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波莉去领取生活费时，塔文纳先生告知她威廉没来交钱。最终，在兰贝斯联会的命令下，威廉被传唤到裁判法院解释他的行为。他早已备好了答案。他呈上精心收集的证据，证明妻子“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通奸”。据爱德华·沃克说，女儿否认了自己在与另一个男人同居，但法官似乎对这些材料深信不疑。经裁决，威廉可免除经济责任，于是，在1882年7月28日，他和情人收拾好东西，牵起孩子们的手，告别了他们在斯坦福街皮博迪公寓的生活。在他离开之际，楼管在账簿上及时记上了一笔，说威廉·尼科尔斯是一个“好房客”，但“欠租离开”。后来“好房客”这几个字被划掉了。
由“机密调查所”和“私家调查员”发布的广告经常出现在伦敦的报纸上。这些商户承诺“谨慎地调查需要保密的家庭事务”，根据任务的复杂程度收取费用。如同“监视可疑人员”的服务一样，他们的业务名单里也总少不了为离婚案件获取证据这一项。威廉·尼科尔斯雇用了一个这样的“探子”，以求证实他的怀疑并摆脱他那沉重的经济义务。他的代理人显然花了很长时间在街上跟踪波莉、调查她的行踪，来确定她与另一个男人在通奸状态下同居。在拿到想要的证据后，威廉立即停掉了波莉每周的抚养费，并开始计划与罗塞塔一同搬离D栋。
在众多可能性中，波莉的抗辩说出了真相，即在本案提交给地方法官时，她并没有“处于通奸之中”。假使她仍然和乔治·克劳肖在一起，又或是有别的相好罩着她，她就不至于因为没了津贴而变得一贫如洗。1882年4月24日，波莉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兰贝斯联合济贫院——这次是无限期居留。除了1月份在诊疗所住的一小段时间外，她在济贫院里待了整整11个月，并于1883年3月24日离院。她似乎曾设法在社会上立足，可结果又回到了这里，从5月21日待到6月2日。
可能这些年来，威廉已经留意到波莉和另一个男人有瓜葛。188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玛丽·安·尼科尔斯与乔治·克劳肖在北伦敦霍洛威惠灵顿路61号同居一室。克劳肖被登记为清扫工，而玛丽·安·尼科尔斯的职业是“洗衣工作”。两人都被备注为已婚，虽然对象并不是彼此。尽管波莉住在河对岸，但她每周都会回兰贝斯领取她的5先令，熟人也常常能见到她。流言蜚语多半传到了威廉的耳朵里，如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决心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项任务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很容易完成。
与监狱不同，在济贫院里，被收容者可以随时选择脱离联会的照顾。然而，如果没有工作机会或可支配的钱，就无从摆脱贫困的循环。那些出院的人，离开时只带着肚里最后一顿饭和几块面包。从理论上讲，这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扛到他们找到工作，赚到足够的钱吃住。而现实中，被收容者经常一离开济贫院就混迹街头：乞讨、卖淫或偷窃，只为弄到吃饭的钱和一晚的住宿费用。还有许多人最终不得不露宿街头。
威廉很可能是先有了终止妻子抚养费的明确念头，再开始熟读法律，了解具体步骤的。经过查询他得知，只要证明波莉与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就有可能削减她的抚养费。《婚姻诉讼法》规定，“对于被证明犯有通奸行为的妻子，丈夫……可拒绝支付抚养费，除非该通奸行为得到宽恕”。地方法官和官员们认识到，有些有家室的人在与配偶分居后，会希望和另外的伴侣同居，就像威廉与罗塞塔那样（尽管这是不道德的）；然而，分居中的妻子一方想要这么做，必须要经过丈夫的同意。
这一次，很幸运的是，当波莉离开济贫院时，她的父亲和哥哥为她打开了家门。位于吉尔福德街122号的房子离皮博迪公寓不远，对于哥哥、嫂嫂、五个年幼的孩子和老父亲来说，已经拥挤不堪。无论过去有什么障碍阻止波莉与家人一起生活，现在都不是问题了。爱德华·沃克后来动情地称，只要头顶有片瓦遮身，他就不会把女儿拒之门外，但事实证明，与长大成人的孩子一起生活并不总是容易的。
随着波莉不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威廉和罗塞塔也开始懒得继续假装两人关系清白，到了1882年初，他们找到了机会来改变这一处境。在这年冬末春初的某个时候，罗塞塔得知她的法定丈夫托马斯·沃尔斯已经在2月8日移民到了澳大利亚。这对恋人曾经担心沃尔斯可能会突然重新现身并主张他的婚姻权利，现在这种可能性已不再是一种威胁，他们可以一起安家了。他们会仔细权衡自己的选择并计算开支。作为一对未成婚的伴侣，他们知道皮博迪大楼是待不下去了，而另觅合适的住所会增加威廉的经济压力。那付给波莉的5先令很可能将决定他能否负担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说波莉在婚姻最后的阵痛中学会了借酒消愁，那么她对酒精的渴求在分居后只会变得更加强烈。由于济贫院里基本上禁止饮酒，住在那里可能防止了她的酒瘾扎根；然而，在离院后，波莉就百无禁忌了。尽管爱德华·沃克从未透露过女儿在与他同住时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但他确实暗示她在当地酒吧里度过了大量时间。随着哥哥的家庭不断壮大，波莉或许会想要摆脱她在家中日益尴尬的位置。她内心的羞耻感也不能低估；她已经失去了家庭、丈夫和尊严。更令人痛苦的是，她失去了她的孩子，眼前的侄女和侄子肯定会不断提醒她作为一名母亲的无能。喝酒为她的心灵提供了出口。
像波莉这样年龄的女人与丈夫、家人分开生活，所引来的“惶乱”会使人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她是个不正常的人，是个失败的女人。而且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女人的品性遭到贬损时，伤风败俗等指责也随之而来。无论她是否能靠洗衣工作或打杂养活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并乐在其中这种想法，无疑是大众的眼中钉肉中刺，不管她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没有男人，女人就不受信赖，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其他男人的算计和暴力，生活也没有奔头。没有女人，男人就没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满足他的性需求。因此，无法想象波莉竟会不打算尽快找到新的另一半，就像她的丈夫做的那样。然而，很多事情威廉·尼科尔斯做起来合法合规，对他的妻子来说却并非如此。
争吵开始了。波莉的酒瘾就算发作不多，对小房子里的温馨家庭环境也依然是一种破坏。尽管沃克坚持认为他的女儿“没有在外面待得特别晚”，“不算爱玩”，他也没“听说有任何不正当行为”发生在那群“和她经常来往”的“年轻男女”间，但波莉在家的所作所为终于让这个家再也容不下她了。据称在1884年为此吵了一架后，波莉干脆决定搬出去住。她的父亲说：“她觉得这样对她比较好，我就没有留她。”
夫妇万事需如此，莫可逾矩引人惶。
虽然沃克表示女儿酗酒给他们的父女关系造成了裂痕，但另有一些他没细讲的情况，似乎在随后几年里让裂痕进一步加深了。
男子言出如将令，女子俯首好温良；
波莉之所以离开父亲的庇护，很可能是为了和她认识的一个男人住到一起。1884年3月，住在约克街附近的铁匠托马斯·斯图尔特·德鲁失去了妻子。德鲁现在快40岁了，孤家寡人，有三个女儿需要照顾，处境与爱德华·沃克丧偶时如出一辙。他的女儿们需要一个母亲，也许正是波莉小时候有过类似经历，才让她被这个鳏夫和他的家庭吸引。不管波莉的父亲怎么想，德鲁似乎为波莉提供了一个安稳的家，并让她有机会再次感受到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被人需要着。尽管波莉和父亲不再往来，但当爱德华·沃克在1886年6月见到她时，沃克注意到她的衣着和举止都显得很体面。
男子聪慧重头脑，女子独怀软心肠；
考虑到他们相遇的场合，这也是应该的。那个月早些时候，大约午夜时分，波莉的哥哥和他老婆坐在厨房里聊天。就在沃克太太离开房间去睡觉时，她听到身后突然传来爆炸声。当她跑回厨房，她看到丈夫的头发正在熊熊燃烧；他本来打算熄掉的煤油灯已经爆成一个火球。夫妇俩的尖叫声惊动了其他房客，他们试图扑灭火焰，但当时爱德华的右脸和胸部已经被三度烧伤。大伙急忙叫了辆出租车把他送到附近的盖伊医院，此时他陷入了昏迷。到傍晚来临时，他已经死去了。
男子利剑战沙场，女子巧针绣衣裳；
对波莉来说，仅有的手足去世所带来的冲击，是那一年降临到她身上的一系列不幸中的头一个。她与托马斯·德鲁的稳定关系很快就开始动摇了，这多半不是偶然。如果说波莉在新家的生活中一度控制住了自己的酒瘾，那么爱德华的意外去世可能让她再次抓起了酒瓶。到了11月，她和德鲁已经分开，没到年底，德鲁又娶了一个新娘，一个他可以明媒正娶的女人。同她在一起，德鲁不用再担心名不正言不顺。
男子田间耕作忙，女子洗手作羹汤；
在19世纪，分居在大多数人眼里意味着做一个“活死人”，因为法律尽管认可已婚夫妇分开居住，却不允许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举动。之后所有的男女关系都会被认为是通奸，而结合生下的小孩都会被认为是私生子。由于离婚和再婚在工人阶级间是不可能的，邻里和家人往往倾向于对希望同居的中年夫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正如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布斯所说，哪怕是这种程度的容忍，也是有其限度的。“我不知道这种性道德观在多大程度上为更上层所接受，”他写道，“但我相信它构成了工人阶级里上层和下层之间最清晰的分界线之一。”对于像托马斯·德鲁和爱德华·沃克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是骄傲的技术工人，收入也不少，终归接受不了偷偷摸摸的关系。
无论波莉做出哪种选择，她都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容身之处，大众对离开家庭或丈夫的女人投去的目光除了不解，就是深深的怀疑。两性有各自明确的角色，波莉和其他女性一样，被灌输了这样的信念：女人需要一个男人来引导她、管理她，并赋予她生命的一切意义。正如丁尼生在他的《公主》一诗中所阐述的那样：
不幸的是，在1886年秋天，无论是和丈夫生活还是同事实上的伴侣生活，对波莉来说都不再可能。没有了威廉曾经支付给她的生活费，没有了家，也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养活自己，她无处可退，只能再次投入兰贝斯联合济贫院的冰冷怀抱。
对于一个从未独自生活过、一直被男性保护者包围的女人来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无论从实际还是从情感上都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冲击。在城里的破落地区租一个房间每周要花费4先令，算下来波莉将几乎没钱过活，除非她愿意冒险去住肮脏的寄宿屋，那里每天花4便士就可以得到一张床。她必须找到工作。虽说工作是有的，但她能找到的那些大抵收入少得可怜，代价却是每周七八十个小时折磨人、无休止的重复劳动，首都许多大型洗衣店提供的工作正是如此。这些店里，“在洗衣盆前工作”的妇女大概会得到“每天2到3先令”，而在酷热下累死累活熨烫衬衫和衣领的工人，每周一般能挣8到15先令。较之这些，波莉可能会选择去做“裁缝活儿”，缝制一些便宜衣物：长裤、大衣、裙子和马甲，一天能挣6先令。报酬是按件计算的，她可以从大清早一刻不停地干到深更半夜。妇女可以从事各种类型的居家装配工作，从粘纸盒到做人造花，这些活计都需要动作麻利、双手灵巧。工厂工作不见得比其他选择好，且偏爱年纪轻的女员工，而清扫工作或“打杂”同样报酬微薄，不受尊重，叫人抬不起头。
4 “无家可归的人”
理想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期——或至少希望——一个从丈夫那里得到赡养费的离家妇女会被她的亲人收留。不幸的是，不管是出于个人选择，还是由于家庭分歧，波莉没有去和她的父亲和哥哥一起生活，而是走上了自力谋生的道路。
