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谋杀案发生的当时，“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观点强化了这些评判是非的道德准则。然而，虽然它在1888年时迎合了当时的需要，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服务对象。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关于谋杀案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即便它经不起推敲。
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该阶级的夫妻经常发生婚外性行为、不做登记、不定期地分分合合——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特别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主流中产阶级社会的评判。在这个世界狭隘的审查目光中，波莉和安妮从离开丈夫并与其他男人好上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堕落女子了。凯特和玛丽·简都被认为是放荡的女人，因为她们都有两个非婚伴侣，而伊丽莎白被毁了两次：一次是在哥德堡，她的名字被列入妓女登记册的时候，另一次是婚姻失败后，她通过拉客来养活自己的时候。这种双重标准使生活变得非黑即白。即便传教士给予行差踏错的人怜悯和救赎的承诺，也只有经受了多年羞辱和无端谴责的人才会得到这种安抚。那么波莉逃离了考德利家的舒适环境，安妮没有脸告诉妹妹们她住在哪里，伊丽莎白从未让任何人真正了解她，凯特和自己的孩子都闹翻了，25岁的玛丽·简成了一个愤怒的酒鬼，这一切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从19世纪61年代颁布《传染病法》到白教堂谋杀案发生期间，很少有官方机构，包括伦敦警察厅，能够就“妓女”的确切定义及其识别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妓女是否只是指像玛丽·简·凯利这样完全通过性交易获得收入并且自认从事这一行当的女人，还是说“妓女”可以有更宽泛的定义？妓女是指接受男人请喝酒，然后让男人陪她到寄宿屋，支付床位费，发生性关系并过夜的女人吗？是偶尔在酒馆后巷为男人收费手淫，但不与他们性交的女人吗？是为了三便士而让男人把手伸进她裙子的女人吗？是在找到洗衣店工作并遇到愿意同居的男人以前，一周两次为钱上床的女人吗？是曾经在妓院工作过，但后来离开妓院成为客人情妇的女人吗？是四处流浪，由于害怕危险和落单而同意与某个男人上床的女人吗？是与追求她并给她买礼物的男孩发生性关系的年轻工厂女工吗？是有着“作风轻浮”的名声，在酒吧里狂欢到深夜的女人吗？是带着三个和不同爹生的孩子，只因某个男人愿意给他们地方住就与之同居的女人吗？
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
其中一些女人可能会被归为职业妓女或“一般娼妓”，而其余可能被称为“临时妓女”，或根据其所属集体的社会规范，只被视作发生了婚外性行为的女子。但正如伦敦警察厅所认识到的，这些群体之间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以至于无法区分。
自打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出生的那天起，她们拿到的牌就没有好过。她们的生活是从负开始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而且生来就是女性。打一出生起，在世人眼中，她们的重要性就不及她们的兄弟。和有钱人家的女儿们相比，她们就像是世界的负担。连一个证明的机会都没有，她们的价值就已然被抹消了。她们永远挣不到和男人一样的收入，所以她们上不上学也就不重要了。她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补贴家用的杂活儿，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带来成就感，也无法产生价值感或个人满足感。工人阶级女孩的头等出路是从事家政服务。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工作后，她们有望成为一名厨师、管家或贴身女仆，在地位和尊严上得到提升。像凯特·埃多斯或波莉·尼科尔斯这样的穷苦女孩是找不到文职工作的，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
1887年7月，一名叫伊丽莎白·卡斯的裁缝，某天晚上独自出门买了一副手套并在摄政街观赏了金禧纪念的彩灯，结果被错误地当作站街女逮捕，这件事使得在法律上究竟谁可以被叫作妓女、谁又不能，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随后对卡斯的审判和无罪释放，迫使警方重新审视他们对独行女性的品行所做出的预设，并在给这些女性贴上“妓女”的标签之前三思而行。查尔斯·沃伦爵士于1887年7月19日发布命令，试图从官方角度阐明警察应如何规范地定义妓女。该项命令指出，“警员不应假定任一女性为一般娼妓”，而且警察没有“理由称任何女性为一般娼妓，除非她这样描述自己，或者已经被判处卖淫罪……”。此外，如要指控一名女性为妓女，需要由一名“被骚扰或被拉客”的人以正式口供的形式提供证据。一年以后，沃伦在识别白教堂寄宿屋人口中的“妓女”时同样谨慎，并承认“无法确定哪些女性是妓女，哪些不是”。在1887年抓错人后，警方官员被迫意识到，从事和不从事色情业的工人阶级女性的界限是如此微妙，以至于无法将她们区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会有警察无视这些命令，照着自己的偏见行事。
这些女性生活的真相并不简单，而19世纪热衷于耸人听闻的媒体当然不会向爱德华·费尔菲尔德这样的读者展现她们生活的全貌。同样，报道这一事件的编辑或记者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有必要或值得对受害者的生平进行深入研究。归根结底，没有人真正关心她们是谁，或者她们是如何流落到白教堂的。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
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评论感到不寒而栗，但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算不上共识，也至少是在1888年时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费尔菲尔德是个单身汉，经常流连于俱乐部，在那里他以“略带轻浮、略带放浪的个性”而闻名。当他不在俱乐部里的时候，家中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伺候他吃饭的女仆会照顾他，他还会定期举办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费尔菲尔德和大多数有文化的公众一样，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晓的有关东区“堕落居民”的一切。他从读到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们令人厌恶的、贫穷的、沉湎于酒精的生活。他对贫民窟妇女的理解无论还有什么欠缺之处，都会被“常识”所填补：她们都是些绝望的、肮脏的、满嘴脏话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报》的其他读者不曾意识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远比见诸报端的要多。爱德华·费尔菲尔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经“把她的歪风邪气带进”了他所在的地区，因为安妮·查普曼在那里度过了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安妮·查普曼的家人所住的地方离费尔菲尔德家的前门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距离，在她的最后几年里，衣衫褴褛、疾病缠身、垂头丧气的“堕落”安妮曾来这里来拜访她的妹妹们。爱德华·费尔菲尔德甚至可能曾在去哈罗德百货的路上与她在布朗普顿路上擦身而过。
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斯则被记录为“疑似单身女性”。只有公开承认从事性交易的玛丽·简·凯利被描述为“妓女”。针对我们是否有理由宣称“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问题，这些官方声明必须被视为最终的定论。如果还要坚持原来的成见，那就等于退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武断推论。
