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对我造成一丁点伤害，
夺走了她宝贵的生命。
我怎能待她这般无情？
毕竟我是如此冷血地
无人知晓我此刻的感受，
并不值得任何人怜悯，
我的心中满是哀戚。
我悲惨的命运是咎由自取，
噢，当我置身于黑暗的地牢，
“可怜的灵魂，准备下地狱！”
忧伤的思绪浮现不停，
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我所做出的残酷行径，
我在痛苦的哀绝中哭泣，
历历在目无比清晰。
在斯塔福德监狱的高墙里，
当我躺在牢房之中，
我的心片刻也不得安宁：
那些可怕的景象涌上心头。
一想到我所做的一切
被我杀害的爱人的倩影，
巨大的悲伤令我不能自已，
映入了我的眼睛。
我的名字叫查尔斯·罗宾逊。
撒旦啊，你这强大的魔鬼，
哈丽雅特·西格，我的妻。
为何要操控我的身体？
我杀害了我爱过的女子，
噢，为何我会任由你的锁链
听了真叫人肉跳心惊。
缠住我那颗软弱的心？
我所犯下的可怕罪行，
她是世上最好的女子，
我被吊死在斯塔福德监狱。
在我眼中无人能比，
因为一场残忍的谋杀，
全由那嫉妒的怒火所致，
伸出耳朵听听我的经历，
哈丽雅特·西格死在了我的手里。
好心的基督徒你们都过来这里，
愿我的下场是一声警钟，
凯特和这位表亲究竟熟不熟，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和康韦一定是下定了决心，要好好利用这层关系。伍尔弗汉普顿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印刷品，这是唯一一份公认出自托马斯·康韦和凯特·埃多斯之手的作品：《关于8月26日查尔斯·克里斯托弗·罗宾逊因谋杀其住在伍尔弗汉普顿的艾布罗街的爱人哈丽雅特·西格而被处以极刑的诗作》，为在1866年的绞刑中出售而写。这首歌谣的着眼点很有意思。虽然许多写作者都会对凶杀案进行戏剧性的渲染，或是将案件塑造成一个情杀故事，但这份歌词却将罗宾逊描绘成了一个满心悔恨、值得同情的人物：
让全人类都能引为教训。
和凯特一样，查尔斯也失去了双亲，有个在伍尔弗汉普顿做房屋中介的亲戚乔西亚·菲舍尔把他接到了家里抚养长大。作为一个多少有点地位和财富的人，菲舍尔还收留了另一个陷入困境的亲属——他儿媳妇的妹妹哈丽雅特·西格。由于西格与查尔斯·罗宾逊年龄相近，两人情投意合并最终订下婚约。即便如此，哈丽雅特还是对她未婚夫的暴脾气和醋劲儿保持着警惕。1865年8月26日，有人发现罗宾逊怒气冲冲地在花园里徘徊，没洗澡也没刮胡子，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在罗宾逊找到他的爱人之后，双方发生了争执，罗宾逊试图抓住并强吻哈丽雅特。她躲开了他的强吻，他打了她一巴掌。两人愤怒地分开了，但罗宾逊不准备让事情就这么过去。不久，一名仆人看见他拿着剃刀大步流星地走到楼下的洗碗间。狂吼声和一声枪响，让家里人注意到了命案的发生。当众人发现罗宾逊时，一度试图开枪自杀但没有成功的他，正在嘶吼着用剃刀划过自己的脖子。在他的脚边，哈丽雅特·西格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喉咙上有一道伤口，深得能看见脊椎骨”。
想想我那不幸的命运，
对于兜售歌谣和小书的人来说，绞刑日是一笔大生意，他们把杀人犯的故事编成押韵的哀歌，然后高声演唱。没有什么比犯罪故事更畅销的了，一旦宣布要举行处决仪式，郡里的每一个吟游诗人和印刷商都争相写出自己的版本。在许多情况下，那些“货真价实的”临终忏悔，有些据称是犯人在绞刑架上亲口说的，其实还没等犯人开口就已经在监狱操场上出售了。处决现场是凯特和托马斯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之所以东奔西走，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赶赴预定举行这些仪式的郡治。不过，这次的绞刑对他们两口子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查尔斯·克里斯托弗·罗宾逊是凯特的远房表亲。
把我牢记在你的心底。
1866年1月9日凌晨，裹着围巾和披肩的老百姓开始在斯塔福德监狱的操场里聚集，等着看热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为“血案”举行绞刑了，所以大家伙早早就起床，从周围的城镇和村庄赶过来，准备围观这个名叫查尔斯·克里斯托弗·罗宾逊的杀人犯像鱼线上的鱼一样抽动。卖茶、咖啡和热牛奶的小贩已经摆好了摊子。人们用葡萄干面包、白煮蛋、羊蹄和蛋糕填饱肚子。虽然到了19世纪61年代，大众对公开处决的热情已经减弱，但绞刑激起的兴奋劲儿仍然堪比庙会或集日。工厂和磨坊的工人会在上班的路上停下脚步，街坊邻居见面闲聊，小贩们则来贩卖东西。在争先恐后抢占观赏位置的人潮之中，凯特和康韦已经摆好了摊位。
愿你身边的爱人和知己，
如果说在康韦的坚持下，他们两人踏遍全国想要闯出一片天，那么讽刺的是，这个梦想居然是在斯塔福德郡实现的，而且正是在埃多斯家族的眼皮底下。
深爱你无论你是富是贫，
小小的安妮·康韦的降生只不过是让两人在村镇的巡回旅程中稍稍放缓了脚步。事实上，人们看到凯特背上绑着或是怀里搂着小婴儿时，会更愿意多给她一条面包或是提供舒适的休息场所。在女儿出生后的几年里，两人继续着东漂西泊的生活。他们最北到过纽卡斯尔，夏末的时候在赫尔度过，接着回到考文垂，而后在1864年6月短暂地在伦敦停留，这很可能是凯特离开这座城市后第一次旧地重游。在这段居无定所的旅途中，凯特会让安妮睡在马厩里、教堂的墓地里、墙边，或是暴雨中的树下。这样的生活方式肯定说不上完美无缺，但她一定找到了心灵的支柱：可能是表演的乐趣，也可能是唱歌、说书和编写故事。如果钱有富余的话，喝两杯也是一种慰藉。
愿天上的主赐福于你，
虽然康韦可以放心“妻子”有地方遮风避雨了，但济贫院的诊疗所绝不是一个分娩的安全港。专门的产科病房极其罕见；相反，处于分娩阵痛中的妇女往往与患有各种疾病和传染病（从肺结核到天花和梅毒）的病人一起被分入普通病房。卫生状况普遍触目惊心。济贫法改革家路易莎·特文宁报告说，她在参观某间妇女病房时发现，一个坏掉的马桶扔在那里，已经沦为敞开的阴沟，打扫卫生缺少消毒剂，给婴儿接生时不用肥皂和水。在雅茅斯济贫院的诊疗所里，她还注意到，煤气灯喷嘴经常开着，用来威慑老鼠，1863年4月18日，正是在这家诊疗所，凯特生下了女儿凯瑟琳·“安妮”·康韦。无论环境看起来有多么糟糕，对凯特来说，这总比在路边的泥地里或是拥挤的寄宿屋中诞下第一胎要好得多。
人生苦短但能称心如意。
济贫院的附属诊疗所可以供产妇生孩子，对于晚上不一定有地方睡觉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个难得的可以喘口气的机会。到了19世纪61年代，每一家济贫院里都收容着待产的赤贫女性，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济贫法委员会试图把“值得救助的已婚妇女”和来分娩私生子的“失足妇女”区分开来。当凯特进入济贫院的时候，她自称凯瑟琳·康韦，并说丈夫是“一个工人”。托马斯或许陪在她身边，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把凯特交给济贫院照顾，自己出去找活儿干。
虽然绞索在恶棍的脖子上收紧的场面凯特已经见过许多次了，但目睹血亲被处决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看到自己的亲属们身着丧服，凯特的内心是否有所触动，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同样，我们也不知道亲戚们是否认出了凯特——这个无礼的吟唱者在寒冷的空气中大声吼唱着她的歌谣。
然而，尽管凯特逃离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但她选择的生活并不一定就如她设想的那般快乐或无忧无虑。在城镇里叫卖和在农村挨家挨户兜售小书的收入并不高。梅休写道，这类小贩的平均收入大约为每周11至12先令。为了赚到这12先令，小贩必须什么都肯写，什么都肯卖：歌谣、小书、诗和小册子。如果遇上生病、烂醉或任何意料不到的情况，那么这笔预期的收入就会泡汤。四处奔波的劳苦，湿透、冰冷、肮脏的衣服，以及饥肠辘辘又找不到落脚处的窘境，这些都不可小觑。凯特很少有机会能好好洗个澡，或是把衣物清洗干净。虽然这两口子在农村地区也许能成功找到愿意让他们借宿一宿的人家，但在城市里，如果他们不想露宿街头，就只能仰赖人满为患、条件恶劣的寄宿屋和临时收容所。他们随身携带着仅有的财物，因此很容易被强盗和骗子盯上。若是身怀六甲还要像吉卜赛人一样过这种危险的生活，只会雪上加霜。难怪1863年4月，在诺福克郡的雅茅斯，凯特挺着九个月大的肚子敲开了济贫院附属诊疗所的大门。
如果《黑乡号》上说的属实，那么凯特与汤姆的歌谣在那天大赚了一笔。两口子的业绩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用这笔收入预订了区营马车的内侧座位，从斯塔福德风风光光地返程”。康韦用这笔钱投资了一头驴和一辆手推车，又让他在比尔斯顿的印刷商加印了411份诗稿，等“下周一在固定摊位上”出售。据说康韦甚至奖励了凯特“一顶装饰着鲜花的帽子”。“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文章继续写道，“两人在温斯伯里外一个叫莫克斯利的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康韦多年来一直四处寻找机会，就是想能这样行一次大运。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伦敦，想要在伦敦定居下来，“在那里他的押韵才华……会得到更充分的赏识”。
当托马斯·康韦开始以卖小书为生时，他或许曾经渴望能亲手创作一些篇目，但单靠自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康韦在退伍证上画的叉所表明的那样，他是一个文盲。然而凯特不是。无论康韦从印度之旅中获得了什么灵感（这类故事在19世纪51—61年代是非常热门的歌谣题材），在遇到凯特之前，他都必须找人来听写和誊抄。让凯特承担这项工作使整个环节更加省钱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两口子弓着背伏在酒吧的桌前，凯特用墨迹斑斑的手指为康韦抄写诗词，怒气冲冲地划去句子，争论、重写、试唱。在这种情况下，想来凯特十有八九也参与了这些作品的创作。
《黑乡号》对两人生活描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但康韦的退役金记录确实支持了这一说法，即这两人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伦敦待得更久了。他们之所以决定在首都定居，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康韦想要出人头地，但或许也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说凯特在父母去世后学到了什么，那无疑就是，她真正的家人不是住在伍尔弗汉普顿的那些人。伦敦是她小时候住的地方，也是她姐妹们的所在之处，经过多年的漂泊，现在是凯特回头的时候了。
康韦和凯特属于亨利·梅休所描述的“街头卖唱人”或“卖纸郎”一类的小贩。根据兜售货物的方式，这些人还能细分成很多门类。“行脚小贩”从街道和广场上穿过，大声报出书名以及单页歌谣和小书的梗概。“站桩小贩”会在街角或酒馆外找一块地方，用关于事故、丑闻、战争、恐怖和处决的故事诱惑路对面的顾客。站桩小贩和行脚小贩的身边通常都有一名女性“吟唱者”陪同，当她的男伴向路人兜售歌谣时，她会吟唱或背诵一小段帮忙推销。这两人还可能一同表演二重唱，或是一唱一和的问答。凯特在学校接受过音乐教育，喜欢唱歌且享受拳击比赛的激烈场面，这种街头表演想必比工厂工作更加称她的心。
15 妹妹的守护者
与凯特携手，对康韦来说也有好处。这不仅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在身边负责洗衣做饭很方便，也因为凯特是一个相当能干的生意伙伴。在农村地区，挨家挨户地兜售小书和各种小玩意儿靠一个人就能轻松完成；但在较大的村庄、集镇和城市，他需要找一种更醒目的手段来招揽生意。
艾玛总是试图做正确的事。作为大家庭中的二女儿，她曾经从母亲手中接过一个又一个号啕大哭的婴儿。她学会了煮汤，为小宝宝更换弄脏的尿布，看住刚学步的孩子以免他们靠近烧红的煤炭和行驶的马车。她一直照看着哥哥阿尔弗雷德，在他癫痫发作时帮助他，明知没有回报依然坚持照顾着兄长。是艾玛帮着护理临终的母亲，是艾玛试图宽慰生病的父亲，是艾玛学会了读书写字，为了养活兄弟姐妹而外出帮佣，是艾玛为这些孤儿该怎么活下去而操心不已。艾玛把凯特送到了伍尔弗汉普顿，希望她能有个好归宿，而自己则继续留在岗位上，一边尽职地刷碗洗衣、伺候中产家庭，一边默默地把自己的收入存起来。1861年左右，25岁的她遇到了詹姆斯·琼斯，这个人是她姐姐哈丽雅特的邻居，家住在克勒肯维尔。詹姆斯和他的家人是制烛匠，也就是那些制作和销售蜡烛的人，这一度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有自己的行会，直到煤气灯和家用煤气喷嘴开始取代蜡烛。艾玛做了她那个时代的女人应该做的事情；11月11日，她嫁给了这个追求她的男人。随后孩子们相继降生，总共有六个。
当凯特决心与康韦同甘共苦时，她一定很清楚自己要承担的风险，但对她来说，这似乎还是好过她以往的生活。萨拉·克鲁特透露，这对夫妇没有在伍尔弗汉普顿停留太久，很快他们就返回伯明翰，开始了同居生活。
凯特离开家后，她的四个姐姐继续着她们的生活，彼此的关系如同树根一样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整个19世纪61年代，这几名曾经教导和抚养过凯特的女子，都设法从泰晤士河以南的伯蒙德赛搬到了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附近的工人区克勒肯维尔。她们在同一个教堂——圣巴拿巴堂——结婚，住在相隔不过几条街的地方。艾丽莎在1859年嫁给了当地的屠夫詹姆斯·戈尔德，而哈丽雅特和罗伯特·加勒特在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没怀孩子），于1867年举行了婚礼。只有伊丽莎白把家安在泰晤士河对岸的格林威治，和丈夫托马斯·菲舍尔住在一起。尽管家里孩子越来越多，还要料理家务，但姐妹几个仍然定期联系，交流八卦和新闻。有一天，她们收到消息说凯特回伦敦了。
