尔森家的雇佣关系为何会被解除，可能永远是个谜团。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当月2日，她踏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沿着漆成鲜艳颜色的木隔板建筑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了毗邻的大教堂区。当登记处的办事员询问她的职业时，她回答说自己是个佣人，然而她东家的住址以及主人的名字都未记录在案。这或许只是办事员一时疏忽漏写了，又或许是因为伊丽莎白对前路一片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走向何方。
从大约1886年到去世前，伊丽莎白的行为的确能看出明显的变化。她因为醉酒闹事和污言秽语而被逮捕的次数明显地增加了。到1888年夏末，伊丽莎白在三个月内被控告了不下四次。虽然不可否认，这里面部分有她酗酒成性的原因，但除此以外，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导致了这一切。自从伊丽莎白感染梅毒以来已经过去了21多年，当时这一疾病有可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第三期。
伊丽莎白和她的东家在社会阶层上其实相差不多，但由于奥尔森一家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们会热衷于向邻里显摆自己的阔绰。由于瑞典的女性劳动力非常便宜，且《仆役法》规定，凡是没有土地收入的人必须在服务业找到工作，因此，即便是财力微薄的家庭也能够雇用女孩在家帮佣。拉斯·弗雷德里克和妻子约翰娜雇得起两名女佣：伊丽莎白和莉娜·卡尔森，她们两人在阁楼上挤一张床睡。事实上，两名女佣连同女主人需要打扫的房间不多，外加照顾夫妇俩三岁和四岁的儿子，所以很难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活儿要她们来干。19世纪的瑞典评论家多次指出，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常常会雇用比实际工作所需更多的佣人。艺术史学家亨里克·康奈尔在追述自己的童年时，回忆起一位中产阶级的妻子为了让手下百无聊赖、无事可干的女仆忙活起来，会叫她们在房间里搬运湿亚麻布，好让灰尘不要落地。
神经梅毒，在19世纪末也被称为脑梅毒，当疾病开始侵袭大脑和神经系统时，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法国医生阿尔弗雷德·福尼耶对该疾病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癫痫发作”是其第三期的主要症状。有趣的是，玛丽·马尔科姆在她的研讯证词中提到，伊丽莎白最近开始出现类似表现。这些“发作”让她很困惑，因为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姐妹有癫痫病。显然，伊丽莎白的癫痫发作非常严重，以至于警察有几次因为她的病情而免除了对她的指控。如果伊丽莎白天生就患有严重的癫痫病，那么她是不可能保住她的女佣工作的，迈克尔·基德尼和其他人也不可能不在研讯中提到这一点。她的发作也不太可能是假装的。警察和地方法官见识过各种想要逃避坐牢的花招，显然不会上这种当。
和安娜·克里斯蒂娜的雇主一样，拉斯·弗雷德里克·奥尔森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只能说是生活还算宽裕的中下阶层。奥尔森一家住在阿勒曼纳瓦根，这是一处比港口略高的丘陵，奥尔森的职业叫作“月工”，这意味着他可能是个门卫，也许是给所住的小区看门的。奥尔森的财富似乎一直在增长，到19世纪71年代，他在马约那也置办了房产。
除了癫痫发作外，神经梅毒还可能导致一些人瘫痪，另一些人则会出现类似痴呆的症状。病人的记忆力可能会衰退，还容易产生幻觉和妄想，行为变得不稳定，甚至失去理智，迥异常人或充满暴力。如果伊丽莎白确实曾受到神经梅毒初期阶段的折磨，那么她的酗酒习惯很可能掩盖了这些症状，或者至少为她越来越常发作的暴力和秽语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也有可能这些症状本身驱使她愈发沉湎于酒精，以抵御心中的迷茫或痛苦。
在这一点上，安娜·克里斯蒂娜尤为幸运。她不仅在鞋匠伯恩哈德·奥尔森的家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在干了七年后，于1864年嫁给了主人，当雇主和仆人阶层相仿时，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作为佣人站稳脚跟的姐姐，能够在妹妹找工作的时候助其一臂之力，有时候姐姐还会介绍妹妹进同一户人家干活儿。伊丽莎白在哥德堡谋差事时，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可能帮了把手。根据伊丽莎白的居住记录，1861年11月5日，她住在哥德堡郊外一个叫马约那的工人阶级聚集区；四个月后，也就是2月，她的名字正式出现在了人口普查中，身份是拉斯·弗雷德里克·奥尔森家的一名女仆。