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她们就有进一步的权利，可以租用避身之处以躲避英国夜晚的严寒。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总的来说，她们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这是件好事。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清理东区的堕落居民”。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安妮·查普曼死后不久，住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高档住宅区南伊顿广场的殖民地部高级公务员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先生很受触动，提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对白教堂的连环谋杀案颇感忧虑。烦扰他的并不是“多塞特街、弗劳尔迪恩街的堕落居民”死亡的事实。爱德华·费尔菲尔德更担心的是，在这场骚乱之后，像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女人会离开斯皮塔佛德地狱般的小屋并进入他所在的街区，将她们的“歪风邪气带进迄今未受污染的街道”。“这四名白教堂的弃儿被杀所引起的恐慌和兴奋暗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她们有生存的权利……”这位政府代表继续说道：
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当时，斯坦福大学学生布罗克·特纳被指控强奸和性侵一名严重醉酒的女性，最终被从轻发落，仅获六个月有期徒刑，他的父亲抱怨说“对21分钟的行为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同样明显的还有在审判萨福克郡连环杀手史蒂夫·赖特时，法官不得不要求陪审团先将他们对五名受害者（其中四名是性工作者）的偏见放在一边，再来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一次发言中，他说了一段仿佛与1888年遥相呼应的话来提醒陪审员，听来令人痛心：“……你们或许会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但无论她们吸食什么毒品，无论她们从事什么工作，没有人有权对这些女性造成任何伤害，更遑论杀害她们了。”
R.格罗斯法官诉史蒂夫·杰拉德·詹姆斯·赖特（“萨福克郡绞杀魔”），2008年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维多利亚的大街上，当一个女人越轨并违反了女性规范，世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那就是必须有人把她赶回原位。因为“不过是妓女”，所以即使在今天，那些写作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故事的人依然可以继续贬低她们，将她们性化和非人化，继续加强圣母/妓女的价值观。所以作者可以根据被害人尸体的形象对她们的外表进行排名，并宣告“看来，白教堂杀人犯对美丽的皮囊并不感兴趣”，然后得出结论，“玛丽·简·凯利漂亮，斯特赖德活泼……至少有吸引力。除此以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杜松子酒里的平庸货色”。所以这类作者可以自由猜测这些女性在被谋杀前的性行为频率。所以人们可以接受将这些女儿、妻子和母亲视为“几个垂死的、烂醉的婊子”，而“（杰克）所做的只是处决，（然后）开膛破腹”。所以凶手能够一跃成为名人，而受害者得到关注只因为她们“与地球上最有名的男人之一有过亲密接触”。开膛手杰克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叙事，描述了杀手对女性的深刻、持久的仇恨，而我们对这一神话的文化迷恋，只会正常化其厌女症的特质。
这五条生命……的逝去显然是一场悲剧……你们或许会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但无论她们吸食什么毒品，无论她们从事什么工作，没有人有权对这些女性造成任何伤害，更遑论杀害她们了。
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
结语“不过是妓女”
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
“上帝宽恕她！”据说他们在抽泣中喊道，“我们不会忘记她！”
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在她死后，玛丽·简，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斯皮塔佛德居民，也化为白教堂想要她成为的样子：一个被仍在逍遥法外的怪物虐杀的本地女英雄。她的开放式灵车、两辆送葬马车以及用抛光的橡木和榆木制成的棺材上装饰着两个花圈和一个用倒地铃做成的十字架，这些都成为一种反抗的表现。人们也借此机会在这哀悼的狂欢节中围观、喝酒和叫喊，车队穿过街道，后面跟着酒馆老板和常客，以及报纸上称为“沦落人”的那类女性。抱着婴儿的妇女站在门口观望；男人们在她经过时脱帽致意。
物品记录的一生
玛丽·简生前一直照着自己的想法生活，在她死后，巴尼特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纪念她。是他坚持要在她的黄铜棺材铭牌上刻上“玛丽·珍妮特·凯利”的名字，这个花名会勾起人们对西区星期六晚上所有的造作与浮华的追忆。
在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被发现后，她们的尸体被警察从犯罪现场移走。随后，警方从她们的尸体上除去了衣物，以及一切她们为了不被偷走而随身携带的小物件。由于前四名受害者是在户外被发现的，警方便将她们的所持物品列出了清单。玛丽·简·凯利没有类似清单，因为她是在自己家的床上被杀害的。
巴尼特是玛丽·简身边最接近于家人的人，可就连他也不知道被放进棺材的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因为她说自己姓凯利，并自称出生在爱尔兰，所以她被安葬在了一个天主教公墓——莱顿斯通的圣帕特里克公墓——但如果玛丽·简像其他人所做证的那样是威尔士人，她或许应该被葬在卫理公会的公墓。
这些物品展示了一个生命的最后印记，如同一张卑微的快照，记录着每个女性珍视什么，认为哪些东西能帮助她们度过无常的每一天。
***
波莉
谁也无法确定，如果玛丽·简还活着，她此后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一个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不会忘记，她所拥有的商品是在不断贬值的。作为一名25岁的白教堂站街女，玛丽·简的前途不太有改善的可能。由于她迷人、有魅力，她想必会找到另一个或几个像巴尼特一样的男人，也会与之一起生活甚至结婚。同样，还可能会有孩子。然而，她会发现她拥有的选择并不会好过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斯皮塔佛德家具房里的贫穷女人。命运发给了她一手烂牌。这副牌与其他人的没有什么不同，确保了她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游戏。
饰有黑色天鹅绒的黑色草帽
在黑暗的笼罩下，她钻进被子里，用被单妥帖地裹住自己，抵御黑夜。
棕色乌尔斯特大衣，上有七个大纽扣，印有男人站在马旁的图案麻毛连衣裙
在11月9日凌晨的某个时刻，玛丽·简决定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上床睡觉。她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这几件破旧的衣裳曾经挂在华丽的衣柜里，如今已磨损得不成样子——下摆在多塞特街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拖行过，裙面溅上了啤酒和杜松子酒。尽管衣服已经褪色，她还是把每件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她把唯一的一支蜡烛搁在一个有缺角的酒杯上，烛火跳动着淌下蜡滴，直到被吹熄。
白色法兰绒裹胸布
住在玛丽·简楼上的伊丽莎白·普拉特称，透过薄薄的隔墙和地板，她可以清楚地听见绝大多数声音。凌晨1点31分，玛丽·简的房间里不再有任何动静。
蓝色罗纹羊毛长袜
考克斯似乎相当确定，她一直到凌晨1点左右还能听到玛丽·简的歌声，但正如这五个案件中许多证人的证词一样，这里也存在着疏漏、疑问和前后不一的地方。在这1小时15分钟的音乐会中，玛丽·简的男客究竟是个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
两条衬裙，一条灰色羊毛，一条法兰绒。两条带子上都印有“兰贝斯济贫院”的字样棕色贴身胸衣（短款）
这朵从母亲坟头摘下的紫罗兰小花。
法兰绒衬裤
然而只要还活着，作为纪念我就会留下
侧边有松紧带（弹簧）的男式靴，鞋帮不高，鞋跟打有钢钉
他们都离开了我，留我独自在这里逡巡，
一把梳子
但如今，这个美好的老家周围一片寂静。
一块白色小方帕
父亲经常坐在家里读书给我们这些孩子听，
一块镜子碎片
当我劳作归来时，她总会向我致意。
安妮
她老是坐在旧扶手椅上织着毛衣，
黑色花纹长大衣，长度及膝
亲爱的老母亲，她的笑容我记得很清晰，
黑色下裙
这朵从母亲坟头摘下的紫罗兰小花。
棕色紧身胸衣
所以只要还活着，作为纪念我就会留下
另一件紧身胸衣
无数次悲伤的时候，这朵花带给我快乐；
两条衬裙
摘下这朵紫罗兰时我还是小男孩一个，
一只大口袋，用绳子系在腰上置于裙下（发现时是空的）
这朵从母亲坟头摘下的紫罗兰小花。
系带靴
但只要活着还有好事，我就会留下
红白条纹的羊毛长袜
姐妹和兄弟，如今埋在泥里。
领巾，白底带红色宽边
父亲和母亲，他们都已离去；
一小块平纹薄棉布
现在那美好的老家已无人令我欢欣，