在那个发生性关系难免会导致怀孕的年代，许多夫妇会等到怀孕甚至小孩出生后才结婚。然而，劳工阶层中有另一群人却选择了同居而不是结婚。某些职业，比如歌谣小贩和果菜小贩这类经常要东奔西走的，就更倾向于这种方式。从理论上讲，较为松散的关系对男女双方都有好处。男人需要以工作为重，有时得去很远的地方，于是女人便可以自由地找身边看对眼的人另结关系。正因为如此，尽管有相当多的男女过得和合法夫妻没两样，并且终身或长期在一起，但许多人并不觉得有必要去教堂正式登记。就如19世纪的记者和社会改革家所发现的那样，工人阶级群体尽量避免探究朋友及邻居的婚恋情况，并遵循着一条简单的规则：如果一对男女说他们是夫妻，样子也像夫妻，那么他们就是夫妻。“如果你问一对同居的男女……有没有结婚，你的单纯会引起人们的微笑，”安德鲁·默恩斯写道，“谁也不清楚。谁也不在乎。”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对同居男女的态度就一视同仁了。房东和雇主多属于中上阶层，他们可能会迅速赶走或解雇那些被发现不是合法夫妻的人，而当这种社会迫害发生时，压力自然首当其冲地落到了女人身上，尤其是在有私生子的情况下。男人也许能毫发无伤地离开一段同居关系，但对于难以独立生存的女人来说，由于赚钱能力下降，孩子又嗷嗷待哺，她们恐怕会发现自己瞬间就陷入了贫困。
那个失去母亲的15岁女孩，曾被艾玛像包裹一样寄给了未知收件人，等到回来时她已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和一个她称之为丈夫的男人。然而，凯特很是小心，不愿向姐姐们透露她生活的太多细节。最初，她告诉艾玛，她和康韦已经在伯明翰定居，同时故意略去了自己的流浪经历。她的婚姻状况和空荡荡的无名指或许也会引来疑问，同样引人好奇的还有她前臂上的文身，上面粗劣地刻着托马斯·康韦的名字缩写。
虽然埃多斯夫妇为他们侄女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和尴尬，但是未婚怀孕并不罕见。在特权阶级中，女性的贞洁被用来衡量年轻女性的品行和她作为未受污染的商品的价值，而对于自身生活受现实左右的工人阶级来说，处子之身并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中层和上层阶级在女孩身上培养出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女性气质，对她们的工人阶级姐妹来说是种奢望。劳工阶层的人会因为家中逼仄的环境而在很小的年纪就发生性行为，评论家们曾对此表示担忧。由于生活空间不足，家庭成员、亲戚甚至访客都要共用卧室和床铺，身体隐私、矜持自重这样的概念是他们根本无法拥有的奢侈品。看到、听到别人发生性行为是很平常的，而耳濡目染的结果就是自己跃跃欲试。同样，由于家里地方不够，低龄的青少年经常在外面游荡，使得父母无法严加看管。正如一位年轻女子对色情作家“沃尔特”所言：“有很多女孩在附近游荡……她们的妈妈不在乎她们做什么……长到大概十三四岁，父母就不会再把她们关在家里，夜里她们会在黑灯瞎火的街道上晃悠……”她接着解释说：“女孩和她们心仪的果菜小贩谈情说爱……很少有人到了14岁还是处女。”梅休在采访那些做“贱衣活儿”（即生产廉价服装）的少女时也有类似发现。一名少女向他坦白说：“我敢说没有一个做贱衣活儿的女孩是处女，而干这行的有好几千人。”
尽管文身在19世纪末短暂地风靡一时，但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没有什么符号比文身更能与社会底层联系在一起。传统上，身体艺术是水手的专利，他们曾前往亚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地方，在那里用墨水装饰自己的身体是很常见的。文身的做法跟随他们回到了英国，与之相伴的还有海员那贫穷、堕落和为非作歹的名声。士兵们也以在四肢和躯干上永久地绘上名字的缩写、团徽和其他图案而闻名。托马斯·康韦应该经常能见到军队同伴在二头肌上用墨水纹着的蛇、心脏、十字架和爱人的名字。然而，虽然大众可以原谅男人毁伤自己的身体，以彰显男子气概和冒险精神，但女人的文身却不被如此宽容地看待。大众认为女人身上的文身不仅嘲弄了认为女性应该纯洁美丽的成见，还让她变得像个男人。文身是肮脏和痛苦的；在19世纪，文身使用的只有一根针、一罐墨水，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戳刺。任何寻求这种体验的女性都在挑战她“柔弱的天性”，并且将永久地改变上帝赐予她的外貌。就像凯特所做的许多决定一样——不结婚、非婚产子、过流浪的生活——在身上文身是极为叛逆的行为。这很可能是托马斯·康韦提议的，他或许也在自己手臂上文了她名字的缩写。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对伴侣在没有结婚戒指和教堂仪式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方式庄严宣告了对彼此的承诺。
但是，这并没有打消凯特对康韦的爱。根据《黑乡号》对事件的说法，她完全“迷恋上了这个英俊、富有诗意的爱尔兰人”。最终，婶婶伊丽莎白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同那个歌谣小贩分手，要么离开这个家。凯特选择了后者，她和康韦一起搬进了一家寄宿屋。这次决裂的时间点很关键——1862年7月，她已经怀有身孕。
无论哈丽雅特、艾玛、艾丽莎和伊丽莎白私下里对妹妹回伦敦这件事是如何议论的，至少从这一举动中能看出凯特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到了1868年，她和康韦在小屋寓所13号的小房子里定居下来，据说家里头“干净又舒适”。这个地方靠近威斯敏斯特的贝尔街，离克勒肯维尔有相当一段距离，这一选择可能反映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还不稳固，经常在亲密和对抗之间摇摆不定。同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托马斯·劳伦斯·康韦，我们不知道凯特的姐姐们有没有在她分娩时帮忙，但到了1869年3月，她已经满心欢喜地用大姐哈丽雅特的名字为新出生的女儿命名了。
埃多斯夫妇对这一意外事态很是不满，凯特回到比尔斯顿街后也发现了这点。康韦一直不被凯特的家人看好，不光是威廉和伊丽莎白、堂妹萨拉、叔叔汤姆，连凯特在伦敦的姐妹都不喜欢他。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爱尔兰流浪汉，身体经医生鉴定不适合服兵役，没有正经工作，没房子，没家人，除了每天最多7便士的微薄退役津贴外没有可靠的收入，这正是凯特的亲属会提醒她别找的那种人。除了保证她过上苦日子外，他无法为她提供任何东西。更糟心的是，就算康韦愿意和凯特结婚，他也没有表现出立即成婚的打算。
如果说康韦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伦敦是为了实现他的雄心壮志，那么不到三年，他的愿望就落空了。虽然首都为歌谣和小书的销售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但托马斯看来并没能在这里完全立足。19世纪末，伦敦已经有数百甚至数千人在街上唱歌和卖歌。更倒霉的是，这些小贩的主要出没地之一正是威斯敏斯特，小贩要饭的名声和唱歌的名声一样响亮。在过去，这样的挫折不会阻碍康韦和凯特，他们只会切断泊绳，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漂去；然而现在，年幼的孩子像锚一样将他们拴在一处。尽管有心脏病，托马斯还是重新干起了体力活儿，以维持生计。有一段时间，他靠着给砖匠做帮手，成功地赚到钱支付房租和不多的伙食费，但这段好日子是短暂的。钱和食物很快就告急了，小小的哈丽雅特·康韦吮吸着母亲没有奶水的乳房，日渐衰弱下去。不到三周，凯特就上报说婴儿死于营养不良，她在怀中感受到了婴儿最后的抽搐。
托马斯·康韦无疑是一个浪漫人物，他口中描绘着山中的老虎和芬芳的丛林，有唱不完的歌和说不完的故事。他引人入胜的口才会让每个酒馆和集市上的陌生人都为之着迷。他活得无拘无束，风往哪里吹，就往哪里走。也难怪快活、外向且开朗的凯特会被他和他的生活方式吸引，想要借此逃离日复一日的辛苦工作。
也许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在那年年底考虑去伦敦以外的地方找工作。那年冬天，他往北走，到约克郡去碰运气。他不在的时候，凯特带着七岁的安妮和两岁的托马斯来到格林威治附近的阿比伍德，可能是住到了姐姐伊丽莎白和菲舍尔的家里。由于菲舍尔一家到1871年已经有八口人，凯特在那里也无法久住，到了1月21日，凯特、安妮和小托马斯不得不来到了格林威治联合济贫院的大门前。
关于凯特和托马斯·康韦是如何相遇的，各种故事说法不一。根据其中一种说法，21岁的她是“一个长相漂亮又热心肠的女孩”。他则是一个灰眼睛的爱尔兰人，有着浅棕色的头发，讲起故事来妙趣横生。萨拉·克鲁特和艾玛都称凯特和康韦是在伯明翰遇见的，但叔叔汤姆·埃多斯坚持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他不承认凯特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认识了这个叫康韦的男人”。不管事实如何，总之在伯明翰生活了九个月后——那时候两人应该已经相识了——凯特突然说想回伍尔弗汉普顿，而那正是康韦的下一站。
去济贫院一开始只是一种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但很快就演变为凯特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每当遇到困境，凯特就会跑去投靠济贫法委员会。1873年8月15日，她在南华克济贫院的产房里生下了另一个儿子乔治·阿尔弗雷德·康韦。记录显示，她在济贫院的居留时间长短不一，从数周到数月都有。每一次，即便不是带着所有孩子一起，凯特身边都至少有一个孩子陪同。
对托马斯·康韦来说，成为叫卖小贩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因为他从十几岁起就习惯了流离转徙。1845年至1852年间，爱尔兰大饥荒在农村肆虐，其中梅奥郡的情况最为严重。到了1851年，该地区近三成人口已经死亡或迁走。康韦也不例外。在1857年入伍时，他似乎就已跨越爱尔兰海移居约克郡，在贝弗利附近打散工。1861年11月14日退伍时，他申请完退役金，探望了一下住在基尔凯里的亲戚，然后返回英国，这次是去纽卡斯尔，在那里他有更好的机会谋生。这个年轻的爱尔兰人用领到的钱买了些必要的货物装满背包，开始了他的叫卖小贩之路，他向南行至考文垂，然后前往伦敦，并在1862年的夏天到达伯明翰。
对于身无分文的妇女来说，带着孩子进入济贫院会出现不少复杂的问题。根据《济贫法》，有私生子的单身母亲无权获得“院外救济”，即教区为有住所的贫困家庭提供的救济品。当局担心，向有住所的不道德女性提供经济支持，相当于国家在补贴卖淫。尽管他们知道许多像凯特这样的贫困妇女和同居伴侣间是一夫一妻的事实婚姻关系，但他们并不会真正去区分“堕落女子”和公认的妓女。对“上流社会”而言，只要不是通过合法婚姻生下的孩子，就一律归为罪恶结合的产物。一旦进入济贫院的大门，济贫法委员会就可以自由地判定谁是良家妇女，谁是过街老鼠，将堕落女子与容易受影响的年轻女孩隔开，或者让那些生下私生子的母亲吃掺水的稀粥以示惩罚。
毫不意外，叫卖小贩的生活吸引着没有家庭的单身汉，不过，就像现代的旅行推销员一样，结了婚当然也算不上妨碍。人们认为最适合做叫卖小贩的是当过兵的人，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长途跋涉和艰苦的生活。
一旦母亲领着孩子穿过被称为“泪之拱门”的地方，无论母亲的婚姻状况如何，这一家人的入院程序都是一样的。院方将所有人按性别和年龄分开，收走衣物和随身物品，命他们进入浴室洗澡，并穿上济贫院的统一制服。根据《济贫法》的规定，七岁以下的儿童可以留在母亲身边，睡在她又脏又硬的床上，在母亲捡麻絮的时候坐在一旁的长凳上玩耍。7—14岁的儿童会由院方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送进单独的教育设施中生活。只要儿女还在院里，父母就被允许每周在食堂与孩子“会面”一次。1876年11月，当凯特肚子里怀着第四个孩子弗雷德里克来到格林威治联合济贫院时，3岁的乔治·阿尔弗雷德得到允许留在她身边，而时年13岁的安妮和8岁的托马斯被送去了萨顿的工业学校。尽管济贫院声名狼藉，但是它也常常能带来一些正面影响，特别是在贫困儿童的生活中。联合济贫会坚持要求济贫院每天提供至少三小时的识字和算术课程，这意味着许多孩子至少在表面上能够获得教育。人们相信，通过这些教育手段，儿童将有机会走出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陷入的贫困陷阱。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1857年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以扩建所谓的工业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极力使穷孩子摆脱济贫院的不良影响，还带他们远离市中心的脏乱环境，为他们提供务实的教育。这种教育形式相当于职业培训和正规学校教育的结合，目的是让学生拥有挣一份体面收入的能力。男孩接受制鞋、裁缝、木工、音乐等行业的培训；女孩则学习在家中能做的手艺，比如女红和编织，为她们日后从事家政服务做准备。