到1887年10月，秋天已经开始向那些在特拉法加广场过夜的人洒下寒意。一些人蜷缩在长椅上，其他人则睡在石板路上，半个身子盖着昨天的报纸，徒劳地试图保暖。疲惫的老头老太戴着破烂不堪的软帽，倚靠着国家美术馆下边的墙。赤脚的孩子们在角落里把自己蜷成球，像小狗一样睡去。一天夜里，《蓓尔美尔报》的编辑W.T.斯特德穿过广场上露宿的人群，摇摇头，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400个人，有男有女，混杂着睡在一起，我在全世界最好的酒店的阴影下清点他们的人数。”有个女人瘫坐在一只石狮子的底座上，又或是头靠长椅躺着，那就是波莉·尼科尔斯，寒风中的她无人知晓。
坐着私人马车在城里转悠的塔文纳先生，以我行我素的办事风格而闻名。要么威廉·尼科尔斯被传唤到了济贫院，要么救济官自顾自地去拜访了他。不管面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是在同事或邻居面前，还是在济贫院大门内，威廉都会倍感屈辱。面对询问，波莉的丈夫肯定会按照他一直以来声称的那样断言：他的婚姻破裂是由于妻子酗酒；然而，托马斯·塔文纳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假使威廉的说法完全属实，那么塔文纳就不会最终决定让波莉获得院外救济。正如《济贫会委员手册》所建议的那样，“一旦发现被遗弃的妻子酗酒……仅提供济贫院收容，而不应给予院外救济”。相反，塔文纳先生代表济贫委员会决定，应给予波莉·尼科尔斯每周5先令的生活费。她的丈夫将支付这笔钱，由波莉每周亲自到济贫院向托马斯·塔文纳领取。
天亮后，失业者和“社会主义伙伴”源源不断地加入露宿者的行列。在那个秋天，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纳尔逊柱的底下。他们举着红旗和横幅，唱着歌，高喊着关于劳动者权利的口号。演讲者登上临时搭建的讲台，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引起阵阵欢呼、嘲笑或嘘声。恶劣的天气，甚至那像帷幔一样笼罩着现场的刺眼的硫黄雾，都未能阻挡观众的热情。前来的男男女女中，有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也有戴小礼帽或平顶扁帽的“体面人”，他们或是耸肩插袋，或是抱着孩子，全神贯注地站着听讲。在10月的最后几周里，和波莉一同聚集在广场上的，有作家、纺织设计师兼社会主义者的威廉·莫里斯，以及他在社会主义同盟的几个伙伴，包括约翰·亨特·沃茨和托马斯·沃德尔。他们是来观察和辩论的，沃茨还站在柱子下面，朝着民众发表他的高见。
作为收容流程的一部分，波莉将被要求接受一名救济官的口头“审查”，该官员决定申请人是否值得接受院内或院外救济。这很可能是一场令人胆战、吹毛求疵的审问。波莉将穿戴着暗淡的制服和灰色的棉帽站在这个人面前，被要求说明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场审判和羞辱。首先，救济官会询问她的全名、年龄、之前住在哪里、婚姻状况如何、有几个孩子。然后，他会要求她详细说明是谁在养她、对方是什么职业、工资多少。他会问她是否接受过院外救济，是否曾经进入过济贫院。他会问她是否有存款，是否曾被判刑。他会问她她的孩子是否合法出生。最后，他会问她“是否有任何在法律上有义务抚养她……的亲属，以及这些亲属是否有能力抚养她”。在这里，救济官会深入查问她和丈夫分开的具体原因。处理波莉案件的救济官是一个叫托马斯·塔文纳的人，他潦草地记下了这些细节，打算之后找威廉·尼科尔斯面谈。
演讲和示威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吸引了同样多的善心人士。一些人来到这里施以援手，向那些把特拉法加广场当作客厅的“无家可归的人”分发面包和咖啡。另一些人则分发《圣经》或寄宿屋准入券，这些寄宿屋早已人满为患。好心人因为关心贫民和底层人的苦难而聚集在此，也使乞丐们收获颇丰。警察队伍的人数明显比不上群众，他们保持着令人不安的距离，来回巡逻、竖起耳朵、监视现场并等待暴力事件的爆发。暴力事件确实经常发生。从10月底开始，每日的示威和游行变得越发激进起来。一些演讲者在特拉法加广场散布的威胁使警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有人发誓要点燃整个城市，要攻占伦敦市长官邸，砸碎摄政街的窗户。抗议者队伍在出发游行时，似乎决心要给跟在身后监管他们的警察一点颜色看看。10月19日，一群人冲进河岸街，想要往伦敦城游行，引发了小规模冲突。警察将他们推回查令十字车站附近的小院里。栏杆倒了；示威者受伤、发生踩踏。人们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也难逃拳打脚踢。第二天，人们游行到庞德街。惊恐的店主们看到“暴民王”逼近急忙关上窗户。25日，游行队伍一路行进到贝尔格莱维亚，对着上流社会的窗户吼唱着革命歌曲。
只有在离开威廉之后，波莉才会知道启动非正式分居需要做些什么。那时，她才会冒险进入济贫院，心里的目标是尽可能早地出来。
为了清除广场上的“闹事者”，警方想了很多办法，尤其是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后。警察总监利用《流浪法》，对“全市所有在寒冷天气中被发现在夜间游荡或露宿的流氓游民和流浪者……采取逮捕措施”。24日晚清除行动开始时，布洛克督察正在值班。特拉法加广场一直是他的巡逻区域，许多在那儿睡觉的人他都脸熟。10点左右，一名义工出现了，向广场上的“170名无家可归者”分发面包、咖啡和寄宿屋准入券。由于这天晚上看起来特别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去了券上所列的寄宿屋，“但有几个人回来说地方都满了”。布洛克提出要护送他们去圣吉尔斯济贫院的临时收容所，“但他们很多人说绝对不去”。然后，这位官员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留下来，他将逮捕他们，于是他同两名警员将其中30人送到了麦克林街的济贫院。途中，有11人从考文特花园的小路溜走了。当这些逃走的人再度现身时，布洛克一点也不惊讶，“他们坐在广场上抽着烟，七歪八倒的，还争抢平台上路人扔下的钱”。他逮捕了其中十人，“六个女人，两个女孩和两个男青年”，其中就包括波莉·尼科尔斯。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希望结束婚姻的工人阶级妇女别无选择，只能在济贫院的协助下，通过声称被配偶遗弃来实现一种非正式的分居。根据《济贫法》，男人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老婆或孩子交给济贫院，指望纳税人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如妇女有义务与家人在一起一样，法律认为抚养妻子是丈夫的责任；夫妻双方是否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不重要。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拒绝支付其妻子的生活费，济贫委员将设法讨回这笔钱。他们会命令他付钱，如果欠款的丈夫拒不履行义务，他们将把他拖到地方法官面前，让他颜面尽失。这条法规的实施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唯一救星。然而，济贫院对拆散家庭这种事持谨慎态度，济贫委员被教导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出现在他们门口声称“遭到遗弃”的妇女。1876年的《济贫会委员手册》称，“持续的争吵”是“这些遗弃案中最常见的”，“其根本原因几乎无一例外是双方酗酒”。给济贫委员的建议是，在对这样的妇女施以同情之前，需对其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
波莉当晚可能喝了几杯，不肯进牢房去。她在警局里骂人、打架，“非常不守规矩”。第二天早上，她被要求在地方法官布里奇斯先生面前说明自己的情况。当囚犯被带入法庭时，《晚旗报》的记者评论道，他们“看起来很可怜，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根据警方的陈述，“尼科尔斯”是“广场上最糟糕的女人”。警方描述了她和其他一群女人是如何在国家美术馆的阶梯下乞讨的，阶梯将美术馆和特拉法加广场分隔开来。她们等待“有身份的人”出现，这时她们会“脱下披肩、抖抖索索，装作自己很冷，以博取同情”。这一花招似乎颇为奏效，至少足够波莉喝上一杯，并在寄宿屋住一晚，只要她愿意。乞讨能保证她不用再回济贫院，正如她向法官解释的那样，她不愿去临时收容所，“因为收容所早上不开门放人，进了那里就没法上工”。这个借口漏洞很多，法官大概也心知肚明。由于波莉·尼科尔斯从那年5月开始就一直在流浪，她不太可能有任何固定的工作。
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就算波莉有办法对威廉提起诉讼，哪怕她成功地收集到他与罗塞塔有染的证据，她仍然没有理由离婚。不过，到了1878年，根据《婚姻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威廉对她有暴力虐待行为，并在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这些罪行，法院会支持她的权利，确保她与男方合法分开。幸运又不幸的是，波莉也不符合这条规定。
1886年11月15日，波莉怀着沉重而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兰贝斯济贫院。与托马斯·德鲁在一起时享有的安全感如今不复存在，她发现自己眼下的处境似曾相识，当年和威廉·尼科尔斯分开后她就已经体验过一次。然而不同的是，她的未来比那时还要没有把握，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从分居丈夫那里获得抚养费的权利。在入院登记簿上，她的名字旁边写着“无家可归，职业：无”。经历了兄长去世以及和父亲的疏远，她的孤独感和羞耻感一定十分强烈。
终其一生，波莉恐惧并憎恨着济贫院。沃克家和尼科尔斯家的人都很勤劳，他们知道自己靠双手过上了体面的日子，并为此自豪。在皮博迪公寓的生活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甚至更可能对那些走进联福路或王子路大院的人嗤之以鼻，谁叫他们好吃懒做、道德败坏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高昂法庭费用的人才能选择离婚，而希望与丈夫“正式”分开的工人阶级妻子首先要证明她的绝望和贫困。要证明这点，唯一的方法是进济贫院。对许多妻子来说，这段苦难被描述为“她们一生中最屈辱的经历”，并作为“永久的污点”伴随着她们。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
幸运的是对波莉来说，这次她在济贫院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大多数济贫院推行的计划，旨在培养女孩和年轻女性去从事家政工作。这不仅为那些本来可能会误入歧途的女孩提供了学习手艺和获得收入的机会，还有助于减轻济贫院的开支负担。对当地纳税人来说，被收容者越少，他们的花费就越低。兰贝斯济贫院似乎已将此举进一步推广，把年纪更大的妇女也安排去做帮佣。其理由也是类似的，那些本会困在济贫院的贫困循环中的妇女，将因此得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由于大多数中年妇女在做饭、打扫、缝缝补补和照顾孩子方面有数十年的经验，她们做起帮佣来很容易上手。她们知道如何清洁炉栅、擦洗地板、护理生病的婴儿并准备三餐。有很多雇主看中济贫院提供的这些免费或低薪的劳动力，愿意对她们的不良背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入选这样的计划，波莉必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良好的性格，通过她的勤恳、服从和温顺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机会。由于济贫院里没有酒，她多半不难过关。12月16日，如登记册上所写的那样，波莉正式“获准离院做工”，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墙外的大众对济贫院的内部状况都一清二楚。这也正是管理它的济贫法委员会所希望的。这样一来，自尊心强的工人阶级家庭就会自豪于自己有足够的能耐，让自己不必接受“院内救济”，并看不起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在劳工群体内，待过济贫院在众人眼里是一件如此丢脸的事，以至于许多人宁愿乞讨、露宿或卖淫，也不愿让自己受当地教区联合会的摆布。那些因不幸而沦落至济贫院的人是邻居们的眼中钉，许多家庭在从济贫院里出来后仍然持续地遭到羞辱。