不管是不是生病导致的，总之伊丽莎白住在白教堂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无疑都是些偷偷摸摸、坑蒙拐骗之事。对玛丽·马尔科姆实施骗局，以及化身“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的幸存者，或许让她见识到了人类有多么容易受骗上当。她似乎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人性的这个弱点来获取经济利益，骗起人来愈发驾轻就熟。在玛丽的证词中，她提到伊丽莎白曾告诉她自己“右脚上有个洞”，是三年前“一次事故中被机器轧过”造成的。她告诉玛丽，她打算利用这点来“弄俩钱”，但玛丽不清楚“她究竟有没有弄到钱”。然而，在看过伊丽莎白的尸体后，她注意到那个“洞”神奇地消失了，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玛丽·马尔科姆还提到了另一件奇特的事。她声称伊丽莎白有一天把一个光着身子的女婴放在了她的家门口。“我只能留着孩子，等她来领回去。”玛丽继续说道。在她的印象里，这个婴儿是伊丽莎白的孩子，是她和一名警察生的。迈克尔·基德尼被问及此事时，全然摸不着头脑。“她从来没怀过我的小孩，我也没听说过她和警察有孩子。”他说道。这个孩子很可能不是伊丽莎白自己的，而是她为了乞讨从熟人或是育婴人那里临时要来的。众所周知，一些骗子会装成“母亲”的样子，弄一个襁褓里嗷嗷待哺的婴儿抱在怀中，好激起路人的同情心，让他们解囊相助。伊丽莎白后来领回了孩子。事情过去后，玛丽再次问起孩子，伊丽莎白谎称她把孩子送到了巴斯，和第一任丈夫的家人一起生活。
一年多后，在17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启程前往哥德堡，去谋一份佣人的差事。1857年，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曾为了同样目的，徒步半天来到这座城市。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典的年轻女性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到外头去获取持家经验是一种传统。对许多人来说，婚前在厨房、托儿所或在其他妇女的指导下擦洗地板的那几年，相当于她们将来主持自己家庭前的学徒期。这段做工的日子也给了女孩一个机会，让她们可以替自己挣一笔嫁妆，或是赚些钱买衣服、床单以及其他婚后生活和生育的必需品。对于伊丽莎白和她姐姐这样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来说，进城也让她们更有指望觅得良缘。这些有地或向别人出租土地的农场主，他们的女儿虽然与农场工人、下人一起长大，但是谈婚论嫁就另当别论了。在城市里，到处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儿子，她们更有机会找到一个相配的丈夫。
除了玛丽·马尔科姆之外，一名工人的妻子凯瑟琳·莱恩也声称和伊丽莎白认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莱恩说，她大约在1881年至1882年伊丽莎白第一次来弗劳尔迪恩街32号住的时候就认识她了。那段时间里，她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伊丽莎白。由于寄宿屋相当于伊丽莎白的半个家，伊丽莎白没事就会来转一圈，哪怕是和迈克尔·基德尼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她们相识已久，但无论是莱恩还是伊丽莎白·坦纳（32号寄宿屋的管事），对伊丽莎白的真实情况都一无所知。她们既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几岁。基德尼认为她只有三十多岁，但伊丽莎白告诉寄宿屋的另一名房客安·米尔斯，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出生地似乎没有人知道。看来伊丽莎白的英语说得很好，以至于一些人甚至分辨不出她是外国人。除了兜售自己关于“爱丽丝公主”号的故事外，伊丽莎白还跟朋友说她来自斯德哥尔摩。只有斯万·奥尔森，即伊丽莎白经常向其申请慈善救济的瑞典教会教堂的书记员，从教会账簿记录的细节中了解了她的真实经历。可悲的是，伊丽莎白在白教堂住了那么久，结识的似乎都是些泛泛之交，即便是那些自认为了解她的人，也没能打破她的心防。
经此种种，伊丽莎白做好了成为一名虔诚信徒的准备。1859年8月14日，在托斯兰达古老的小教堂里，15岁的她当着会众的面，接受了坚信礼。通过受礼，伊丽莎白表明了她已准备好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也准备好了面对未来的各种考验和诱惑，对上帝之言的深刻认识将是她保护自己的武器。