兜售小书的人过的完全是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空着肚子开始的，晚上也不知道睡在哪里。有一本名为“叫卖小贩约翰·齐普纪事”的小书，在19世纪上半叶叫卖小贩的背囊里十分常见，这本小书能让人多少了解到那些背着货物四处奔波的人过的日常生活。故事的讲述者清楚地表明，危险和不便往往多过冒险。掉进水沟或满是污物的粪坑，躲避狂吠的农家犬或是冲撞过来的公牛，这些都是随时可能遇到的险境。晚上有时睡在垒成堆的麦袋子上，有时睡在甘蓝地里，有时在寒冷的冬夜里倚着母牛入睡，这些生活上的艰苦也同样令他牢骚满腹。他用货物从农妇那儿只能换来一碗汤或卷心菜，还经常抱怨“从早走到晚，没肉没面包没啤酒，挨家挨户地走”。但无论如何，叫卖小贩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其他职业所不具备的。他们摆脱了19世纪生活的条条框框，让人闻到一丝浪漫主义的气息。叫卖小贩在走南闯北的过程中靠自己的智慧生存，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游历很多新的地方，他们不用对任何人尽义务，不用受家庭、集体、教会或雇主的束缚，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解放是令人激动的。
安妮和她的弟弟托马斯·康韦在萨顿就读的学校吸收了来自伦敦东南部教区的大部分济贫院儿童，并以能容纳多达一千名贫困学生为傲。在19世纪71年代，这所学校的设施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包括有数间气派的厨房、一间洗衣房、多间盥洗室、一间锅炉房和一台能将淡水抽入学校水箱的蒸汽机。除了开放式的宽敞楼梯间、宿舍和教室外，还有一些教授技能课的工作间，以及一片用来对学生进行农业教育的农场。与凯特就读的小型慈善学校道盖特相比，联合济贫会提供的设施让孩子们更有机会获得一个光明的未来。曾在萨顿就读的匿名人士W.H.R.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在校期间既受到过一些老师的温情鼓励，也遭到另一些老师的粗暴对待。不过，总的来说，萨顿提供了比格林威治联合济贫院更干净的床铺、更丰富的食物和更怡然的环境，还能伴着小风琴唱歌和演奏乐器。这里的制度对他产生了无比积极的影响。“在萨顿，”他总结说，“我彻底脱贫了，因为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再以穷人的身份进入济贫院。”
康韦从小在爱尔兰农村长大，一定很熟悉叫卖小贩，这些人在梅奥郡的乡村小道上跋涉，到访农场、酒馆和草皮房。叫卖小贩背着麻布包，把各种有用的货物和材料运送给那些去不了附近商店的人，一路上时而被狗追，时而又有好奇的孩子跟在屁股后头跑。叫卖小贩有点像流浪汉，有点像公告传报员，又有点像狡猾的货郎，大众对他们的态度是既提防又欢迎。他们辗转于村庄、聚落区和城镇之间，每到一处就在当地收集并留下知识、新闻和八卦，一些村民最看重的也正是他们身上的这个作用。不过，一个好的小贩要很懂得做生意，并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每一次的逗留。他将各种剪刀、梳子、顶针、小刀、丝带、线、纽扣，以及胸针和小玩具摆在厨房的桌子上，让农民的妻女看了心动不已。他还带着一系列的印刷品，特别是“小书”——一种很薄的小册子，内容从童话、传记到诗歌和短篇小说无所不包，上面还配有木刻版画的插图。在小酒馆和酒吧里，他会拿出一沓单页歌谣：这些歌谣印刷在一张大纸上，讲述着失去的爱情或是血腥的犯罪。由于歌词通常能和上脍炙人口的曲子，购买者可以扔下一便士，拿起单页歌谣，然后喝着一品脱麦芽酒唱起新歌。
凯特的弟弟妹妹托马斯、乔治和玛丽，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被从伯蒙德赛济贫院送到了萨顿。从萨顿对这三个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中，也能看出其办学的成功。几年内，乔治·埃多斯被培训成了一名鞋匠，托马斯·埃多斯则学习了音乐，并加入了驻普雷斯顿的诺丁汉郡第45步兵团的军乐队。玛丽在她的“家事学习”中也表现得足够优秀，被分配工作当上了女佣。如果凯特在1857年的时候能再小一岁左右，她也可能从萨顿的教育计划中受益，并走上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康韦的心脏不好，肺部也很弱，这使得他既不能继续当兵，也无法再回到参军前的生活——在入伍以前他一直依靠零碎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虽然这个消息对一个没有受过正规职业训练的年轻人来说令人不安，但每年支付两次的退役津贴能给他一些安慰。一般来说，士兵退役津贴的金额都不高，像康韦这样只服役了四年零六天的人领到的就更少了，作为工人收入的补贴是够的，但不能完全靠它生活。根据记录，他的退役津贴标准是每天六便士，往后的年岁里，这个数额会被重新评估，并根据他病情的改善情况而上调或下调一便士。康韦必须找到一些不需要挥舞锤子、割草或搬运重物的谋生手段，让自己活下去。
到19世纪71年代末，凯特似乎面临着一种悖论式的难题。像许多工人阶级妇女一样，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康韦不得不离开伦敦去找工作，但一旦这样做，他就等于抛下了同居伴侣和孩子，害他们没人养活。女人不管是在普通工厂、血汗工厂或洗衣店里干活儿，还是在街上卖东西或在家里做计件工作，都不可能挣到足够的钱来满足一家人的开支，使自己和小孩不至于沦落进济贫院。更糟糕的是，等康韦真的回家了，他还会打人。
最终，使康韦在印度之旅中倒下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湿热进入了他的肺部。他在行军过程中不停地咳嗽和气喘，以至于部队最后把他送到了后方马德拉斯的陆军医院，指望那里的凉风能让他恢复健康。不走运的是，还没等他好转，兵变就已经被平息了。1861年他回到都柏林后，高级医疗官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很快确定他将永远无法康复。康韦的“身体不济和持续虚弱”经诊断是“由过往疾病所造成的，主要为风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更糟糕的是，医生还发现24岁的康韦患有“心脏疾病”。结果，他被建议退伍。但是，医生也指出，这名士兵的病症“即使不能完全归咎于兵役和气候，也部分是因之而起，而非酗酒或其他恶习所致”，算是对他的一种肯定。
康韦的缺席和家庭面临的极端困苦开始导致他们肢体上的冲突。凯特的姐姐们和她的女儿都注意到了他们关系的恶化。尽管艾玛称“总体而言，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两人之间的争吵”已经变得难以忽视。根据安妮和艾玛的说法，康韦立誓戒酒，两人的分歧因凯特“酗酒成性”而加剧。在这一点上，两口子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时间长了，安妮和她的姨妈们都相信，挨打是凯特咎由自取。
海上的航程历时三个月，但他沿途瞥见的任何景象——不管是飞鱼、鲨鱼，还是好望角的海浪——都不足以让他准备好面对印度当地异域风情的冲击。当部队在孟买登陆时，许多爱尔兰和英国的新兵完全被那人声鼎沸、五彩夺目的光景迷得晕头转向。他们直愣愣地注视着身披鲜艳的丝绸纱丽、手镯和鼻环叮当作响的女人。生姜和大蒜的强烈气味以及在市场上闲庭信步的水牛让他们感到困惑。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和气候的极端差异是难以适应的，许多人发现压垮他们的不仅有“严酷的气候”，还有“难耐的乡愁”。
这种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对家庭暴力的看法不谋而合，即经常把暴力行为的发生归咎于妇女本人。家庭中一定程度的暴力被认为具有惩戒作用。丈夫对扇耳光教训人毫无悔意，妻子则常常觉得自己是“自找的”。很多过错都可能招来丈夫的不悦，单子列出来能有一长串，包括使用粗话、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不服从命令、“以下犯上”，或者仅仅是挑战到了丈夫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在这些家暴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因素能比酒精更为重要。一个喝醉的男人和一个不同意妻子喝醉的戒酒的丈夫，都有可能殴打妻子。在审判中，妻子长期酗酒常常被配偶成功地用作辩护理由，以反击对自己施暴的指控。1877年，也就是凯特和康韦的关系因为类似的原因开始破裂的那一年，一本法律教科书《刑罚原则》将殴打妻子描述为一种“犯罪严重程度差异极大”的罪行。该作者总结说，虽然在一些重案中，施暴者可能会被判处监禁，但大多数身体虐待事件被认为过于“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合理的”。
当康韦在入伍名单上自己的名字旁打上叉时，他可能已经料到了会被派往印度。9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在德里附近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了英国，叛乱已经扩大并有可能蔓延至印度北部。印度兵变的消息取代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头条位置，英国军队还没从黑海的围攻战中恢复过来，就又把士兵调去了尘土飞扬的印度次大陆。增援的需求变得十分急迫，康韦接受了不到一个月的训练，就和皇家爱尔兰第18步兵团第二旅的其他士兵一起，登上了开往孟买的蒸汽船“夏洛特公主”号。这个即将过21岁生日的年轻人，从小到大只见识过农村生活和草皮房，参加远征会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印度这片土地将让他收获许许多多的故事。
然而，这种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每个社区或家庭都对此视而不见。虽然邻居和朋友可能会避免在家庭纠纷中进行直接的身体干预，但他们所在的社区还是会通过观察女方的外表，或是提醒男方外面能听见家里的动静，来密切监视交战中的夫妇。周围人采取的行动大多是间接的，通常是在女方觉得有必要躲开丈夫的怒火时，为她提供避风头的地方。埃多斯家的姐姐们正是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应对凯特不断恶化的家庭状况。
一个男人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些故事，指挥官管他叫托马斯·奎因。这个奎因，又名托马斯·康韦，1836年11月21日出生在梅奥郡，喜欢听故事，后来以讲故事为生，不过他从未说起过自己改名的原因。那些渴望逃避过去的人——可能是因为婚姻不幸，也可能是有更糟糕的经历——在“领取女王的先令”并入伍时经常会假装成另一个身份。在1857年的11月，托马斯·康韦正是这样做的。
在1876年11月至1877年12月的一年时间里，凯特至少七次进出过济贫院和临时收容所。1877年8月6日，她因醉酒和扰乱治安而被捕，并被送往旺兹沃思监狱服刑14天。每一次她都带着几个或全部的孩子，包括入狱的那次。当凯特的生活变得一片狼藉时，是艾玛帮助她重整旗鼓。根据《伦敦每日新闻》的一篇采访，在最低谷的时候，凯特养成了去她姐姐家门口乞求帮助的习惯。艾玛回忆说，她妹妹被康韦打得“面目全非”。凯特的情绪因为喝酒而变得愈加脆弱，经常忍不住抽泣。“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她会哭着说。尽管艾玛不过是在布里奇沃特花园拥有几个破房间罢了，或许并不值得羡慕，但对妹妹凯特来说，姐姐的生活代表了她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
印度的湿热让皇家爱尔兰军团第18步兵团的士兵们无精打采。当他们待在阿西尔加堡被毁坏的清真寺的阴凉下休息时，他们打牌，擦靴子，听故事。士兵们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爱尔兰老家的故事，丛林里的故事，打仗的故事，投怀送抱的女人的故事——她们有的皮肤黝黑、笑容放肆，有的面庞白皙、忽闪着一双眼睛。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这一年的12月，凯特再次与康韦陷入激烈争吵。圣诞节前不久她离开了康韦，带着9个月大的弗雷德里克到临时收容所过夜。在圣诞节到来前，他们达成了某种形式的临时和解，要在这一天和凯特的姐姐们及其家人一起度过。遗憾的是，这节日过得并不顺利。埃多斯家的女人们看到凯特鼻青脸肿的模样震惊不已。艾玛回忆道，“她的两只眼睛都瘀青了……一张脸惨不忍睹”。康韦的态度同样吓坏了她。“那个叫康韦的男人，”艾玛轻蔑地提道，“似乎很喜欢凯特。”然而她感到很难理解这两人之间怎么会有感情，尤其是看到妹妹如此明显地“遭受他的虐待”。令艾玛十分看不惯的是，康韦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愧疚之心，还当着众人的面恼怒地叹气说：“凯特，我迟早会为了你被吊死的。”无论那次家庭聚会上发生了什么，在姐姐们眼里，凯特的表现也没比康韦好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是由于酗酒还是其他原因，总之艾玛表示她们之间出现了裂痕，最终她和哈丽雅特同凯特完全断绝了关系。不幸的是，这种家人间的疏远状态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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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陷入家暴循环中的妇女一样，凯特总是会回到康韦身边。两人经历过稳定和争吵、和谐与混乱，孩子们的生活也被他们的关系不断折腾着。经济上的长期窘迫使他们必须频繁搬家，从威斯敏斯特搬到南华克和德特福德，逼不得已时还要租住单人间或求助于寄宿屋。然而，由于安妮已经长大，可以照顾弟弟妹妹和打理家务了，凯特在选择工作时就不再有顾虑。她有时在洗衣店工作，有时为经济条件较好的邻居打杂，但在19世纪71年代末，她似乎又开始和康韦一起叫卖歌谣了。