一把细齿梳
带来了对快乐过往的回忆。
一把装在纸盒里的梳子
童年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底，
装有两粒药丸的信封碎片，上面盖有萨塞克斯军团的印章，邮戳为“伦敦，1888年8月28日”
当我踏进孩提时悠游的草地，
伊丽莎白
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出玛丽·简在告别巴尼特后去了哪里。住在5号的邻居玛丽·安·考克斯说，她在晚上11点45分左右看到玛丽·简和一个男人从多塞特街转过来，走进了米勒公寓。她认为玛丽·简喝得很醉，但该地区的酒吧老板没人表示在当晚看到过她或招待过她。据考克斯说，玛丽·简和她的客人随后进了房间，但在进门前，玛丽·简告诉考克斯，她“等会儿要唱首歌”。然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她简陋的窗帘后透出了一些微光。在片刻的沉默之后，考克斯听到玛丽·简的歌声响起，她唱起了《儿时从母亲坟头摘下的紫罗兰》的第一节：
黑布长外套，底部饰有毛皮，上面别着一朵红玫瑰以及白色的掌叶线蕨
两人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可能轻声交谈，争吵，或屈从于彼此的情欲，但无论发生过什么，都未能打破他们之间的僵局。最后，巴尼特起身离开，并向玛丽·简道歉。“我告诉她，我没有工作，我没有什么可以给她的，”他在死因研讯中悲伤地重复道，“对此我非常抱歉。”玛丽·简穿着曾经用上好面料做成、如今却已变得破旧的黑色天鹅绒胸衣和裙子，目送他离开。对于和巴尼特分手一事，她心里是怎样一种感受，人们将永远不得而知。
黑色下裙
虽然两人之间有许多矛盾，但巴尼特显然很关心玛丽·简，并希望他们能和好。他在主教门街拐角处的布勒家寄宿旅馆租了一张床，但时不时会抽出空去看望她，与此同时继续寻找工作。11月8日星期四的傍晚，他敲响了她家的门。被打碎的窗户上还塞着破布，玛丽亚·哈维留在房间里的一件大衣被横挂在窗上，作为临时的窗帘。那个晚上，巴尼特本可以扯出塞窗的破布，从里面打开门闩，就像他和玛丽·简以前在弄丢钥匙后会做的那样，不过这么做也许太莽撞了。屋里点着一根蜡烛，他注意到玛丽·简并不是独自一人。她一直在和莉齐·阿尔布鲁克聊天，巴尼特进门后，玛丽·简的这位邻居便告辞了。玛丽·简刚和朋友伊丽莎白·福斯特在十铃喝完酒回来，但巴尼特声称自己见到她时，她完全是清醒的。
黑色绉绸软帽（后部塞有报纸）
到了11月，开膛手杰克的疯狂杀戮已经成为白教堂里每个人的谈资和噩梦。多塞特街和米勒公寓住着那么多容易遭受危险的女子，这里的居民尤其焦虑不安。巴尼特声称，在那紧张的几个月里，他和玛丽·简每天都读报纸，希望能看到凶手被抓获的消息。然而，凶手依然逍遥法外，于是玛丽·简决定为那些不得不拉客或露宿的熟人提供庇护。她收留的第一个女性是个名叫“朱莉娅”的妓女。此后不久，她又收留了玛丽亚·哈维，一个未婚的洗衣女工，她没有足够的钱付床位费，就在房间里留下了一堆衣服。这些夜里的客人成了压垮巴尼特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他知道玛丽·简做这些事是出于好心，但她的行为显然也是在对他下逐客令。11月31日那天，他离开了她，尽管内心多少带着一些悔意。
左侧打结的格纹领巾
据说当玛丽·简住在米勒公寓的时候，她收到过爱尔兰寄来的信，她自称这些信来自她的母亲，有时又说是“兄弟”寄的。有趣的是，从1888年8月起，苏格兰卫队第二营就驻扎在都柏林，说不定信是她在该军团中的一位旧相好寄的，没准儿信里还会附上一些小钱。她还与约瑟夫·弗莱明保持着联系，据朱莉娅·文特尼说，弗莱明有时会去看她，“经常给她钱”。约瑟夫·巴尼特并不知道这一点，也肯定不会乐意看到他们继续见面。显然，玛丽·简会通过提起前任来嘲弄巴尼特，她说“她非常喜欢”她的前任。然而，巴尼特称，最让他生气的还是玛丽·简经常与妓女们来往，甚至把这些妓女带到家里来。虽然他是在玛丽·简卖春的过程中遇到她的，但两人安顿下来之后，巴尼特似乎并不希望回想起她的过去。他的愤恨也许不是因为有讨厌的女人进到家里来让他感到烦扰，而是因为他想借此发泄玛丽·简提出重操旧业带给他的挫败感。随着两人的分歧不断激化，玛丽·简最终向巴尼特挑明，比起和他的关系，她更看重和“卖笑女”的友谊。
深棕色绒布紧身胸衣
也许是在麦卡锡的劝说下，玛丽·简重新操起了拉客的生计。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她只和唯一的亲密伴侣同床共枕，如今她肯定很难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前景。在将近18个月的时间里，她不需要检查陌生男人是否有得梅毒的迹象。她不用担心如果怀孕了要怎么办。她不必饿着肚子站在角落里淋雨，没有帽子或披肩挡雨，还要面带微笑。她不必想如果刚刚陪过的那个没洗澡的男人拒绝付钱要如何是好。是巴尼特坚持说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不需要去拉客，自己会养家糊口。现在巴尼特辜负了她，她必定会感到愤怒和怨恨，并不由得表现出来。然而不幸的是，无论巴尼特如何努力，除了一些不够付房租的零工，他找不到任何工作。两人经常激烈地争吵。有一回，玛丽·简喝醉了，打碎了家里门边窗户上的一块玻璃。她用破布塞住洞防止风吹进来，不过在这里，东西一旦损坏，就再也没人会去修它了。
两件浅色哔叽衬裙
遗憾的是，就像其周边的一切一样，米勒公寓的阴郁氛围和它带给居住者的痛苦感受，是怎样粉饰也无法缓解的。米勒公寓的主人是一个名叫约翰·麦卡锡的贫民窟房东（与布瑞泽丘的麦卡锡夫妇没有关系），人们形容他是“一个恶棍”，会从“穷人那里骗取小钱”，他似乎喜欢接收走投无路、独身一人的女性做他的房客。住在13号房楼上的伊丽莎白·普拉特被丈夫抛弃了。住在1号的朱莉娅·文特尼是个年近四十的寡妇，靠做打杂女工维生，而住在5号的玛丽·安·考克斯自称是个“苦命的寡妇”。尽管玛丽·简声称，巴尼特保证过只要有他照顾，他永远不会“让她回到街头”，但13号的租金显然是玛丽·简以自己的名义承担的。麦卡锡肯定知道，女人，尤其是那些人尽皆知的妓女，总是能够还上未付的欠款。真正的考验是在那年夏末，巴尼特失去了他在比林斯盖特的工作。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如果这两人的酗酒问题严重到让他们被逐出以前的家，那么这次很可能也有酒精的因素。随着巴尼特失业，他们欠麦卡锡的债务很快开始增多，因为麦卡锡还经营着隔壁的杂货店，租户们在那里赊账购买杂货、蜡烛和必需品。到1888年11月初，两人已经拖欠了六个星期的房租，欠房东29先令。
一件白色内衬衣
在19世纪初的时候，米勒公寓曾是多塞特街26号和27号名下的两个相邻的庭院。这块地后来被开发，改造成了几间逼仄的工人小屋，里面住着31个人，共用院子一头的三个公共厕所。由于26号楼下的后厅面朝着一个令人不忍直视的肮脏院子，房主便把后厅和房子的其余部分隔开，作为米勒公寓13号房出租。以每周4先令6便士的代价，玛丽·简和巴尼特把这个位于黑暗小巷尽头的3米乘4米的空间变成了自己的家。与多塞特大街上别的破烂小屋相比，这里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屋里只有最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废弃的盥洗台、一把椅子和一个橱柜。曾经，有某个人在墙上钉了一张图片，上面印着名为“渔夫的孀妻”的画，想要借此照亮这个光秃秃的、污秽的环境。
白色长袜
那晚她在商业街遇到的巴尼特是一个29岁金发碧眼的白教堂人，出生在一个爱尔兰家庭，蓄着时髦的小胡子。像他同时代、同阶层的许多孩子一样，巴尼特在13岁时失去了双亲，由哥哥姐姐抚养长大。是他的哥哥把他介绍到了比林斯盖特海鲜市场，并帮他找到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这是一个专业行当，要有执照才能向小贩运送货物。像这种职位是令很多人眼红的，一个人如果干活儿麻利、身体强壮，就能挣到不错的收入。据描述，巴尼特身高1米7，体格中等，其身体条件看起来无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尽管如此，他和玛丽·简仍然过得十分拮据。他们两人都喜欢喝酒，可能正是这个嗜好导致了经济问题。在他们在一起的大约18个月里，巴尼特和玛丽·简搬了四次家。他们先是离开了乔治街的简陋房间，搬到了帕特诺斯特小巷的一个房间，之后又因为酗酒和欠租被赶走。在那以后，他们在红砖巷住下，然后在1888年3月左右又搬进了米勒公寓的一个单间。
侧边有弹簧的靴子
1888年11月，当巴尼特站在由一群武断的中产阶级组成的验尸陪审团面前时，他没能留给他们最好的印象。在被警察询问了四个小时后，站上证人席时，他吓坏了。他的证词虽然恳切却充满了矛盾，而且他讲话时结结巴巴，只会重复几句车轱辘话。这不是玛丽·简所认识的那个男人，曾经的他在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有信心也有决心。
两块手帕
约瑟夫·巴尼特是玛丽·简过往经历的主要讲述人，他像一颗彗星冲进了她的生活，至少从他对两人邂逅的单方面描述来看是这样。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临近复活节。巴尼特对玛丽·简一见钟情，上前“和她搭讪”，并邀请她去酒馆喝酒。他谨慎地对花钱和她发生性关系一事只字不提，而是说他“约她在第二天见面”。这段关系开始不到48小时，巴尼特就陷入了爱河。到了星期六，他提议两人搬到一起住，玛丽·简同意了。巴尼特立即去为两人在附近的乔治街找到了一个房间。“从那时起，我就和她住在一起，直到……那一天。”18个月后，他对验尸官这样说。
一枚顶针
在东区站街的生活不会给玛丽·简带来多少慰藉。拉客总是伴随着不可预测性和无处不在的危险，和约瑟夫·弗莱明一起度过的那段短暂而安稳的家庭生活，无论多么不完美，一定让她从中喘了一口气。在和弗莱明分手后不久，她理所当然地开始寻找类似的、更稳定的关系。很快，1887年3月左右，当她在商业街上招揽客人时，她便遇上了这样一个人。