遗憾的是，这份工作没能持续很久。主人和佣人合不来是常有的事，第二年春天，波莉丢了工作，虽然原因不明，但应该不是她犯了过错。无论情况如何，1887年5月，波莉似乎无法忍受一直在济贫院待下去，于是决定冒险去流浪。流浪者或游民靠打零工和乞讨过活，根据个人情况，有时还会犯罪或卖春。不幸的是，《流浪法》并没有试图区分这些“职业”身份，任何流浪街头的人都被等同视之，并被简单地归为麻烦人物。然而，流浪者的生活和谋生手段因人而异，往往由年龄、性别、健康与否或其他情况决定。流浪者不挑工作，他们在街上兜售各种东西，干体力活儿，比如在市场和码头装卸货物，或偶尔为工人家庭带带小孩、打扫卫生。男男女女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不断寻找工作、食物和住所，这使得他们从城市的一头“流浪”到另一头，从寄宿屋到济贫院到酒馆，循环往复。尽管有些流浪者认为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想睡哪里就睡哪里，但绝大部分人还是迫不得已才过上了这种生活，因为他们没有钱，又受不了济贫院的压抑。不过，有需要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排斥使用济贫院的临时收容所。
在济贫院里，有手有脚的人是不可能不劳而获的。男女都被分配了适合其性别的工作。男性通常分到的工作有：砸石头（然后将石料卖掉用于修路）、抽水、磨玉米、砍柴或捡麻絮。最后一种工作也常常由女性承担，即用尖钉和手扯开旧船绳，拣出来的纤维与焦油混合后，可以用来给船只填缝使其不漏水。其他被认为适合女性的任务包括打扫卫生、洗衣服和准备食物。济贫院里的人每天过着食不果腹、频繁生病、在宿舍的板床上辗转难眠的日子。来自工作人员和其他被收容者的拳脚相加与野蛮欺压是很常见的。卫生条件差、用水受限、接触害虫和被污染的食物，让被收容者经常遭受腹泻和传染病之苦，这两者都是众所周知最容易大肆传播的。
临时收容所的想法是在1837年提出的，老百姓常常叫它“尖刺”，当时政府要求济贫会当局为所有穷困潦倒且急需住宿的人提供临时过夜的住所。与济贫院一样，临时收容所也不是为舒适而设计的，位置通常设在济贫院的一侧厢房。其目的始终是劝阻流浪，同时提供最敷衍的援助。流浪者会得到令人作呕的稀粥和面包，并可以在所属性别的宿舍里过夜，代价是第二天要干几小时的活儿。到19世纪末，任何进入临时收容所的人都要在肮脏的床上度过两晚，中间要劳动一整天，捡麻絮、打扫卫生或砸石头。如果所长认为被收容者不够卖力，抵不了食宿，他们就会被关禁闭。众所周知，临时收容所和济贫院都是恃强凌弱者的庇护所。
济贫院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羞辱那些被迫求助于它的人。不管他们的情况如何，老弱病残、被遗弃者和体格健全的人都受到同样的蔑视。倘若一家之主失去了收入，他和他养活的所有家人都会被赶到济贫院里。进入济贫院后，一家人按照性别被安排住进分隔开的两侧院楼。年幼的孩子被允许留在母亲身边，但七岁以上的孩子就要被安置在济贫院的学校里，和父母分开。所有新来的收容者都要被剥光衣服，交出所有个人物品。然后，他们被要求进入一个公共浴池擦洗自己，当天进来的所有人用的都是这个浴池。在这之后，就像囚犯一样，被收容者换上实用的统一服装，这衣服也不知多少人穿过。他们的伙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包括被称为“稀粥”的加水粥，以及少量的劣质面包、奶酪、土豆，偶尔有肉。虽然在几年后，济贫院的伙食有了小规模的改进，但在1890年，关于稀粥中老鼠屎的投诉仍然不少。
“尖刺”的悲惨程度丝毫不亚于济贫院，只是人们在那里待的时间比较短，勉强可以忍受。尽管如此，住宿还是一床难求。每到下午，临时收容所门外就开始排起长队。入住通常在5点到6点之间开始办理，而且不能保证人人有床位，尤其是在冬天。与进济贫院一样，临时收容所的入住者在获得床位后，所里会分给他们稀粥，然后要求他们脱掉肮脏的街头衣服。等待这些衣服的不是清洗，而是在高温下“炖煮”，好杀干净虱子或跳蚤。作为替代，被收容者在公共浴池的黑水里洗过澡后，会领到睡衣并换上。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写他的揭露性作品《深渊居民》时，亲自在“尖刺”过了一夜，他震惊地发现，22名被收容者在同一缸水里沐浴，接着使用“从其他男人身上沾湿的毛巾”。杰克·伦敦注意到，其中一个人的背上“血迹斑斑”，那是“害虫叮咬”的下场。
如果不对济贫院这座朴素的红砖建筑所投下的不祥之兆和无处不在的阴影大书一笔，就很难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生活进行准确描述。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试图结束对地方教区提供慈善救济，因为在政府眼中这一制度有被滥用的情况。穷人被看成又懒又坏的被救济者，他们不肯做正当工作，在“靠施舍生活”的同时生养私生子和一大家子人。作为替代，政府希望通过减少所谓的“院外救济”，即付给有居所的贫困家庭的慈善金，来迫使穷人过上勤劳善良的生活。与其让他们有机会拿着教区的钱去喝酒，或是沉溺于伤风败俗的淫乐之中从而导致更多的私生子，不如在济贫院内实施一种高度管制的“院内救济”新制度。这种济贫院制度的目的不光是通过强迫穷人赚取微薄的生活费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也是为了吓唬他们，让他们在院墙外过上正直、勤劳的生活。
害虫的叮咬、狭窄铺位上稻草填充的床垫带来的不适，以及宿舍内的紧张气氛，使人们很难睡个好觉。社会调查员J.H.斯托拉德在一间女子宿舍过了一夜，她称自己“整夜都是在持续的痛苦状态中”度过的。她说她“身上爬满了虫……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为了在密闭、不通风的房间里“吸口新鲜空气”，她不得不“尽可能地往门口挪动”，只盼有几丝微风可以“从狭窄的门缝里吹进来”。尽管7点钟宿舍门就关了，被收容者理应好好休息，但斯托拉德描述了当时收容所里常见的混乱情况。整个夜晚都充满了不适和骚动：妇女们因为食物而反胃，其他人醉醺醺地进门，孩子们哭闹、打架。有些人不睡觉，凑着唯一一盏煤气灯的灯光聊天，“唱着下流的小曲”。无论他们睡没睡着，他们都会在早上6点被叫起来开始工作。在后一天早上9点被释放前，他们还要再吃几顿稀粥和放了很久的面包，然后度过最后一个地狱般的夜晚。
根据波莉自己的说法，在1880年3月离开D栋后，她直接去了联福路上的兰贝斯联合济贫院。然而，她更有可能先去了她父亲和哥哥住的地方。一个从来没有进过济贫院大门的人，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之后，才会极不情愿地选择这条路。
在临时收容所过夜的问题之一是，这往往会对第二天找工作造成妨碍。大多数体力活儿早上9点前就开工了，那些真正想找工作的人可能要走很远的路才找到能干活儿的地方。如果当天既找不到工作，也没钱吃饭住宿，流浪者就会被迫再次开始整个循环，去另一家临时收容所门口排队。由于法律禁止流浪者在30天内回到同一家“尖刺”，大多数在邻近设施之间兜圈子的流浪者，经常更换名字以逃避规定。流浪者的生活几乎总是在饥饿、疲惫和难熬的状态中度过：寒冷、被雨淋湿、被咬得发痒、穿着磨破的鞋子走好几英里走到脚痛，更不用说还要忍受心理上的折磨了。他们的生活完全就为了一口饭奔忙，寻寻觅觅好几个小时，只为了赚一点零钱或讨几个铜板。如果他们能找到人雇他们一天，哪怕是几小时，干点卸货、举广告牌或替血汗工厂的工人照看小孩的工作，他们就有可能赚到足够的钱，在廉价的寄宿屋住上一两晚。当然，前提是这笔钱没有在绝望的冲动下被拿来换酒。据估计，在19世纪中期，“伦敦有七万人……每天早上起来，丝毫不知道今晚该在哪里过夜”。无论他们是在临时收容所、寄宿屋里过夜，还是像常有的情况那样，在星空下度过一个晚上，波莉就是这些流浪者中的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伦敦游民。
对这对夫妇来说，如果他们还想继续留在皮博迪公寓的话，是不会有机会像这样堂堂正正地以家人的身份相处的。为了他们共同的未来，以及他们甘愿冒险也想要保卫的东西，他们当时必须做出决定。虽然住在相邻的两家是很方便，但对一双相爱的男女来说，这并不是理想的状况，尽管已经各有婚配，两人还是希望能够同居共寝。如果尼科尔斯一家和维德勒一家都看出了这对情人之间存在的感情，那么离邻居察觉此事、传到管理员那里也就不远了。根据皮博迪的规定，“非正常结合”，即夫妻双方与配偶以外的人同居或发生关系是被严格禁止的。斯坦福街的簿册记录了许多租户在实情揭穿后被逐出的例子。1877年，尼科尔斯夫妇的两个邻居乔治·亨利·霍普和范妮·哈德森在与配偶分手后被要求离开。K栋的阿瑟·斯克里文失去了他的家，因为他“和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一起生活”，玛丽·安·索恩则因为“身为寡妇却生下了一个孩子”而被赶走。只要威廉和罗塞塔想要在一起，他们就是在拿两家人的安全做赌注。与此同时，波莉不在了这件事逃不过皮博迪机构的眼睛，谁也不知道威廉是如何向机构解释的。
在拼凑那些开膛手杰克遇害者的故事时，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和媒体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量睡在寄宿屋里的弃妇也经常露宿。就像住临时收容所一样，她们也会睡寄宿屋和蜷缩在别人家门口过夜，这些手段被交替使用着。这样的生活在流浪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救世军的创始人卜威廉所言，这种忽视可能并非有意为之；生活优渥的阶层只是单纯不懂得无家可归具体意味着什么。他在《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一书（此书是那个时代对贫困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中写道：“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每天晚上有这么多的人露宿街头可能是个新闻。”
1883年7月31日，住在尼特街164号的这对夫妇和五个孩子穿上了做礼拜时穿的好衣服。“尼科尔斯夫人”（邻居们这样称呼她）为小家伙们系好难扣的纽扣，整好不平的丝带。多年来，她已经摸透了哪个小孩坐得住，哪个小孩要哄着才会乖乖的。她知道哪个孩子最容易哭，哭的时候要怎么安抚。是她给孩子们做饭，为他们补衣服上的洞。是她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她肯定会觉得自己有权带着他们转过街角去科堡路的教堂。去的路上，她自豪地把小亚瑟抱在怀里，他还不到三周大，穿着白色的洗礼服。小亚瑟是威廉和罗塞塔·尼科尔斯的第一个孩子，就在一年前的今天，他们搬到了这座房子里。邻居、店主，哪怕主持洗礼仪式的牧师都不可能猜到他们的真实情况。尽管不是夫妻，但他们抱着新生儿站在洗礼盆前，见证了他被英国圣公会接纳。也是在这一天，波莉最小的孩子、四岁的亨利·阿尔弗雷德也接受了洗礼，他的名字与他的“基督徒父母”威廉和罗塞塔的名字一起登记在了教区登记册上。
午夜过后，几乎不再有人走动，当我们舒服地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外面那些在风雨中的人，他们坐在露天的硬石凳上，或是蜷缩在大桥拱廊下整夜颤抖。然而，这些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就在那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心灰意冷，很少会发出声音去惊扰邻人的耳朵。