在19世纪的工人阶级家庭中，远房亲戚受到多少欢迎，主要看他们能为这家人提供多少实际帮助或经济支持。无论凯特在偷偷筹划逃往伯明翰时是怎么打算的，不去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她曾经希望能避免回到工厂做苦工，那她一定会大失所望。凯特了解锡工行业，在伯明翰，有很多岗位可以让她这样的年轻女性去做。没过多久，汤姆叔叔就为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和她在伍尔弗汉普顿做不下去的那份差不多。现在，凯特不再是一名擦洗工，而是手拿抛光布坐在长桌前，一圈又一圈地摩擦着新上完漆的漆器盘，把表面擦得锃亮。这样一来，在某座有会客厅的宅子里，女佣就可以用这个漂亮的盘子端茶送到女主人手上，好让来访的客人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凯特的作息也和过去大同小异：在黎明或黑暗中起床，晚饭回家吃，然后爬上和玛丽共用的床，房间里用一道帘子隔成两半，另一边就睡着打鼾的约翰或叔叔婶婶。她逃到哪里并不重要——伍尔弗汉普顿也好，伯明翰也罢；拳击手家也好，锡工家也罢——凯特会重复着这样的日子，直到她结婚。然后等待她的就是她母亲曾经的生活：为生儿育女而憔悴不堪，最后生病，死去。
1879年，他们经常叫卖的地方是在磨坊巷，这是一条靠近伍利奇军营的小商业街，聚集着各种各样的摊贩和货郎向居民和士兵兜售东西。11月4日，11岁的托马斯和他6岁的弟弟乔治陪着父母在街头唱歌和吆喝。最后，夫妇俩嘱咐两个儿子在原地等候，也就是让他们等在磨坊巷8号门口，然后双双离去。不料孩子们等到天色变暗，还是没有人回来接他们。警察问了孩子们一些问题，并把他们护送到格林威治济贫院，多年来孩子们对那里已经十分熟悉。将近一个星期后，警察才找到凯特，并勒令其领回孩子。在这次事件过后，11月11日那天，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这一次，251号警员在街上发现“被母亲遗弃”的孩子们，并将他们护送到了济贫院。这回，警方没能找到凯特。取而代之的是，将近一个月后，16岁的姐姐安妮被叫去接两个弟弟。在这段时间里，凯特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当然，她的行为让人对她的精神状态和酗酒程度产生了许多疑虑。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凯特痛失了襁褓中的弗雷德里克，这难免让她原有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埃多斯夫妇的家位于邻近莫兰德街的一个院落里，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隔壁重工业工厂发出的砰砰突突的声音。一天中，几乎没有一个小时是蒸汽机不作响的，也没有一个小时是头顶上不笼罩着烟雾的。由于这些工厂会用到金属和水银，连周围的水都变得不适合饮用，居民们只能依靠马车运水过来。他们所住的带有中庭的屋宅是18世纪晚期的砖砌建筑，经过近百年的岁月洗礼已经有了一定的磨损。房子的二楼和三楼各有一个房间，一楼还有厨房和酒窖，足够安顿夫妇俩和家中的两个孩子：16岁的约翰在当地工厂里生产黄铜管，12岁的玛丽留在家里给母亲帮忙。当汤姆叔叔不在拳击场上挥拳的时候，他就在给鞋子钉钉子，要么是在一个为制鞋改装过的房间里，要么是在院子内的一个工作间里，一吸鼻子就能闻到附近公厕里飘来的恶臭。
凯特和康韦那充满摧残和虐待的关系一直拖延到了1881年。尽管这一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他们和两个儿子一起住在切尔西下乔治街71号的一个房间里，但两人其实在秋天时已经分手。当记者采访康韦和他的女儿时，他们都回想不起分手这件事发生的确切日期；但是，康韦很快就把自己描绘成了受害者。根据他的说法，由于凯特酗酒，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离开她，并且也尽力把孩子一起带走了。埃多斯家的姐姐们驳斥了这种说法。伊丽莎白声称，妹妹离开康韦是“因为他对她很不好”，安妮补充说，“在他们真正分手之前，她（凯特）从来没有一次和他待在一起超过12个月”。两人的分手已经酝酿很久，不过当分手的那一刻真的到来时，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1861年，汤姆·埃多斯和妻子罗萨娜住在伯明翰工业区的核心地带。路的对面是埃尔德里奇＆梅里特针厂，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砖砌工厂，烟囱高高耸立，飞快地生产出细小的钢针和针头。在几步之遥的布鲁克斯＆斯特里特公司里，黄铜丝被编织成筛子和壁炉围板，而在托马斯·费尔顿的工厂中，玻璃被熔化并塑形成马车灯和吊灯。巴戈特街就夹在这些大型企业之间，沿街是各种各样的作坊，主要制造玩具和枪支，这个街区也因此得名“枪区”。伯明翰硬邦邦而重实用的面貌与它的姐妹城市伍尔弗汉普顿差别不大。砖头垒着砖头，每一块上面都沾满了厚厚的黑色煤灰。
和康韦的关系破裂后，有一段时间，凯特似乎转而向姐姐伊丽莎白寻求帮助，但这种关系也没有持续很久。跟艾玛和哈丽雅特一样，伊丽莎白很快就发现妹妹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同年9月，凯特再次被指控醉酒闹事，她一边向路人口吐污言秽语，一边被警察从街上拖走。这一次，地方法官没有让她坐牢服刑。然而，法律能宽容她，家人却不能。到这一年年底，伊丽莎白也与她的妹妹断绝了关系。
人们虽然不希望“有身份的”女士出现在这种比赛的观众席上，但对工人阶级妇女来看比赛就既不鼓励也不反对。凯特很可能挤在人群之中望着她的叔叔，有点像在追星。不管他们之间关系如何，是彼此欣赏抑或仅仅是小侄女崇拜着长辈，凯特都有一种感觉，即她的叔叔汤姆会给她提供她在伍尔弗汉普顿找寻不到的那种家庭和生活。
现在，没有了伊丽莎白，没有了康韦和儿子，没有了艾玛和哈丽雅特，凯特找到了唯一还没和她断绝关系的姐姐——艾丽莎，想要寻求她的陪伴。
到了当天，活动会慢悠悠地开始。一群头戴大礼帽和鸭舌帽的男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的急切地查看时间，有的摆弄着表链，还有的把手揣在马甲口袋里。最后，选手终于依次登场亮相，身边跟着一名助手和一个拿水瓶的人，后者负责在回合之间给选手喂水、擦汗。两位拳手会互相握手，接着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谁有权选择站在哪个场角。当以上流程走完，两人便会脱掉衣服，并让人“检查他们的短裤里面”，以确保没有“藏入违规物品”。在这之后，比赛才能正式开始。
艾丽莎·戈尔德在188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死了丈夫。她过去是一名屠夫的妻子，尽管丈夫做的行当需要技术，也受人尊敬，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困难。艾丽莎在全无保障的情况下就成了寡妇，因此，就像同阶级的众多妇女一样，她的处境因丧夫而受到严重影响。由于没有存款或抚恤金，儿子也没有大到可以挣一份像样的工资，艾丽莎必须尽快再找一个伴。关于查尔斯·弗罗斯特这个被她称为第二任丈夫的人，人们所知甚少。两人都是丧偶之人，按照许多工人阶级男女在配偶去世后和他人另结伴侣的传统做法，他们选择不正式跨入婚姻。在一次采访中，艾丽莎称她的“丈夫”，“在码头工作，负责从船上卸水果”，偶尔在利物浦街车站卖关于自行车的书。
和今天一样，19世纪初的拳击比赛既是体育竞赛，也是充满戏剧性的娱乐活动。在1867年引入昆斯伯里侯爵规则之前，拳击手除了出拳外还被允许摔跤。选手们在拳击场中央赤膊上阵，展示他们的非凡体魄，好似舞台上充满英雄气概的演员，而贴满小镇的大型有奖拳赛的广告令众人翘首以待，就仿佛马戏团要来一样叫人激动。
在詹姆斯·戈尔德去世以前，艾丽莎一直住得离几个姐姐很近，不是在克勒肯维尔就是在霍克斯顿。丧偶后，由于认识了查尔斯·弗罗斯特，艾丽莎搬到了白教堂。至少从1881年起，弗罗斯特夫妇就居住在特劳尔街6号的一个阁楼房间里，同住的还有艾丽莎的儿子以及弗罗斯特和前妻生的女儿。艾丽莎的新住所远不是什么好地方。以前在霍克斯顿的时候，她住在一个既有穷人也有富裕阶层的混合区，但现在住的特劳尔街却是斯皮塔佛德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之一。凯特就是到这种地方拜访她的姐姐的，每次少说也要讨一两个硬币，有时还要蹭饭吃或是蹭床睡。
汤姆叔叔出生于1811年，当凯特坐在观众席里看着他举起拳头的时候，他最骁勇善战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然而，由于每场比赛的奖金最高能有25英镑，汤姆·埃多斯并没有急于退休。一直到1866年，英国最重要的体育报纸《贝尔的伦敦生活报》上，还能见到“内德·威尔逊和汤姆·埃多斯（别名‘皮匠’）”的比赛广告，这两名“伯明翰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精进自己的搏击技术。
弗劳尔迪恩街55号是凯特姐姐家附近的一家寄宿屋，那一年，每当手头有4便士，凯特就会在那儿租一个床位。这个后来被称为“库尼家”的地方，也是约翰·凯利的首选住处，这个男人将填补托马斯·康韦的空位。用凯利的话说——虽然一看就是被记者修饰过的——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凯特是在她住在弗劳尔迪恩街55号的时候。在“一段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后”，两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并决定把关系固定下来”。
拳击手通常出身工人阶级，英格兰中部地区为这行贡献了大量人才。虽然有少数拳击手走向了职业道路，但更多的人只是业余爱好者，偶尔放下皮围裙和工具，走上拳击台。汤姆·埃多斯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鞋匠或者说“皮匠”，埃多斯靠着舞弄一身蛮力来赚取外快。
如果说埃多斯家的女人不喜欢托马斯·康韦，那么她们对约翰·凯利的鄙夷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艾玛认为，凯特的生活在离开康韦后“变得更差了”；至少当她和那个家暴犯在一起时，“她的家是干净舒适的”。而和凯利在一起时，她没有家，只有一张在廉宿的简陋且经常没着落的床。尽管凯利被形容为“安静而无害”，这点上比康韦要好得多，但在凯特的家人眼里，他有一个康韦没有的重大问题：他喝酒，而且喝得很凶。安妮曾指责母亲把家给搞散了，她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凯利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也不喜欢他。”
自18世纪以来，无拳套拳击在英国一直很有市场。杰克·布劳顿曾试图使这项运动正规化，并为运动附加上一层绅士气质和爱国情操的光环。在威尔士亲王的赞助下，伦敦出现了不少声称要“传授搏击艺术”的拳击学校。蓬勃发展的体育媒体通过刊登参赛者之间的赛前互呛为有奖比赛创造了热度。英国各阶层的男子都深受吸引，按照布劳顿的规则举办的比赛风靡全国，场上的参赛者赤裸上身，双拳缠上棉絮布条，然后为了赢得真金白银而猛力挥拳。
不管凯特的家人怎么想，一旦摆脱了虐待自己的人，凯特的生活虽然还是一样不稳定，但她比以前要快活多了。她和凯利都喜欢喝酒，两人的欢歌笑语使他们在库尼家同住的宿客中间很受欢迎。根据报纸对弗劳尔迪恩街55号住民的采访，凯特随时准备好为大家献歌一曲，而且常常毫不犹豫地把手头仅剩的4便士分给那些没能筹到夜宿费的人。有一段时间，她和约翰两人都有工作；像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一样，凯特为该地区的犹太家庭打杂，约翰则在集市上干体力活儿，不过这份收入总是少得可怜，而且从来都靠不住。
多年来，伍尔弗汉普顿著名的孔雀旅馆，也就是凯特的母亲曾经搅拌酱汁和制作布丁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无拳套拳击的比赛场地。在整个19世纪51年代，旅馆的院子被定期清理，铺上草皮，为有奖拳赛整备出一块赛场。在这些参赛者中，有人称“提普顿杀手”的威廉·佩里（他既是英国重量级冠军，也是当地的英雄），还有后来继续在美国打拳发财的乔·戈斯。很可能也是在这个赛场上，汤姆·埃多斯，又名“皮匠”，通过打拳赢得了他侄女的好感。
虽然他们把弗劳尔迪恩街55号视同自己的家，但他们和大多数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人一样，不是每晚都有钱在那里过夜。凯利在他的研讯陈词中明确表示，他和凯特可能会在库尼家、弗劳尔迪恩街52号、临时收容所或是街上过夜。凯特作为一个经常倒街卧巷的人，在斯皮塔佛德的露宿者中很出名。在她被谋杀后，几名无家可归的妇女是第一批站出来指认她的人。据称“有11到21个没钱住宿的流浪者”经常被人看到蜷缩在多塞特街附近的一个棚子里，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许多年后，萨拉·埃多斯，也就是现在的杰西·克鲁特夫人（她嫁给了伍尔弗汉普顿一名马具商兼马贩），向报纸记者回顾了这场家庭纷争。萨拉说，这次的事件改变了凯特未来的轨迹，对于她犯下的事，埃多斯夫妇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19岁那年，凯特再次收拾行装，想要换个地方开始新生活。这一次，是她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她从伍尔弗汉普顿往南出发，步行23公里到达了伯明翰，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更有同情心的亲戚投靠。