一股缠绕在卡片上的毛线
耐人寻味的是，对玛丽·简还存在着另一种描述，与其他人宽厚的评价大相径庭。汤姆·卡伦在1965年为他关于谋杀案的书做调查时，与丹尼斯·巴雷特进行了交谈，这人在1888年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并声称记得玛丽·简。巴雷特说当时人们叫她“黑玛丽”，并且形容她“有点恐怖”。在十铃酒馆门外招揽生意时，她就像斗牛犬一样凶猛。“凡是想要跟她抢地盘的女人都要倒霉了……很可能会被她薅掉一把头发。”他说。当然，巴雷特对玛丽·简的童年记忆也有张冠李戴的可能性，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这番话呈现出了她性格中截然不同的两面。玛丽·简可能善于示人以甜美的表象，以此掩饰内心的混乱和苦恼。
一把挂锁钥匙
与约瑟夫·弗莱明分手后，玛丽·简既不想留在贝思纳尔绿地，也不希望回到拉特克利夫公路。取而代之的是，她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即斯皮塔佛德。据说她住在当地特劳尔街的库利家寄宿屋，并在阿尔德门附近揽活儿。侦缉高级督察沃尔特·迪尤出过一本回忆录，用恬不知耻的浪漫化笔法回顾了他在伦敦警察厅的职业生涯，他在书中称，他经常看到玛丽·简“沿着商业街，在弗劳尔迪恩街和阿尔德门之间散步，又或是沿着白教堂路招摇过市”。他断言她总是“穿着相当整齐，每次都系着一条干净的白色围裙，但不戴帽子”，“在两三个同行姑娘陪伴下”一路漫步。迪尤对她的外貌和举止的评价似乎得到了许多认识她的人的赞同。“她是附近最聪明、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一位接受《晚间新闻报》采访的传教士评价道。她一向“打扮得整洁得体，看起来相当漂亮和体面”。邻居们也被她的幽默和亲切所吸引，称她是“一个善良、安静、讨人喜爱的姑娘”，而且“很受欢迎”。据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玛丽·简喜欢唱歌和讲故事，尤其喜欢讲述她在西区的时光，与眼下粗陋、肮脏的环境相比，她一定很怀念那里。她“毫不隐瞒”自己以前的冒险经历，并向同伴大谈她如何坐着马车到处逛，如何“过着……淑女的生活”，甚至还吹嘘自己去过巴黎。这些故事，以及她对爱尔兰和“回到家乡父老身边”的幻想，似乎招来了许多人的喜爱。然而，从旁人把玛丽·简描绘成一个性子温顺的人来看，她显然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对于所谓的“卖笑女”来说是一项基本技能。唯有一次她罕见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向21岁的邻居莉齐·阿尔布鲁克说出了心里话，后者好像对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感到着迷。玛丽·简警告她不要从事类似的职业，接着说，实际上，“她打心底里厌恶她所过的生活”。
一小截铅笔
如果说，玛丽·简本就逐渐厌倦了在拉特克利夫公路上的生活以及和女房东的争吵，那么这次被人找上门的吓人经历可能迫使她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然后，在1886年底和1887年初之间的某个时候，一个似乎能解决她问题的办法出现了：有人爱上了她。玛丽·简年轻、漂亮、充满性吸引力，肯定不乏仰慕者和一些常客——尽管该地区的人员经常流动。在这些人中，有一名来自附近贝思纳尔绿地的27岁的泥水匠，名叫约瑟夫·弗莱明（或弗雷明）。作为建筑行业的一名工人，弗莱明经济上并不稳定，当然也远不如玛丽·简在西区俘获过的那些男人富有。然而，玛丽·简选择从麦卡锡夫人的房子离开，和弗莱明住到了一起。据麦卡锡夫人说，弗莱明被迷住了，“有娶她的想法”。玛丽·简似乎也回应了他的感情，并向女性熟人倾诉了自己对他的喜爱。在这段关系破裂前，两人在一起住了个把月，但他们可能不过是在贝思纳尔绿地路或旧贝思纳尔绿地路上一个带家具的单间里凑活度日。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分开，但玛丽·简的朋友朱莉娅·文特尼认为，弗莱明可能有暴力倾向并“虐待”过玛丽·简。麦卡锡夫人第一次听说玛丽·简情况有变是在1887年初，当时她的这位前房客在凌晨两点出现在她家门口。她是来为自己和一个男伴找床位的。女房东好像有些不解，问“她是不是和那个把她从这里带走的人分开了”。玛丽·简回答说，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她又重新开始拉客了。玛丽·麦卡锡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从她那里拿了两先令作为房间的使用费。
一颗小纽扣和六颗大纽扣
虽然事情的准确时间顺序从未有人披露，但似乎在玛丽·简见过前任女房东之后的某个时候，有一个男人来到拉特克利夫公路寻找玛丽·简。据约瑟夫·巴尼特说，玛丽·简跟他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一个自称是她父亲的中年男人“试图找到她”。他在各种酒吧和喝酒的地方以及站街的年轻妓女中间打听她的下落，想必是铁了心要找到她。最后，玛丽·简“从同伴那里听说有人在找她”。玛丽·简知道这人是个麻烦，于是不顾一切地躲着他。不管这个男人是什么来头，我们都几乎可以肯定，他不是玛丽·简的父亲。费利克斯夫人坚持认为，玛丽·简与她的家人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已经抛弃了她”。而巴尼特也断言，“她和亲属没有来往”。在1888年玛丽·简的死因研讯中，巴尼特称玛丽·简确实害怕自己会遇到危险，不过她从未明确说过到底是什么人或什么事引起了这种不安。即便玛丽·简担心被人找到，这种担心也必定在那年秋天被另一种更迫在眉睫的焦虑所取代——有一名杀人犯正逍遥法外。
一把梳子
最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们完成了任务。如果“那个法国女人”像布基夫人以及其他老鸨一样机警，那么她很可能在玛丽·简再度在骑士桥露面之前，就早已经把那些值钱的东西都变卖掉了。更糟糕的是，这次踏入伦敦西部的冒险也许正如玛丽·简所担心的那样，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一截断掉的梳子
玛丽·简是否能够轻松还清她欠房东的债务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在布基和摩根斯顿一家那里。费利克斯夫人回忆说，玛丽·简在到达彭宁顿街79号后不久发生过一件事。不知是因为玛丽·简急需钱用，还是因为布基夫人说服她不用害怕，总之这两个女人决定去玛丽·简在骑士桥的前女房东那里讨回她丢失的那箱昂贵衣服。尽管玛丽·简无疑很想把财产要回来，但要回到伦敦有人认识她的地方肯定会带给她不小的压力。为了让房客放心，同时或许也是为了向玛丽·简以前的法国鸨母证明她现在受到摩根斯顿家族的保护，布基夫人陪同她一起去城市的另一头办这件事。这可能是玛丽·简从巴黎回来后第一次看到这些熟悉的街道，坐在布基夫人身边的她，心中一定被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折磨着。
一个金属勺子
原“红狮”的隔壁是布瑞泽丘1号，这是一家属于罗丝·玛丽（或玛丽·罗丝）·麦卡锡夫人及其丈夫约翰的寄宿旅店。麦卡锡夫妇的旅馆与彭宁顿街79号几乎完全相同，也为像玛丽·简这样的妓女和她们的客人提供床位。他们同时还在该处经营着一家无证酒馆，不仅非法卖酒，还利用妓女诱骗“水手和其他麻痹大意的人进入这些地方”，然后抢劫他们。关于玛丽·简是否参与了这些活动，我们不得而知，但可想而知，麦卡锡夫妇并不关心她喝醉后的暴躁行为，只要她能支付租金。
一个钩子（可能是衣服上的）
与价钱更贵的西区不同，拉特克利夫公路一带晚上的娱乐活动是围绕着喝酒展开的，然而，最精明的那些妓女在喝酒的时候会十分小心。不明身份的顾客，无论是水手还是打扮时髦的男人，都像枪一样危险。给客人灌下一瓶香槟或几杯杜松子酒，相当于给枪上膛并将其拿在手中旋转。如果她走运的话，客人可能会喝得不省人事；如果运气不好，她也许会被揍得昏迷不醒。自我保护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头脑清醒，但如果客人不停地给她添酒，这一点就很难做到。那个时代的一名卖笑女写道，当她和客人在一起时，“很少有必要真的喝酒”。她只需要用嘴唇碰一碰玻璃杯，随后偷偷把杯中酒倒到其他地方。但是，喝酒也为逃避悲惨的生活提供了方便。意外怀孕和感染致命性病的现实风险是每次插入都会带给妓女的恐惧，而喝酒能麻痹她们的这些感觉。酒精抹去了与一个肉体上令人厌恶的男人亲密接触的恐怖，暂时安抚了她们的自我厌恶、内疚、痛苦和对暴力的创伤性记忆。玛丽·简在她的妓女生涯中很可能一直在喝酒，但从法国回来后，这种嗜好似乎加剧了许多。布基夫人的“嫂子”伊丽莎白·费利克斯（报纸上错误地称她为菲尼克斯夫人）曾目睹过玛丽·简的醉态。她在“没喝醉的时候是（你能见过的）最体面、最友善的女孩之一”，费利克斯说，但一旦“喝醉了就变得非常喜欢吵架和骂人”。布基和摩根斯顿两口子已经习惯了许多麻木、绝望的房客在酒后的失态，即便如此，玛丽·简“沉迷喝酒”的问题还是开始让她变成了“不受欢迎的朋友”。最后，无论是玛丽·简自己还是房东都认为，她该走了。然而，当她离开时，她并没有走得多远。
一块平纹薄棉布
那些年轻的，或者至少看起来年轻的上等“卖笑女”，人们可以在公共歌厅里找到她们的身影。为了吸引海上来的客人，这些烟雾缭绕的酒馆大多布置成航海主题的样子，墙上涂抹着粗劣的海景、船锚和美人鱼。脸上搽着胭脂的舞娘，穿着薄如蝉翼的衣服，在木板做成的波浪中表演，而歌手煽情地用歌声追忆着留在岸上的可爱姑娘。除了妓女和一些本地人，大多数讲瑞典语、丹麦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观众都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他们乐于坐在木头长凳上，一边开怀畅饮，一边爱抚着他们的女孩，直到有人开始大打出手。