3 非正常生活
露宿者可能觉得自己在“体面社会”的眼中近乎隐形，但他们的身影遍及伦敦。1887年，每晚睡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人据估算在“200多人”和“600人”之间。根据卜威廉的记录，1890年的一个晚上，泰晤士河堤岸上有270人，考文特花园市集有98人。据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海德公园栖身。不过，这些场所仅仅是最一目了然的地方。首都的每一个街区都挤满了人。斯皮塔佛德教堂周边一带是另一个热门地点，此外还有“大量能遮雨的院子、面包车等，这些受欢迎的小角落在伦敦随处可见”。
就在1880年3月29日，复活节的第二天，波莉终于厌倦了争吵。不管她是早有准备在那一天离开，还是突如其来的负气出走，总之波莉·尼科尔斯背弃了她的家庭，走出了皮博迪公寓的大门，再也没有回来。
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无家可归的经历对任何沦落至此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但像波莉这样流离失所的妇女，还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当一名女性失去男性或家庭的庇护时，人们便把她视作弃妇，而弃妇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女人，也因此，弃妇就背上了没操守、不检点的名声。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为了食物和床，这些妇女什么都肯做。因为走投无路，她们便只能任人鱼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用征得她们本人的同意。
有一天，她一定想清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罗塞塔·沃斯不可能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只要他们还住在彼此隔壁，只要他们还继续住在皮博迪公寓里，罗塞塔就会在那里。在波莉看来，威廉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而现在她必须做出她的选择。
玛丽·希格斯曾经伪装成女流浪者潜入这一群体，她惊恐地发现，破衣烂衫的她不断受到男人污言秽语的攻击。“我以前从未意识到，一位女士的穿着，哪怕是一名正经的女工的穿着，竟是一种保护，”她写道，“一个男人对穷女子那肆意妄为的眼神，你必须先身有所感，才会心有所识。”她住进一家临时收容所里时，得知好色的男门房有一把钥匙，可以进入女子宿舍。她抱怨此事，却被告知在另一所济贫院里，“女门房几乎把照顾女流浪者的任务完全交到了一个男人手上”，周围默许“他对她们为所欲为”。还有一次，在她露宿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开始用一种熟悉的、最令人不快的方式搭话。他问我丈夫在哪儿，并含沙射影地说我一直过着不道德的生活”，然后要她跟自己过夜，说会给她一份早餐。在经历了五天路上男人的这种对待后，希格斯得出结论：“我不应该孤身一人在街上流浪。”当时，希格斯与一位女伴同行，但其他妇女警告她说，如果她要继续流浪下去，必须得“找个男人一起”。许多妇女这样做了，并因此接受了其他流浪汉的性要求，好敲定一段关系。她们的“随便”作风随后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用来加强警察和媒体心中“所有流浪妇女都是妓女”的信念。
对众人的生活造成这种程度的干扰是无法被接受的。爱德华·沃克或波莉的哥哥会提醒她要对五个孩子负责。在吉尔福德大街没有她的位置。她必须回到孩子的身边，她和威廉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俩办不到。波莉将步履蹒跚地回到斯坦福街，投身新一轮的愤怒和猜忌。
J.H.斯托拉德探访几家女子临时收容所时，她从妇女那里听到的故事与玛丽·希格斯听到的相差无几。在斯托拉德的报告中，她讲述了“暴躁的莎莉”的故事。莎莉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脸因为早先的中风而变得扭曲。一天，斯托拉德注意到莎莉的一只眼睛青了。当她询问莎莉出了什么事，“暴躁的莎莉”说这是“因为我不肯让一个男人得逞”。她解释道，当时她在兰贝斯的纽卡特街，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提出要给她买一便士的海螺和一个两便士的馅饼。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波莉目睹了罗塞塔和她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看到了什么。也许她只是起了疑心。然而，从1878年12月孩子出生到1880年的头几个月，威廉·尼科尔斯声称波莉“可能有五六次”冲出他们的家，跑去了父亲那里。据爱德华·沃克说，那时波莉的丈夫“变得很恶毒”。
于是我们慢慢地走着，走到一户人家门口，他停下来给了我一个先令。他说这算是过一晚的钱……他问我收不收这钱，我说，哦，不！我不做这种生意。他就猛地一拳打过来。
在亨利出生后的那段时间里，让波莉怨愤难平的可能只是嫉妒。她或许看到，在她的丈夫和隔壁那个卷头发、蓝眼睛的年轻女人之间，有一种温情在日渐增长。罗塞塔独守空房，而且无疑是失意之人。有四个孩子和一个新生儿要抚养，波莉难免精疲力竭。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因产后抑郁症而加剧。她对酒精产生的依赖，可能也不仅仅是威廉的编造，而是一种手段，她希望借此来忘掉她的疑虑和与丈夫疏远的感觉。
当莎莉向一名警察求助时，警察嘲笑了她，并开玩笑说“这人口味真重，才能看上这样的人”。另一名警察也是类似反应，“他……听都不听，把她从人行道上推到大街中央”。斯托拉德被莎莉的处境打动，问她是怎么在街头生存的。她的回答显示，似乎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办到的：
这些指控多半是沃克从女儿那里听来的，为了逃避有毒的家庭环境，波莉似乎已经开始定期去找住在吉尔福德街上的父亲和哥哥寻求安慰。在1878年12月4日儿子出生后，两夫妻的争执开始升级。他们每一次充满怨气的大喊大叫，维德勒一家隔着墙都听得一清二楚，两家的距离不超过一个房间。
很难跟你说清楚。我不做下三烂的事。你懂我的意思；我讨饭，捡能捡的东西，为了一点吃的或者晚上睡觉的地方到处转。有时候我靠收容所这儿给我的东西过活；有时候我会拿到几个便士。
我们不可能知道波莉和威廉之间的争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最初矛盾的核心是什么。房子变小、家人变多和更大的经济压力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不过，正如任何家庭纠纷的情况一样，两边的说法都要考虑。威廉后来断言，他们的不合是由于妻子突然开始酗酒。不管波莉的酒瘾有多大，至少不可能像她丈夫暗示的那样难以忍耐或无法控制，不然一定会引起楼管的注意，并在这家人的记录中记下一笔。就像对待其他酗酒的房客一样，楼管肯定会采取措施将尼科尔斯一家赶走。在女儿的死因研讯中，爱德华·沃克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声称他的女婿当时与罗塞塔·沃斯有染。
出卖身体不是女性流浪者获得食宿的唯一手段，也非她活下去的首要能力。即便她真的诉诸此道，在那些不如年轻同性有身体诱惑力的大龄妇女中，“临时卖春”往往也不涉及插入式性交，而是帮忙手淫或是让人伸进裙底摸两下。这个时代关于无家可归的穷苦女性有不少危言耸听的文章，焦点大都集中在沦落风尘的年轻女子身上，而没有考虑到上年纪的妇女面临的情况略有不同。对这些妇女来说，还有其他路可以走。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乞讨，甚至是在乞丐间乞讨，可以获得多活一天所需的几分钱、一杯茶或一块面包。正如社会评论家所惊叹的那样，善行“经常出自最底层的人”；最病恹恹的流浪老妇会在“精力充沛、手头宽裕的乞丐”那里受到照顾，后者“有责任向不如他的同行伸出援手”。乔治·西姆斯说：“恰恰是在朝不保夕的劳动阶级中，救济演出、慈善募捐和义卖义演最为常见……街头小贩或码头工人不假思索地扔出六便士，投进某个素昧平生的穷汉伸出的帽子里。”在那些经常光顾寄宿屋的无家可归者中，这类善行是一种生活方式。西姆斯写道，如果某人进到寄宿屋，“拿不出四便士支付床位费”，而且“他看上去真的有难处，那么帽子马上会在众人间传递起来，其他住客就会为他的住宿费慷慨解囊”。食物也被分给较穷的住客，“某人看到隔壁床的人两手空空，便会递去自己的茶壶，说‘拿去，伙计’”，并把茶叶给他，让他再泡一轮。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每晚能得到床和茶，但这种互帮互助的传统对流浪者来说弥足珍贵。
尽管维德勒家的女孩们已经到了可以帮忙照顾尼科尔斯家小孩的年龄，在需要时也会伸出援手，但是三个房间、四个小孩，外加一个在半路上的，还是让家中环境变得更糟心了。这两家人似乎相处得很好。莎拉的儿子威廉在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找到了一个搬运工的职位，而两个女孩做起了折页的活儿，很可能是威廉·尼科尔斯介绍的。5号和6号房内部有连通的门，厕所设施也是公用的，这让两家人变得亲密无间，他们会经常出入对方的家，彼此之间息息相通。
波莉的流浪经历不会和其他女人相差太多。起初，街头生活的现实会让她感到震惊和痛苦，慢慢她便听天由命地接受了下来。难怪经过了小半年的流浪生活，当1887年她在特拉法加广场被捕时，她已经从一名体面、礼貌的皮博迪房客，沦为了一个满嘴脏话的粗野妇女。
前一年夏天，尼科尔斯夫妇发现要是把四室户换成三室户的话，在经济上会更合算，于是他们搬进了6号房，也就是莎拉·维德勒一家的隔壁。当时，波莉怀着亨利·阿尔弗雷德，有四个月左右的身孕，这个孩子将成为她第五个孩子。1876年底，她生下了伊丽莎·萨拉，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不得不准备好过勒紧裤腰带的苦日子了。
10月25日的听证会后，波莉被“准许自签担保释放”，但根据命令她必须进入济贫院，否则将面临逮捕。这次她服从命令，直接去了最近的一家济贫院，就在考文特花园的恩德尔街上。到了那里，她又被转送到艾德蒙顿的河岸街联合济贫院，一直待到12月，最后因为无法继续忍受恶劣的条件，自己出院了。
同丈夫的分居让罗塞塔陷入了困境。由于她在法律上仍与沃尔斯有关系，她不能再婚。她只能继续和母亲住在一起，母女俩都在做打杂女工，也叫日间佣人，这是服务行业中报酬和地位最低的活计。罗塞塔只要有工作就会去做，所以在1878年12月，当她的邻居波莉·尼科尔斯的新儿子出生需要帮手时，她不可能拒绝这样一个机会。
祸不单行，波莉刚刚脱离院内的清规戒律开始流浪，凛冬便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12月19日，她又一次出现在兰贝斯联合济贫院的大门口，然而院里对她是否仍属于该教区，似乎意见不一。每年中只有圣诞节这天，被收容者们可以吃到一顿有着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的像样晚餐，在济贫院度过圣诞节后，波莉便被送了出去。此时的波莉已不知道伦敦哪里才算是她真正的家，她开始在泰晤士河北面游荡，朝霍尔本走去。她在克勒肯维尔的临时收容所里过了几晚，然后设法凑足了三晚的钱，住进了福尔伍德街的一家寄宿屋，那是法院巷附近的一条肮脏短巷，她小时候对这一带很熟。在花光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后，她去投奔了霍尔本联合济贫院。在1月的寒冷和潮湿中漂泊无定，显然已经种下了苦果，波莉很快就病倒了，于是她被转到了拱门的诊疗所。尽管霍尔本联会提供了照料，但根据《济贫法》，济贫委员必须确定波莉是否真的归霍尔本管，还是有其他联合济贫会应该为她买单。波莉康复后，院里于1888年2月13日对她进行了面谈，并决定将她送回兰贝斯，也就是那个前不久才刚刚将她逐出的联会。4月16日，她像人形包裹一样被送往联福路的济贫院。很快，波莉就站在了女院长费尔德夫人面前，院长18个月前才给她安排过工作。可以想象，双方都在叹气皱眉。兰贝斯联会不想留下她，准备安排她去做保姆，兴许是盼着这一次会有好点儿的结果。