凯特和凯利仅够糊口的生活不允许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逗留太久。临时收容所的记录显示，从1883年开始，这对夫妇似乎经常到肯特郡去找工作，并在伦敦、达特福德、赛文奥克斯和查塔姆等地间游荡。凯特从未放弃过叫卖，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挣钱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经过21多年的漂泊，这种生活在她眼里可能比定居的生活更为自在。正如康韦教给她的那样，做小贩可以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哪怕是家人。
可能因为埃多斯家族和工厂老板是老交情了，所以凯特只是在挨骂后遭到了开除，但没有被送上法庭。她的行为让家人极度蒙羞，消息从伍尔弗汉普顿一路传到了伦敦，为凯特一手规划新生活的艾玛和哈丽雅特听说她做的丑事后也大为震惊。而在比尔斯顿街51号，等待着凯特的将是狂风暴雨般的呵斥和责骂。
凯特与凯利在一起后，连姐姐艾丽莎和女儿安妮都试图与她保持距离。安妮十几岁就离开了家，选择和一个叫路易斯·菲利普斯的灯黑包装工同居，后来又与之结婚。安妮在其母亲的死因研讯中说，凯特对小两口纠缠不已，经常出现在他们家门口，醉醺醺地乞求施舍。这种情况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菲利普斯夫妇不得不搬家躲避她。安妮抱怨说，只要母亲还酗酒，她们就不可能正常相处。1886年8月，两人的关系到了崩溃边缘。安妮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在这个时候，她请求母亲过来帮忙。凯特同意在女儿“分娩”期间陪着她，但坚持要为此收取报酬。安妮不情愿地答应了，结果不久后发现母亲拿到钱出去“大喝了一通”。安妮说：“这件事引发了矛盾……我们分开时闹得很不开心。”孩子生下后还不到一周，安妮就把凯特赶了出去，并决定再也不和她有任何瓜葛。菲利普斯夫妇搬离了他们在伯蒙德赛国王街22号的家，而且没有留下新地址。
在经过干燥室或包装区时，把一个锡制卡片盒、小匣子或钢笔盒顺手塞入口袋或是藏进衣服底下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并非每家当铺都会关心东西的来路，对于一个已经厌倦了日复一日面对酸液劳作的人来说，这样的风险似乎值得一冒。倒霉的是，“老宅工厂”里到处都是眼睛，也不知道是哪双眼睛就注意到了凯特。
和其他人相比，也许约翰·凯利最适合凯特的地方在于，他似乎极少给凯特压力。尽管所有认识他们的人，从凯特的姐姐到他们在库尼家寄宿屋的朋友，都证实这两人“对彼此很忠诚”，凯特“从未劈腿其他男人”，但他们的结合似乎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考量，而非情投意合。凯利称凯特为妻子，但凯特更愿意用康韦的姓，她坚持认为自己和康韦才是合法夫妻。凯特只在需要省事的时候才使用凯利的姓。凯利似乎从未向凯特问过太多问题。他与她的家人保持着距离，从不询问她与安妮的关系，也从不与她谈论托马斯·康韦，显然，他从未冒险探听过凯特的内心想法。对于一个陪伴凯特生活了七年的人来说，他对凯特的了解出奇地少，甚至不知道她是在伍尔弗汉普顿出生的。正如他和其他人在研讯中说的那样，他们很少争吵。凯利回忆说，只有一次“他们吵了一架”，但几小时后凯特就回到了他身边。对凯特和凯利来说，他们最首要的事情，就是彼此扶持着活下去。当凯特遇上凯利的时候，她的大部分家人已经不再向她伸出援手，她经受过家庭暴力和丧亲之痛，体验过济贫院、挨饿和疾病带来的屈辱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可以有酒喝消减痛苦，有东西吃不饿肚子。凯利能陪在她身边，在街上罩着她，偶尔还能挣钱，这让她多少活得轻松了一些。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来说，光是这点就足够带来安慰。
作为一个外人，很难说凯特在伍尔弗汉普顿的埃多斯家族里能找到多少归属感，到了1861年夏天，她已经变得顽劣又莽撞。据家里人回忆，凯特的转变是从她在“老宅工厂”偷东西被抓后开始的。
16 “没名字”
到了凯特十八九岁的时候，她的堂妹萨拉已经离开家去做女佣了，但多出来的空位很快就被伊丽莎白婶婶最后一个孩子哈丽雅特的出生所填补。在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后，家里还会要求凯特帮忙做家务：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堂妹丽齐，最好再做点副业挣钱。可能正是在这段时期，她开始变得像她叔叔所说的那样，“经常醉醺醺的”，喜欢喝酒且总是“晚归”。锡匠的“红牛酒吧”离她家只有几步之遥，可以让她逃离叔叔家拥挤的小屋出去喘口气。
对于那些生活在伦敦贫困地区的人来说，夏末时节意味着一件事：有机会赚点外快，并在肯特郡的乡村里享受收获啤酒花的乐趣。采摘啤酒花对许多人而言是他们最接近度假的体验了：有机会呼吸新鲜空气，在篝火边和同伴们欢聚，还能畅饮农民免费提供的成桶的啤酒和苹果酒。每年9月，数以千计的城市居民涌入此地；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坐火车过来，更多的人则从伦敦步行到这里。在像1891年这样的好年头，据估计有五到六万名男人、女人和孩子来到这里收获啤酒花，他们的劳动报酬是每蒲式耳两便士，晚上就住在啤酒花园子附近的茅舍、棚屋或谷仓里。
凯特第一次见到叔叔威廉和婶婶伊丽莎白，很可能是在她到比尔斯顿街51号投奔他们的时候，她的身上或许还带着几样小时候收集的宝贝。凯特的堂弟堂妹——13岁的威廉、7岁的乔治和5岁的丽齐——会犹豫又好奇地盯着她看。14岁的长女萨拉是一个完美的玩伴，凯特和她挤一张床，两个人无话不谈。慢慢地，叔叔婶婶会把凯特介绍给其他亲戚认识，比如住在附近的爷爷奶奶——托马斯和玛丽，以及另一个叔叔约翰和他的四个孩子。埃多斯家族到底欢不欢迎这位伦敦来的亲戚，我们不得而知。多出来一张吃饭的嘴总会有人不乐意，不过15岁的凯特肯定会挣钱养活自己并补贴家用。尽管失去父母是件伤心事，但这也并不稀奇，不能因此就不为家里尽义务，叔叔婶婶会毫不犹豫地把凯特送出去干活儿。
既然有免费的食宿和酒供应，凯特和凯利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填饱口袋和肚子的机会。过去几年里，他们经常参加采摘啤酒花的活动，在1888年这年的夏天，他们又一次加入了伦敦人南下肯特郡的队伍。不走运的是，这次他们遇上了大歉收。《回声报》说，工人们发现在肯特郡的许多地方，“人们认为当年的啤酒花不值得雇人采摘”。“在四处找工作而不得后”，工人们不得不“一无所获地走回伦敦”。
在通往伍尔弗汉普顿的路上堆满了“灰丘”，一旁是“奇怪的机器，像受苦的动物在那里翻滚转动，铁链叮当地响，时时发出迅疾的叫喊，好像痛楚得难以忍受似的，使地面也因为它们的苦恼而颤抖着”。虽说凯特是在伦敦的制革厂和工厂边长大的，但这个由重工业构成的新环境对她来说，就如同她在伍尔弗汉普顿的亲人一样，显得既陌生又令人不自在。
凯特和凯利在8月底出发，这个时候的果园和浆果田正在寻找人手采摘水果。这是他们在肯特郡的惯常路线的一部分，两人会一边叫卖，一边寻找零星的帮工活儿来接，直到啤酒花成熟到可以采摘。两人慢慢地向梅德斯通移动，他们听说那里啤酒花的收成比其他地区好一些。作为郡的首府，凯特和凯利可以在梅德斯通买到一些日后要用到的必需品；凯利缺一双新靴子和一件夹克，于是到当铺购买。然后，他们向8公里外的亨顿村进发，和其他来采摘的人一样，他们很快发现那里的收成很差，“外地人根本无事可做”。失望之余，他们决定“徒步走回”伦敦。
在每一边，在视野所及的阴雾弥漫的远方，高耸的烟囱一个挨一个，同样单调丑恶的形象没有止境地重复（这些全是在闷人的睡梦中的恐怖），喷射出含瘟疫性的浓烟，遮蔽了日光，使得阴沉的空气变污浊了。
两人于9月27日星期四晚上到达伦敦。他们把在农村挣到的钱都吃喝完了，所以当晚被迫在鞋巷泰维斯会馆的临时收容所里寻找住处。经过多年的流浪生活，凯特和凯利已经成为挑选优质“尖刺”的专家，而泰维斯会馆是流浪者群体中特别受欢迎的一家。尽管1882年的《临时济贫案》规定，所有入所者至少要留宿两晚，好让他们在离开前有一整天的时间捡麻絮和砸石头，但鞋巷的管理比较宽松，据说那里“并不强制留下来干活儿”，因而“贫民趋之若鹜”。这与凯利对事情的描述一致；他和凯特在星期五早上离开了收容所，这使得他可以去斯皮塔佛德市场找些活儿干。到那天下午，他已经赚了6便士，这可以支付他们其中一人一晚的夜宿费，但不够两个人的。凯利不希望自己在伴侣被谋杀后看起来像一个不顾妻子的丈夫，于是在正式陈述中称，他提出自己徒步去麦尔安德临时收容所，让凯特拿着4便士去库尼家睡觉。“不，你去睡床，我去临时收容所。”他说凯特这样反对道。然而，正如凯利本人向验尸官承认的那样，他们商定了什么、具体又是怎么做的，有点“糊里糊涂”。
当凯特乘着从伦敦出发的火车，经过最近得名“黑乡”的那片阴森而焦黑的地带时，她生活的新篇章已经开始了。一个制造链条、烧制砖块和锻造钢铁的产业在这片土地上兴起，深达9米的贯穿乡村的煤脉为其提供了资源。工人要么在工厂里或熔炉前埋头苦干，要么就在煤层上锤打，开采出维持发动机工作的生命之血。白天，烟囱倾泻着滚滚煤烟；到了晚上，一座座锻造厂在黑暗中发出魔鬼般的光芒。即便对那些见惯了骇然惨况的人来说，穿过“黑乡”的一路上见到的景象也会让他们触目惊心。狄更斯描述了这样一幅地狱图景：
关于凯特和凯利在9月份的行踪，大部分信息都来自凯利混乱的讲述，其中有几个版本登在了报纸上。最初，凯利说凯特在星期五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去了麦尔安德排队等床位，但在询问之下，他交代了这其实不是事实。验尸官出示了一张当票，当品是凯利说自己当掉的一双靴子，日期是28日星期五。约翰对此大吃一惊，因为他最开始称自己是在后面一天，也就是星期六上午当掉靴子的，并用当来的2先令6便士买了吃的和喝的。“不是星期五晚上就是星期六早上。我都糊涂了。”随着谎话开始穿帮，他这么说道。凯利进一步坦白，事实上在星期五晚上是凯特负责拿着靴子进店去当的，而自己光着脚站在门口等她。“当东西之前你喝过酒吗？”验尸官问他。“是的。”凯利难为情地承认。这个回答让陪审团明白为什么他对事件的记忆这么含混不清。
威廉和伊丽莎白·埃多斯会教导侄女说，擦洗工是个好工作，他们是看在彼此是亲戚的份儿上才帮她争取到了这个活儿。埃多斯家族三代都在“老宅工厂”里伴着火炉和工作台劳作，其中也包括凯特的父亲。在19世纪41—51年代的劳资纠纷过去之后，老板本杰明·沃尔顿欢迎这家人重新回来当他的工人，在薪水上也对他们公平相待。然而，别说艾玛或哈丽雅特了，连道盖特学校都想不到，一个为进入家政业而接受培养的学生会走上这种“岗位”。
事实上，自从那天早上离开泰维斯会馆后，凯特和凯利都没有吃过东西，用食物和饮料填饱咕咕叫的肚子是他们当时的首要任务。凯利赚到的6便士显然是用来买酒喝的，这也解释了他和凯特典当靴子时的状况。根据凯利的证词，他们当来的2先令6便士中的“大部分”被用来购买食物，好让他们能撑到第二天早晨。两人买了茶叶和砂糖，凯特把东西装进裙子的兜里，还可能又买了一些酒。到了晚上，他们显然已经把当来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让凯利拿着4便士去睡寄宿屋的单人床。那天晚上，凯利没有住在弗劳尔迪恩街的55号，而是住进了52号，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凯特不在麦尔安德临时收容所的入住者之列。不仅是因为那里没有她的入住记录，而且麦尔安德也不像泰维斯会馆那样，在管理方面有着宽松的名声。如果凯特在那里取得了床位，她就会因为要捡麻絮被扣留两个晚上。而事实是，她第二天早上8点就和凯利见面了，这个时间早得说不通。凯利不愿提及的是，凯特当晚八成是露宿街头了，甚至可能就睡在多塞特街附近的棚子里。然而，考虑到案情，承认这一点对他会有不好的影响。
在这些熔炉和机器的包围中，有一个装满了大桶酸液的房间，一群妇女在桶的上方挥舞着被称为“浸渍叉”的工具。她们把头发牢牢地束在帽子里，衣服上罩着厚厚的围裙，用长柄钳夹着刚锻造好的锡器浸入氧化物液体中，为上漆做准备。一旦剥离掉碎屑，工人会把锡器放在锯屑里除去水分。然后，这整个流程将不断重复，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冬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每周持续六天。可以想见，在这里，灼伤的眼睛、刺痛的喉咙和偶尔发生的工业事故是在所难免的。
验尸官和陪审团显然对凯利说的话持怀疑态度；不仅因为凯利的许多陈述与事实不符，也因为他们和警方及媒体一样，都坚信凶手的目标是妓女。但无论是约翰·凯利的证词，还是凯特的姐姐艾丽莎·戈尔德和女儿安妮的证词，就连库尼家的管事弗雷德里克·威廉·威尔金森的证词，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威尔金森自称与这对伴侣认识了七年，他很肯定地说，他“从未知道或听说过（凯特）与除凯利之外的任何人有亲密关系”。验尸官试图把他们的偏见强加给凯利。凯利却称，两人在一起这么久，他从来不知道她“晚上有出去做过不道德的事情”；她也从来没有“出去后第二天早上给过（他）钱”。他明确表示，如果有这种情况他绝对无法忍受。
在大宅的南面，增建了一栋功能齐全的现代砖房，里面回荡着冲压车间里蒸汽冲压机不断发出的砰砰声和嘶嘶声。在与之相邻的抛光车间里，妇女们每天要站足足12个小时，一遍遍地将上了清漆的漆器打磨到发亮。在附近被称为“狮笼”的地方，烧红的漆炉燃料充足，两台强力的蒸汽机在锅炉和抛光机旁嘎嘎作响地运转着。
遗憾的是，在为凯特的名誉辩护的过程中，凯利犯了一个错——他使用了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措辞。在回顾发生的事情时，他表述了自己对于两人没有夜宿费的担忧。他说他不想“看到她夜里在街上走动”。验尸官立即抓住了这一点。