一或两张小纸片
正如道德家所指出的那样，在招揽生意这方面，拉特克利夫公路的妓女似乎比西区和伦敦其他地区的妓女要更为明目张胆。鉴于对性交易的需求是字面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而来的，即便是警察也很难打压卖淫的猖獗并控制妓院的泛滥。“卖笑女”公然在街上揽客，并不畏惧当局。托马斯观察到，即使是在最凉爽的夜晚，他也没见过那些徘徊于街头的女子“戴任何样式的帽子或头饰……或是多穿一件衣服”。他还说，她们的打扮就和海员一样一目了然，而且“许多人穿着很好的衣服”。不过，她们的超低领礼服“长度同样有限”，并且“廉价而浮夸的首饰”使她们“非常显眼”。
凯特
即便玛丽·简来到彭宁顿街79号时身无分文，布基夫人也有把握她很快就能赚到房钱，不过事实证明，拉特克利夫公路沿线的妓院、客人甚至接客方法都与她在皮卡迪利习惯的有些不同。“拉特克利夫和沃平有自己的规矩，”社会改革家爱德华·W.托马斯写道，“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水手和妓女之间的交往方式……”在到访该地区时，托马斯观察到，在揽客方面，妓女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议。这些女子和皮条客、老鸨时刻关注着船只入港的消息，“船一到码头，许多空闲的妓女就会下到入口处，然后在那里使出浑身解数诱惑海员……”。水手在岸上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之间的伴游关系会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托马斯说，水手们有选择“专属女孩”的习惯，拉特克利夫的色情业便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水手选择的“女孩”会“陪着他四处转悠，一般都是在附近，夜里狂欢……白天两人在床上睡觉”。在此期间，哪怕他对情人的兴趣淡了，“只要他的钱还没花完，女方就不会让人抢走他”。当他掏空了钱包，或者岸上假期结束了，妓女也总可以期待下一船的海员，或是用老办法招揽生意；她们可以站街，在众多的酒馆、豪华酒吧或游乐剧院里找一家去拉客。
黑色草帽，饰以带黑色珠子的绿色和黑色天鹅绒
虽然布基—摩根斯顿一家至少占用了79号楼上的一个房间，但作为一家曾经的酒吧，79号还剩下好几个房间可供出租。1881年，三名年轻女子：21岁的玛丽·比默和埃达·金，以及21岁的埃米莉·查利斯住在那里。根据人口普查记录，普查员打电话来的时候，她们正在陪着两个水手客人。当玛丽·简，一个22岁的漂亮“卖笑姑娘”出现在门口时，布基夫人知道，她正是自己要找的那种房客。不知她向新鸨母透露了多少自己的经历，但如果凯利不是她的真姓，那么她很可能是在这一时候编出了这个姓。从法国回来后的玛丽·简希望自己不要被人找到，如果追捕她的人是以威尔士女子为目标的话，那么给自己冠上爱尔兰最大众的姓氏之一，伪装成爱尔兰人掩人耳目，是很明智的做法。
黑色系带，佩戴时绑在头上
彭宁顿街79号很可能只是路易斯·布基名下类似的几处房产中的一处。有趣的是，就在伊丽莎白和约翰尼斯搬到彭宁顿街的同时，约翰尼斯的兄弟阿德里安纳斯·摩根斯顿也搬到了另一处在波普勒的房产，和一个名叫伊丽莎白·费利克斯的女人同居。据阿德里安纳斯的子女说，这座房子也被用作妓院。尽管布基夫人看起来是一个果决的企业家，但唯有在摩根斯顿一家的协助下，她的商业尝试才真正发展为一个家族企业。
黑色布外套，领口和袖口饰有仿毛皮，口袋周围饰有黑丝编织绳和毛皮
布基似乎把原来的“红狮”租给了米勒夫妇，米勒夫妇在他的授意下，又将房间分租给了妓女。这种做法在当地并不少见，毕竟只要对房客干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轻轻松松地赚取租金。当米勒夫妇替路易斯·布基照管“脏活儿”时，路易斯却乐得与妻子家人住在其他地方。但是，在路易斯于1882年去世后，伊丽莎白决定接手丈夫投资的事业。她和她的新情人约翰尼斯·摩根斯顿一起搬进了彭宁顿街79号，就住在米勒夫妇的楼上，希望能在色情业里搞出点名堂。
金属大纽扣
彭宁顿街79号位于布瑞泽丘的拐角处，离码头只有十来分钟的步程。1874年以前，这座面朝仓库、蒙着煤烟的砖房一直是一家叫“红狮”的酒吧，它最近才被改造成住宅。1885年，这里居住着米勒夫妇（一家做裁缝的德国人）、一对荷兰伴侣（伊丽莎白·布基和约翰尼斯·摩根斯顿），以及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自称布基夫人的女子出生于荷兰，原名伊丽莎白·布鲁马，家里是制糖的，在她年少时，她全家似乎就已经移民并定居在了彭宁顿街。最终，伊丽莎白嫁给了荷兰同乡路易斯·布基，此人自称是一名煤气装配工。然而神秘的是，作为一个拿着工人薪水的人，布基先生居然开始置办房产了。最晚在1881年，彭宁顿街79号就落入了他的名下。
深绿色印花布半裙，三道荷叶边，腰带上有棕色纽扣，裙上印有紫苑花和金百合的图案
玛丽·简当然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来到拉特克利夫公路，但情势所迫，她也没什么选择。如果回到西区是安全的，那她多半会去那儿继续过她的老日子。高级的妓女并不是独来独往工作的；她们会获得许多朋友提供的门路，也会了解其他房东鸨母的情况，知道自己如果要另谋高就的话可以去找谁。在危难时刻寻求好主顾或旧情人的帮助，对这些女人来说也是常事。倘若玛丽·简认为自己没有被坏人找到的风险，她本可以向许多人求助，并轻松地在阿尔罕布拉的廊道和欧洲咖啡馆的餐厅里重返自己的位置。然而事实相反，她选择从圣凯瑟琳码头向东转，踏上拉特克利夫公路。
男士白色背心，正面有一排纽扣
拉特克利夫公路不仅是一条路，也是一片街区，有着自己的特点，源源不断涌入的船只和在街头寻觅酒色的水手成了这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19世纪末，此地仍然保留着其在1811年获得的凶残名声，当时这里有七个人在床上被谋杀，这是英国最早的连环杀人案之一。尽管有着燃烧的煤气灯和快活的波尔卡旋律，但拉特克利夫公路实质上是一个黑暗而潦倒的地方。操着各国语言的顾客充斥着游乐剧院和随点随喝的酒窖，打碎玻璃和下巴、洒落酒水和鲜血对这群人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到了深夜，寻欢作乐的人跌跌撞撞地寻找着无证酒吧和鸦片烟馆，骚乱随之蔓延到周围的街道，四处是尖叫、争吵、抢劫、歌声和交媾。
棕色亚麻羊毛紧身胸衣，黑色天鹅绒领，正面有一排棕色纽扣
夏季时节，从法国北部港口布洛涅驶出的船只载着巴黎来的旅行者，在伦敦塔旁的圣凯瑟琳码头靠岸。比起穿过马路往东走，下船的乘客多半会选择从舷梯下来，向西前往市中心。就在离混乱的码头、成堆的行李和货物不远的地方，蒸汽的气浪和沥青的臭味袭扰着某一条路上的来往车马，这条路叫拉特克利夫公路。乍一看，路的入口处是一派单纯的商贸景象：为海员而设的商业中心里挤满了船舶用品市场、灯具仓库、水手服饰店和一些昏暗的豪华酒吧；然而，沿着大道再往前走，就会发现这个地区的真实面目。廉价寄宿屋取代了船具店，啤酒屋紧挨着酒馆和游乐剧院，犯罪的气息变得越发明显起来。
灰色毛呢衬裙，有白色腰带
18 卖笑生活
极旧的绿色羊驼毛半裙（作为内衣穿着）
正如斯特德强调的那样，国际奴隶贩子可不是能随便玩弄的人。这些团伙由一些极其危险的人在管理；大多是“坐过牢的人，他们太了解牢里的生活有多难受了”，只要能避免再被判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除掉一个棘手的证人”。从老鸨手下逃脱让玛丽·简惹上了一些可怕的敌人，即便这并非她的本意。现在，虽然成功躲过了巴黎一劫，但她在伦敦再也过不上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极破旧的蓝色半裙，带红色荷叶边，浅色斜纹布衬里（作为内衣穿着）
玛丽·简对此一定深有感触。她对约瑟夫·巴尼特解释情况的时候说自己去了巴黎，但由于“不喜欢那个事情”，就没有留下来。巴尼特似乎暗示，她说的“事情”二字，透露出了她被带去那里的“目的”。她不到两个星期就回来了。她究竟是如何逃出为她设下的圈套的，这完全是另一个谜。正如萨勒卡特对斯特德说的那样，女孩到了国外后“起疑心”和“有所警觉”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果玛丽·简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应该至少会一点基础的法语，这或许帮到了她。如果这些被称为“人肉包裹”的女孩能够与警察沟通，可能会对人贩子构成有力的威胁。然而，即使女孩已经被送达目的地，人贩子和妓院老板仍然不能高枕无忧。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人（通常是风月场某个好说话的客人）都可以向风化警察举报，而风化警察“必须依法释放任何违背其意愿被扣留在妓院的英国姑娘，即便她没有还清债务”。人贩子和妓院白花了钱，不会甘愿吃这种哑巴亏。而对他们来说，更头疼的或许是，有一个可以证明他们罪行的年轻女人逃亡在外。
白色棉布内衬衣
一旦进了风月场，妓女的生活就要受到极其严格的管控。为了使街上没有明显的卖淫扰民现象，法律对妓女在风月场内外的行动都进行了限制。妓女只被允许在特定时间内出现在公共场合，即便如此也不可成群结队或在妓院门口游荡，连窗户也必须紧闭，不得从窗口露脸。此外，所有新来的妓女都要在风化警察（监管机构）处登记，并接受每周两次的性病检查。如果还债的苦役还不足以摧毁被卖妇女的意志，那么严格限制其个人自由的法规也足以让她死心。一旦落入异国风月场的鹰爪之中，一个没有朋友、无法用法语交流的女人几乎不可能逃脱。
没有衬裤或贴身胸衣