1888年9月下旬，在和迈克尔·基德尼吵完架后——凯瑟琳·莱恩称之为“拌嘴”——伊丽莎白再次回到了弗劳尔迪恩街32号。如今，伊丽莎白已经熟悉了这个循环。她整理好私人物品，然后拜托一位叫“史密斯太太”的邻居，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帮忙看管一本瑞典赞美诗集。值钱的东西在寄宿屋里永远不会安全，弗劳尔迪恩街32号也不例外。社会改革家托马斯·巴纳多称，26日那天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公共厨房里，他遇到过伊丽莎白和其他几位妇女。作为一名关怀儿童福祉的运动家，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我们应当敬畏、敬爱上帝，因此在生活上，无论言语还是行为，都要贞洁、端正，夫妻彼此亲爱、尊重。肉体关系是为婚姻保留的，我们不应当屈服于卑贱的情欲。”根据受到的教导，她会这样回答。
9月29日这一天对伊丽莎白来说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不同。几个粉刷匠来到弗劳尔迪恩街32号，把寄宿屋里的墙面重新刷了一遍。她和安·米尔斯在这些人完工后打扫了房间。伊丽莎白·坦纳给了她六便士，作为帮忙打扫的报酬。随后，伊丽莎白去了商业街的“女王头”酒吧喝酒，坦纳在那里又见到了她。坦纳顺便提到，伊丽莎白去酒吧时“没有戴软帽，也没披斗篷”，眼尖的报纸读者一定不会遗漏掉这点。在贫民窟里，那些想要卖弄风情的女性往往会“用真实的身材”示人，不让衣物遮挡住自己的模样。然而，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卖春女喜欢打扮得“花枝招展”，连最穷的妓女也会戴上有羽毛和装饰物的帽子。假使伊丽莎白去“女王头”真的是为了拉客，那么她的运气也并不好，因为6点半左右她和坦纳一起步行回到了寄宿屋。根据推测，她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向管事坦纳支付了床位费。正如报上对波莉·尼科尔斯和安妮·查普曼死前行动的报道充满了矛盾和前后不一，关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报道也是如此。一些报刊，如《西部日报》，断言她确实向坦纳预付了当晚的住宿费，而另一些报刊，比如《每日电讯报》，说的则完全相反。如果伊丽莎白已经付过了床位费，那么当晚她离开32号时，心里肯定是想着要回来的。她知道自己至少要外出几个小时，于是把自己的一段绿色天鹅绒料子寄放在了凯瑟琳·莱恩那里，也许是准备以后当掉。最后，临出门前，她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于是借了把刷子，把自己唯一一套衣服上的脏污刷干净了。
“此为何意？”
有许多的谜团围绕着这五名公认受害者的死亡，而伊丽莎白究竟去了哪里，又是和谁在一起，是其中较令人费解的谜团之一。由于伊丽莎白对自己当下和过往的生活都讳莫如深，因此人们无从推断她那晚的计划是什么。在研讯期间，没有人说得出她除了迈克尔·基德尼以外是否还有别的男人，或是男人们。没有人知道她有哪些独特的习惯，常去哪里，和谁为伴，又或者她根本没有伴儿。相反，她的死亡只是给人们留下了更多关于她的疑问，谁也不敢说自己了解这个女人。或许，这正是伊丽莎白所希望的也未可知。
“不可奸淫。”
关于她那晚的行动，人们确知的只有少数显而易见的事实。从尸检报告来看，她似乎食用了一些土豆、面包和奶酪。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也喝了几杯。在晚上的某个时候，她得到了一束胸花或小捧花：一朵红玫瑰和几叶铁线蕨绑在一起，她或是其他人把花别在了她的紧身胸衣上。她还带着一些喉片，或是用于清新口气的硬糖。这些东西要么是别人买给她的，要么是她自己用多的零钱买来的。她出门大概是为了交际或者见人——可能跟人事先约好了，也可能不是。她也许心里抱着拉客的想法，又或是期待着能找到一个长期伴侣——兴许两者都是。根据《北伦敦新闻》的描述，她当时身上穿着“一条褪色的黑色连衣裙，料子是廉价的棉缎，上半身是绒布做的紧身胸衣，外面套一件黑色的精纺粗斜纹呢短上衣，边缘有毛皮装饰”。那顶黑色绉绸软帽伊丽莎白戴着太大了，她在帽子后部塞了“一份叠起的报纸……好让帽子更加贴合头部”。有趣的是，报上还评论说伊丽莎白的穿着打扮里“完全看不到像她这种身份的女人通常爱用的那种装饰品”。
“第六诫是什么？”伊丽莎白在许多场合被这样问到。
在伊丽莎白被谋杀之后，许多人站出来声称自己在那晚看到了她。但由于光线不好，而且证言和证据有出入，这些说法没有一个能得到证实。此外，后来人们发现这是一起“双尸案”——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和凯瑟琳·埃多斯在同一晚被谋杀，于是白教堂的居民不顾一切地提供他们可以提供的帮助，想要结束凶手的血腥暴行。事后看来，只要是当晚在屋门口或街道上出现的和男人在一起的女人身影，全都会被人们指认为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哪怕他们并不清楚她的长相，也不认识她。在所有的目击情报中，只有一个可能真的是伊丽莎白。
“当上帝创造人时，他将律法写在人们心中。后来上帝将律法提炼为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并通过摩西示于众人。”这将是牧师想要的答案。随后，伊丽莎白会援引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表述。