初到伍尔弗汉普顿的人绝对想不到，被比尔斯顿街附近的农田所包围的那座建于16世纪、环绕着护城河的浪漫庄园，居然是这座城市的工业中心之一。如同其周围的一切一样，这处曾经让富有的羊毛商人家族引以为傲的宅邸，现在在为推动商业及地区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撇开精心布置的花坛和观赏用的金鱼池，“老宅工厂”的内部与其他建在烟尘弥漫的小镇街道两旁和院落里的工厂没什么不同。老宅里原来的厨房被“用作给……商品镀锡”，巨大的开放式壁炉里放着“一车车熔化的金属和脂膏”，而“厨房的地板上摆满了正在镀锡中的盆子和餐罩”。位于老宅中央的气派的橡木楼梯，“通向的不是华丽的舞厅，而是仓库——妇女和女孩被雇来在里头包装货物”。
“你说的‘在街上走动’是什么意思？”他问。
14 凯特与汤姆的歌谣
“长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钱住宿，只能四处溜达。”凯利澄清道。
至于凯特，她独自搭乘一列开往伍尔弗汉普顿的火车，1857年12月为她的童年画下了句点。她将离开熟悉的一切，去一个她没有印象的地方，和一群除了姓氏以外与她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的陌生人一起生活。
正如卜威廉在他《最黑暗的英国》一书中所阐明的，“在街上走动”是露宿街头的人都会有的一种经历。这个短语描述了露宿者在夜里的状态——他们到处寻找僻静处歇息，直到巡逻的警员将他们赶去别处，如此循环往复。如霍华德·戈德斯米德所说，对于那些经常光顾特劳尔街、多塞特街和弗劳尔迪恩街上寄宿屋的人，这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但凡他们不躺在“马路牙子上、排水沟里、垃圾堆上或随便哪里”，人们就能看到他们“双手插兜走来走去，眼皮子困得直打架”。只可惜，对这个语句的澄清并不能阻止许多记者坚持认定凯特是一名妓女。按照《每日电讯报》的说法，无家可归的女性和出卖身体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这份报纸在试图讲述一个更加香艳的故事的同时，也呼应了那个时代的偏见。该报报道说，凯特经常与其他“像她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身无分文的妓女”一起睡在街上或棚子里……
鉴于一家人能力有限，埃多斯家其余小孩的命运注定将是悲惨的。无论是伊丽莎白和托马斯·菲舍尔，还是哈丽雅特和罗伯特·加勒特，都没有能力抚养13岁的托马斯、11岁的乔治、7岁的萨拉·安、5岁的玛丽，以及23岁的阿尔弗雷德。12月9日，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一周后，没准儿甚至是在葬礼的当天，阿尔弗雷德和三个最小的孩子就被作为孤儿送进了伯蒙德赛联合济贫院。次日，托马斯也被送了进去。乔治很清楚一家人在他走后将分崩离析，所以他离世的时候一定难以瞑目。
无论凯特在哪里度过了周五的夜晚，她和凯利都在周六早上回到了库尼家，他们在公共厨房里随意歇息了一番，然后再次把心思放到如何搞到夜宿费上。最终，这个问题迫使他们走出门，来到大街上。他们朝着主教门的方向往南走去，不过心里可能并没想好具体要去哪里。
最初，她们可能计划两人合力承担起照顾手足的责任，但由于家里人口众多，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谁来照顾阿尔弗雷德的问题成了姐妹俩“永恒的烦恼之源”，但不知道为什么，艾玛声称她们最担心的是凯特。她回忆说：“我们特别希望把她送走。”15岁的凯特很可能饱受丧母之痛，而父亲大限将至这件事无疑会让她愈发悲痛。或许艾玛和哈丽雅特认为妹妹凯特需要更多的引导和更稳定的环境，而这是她们所提供不了的，又或许她们觉得凯特聪明伶俐且受过教育，能够在新家庭的督促下更上一层楼。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总之哈丽雅特让人给住在伍尔弗汉普顿的叔叔和婶婶——威廉和伊丽莎白·埃多斯——写了一封信，“想看看能否把凯特送去远离伦敦的地方”。叔叔婶婶同意了，但无法代付火车票钱。随着时间的流逝，艾玛——她总是把自己描绘成姐妹里最足智多谋的人——决定自己想办法，于是她去找了自己的东家。“我的女主人，”她在31年后回忆道，“在得知我们不幸的处境后，为凯特支付了去伍尔弗汉普顿的车费。”事情就这样落定了。在这件最终将决定自己人生轨迹的事情上，很难说凯特有没有过一丁点发言权。
午后3点以前，他们来到了死狗沟渠街一带，这里是犹太人买卖破衣烂衫的地方，街上的商店门前经常挂着沾有污渍的花布衬裙和磨破的羊毛裤。由于凯利在前一天晚上当掉了他的靴子，凯特也许在考虑从自己身穿的印花半裙和黑布外套底下的层层衣物里挑一件去卖。然而，由于这天是星期六，犹太教的安息日，迎接两人的只有紧闭的店门。
随着树叶转红、掉落，11月变成了11月，父亲走后要如何处理阿尔弗雷德和其他年幼的孩子，这个问题对两个大姐来说显得越发迫在眉睫。《曼彻斯特周报》上登载了艾玛的陈述，她说哈丽雅特当时已经和运货车夫罗伯特·卡特·加勒特好上了（虽然没有结婚）。艾丽莎找到了一个帮佣的差事，新婚的菲舍尔夫人和她的丈夫接手了开在洛克斯菲尔兹的一家花鸟店。艾玛也认识到，她必须回到全职工作中去才能养活自己，于是，当她发现泰晤士河以北肯蒂什镇的下克雷文广场有户好人家在招人时，她便把照顾孩子和护理父亲的工作都交给了哈丽雅特。
据凯利说，凯特随后提出自己去伯蒙德赛，打算从女儿那里弄钱。这不可能是个认真的提议。凯特最后一次和安妮说话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她甚至不知道安妮住在哪里。和凯利的大部分故事一样，这段事情的细节也是“糊里糊涂”的。
在凯瑟琳·埃多斯患病至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家中的各项职责也重新进行了分配。根据1888年的一份报告，艾玛称自己身为二女儿，料理家中事务和看护阿尔弗雷德的担子都落到了她的身上，此外她还要照顾四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他们全都还不满12岁。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安排也只是暂时的。1857年，在妻子被肺结核夺去生命后不到两年，乔治也生病了。家人们心知天命不可违，到了那年9月，埃多斯家几个年长的女儿已经开始考虑她们的未来了。27日，19岁的伊丽莎白同意嫁给男友托马斯·菲舍尔，小伙住在附近，当时只有18岁，自称是干力气活儿的。要不是形势所迫，乔治也许会希望女儿嫁一个更有前途的男人，不过在他辞世之时，能有一个女儿合法结婚并拥有自己的小家，也就足够了。在女儿们的帮助下，乔治拖着病入膏肓的身体，参加了在伯蒙德赛的圣保罗小教堂举行的婚礼，教堂位于基普林街，距离他们在国王广场的家很近，但这段路走起来并不容易。在这里，他将伊丽莎白交到了新郎手上，并作为见证人上前，在登记簿上自己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叉。这场在阴郁的秋日里举办的婚礼想必是苦乐参半的，同时也意味着埃多斯一家作为家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只剩最后几个礼拜。
在来到死狗沟渠街前，两人的下午时间是在哪里度过的，这点仍是个谜。死狗沟渠街距离弗劳尔迪恩街只有一小段路，但沿途会经过许多卖酒的店家。作为在白教堂住了七年的居民，凯特和凯利肯定不乏熟人和热情的朋友，其中很多人可能已经准备好“请他们喝一杯”甚至好几杯，以回报两人早前“请”自己喝过的酒。也许，在喝过一两轮之后，凯特便误以为自己有可能在南伦敦的某条街上找到安妮了？
在18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凯瑟琳·埃多斯都受到严重的咳嗽的折磨。她的家人眼看着她变得虚弱、消瘦、高烧不断。很可能在她被诊断出结核病以前，家人就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家里会安排一个年长的女儿照顾她，乔治则继续睡在生病的妻子身边，看着她冒汗和咳血。因为房子里现在住着八名家庭成员，而房间只有三四个，所以他别无选择。到了11月，随着天气变得寒冷和潮湿，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当月17日，年仅13岁的凯特失去了她的母亲。凯瑟琳受到生育、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的摧残，42岁就走了，对于她这个阶层的女性来说，这个寿命不算长也不算短。
和凯利分开时，凯特向凯利保证她会在四点前回来。据凯利说，当他看着凯特沿着死狗沟渠街向阿尔德门走去时，他们两人都身无分文。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来说，童年是人生中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常常因为家中的情况就突然宣告终结。1856年4月，凯特迎来了她的14岁生日，年满14通常标志着读书的日子要到此为止了，而凯特还恰好碰上了珀金斯＆夏帕斯工厂（也就是她父亲上班的地方）解散。不知道乔治再找工作容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看到女儿被迅速安排就业，做父亲的肯定会更想尽快找到工作。然而，也有可能凯特的校园生活在更早之前就结束了，因为在1855年，埃多斯家发生了一场变故。
凯特并没有走多远。事实上，她只转了一两个弯来到阿尔德门高街上，就遇到了某个无疑欠她一两杯酒的人。凯特不是那种会拒绝的人，像往常一样，她的意志力随着第一杯酒下肚便荡然无存了。
水晶宫之旅将让9岁的凯特·埃多斯眼花缭乱。那天早上，她和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由啤酒厂专门安排的面包车送到了“游客如织的宏伟中心”，124个戴着帽子的小脑袋被数了又数。他们跟着向导排队参观游览，眼前的奇观在他们看来就如同仙境一般。那些只见过家中和教室里的简朴环境的孩子们，一定被马戏团似的异国情调迷得神魂颠倒。随后，“在这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度过了几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后，他们晚上6点左右被送回了啤酒厂”。厂里“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同席的还有卡尔弗特公司的领导们。大家举杯相庆，接着孩子们起立唱国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道盖特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特殊的活动，凯特不可能忘记这段经历，也不可能忘记她在那里短暂见识到的辉煌景象。
***
……摆满那些巨大的展厅里的铁路机车和锅炉，全套运转的工厂机器，各种式样的华丽的车厢，形形色色的马具，直到覆盖着玻璃板和丝绒台布的展台上堆满的金碧辉煌璀璨夺目的金银器皿，以及严加防守的成箱的价值数十万英镑的钻石和珠宝。这地方，你可以叫作一个商场或集市，然而是只有东方神话中的妖魔才变得出来的那种商场或集市。仿佛只有魔法才能把这样巨大的财富从天涯海角聚敛到这里来，仿佛除了一只超自然的手，没有人能够把它安排成这个样子，显示出如此炫目的光辉和强烈的色彩对比，产生出如此巧夺天工的神奇效果。
那天晚上8点半，一个女人靠墙瘫坐在阿尔德门高街29号，醉得动弹不得。她时而胡言乱语，时而唱歌和咒骂，理所当然地引来了一群人。对于白教堂来说，这算不上什么稀奇场面，尽管如此，围观者还是会盯着她看，有些人是看热闹，还有一些是真的关心这个苦命人。一位路过的警员路易斯·弗雷德里克·罗宾逊决定调查一下是什么招来了这么多人。他低头一看，在人群的中心看到了一个可怜的身影，一顶绑着黑丝绒带子的草帽系在这人晃晃悠悠的脑袋上。她浑身散发着酒气。罗宾逊询问围观人群是否有人认识这个女人，或者知道她住在哪里。谁也没有作答，尽管在场有些人明确知道她是谁，甚至跑去通知凯利他的“老婆”因为醉酒被抓了。
有名望的学校捐助者也很乐意为孩子们提供开阔视野的机会。1851年6月26日，附近卡尔弗特啤酒厂的老板埃德蒙·卡尔弗特，为桥坊、坎德威克坊和道盖特坊学校的124名学生组织了为期一天的郊游活动，前往海德公园内新揭幕的水晶宫参观。万国工业博览会是最早的世界博览会之一，其场面之壮观在英国可谓史无前例。展览馆以玻璃板架构建成，其气派和展览本身不相上下。展馆内部空间占地约9万平方米，高度达到39米，如同一个巨大的温室，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5111多名参展商。博览会上展出的众多展品令人叹为观止。在同一个空间里，人们不仅能看到技术进步的杰作（印刷机、蒸汽锤和火车头发动机），还能欣赏到来自中国的大量瓷器花瓶、来自加拿大的毛皮、来自智利的51公斤重的金块，以及名为“光明之山”的钻石（钻石陈设于鸟笼形状的安全装置内，在煤气灯的照射下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国际参展商穿着各自的本土服装招摇而过；包着头巾、身穿刺绣长袍和金线织品的奇特异域面孔，看守着自己国家的珍宝。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谈到她的参观经历时写道：“凡是人类的勤劳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那里有……
罗宾逊试图把她从大街上扶起来，但凯特穿着男式系带靴的双腿就像提线木偶一样耷拉着，很快她就从罗宾逊的手中滑脱到了一边。在同事乔治·西蒙斯警员的协助下，罗宾逊才得以将这名烂醉的女子带到主教门警署。按照惯例，在把她关进牢房之前，他们需要把她的名字记录在册。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凯特在道盖特学校的具体经历；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记录特殊学生或行为不良学生的簿册中。或许我们可以就此假设她是一名普通而听话的学生。作为慈善机构，道盖特吸引了不少赞助者的兴趣，他们希望看到孩子们成才，但也相信教育应该如春风化雨。校董会指示学校老师“尽量避免对学生施加严厉的惩罚”。相反，在凯特上学期间，富有的赞助者为乖孩子提供了奖品以资鼓励。“表现最好的男孩将得到一本书，女孩将获得一个针线盒。”老师决定“让孩子们自己来决定奖品的归属……这样他们就能选出最值得这个奖的男孩和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罗宾逊问。