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骗术在妓院中屡见不鲜，不仅新手会上当受骗，连经验老到的妓女也可能中招儿。那些参与跨国性贩卖的人谨慎而周全地谋划行动，好让被卖往海外的女性对将要发生的事浑然不觉。玛丽·简的法国女房东或许在把她送往巴黎的过程中也出了力，与那些“绅士”勾结把她卖到了当地的妓院。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她似乎很确定，玛丽·珍妮特在抵达风月场后，将不再需要她那一箱漂亮的礼服了。
一双男式系带靴，马海毛鞋带，右脚的靴子用红线缝补过
虽然有些人是被骗到国外后才开始卖淫的，但据悉在同意去海外的女性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已经在从事性交易，并且“急于寻求改变”。W.T.斯特德在其1885年的系列文章《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祭品》中，探讨了妇女和未成年少女买卖的黑暗世界，他讲述了“阿梅莉亚·鲍威尔”的故事，这名女子发现自己被从伦敦运到了波尔多的一家妓院。虽然阿梅莉亚从未公开承认过，但她暗示自己在离开丈夫后“濒临贫困”，于是开始从事卖淫活动。她声称，“一位可靠的朋友”热心地将她介绍给在摄政街开雪茄店的“某个希腊人”。这个人承诺，他可以在波尔多为阿梅莉亚和另外三名女性提供“很好的工作”。对方没费多少口舌，她就同意去了。阿梅莉亚承认：“我一口答应了下来……这样就可以逃离在伦敦的熟人和痛苦的生活。”然而，在波尔多没待多久，她们就明白了所谓“很好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阿梅莉亚说，一进入风月场，“老鸨就收走了我们的衣服，并让我们换上丝绸裙子和其他饰物”。她被告知，她欠老鸨1811法郎，这不仅包括她被迫穿上的衣服，还包括“被带到这里的佣金费用”。老鸨以此来逼迫她们还债，同时也使得她们不敢逃走，不然她们将被指控偷窃。老鸨跟她说，一旦通过接客还清欠款，她便可以自由离开，但很快她就了解到这也是不可能的：“当账上显示你只欠四五百法郎时，老鸨就开始连蒙带骗地诱使你收下别的衣服。如此你便会日复一日地继续干下去。”
一块作为领巾佩戴的红色真丝绡
1879年，阿德琳·坦纳，一个新近失业的女佣，就惊恐地发现自己落入了这种境地。刚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当时约翰·萨勒卡特，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操着外国口音，在铁路候车室与她攀谈。一次偶然的机会，阿德琳再次遇到了“萨勒”，这次她同意和他在苏活区的一家酒店喝一杯。如果是一个更有社会经验的年轻女子，比如像玛丽·简这样了解色情行业的人，很快便会察觉到苗头不对，但19岁的阿德琳是一个处女，而且少不经事。萨勒不停给女孩灌酒，很快“她就连（她）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萨勒趁机把她介绍给同伙，一个叫弗雷德里克·舒尔茨的英俊的比利时人，这人和萨勒卡特一样，是个牵线的，也就是替欧洲妓院物色女孩的人。喝得天旋地转后，阿德琳被带到了她未来的皮条客面前。这是一个叫爱德华·罗歇的法国人，在简短的交谈之后，他告诉她，他“非常喜欢（她）；他想带她去巴黎，如果见识完他的豪宅、马车等家产后，（她）愿意做他妻子的话，他会娶（她）”。这位醉醺醺、晕乎乎的女佣热情地答应了。当然，问题在于阿德琳和另外两名被萨勒和舒尔茨骗来的年轻女子并不是要去巴黎，而是会被送往布鲁塞尔，锁进风月场（也就是国家批准的妓院）的房间里。在离开英国之前，人贩子给这三人都发了假身份证。抵达比利时后，女孩们被警告说这实际上是非法的，她们但凡想从罗歇那儿逃出去，立马就会被逮捕。
一大块白色方帕
19世纪最后25年间，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贩卖妇女已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铁路网和航运的扩张使得人和货物的运送都变得更加便宜和便捷。同时，这也使得这些“货物”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市场，满足更多的特殊口味。正如伦敦成为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来的年轻女性的接收中心一样，淫媒也物色英国姑娘并运往上述几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妓院。一名曾经的人贩子在接受W.T.斯特德的采访时估计，光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1884年就至少接收了251名英国女性。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诱拐的，她们以为能去国外做佣人或是跟人结婚。通常，人贩子会给她们灌酒或下药，塞给她们伪造的旅行证件，再把她们绑上火车。
一大块白色棉手帕，有红白相间的鸟眼纹滚边
如同玛丽·简向约瑟夫·巴尼特讲述其他过去经历时的做法一样，她没有透露这个特殊的提议是怎么来的、那位绅士的名字叫什么，也没有提及有关这次旅行的任何细节。人们不知道她是如何认识这个男人的，也不知道这人究竟是客人、恋人、熟人还是来给她介绍生意的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巴黎之行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玛丽·简的法国房东老鸨或许也在其中扮演了某个角色。在那个时代，跨国旅行者会将行李单独寄往目的地，玛丽·简将她大部分的昂贵衣服都装进了一个大皮箱，显然是希望老鸨能将箱子寄到她在巴黎的住址。但这个箱子从未被寄出，也许正是箱子没到这件事让玛丽·简第一次产生了警觉——她有可能被骗了。
两个原色棉布口袋，窄布条系带
玛丽·简也习惯于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对她的殷勤和承诺：邀请她去赛马场看比赛，为她购买手套和珠宝，许诺给她享用不尽的美酒佳肴。这行中最精明的女人都明白，她们的青春魅力稍纵即逝，为了利用好自身的价值，她们必须抓住摆在面前的每一个机会。因此，当“一位绅士”提出要带玛丽·简去巴黎时，她同意了。
一只用床单布做成的蓝色条纹口袋
虽然皮卡迪利和莱斯特广场的周边一带形成了尚有体面的伦敦高端性交易中心，但这并不是说伦敦的广大地区乃至西区的其他地方就没有色情业了。19世纪81年代初，河岸街和查令十字车站之间的地区仍然是站街女的聚集地，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西区的其他街道，如莱斯特广场以北的布鲁尔街和俪人街，则以妓女年龄较大、价格较低而闻名。卖淫业也开始接近火车站，进入有流动人口、酒店和寄宿屋的地区，如尤斯顿和维多利亚。然而，玛丽·简，作为一个二十出头、正处于事业高峰期的年轻女子，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能在市中心过上好日子，在性交易行业的金字塔尖混得风生水起。她身高171公分，是时下流行的高大丰满型身材，有着蓝眼睛和浓密的长发，这种富有吸引力的外形条件让她可以“坐着马车到处跑”，“过着淑女般的生活”。她自称玛丽·珍妮特，并收集了“许多昂贵的衣服”。那些混迹于阿尔罕布拉、欧洲咖啡馆和吉米家的人无疑都很熟悉她。
棕色罗纹过膝长袜，足部用白棉布补过
最后沃尔特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在十分钟车程的地方为两人找到了“一家舒适的旅馆”，从而挽回了局面。
两只用床单布做成的蓝色小袋子
“哦，不，我不能带你回家。”
两支黑色陶制短烟斗
“我们叫辆车好了——”
一个装茶叶的锡盒
“可以，但我家离这里有五公里——”
一个装砂糖的锡盒
她仿佛略带吃惊地看着我，然后犹豫了一下说：
一个锡制火柴盒，空的
“我可以和你一起回家吗？”
12块白色破布，有些略带血迹（月经带）
在伦敦的这个街区，有意向的客人有义务主动起头搭话，妓女一方则必须作出回应，要么是调情般地故作惊恐，要么是欣然接受。最终，沃尔特向这位年轻女子靠拢，并问道：
一块白色粗亚麻布
当不在阿尔罕布拉或类似场所厮混时，西区的中等妓女也会靠街头拉客来寻找生意。干草市场、摄政街、皮卡迪利以及从这些地方通往莱斯特广场和苏活区的小街道，共同组成了妓女们的练兵场，她们在这一带设计了各自的巡回路线。一次缓慢而曲折的巡游可能从皮卡迪利圆环开始，然后沿摄政街前行，她会一边不紧不慢地注视着商店橱窗，做出仿佛在欣赏帽子、瓷器或玩具的样子，一边小心地扫视两旁，留神观察那些放慢脚步并靠近她的男性到底是真的来买东西的，还是她潜在的客人，抑或是警员。如果运气不佳，她可能会穿过马路继续往南走，也许会在欧洲咖啡馆驻足，希望在那里能和某位绅士看对眼。这也不奏效的话，她或许会沿着考文垂街向东走到莱斯特广场，去一下那儿的阿尔罕布拉剧院。当晚这一路上，她至少会有一次，碰到某个男人走过来向她脱帽示意。他兴许是注意到了当她穿过马路并踏上街沿时，把裙子下摆提得比正常情况高了几公分；然而，繁忙的西区也有许多在下班回家路上的规规矩矩的女店员和为女主人外出办事的女佣，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避免说出一些冒犯人的话。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花花公子沃尔特也表示，他经常觉得很难分清妓女和“良家女孩”。他曾尾随一名女子，从庞德街一直跟到皮卡迪利，因为“她穿得很整齐，像个高级女仆，我无法断定她是否是妓女……她停下来看商店的样子不像是别有用心。当她这样做时，我也停下脚步，站在她身边看橱窗”。
一块蓝白相间的衬衫衣料，三角形的