皮博迪公寓住了许多寡妇，莎拉·维德勒是其中之一，她成功地为家人在斯坦福街的公寓里找到了一席之地。1875年4月19日，她带着五个孩子中的四个——11岁的莎拉·路易斯、14岁的简和16岁的威廉，以及21岁的已婚女儿罗塞塔·沃斯——搬进了D栋的5号。罗塞塔过得并不好。前一年1月4日，她嫁给了一个叫托马斯·沃尔斯（或沃斯）的船上厨师。婚礼定在这个日子，可能是考虑到她丈夫接下来要去“俄罗斯”号上干活儿，这是一艘于2月2日从格拉斯哥起航的螺旋桨蒸汽船。毫无疑问，沃尔斯会向他的新婚妻子保证，他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起初，两口子会在男方靠岸时，一起短暂生活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然而，慢慢地，男人缺席的时间变长了，夫妇俩渐行渐远。
家住南伦敦旺兹沃思玫瑰岗路16号的萨拉·考德利太太向兰贝斯济贫委员表示，她和丈夫愿意从济贫院接收一名妇女来家里做女佣。作为虔诚的浸信会教徒，考德利夫妇坚持基督教徒与人为善的理念；他们不仅主动为苦命人提供帮助，还希望在家庭和社区中树立起道德的榜样。作为建设伦敦警察厅的总工程监督，塞缪尔·考德利无疑对这座城市的社会弊病深有体会，或许是作为一种回应，他和妻子立誓终身不沾酒精。
不过居民们确实会说闲话，偶尔也会藐视规则，比起住在公寓大门对面的寄宿屋里，他们的生活并不见得就会更复杂或更简单。尼科尔斯夫妇在D栋的邻居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工作和背景。这些人里有火车站扛包的、包装工、警察、寡妇、劳工、库工、打杂女工、木匠和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的许多员工。住在隔壁2号房的科尼罗斯·林家的三个孩子，会和尼科尔斯家的小孩一起跑来跑去。妻子在分娩中丧生后，他的姐妹负责照看这个家庭和三个月大的婴儿。9号房的威廉·哈奇一家还在添丁进口。他们有六个孩子，再多皮博迪公寓就不让住了，不过他的光棍兄弟亚瑟住在隔壁8号，似乎已经接收了多出来的孩子。波莉和其他女人会留心关照楼里的寡妇：安妮·弗里曼住在7号，埃莫纳·布劳尔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隔壁4号，伊丽莎·梅里特住在1号，每年能领65英镑的养老金（也许她的邻居们并不知道）。这个社区里的居民亲密无间，大家共用墙壁和厕所，在洗衣房的熨平机前窃窃私语，这样的生活孕育出了不少人间悲喜。皮博迪公寓留下的记录讲述了有关希望和失落、爱情或毁灭的故事，也让人对尼科尔斯家的邻居们有了一些了解。沃尔特·杜西是个在火车站扛大包的苏格兰人，但他的妻子简出生在印度的安巴拉。住在10号房的盖顿夫妇向往更好的生活。亨利·盖顿在从事画作包装工作的同时，也开始做艺术品经销商的副业，后来攒够了钱，就带着一家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亚。1877年，波莉和她的邻居们会讨论可怜的约翰·夏普，他的老婆连同两个孩子都得病死了。夏普被迫离开6号房，搬到8号的单间。巨大的打击之下，他难以料理生活。到了9月，管理员不得不将这位悲痛欲绝的鳏夫拒之门外，因为他“太脏了”。也有一些小喜事和小恋曲。简·罗文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寡妇，平时靠帮人洗衣为生，就在她准备搬到南华克的公寓去时，另一个住户帕特里克·马登向她提出了求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秘密发生在紧闭的门后或是一瞬之间，从未被记录在管理员的记录本上。
5月12日上午，波莉·尼科尔斯来到考德利夫妇安逸的中产之家里，身上除了一衣蔽体，再无他物。作为家庭中唯一的佣人，照顾着这对60岁出头的夫妇和一个20多岁的未婚侄女，波莉的工作并不算太吃力。她要打扫房间和做饭，但也会有自己专属的阁楼间和床铺，这些对此刻的她来说一定显得很奢侈，毕竟十几个月来她不是过着流浪生活，就是在济贫院里受苦。由于波莉没有合适的衣服做女佣服，考德利夫人不得不给她准备一两套换洗的衣服、一顶像样的软帽、一双鞋、一件睡衣、几块头巾、一些围裙、一条披肩、一双手套、内衣和其他各种配件，像是发刷、梳子和别针。没有一个中产家庭的女主人希望自家女仆在客人面前看上去衣衫褴褛。
尼克尔斯一家每周支付6先令8便士的租金，所换来的生活环境是前所未有的。与私人管理的贫民窟住宅不同，这里有关于卫生和秩序的条规，由斯坦福街的楼管和门卫负责监督执行。租户们被要求保持公共空间的环境整洁；走廊、台阶和“便所”每天都要在10点前清扫，每周六要洗刷。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玩耍，但禁止在楼梯、走廊里喧哗或在洗衣房里捣乱。居民不能转租他们的房间，也不能在公寓里开店。妇女被禁止利用阁楼上的洗衣槽和洗衣盆帮人“洗衣服”来赚外快。如果租户违反规定，他们会有“被逐出”的危险。不过，在许多情况下，部分规定似乎执行得并不严格。当《每日电讯报》的一名记者来参观斯坦福街的公寓时，他写道，孩子们“在走廊里玩捉迷藏”。他评论说，孩子们很开朗，尽管“衣着简陋……但大多数都清清爽爽，头发认真打理过”。楼管告诉记者，大多数新入住的家庭，身上都会带着一套在贫民窟里养成的陋习。然而，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脏兮兮的窗户和光着脚丫的孩子会引起皮博迪居民的不满。他说：“穷人想要变得像邻居们一样体面。”另一位拜访者注意到“透过窗户能看到鲜花，还有一张张明亮、快乐的脸望过来”。没有“争吵和打架的孩子……也没有醉醺醺的女人，或垂头丧气的男人”。斯坦福街的楼管将其归功于这些公寓离酒吧较远，这让妇女把心思放在顾家上。他说，想到妻子不会在喝了几杯啤酒后“挨家挨户地说闲话”，“而是照看孩子，保持家里干净”，“大多数丈夫”都很高兴。
住进“英格尔塞德”（考德利夫妇这样称呼他们的家）的第一个星期，萨拉·考德利夫人可能建议波莉给家里人写封信，告诉家人自己的下落。女主人给波莉拿来了纸和笔，波莉鼓起勇气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可能是两年来的头一次：
1876年7月31日，尼科尔斯一家住进了D栋三楼的3号。这是波莉人生中第一次不用和她的父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爱德华·沃克已经搬去了附近的吉尔福德街，和儿子及其新组建的家庭一起住。这套新公寓有四个房间，空间充裕，将完全由他们自己支配。
我来信是想告诉你，我有了新的住处，已经安顿下来，目前为止还算顺利，希望你会高兴。主人昨天出门去了，还没有回来，留我在家看着。这户人家大极了，屋前屋后有树和花园。所有这些都是新修的。他们都禁酒，非常虔诚，所以我要上进一点。他们对我很好，我活儿不多。真心希望你一切都好，那个男孩［指波莉的大儿子，当时和爷爷住在一起］也有工作了。就说到这里，再会。
在破烂不堪的住宅中度过了大半生之后，想到能在斯坦福街干净而现代的屋子里安家落户，一定让波莉和她的家人倍感兴奋。一台用来做饭的像样炉灶，一间能用的室内厕所，一个不会聚集煤灰或烟味、可以晾晒衣服的地方，拥有这些东西似乎是一种奢侈。孩子们会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夫妇俩甚至可以偶尔享受一下隐私。正如皮博迪的受托人为他们的租户所设想的那样，威廉的家离他上班的地方不过几分钟的路程，这让他能回家与家人一起吃晚饭。工作、社区和家庭、健康、工业和道德福祉，都将按照那个时代社会改革者的计划结合在一起。
请尽快回信，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1876年，尼科尔斯一家经过评议，被认为是斯坦福街皮博迪公寓的理想居民。当受托人前往他们位于特拉法加街的家中拜访时，会发现威廉、波莉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最体面的衣服，房间里也干净而整洁。没有任何品行不端或酗酒的迹象，且威廉的东家——威廉·克洛斯父子印刷厂，位置就在斯坦福街小区大门的对面——认可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顾家男人。由于受托人的目标之一是为在此地工作的居民提供住房，因此，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很可能曾特意提醒公司员工关注皮博迪计划。打从威廉·尼科尔斯从厂里领取每周30先令的薪水起，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就已经是一家强大的企业了。该公司在杜克街的厂房里有六个组装铅字的排字车间，还有不少于25台蒸汽驱动的印刷机，尼科尔斯协助操作的就是这些机器。至19世纪中叶，公司雇用了六百多名员工，并参与印刷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难忘的一些著作，包括狄更斯的许多作品。在1870年去世之前，狄更斯经常会到杜克街来修正他的校样。和旗下员工一样，该公司自豪于自己受人信赖与敬重的声誉。连厂里的排字工都坚持戴着高礼帽和硬挺的假领子工作，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你真诚的，波莉
为了确保他们的社会实验取得最好的结果，皮博迪的受托人不遗余力地确保只有那些“最当之无愧的穷人劳动者”才能被接纳为居民。他们要表现出适当的道德品质，并有能力支付每周的租金。筛选过程是严格的。所有身为户主的申请者都需要有其老板出具的品行证明信，以证明他们的工作不仅相对稳定，而且“在（他们的）行为中无任何失当之举……使（他们）不适合享有基金补助”。收到信之后，受托人将对申请人进行家访。一旦被发现“习惯性酗酒”或有违法乱纪之嫌，申请人便会被取消资格。同样，那些被判定为收入过高，或相对居住空间来说家人过多的，也遭到了拒绝。最后，在拿到入住资格之前，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提供接种天花疫苗的证明。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旺兹沃思的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在美丽温暖的夏日里，想想街头和临时收容所里的日子，波莉一定恍如置身天堂。她可以在考德利家的花园里享受宁静，身穿干净衣裳，头发里没有虱子。一天有三顿饭；晚餐包括肉类、水果、布丁和她离家后可能再也没吃到过的东西。她有一张柔软的床，一个宽厚的雇主，不用怕半夜被醉汉袭击，或是来自临时收容所员工的虐待。雇主可能还定期带她去做礼拜，要求她做祷告并研习《圣经》，让她为自己过去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感到羞愧。在考德利家，与波莉为伴的只有男女主人和侄女曼彻小姐，而他们不会乐意同她聊天或是说笑谈心。身边没有别的员工或同伴，她每天的日子就算说不上漫长而空虚，但也一定难逃苦闷。她有太多时间可以哀叹自己失去的东西。当然，还有酗酒的问题，也不知道对当时的她来说，过一种滴酒不沾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可能。
乔治·皮博迪公寓的设计非常注重对卫生的维护，特别是斯坦福街的公寓，走廊上安装有“便所”（或室内便器）和“洗手台”，供每两户人家共用。每栋楼的一层还设有“宽敞的浴室”，“由受托人出资”提供燃气热水。住户们可以“免费使用这一设施，且可随意使用，除了到楼管办公室去拿钥匙外，没有其他必要的手续”。正如一位记者所报道的那样，居民们“将没有借口不保持自己和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毕竟在每个开发项目中至少有一栋楼的阁楼上会提供一个面积很大的洗衣房。在斯坦福街，该空间不仅有“带水龙头的洗衣槽……和三个用于煮沸衣物的洗衣铜锅”，还包括一个有“8个亮堂大窗户”的贴瓷砖的房间，专门用于晾晒衣物。人们相信，皮博迪的居民在干净身体和喷香衣物的激励下，会想要维护好环境卫生，不仅用墙纸和白涂料来糊裱、粉刷他们的公寓，同时也保持房间整洁无污。为此，兰贝斯开发项目的建筑方库比特公司申请了一项垃圾处理系统的专利，该系统包括一个贯穿每栋楼中心的竖井，每户人家都可以往竖井里倒垃圾，然后通过下方的漏斗进行收集。《圈报》写道，这样的设施对于保持居民健康是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将有大量人员居住在同一场所里”。