我们不知道乔治和凯瑟琳为什么在子女里选中了凯特，让她享有受教育的优待。她的出生顺序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很可能凯特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灵气或是念书的天赋，让她有别于兄弟姐妹。在后来的日子里，艾玛回忆说她妹妹小时候性格“活泼……热情，很会逗人开心”，其他熟人则说凯特“聪明过人”。由于学校招收年满6岁的儿童，因此她很可能是在1848年开始入学接受教育的，也许是和艾玛一起。每天早晨和下午4点以后，凯特都会像她的父亲一样往返于伦敦桥上。她穿着自己缝制的蓝白相间的校服，在皮革市场和盖伊医院、工厂和制革厂之间穿梭，夏天顶着日头眯起双眼，冬天则披上羊毛斗篷。
“没名字。”凯特口齿不清地说道。
从根本上来说，道盖特的目标之一似乎是尽可能地将孩子与其日常生活中那有辱人格的环境分开，在那里他们只被视作又一个能干活儿的劳力，而非学生。一周七天的全日制学校教育意味着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很少能和家人接触，这样至少部分地避免了他们受到家中恶习的影响。任何为孩子争取到上学机会的家长都看得出，道盖特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把梯子，让他们有机会爬出贫困的循环。
他们把“没名字”安顿在一间牢房里，希望她能很快清醒过来。然而，她醉得睡着了。
道盖特和其他类似的学校，旨在培养出一批更好的工人阶级：他们自尊自爱，恪守基督教信条，并带着端正、清爽、细心、听话的素质进入劳动队伍。当学生将满14岁并完成学业时，道盖特会设法给他们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男孩被安排到建筑师和工程师那里，或在银行和公司里担任职员，女孩则预备在家政业里一展身手。那些在新的行业里坚持下来，或是得到老师推荐的优秀学生，有资格获得学校颁发的高达5英镑的奖金，道盖特的会议记录本上写满了这样的故事。
晚上9点55分左右，主教门警署的牢房看守乔治·亨利·赫特过去看了她一眼，之后又去了几次。12点一刻左右，凯特醒了过来，并且哼起了小曲儿。她的歌声持续了大概有15分钟，然后赫特过来牢房里看她。
在19世纪41年代，道盖特学校有“不少于71名男孩和51名女孩”在读，有时还需要等待入学机会。虽然学校提供的教育遵循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体系，但其教学更有针对性也更为严格。男孩和女孩分开上课，但都要接受阅读、写作和算术的指导，此外还有《圣经》研究和音乐。女孩有额外的女红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来说，能把小孩送进这样的学校都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尽管道盖特不是寄宿学校，但学生每周七天都要进行全日制的系统学习，春夏两季是上午8点到12点和下午2点到4点，秋冬两季从上午9点开始。星期天他们至少要参加两次礼拜，通常是在紧邻学校的圣保罗大教堂。干净整洁、仪表端正是学校对学生的一大要求。每个孩子都必须穿着校服，校服由学校提供并统一清洗，制作衣服的是女学生们。男女生都有义务缝补自己的衣服，脏手脏脸的孩子早晨不许进教室。为了确保这点，学校安装了一个专门的洗脸槽，并且每年都拨出一笔预算用于购买肥皂。老师的职责之一是“每六个星期组织孩子们理一次头发”。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出去？”她用疲惫、嘶哑的声音问道。
桥坊、坎德威克坊和道盖特坊的学校距离珀金斯＆夏帕斯工厂的大门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不知道是谁提醒了乔治·埃多斯注意这几间学校的名额。这几间学校本来是慈善机构为了让坊里的贫困儿童受教育而建立的，最近机构扩大了招生，也开始招收该地区从业者的子女。得知这一消息后，乔治·埃多斯想办法把凯特送进了道盖特学校。
“等你能照顾好自己的时候。”
在那个48.9%的英国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年代，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不识字是常有的事。如果女孩待在家里可以帮到母亲，或者能外出挣钱补贴家用，那么能不能正常上学在父母眼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正如教育改革家詹姆斯·布莱斯在19世纪61年代所评论的那样，“她们可以帮忙做家务，照顾婴儿……因此，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女孩在应该开始接受系统教育的年龄过后很久才被送进学校，而且……她们经常因为一些微小的理由而被牵绊住”。这些“微小的理由”包括各式各样的借口，但其背后的真实原因通常不是弟弟妹妹出生，就是家里有人病了，这就算不至于让女孩彻底退学，也会导致她每次有几个月没法去学校。在子女较多的家庭中，父母会期望年长的孩子协助照养弟弟妹妹，因此出生顺序决定了一个女孩能接受多少学校教育。凯瑟琳恐怕要把主要的心思放在照料婴儿上，于是哈丽雅特、艾玛和艾丽莎就得轮流看顾阿尔弗雷德和较小的孩子，此外她们还要做饭、采购、洗衣服和打扫卫生。每当有一个女儿走上工作岗位，这些差事就会被重新分配一番，剩下孩子里的老大就会被要求留在家里帮忙。虽然年纪较大的四姐妹不断地在挣钱和帮助母亲之间轮转，这使得她们的读书路上困难重重，但凯特却幸运地得到了机会。
“我现在就能照顾好自己。”
考虑到管理一大群孩子有实际上的困难，虽然不知凯瑟琳的想法，至少乔治似乎是希望后代能尽可能地接受一些教育的。尽管他们没有法律义务送孩子上学，但在1851年的人口普查中，12岁的伊丽莎白、11岁的凯特、8岁的托马斯和6岁的乔治都被登记为学生。不过，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会为了维持体面而宣称子女在接受教育。凯特的四个姐姐接受了多少教育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除了艾玛之外，其余人都不会写字，更不用说阅读了，她们在结婚证书上用画叉代替签名就是证据。
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凯特在晚上8点31分的时候已经完全丧失了行为能力，那么到了凌晨1点赫特决定释放她的时候，她恢复清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看守把这名犯人从牢房领到警署办公室时，她的脚步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晃了，但她仍然是醉醺醺的状态。
以上这些因素都没有阻碍埃多斯一家越生越多，在他们搬到伦敦之后，家中的子女数量继续稳步增长。次年，第七个孩子托马斯出世，不久，乔治和约翰分别于1846年和1849年呱呱落地。随后家中又迎来了两个女孩，萨拉·安和玛丽，两人分别于1851年和1852年出生。到1854年威廉降生时，凯瑟琳已经生育了12次，但只有11个孩子活到了青春期。似乎每当一个大孩子离巢挣钱去时，就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新生儿取而代之。为了适应家庭规模的变化和家庭预算的调整，埃多斯一家在1843年至1857年间至少搬了四次家，不过他们搬来搬去也就离最初的巴登寓所一条街远。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指标，从中可以显示出这家人在邻里间的口碑如何。看起来埃多斯一家不管在经济多么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拖欠过租金，在当地的店铺也没有欠账不还。一些不那么幸运的家庭，比如工作不稳定、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常常会连夜“挪窝”，躲到别的穷街陋巷里去，丢下一屁股的债不还，而乔治、凯瑟琳和他们的孩子从来没有这么做的必要。这对埃多斯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要知道他们最注重的就是在左邻右舍面前维持体面的形象。凯瑟琳和其他同阶层的妻子一样，会尽可能地省下钱来买蕾丝窗帘、专门的餐具柜，或是在礼拜日时铺的地毯。理想情况下，熟练技工的小孩每人都会有一双自己的鞋子，埃多斯家的“七姐妹”（日后人们这样称呼她们）多半不会被允许与那些赤脚在街上跑的男孩女孩一起玩闹。
“现在几点？”凯特昏昏欲睡地问看守。
不光如此，处于凯瑟琳这种境况中的女性，一边要忙于照顾婴儿和幼童，一边还要靠丈夫捉襟见肘的工资维持家庭，她们不可能允许自己闲下来不做事，哪怕是在怀孕甚至分娩的时候。即使偶尔能得到女性亲属和邻居的帮助，女人也要支棱起来忙活“无休无止的繁重家务”，一直忙到分娩前一刻。如果她在月子期间没钱请人搭把手，那她别无选择，只能在分娩后几天内就“重新开始做饭、擦地、洗衣服……提起和搬运重物”。这样的劳累自然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大出血、重度静脉曲张和背部顽疾。
“不适合再喝酒的点。”赫特回答。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信息匮乏、贫穷和履行妻职的责任感——导致了19世纪母权运动者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所说的“过度生育的生活”。过度生育不仅损害了像凯瑟琳这样的女性的身体，也对她们的情感和物质生活造成了重创。在埃多斯家这样的大家庭中，几乎每年都会添一张嘴，资源也随之越来越吃紧。扣除掉物价的因素，这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会越来越少：稀溜溜的汤，一小坨动物内脏，外加一片面包泡在掺水的牛奶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需要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母亲。哪怕她是处在怀孕或哺乳“这类理应吃饱的时期里”，她都会“委屈自己，省下口粮；因为在工人阶级的家里，如果要节省食物，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母亲，而轮不到丈夫和孩子，做母亲的会凑合吃点残渣剩饭，或者反复啃没肉的骨头”。当代专家经常提到这些母亲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产、死胎和婴儿头年发育不良的高发率。
“好吧，到底几点？”
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刚到1点。”
凯特·埃多斯的母亲凯瑟琳·埃文斯的经历就反映了这一点。凯瑟琳的父亲是伍尔弗汉普顿一个贫穷的门闩制造匠，凯瑟琳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她在离家工作前，几乎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十几岁的时候，她已经有了做帮厨女工的经验，通过自己的努力，她最终当上了孔雀旅馆的厨师——孔雀旅馆是伍尔弗汉普顿最有名的旅馆之一。然而，1832年，在她大约18岁的时候，她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
“等我回家后，我会挨一顿暴揍。”她喃喃自语道——这是她故意说的场面话。以前和康韦住在一起时，倒真会这样。
正如社会改革家西伯姆·朗特里所发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生活在“匮乏和富足”之间周期性地循环。家庭收入随家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波动而起伏。当一名年轻男性与父母同住并且自己有工作时，他可能会享受“相对的宽裕”，这种情况会“延续到他结婚之后，等他有了两个或三个孩子，那时贫穷会再次笼罩他”。然后，大多数劳动者就不得不忍受“可能会持续十年之久的贫困期，也就是说，直到第一个孩子长到14岁并能挣到工资”。但朗特里也指出，“如果孩子的数量在三个以上，贫困期可能会更长”。对于工人阶级的女性来说，尽管其收入贡献通常较少，但也遵循同一模式，而她的创收能力之后还会被生育和家庭义务进一步削弱。
“那也是你活该，谁叫你喝醉的。”赫特奚落道。他和凯特的姐姐以及女儿一样，对这种事情的想法和时代保持一致：犯错的妻子就该挨打。
要是乔治是个单身汉，哪怕他们家的子女能少一点，那么从伍尔弗汉普顿搬到伦敦都可能会是一步好棋。工会很可能帮助他在珀金斯＆夏帕斯工厂找到了新工作，这是一家位于伦敦桥对面的大型锡铜器制造商。作为一名“熟练技工”，乔治的工资自然要高过一般的体力劳动者——比如搬运工、“运货车夫”（送货员）或码头工人，这些人在伯蒙德赛遍地都是。根据《英国行业手册》所述，在19世纪21年代，一名锡工“如果滴酒不沾、勤劳肯干”，可以“在一周内轻松赚取35先令到2几尼”。而19世纪中叶的时候，新老板开给乔治的工资可能足有3英镑9便士。这样的收入可以为一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足够支付房租，给壁炉生火，餐桌上的肉食也能买品质好一些的。正如C.S.皮尔所描写的那样，在伦敦，一个人可以“租一栋有六个房间的整洁的小房子”，再把其中一间租出去，每年能收到21英镑。孩子们“可能会去上捐办学校或英国日间（学校）。学校偶尔会组织去格雷夫森德或马盖特远足：穿上漂亮的靴子和最好的衣服”。有工厂可靠的收入做后盾，乔治的两三个子女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如果孩子们接受了教育，男孩或许会成为小职员或店主；女孩会成为女教师，或是小职员或店主的妻子。然而，要养六个孩子的重压很快就堵死了这条上升通道。事实上，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恐怕压根儿没想象过这种充满希望的景象，他们两个都来自大家庭，父亲的工资不够养活全家人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在释放她以前，负责文书工作的詹姆斯·拜菲尔德再次询问了她的姓名和住址。凯特完全知道这种时候要怎么耍花招儿，毕竟她大半辈子都在编换姓名、住址以欺骗临时收容所和济贫院的工作人员。活到这个岁数，对权力机构的蔑视已经成了她的第二天性。