深夜12点45分左右，一名叫作伊斯雷尔·施瓦茨的匈牙利男子沿着商业路行走，转身拐进了贝纳尔街。拐过弯后，他看见一男一女正在发生争执。女子面朝大街站着，背后是一扇门，通往一块叫达菲尔德小院的空地。随着施瓦茨继续朝前走，争吵变得越来越激烈。男人抓住这名女子，把她扭向人行道，猛推过去。女子尖叫了三声，不过声音不是特别大。此时的施瓦茨以为这是家庭纠纷，不想掺和其中，于是走到了马路对面。就在这时，一个之前一直站在酒馆旁阴影里的男人点燃了烟斗，朝施瓦茨的方向走去。施瓦茨拿不准这个男人是不是在追赶自己，他慌了神，撒开腿狂奔起来。在逃跑过程中，他相信他听到了攻击女子的男人嘴里喊出了“利普斯基”这个词，指的是摩西·利普斯基，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该词也经常被用来辱骂犹太人。
“上帝如何颁布他的律法？”
15分钟后，卖廉价首饰的路易斯·迪姆沙茨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躺在达菲尔德小院里的伊丽莎白的尸体。被发现时，她侧身躺着，面朝墙壁，像胎儿一样蜷缩着。她的手指捏着一个纸包，里面是喉片。迪姆沙茨说她的样子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十诫是上帝的律法。”伊丽莎白应当这样回答。
在死因研讯时，警方和媒体都认为，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窗口很窄，施瓦茨看到的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然而，施瓦茨所看到的袭击者，到底是不是最终将伊丽莎白一刀割喉的凶手，这点将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事实上，伊丽莎白·斯特赖德是否真的是被人称开膛手杰克的罪犯所杀，还是有其他人对她实施了暴行，这个问题很可能和她本人一样成谜。
“何为十诫？”牧师会问。
在伊丽莎白的一生中，她遇见过许多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有着不同的身份；她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威胁也是慰藉。她曾是女儿、妻子、姐妹、情妇、骗子、清洁工、咖啡厅老板娘、女佣、外国人，以及多次卖过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报纸的眼中，她不过是又一个受害者：一个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倒霉女人”，一个酗酒、堕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说她的逝去令人难过和惋惜，但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这些印象，一旦落成铅字，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人质疑。没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这种描述，也没有人去展现更完整的她。没有人愿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记者去寻找她的姻亲，也没有人真正好奇她的过去，好奇海德公园的那位绅士、高尔街的邦德太太，或是曾经在她咖啡厅的长椅上落座过的波普勒的顾客。最终，真正了解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机会将随着凶手一起溜走，隐入黑暗之中。
作为小孩，他们学习的是马丁·路德1529年所著的《协同书》中的《小教理问答书》，书中阐明了路德教信仰的教义。伊丽莎白需要背诵的篇目包括《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论圣洗礼》《论赦罪礼》《论圣餐礼》。不过，为了确保所有信徒都彻底理解上帝的话语，她还要学习分析经文，并定期接受教区牧师和父亲针对经文含义的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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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生活的节奏一成不变：季节更替、收割庄稼、大地封冻、冰雪消融、播下种子，伊丽莎白大概从未想过，她的人生还会拥有不同于此的经历。作为一个女孩，除了学会做家务、照顾幼童和基本的农活儿外，人们对她不会有更高的期望，而在给母亲帮忙的过程中，她就能学会以上所有这些事。从她读书不多上也能看出这点。农村父母通常认为，受教育会分散子女干农活儿的精力，是“没必要的知识”。尽管到了19世纪中期，每个教区都必须为当地儿童建立一所公立小学，但学校除了阅读和算术外很少教别的，男孩再多加一门写作课。在路德教派中，阅读能力被认为是重中之重，因为一切宗教礼拜中以研习《圣经》和理解教义最为关键。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弟弟们会定期步行近一小时去托斯兰达的教堂，接受必要的经文辅导，以便为坚信礼做准备。