依约赴会只是性工作者做生意的方式之一。妓女们不管档次高低，都会通过公开亮相来接触潜在的客人。这包括在某些游乐剧院和戏院的廊道和楼座中现身，以及上街揽客。在阿盖尔花屋关门后的几年里，西区那些衣着光鲜的妓女和她们声名狼藉的客人们都转战去了莱斯特广场的阿尔罕布拉剧院。一位叫丹尼尔·约瑟夫·柯万的社会观察家描述了1878年某个晚上的情景，当时他穿过一群“抽着烟的年轻小姐”，进入了剧院的廊道。他发现这里“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从彼此身边走过，欣赏舞台上的表演，在吧台边喝酒，粗鲁地蹭来蹭去，并大声笑着”。他惊讶地发现，这些男人看上去“身份不低”，女的则是“一些活泼开朗、模样讨喜的姑娘，教养相当好，她们的衣品远胜过机械师和小店老板老实巴交的妻子或恋人，那些女人多坐在彩色栏杆围起的正经席位里”。不过，阿尔罕布拉对各种档次的妓女都兼容并包，那个晚上，一名警长估计剧院里“至少有1211名伦敦女子”。登上剧院楼座后，柯万注意到气氛发生了变化，“喧闹声和烟雾使这个地方令人难以忍受”，而且“女性的举止没有丝毫的掩饰”。比这更糟的要数最顶层的楼座，那里是“二流子扎堆的地方”，他在见识过后忍不住表示，“当一个女人去阿尔罕布拉的六便士顶层楼座时，她确实已经彻底没救了”。
一块包着大头针和缝衣针的红色法兰绒布
那些通过鸨母寻找像玛丽·简这样的女子陪伴的男人，除了要求性服务之外，还希望能快活地消遣一晚。沃尔特的裁缝老鸨向他介绍了一个在自己店里工作的年轻女子，名叫索菲，两人在店隔壁的房子里正式见了面。老鸨告诉他，他不能在店内与索菲发生性关系，而是要先付给自己5英镑，然后第二天晚上请索菲吃饭。五六年前，像沃尔特这样的男人可能会在阿盖尔花屋与索菲或玛丽·简见面，然后带她们去旅馆，但如今，夜晚往往在摄政街69号的欧洲咖啡馆或干草市场被称为“吉米家”的圣詹姆斯餐厅等场所拉开帷幕。在这里，女子和她们的男伴可能会先在一个烟雾缭绕、装点着镜子和棕榈树的餐厅里碰面，服务员都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两人饱餐了牡蛎、恶魔羊腰和烤牛肉，灌下一杯杯的香槟酒、摩泽尔葡萄酒和德国白葡萄酒，而后乘坐出租马车或是男方的马车，前往地下旅馆或回到女方的住处。这样的幽会并不一定在第二天早上结束，也不是非得在餐厅开始。他们可能会去戏院、游乐剧院、赛马会或其他娱乐场所，直到这位绅士“精”疲力尽，厌倦了女人的陪伴，或者被工作召回。既然享受到了女伴带来的快乐，他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通常包括购买“小饰品”和支付现金。除了裁缝老鸨问沃尔特要了“五英镑预付款”外，索菲还设法从他那里讨到了“三枚一磅金币和一身新裙子”，作为陪伴他一夜的报酬。
六块肥皂
尽管经营中高档业务的老鸨会帮忙介绍男人，但到了19世纪后期，顾客想找女人未必要亲自登门。在某些情况下，幽会是通过信件往来或口头交谈来安排的，其余则是依靠一些意外邂逅。有一回，“沃尔特”得知马里波恩一家伪装成商店的地下妓院，靠的就是在火车上与开店的鸨母眉来眼去了一番。在沃尔特与她攀谈后，她告诉沃尔特自己是个裁缝，店里只雇用最漂亮的女孩。下车前，她递给沃尔特一张卡片，邀请他“打电话过来，试试她家的手套”。沃尔特确信，她通过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与男人接触，招揽到了大量生意。杰弗里斯夫人挑起新客兴趣的方法之一，是坐着她的豪华马车前往卫队俱乐部，向官兵们分发私人请柬，邀请他们来见见她手下的年轻小姐。头部军团中的军官是尤其好的主顾，他们来自有钱有名望的家庭，在军营中既不缺钱也不缺时间。考虑到玛丽·简住得离骑士桥军营很近，这一带又有很多官兵的情妇，她的顾客中可能不乏这类男人，也许就包括她提到的苏格兰卫队第二营的亨利或“约翰托”。“约翰托”没准儿根本不是她的兄弟，而是她以前认识的做军官的相好，当他被派驻到国外时，两人之间保持着通信联系。
一把细齿梳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从骑士桥军营通往布朗普顿路、最西延伸至布朗普顿广场的那些小街小巷，就作为军官情妇、女演员和艺术圈人士的避风港而闻名，这些人躲在百叶窗和深色天鹅绒窗帘后面，小心谨慎地行着恣情纵欲之事。1881年，环绕绿地建造的布朗普顿广场似乎深受一些自称“寄宿屋管理人”的女房东偏爱。这里的15号住着两位“女演员”，房东叫玛丽·杰弗里斯，她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响当当的鸨母之一，其主顾包括众多贵族、政治家、富商和至少一名王室成员。她的住宅和姑娘遍布伦敦的西部和北部，15号仅仅是这位老鸨在布朗普顿和切尔西坐拥的众多房产中的一处。杰弗里斯隔着安全距离经营她的生意，好似一个女傀儡师，安排手下的“女孩”在不同地点约见客人，从而使自己的手尽可能保持干净。虽说接受玛丽·简寄宿的“法国女人”不太可能拥有这样一个帝国，但她做生意的方式多半也相差无几，在她的运作下，“房客们”有机会结识到一些绅士客人。
一把白柄餐刀
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妓女们已经很少在自己的住处附近招揽顾客了。那些在皮卡迪利、干草市场和摄政街站街的人，更倾向于把家安在远离伦敦市中心的地方。较贫穷的女子往往落脚东区，那些为中上流阶层服务的人则选择住在切尔西、皮姆利科、圣约翰伍德以及骑士桥和布朗普顿的某些街道，玛丽·简·凯利就租住在这一带。
一把金属茶匙
玛丽·简的叙述中存在着许多漏洞，而最大的漏洞当属她没能解释清楚自己离开卡迪夫去伦敦西区“娼馆”的途径或原因。在19世纪，对一名单身女性而言，移动或搬迁到另一个城镇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尽管伦敦与卡迪夫有铁路相连，但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伦敦与威尔士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一般来说，年轻的未婚女子只身来到伦敦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人为她们安排了工作，二是她们有住在伦敦的熟人或亲戚。玛丽·简来到首都肯定是出于其中的至少一种原因，否则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她将很难找到门路一步跨进服务中上阶层的卖春行业。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城市里，但凡想要进入任何“上流”社交圈，人脉关系和当地的情报是必不可少的。可能有某个熟人介绍玛丽·简认识了一个为女子引见绅士的“女房东”。也可能她是和某个情人一起从卡迪夫来到伦敦的，又或者她是打算去伦敦投奔某个情人。
一个带白色金属配件的红色皮革烟盒
虽然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确切的先后顺序并不清楚，但玛丽·简似乎告诉过约瑟夫·巴尼特，她是在离开“诊疗所”后，才与她那不规矩的姐妹交好的。由于收容所和庇护所对堕落女子的改造往往不太成功，她所说的这一顺序也不是不可能。遗憾的是，约瑟夫·巴尼特从未详细说明玛丽·简在提到她姐妹时所说的“堕落生活”具体是什么意思。她是某群风流的“浪荡人”中的一员吗？她是妓女还是某个男人的情妇？她是个鸨母吗？是她作为中间人促成了玛丽·简搬到伦敦吗？
一个麻线团
尽管玛丽·简坚持说她在16岁时与一个名叫戴维斯或大卫斯的矿工合法结婚，但人们没有发现任何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她确实与一个男人相好过，那多半是作为情妇或姘头。这或许也呼应了玛丽·简在1883年前后诞下一子的说法，据说当时她在卡迪夫的“一家诊疗所”里待了八九个月。如同玛丽·简讲述的其他内容一样，人们没有找到关于孩子出生及其之后命运的任何痕迹。19世纪81年代，极少有人能在公费出资的综合医院里留院这么久，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段时间她是待在某个私人机构里，也许是一家堕落女子的感化院，又或者是一家收容所。如果中产家庭发现女儿违背伦常与人私通，那么上述两个地方都是合适的求助对象。在当时，卡迪夫至少有两处堕落女子的庇护所：新教慈善堂和善牧天主教修道院。两家都接纳来自下层社会的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据称，中产出身的女孩有时也会参加这里的改造计划，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教育以及家务技能和女红的培训。然而，对于一些中产家庭来说，女性在性上的越轨之举是一种精神障碍，需要交由专业的医生来处理。在这一时期，卡迪夫未设有自己的精神病院，而是将“病人”送至位于卡马森的联合郡立疯人院，卡马森也正是玛丽·简说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
一条缝补过的白色旧围裙
据认识玛丽·简的人说，她“出身很好”，一看就和周围人不一样。一位女房东评价她“文化水平”颇高，还说她是个有才能的画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只有时髦的女子学校才会教授学生画画。一个来自穷苦的农村大家庭的女孩，不可能有机会学习画画，也买不起画材、得不到鼓励。更有意思的是，凡是认识玛丽·简的人，没有一个提到过她有口音，有人打听她出身哪里，得到的答案也只是她来自威尔士或爱尔兰。如果她有威尔士或爱尔兰口音的话，那么这种口音估计轻微到很难听出来，也许她专门上课纠正过发音吧。“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她，你一定想不到她其实是个底层姑娘，”一位在白教堂时和她相识的传教士说，“她总是打扮得整洁得体，看起来又漂亮又大方。”凯莉告诉约瑟夫·巴尼特她的父亲是一名“厂头儿”，在钢铁厂里有一定地位，说不定这是真的。巴尼特可能误以为玛丽·简的父亲是工头，而实际上她的父亲没准是工厂老板，或者担任着管理层的职务。那么她的好出身自然也就说得通了。