埃多斯一家坐船沿着灰色的、被废水污染的泰晤士河进入伦敦，穿过由起重机悬垂的吊臂围成的拱道，停靠在伯蒙德赛的码头。他们住的地方在巴登寓所4号的小房子里，与下船处的肮脏河域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片地区的工厂和仓库之间有许多开放绿地和市场花园，乔治·埃多斯愿意多花点钱让家人住得离绿地近一些。虽然住房质量不高，排水不畅，通风不良，还没有自来水，但一家人不会直接受到当地制革厂、染色厂和啤酒厂喷出的刺激性化学物质的影响。一口相对清新的空气是这个人丁兴旺的家庭所能享受到的少数特权之一。
“玛丽·安·凯利。”她撒谎道。她说自己住在“时尚街6号”，并称自己刚摘完啤酒花回来，倒也不算太夸张。
***
于是警察把凯特口袋里的东西交还给她，这些都是她一直随身携带的必备品：六块肥皂和一把细齿梳，一把白柄餐刀和一把金属茶匙，装茶叶和装砂糖的锡盒，一个空的锡火柴盒，一块包着大头针和缝衣针的红色法兰绒布，一枚顶针和一沓月经带。她将其他一些可以拿来出售的物品重新塞满裙兜：一个空的红色皮革烟盒，两支黑色的陶制短烟斗，一个麻线团。
虽然凯瑟琳·埃多斯的父亲可能内心也对未来两个月要在监狱里干苦力感到忧虑，但他不会公然表现出来。作为工会坚定的一分子，乔治·埃多斯肯定知道做一个煽动者要面临的风险，也期望工会能对他和家人做出的牺牲进行补偿。同样，他想必也明白，虽然他的亲朋好友都在伍尔弗汉普顿，但他已经不可能再在此地找到工作了。
等她收拾完毕，赫特便过来引导她出去。
在随后的审判中，佩里出庭做证，朝他的原雇员开炮。他说，“被告人”是“组织的头头……全是他在煽风点火”。佩里要求驱逐乔治，并称“是他强迫了其他人，如果没有他，就不会发生罢工”。法官非常同情这位陷入困境的工厂主，立即判处乔治服两个月的苦役。《伍尔弗汉普顿纪事》报道，乔治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意，也不担心自己将要丢下妻子和六个孩子。相反，“他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退庭了，仿佛准备好了接受……惩罚”。
“这边走，小姐。”他说着推开通往走廊的旋转门。凯特沿着走廊走到大门口。随后，赫特礼貌地提醒她离开时记得“带上门”。
到了3月24日，这则报上的广告已经取得了成效。不管举报人是谁，总之这个人把矛头指向了乔治·埃多斯。
“好吧，”凯特回答，“晚安，老伙计。”
……给任何提供情报的人，只要能帮助我们成功地起诉密谋闹事的小集团。这些人通过支付金钱或其他手段，企图让我们各自的行业停工，用罢工威胁我们改变经营方法，让我们服从他们的条件。
令赫特恼火的是，她只把门关了一半。他看着她左转出了警署，往死狗沟渠街方向走去。
不幸的是，这次祸事对埃多斯家族来说只是个开头。2月15日，爱德华·佩里在《伍尔弗汉普顿纪事》上刊登了一则通知。佩里在报上说，他和另外两名工厂主得知“每天都有人举行秘密会议”，目的是“诱使我们的工人离开岗位”，并表示自己将奖励31英镑……
凌晨1点时分，凯特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去找凯利。由于两人分开的时候凯利兜里空无一文，她没理由相信他会付得起库尼家的床位费。不管怎么说，到了那个点，管事应该已经把那些掏不出夜宿费的宿客都赶走了。她最后一次见到凯利是在死狗沟渠街附近，她朦朦胧胧地觉得应该返回那里，向那些还待在小酒馆里的人打听他的下落。
据主持审判的地方法官说，芬顿幸运地保住了一条命。也许是回过头来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威廉开始害怕坐牢，于是他躲了起来，让妻子出庭受审。
9月31日的凌晨，街上想必是漆黑一片，至多不过有几盏煤气灯嘶嘶作响。凯特习惯了摸黑出门，她对白教堂的三街六巷就像对酒瓶子一样了如指掌。她借着这儿那儿的一些灯光，绕过死狗沟渠街沿着杜克街前行，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虽然已是深夜，但夜色下的白教堂街道从不是一片静寂。总会有一些人在街上游荡：那些像她一样的人，醉鬼、穷光蛋、流浪者、罪犯。有些人在寻找黑暗的角落，有些人则朝着他们的床铺溜达过去。在找了大约21分钟后，凯特想必得出结论，她再找也不会有想要的结果。疲倦之余，她只好接受自己要再露宿一夜的事实。
“你的兄弟们都在外面罢工，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据说威廉这样喊道。然后他“抡起拳头揍了芬顿一拳，又踢了他一脚”。很快，一群人开始向芬顿发起攻击，其中至少有九名锡匠，威廉·埃多斯的妻子伊丽莎白也在里头，他们对试图逃到楼上的芬顿拳打脚踢，嘴里喊着：“我们要杀了他，杀了这个混蛋！”
在这46年里，这种状况对她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凯特知道如何在星空底下睡觉，如何枕靠着坚硬的墙壁又不让头太痛，如何不去在意兜进裙子里的泥巴，或是从脚上淌过的污水。
作为锡人协会的忠实成员，埃多斯兄弟也在爱德华·佩里的工厂非法脱离岗位的35人里面。正是这两兄弟连同其他几名协会成员试图向厂里的同事施加压力，让他们加入抗议活动，并承诺协会将向他们支付“每周15先令，只要这场灾难（罢工）持续下去”。1月9日，“佩里的一名手下”——拒绝罢工的理查德·芬顿——正在梅里代尔小酒馆喝着麦芽啤酒，据称威廉·埃多斯和另外两名锡匠推门进来，开始跟他搭话。后来，证人在审判中说，自己相信威廉“和他那伙人是来吵架的”。
她在主教广场远离灯光照射的角落里找了个地方，放低身子，背靠着墙，仿佛那是一把支撑她的椅子。坐下的同时，她裙兜里的各种东西难免碰来撞去。其中有几个小锡盒，里面装满了砂糖、茶叶和当票。对于一个没有携带任何家庭纪念品、决心逃离痛苦的过去并斩断所有亲情的人来说，这些小物件是否会让她感到一丝挖苦？意外的锡香味会不会让她想起伍尔弗汉普顿或老宅工厂，又或是她的父亲？尽管凯特为人开朗，爱唱爱笑，但她的内心想必已是伤痕累累。
正如佩里所希望的那样，他强硬的做法开始使锡匠和漆工群体产生分歧。每当佩里站在证人席上起诉他的员工时，愤怒的锡匠们便开始聚集在法院大楼外发出嘘声抗议，不久后这种抗议就演变成了暴力行动。
凯特闭上双眼抵御黑夜，尽力抓住这片刻的喘息。就像所有那些找不到落脚处、四处流浪或“在街上走动”的人一样，她明白，随时都可能出现某个人，把她从这里赶往别处。
爱德华·佩里绝不是工人的朋友，也不可能容忍任何工人运动。在他经营工厂期间，他会利用外国劳工、死亡威胁、密探和关押来破坏罢工。佩里“对……工人的权利了如指掌，尤其熟知那些对付密谋造反的法律”，并引以为豪。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劳动者的……无知和热情能被自己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亲自对每个违反合同的员工实行武力抓捕。佩里得知他的员工受到怂恿，在工会的保护下离开工厂去往伦敦，于是一路追了过去。在线人和侦探的协助下，他在克勒肯维尔的金工业工人酒馆追踪到了那些违规员工，并出示警方手令将他们抓了回去。一旦抓捕到这些违反雇佣条款的员工，佩里就将他们告上法庭，让他们在斯塔福德监狱服两个月的苦役。
***
自1834年以来，伍尔弗汉普顿锡匠技术工人联合友好协会（简称“锡人协会”）就一直在红牛酒吧定期举行会议。对引进机器的担忧曾于19世纪21年代导致了劳工动乱，协会认识到未来与工厂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制定了一项措施以保护工人的利益。所有成员都必须每周缴纳一笔会费用作罢工基金，金额不少于5便士，不超过6先令。此外，他们还编制了一份“价目表”，将工作报酬标准化，并于1842年要求伍尔弗汉普顿的全部六家锡厂签字通过。大多数企业主都从善如流，包括“老宅工厂”的老板威廉·莱顿，他在同行间有“工人阶级的著名朋友”之称。可惜，在这座城市里不是所有的锡厂老板都有这样的好名声，也有一些老板认为标准化工资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爱德华·佩里，此人最近才雇用了乔治·埃多斯和他的弟弟威廉。锡人协会举行了罢工以示抗议，到1843年1月，佩里“的厂里有至少35人……退出了工作岗位”。
9月31日上午，一个小女孩飞快地跑上楼梯，冲到特劳尔街7号的顶楼。她咣咣拍门，呼喊她的邻居“弗罗斯特太太”。有一位先生在街上等着见她，身边还跟着一名警务督察。弗罗斯特太太在床上呻吟着，人们过去叫她寡妇艾丽莎·戈尔德，更早之前叫她艾丽莎·埃多斯。她病得很重，无法起身，便不假思索地把女孩打发走了。
“老宅工厂”是一座建造于伊丽莎白时代的破败庄园，坐落于伍尔弗汉普顿郊区的田里，自1767年以来就一直处在锡业的中心。从这里延伸出去的街道——达德利街、比尔斯顿街，以及西至梅里代尔路附近更乡村的一带——成了锡匠和“漆工”的传统聚集区。漆工负责在锡器上绘制精美的图案并涂上清漆。那些作为学徒一起受训又在工厂一起工作的人，也一同生活在街道两旁老旧的小屋和背靠背的联排房里。各个家庭之间交往甚密，相互通婚。流言蜚语传得飞快，尤其在当地几家锡匠常去的酒吧，也就是梅里代尔小酒馆、天鹅酒吧和红牛酒吧里更是如此。
女孩回到楼下的人那里，报告了这个消息。由于事情紧急，警务督察派她再次上楼劝说弗罗斯特太太立刻下来。这一次，他委托小女孩带去了一个更有力的口信：你必须告诉她，她的妹妹死了，我们要求她去辨认尸体。
凯特，家里人也叫她“小鸡”，在父亲的生活起变化之时，她还不到九个月大。埃多斯家族连续两代人都让儿子从事锡匠一行，这是伍尔弗汉普顿最主要的行业之一。正如1821年的《行业之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名锡匠不仅要会用薄锡板打制“水壶、炖锅、各种大小的罐子、挤奶桶、提灯等”，而且要能熟练地给铁器镀上一层保护性的、防锈的锡涂层。由于这是一个技术工种，锡匠一般在14岁就要入行，花七年时间作为学徒学习。不过到了19世纪初，随着机器的引入，这种传统做法逐渐式微。乔治·埃多斯是最后一批接受这种高强度训练的锡匠，他于1822年在“老宅工厂”开始受训。在这里，乔治连同弟弟威廉和约翰，与父亲托马斯在同一个屋檐下辛勤工作，托马斯后来荣升为厂里最资深的工人。在师父严格的指导下，乔治学会了如何挥舞“大剪子，将锡片剪成恰当的形状和大小”，以及“如何通过加热把接缝焊住”。每周六天，夏季从早6点到晚6点，冬季从早8点到晚8点，他与其他学徒一起在工作台前干活儿，学习整平、镂空、折弯时用的几种锤子有什么区别，何时使用“大砧或小砧、砧角、斜凿、圆凿、尖嘴钳、老虎钳、曲尺和直尺”。这一严格的教学阶段结束时，学徒要向考官展示他自己打制的一件锡器，这时学徒才会被授予正式从事这一行的资格。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他不仅会掌握一身必备的本事，还会在工匠群体中找到强烈的认同感。
震惊之下，艾丽莎拖着病弱的身体穿戴整齐，在一位邻居和她儿子乔治的搀扶下来到街上。他们与警务督察和约翰·凯利一同前往位于黄金巷的停尸房。
在大约两天的时间里，这一家人会和其他乘客一起挤在宽而平的甲板上，身边还有船员和一大堆尴尬的行李：盒子、大皮箱、家具和木桶。如果天上下起雨来，能躲雨的空间只有一个密闭的小船舱，里面还被煤炉占掉一块地方。不过，从伯明翰通往首都的一路上，随着船蜿蜒地穿过工业区，大联盟运河沿岸的风景会让孩子们沉迷不已。埃多斯一家将熟悉的矿渣堆和熔炉抛在身后，乘船驶过英格兰南部陌生而新鲜的风景，分开两岸的村庄，迂回于农场之间，穿过开满野花的黄绿相间的田野，沿途邂逅古老的教堂和庄园。复杂的船闸系统使船随着水位涨落而升降，强壮的驮马拖着船前进，眼前这些景象会迷住九岁的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妹妹们：哈丽雅特（八岁）、艾玛（七岁）、艾丽莎（六岁）和伊丽莎白（四岁）。只是，最年幼的凯瑟琳出生于前一年的4月14日，她还太小，不但对旅行的经过毫无印象，也不记得一家人究竟为何要离开伍尔弗汉普顿。
当棺材盖被挪开时，艾丽莎发出了一阵阵痛苦的哀号。她的悲痛过于强烈，以至于警方不得不将她带离房间。
1843年6月一个和煦的早晨，乔治与凯瑟琳·埃多斯提着大包小包，领着低声啜泣的孩子们，在伍尔弗汉普顿登上了一艘运河船。乘火车去伦敦会快得多，但此种便利不是这个八口之家负担得起的。步行去伦敦的话，要日夜兼程在乡间小道上跋涉将近一个星期，这对六个不满十岁的小孩来说也不现实。带上为数不多的财物坐驳船出发，是埃多斯夫妇唯一明智的选择。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过来，勉强可以说话了。虽然凯特的脸被毁得面目全非，但艾丽莎仍表示自己能清楚辨认出妹妹的容貌。凶手的恶行并没有剥夺她作为埃多斯家族一员的特征。当艾丽莎在停尸房向一名记者讲述这点的时候，她再次猛烈地抽泣起来。“喔，我可怜的妹妹，”她哭喊道，“她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13 七姐妹
尽管经济拮据，但埃多斯一家不会让妹妹被丢进贫民墓地里，白教堂的居民也不会允许凯特冷冷清清地入土。11月8日，数以百计的人挤满了街道，有些地方，人多得甚至让玻璃灵柩车和跟在后头的送葬马车只能缓慢前行。在她被埋葬的伊尔福德公墓，近五百人聚集在一起致以哀悼，其中就有多年未曾彼此相见的埃多斯家族的族人们。凯特的离去，让她的姐姐、女儿、堂姐妹和姑妈们重归于好，她们更紧密地依偎在一起，以填补家族中如今空缺出的那一席。
1842年4月14日—1888年9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