斯万·奥尔森在读到9月31日凌晨两名女子被杀的新闻后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认识其中一个人。作为瑞典教会教堂的书记员和阅览室的管理员，他曾多次看到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进进出出。她和其他许多贫穷的教友一样，背井离乡，无依无靠，处境艰难。教堂的牧师约翰尼斯·帕尔梅不满自己被派到伦敦的这个穷地方，这份差事叫他无精打采，有时甚至愤愤不平。他已经厌倦了进教堂偷东西的小偷，厌倦了与他称之为“寄生虫”的乞丐们周旋，而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也在其中。
在斯托拉图姆雷赫德的小村落里，他们还会一起祈祷。对于此地保守的路德教村民来说，星期天是去教堂和研读《圣经》的日子。作为一家之主，伊丽莎白的父亲不仅需要带领家人履行日常的宗教义务，还要带上手下的雇工。一天的生活被祈祷分割开来：在饭前、睡前和醒来时，每个人感谢主照看他的羊群平安度过漫长的夜晚。
奥尔森并不像他的牧师那样觉得穷人令人厌烦，因此，当警察找到他，说有个人可能属于东区的瑞典移民群体，要求他帮助辨认时，他毫不犹豫地提供了帮助。
作为农场主的女儿，一旦伊丽莎白脱离了蹒跚学步的阶段，能够提桶、捡鸡蛋了，她便要开始学习农家生活要做的日常工作。等到再长大一点后，她会帮着做一些基础的农活儿，像是挤牛奶、照料鸡和猪、制作黄油，还要按照瑞典家庭的传统学习如何蒸馏阿夸维特——这是一种在餐间供应的含酒精饮品。冬季里，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早晨就开始了，外面的天色看起来还如同半夜一样，伊丽莎白、她的姐姐或妈妈，便会从床上起来，生火点灯。夏日里，男男女女会在田间忙碌到傍晚，无边无际的暮色将他们笼罩。过去，农场主的妻子会同丈夫一起在田里劳作，而到了19世纪中期，廉价劳动力唾手可得，这意味着有更多繁重的工作可以雇帮手来完成，这使得贝娅塔和她的女儿们把重心放在了操持家务上。尽管有这种特权，但农村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当平等的。主仆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坐的是同一张桌子，吃的也是一样的饭菜。”那个时代的一名农场工人回忆道，在他的记忆中，家里的每个人都“干一样的活儿，农场主的女儿和女仆挤在一张床上”。
警方在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私人物品里，发现了一本奥尔森送给她的赞美诗集。在经历了人生中的众多坎坷之后，伊丽莎白从他手中接过这本书时，可能已经感受不到这本书想要唤起的虔诚之心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保留了它。她没有把书当掉，哪怕她已经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这本书对她有着某种意义，也许是让她想起了托斯兰达农舍的遥远回忆。
托斯兰达位于哥德堡市以西约16公里处，相比许多在此地耕作的人来说，埃里克森一家要幸运得多。尽管伊丽莎白出生在始于19世纪41年代的干旱期，但家中相对还算富裕。古斯塔夫·埃里克森不仅有能力耕种谷物、亚麻和土豆，还拥有一个谷仓、一些牛、猪、鸡和一匹马。伊丽莎白有一个姐姐，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拉斯（生于1848年）和斯万特（生于1851年）。一家人住在宽敞的木隔板屋里，有一个兼做餐厅的大厨房，一间起居室，一楼和二楼加起来起码有三间卧室。
斯万·奥尔森想必知道伊丽莎白在英国没有血亲，不会有母亲或兄弟来认领她，为她哀悼，在研讯中为她说话，哪怕是提供她的真实姓名：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这一切都落在了他这个陌生人身上，他要为她做这一切。
蜡烛在农舍的木板房间里洒下温暖的黄色光芒。烛光和炉火一同将瑞典11月末的黑暗驱散，这个时节里，天空在灰色与夜幕的黑色间倏忽变化。古斯塔夫·埃里克森家里有四个房间，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他的妻子贝娅塔仰卧着，正在努力分娩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三年前，她把女儿安娜·克里斯蒂娜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回，这名农场主一定想要一个儿子，好帮助他管理牲畜、收割庄稼。可他的希望落空了。1843年那个月的27日，新生儿小伊丽莎白的哭声响彻了夫妇俩的卧室。
奥尔森在研讯中发表了证言，他带着口音的每一句话都被验尸官和陪审团仔细研究，结束了这些之后，他觉得自己还应该为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做最后一件事。
9 来自托斯兰达的女孩
没有人为她雇柩车和马驹，让她在东区风光地出殡。报上将她的葬礼形容为“冷冷清清”。11月6日，在普拉斯托的东伦敦公墓，她被低调地葬入了一处贫民墓，斯万·奥尔森站在墓旁送她最后一程，并用瑞典语为她祈祷。
1843年11月27日—1888年9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