几粒纽扣和一枚顶针
在19世纪，为自己创造一个新身份是相对简单的。只消搬到另一个城镇甚至另一个区，再换个名字就行了。许多人编一段经历，改换装扮和举止，便能摇身一变攀上高枝或混入下流。然而，良好的教育及其在人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就远不是那么容易伪造或隐藏的了。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不仅体现在其读写能力上，还体现在其言谈、风度、爱好上，此外也经常通过其艺术或音乐素养显露出来。当穷人只能承担最敷衍的教育时，上升中的中产阶级为了彰显社会地位而在子女教育上投资，使后代在举手投足间都能受人尊敬。
一个装有两张当票的芥末锡罐
有关玛丽·简所说的自己来伦敦之前的生活情况，没有一件事是能得到证实的。1888年，警方在利默里克和威尔士两地进行了调查，但都一无所获。那名在苏格兰卫队的兄弟也查无此人。当她被谋杀的消息传遍英国乃至全球时，没有一个过去的朋友或亲属在听到玛丽·简·凯利这个名字或她自述里的只言片语后，站出来表示自己觉得耳熟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种种探寻她过往经历的尝试同样徒劳无果，在威尔士或爱尔兰的人口普查或教区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凯利、戴维斯或玛丽·简的身影。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玛丽·简·凯利关于自己生活的说法乃至她的名字都是捏造的。
一副眼镜的一部分
以上是她告诉旧情人约瑟夫·巴尼特的说法，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堆前后割裂的片断。对其他认识的人，她讲述的版本则略有不同。她告诉其中一个人“她是威尔士人，父母亲抛弃了她，现在仍然住在卡迪夫”。她说她是从卡迪夫直接来到伦敦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是威尔士人，她的父母或亲戚住在卡迪夫。”另一个人说。有趣的是，这名知情者还说玛丽·简出身卡迪夫，家境“优渥”，早在1882年或1883年就来到了伦敦。她被形容成“一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和品位不俗的艺术家”。另外两人，她的房东和一名伦敦城传教士称，玛丽·简对他们说自己是爱尔兰人，还说母亲会从爱尔兰老家给她寄信。使得真相更为扑朔迷离的是，一位邻居说玛丽·简经常和她谈起家人和朋友，还说“她在伦敦有个做女演员的亲戚”。与此同时，她还告诉其他人自己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出生时间算起来应该是在1883年前后。
一只红色露指手套
根据玛丽·简讲述的其中一个版本，她于1863年前后出生在利默里克。父亲约翰·凯利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带着全家跨越爱尔兰海来到威尔士，并在卡那封郡或卡马森定居了一段时间，在当地的一家钢铁厂做工头。她称家里连自己在内共有九个孩子：六个弟弟年纪较小，1888年的时候仍然住在家里，此外有一个叫亨利的哥哥在苏格兰卫队第二营服役，奇怪的是大家一般叫他约翰或“约翰托”。玛丽·简还有一个姐妹，她说这个姐妹“非常喜欢她”，平时跟着姨妈“从一个集市赶往另一个集市”，过着体面的生活。玛丽·简自称在16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大卫斯或戴维斯的煤矿工人，此人一两年后在一次爆炸事故中去世。丈夫死后，她去了卡迪夫，那里有她的亲人。在卡迪夫期间，她“在诊疗所里待了八九个月”，然后和一个“过着堕落生活”的亲戚家的姐妹成了好朋友。虽然没有直接承认，但她暗示正是这段关系将她引向了卖淫之路。大约在1884年或是稍早的某个时候，她来到了伦敦，“住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娼馆里”。
致谢
在1883年到1884年间，正是在上述这样的场景里出现了一个自称玛丽·简·凯利的女人。她所讲述的有关自己的故事可谓真真假假，虚实难辨。她要么是借用熟人的身份添油加醋了一番，要么索性就凭空胡诌一通，这种做法在她这行中相当普遍。
撰写这本书使我经历了一次在智力上和情感上都不可思议的旅程，我要感谢那些在不同阶段帮助过我的许许多多的人。从一开始，克莱尔·麦卡德尔和朱莉娅·莱特就是我的两名重要参谋，她们不仅提供给我很多知识，还帮助我巩固了想法。丹尼尔·奥尔森和斯蒂芬·兰卓夫也是如此，他们各自对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协助我获取和理解了大部分在瑞典的材料。哥德堡的海伦娜·伯林、阿恩·雅各布森和奥拉夫·雅各布森同样值得我感谢。
富有的绅士，尤其是住在圣约翰伍德、布朗普顿或皮姆利科的高级妓女青睐的那些客人，可能会有幸收到私人舞会的邀约。在牛津街和马里波恩之间的某处，主办者为大约81名客人（41名男性和41名女性）租下一个宴会厅。每位男宾会支付一位女宾的入场费，里面包括了场地的租金、乐队和晚餐的费用。粗粗一看的话，这些头戴礼帽、身着晚装、齐聚一堂的绅士似乎并无任何不妥之处，而那些穿礼服、戴珠宝的年轻美女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正如那位只以“沃尔特”之名传世的花花公子在回忆录中所记录的那样，他参加的这个场合没有任何东西显得“不雅”或异常，除了一点，“不需要介绍，男人就任意邀请女人跳舞……而女人也毫不犹豫地邀请男人跳舞……”。然而，晚餐过后，气氛就为之一变：“舞蹈变成了嬉闹，情欲开始滋生……挑逗的对话此刻成了夜晚的主旋律，粗言秽语随处可闻，男人在跳华尔兹时亲吻女人的肩膀，有一两对男女在跳波尔卡舞时，轻轻撞击着彼此的腹部，暗示着想要来上一发。”最终夜晚落下帷幕；人们成双结对地坐着马车离开，只不过是换成在绿树成荫的郊区凤楼里继续私下的狂欢。
能够与尼尔·谢尔登和詹妮·谢尔登会面并交流思想和研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他们在多年前率先钻进故纸堆中，开始拼凑这五位女性生平的基本信息。任何对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有兴趣的人都会感谢他们的努力。我很感谢梅拉尼·克莱格促成这一相识，也感谢亚当·伍德和弗罗格·穆迪，他们帮助我与开膛手学界的人取得了联系。
19世纪81年代初，在伦敦西区寻欢作乐的绅士可能会发现，乐子比前些年难找多了。曾经夜夜笙歌的伦敦干草市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沉寂了。阿盖尔花屋业已衰败，过去有钱的“大人物”曾在这里豪饮香槟，与穿着丝绸衣服的妓女跳舞到深夜，如今花屋那镀金镶绯的大门紧紧锁着。皮卡迪利街上“夜猫店”的灯光熄灭了，以前“浪荡人”和他们“弱不禁风的同伴”会在普通店家打烊后去那里抽根雪茄、吃点宵夜。酒足饭饱后，他们兴许会找个地方开房，而那些提供住宿的地方也已不复存在。甚至连挂着锦缎和镜子的妓院也纷纷关门大吉。最终，色情业被迫转入地下。
我的研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必须阅读大量的材料。露西·桑托斯、菲比·卡曾斯和温迪·图尔提供的协助对该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萨拉·默登和乔安妮·梅杰也作出了极有洞察力的贡献。我欠汉娜·格雷格和约克大学一个人情，因为他们给我送来了勤奋而熟练的史学工作者萨拉·墨菲来做我的实习生。我还要感谢安东尼·里斯、琳赛·菲茨哈里斯、安东尼·马丁和德鲁·格雷提供的专业知识，以及皮博迪的克里斯蒂娜·瓦格、伦敦大都会档案馆的马克和温迪、圣母玛利亚社区的伊丽莎白·简修女特别付出的大量时间。我也不能忘记感谢伦敦图书馆提供了如此可靠的资料和完美的工作环境。
17 玛丽·珍妮特
最后，还有那些从本书的创作之初就为我打气的人，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提：我的经纪人萨拉·巴拉德和她的助手伊莱·克伦，以及联合代理公司的亚丝明·麦克唐纳和度诺与卡尔森＆勒纳公司的埃莉诺·杰克逊，他们是一个梦幻般的团队。同样，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编辑团队的好眼光和不懈的热情，这本书也不会诞生。我在全斯伍德出版社的编辑简·劳森是一个绝对的明星人物（一如既往），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的妮科尔·安杰洛罗同样如此。索菲·克里斯托弗、艾玛·伯顿、凯特·萨玛诺、丽琴达·托德以及全斯伍德出版社和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的许多其他人都为此书的面世提供了帮助，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1863年前后—1888年11月9日
作家的大部分时间都沉迷于自己的脑内世界，如果没有那些将之强行拉回现实的人，作家将一无是处。我的丈夫忍受着我暂时转变为一个醉心于研究的开膛手学者，我经常对着家人和朋友大谈我的最新研究，相信他们也已不胜其烦。对于你们，我最爱和最珍惜的人，我不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献上最诚挚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