7月12日，萨拉·考德利向联福路的济贫院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说波莉·尼科尔斯带着价值3英镑10先令的衣服和物品从他们家逃走了。显然，波莉收拾好了考德利夫人给她的东西——裙子、软帽、鞋子、围裙和其他一切——一去不回。
皮博迪的目标是提升工人阶级的健康水平、幸福感和道德风尚，因此他希望他的住宅提供的居住条件能比这些劳动人口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的都要好。与大多数工人住房那崩裂的天花板和爬满虫的室内环境不同，皮博迪的大楼是用砖建造的，有木地板和粉刷得雪白的水泥墙。在斯坦福街，几栋四层公寓楼围绕着一个院子排布，楼里有许多可以夸口的现代便利设施，户型从一室到四室不等，带煤气灯。“屋里有几个橱柜，厨房里的一个橱上还有个肉柜，柜门是打了网状孔的锌板。在屋外的楼道里有一个结构简洁精巧的煤仓，里面能容纳半吨煤。”《每日新闻报》这样描述邻近南华克街的斯坦福街新楼盘。在有多个房间的公寓里，有一个房间“被打造成了厨房……里面有炉子、烤箱、锅炉等”。斯坦福街甚至为居民提供了挂画器，“以免去在墙上钉钉子的麻烦”。有了专门用于做饭、吃饭和起居的中央房间，家庭成员就可以享受独立卧室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隐私，甚至可以选择将另外一个房间用作客厅。虽然中产阶级记者经常评价房间太小，“约4.5米乘3.5米”，但这些尺寸比起大多数皮博迪家庭在贫民窟的生活空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她从“英格尔塞德”的送货小门爬出来时，心中多半没什么计划。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波莉已经习惯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回济贫院不在她的考虑之中。带着各种能变卖的物品，她会先去当铺或旧衣贩子那里，把考德利夫人好心馈赠的部分物品换成手头的现金。虽然卖不出原价，但到手的钱足够她在寄宿屋几个礼拜的吃住开销。做完这些事，她的下一站大概就是酒吧了。
在1864年商业街街区开放之前，皮博迪的受托人收到了一百多份申请，要求入住这57套房。正如乔治·皮博迪想象的那样，需求非常强烈。在伊斯灵顿、沙德韦尔、威斯敏斯特和切尔西，皮博迪收购了更多的土地，用以在未来建造住宅区。1874年，兰贝斯斯坦福街附近的一块土地开始动工，紧邻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名下的大型印刷厂。
有了一口袋的零钱，波莉从7月中旬到8月1日变得无迹可循也就不足为奇了。8月1日这天，她朝白教堂方向走去，在格雷律师学院临时收容所住了一晚。她知道这里有大量廉价寄宿屋，让她能靠身上的铜板尽可能久地拖一段日子。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旅店中，波莉决定在特劳尔街18号的威尔莫特寄宿屋住下。与该地区的许多类似旅馆不同，威尔莫特寄宿屋只接待女性住宿者；对于孤身一人流浪的妇女来说，这里是她能找到的最安全的住处。在最多可容纳70名妇女的威尔莫特寄宿屋里，波莉与其他三人合住在一间，据说她们这间屋子“干净得不可思议”。其中包括一位名叫艾伦·霍兰的老妇人，波莉偶尔会和她分摊一张双人床的费用。
经过几个月的焦虑，皮博迪终于在1862年3月26日向媒体透露了他的打算，皮博迪公寓的第一栋建筑开始动工，位置定在斯皮塔佛德的商业街。最终，乔治·皮博迪15万英镑的礼物加码到了50万英镑，这个数字在今天大约值4550万英镑。他的慷慨让英国公众感到惭愧，帮助弥合了英美关系中的裂痕，引得维多利亚女王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封感谢信。这份捐赠后来还帮助三万多伦敦人走出了贫民窟。
波莉在威尔莫特住了三个星期，其间她与霍兰相识，霍兰似乎是唯一一个与这个孤独女人建立起某种友谊的人。艾伦·霍兰用“忧郁”来形容她的室友，并说“她不和别人来往”，好像“有什么烦心事压在她心头”。她们在这一带没有共同的熟人，她知道波莉没有相好，“只有一个女人，和她一起吃喝了几天”，这是流浪妇女常会做的事。霍兰也不否认波莉喝酒，她曾见过波莉有几次“喝大了”。
在发起信中，对于谁应该从他的社会住房新模式中受益，乔治·皮博迪只做了少数几条规定。除了要求是个“土生土长或移居在此”的伦敦人外，他还要求“该人应是穷人，有道德品质，是社会的好公民”。他进一步指出，“任何人都不应因宗教信仰或政治偏见而被排除在外”。皮博迪公寓将为所有人提供住房。
人们所知的波莉·尼科尔斯最后的活动，大部分都出自艾伦·霍兰在她朋友的死因研讯中提供的证言。遗憾的是，由于该场听证会缺少正式记录，且所有的研讯文件都已丢失，如今仅能从当时的一些报纸报道中拼凑出事件的原貌。自然，这些记者在法庭上快速写下的摘要满是错误且前后矛盾。在被写成具有新闻价值的故事时，这些摘要会经历进一步的扩充和编改，以符合登载的需要，或是为了耸人听闻，又或是为了适应专栏长度而大幅删减内容。之后，特稿供应社再把稿件发送给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那些可能从未到过伦敦或去过白教堂的记者们断章取义，编造引述乃至采访内容。错误的信息进入公共领域，并轻易地在国民的意识中扎根，正如今天一样。
皮博迪出身低微，从在马萨诸塞州一家干货店当学徒起步，一直做到拥有自己的国际进出口生意。1838年，他将总部迁到伦敦，并最终把业务扩展至银行业。1864年他退休后，他的商业银行公司皮博迪公司的控制权，由他的合伙人——银行家世家摩根家族的J.S.摩根——接管。由于皮博迪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合法子女来继承他的巨额财富，他希望用这笔钱来行善事，并萌发了为伦敦的劳工家庭建造一些低成本住宅的想法。他准备在报纸上公布这份价值15万英镑的礼物，然而当时“特伦特”号事件使美英之间的关系极度恶化，以至于皮博迪担心他的捐赠会被拒绝。
根据艾伦·霍兰的证词，波莉在威尔莫特一直待到大约8月24日，当时她袋中的钱已所剩无几。通常来说，寄宿屋的管事会给常客赊一两晚的账；然而，波莉不算熟面孔，所以没人对她网开一面，她被赶了出去。再一次，波莉沦落街头、独自流浪，不得不为几个铜板和晚上的住处四处奔走。霍兰认为她在肖迪奇的边界街附近待了一段时间，还在白教堂另一家叫“白屋”的寄宿屋住了几晚，这家寄宿屋就开在声名狼藉的弗劳尔迪恩街。8月31日上午，波莉在特劳尔街街角一家叫“煎锅”的酒吧喝酒，一直喝到12点30分左右。她离开时已经烂醉，尽管喝光了夜宿费，她还是想设法在威尔莫特弄一个床位，比起其他寄宿屋她更喜欢那里。寄宿屋的管事没有向身无分文的醉鬼提供床位的习惯，于是轰走了波莉。走的时候，她试图用笑声和狠话来掩饰她的失望，说她“很快就会搞到夜宿费”。
1862年1月，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比待在伦敦更倒霉的事了。在内战初期的几个月里，美国分裂成了联邦党和南方党，而在梅费尔区的客厅里，移居英国的北方佬和南方人也同样变得剑拔弩张。早些时候，在1861年11月，联邦海军强行登上一艘名为“特伦特”号的英国船，以逮捕前往伦敦的南方外交官，该船因此卷入了事件。议会、新闻界以及不久后看到报纸的公众都对美国这一公然的挑衅行为愤怒异常。办公处设在格罗夫纳广场的弗吉尼亚商人与纽约投资者断绝了友谊，伦敦人咒骂着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金融家乔治·皮博迪坐在宽街的办公室里，深感绝望。在“特伦特”号事件发生前不久，皮博迪决定要送一份厚礼给这座他移居的城市里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好让他们过得更舒适、更幸福”。有各种方案进入探讨：向慈善学校捐款或是投资市政喷泉式饮水处计划，但皮博迪希望直接解决他眼里工人阶级最迫切的问题——住房。
将近凌晨2点30分的时候，艾伦·霍兰刚在沙德韦尔的干船坞围观完一场大火，回去的路上遇到她的前室友正沿着奥斯本街往白教堂路走。波莉的情况不太妙。她步履蹒跚，走路歪歪斜斜。霍兰拦下波莉，后者便靠着墙瘫坐在地上。霍兰非常关心她的朋友，和她聊了“七八分钟”，据霍兰说，这段时间里她一直试图说服波莉和她一起回威尔莫特。可是，之前在管事那里碰壁的经历让波莉坚信，他们不会允许她当晚回那儿住。波莉唉声叹气说自己没钱，而且像是在为“筹不够住宿费”犯愁，尽管她连路也走不动，筹钱多半不可能。“我今天搞到过三次住宿费，但都已经花光了。”她醉醺醺地告诉霍兰。对波莉来说，这种困境并不新鲜。晚上没床睡虽然不是滋味，但她也早已习以为常了。
2 富翁皮博迪
艾伦·霍兰把这个故事原样告诉警方，然后在死因研讯中又讲了一遍，记者们在现场听到了所有细节。然而，不消听完整个故事，当局和媒体都已经对一件事深信不疑：波莉·尼科尔斯那天晚上显然是出去拉客了，毕竟每个在寄宿屋、临时收容所和小巷的肮脏角落里睡觉的女人，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妓女，她也不可能例外。以此为出发点，警方和媒体构想出了关于凶手的几种理论。起初，他们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谋杀是由某个“皮带帮”或团伙实施的，他们向妓女勒索钱财；第二种，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即凶案背后是一个独自作案的“妓女杀手”。不管哪一种，人人都相信波莉·尼科尔斯是一名妓女，哪怕没有一丝切实的证据来佐证他们的信念。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家庭中，一家人的生活水准就像潮水一样随着每个人的出生或死亡而涨落。随着尼科尔斯家的小孩增多，他们维生的手段也变得捉襟见肘。婴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来或离开。他们的长子没能活过一年零九个月，但很快就有其他孩子降生到这个家庭。爱德华·约翰出生于1866年7月4日，是他们在特拉法加街的家中诞下的第一个孩子。两年后，乔治·珀西于7月18日出生，1870年12月爱丽丝·艾斯特出生。在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庆幸家里一直有至少两名男性打工赚钱，而受抚养的人却很少，但随着沃克—尼科尔斯一家的生活向前推进，这种平衡起了变化。在波莉的女儿出生后不久，波莉的哥哥就离开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失去了爱德华的经济贡献，再加上多了一张嘴，一家人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活，这让尼科尔斯夫妇开始为他们的前景感到担忧。
之后，这些假设多少影响到了整个调查的方向、死因研讯，以及报纸对这个故事的报道方式，尽管与波莉最亲密的三名证人——艾伦·霍兰、爱德华·沃克和威廉·尼科尔斯——所说的一切似乎都与她从事卖淫的先入之见相悖。有时，死因研讯成了对波莉·尼科尔斯本人的德行调查，仿佛听证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裁定她的下场是不是咎由自取。
19世纪60年代，以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预算，住在泰晤士河以南的南华克、伯蒙德赛、兰贝斯、沃尔沃思和坎伯韦尔，要比住在舰队街附近的霍尔本和克勒肯维尔地区来得实惠。每周花4到5先令，就能租到一栋有三到四个房间的小屋，屋后可能还有一个院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住房比河以北的住房要好，也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更经济的选择，除非在附近可以找到同样高薪的工作。1866年夏天，沃克—尼科尔斯一家搬回了沃尔沃思，这是爱德华·沃克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家里现在有六口人，他们在特拉法加街131号租了一栋房子，据记载街上立着“一排两层楼的小砖房”。虽然这条街和住宅都是1805年后不久建成的，相对较新，但它们并没有很好地经受住60年的风吹雨打。曾经为乔治王时代中产阶级设计的房屋，到了如今的维多利亚时代，被分割开来供多个家庭居住，以满足对廉价房无止境的需求。威廉和波莉的邻居有木匠、机械师、店主和库工，这些人一大家子居住的空间只比她在霍尔本认识的人略多一点。沃克—尼科尔斯家有三个男人赚工资，很幸运能负担得起四室户的房子。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
8月31日那天晚上，波莉最后一次和艾伦·霍兰对话时，向她的朋友明确表示，她不喜欢她在“白屋”的新住处。当艾伦问她住在哪里时，波莉称“她和很多男的女的住在另一家旅店里”。有的地方把这报道成了“一家允许男女睡觉的旅店”。波莉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强调那里和威尔莫特住宿条件不同，后者是单性别的，她更喜欢。在提到“白屋”时，波莉说“她不喜欢去那儿……那里男男女女太多了”。她想回威尔莫特，并向霍兰保证“她很快就会回来”。
不出所料，结婚三个月后，波莉就怀上了第一胎。1864年12月17日，威廉·爱德华·沃克·尼科尔斯的哭声响彻了科比街17号的房间。到了1865年秋天，尼科尔斯夫人再次怀孕，对更大居住空间的需求也开始变得和她隆起的肚子一样明显。
在她做证的过程中，验尸官多次向艾伦·霍兰提出有关她朋友道德品质的问题，希望她的发言能够坐实众人假想中波莉的职业。在每一个关头，霍兰都明确表示波莉不是他们所影射的那样。当被问及是否知道前室友做什么工作的时候，霍兰说她不知道。当被问到波莉是否夜不归宿时，她也给出了类似的回答。
波莉和威廉的婚姻将给家里的每个人带来变化。她的父亲和哥哥已经习惯依赖她，现在却不得不欢迎另一个男人进入他们的家庭，也完全明白这对小夫妻很快就会有一连串的小孩。有了新成员的沃克—尼科尔斯家族搬到了科比街17号的住所，该处位于高霍尔本以北、被称为藏红花山的潦倒地区。作为两户合居的家庭，沃克—尼科尔斯一家本来就算找不到三室户，也至少应该找个两室户的，以便这对小夫妻能够享有一定程度的隐私。然而，他们在科比街住的那栋房子被分成三层，每层住一户人家，改善不了什么隐私问题。
“你认为她的作风很干净吗？”他问。
在这个狄更斯式的故事中，失去母亲的铁匠之女为她的父亲和兄长尽职尽责地操持家务，她被介绍给了威廉·尼科尔斯，一个有着和善的大脸盘和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由于威廉和波莉做“工程师”的哥哥爱德华是同龄人，所以很可能是爱德华把他介绍给了家里。鉴于两名牧羊人一般的男性看守着这个小个子、黑头发、棕色眼睛的年轻女子，威廉肯定想办法讨得了他们的欢心。1863年圣诞节前不久，威廉向波莉求婚，并获得了应允。结婚公告正式发布，1864年1月16日，18岁的波莉和她的男友在印刷业者们的教堂——圣布里奇教堂——举行了婚礼。威廉自豪地在登记簿上注明了他的职业。
“哦，是的，她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女人。”她答道。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少远离她的父亲，甚至在选择配偶时也是如此。1861年，19岁的威廉·尼科尔斯住在布弗里街30—31号的一栋男子寄宿屋里，平时的工作是库工，很可能从属于印刷业。威廉的父亲是一名纹章画家，按照传统的方法在马车和标牌上绘制盾徽，但到了19世纪，他将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印刷信纸和藏书票。1861年春天前夕，威廉从他的出生地牛津出发，开始了作为一名印刷业者的职业生涯。布弗里街让他直接置身于行业的中心。在10号和25号之间有不少于7家杂志和报纸的办公室，包括曾经由狄更斯主编的《每日新闻报》，以及社会研究者亨利·梅休和他人共同创办的《笨拙》杂志。这两位作家所记录的伦敦，是威廉·尼科尔斯和沃克一家的伦敦。梅休和狄更斯一样，了解债务和贫穷，他和该地区的许多印刷业同行一起体验过生活的朝不保夕。“寒士街”——自17世纪以来一直被这么称呼——是一个由不同出身的人组成的亲密社区，他们创作、阅读、写稿卖稿，他们一起喝酒，互相借钱，并和彼此的家庭结下亲事。
稍后，验尸官又抓住一次机会，就霍兰关于波莉打算找钱住店的说法，对霍兰进行试探。
家庭的不幸，似乎让波莉和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牵绊，这种牵绊几乎贯穿她的一生。维多利亚社会不光期望波莉能承担起母亲以前在家里的操劳角色，也希望鳏夫的女儿能给父亲提供他所缺少的情感支持。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常把丧偶男子的女儿描绘成无私奉献的典范：端庄有礼、没有孩子气的烦恼、足智多谋、温柔纯真。查尔斯·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这部小说写于波莉出生后一年——中的弗洛伦丝·董贝就是这样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物。在失去母亲后，弗洛伦丝通过自己的高尚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成功赢得并保住了鳏夫父亲的爱。而在波莉和爱德华·沃克的情况中，奉献精神和高尚道德看来平均地分配给了父女俩。
“我想你说的话传达了某种意思。”他打断道。
即便有姨妈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帮助，母亲的去世也使得波莉必须快速地成长起来。无论她是否希望承担起当家女性的角色，这一职责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落到了她的身上。根据那个时代评论家的说法，丧偶男子的女儿被期望“成为鳏夫父亲的安慰”，并且“收拾屋子，照顾家人”。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她的首要责任是顾好家里，这甚至优先于她的学业。这一责任也排除了她寻求全职工作，特别是家政工作的可能性，因为这需要她住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在九岁时，波莉已经掌握了打扫家里，以及为父亲和哥哥做饭的基本技能。如同习俗要求的那样，她似乎整个少女时期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而不是像同龄和同阶级的女孩那样出去当佣人。由于爱德华·沃克的工资足够养活人数减少后的一家人，于是波莉的时间一半用来尽家中的义务，一半用来享受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奢侈的学校教育。
“没有。”艾伦·霍兰坚定地表示，然后重申波莉打算回到她的女性专用寄宿屋。
卡罗琳过世的时候，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把病传染给了弗雷德里克，甚至也不知道同自己持续接触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在19世纪末以前，人们对肺结核的病理特征了解甚少。由于这种疾病通过接触空气中的微粒传播，经常暴露在这样的空气中便会受到感染，因此它始终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杀手之一，特别是在家庭群体中。照顾生病的亲戚和邻居的妇女，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种传染病带进自己的家里。在母亲去世后不到18个月，弗雷德里克也开始生病了。爱德华和玛丽感觉到这孩子活不长了，于是在1854年3月14日让他接受了洗礼。一个月后，在霍尔本的圣安德鲁教堂，弗雷德里克被安葬在了他母亲的身边。
霍兰的陈词是如此斩钉截铁，以至于《曼彻斯特卫报》在内的一些报纸在转述她的证言时只是简单地表示：“证人说她不认为死者过着放荡（或不道德）的生活；事实上，她（波莉）似乎对此避之不及。”
身后，她留下了一个鳏夫和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弗雷德里克还没有过三岁生日。在那个时代，没人指望男性劳动者独自承担起照顾小孩的责任，但爱德华·沃克坚持这样做，这足以证明他深爱着家庭。沃克没有把他的儿女留给亲戚，更不用说交给当地的济贫院照顾，而是决心给他们一个家。由于他没有再婚，看来卡罗琳的姐姐玛丽·韦伯可能承担了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务的工作。
毫不奇怪，似乎正是各大报纸最想把波莉塑造成品行不端的样子。记录马虎、听错证言也好，故意添油加醋、编造细节也罢，总之记者们经常歪曲陈词，以给波莉的道德品质蒙上阴影。当验尸官向爱德华·沃克询问他的女儿在婚姻破裂后与他同住时的行为表现时，他问波莉是否“很放荡”。根据《晨报》《晚旗报》和《警察新闻画报》的报道，沃克的回答是：“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她以前经常和她认识的一些年轻男女来往，但我从没听说过任何不正当的事情。”然而，《每日新闻报》在转述中插入了一些更有暗示性的内容。报上称沃克说“她晚上没有在外面待得特别晚”，同时还补充说“他觉得波莉最不好的，是她同某阶层的女人为伍”。此话是否真的出自沃克之口有待商榷，因为他的证词至少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版本。同样，验尸官试图诱导威廉·尼科尔斯着重描述他妻子的品性，但鉴于他婚姻破裂的事实，这只能让人怀疑他自己的人品。当被问及为什么停止支付波莉5先令的抚养费时，他声称在他们分居后的两年时间里，波莉一直和“别的男人或者男人们”住在一起。这些证据已经足够各大报刊宣称波莉是奸妇、堕落女子；然而，威廉从未断言他的妻子以卖淫为生。
首都的劳工阶级非常清楚，肮脏、拥挤的住处绝非温馨的家园，而是疾病的温床。烟雾缭绕的房间和伦敦有毒的黄“雾”，对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者的健康状况毫无益处。波莉早在七岁生日前，就懂得了这一点。1852年春天，她的母亲卡罗琳生病了。起初，卡罗琳的症状看上去像流感，但她的咳嗽越来越严重。随着扎根在她肺部的结核病逐渐开始侵蚀双肺，剧烈的病痛又添了出血的症状。高热、消瘦、力竭，卡罗琳一路衰弱了下去，直到11月25日，她的人生画下了句号。
在事情刚刚爆出时，尽管对波莉的生活尚没有任何实质性了解，全国所有的大报纸几乎都刊出了一篇文章，称“据了解，死者过着‘不幸’的生活”，即便报道还说了“对她一无所知”。波莉曾对威尔莫特的管事说：“我很快就会搞到夜宿费，看我戴的帽子多迷人。”然后她指了指头上的帽子，这顶帽子大家都说之前没印象。报纸用这句话来影射她挣钱的方法不正当，以此证实他们对她的评价。首先，这句话的真实性就如同其上下文一样值得怀疑。其次，波莉的“迷人帽子”很可能是一个月前考德利家的人给她的，她也许计划把帽子当掉，这样她就可以回到威尔莫特熟悉的床上。但是，就像围绕她死前和遇害时详细情况的许多谜团一样，这件事的真相如何至今没人知道。和艾伦·霍兰相似（记者们甚至懒得确认或正确记录她的名字），波莉也不过是白教堂寄宿屋里又一个穷苦、上了年纪、无足轻重的女房客罢了。警察、验尸官、报纸的写手或读者，并不需要对她有更多了解。
然而，与破烂不堪的建筑中人挤人的生活条件相比，获得干净的水、充分的排污和新鲜空气这些紧迫的问题，往往更让居民们关注。城里的小公寓是环境最差的，检查员经常发现好多户人家只能挤在一处取水。几乎所有储水的水箱都或多或少受到污染，因为“上面堆着垃圾”。在某些情况下，居民不得不依靠“废水”来做饭和清洗，这些水是从静止的池子里收集的，到了夏天会发出恶臭。由于这些建筑许多都没有化粪池，尿壶里倒出来的东西就“流到公寓里或大街上，直到一阵雨把它们冲进排水沟”。毫不奇怪，霍乱、斑疹伤寒和那些医务视察员笼统描述为“发烧”的病，在当时经常暴发，夺去许多人的性命，尤其是在气温较高的月份里。
艾伦·霍兰记得，当她与朋友分开时，白教堂敲响了两点半的钟声。她目送波莉戴着那顶黑天鹅绒镶边的迷人草编软帽，摇摇晃晃地朝白教堂路的方向走去，逐渐消失在黑暗中。
即使每周要4先令，这些建筑的结构也无甚可取之处。租户要做好准备面对潮湿剥落的墙壁、被煤烟熏黑往下掉灰泥的天花板、朽烂的地板、破损或歪斜的窗户，以及漏雨漏风的缺口。堵塞的烟囱将烟雾吹回房间，从而引发了大量呼吸道疾病。内部的走廊和楼梯间也没好到哪里去，有时候甚至还很危险。据记载，有一栋楼就有“扶手断裂”问题，楼梯也半斤八两：“一只笨重的靴子已经踏穿了其中一级楼梯，用不了多久……整个楼梯就会分崩离析、轰然倒塌。”
那时，波莉知道，她讨到夜宿费的机会十分渺茫。醉酒和疲惫让她头晕目眩，她漫无目的、跌跌撞撞地穿行在东区的街巷中。她倚靠着围墙和建筑物的侧壁，在夜里摸索着前进，寻找能歇息的地方：有台阶的某处，或是略微凹进去的门洞。楼梯下的小空间、公共建筑的楼梯平台、大门没锁的半私人庭院，这些地方都可以用来打个盹儿。波莉一定早就学会了如何寻找合适的地点；然而，由于对这一带比较陌生，她还不了解白教堂那些隐藏着的落脚点都在哪里。恐怕，她连自己拐进的那条路的名字都不晓得。多半是窗户里或远处灯火发出的些许微光吸引她走到了巴克街。她经过一排门面平整的工人砖房，找不到方便歇脚的角落或门廊。再往前走是一段下坡路，沿墙出现了一道门，门稍稍后缩，没有挨着人行道。她可能推了推门，发现推不开，又或者她干脆背靠着门滑坐在地上休息。她沉重的脑袋向下一顿，双眼终于阖了起来。
除此以外，在这个她度过青春岁月的家中，几乎没有其他可供享受的慰藉。沃克一家从未远离过鞋巷或高霍尔本。他们从道斯公寓搬到迪恩街、罗宾汉公寓和竖琴胡同。在圣布里奇和圣安德鲁教区那狭长的中世纪街道上密集的住宅中，空间和隐私好比是天方夜谭。1844年，有人对伦敦人口稠密地区的住房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像沃克一家居住的这种位于封闭短街和窄巷中的建筑，“通风不良且肮脏……是整个街区中……条件最差的”。大多数家庭，全家人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的平均大小约为“2.4米乘3米，从地板到天花板为1.8米到2.4米高”。这些逼仄的房间里要塞进整整一大家子人。道斯公寓，过去是一栋木质结构加石膏外墙的大型房屋，后来被分割成三间独立的住宅，之后又被分割成好几个独立的出租房间，住了不下45人。一张床可能就够全家人睡了，年幼的孩子则睡在床下带脚轮的临时矮床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充当着客厅、饭厅和衣柜。每个角落都放着一些用得着的东西，从扫帚、锅子、水桶到成袋的洋葱和煤炭。社会运动家们忧心于这样的生活条件，也担心这会影响到原本辛勤工作的工匠阶层对道德和体统的认知。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成员当着彼此的面更衣、洗浴、过性生活，如果没有“邻近的便利设施”，就在彼此的面前排便。当一名家庭成员在准备餐食时，一个发着高烧的病童可能正在朝他们身边的尿壶呕吐，与此同时，家长或兄弟姐妹则半裸着站在一旁换衣服。丈夫和妻子就躺在现在孩子的身边，制造着下一胎。人的境况是如此地赤条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除开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写给父亲的那张明信片，我们无从窥见波莉·尼科尔斯的所思所想。艾伦·霍兰从睡在她身边的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深深的忧郁：她关起了心门，孤僻、冷漠而哀伤。不过，从这些粗略的勾画中，一个模糊却独特的女人的模样浮现了出来。面前仍然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去做出推断，去理解那个活生生的她，而不是把她当作故事里的角色。波莉出生在印刷所和出版社之间，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一些故事正是诞生于此。在她死后，她将成为像小扒手道奇、费金甚至奥利弗·崔斯特一样的传奇人物，几经虚构后，她人生的真相变得和这些人一样错综复杂。她是在墨水街上降生到这个世界的，也正是在那里，在报上的豆腐块里、在整版的插图上、在谣言和丑闻中，她将再度归来：一个印刷出的名字。
虽然学校教育直到1876年才成为义务制，但工人阶级中相对富裕的父母往往会把家中的男孩，有时也包括女孩，送到当地的慈善学校或收费学校。这在与印刷业有关的家庭中尤其如此，在这些家庭里，识字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企业主，比如那个时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甚至在工作现场为15岁以下的男孩提供学校教育，还为其员工开办了一个借阅图书馆，以鼓励员工全家阅读。虽然波莉和她的哥哥爱德华也许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资源，但他们很可能在公立学校或英童学校上学。公立学校，如位于鞋巷附近由圣公会组织的伦敦城市公校，为那些还得替家里挣钱的孩子提供非全日制教学。有些工人家庭自认比社区中的底层贫民高一等，他们就更青睐英童学校，相信那里提供的读书环境会严格一点，英童学校里，在男老师或女老师的主持下，年长的孩子会教年幼的孩子功课。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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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卡罗琳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爱德华比波莉早出生两年，弗雷德里克晚出生四年——靠这些收入过着贫寒但稳定的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几十年里，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疾病或突然的失业很可能会使一个家庭陷入拖欠房租的困境，旋即沦落至济贫院。像沃克一家这样中等规模的家庭，每周的平均支出估计为1英镑8先令1便士。在伦敦市中心，一个大房间或两个小房间的租金为每周4先令到4先令6便士。另有20先令要用于购买食物，而买煤、木柴、蜡烛和肥皂的钱最少也要花1先令9便士。像爱德华·沃克这样的熟练工人，除了有大约1先令3便士用于子女教育外，一般还会留出几便士进行储蓄。
1888年9月1日，威廉·尼科尔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由于不确定会面对什么，他觉得自己应该打扮得得体一点，于是穿了一身丧服：黑色长外套、黑色长裤、黑色领带和一顶大礼帽。那天下着雨，当他走进雨中、撑开伞，背向科堡路的家门时——他、罗塞塔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他一定感到一阵生理上的不适。
沃克家从来都不富裕；鉴于她父亲职业的局限性，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富裕的家庭。爱德华·沃克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兰贝斯学会了铁匠的活计，直到“墨水街”的工作隔着河向他招手。他先是利用自己的技术转行当起了制锁匠，然后，考虑到他所在的地段，很可能又转而铸造铅字或设计印刷字样。虽然铁匠是一门讲究技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它的收入仅够糊口。一名出师的铁匠在他职业生涯刚起步时，每天的报酬可能在3到5先令之间，当他站稳脚跟后，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至少6先令6便士，尽管家庭成员的增加会让多出来的几便士显得杯水车薪。
按照约定，他将在停尸房与艾伯林督察碰面，然后去查看那个据说是他妻子的女人的尸体。他已经有三年没见到她了，全然不知三年里她去了哪里，即便这样，会发生如此骇人的事件也是他料想不到的。督察提醒他，波莉的样子可能不太容易辨认，但警方仍然希望他能证实死者的身份。接着，督察护送威廉穿过后门，进入一个院子，院子另一头有个不大的砖棚。他们走了进去，里面放着一副普通的松木棺材。威廉摘下帽子，鼓足勇气看着棺盖揭开。
正是在这片嘈杂声中，在一个局促的旧房间里，卡罗琳·沃克将她的第二个孩子玛丽·安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玛丽·安出生于1845年8月26日，当地报纸说这是“晴朗而干燥的一天”。她出生的地方是一栋有200年历史的破旧房屋，名叫道斯公寓，坐落于鞋巷的火药胡同，这地址名配得上查尔斯·狄更斯笔下任何一位女主人公。事实上，《雾都孤儿》的作者在年轻时做擦鞋工时，就已经对这些破败的公寓和恶臭的小巷很熟悉了，后来他还在附近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过。波莉——卡罗琳·沃克的女儿的爱称——人生中最初的几年将在这样的住处里度过，正如小说中的费金和他手下的扒手男孩们一样。
尽管她浑身是伤，喉咙上有缝合的割痕，腹部被深深地剖开，威廉·尼科尔斯还是认出了他的妻子。他认出了她小巧精致的五官和高高的颧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虽然已毫无生气，但他不可能忘记，同样眼熟的还有她那棕色的头发，自上次一别后，如今已布满了银丝。这的的确确就是波莉，这个名字他曾无数次呼唤过，这个女人曾与他共结连理，并被他打心底里爱着。是波莉，为他生下了六个孩子，给予他们安慰与呵护，在他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在过去的16年里，这个女人和他一起欢笑，一起分享过喜悦。是波莉，年方十八就早早成了他的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步上圣布里奇教堂中间的走道。他们幸福过，即使只是一瞬。
舰队街及其人口稠密的支巷里人流如织。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拉德盖特山上回头望去，眼前“除了乌泱泱、乱糟糟、快速移动着的人群、马匹和车辆之外，什么都没有”，看不到“哪怕一码的人行道——只有沿着一排排房子涌动着的人头，而在马路上，同样是人头的海洋”。在这条宽阔的大道和与之平行的高霍尔本大道之间，是小巷和通路构成的紧凑网络，小路两旁是腐烂的木结构建筑和潮湿的砖头大楼，自17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印刷商、思想家和贫穷作家的家和工作室。邻里之间挨得极近，连一个喷嚏、一句哀号甚至一声叹息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夏日里，家家窗户大开，几乎每条街道都能听到蒸汽动力和手工操作的印刷机的撞击声和搅拌声。
艾伯林注意到尼科尔斯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显然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随后陷入了崩溃。
汽缸运转，皮带传动。随着铅字和墨水印在纸上，齿轮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地板嘎嘎作响，灯光不分昼夜地亮着。在一些房间里，长长的印张挂在晾衣架上，从天花板垂下；在另一些房间里，木箱高高地堆在一起，里面装满了小小的金属活字。有的房间里，人们弯折皮革并定型，将金箔压印到封面上，装订成册。还有一些棚子用来蚀刻铜板、锻造字样。商店里堆满了书籍、报纸和杂志，弥漫着新纸张和扑鼻油墨那令人愉悦的香味。舰队街，连同它周围的所有小道，就像是一个布满巢室的印刷业蜂巢。每个辛劳的工人都裹着帆布，脏兮兮的罩衫和污迹斑斑的围裙是唯一的时尚——越是乌漆墨黑，就说明工人越努力。干印刷的小伙子们从头到脚都是墨粉，跑来跑去地忙活。在以出版业闻名的圣布里奇教区，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耀自己的手指没沾染过墨水，也不会有人想以此自夸。这里是作家、印刷工、新闻工作者、书商以及所有文字相关从业者的家园。
“我原谅你，不管你做了什么。”他对波莉说，仿佛波莉只是在睡觉，她身上残忍的切口并没有结束她的生命。“我原谅你，念在你为我做过的一切。”
1 铁匠之女
威廉·尼科尔斯花了一些时间来平复自己。棺盖被移回原位，艾伯林带着这位悲伤的丈夫穿过院子，走进警局。
1845年8月26日—1888年8月31日